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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才和精神病之间：天才还是疯子 作者：余凤高

1955年4月18日1时15分，当阿尔贝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医院的病床上于睡眠中去世时，在他的桌上留着一份未写完的庆祝以色列独立日贺词，其中有一段写道：“我所追求的只是用我绵薄的力量，为真理和正义服务，即使冒着触犯每一个人的风险，也在所不惜。”

爱因斯坦1939年在普林斯顿的确，尽管这个出生于德国符腾堡的犹太人自觉是一个孤独的旅行者，但是，一种“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一贯都能发出支持和平、自由和犹太民族主义的呼声；当然还有他提出的引发科学和哲学领域掀起一场革命的相对论和万有引力论，这些都无可辩驳地说明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人，一位最富创造性的知识分子，一位世界少有的天才人物。

爱因斯坦死后，尸体被火化了，但大脑被人偷偷地保存了下来。

有关是否该留存这位伟人的大脑，有几种不同的看法。多数人认为，爱因斯坦自己在生前也许已经预见到对他一生的评价，因而在他亲手写的一份遗嘱中表示自己的愿望是死后重归“神秘之土”，将他的尸体火化，然后把骨灰撒在人们不知道的地方，只是并没有强调需“完整火化”。这也就被人认为他是默认在他死后可以让他的躯体，特别是他那富有创造性的大脑为开发人类的智力提供帮助。爱因斯坦的传记作者卡尔·西利格（Carl Seelig）甚至肯定地说爱因斯坦是希望他的大脑被用作研究的，因为在去世的前几个月，爱因斯坦曾写信给他，表达了他希望把自己的身体捐赠于科学事业的想法，只是未能留有明确的指令。但他的遗嘱执行人奥托·纳坦（Otto Nathan）却否定这一说法，认为是否留存大脑得由他儿子作最后决定。最新的看法是卡洛琳·亚伯拉罕在她2002年出版的《占有天才：爱因斯坦大脑不寻常的艰难旅程》（Carolyn

总之，不管人们的看法如何，大脑被留了下来已成为无可更改的事实。那是爱因斯坦去世当天早晨负责检查和解剖他尸体的医生、普林斯顿医院的病理学家托马斯·哈维医生（Thomas Stoltz Harvey,1912—）悄悄收集的。爱因斯坦的家人于第二天读到《纽约时报》报道他的死讯之后在为死者装殓时才发现尸体的颅骨已被开启，大脑已失踪。不仅如此，连奥托·纳坦也不知道出过这种事，尽管尸检、解剖时他都在场。哈维却认为他有权这样做。在家属向他提出质疑时，哈维就以对在医院病逝的人都得进行脑部检查作为搪塞。

哈维将爱因斯坦的大脑切成240片，记录下每片的位置并贴上卷标，保存在堪萨斯州中南部威奇托城（Wichita）他家的几个玻璃瓶中。几年后，他将其中的几片分别送给几位研究者，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玛丽安·戴蒙德博士（）、亚拉巴马大学的布里特·安德逊博士（）和安大略哈米尔顿麦克马斯特大学的桑德拉·威特逊博士（）。以后的岁月中，哈维不管到哪里，总是要把这些大脑切片带在身边。最后他回到了新泽西，把留着的几片大脑送给普林斯顿医院的病理科主任埃利奥特·克劳斯博士（）。

虽然美国的法律没有先例能要求哈维必须将爱因斯坦的大脑交出，但哈维以研究为由始终不让大脑离开自己身边的行为却极受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媒体。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泽西月刊》（New Jersey Monthly）的记者史蒂文·利维（Steven Levy）作了长时间的调查后，于1978年发表了他的调查结果，说大脑仍在哈维当时居住的位于威奇托城的家里。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居心叵测的行为，有人甚至把哈维看成是一名“盗脑者”，他的声誉受到极大的影响，以致不得不放弃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职务。在以后的四五十年里，他曾经到几家精神病人收容所和科研中心工作，还不得不去西部的一座联邦监狱和一些小机构行医，四处迁徙，行踪飘忽。在一次从业资格考试失败、丧失了行医的身份之后，他甚至流落到进塑料工厂做一名普通工人，但他继续保护着这颗20世纪最伟大的大脑。

80年代中期，在拒绝了各种人类学博物馆、野心勃勃的富翁或企业家高价购买的要求后，哈维重新开始对爱因斯坦的大脑进行研究。他把一些切片分送给委内瑞拉、中国、日本、阿根廷等国的科学家；也有一些科学家通过不同途径跟他联系，希望参与研究，他也提供给他们，只是申明仅仅是出借，而不是出售。据称直至1997年，研究过爱因斯坦大脑的科学家不下于一百人，其中有些人定然有所发现，只因种种原因，也许是遵照卡洛琳·亚伯拉罕说到的爱因斯坦的遗言，未能公开发表研究报告。

1997年，八十四岁高龄的哈维经过几次婚姻破裂之后，正与他六十四岁的女友在新泽西州过着隐居的生活，这时，有一位年轻人来找他。

迈克尔·帕特尼提（Michael Paterniti）原是《外界》杂志（Outside）的高级编辑，曾在《滚石》（Rolling Stone）、《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消息》（Details）和《绅士》（Esquire）杂志上发表作品。现在和他的妻子、孩子一起住在缅因州西南部的波特兰。

帕特尼提注意到，有关爱因斯坦大脑的下落一直是网络上热烈谈论的话题，不但科学家对它相当好奇，爱因斯坦迷们也都在不断地探寻，人们传来传去，给事情增添了不少的神秘色彩。英国有位导演还拍摄过一部纪录片，希望揭开这个谜团，但是没有能够作出定论。一天，帕特尼提在与房东闲聊时，随意提到了这件事。恰巧这位房东认识哈维住在堪萨斯州中南部威奇托时的一位作家邻居，于是给他提供了哈维的地址。帕特尼提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与哈维联系，经过多种方式尝试之后，教授终于答应和他见一次面。

在与帕特尼提会面时，哈维教授告诉他，说他正想去一趟加利福尼亚州。

人们不免感到疑惑：哈维所在的新泽西州紧靠大西洋，加利福尼亚则濒临太平洋，一个在东经七十四度美国的极东，另一个则在东经一百三十度美国的极西，两地相距四千多公里。为什么要如此长途跋涉？教授说，爱因斯坦在病中曾对他说起，想作一次横贯美国的东西之行，但是忙于研究工作，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他现在要带着爱因斯坦的大脑，实现他这个遗愿。另外，他还想让爱因斯坦在伯克利的孙女伊芙琳·爱因斯坦（Evelyn Einstein）和他的一个年迈的老朋友看一看这些脑切片；最后返回新泽西，将大脑送回伟人1913年起就在那里工作直至去世的普林斯顿大学，交由普林斯顿医院保管。

早在哈维教授获得爱因斯坦的大脑那天起，苏联的克格勃组织就对它有非分之想，只是未能如愿。美国政府也早已得知爱因斯坦的大脑成了哈维的“私有财产”，由于没有法律依据，不能要求他把大脑“贡献”出来。因此当发现哈维由三十多岁的帕特尼提驾着一辆别克汽车，要将这保管了这么多年的“稀世珍宝”带着离家出走时，联邦调查局大吃一惊，连忙派人秘密跟踪。哈维不知道，他从东到西走了四千多公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竟也跟踪了他四千多公里。

在帕特尼提陪同哈维教授十一天的共同旅程中，两人成了一对好朋友，并顺利地完成了教授的任务；而帕特尼提自己也受惠甚多。他的第一个收获是《驾车送阿尔贝特先生：与爱因斯坦大脑一起旅行》（“Driving 想看书来书包网

大脑送回普林斯顿医院后，医院方面很快就收到几份希望探究的申请报告；随后陆续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其中麦克马斯特大学精神病和行为神经科学部的桑德拉·威特逊、德布拉·基加（Debra ）和托马斯·哈维（Thomas Harvey）共同署名于1999年发表在世界著名的医学杂志、英国的《柳叶刀》（Lancet）上的论文《爱因斯坦异乎寻常的大脑》（“The Exceptional Brain

威特逊教授领导的研究组将爱因斯坦的大脑与他们的大脑收藏库中的三十五位正常男性和五十位正常女性的大脑进行比较，测定爱因斯坦的大脑左右半球的顶下叶区域异常发达，比普通人这一部分的平均厚度多出一厘米，宽度超过百分之十五。他们认为爱因斯坦大脑后上部的顶下叶区发达，为神经元提供营养的细胞浓度高，这会对人的数学思维、想象力及视觉空间的认知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他的思维独特、才智超人。

威特逊的研究组还发现，爱因斯坦大脑的另一个特异之处是，他的大脑从两侧到下部的沟回，比一般人多得多。他们坚信，这一特点可能为神经元提供更多的空间，也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创造更好的条件。因此他们得出结论，爱因斯坦大脑的这些特点是独一无二的。

Einstein”）对爱因斯坦大脑的描述说，它的重量仅有一千二百三十克，甚至不到一般成年男性大脑大约一千四百克的平均值；皮质中神经元的数量也与对照组无大差别。这使人想起最早的一篇论文，玛丽安·戴蒙德、阿诺德·希贝尔（Arnold ）、格里尔·墨非（Greer ）和托马斯·哈维1985年发表在《实验神经病学》（Experimental Einstein”）中说的，他们检验四块爱因斯坦大脑的皮质，与十一位正常人大脑作比较，发现在爱因斯坦大脑的左顶叶，神经元与神经胶细胞的比例都要小得多。不过安德逊和哈维合作的论文强调，爱因斯坦大脑神经元的密度较高，这表明他大脑皮质有较佳的传讯效率，可以解释爱因斯坦的超卓天才。

有关爱因斯坦大脑的最新研究，罗杰尔·多布森（Roger Dobson）2006年6月4日在英国《星期日独立报》（The Independent Sunday）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窥视爱因斯坦的大脑》（“A Peek into Mind of a Genius”）的文章。这是美国和阿根廷的科学家们完成的。

文章说到，在最新的研究中，科学家将爱因斯坦和四个差不多年龄的男性大脑进行对比，证明他们之间在结构上有明显差异，发现他大脑中的有些部分比其他人的大，如以前发现的，脑细胞也更多。研究者发现，爱因斯坦大脑的多个神经元都含有更多的胶质细胞，表明他的大脑需要并可运用更多的能量。胶质细胞的作用是为神经元提供支持和保护，从而会增强处理问题的能力。

研究者发现，爱因斯坦大脑一个区域中的沟回具有不同寻常的模式，这被认为与数学技能有关。它比其他人的大脑宽百分之十五，这种不同可能起着更好地联结与数学能力有关的神经细胞的作用。

但是文章最后提到，“研究者们说，爱因斯坦大脑的结构也许并不是唯一的，其他的人也可能有类似的大脑，只不过从来没有机会使用罢了。他们说，也许拥有‘特殊’大脑和思想的人比想象的要多。他们之所以没有受到注意，或许是由于社会文化条件的关系，或者是被早年不佳的健康状况，或妊娠期和幼年期遭遇变故，或童年时成长环境不够好所抵消（糟蹋）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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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通过研究天才人物爱因斯坦的大脑，对于大脑与天才到底有些什么直接的关系，似乎仍然得不出重要的结论。不久前，加利福尼亚大学实验室的马克·利思戈博士（

德国诗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德国诗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被公认是世界文学的巨人，一个伟大的天才。他在自传《诗与真》和晚年与他的助手和挚友约翰·彼得·爱克曼的谈话中对天才的论述，以自己亲身的艺术感受来切入，使人感到亲切而具体。

由于时代的限制，歌德对天才的认识虽然还不能完全越出“神力”说的窠臼，但他对什么是天才的认识，甚至与最新的科学研究都非常一致。

在歌德看来，天才的标志也是创造性，即他所说的“创造力”。他说：天才就是“成就见得上帝和大自然的伟大事业的那种创造力”（朱光潜译）。歌德的这一看法，与近代以来的研究所公认的见解很接近，这见解认为天才应具有并非由于他的出身而应该是通过他自己直接所作出的实际成就所反映出来的高度独创性和创造性。从创造力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歌德提出：

一个人是否具有天才的创造力，“不能只凭他的作品或事业的数量”来衡量，而是要看它是否产生持久的影响。他批评有些诗人，诗集一卷接着一卷地出版，但这些诗，既无生命，又无持久性，因此他认为，实际上，“这种人应该被看作最无创造力的”。相反，如著名小说《威克菲尔德的牧师》的作者、英国的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他写的诗主要只有《荒村》，“数量上不值得一提”，但歌德强调，“我还是要说他是最富于创造力的，正是因为他的少量诗有内在的生命，而且还会持久”。

二、 由于天才的标志就是创造力，所以歌德认为某一个人是否天才，“与所操的是哪一行哪一业无关”，重要的是看是否属于具有“发生长远影响的创造力”。歌德相信，并不是只有诗人、艺术家才可能是天才，像洛伦兹·奥肯（Lorenz Oken,1779—1851）和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t,1769—1859）这两位德国自然科学家和腓特烈大帝、彼得大帝、拿破仑这三位政治、军事家，都无愧是天才，“关键在于有一种思想、一种发明或所成就的事业是活的而且还要活下去”。

三、 歌德认为创造力有来自于上界的和来自于尘世的两种。前者如每一个最高级的创造、最重要的发明或产生重大影响的伟大思想，在他看来，“都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都是超越一切尘世力量之上的。人应该把它看作来自上界……看作纯是上帝的婴儿……”而后者是“服从尘世影响、人可以更多地凭自己的力量来控制的”创造力。歌德这里所谓的“凭自己的力量来控制”，实际上就像前人说的，涉及技巧对天才的助力作用。

歌德的这些观点，虽然不是作为专门的理论，而是随便谈出，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另外，歌德还以自己和他人的实际事例论述了健康和青春对天才创造力的影响，也很有启发性。

德国哲学家弗雷德里希·黑格尔格奥尔格·威廉·弗雷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im Frierich Hegel,1770—1831）作为近代哲学体系的伟大奠基者之一，虽然被认为是一个绝对唯心主义者，但在当时有关天才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他的辩证法使他没有陷入片面性，而能够作出比较切实的判断。

黑格尔认为：“天才是真正能创造艺术作品的那种一般的本领以及在培养和运用这种本领中作表现的活力。”（朱光潜译）黑格尔这里所谓的“活力”，也就是康德和歌德说的“独创性”和“创造力”。黑格尔认为这种活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资禀”，但他同时强调指出，仅仅依靠这种先天“与生俱来的资禀”，是不能达到天才的创造的，还得在后天“再加上教育、文化修养和勤勉”。

对天才所必须具备的先天和后天方面，黑格尔是这样解释的。

黑格尔说，任何一个真正的天才艺术家，内心“都有一种天生的自然推动力”。这是天才艺术家无需费力便能以他独特的感受和知觉方式，非将自己的情感思想马上表现为艺术形象不可的“一种直接的需要”，如音乐家以乐曲来将他胸中鼓动的最深刻的东西表现为一个曲调，画家将他的情感马上变成形状和颜色，诗人将他的情感马上变成表象等。但是黑格尔指出，艺术家的这种能力不仅是一种想象力、幻想力和感觉力，“而且还是一种实践性的感觉力，即实际完成作品的能力。”因此，各门艺术的艺术家都“需要广泛的学习、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多方面的从训练得来的熟练”。这两方面在真正艺术家的身上是结合一起的。这也就是先天的才赋和后天的技巧的结合，两者是“携手前进的”：“天才和才能愈卓越，愈丰富，他学习掌握创作所必需的技巧也就愈不费力”；而这种经过充分练习所达到的“高度的熟练”“仍然是一种天生的资禀，否则只靠学来的熟练决不能产生有生命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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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不但以他自己独特的语言把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努力或技巧解释得相当透彻，还论述了天才的民族性、天才与想象、天才与灵感的问题；他有关天才艺术家的自然推动力的看法，与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1908—1970）在论动机和人性所能达到的境界时所说的“高峰体验”差不多，却比后者早一二百年。

与康德、歌德、黑格尔一样，另一位德国大哲学家叔本华也把“创造性”看成是天才的标志。但是他像意大利的隆布罗索一样，着重揭示天才与精神病的关系。

意大利精神病学和犯罪学家切萨雷·隆布罗索意大利的切萨雷·隆布罗索(Cesare Lombroso,1836—1909)从进入维也纳大学和帕维亚（Pavia）大学学习起，就对病理学发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在帕多瓦、维也纳和巴黎从事精神病学的研究，于1862年成为帕维亚大学精神病学教授，随后任佩萨罗（Pesaro）精神病院院长、都灵（Turin）大学的法医学和精神病学教授。在七十多年的岁月里，他写出了大量著作，其中如《天才与疯癫》（Genio e

隆布罗索对天才，尤其是天才和精神病的关系，作过深入的研究。他的这部厚达四百页的学术著作《天才的人》，基于对有文献记载的文学、艺术和其他许多领域中数以百计的天才人物的追索，不但考察了天才的特征，还研究了天才的成因，列述气象、气候、种族、遗传和疾病等各种因素对天才成长的影响。隆布罗索此书的主要论点是认为疯癫是天才人物的主要特征。他可谓19世纪中最先检验天才与疯癫有联系的学者。

隆布罗索说：“事实是，不要说有众多的天才人物在他们一生的某个时期，都是妄想幻觉的人或者精神错乱的人，或者像（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ambattista Vico）那样伟大的一生都是在发狂的人，还有多少的大思想家，他们的一生都表明他们是偏执狂或妄想狂。”隆布罗索特别举了叔本华的例子，说他“向我们表现出是一个十足的疯狂的天才”。他就叔本华的妄想狂症状说：“他总是住在低层，以防发生火灾；不放心让理发师为他理发；把金币藏到墨水瓶里，把信压在床单下。他害怕拿起剃刀，害怕不属于他自己的杯子会传染某种疾病……”叔本华的一位传记作者证明说：“坚信‘天才和疯狂相互为邻’的叔本华本人并不反对隆布罗索把他列入天才与疯癫者之列。”

德国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德国著名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是反理性主义的唯意志论者，又是“生命”哲学的先驱者。他对天才的问题非常关注，不但在他最主要的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有重要的论述，还专门写了《论天才》的论文。

叔本华对天才的论述相当全面，论述了天才的本质和性能，指出天才具有“双重智力”，还涉及天才与想象力、天才与面相、天才与时代、天才与遗传，特别是他对天才与非理性、也即天才与疯狂的关系的论述，是叔本华最深刻、最有见地的观点。这是叔本华与隆布罗索对天才研究的重要贡献。

叔本华声称，天才“常表现出一些真有点接近于疯癫的弱点，天才的性能和疯癫有着相互为邻的一条边界，甚至相互交错”。他不但说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有关天才与疯狂的论述，说到“天才与疯癫直接邻近的事实可由天才人物如卢梭、拜伦、（18世纪意大利诗人）阿尔菲耶里（Vittorio Alfieri）的传记得到证明”；他还以自己的亲身见闻为例，说：“在参观疯人院时，我曾发现过个别的患者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禀赋，在他们的疯癫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的天才，只不过疯癫在这里总是占有绝对的上风而已。”

虽然叔本华以柏拉图《斐多篇》中的“没有某种一定的疯癫，就成不了诗人”的论述为经典，但不像柏拉图那样，认为天才是由于有“神力凭附”。在叔本华看来，天才的发生完全是因天才人物本身的生理结构，即他说的“‘天才’的异于常人的素质”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叔本华有他自己的解释。

叔本华说，在生理学中有所谓“由于不足的异常”和“因为位置变动的异常”两种，天才的本质就是在于“智力的异常剩余”，这“异常剩余”表现在，如果一个普通人是由三分之一的智力和三分之二的意志所组成，那么天才则是由三分之二的智力和三分之一的意志所构成。在这种情况下，　　　　“智力忽然摆脱意志的羁绊而自由奔放，也就是说智力不再为意志服务，而且也不是陷于不活动或松弛的状态，在短暂间能够完全独立自发地活动。这时的智力有最大的纯洁性，犹如反映世界的一幅明镜。因为那时的智力已完全脱离自己的根源——意志，而集中于一个意识，形成‘表象的世界’，在这一刹那间，所谓不朽作品之‘魂’便附于其上。”叔本华说，这就是所谓“天才的激发”或“灵感的来临”。相反，在故意思考的场合下，因为“智力受意志的领导，由意志指定方向，智力完全不得自由”，就不可能出现什么“灵感”或“天才”。但是这样一来，“人的智力每超出通常的限度，作为一种反常现象就已有疯癫的倾向了”。所以叔本华认为，主要是“天才特有的意志和智力的分离”，才使“天才与疯癫非常接近”，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天才研究史上，英国的弗朗西斯·高尔顿（Sir Francis Galton,1822—1911）是一个重要人物。高尔顿不但在什么是天才的问题上特别指出，一个天才人物应具有由杰出的实际成就反映出来的高度创造性；而且在具体研究上，一反以往先验的哲学思辨的方法，而运用有相当可信度的统计学数据，来证明天才是可以遗传的，并据此创立了他名之为“优生学”（eugenics）的一门学科。他的这种统计学的研究方法以后经常被人用于对天才人物的研究和其他的研究上。

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的心理学家刘易斯·马迪森·特曼（Lewis Madison Terman,1877—1956）就对天才的问题作了长达数十年的研究，他的有关天才的一个重要指标——智商——的看法曾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德国的恩斯特·克雷奇默（Ernst Kretschmer,1888—1964）1913年从蒂宾根大学学完哲学和医学毕业后，第二年即以发表一篇躁狂抑郁症妄想的论文开始他精神病学的研究生涯。这方面进一步的进展是他最有名的著作《体格和性格》（K?rperbau und Charakter, 1921；英译Physique and Character）与1926年成为马尔堡大学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教授之后撰写的《天才人物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Men Genius,1929）。前书认定某些精神疾病在特定的体型中较为常见，如身材细长的人大多具有一种内向的气质，这类人也容易患精神分裂症；而粗矮丰满型的人则有躁狂抑郁症气质，等等。

在《天才人物的心理学》中，克雷奇默认同天才具有遗传性。他从精神病学研究出发，一方面指出躁狂抑郁症不仅常见于天才人物，也常见于天才人物的其他家庭成员；同时还肯定躁狂抑郁症与天才人物的创造性的关系。不过克雷奇默并不是笼统地肯定这种关系。他说，躁狂症犹如是创造期，抑郁症则犹如是孕育期，只不过严重的抑郁症是反创造的，只有比较温和的抑郁症才有助于创造性。因此，克雷奇默的结论是：“天才的心灵……并不是放纵无约束的、绝对的力能，而是严格服从血液化学和内分泌腺的生理学规律的。”

在中国，历来也承认天才的存在，如认李白为“诗仙”即是。北齐的颜推之在他的《颜氏家训》中说：“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也。”这与品达罗斯说的差不多。鲁迅也承认天才，他在《坟·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明确说：“天才大半是天赋的”，虽然他强调后天的重要性。崇尚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作家郁达夫更服膺欧洲浪漫派的天才观。鲁迅在他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中的说到的“性解”时，特地在这个词的后面用括号注明英语“Genius”，也就是“天才”。日本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伊藤虎丸指出：鲁迅在这里“使用的‘性解’（Genius）或‘天才’一词，其语义还含有它本来含有的‘魔’（神魔）的意思。是……属于‘文艺复兴人的理想’的‘天才’的谱系，它具有‘独创的、创造的、建设的、行动的性格’。”而创造社所说的天才，“则意味着具有早熟的性格和富有灵感的‘敏锐感觉’，从而能先于一般群众而敏感到时代的苦闷的先进人物。”（孙猛等译）

2、天才和“潜在天才”(1)

的确，许多天才都有丰满的脑量，但有些天才的脑量并不丰满，而有些普通人尽管有丰满的脑量，又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天才。这就如许多学者说的，天才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富于创造性：有些天才人物从小就显示出这种创造性，有些则要到晚些才显示出来，另外还有一些人，小时候看起来像是富有超人的才性，似乎长大后定然是一个天才人物，但最后终究也没有显示出这种极大的创造性来，因而仍旧算不上是一个天才人物。

小提琴家的儿子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从小就显示出卓越的音乐天才，三岁即能辨认拨弦琴键上奏出的和弦，四岁能弹短小乐曲，五岁还会作曲，把曲谱信笔涂写到纸上。不到六岁，他父亲把他和与他同样富有音乐才华的姐姐玛丽娅·安娜带往慕尼黑，在巴伐利亚宫廷演奏；数月后，又去维也纳，在奥地利帝国的皇宫以及贵族宅邸献演；后来还扩大到在公共场合和教堂即兴作曲演出。就在1762年的10月13日，莫扎特穿上一件镶金丝花边的淡紫色外套，由父母带着来到申布伦宫（Schonborn,亦译“美泉宫”），坐到钢琴旁演出，受到玛丽亚·特雷西亚女王的觐见。1767年或1968年的9月，莫扎特又由家人陪同再次去维也纳，并在宫中指挥了自己的一部作品。在这里生活的十五个月中，莫扎特接受德国医生、现代催眠术的先驱弗朗茨·安东·梅斯梅尔（Franz Anton Mesmer）的邀请，用德语写了一部独幕歌唱剧《巴斯蒂安与巴斯蒂安娜》（Bastien and Bastienne），于当月在梅斯梅尔的花园里进行首场演出。第二年，少年作曲家即被任命为萨尔茨堡宫廷名誉指挥……

仅仅以此来说明莫扎特是一个成就卓著的天才是不够的。

音乐能力是最具独立性、也是最富先天性的智能，它只需很少的外界刺激便能显示出来。一个人如果有一副先天具有的好嗓音，情感激发之时，随便哼哼，也就可能哼出一段旋律相当优美的或者异常深沉的曲子。不像文学，非得要有相当的生活积累，才可能写出一篇生动的小说或者一首好诗。这就是为什么在音乐领域最容易看得到少年天赋的原因。在古典音乐家中，不少都像莫扎特那样，在少年时就天赋外射。德国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1809—1847）甚至比莫扎特还早就成为一名演奏能手，童年即作有大量乐曲，包括五部歌剧、十一部弦乐与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和赋格曲。现代小提琴大师、美国的耶胡迪·梅纽因（Sir Yehudi Menuhin,1916—1999）四岁开始学琴，七岁公开演奏门德尔松的协奏曲，引起轰动，十多岁广泛巡回演出，以其娴熟的技巧获得赞赏。

例子还可以一直举下去，但仅这些已经足够使人觉得，天才一个个都是超人，他们天资卓绝、悟性过人、才能非凡、成就辉煌，同时还可以看到他们往往又是个性特异、行为怪癖，常常像是一个疯癫的精神病人。莫扎特就是一个循环性精神病患者（cyclothyme）。而所有这些，又都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对这些人，人们就充满神秘之感，必欲一究其风采，探求其生理、心理的奥秘；甚至对天才本身，即什么是“天才”，或者说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天才”的问题，也讨论得很多。

不错，说“天才”首先是指超常的智力，或者具有超常智力的人，这在学术界是比较一致的看法。但是怎么看待这所谓的“超常智力”，却有不同的理解。特曼的看法可作为一种代表性的意见。

刘易斯·马迪森·特曼（Lewis Madison Terman, 1877—1956）是美国的一位心理学家。他于1902年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1905年获克拉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0年起在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任教，六年后升为教育学教授。就在这年，作为对法国人比奈—西蒙智力测验（Stanford Revision of the Binet?Simon Intelligence

苏格拉底、柏拉图更是对神的存在怀有虔诚的信念。他们都相信天才的发生来自于“神圣的疯狂”，认为“神对诗人们像对占卜家和预言家一样，夺去他们的平常理智，用他们做代言人”。这就是说，神是在诗人陷入疯狂之时，将自己的“神力”依附到他的身上，让他来做自己的代言人。

这当然是一个无法重现、更无法证明的命题，但却可以找到大量被认为可信的记述来做它的佐证。

从原始时代起，直至近代文明社会，仍有很多人相信祭司、巫师、萨满等人具有超自然的力量，他们不但会治病，还能占卜未来。这些人的这种天赋才能是怎么来的呢？这是方志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十分感兴趣的事，如对于萨满，他们的著作中就有很多详细的记载和描述。

萨满（shaman）可以说是人类所知的奥秘经验中最古老的一种，这是许多民族类似宗教体系中被认为能与世外世界沟通的人，他不但主持社团祭祀，还会占卜、治病、预见未来，寻找失落的人和物，据说甚至能护送死者的灵魂去往世外世界。他的这种才分，像天才人物一样，一般是世袭遗传的，如果没有遗传的机遇，要想获得，只有经历一番类似于濒临死亡的过程之后才有可能。如：有这一要求的人必得独人居住、定时禁食和祈祷；随后往往要以自我摧残来折磨肉体，有时还要越过大火、洞穿木板、沉入水底；这样，随着激情的增剧，在他们病态无意识的精神恍惚中，才可能有神鬼附身。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罗伯特·F·墨菲（Robert

“灵感”对于天才诗人创作的重要作用，不仅在古代的希腊、罗马，就是在今日，也是一个相当流行的看法；而且一直来，人们还坚信这些天才人物总是带有几分疯狂，以致有些自以为赋有天生才性的人，也往往不修边幅、行为古怪、纵情酒色，装出一副狂狷的模样。但是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他虽然与他们一样，相信天才与疯狂有密切的关系，但对这天才怎样会在疯狂中发生，却与他们的看法不同。

在他的美学著作《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声称：“诗的艺术与其说是疯狂的人的事业，毋宁说是有天才的人的事业。”据此书中文译者罗念生的注释说：“一般校订者把这句话解作：‘因此诗人要有天才，或者有几分疯狂’……”表明亚里士多德相信，疯狂对于一个天才诗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不过亚里士多德不像柏拉图，他没有把这天才的发生看作是在疯狂中有神力凭附，而认为是“出于人的天性”，因为在他看来，“那些自始即有天赋的人，逐渐予以发展”之后，便能“兴之所至，出口成诗”。那么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谓的“天性”指的是什么呢？

亚里士多德出身医生世家，他父亲任马其顿国王阿敏塔斯三世的御医，是以医神阿斯克列皮俄斯为名的学会的会员。医学是古希腊某些家庭的世袭领地，子承父业也是当时的惯例，因此亚里士多德从幼年时代起便学习行医的基础知识，并开始阅读西方医学之父、希腊最著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前377）的著作，使自己日后在医学的基础学科生物学研究中显示出极高的才华。

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一位古代知识的集大成者。他的知识体系博大精深，包含了当时的绝大多数科学和多门艺术，涉及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形而上学，还有历史、文学理论、修辞学等。当然，他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在他死后的数百年间，还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对知识有过如此系统的考察和全面的把握。

希腊医学发展到以希波克拉底为代表的柯斯（Cos）学派的时期，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威廉·C·丹皮尔在《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中就这一学派指出，“他们坚决主张进行精微的观察和周密地解释症候”，“因而具有现代精神”。由此可见，家庭的医学背景使亚里士多德比起柏拉图来，较少受“万物有灵论”思想的影响，而较多地接受由“具有现代精神”的希波克拉底学派所奠定的希腊医学和生物学的概念和实践。虽然从他的著作中看，亚里士多德常常从抽象出发，相信自然界的任何行为都有一个“最后因”，但是具体到对某些事物的看法时，很多方面仍然是物质的。希波克拉底承袭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念，认为世界上一切的本质都可以在热和冷、湿和燥这四种不同而相反的本原中找到；正是这四种性质的两两结合，才形成土、水、气、火四种元素，再经由土、水、气、火这四种元素按不同比例，组成不同的物质。亚里士多德还相信希波克拉底学派的理论，认为人的躯体也是由四种元素——他们称之为“体液”（humours）——组成的。

在希波克拉底（事实上当然不是他一人所写的）《论人类的自然性》的第四章中这样说：　　　　“人的身体内有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这些元素构成了人的体质，通过这些元素便有痛苦的感觉或享有健康。这些元素的比例、能量和体积配合得当并完善地混合在一起时，人就有完全的健康。当某一元素过多或缺乏时，或一种元素单独处于身体一处，或与其他元素不相配时，便感到痛苦。当一种元素离开其他元素而孤立时，不仅仅是它原来的地方要闹病，就是它所停留的地方也要闹病；因为过多就造成痛苦和疾病。事实上，当一种元素流出体外超过所应当流出量时，这个空虚处便酿成疾病。另一方面，假如体内发生这种空虚，即当某一元素移动或离开其他元素时，依上面所说，人一定感到双重的痛苦：一在该元素所离开的地方，一在元素所流到的地方。”

希波克拉底“体液”学说的基点是：相信构成人体的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这四种体液，分别与火、水、气、土有关，同时还受到各个星球作用的影响；人体的健康是由于体液的结合和谐（crasis），患病则是由于体液不调（dycrasis）；而且这些体液的组合不仅影响到人的肉体的健康或患病，还影响着人的精神，包括人的气质、情感、行为和个性特征。如一个人的血液过盛，此人就属于多血质气质，若是粘液质、黄胆汁、黑胆汁这三种体液过盛，那么他们便分别属于粘液质气质、胆汁质气质和抑郁质气质。多血质气质的人一般都性格快活、乐观、温柔、仁爱；他们满怀希望，贪求享受，但为人轻信，遇到挫折也容易灰心失望、郁郁寡欢。这种气质常常是王子和恋爱的幸运儿所固有的。粘液质气质的人，特点是平静、冷漠，不易激动，怯弱胆小，愚钝呆笨，倔强执拗，好色淫逸，其中受到金星作用的被认为是妇女、儿童和银荡子所固有的，受到月亮作用的则是属于傻子和蠢人所固有。胆汁质气质的人骄横急躁、鲁莽易怒、气量狭窄、妒忌任性、报复计较，其中受到太阳作用的是统治者和任性女子所固有，受到火星作用的则属士兵、酒鬼和爱喧闹的人所固有。抑郁质气质的人总是郁郁不乐、心情沮丧、冥思妄想、情绪反复、喜怒无常、尖酸刻薄，甚至往往患躁狂抑郁性精神病。

亚里士多德就承袭了这一“体液”理论，认为是这四种“体液”的组合，决定人的天性，使某些人具有天才的素质。在《论灵魂》和《问题》等文中，亚里士多德举例说到，与“大部分诗人”一样，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公元前490—前430）、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之所以成为天才诗人和哲学家，就是因为他们体内那像酒一样迅速流动的“黑胆汁”在起作用。亚里士多德相信，黑胆汁不仅会使人经常显得不安静、容易激动、喜怒无常，甚至有一种精神错乱的倾向，但它同时也是激发一切天才人物的天性的火种；体内有适量黑胆汁的人是天才，而黑胆汁过多的人则是疯子，所以随着黑胆汁组合的变化，天才便常常陷入疯癫状态。由此，亚里士多德就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在哲学、政治、诗歌和艺术上有非凡天才的人都明显地是忧郁症患者。”这就是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天才果然与疯癫密切相关，但是天才的发生并不是人在疯狂之时有神力依附，而是在于人体内体液组合的作用。

希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有关体液对人的天性包括引发天才或疯癫的作用的观点，影响十分深远。著名的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在写作《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时，就常常按照这一学说的尺度来选择和猜测他笔下的政治天才，他可以说是第一个从这一学说获益的人。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一学说就变得更为时髦了。

马尔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他先是在佛罗伦萨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医学；在接触了柏拉图的著作和新柏拉图主义者作品的拉丁文译本之后，他用整个后半生致力于柏拉图和柏拉图学派的著作的翻译、解释和宣传工作，是把柏拉图著作全部译成西方语言的第一人。菲奇诺吸取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对天才认识的精华。他承认疯癫在天才人物身上的普遍性，但排除了神力作用的臆测，而相信有一些人，如亚里士多德说的，由于体内那抑郁质的气质，使其性格抑郁、情绪沮丧，并不时爆发成躁狂抑郁性精神病。他曾以自己这一有关天才的认识，同时参考了当时盛行的占星术，对佛罗伦萨著名的梅迪契家族的儿童们的才性进行考量。他看到乔万尼·德·梅迪契（Giovanni Medici,1475—1521）在年幼时被锁在不同的大教堂和小修道院里，心情显得抑郁而反复无常，但仍表现出非凡的才性，七岁被任命为修道院院长，十一岁那年接管了圣本尼迪克在罗马东南面卡西诺山建立的意大利最著名的隐修院，并在十三岁时成为教廷内阁成员，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内阁成员，于是便预言说，小乔万尼将来有一天必然会做教皇。果然，乔万尼于1513年在教皇尤里乌斯二世死后，被选为教皇，称列奥十世。因此，美国耶鲁大学艺术学院的D·雅布罗·赫什曼（）和耶鲁—纽黑文医院的精神病学家朱利安·利布 (Julian Lieb)在他们1988年出版的《天才的奥秘、躁狂抑郁症和创造性的生活》（The Key to Genius, Manic?Depression and the Creative Life）一书中称赞菲奇诺“把亚里士多德的忧郁症天才的概念与柏拉图的疯狂灵感的思想结合起来，因而是将天才和今天被认为是抑郁性精神病联系起来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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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液”学说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影响，在戏剧家们的创作中可以看得十分明显。那时，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和本·琼森（Ben Jonson,1572—1637）兴致勃勃地以“体液”理论来创作出了他们一系列的所谓“体液喜剧”（comedy of humours），批评家约翰·德莱登（John Dryden,1631—1700）也借用这个理论来分析戏剧中的人物性格；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的人文主义代表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他的那些不朽悲剧中的人物，就都是以这“体液”理论为根据来塑造的。正是基于体液组合对天才和个性的影响，莎士比亚才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把“智慧的疯狂”这两个似乎矛盾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在《威尼斯商人》中指出“脑子可以给血液制定出法律，但热烈的脾性会越过冷酷的法令”，在《仲夏夜之梦》中说“疯子、情人和诗人”一样“都富于混乱的思想和成形的幻觉”。在《哈姆莱特》中，莎士比亚对天才的发生更是谈得很多，如什么“神经有了毛病”，是“病态的结果”，甚至特别借哈姆莱特之口，进行了这样的病理分析：　　　　“……由于品性上有某些丑恶的瘢痣：或者是天生的——这就不能怪本人，因为天性不能由自己选择；或者是某种脾气发展到反常地步，冲破了理性的约束和防卫……”简直就像是在解释为什么体液会引得人陷入疯癫。

时间过去了几百年，但是由希波克拉底学派开创的，认为天才决定于人的生理构成的理论，至今在总体上仍得到有关学者的广泛认同，尽管在具体的方面可能还会有某些不同的解释。

16、17世纪，甚至到18世纪上半叶，唯理论都非常盛行。这是从毕达哥拉斯的“一切都是数”和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学继承下来的一种理论，相信实在本身具有内在的逻辑结构。法国的医生和哲学家朱里安·奥弗鲁·德·拉·梅特里（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1709—1751）就从这唯理论出发，对精神现象作出解释，为心理学上的行为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梅特里从自己和病人身上观察到，心灵状态对肉体状态有紧密的依赖性。这种观察使他相信，精神现象与头脑和神经系统中有机的变化有直接的联系；人的生命和感觉能力完全附属于构成整个人体的元件，心灵不过是有机体的一种功能，尤其是脑的功能。因此，在他看来，一个人就好像是一部机器，并据此写出了《人是机器》（L?homme machine,1748）这么一部著作。

在《人是机器》中，梅特里写道：“有多少种体质，便有多少种精神、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风俗。……只有医学才能借改变躯体而改变精神、风俗和习惯。这是真的，是黑胆、黄胆、粘液和血液这些体液按照其性质、多寡和不同方式的配合，使每一个人不同于别人。”（顾寿观译）

看得出来，梅特里这里说的就是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是指由于体液的组合，才既会使一个天才变得愚蠢，又会使一个病愈的白痴成为非凡的天才。

另一位著名的唯理论者、法国哲学家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对天才有很多精辟的论述。

在他作于1761年和1774年间的小说《拉摩的侄儿》（La Neveu de Rameau）中，狄德罗以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作家若望·拉辛（Jean Racine）为例，热烈赞扬天才人物纵使在一千年后还仍然“是大地上所有地方的人们崇敬的对象”；并表示同意“没有一个伟大的心灵不带一粒疯狂的种子”的观点。

《拉摩的侄儿》虽说是一部小说，但书中的主人公却确有其人，他是法国作曲家、弦乐演奏家让·菲利普·拉摩（Jean Philippe Rameau,1683—1764）的侄儿让·弗朗索瓦。他生于1716年1月30日，是耶稣会学校的学生，他非常懒惰，只对音乐有兴趣。二十岁时他去当兵，两年后离开，进了修道院，后来又还俗了。向他叔叔求援遭拒绝后，他就到处流浪，以教授歌唱和钢弦琴为生；然后回到巴黎，有幸招收到一些上流社会的少女做学生。让·弗朗索瓦头脑有些不正常，情绪也反复无常，曾因在舞台上辱骂歌剧院经理而被关进主教法庭；在咖啡馆里，他的男低音常与摔杯子或敲桌子的声响交织在一起。后来他终于得到帮助，在1756年出版了《六组各种特点曲调的新钢弦琴曲》等作品后，于第二年雇来全巴黎的女性手摇风琴演奏者，为他的婚礼助兴。他对新娘说：“你就是美德的化身。”可是婚姻仅持续了四年，他又过起流浪生活。后来他写过两本书，卖掉他的提琴以乞讨为生，使人们对他感到十分厌恶，最后死于一所修道院。

一位了解弗朗索瓦·拉摩的人说：“这个人物是我所认识的最不同凡响的人。他生来就天然禀赋着远远不止一方面的才华……”拉摩的侄儿的非凡才华，使他对音乐有一套精辟的见解，并能像有神灵启示似的将歌唱的美表现得淋漓尽致。总之，他是一个既有一定的天才、又带有相当精神病态的人。

作为一位唯理论者，狄德罗自然不相信柏拉图那天才起于神力的凭附的思想。他甚至曾经因为发表《给有眼人读的论盲人的书简》、宣扬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而遭到三个月的监禁。狄德罗涉猎过医学和生理学，尤其对感觉器官、神经、大脑作过认真而切实的研究，写出了《生理学基础》（1774—1780）一书，被认为“创立了现代心理生理学”。狄德罗的这本书里有一句名言，说“结构决定功能”，这话的内涵，借用研究狄德罗思想的法国学者亨利·勒费弗尔（Henri Lefebvre）的话来说，是指一个人的生理结构能够“决定人的官能和需要”。在这本《生理学基础》中，狄德罗还说到，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生理上是完美和极为健康的，好像是直接针对尤维纳利斯“健全的思想寓于健全的躯体”这句格言而发的。在理解了狄德罗的这两个看法之后，对他有关天才发生的看法，大致也就不难可以猜到几分了。

d?Alembert）共同主编的《百科全书》撰写“天才”这一条目作准备的一段笔记中，狄德罗写道：“有天才的人：诗人、哲学家、画家、音乐家，都有一种我无以名之的特殊的、隐秘的、难以下定义的心灵的品质；缺乏这种品质，就创作不出极其伟大、极其美丽的东西来。是想象力吗？不是。我见过一些美丽而丰富的想象力，它似乎大有可为，然而却毫无成就，或成就甚少。是判断力吗？不是。判断力强的人写出的作品松散无力而又乏味，这是屡见不鲜的。是风趣吗？不是。风趣的人说话漂亮，做的事却微不足道。是热情、机灵、甚至狂热吗？不是。热情的人激动了半天，什么有价值的也做不出来。是敏感吗？不是。我见过一些人，他们的心灵动辄被深深地打动，听见崇高的故事，就不能自制，兴奋、沉醉、疯狂起来；听见动人的词句，就要落泪，然而无论是说话还是写作，都像孩子一样结结巴巴。是情趣吗？不是。情趣与其说创造美，不如说弥补缺陷；这是可以或多或少地培养的才能，而不是天赋。是头脑和脏腑的某种构造，内分泌的某种结构吗？我同意，不过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承认，无论是我还是任何人，对这一点都没有确切的概念，此外还得添上观察力……”（桂裕芳译）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在狄德罗心目中，一切什么想象力、判断力或者风趣、热情、情趣等，与天才的关系都不是最主要的，而认为天才是“天赋”的“一种我无以名之的特殊的、隐秘的、难以下定义的心灵的品质”；并特别强调是由于“头脑和脏腑的某种构造，内分泌的某种结构”的缘故才发生的。至于他所说的“观察力”，则是指这种天赋可以“不必费劲、不必专心致志就能起作用；它不注意瞧，却一览无余；它无师自通，不下工夫就知识渊博；它记不住任何现象，但现象却使它深受触动；现象给它留下的，是其他人所没有的一种感觉；这是一种稀有的机器，它说，这事能成……果然就成；那事不能成……果然不成；这个对那个错……果然一一应验。无论在大事或小事中，它都显现出来。”这段话可以被看作是发表于1757年《百科全书》第七卷中“天才”这个正式条目里与此有关的详细论述的提要，但恰恰前面那段没有被写进这个正式条目，使人觉得狄德罗仿佛还对七年前的监禁心有余悸似的。而可贵的正是前面这段对天才与想象力、判断力或者风趣、热情、情趣等的关系，并像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那样，从生理学出发，指出天才的发生是起于人体的构造和结构，或者说是起于这些构造和结构的变化；至于不必费劲，不必专心致志，就能怎么怎么，则不过是指天才人物的人所共知的才性而已。

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这段时间里，一股与个性、主观、非理性、想象、情感等融为一体的巨大势力，横扫整个欧洲的文明。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在这个主要产生于文学和音乐、绘画等艺术领域里的反权威、反传统、反对古典模式的伟大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最最卓越的作家、艺术家。不用说，他们大多都是天才人物。

英国哲学家贝特兰·罗素指称浪漫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善感性”（la sensibilité），并解释说“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容易触发感情……的一种气质。”对于这种感情，法国浪漫主义女作家乔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认为，那是“非理性的”感情。德国浪漫主义领袖、诗人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索性说到底，说“浪漫主义是病态的”。对于这种“病态的”、“非理性的”特点的起因，英国学者查尔斯·H·黑尔福德在《华兹华斯的时代》中说，是因为“敏感的想象力异乎寻常发达”的缘故；另一位学者利里安·弗斯特在为英国梅休因公司出版“批评术语”丛书所写的小册子《浪漫主义》里，则更直接地提出“超乎寻常的抑郁气质”这么一个明显具有病理学内涵的用语。这使人最简捷地明白了，就是这种抑郁的气质和敏感的天性，决定了某些人必定成为天才和浪漫主义者，而不可能成为别种类型的人。

美国耶鲁大学艺术学院的艺术家兼小说家D·雅布罗·赫什曼（）和耶鲁—纽黑文医院的精神病学家朱利安·利布 (Julian Lieb)在出版于1988年的专著《天才的奥秘》（The Key to Genius）中总结浪漫主义的天才观是：“没有躁狂抑郁症那无穷的无法忍受的情感力量，就不会有天才。”浪漫主义作家、艺术家当然已经从他们浪漫主义朋友那种病态的情绪中觉察到了浪漫主义天才的这一天性的特点。所以乔治·桑要说：“天才和疯狂之间的距离还不到一根头发丝。”乔治·桑所表述的激情、敏感、抑郁、疯狂在天才人物身上的这种关系，不但浪漫主义的前驱，英国诗人约翰·德莱顿和亚历山大·蒲柏都在诗中写过：“天才都和疯狂结下了不解之缘，两者之间很难划出一条清楚的界线。”“大智与疯癫，诚如亲与邻；隔墙如纸薄，莫将畛域分。”甚至在古希腊时代，这一特点也已为人所熟知。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在哲学、政治、诗歌或艺术方面超群出众的人，似乎都是性情忧郁的。”西塞罗（Cicero）把这句话浓缩为“所有的天才都是忧郁的”。歌德也曾经这样说到他的亲身感受：“在我遇到幸福、心情愉快的时候，我的诗才的火焰非常微弱，相反，当我被灾祸胁迫时，诗的火焰炎炎燃烧——优美的诗文，像彩虹一样在雨后阴暗的地方出现。唯其如此，文学的天才都喜好忧郁的因素。”比浪漫主义早三百年、拒绝思考超验事物的法国天主教徒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Montaigne,1533—1592）也有过同样的感触。这位大散文家在一篇题为《雷蒙·塞邦赞》随笔中写道：“心灵的激动是不是也会扰乱和挫伤心灵本身？心灵的力量在于灵活、尖锐、敏捷，然而是不是也因灵活、尖锐、敏捷而使心灵困扰，陷入疯狂？是不是最精微的智慧产生最精微的疯狂？犹如大爱之后产生大恨，健壮的人易患致命的病；因而，我们的灵魂激动愈少愈强烈，养成最出奇、最畸形的怪癖；旋踵之间给予可以从一个状态转入另一个状态，我们从失去理性的人的行动中可以看出，我们用脑过度必然产生疯狂。……柏拉图说忧郁的人是最可塑造和最杰出的人，因而也是易陷入疯狂的人。多少英雄志士都是毁在他们自身的力量和聪明上。塔索是意大利最明事理、最聪敏的诗人之一，作品透剔晶莹，古意盎然，长期来其他诗人都难望其项背，但他就因为天才横溢，思想活跃，最后成了疯子。……”（马振骋等译）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要在他的名著《理性生活》中说“极高的智慧必定是野性的”了。

浪漫主义者在自己和同类的天才人物的身上，对疯狂实在见得太多了，也了解得太多了。那是他们先天固有的本性所导致的。

出身艺术世家的波兰作曲家和钢琴家弗里德里克·肖邦（Frédéric Chopin,1810—1849）还在襁褓里的时候，便能对母亲和姐姐的钢琴声产生一种奇特的敏感反应。随后，他六岁即能将他听到的声响再现出来并自己编造曲调；七岁开始学琴，一年后，他第一次在一个慈善音乐会上公开演出；三年后甚至在首都华沙为沙皇亚历山大即兴演奏，从而被众人看成是一名“神童”。不仅仅是演奏，肖邦七岁那年就曾写出了一首《G小调波洛内兹》并印刷出版；不久，他的一首进行曲得到康斯坦丁大公的赏识，并被改编为军乐队曲在阅兵式上演奏。此后就不用说了，他的演奏，包括应邀到土伊勒里宫为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的演出，还有创作，使他被归入不朽的音乐大师之列。没有人会怀疑他是一位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天才。

崇尚浪漫主义的女作家乔治·桑这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艺术天才，从外形到心灵都放射出浪漫主义的光芒。

肖邦天生有一双纤细的手和一对忧郁的眼睛，并一向讲究衣着、风度优雅，绽出一抹甜润的微笑，显示出一副贵族的浪漫气派。这一切，与一个取男人名字、穿一身黑色的男人服装、打扮成男人模样、还要像男人那样习惯抽烟而又放荡不羁的乔治·桑，似乎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个性。是激情和敏感的天性使他们在浪漫主义的情绪下结合到了一起。

差不多一个世纪前，法国医学家弗朗索瓦·索瓦热（Francois Boissier de Sauvages）就曾提出激情会导致疯癫的作用： “我们头脑的错乱是我们盲目屈从我们的欲望、我们不能控制和平息我们情感的结果。由此导致了迷狂、厌恶、不良嗜好，伤感引起的忧郁、遭拒绝后的暴怒，狂饮暴食、意志消沉以及引起最糟糕的疾病——疯癫的各种恶习。”

浪漫主义艺术家情形正是这样。肖邦和乔治·桑从1836年认识和相爱，直到1848年；在这以后，关系虽然决裂，两人仍然怀着浪漫主义的炽情互相思念。1849年10月17日，肖邦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之时，还在对一位朋友喃喃地渴念说：“乔治·桑对我说过，我只在她的怀抱中死去。”他的这位情妇则始终为他曾经给她带来的痛苦辩解，说“当一颗可怜的心受到戕害的时候，他是意识不到自己的狂乱的”；并一直记得“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在呼唤我、怀念我”。

带给乔治·桑痛苦的便是肖邦的激情、敏感和狂乱，一个对天才人物来说简直是无法摆脱、甚至是难以自拔的激情、敏感和狂乱。

激情和敏感作为肖邦的天性，人们从他小时的演奏中便感觉到，他不但对大自然具有敏锐的感受，并能以异常纤巧的触键把这感受传达到钢琴上。专家认为，肖邦的这种敏感性还能使他具有窥识人类心灵奥秘的睿智和洞察钢琴神奇新音响的特殊能力。是他的天才使他产生这种激情和敏感呢，还是他的这种激情和敏感触发起他的这种天才？

肖邦的浪漫主义朋友、匈牙利钢琴家弗朗茨·李斯特曾经这样说到他的天才的激情和狂乱：“肖邦是……一个最易受激情支配的充满活力的人。……每天早晨，他都要重新开始一项艰巨的工作：设法压制他的粗暴的怨怒，他强烈的憎恨，他无尽的关爱，他揪心的痛苦，他极度的激动，通过一种使他深陷其内的迷狂状态，暂时停滞这些情绪……来寻求一种痛苦的快乐。”

如果说李斯特在这里对肖邦这种由激情引起的狂乱只是作了笼统的归纳，那么乔治·桑则是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详情地记述了她这位天才情人的忧郁激情和癫狂状态。

1838年是这两位情人认识两年之后感情达到最炽热的时刻。秋天，他们借口健康不佳，带着女作家的十五岁的儿子和八岁的女儿去地中海西部的旅游胜地马霍卡岛过冬。住在岛上的巴尔德摩萨隐修院。虽有爱情的欢乐和呵护，但是生活上，尽管乔治·桑竭尽全力亲自操劳，仍使她的情人感到不便。于是钢琴家与生俱来的激情所引起的忧郁症便严重爆发了。乔治·桑在她的自传《我的生活史》（Histoire de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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