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地方，那里四季郁郁葱葱，遍地是涓涓的细流。
多年以前，在鞭炮和锣鼓声中，列车载着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城市。
从火车换乘大卡车，从一个城里出来的大群被分成了小群。一种失落的感觉越来越强……汽车绕过峡谷，忽然，有一个轮子滑下公路。车身猛地一震，我们几乎要被簸入深谷。车上一个女孩子突然喊叫起来：“司机，翻车吧！我们不活了！”
我有点诧异，我从没有绝望。每逢停车，我都用手绢在山泉里洗洗风尘。她的喊叫给了我一种悲惨的实感。也许，一切比我想象的更可怕。
在那青山绿水之间，我忽然看到一个深邃幽暗的峡谷，象一张要吞噬我的大口，在等着我。
在县革委会门前的场地上，早已云集着许多马车、马帮。主人们有的蹲在那里用舌头舔着薄薄的纸片做烟卷—后来我们的男同学几乎都学会了抽本地烟；有的在井台上磨一把匕首—在山寨生活中它是这样的实用、漂亮，知识青年们很快就弄到了这种匕首，一种新的身份的象征。
我们三五成堆地和自己的行李站在一起，由几个县干部拨拉着，分给一个个威严的马车和马帮首领。他们那黑色的脸膛，奇异的装束，当家的气派，使我暗自把他们称作古代的部落首领。
我们又再次被分成了更小的群，踏上更加细小和崎岖的道路。
马铃铛在幽谷里响着。对面山上青烟袅然。有一队马帮在就地做饭。对面山道上，几个知识青年也在眺望。我们隔着山谷挥手，然后各奔前程。那个大喊“翻车”的女孩好像也在其中。
黄昏十分，这队人马到了目的地。我命定要在那里经历种种悲欢离合的小寨，隐藏在竹林之中。在一百米之外，我还没发现它的存在。狗吠声缭绕于竹梢的缕缕炊烟，使那沿途伴随着我们的热带鸟的长鸣声减弱下去。走过小路的最后一次拐弯，密集的竹丛豁然开朗。
在空地上长着一些大树。它们一棵离一棵很远。那虬伏在地面上的粗大的根茎，象终生劳作的老人苍劲的手指。而那浓郁青翠的巨伞形的绿枝，却充盈着青年人的炽热的生命力，遮天盖地，无休无止地滋长。
夕阳在大树中间投下金子般的光斑。有一棵树上缠绕着十几条红布带。它裂开的树皮象一道伤口，正在流出鲜红的血样的树液。这就是龙树。如果有一天它拔地而出，化为五爪金龙飞入云霄，霹雳暴雨就会随之而起，把这个江畔的小寨淹没。每当人们发现大树中的一棵忽然流血，就立刻用红布条把这条正在蜕变的龙给拴住。
在最初的夜晚，这些不得飞升的巨龙曾带给我多少恐怖啊！当我外出归来，手电的微光总把我引离了小路，于是那地上的龙爪便阻挡着我的脚步。停留在树根上的磷火，被人惊起，张皇地、一飘一飘地窜过树林，往田野上空飞去。滴嗒！滴嗒滴嗒！几粒圆圆的果实打在我的肩上。
我喊了几声，几乎透不过气来。没有人答应，只听见一阵雨点般的声音，又是一片小果子向我投下。
月光似乎一下子分明起来。我正要向亮处走去，忽看见月光中出现了一个怪物，长大漆黑，好像大狗熊。它向我招招手，还发出“唔唔呀呀”的声音来。
我抢上小路，头也不回地跑回寨子。
第二天，那个面容温良的、总是细心地照应着我的小普少娃宝来找我，交给我那只失落的手电。是布比叫她来的。布比？就是那个放牛的老哑巴？他鬓发苍苍，身体粗壮，总是赤着紫铜般的背。谁也说不准他的年龄。他没有家，只有一个老姐姐嫁到江下游的外国去了。
原来是他，是他吓坏了我。娃宝说他去找牛，可我不要听。我觉得他是故意埋伏在那里吓人的。我不理他。当我看到恶作剧的孩子溅水在他身上，或是向他扔小石头，把牛群赶散，害得他跑来跑去地吆牛，我并不制止。娃宝总是跑上去喝斥，怒骂，有时给小孩们一巴掌。
我们站在寨子的公房前，每个人守着自己的行李，被人们围观着。
孩子们挤在竹篱上。我一朝那边望，他们就轻声地哄笑着，“哗”地又挪个地方。不看他们了，他们又在轻轻地叫唤着。这些细小的穿着筒裙的身子，有浅黑的脸色，戴着项圈还戴了耳坠。
有位老人在路上来回地敲铓锣，一面喊着傣话。后来我才知道，他喊的是：“知识青年来了！毛主席给我们送姑娘儿子来了！”
政府的政策常常在语言翻译中被重新创造。知识青年向社干部请假，他会说：“最高指示，伟大领袖教导我们：农民没有星期天。”但如果你真有事，他也就忘了这条“最高指示”。
“毛主席给送姑娘儿子来了！没姑娘的来领姑娘，要儿子的来领儿子。”在许多地方宣传的都是这两句话。寨子里那些戴黑包头的老奶奶，拉着知识青年悄悄地问：“爸爸、妈妈有哇？”我们被当成了孤儿。
一个年纪稍长的女学生，被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领了回去。这一家刚死了妈妈。父亲让孩子们来叫“大姐”，然后拿出一串钥匙交给她，说：“妈妈没有了，就是大姐管家。这是谷仓，这是红糖、白酒、烟叶，这是钱、布票……”
一个男生分到了一双年轻夫妻家。那个血气方刚的汉子指着牛栏说：“兄弟，这条小牛是你的。等大嫂帮你喂大了，你就使它吧。”
他们对这些突然加入傣寨生活的异族男女没有怀疑。他们以为我们将在这块土地上长住下来，传宗接代。
围观我们的人群让开了，那些有资格挑选我们的人走到跟前来。小孩子们也一下子鸦雀无声。“首领”带着他们。走到我身边的时候，皱了一下眉，指着屋檐下对我说：“你到那边去。”
人很快就分完了。小孩们看见自己家领了一个，就欢呼雀跃着离开伙伴，跑去帮拿东西，回头向孩子群用傣语喊：“我们家的！我们家的！”那些自己家里没领人的孩子，便三三两两地跟着别人。
我担心，是不是把我忘了。同时，发生了一种牵强而又自然的联想：我父亲已经被送到远离城市的地方去了。他的作品被批判。母亲在临别时叮咛我：“千万自己小心，你跟别人不一样……”
“首领”来到我跟前，没有再看我一眼，就一把扛起我的行李包。这是个五十多岁的瘦削男子，长脸，中等个，裸着的脚杆和手臂向青铜一样发亮，穿着布扣繁多的傣家衣裳。他眼睛有鹰的特征，总向前方凝视。
“首领”头也不回地在前面走，只在转弯的路口停一下等我。寨子里都是青石板铺路。每家都有院子。完整的傣家院落分为前院后院，带着牛栏、水井、菜地和果园，有的人家还把小河也圈进去一部分。
在小河里洗衣服，直到穿破，褪色，也显出一派皎洁，从不发乌泛黄。有什么在小河里洗不干净的啊！小河水总是这样的清亮。
“首领”的家就是这样一座“田园城堡”。
傣家陈设简朴，四壁空空，随时洒扫。丰饶的大自然培育了他们无牵无挂的天性。他们不善积攒，有了余款常是一卷地塞在瓦罐、墙缝里。往往竹楼起火，就烧得一文不名。然而，在傣乡看不到叫花子。老辈人说，早些年间，这里更是地广人稀，稻米种出来，不及收获，就让它一片片烂在田里，所以土地十分肥沃。傣家的大米饭晶莹锃亮，自己冒油，好像人们需要的一切营养都在里面了。
吃得傣家的菜，住得傣家的寨。傣家口味以酸为主。酸醋、酸笋、酸菜、酸果……种种的酸，可以杀菌解暑。
收工回来，男人提回来犁田捉的黄鳝、泥鳅，女人从小竹箩里倒出拾来的田螺。黄鳝甩进灶膛，在灰里“砰砰”地跳。螺蛳带壳煮。这些奇特的吃法令城里人骇异。多数知识青年只吃在城里吃过的扁豆、瓜茄之类。
也许是我的好奇心特别强，我急切地想进入这个新鲜的世界。另外，在那个人口简单的家庭里，我不忍违背那位高龄老奶奶的美意，也不愿扰了大爹的口味。我怀着一种热情扑向盛在瓦钵里、土碗里的各式难以分辨的菜肴。
劳动、流汗，带来好胃口。我也和小普少们一样地采水芹，拾田螺。不久，我已经特别喜欢吃这些菜。我觉得神清目朗，开始时那种皮肤发痒，体温升高的“水土不服”症候消失了。
“首领”叫我称作伢的，是他的母亲，一位黑瘦的老奶奶，她象一棵枯干的老树，好像连走路都会发出“吱吱”声，使人担心她会折断。她已经八十多岁，不通汉语，耳朵也聋了。她是这个家里唯一的女性，还在厨房里劳作。
她穿一身黑布裙，使我想起童话里的老巫婆。可是不久，她那慈蔼的黯淡的目光，和她那一双干枯得象秋天的树枝的手，却使我回到了遥远的童年：
早晨，母亲把早点给我包好。阴天，把雨衣放到我书包里，还有一只梨或是一只橘子。但母亲忙于她的教书工作，她让我安静，甚至叫我到屋子外边去的时候也多。每学期我送上自己的成绩单。母亲漫不经心地看着，因为上面全是“优秀”。如果我没有拿到第一，母亲表现出一种淡淡的不悦，那是最刺激人的。
而伢却已是一位走在人世边沿上的极老的慈母了。她总是坐在那空旷的堂屋前，把草墩倚着柱子，守着饭菜已毕的厨房，等着我们。每当我推开院门，总觉得院里洒满了落日的余辉。
大爹说，自从我来家后，伢的精神好多了。我问：伢喜欢什么？大爹说，人太老，什么都不需要了，伢就喜欢我在家里。大爹叫我做什么尽量在家里，在伢的眼跟前。要找伙伴玩，就约她们到家里来。
当我第一次把几个同学带到家里来时，伢默默地走进堂屋，“哗”地把一簸炒焦的带壳花生倒在我们围坐的桌上。当大家向她道谢时，伢已经没有应答的精力。她毫无表情地退下了。
我爱和伢在一起相处的短暂的日子。冬末春初，天天都那么晴朗，空气鲜洁得象可以吞下去。清冽的泉水洗得人面如朝霞。我觉得每一天的气候和景物都像是为盛大的节日准备的礼品，我真不忍心把它当作普通的时日。难道将来也总是这样的吗？
我们往往以为凝固不动的那些日子，其实只是人生的瞬间片刻。那时候，我和伢都以为我们会长久地厮守下去。
有一次，我看见伢站在院子里，用手摩挲着我晒在竹竿上的一件花衬衫。她珍爱地看了又看，又慢慢地走进厨房里去。
大爹，就是“首领”。自从他把我领回家，说“你就在大爹家了”是，我就开始叫他“大爹”。 大爹是合作社社长。这个地方是“九大”以后才公社化的。大爹只有一个儿子，在山上给社里烧窑。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大妈就“打摆子”死了。堂屋墙上的弯刀、猎枪，使我构想出一个青年猎人的形象。我觉得他腰里一定有一块虎皮，像古代的武士一样。
从我来后，家里的用水都是我挑。早晚各三趟。
竹塘引来山泉。青石砌了长方的池，搭着草棚。井边是女人的天地，普少们，小媳妇们在那儿交谈几句，约定一块儿赶街，或打听出工干什么活。有时候外寨的小普毛到泉边来候他的意中人，大嫂们就坐在一边玩笑，让他把每个人的桶都打满。大家挑水回家时，就去帮他叫人。
挑水是女人的事。小普少和年轻媳妇们，累死也不能让家里的男人出去挑水。挑水的男子总被人议论、可怜或讥笑，因为那说明他家的女人病了、生孩子，或是吵架回娘家了。
大爹原来却一直是长年地挑水。人们说，他总是天不亮就到泉边去，只要见到一个女人的影子，他就站到路边的树后头去。
挑水使我成了家庭的一员，成了傣寨的一员。早晨，我晃悠着水桶出门。大爹站在台阶上用一副当家人的神情漫不经心地看着我。当我担满水进门时，他只是略略走开，给我让路。伢已经把水缸盖打开，正坐在灶旁翻弄着烤糍粑。家庭里静寂无声。家庭里充满了愉悦。
大爹一字一板地说：“今天出工去打坝，你不会搞，挑畚箕去吧。”他指指地上一双新编的、带着青色竹皮的畚箕。
伢给我小竹箩里放进芭蕉叶包好的午饭和几根芭蕉。
伢又把热乎乎的裹着蜂蜜的糍粑递在我手里，指着门，催我该走了。
每年冬闲，傣寨都要去把所分的一段江堤加固。在清波浅退、白沙片片的大盈江边，漫长的江堤是一条高耸的林荫路。江堤上整天都像凉爽沁脾的早晨一样，在那儿干活不觉累。
“打坝啰！”第一天打坝象过节一样，孩子们也跟着去玩，顺便拾点干树枝。普少们边走边哼哼唧唧地唱着，她们带着害羞的神情唱汉族歌曲。
火红的高大的攀枝花映入蓝莹莹的天空。妇女们在花下站住了。一个在旁边原野上抓田鼠的小孩被叫了过来。他摘下竹笠，赤脚一蹬一蹬，窜上树去了。
一枝枝攀枝花象一把把火焰从空中投下来。惊呼，欢笑。少女、小媳妇和老太婆们立刻扑了过去，往地上抓，往空中抓。表示三种身份的三色衣服交织起来，乱成一团。年轻媳妇敏捷地截走了小姑娘快到手的花枝，不顾一切的少女把老婆婆擎着的花枝掐走一段。
这突然展开的热烈场面吸引了我。平时，傣寨的长辈都有驱使普少普毛的权力。在这场鲜艳的花雨中，她们之间是这样平等。
那些得了花的人胜利地站在一旁呐喊助威。在戴花之前，争夺就是一种欢乐。我面对着一个青春旺盛的民族。我虽则才十九岁，却已带着一种暮气。
我也爱花，母亲窗台有只景泰蓝花瓶，总是由我去换水添枝。可是，城里人从来也没有想过用鲜花来装扮自己。从上学起，我的小辫上就只扎过橡皮筋。我非常顾虑被师长们看作是会打扮女孩。人们曾经用一种“不美”就是“美”的理论教育我们。我常常无缘无故地反复洗一件新衣服，希望它显得陈旧些。
而今面对这空中降花的奇观，我只是好奇地观望着，胆怯地拾一两枝没人要的小花。
小孩在树上顾盼着，挑选着。他小得象一只金丝猴。下面的一伙只是拼命地叫：“安虎，那枝，再过去，那枝！上头，上头！……”他踩着颤抖的细枝，忽上忽下，忽左忽右。
当她们都气咻咻地理着鬓发，整着衣裙，把火红的花枝装载起来时，“啪”！最后一枝花扔下来，安虎抱着树干往下滑了。
又一阵惊呼声被激起来，这是仿佛鸟鸣一样没有固定语气词的惊呼。最后的这枝花非常繁茂，好像闪光的鲜红绸缎。花朵奇大，与众不同，好像花中的公主。立刻就有几个人抛下手中的花枝重新冲上去。花枝一下落在两个人的手中：一老一少，身材和面庞都一样。两人怒目而视，都不松手。穿一身黑的老大妈牢牢地握住了花的主干，穿白上衫和孔雀蓝筒裙的少女抓住了枝上最夺目的几枝花。
“咩碧郎（即碧郎母），抓牢啊！”
猛地一下，咩碧郎夺去了整枝花。
人们哄地大笑。碧郎冲上去，朝着她母亲落下的一块大披巾，狠狠地跺了一脚。大伙又笑。咩碧郎骂骂咧咧地上来拾起披巾，拍打着尘土。碧郎生气的杏眼里才露出一丝解恨的笑。她望望小普少们。猝不及防地，她的目光碰见了我的目光。我正呆呆地看着这一幕。她从我的眼中也许看出了惊异。她哼了一声，回过头去和别人说话。她非常傲气，也很美丽，丰满鲜艳，在小普少中就像一位公主。
碧郎她们，正是傣家女儿长得最好的一代。按照传统美的要求，她们用一根宽布带裹住腰肢，小普少个个出落得苗条浑圆，婀娜有力。传统的傣族女子，前胸要用一块布紧紧地绷起来。她们却解放了自己。
碧郎的杏眼、丰唇看来十分温柔，骨子里却是活泼泼，热辣辣的，顽皮捣蛋，毫不容情。打坝时，她用泥块和小普毛开仗，把人家雪白的衬衫弄一块污泥，她却一点不抱歉，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小普少飞扬跋扈，作弄小伙伴，使唤小伙子，目无尊长，也就是那么几年的黄金时光。在得意中，她们又掩盖不住迫切想出嫁的心情。可是等到她嫁了人，再没有谁宠她、怕她了，人人都使唤她。槟榔染黑了牙齿，少女变成了大嫂。每天傍晚，再不能到龙树下唱歌了。
当碧郎欺负得我无奈的时候，我常常巴望她快点出嫁。
只给我评了六分，说等我学会了农活，再提升。娃宝她们都是八分，而碧郎评了十分，成为普少组的“标兵工分”。在那闹哄哄、昏暗暗的公房里，只有会计的桌前放一盏汽灯。评到碧郎的时候，一说“十分”，大伙都叫：“同意哇！”有一个小普毛的声音高叫着：“夯里呢！”
“夯里”就是好看。好看也能评二分吗？
我打不惯赤脚，也找不着出工和回家的路，遇到那种独竹小桥，还得娃宝先过去了，又转来接我的担子。
打坝完了是打绿肥。碧郎她们爬上树去砍绿枝，几下就装满了筐，然后就去摸小鱼，找野菜。我上不了那刺鳞鳞的树，摘些她们拣剩了的树叶，遍地去割青草。
有一次我拣到了一大枝绿叶，挺神气地装了满筐。汇合的时候，碧郎看了我的筐一眼，说：“这种树叶要不得！”为什么要不得？沤到田里难道不是有机物？可是小普少们谁都不帮我的腔，只含着笑。
娃宝过来帮我倒光了箩筐，说：“耶弄（傣语：大姐，对女孩子的尊称），还有一大阵呢，我帮你找。”看来碧郎是对的。我真可怜！
后来，当我成了这一带小普少中的栽秧能手，一下田，人们都让我去插最里边的一路时，我才抬起头来，也和人们嬉闹，也调皮，并且扯开嗓子唱“刘三姐”，唱“洪湖水”。当人们在公房里评我“十分”时，又是那个调皮的小普毛说了一句：“唱歌团木里！”（即好听）。人们哄笑着喊：“同意哇！”我不由偷看了碧郎一眼。
然而，碧郎可以鄙薄我的地方还很多。
一天夜里，我从乡里取信回来。当我踏着那座吱吱响的小竹桥走到河中间时，忽然看见一个奇怪的人站在对岸：个子特别高大，举着一只手，僵直地站着。我一时惊住了。我冲了过去，回头看看，他还在那儿。我鼓着劲走近他，啊！是一棵被砍过的树，砍得非常象人形。
一刹那月光分外地明，小径、小草都显得清清楚楚。两行冷冷的泪水，从我颊上流过。
第二天出工，我却打消了追问这件事的念头。在白日的阳光下，昨夜的感觉变得可笑。
但在碧郎不时瞟过来的机灵的目光下，我却好几次别转了脸。碧郎笑嘻嘻地挨近我，问：“耶弄，你昨夜什么时候回来的？路上遇见人了吗？”
也许我的脸涨红了，小普少们哈哈大笑，说：“耶弄，你跑了没有？你心跳了吧？”
娃宝狠狠地瞪了几个笑得最响的小普少一眼，说：“耶弄，她们太调皮了，你别跟她们生气。等收谷子守场的时候，我帮你们吓唬她们。”
娃宝，眼睛细细的、身段苗条的娃宝，我觉得她像京戏里的小旦，然而这却不甚合傣族对女孩儿的审美观。瓜子脸的总是含笑的娃宝被公认在碧郎之下。哎，谁知道我们就不能再在一起割谷打场了呢！
在栽秧的大田旁，小普毛们的自行车由远而近。小普少们忙乱起来。她们甩了秧把，跑到沟边，用清水洗净手脚，从围腰里取出小圆镜和“百灵”雪花膏盒，一面照一面往脸上抹。动作快的已经跳上高田埂，用尖溜溜的嗓子喊起来，迎接那些普毛，把他们截住。否则，他们也许就到下一段去了。
沿着大陆，都是栽秧的小普少。十几公里长的公路，从江堤直达街子。到公路边来栽秧的日子，她们全不顾泥水，都穿上了漂亮的粉蓝、粉红、粉白的衣裳。
学校里的女孩子总要掩饰想吸引别人的心理，小普少们却大张旗鼓地竞赛，迫切地想招人喜欢。用含笑的眼望着远处来的小普毛，几个人窃窃私语，兴奋得脸红红的。她们完全投入了自己热烈的情绪中。
我手捏秧把，一边栽，一边偷看她们。在这里最尴尬的是我。我往田边一靠，不想干了。
“干哪，干哪！”负责的大妈喊我。
“她们也不干啊！”我指指那欢乐的一群。
“她们对歌哩！你对不对？……”
大嫂们都笑了。她们都享受过这个权利。
我却为这句玩笑话心跳了，一时连望也不敢朝那边望。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爱一个走到我跟前来的男孩子。爱情对于我总是在书上、在诗中。男孩子们对于我一直还都是“同学”。
收工的路上，小普少们顾不上理我，都走到一边去议论刚才的小普毛们。互相打趣，耳语着，笑闹着，猜测着，寄予着希望；也许明天，小普毛们还会来。也许“关秧门”的时候就会有媒人来，分谷子的时候，这几个中就有人要出嫁，带着她的口粮——对歌时栽下的稻子。
我呢，又累又沮丧，好像我只会干活……
老大妈上来说：“今天来的这几个普毛好看哩！”
她又说：“你喜欢就嫁给我们傣族得了。”
大家哄笑着，走回暮色中的寨子。
“耶弄在家吗？”有人在门外柔声说。
我的心腾腾地跳了起来。碧郎！她从来没有到过我屋里。
我招呼她进屋，有些受宠若惊了。
碧郎冷淡地翻看着桌上的画报，黑亮的眼里放出惊喜的光来，嘴里轻叹着：“啊嘎！……啊嘎！”她问我：那座几十层的大房子在哪里？还有那许多有颜色的象花一样的鱼在哪里？显然，娃宝她们向她介绍过这些画报。
她走近我从家里带来的镜台，用手抚摸那镜面上凸起的花纹，又左右地照着自己的影子。她还偷偷地用眼角扫了一下我的床，死命盯了那块提花大枕巾两眼。那上面是大朵的紫玫瑰图案。
我正心里盘算着，还有什么可以拿出来招待这位稀客。把她挽留住，仿佛就是我们长期较量的一个胜利。我落落大方地招待碧郎，我要让她知道，她在水田里、在河滩边上、在山坡上所取笑的我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就该让她那样地小看？
碧郎站在屋子中不动。她那双带长眼梢的眼睛又往四下里一瞬。但这已经不是那种惊羡的神色，它又恢复了那种爱嘲弄人的光彩。她说：“耶弄，告诉你，明天我们上山打柴，路远哩！你挑不回来。你和老人组去菜园吧。”
她转身走了，分明是一副讨厌我，要把我开除出“普少组”的架势。在她眼里，我笨手笨脚，干活总要人帮忙，要人等，简直就不配作一个“普少”。我是她们那支轻松活泼的队伍中的绊脚石，一条粘人的水蚂蟥，让人直想把它甩掉。
碧郎站在屋中宣判我的那一刻，她简直就像公主一样地骄傲。她好像看穿了我这小屋里的世界，比起她们终年奔忙在其间的绿水青山来，是多么微不足道。她到我的屋里来，不过是偶然的片刻。看吧，明天一早，只要一回到那蓝天白云之下，那歌声、水流、微风又仿佛是为碧郎而设的。她照常轻轻巧巧地挑着担子，从我身边擦过去，故意把竹桥踩得吱吱响，让我在后头心发慌。她照样率领着普少们在溪边饮水、洗脸。等我满头冒汗地刚刚赶到，放下担子，她又响亮地喊着“走罗！”，带着众普少忽啦啦地往前赶了。
沿着笔直的河岸，挑担的普少们走成一条单线，一律的乌黑辫子盘头，露出红毛绒绳头，洁白的小短衫，下身各种绚烂的花筒裙。赤着脚，袅袅娜娜地走着，好像是一条游动的花边，装饰着河岸、田野和公路。她们爱自己的群，不许哪一个穿黑的或者戴包头的已婚妇人混杂其间而破坏这少女行列的风韵。
有一个小普少曾告诉我，碧郎说，讨厌我这身不白不蓝的衣服夹在她们当中，太难看。
我挑起担子独自回来，心头充满了被遗弃的悲伤。我对着水照了又照，试着把辫子也往头上盘。我看见一张红扑扑的脸，像上了登台演出的油彩一样放着光。眉毛和头发黑亮，眼睛很大，一点也不像我的内心一样愁苦，反而透出一种野痴痴的光芒。
我撇撇嘴自笑着，忽然发现这是碧郎的神情。我被水中那个健壮泼辣的漂亮模样吸引住了，对她做各种表情。我用两手把那件旧卡其布上衣下褶折向后边，卡住自己的腰。水中那个姑娘的脸庞、身段那么像碧郎啊！我要换上傣家衣裳，一定不会比碧郎差。
我弯腰去采池塘中的水莲花。那最旺盛最娇艳的一蓬，总是差一点够不着。忽然“扑通”一声，我一回头，见布比跳下了池塘。他大步朝那蓬水莲走去。水里的绒毛鸭子们惊叫着躲开了。他折下水莲花，捧着向我走来。他那高挽过膝的裤子已湿了一片，腿上还爬着一个小虫。
我呆呆地，也不敢去接那花。他笑着，看着我。我却倒退了一步，避开他期待的目光。他“唔唔”了几声，把水莲花放在我的脚前，上岸，去追牛群了。我心里矛盾，那天夜里龙树下的怪影还在使我困惑。
我走开了，那蓬被我遗弃的水莲花躺在地上。那纯洁的花瓣上露珠盈盈。
回到家，我赶快走进自己的小屋。把门插上，急忙走到镜子那里，我又找到了自己。我从箱子里把所有的衣物翻出来，挑选着，毫不吝惜地撕拆着整件的新衣服，凭着我平日有心的观察，裁剪着，缝着……
翌晨，我已经有了一套小普少们最时兴的新装。白地微微起绿点的小衫，青布围腰上的是伢给我的带穗头的长腰带，一床半新的紫花被面做了筒裙，幸好，我的头发梳成独辩后，刚刚绕过头顶。66年那阵如果我不铰的话，我的辫子准比谁都长。
“耶弄，你再戴上耳环，就和我们傣家一样了。”
“耶弄，你戴耳环要戴绿宝石耳环，是配你的红红脸。”
那围腰带扎在腰里，挑起担子来多有劲啊！
从那以后，我学会了长久地照镜子，审视自己，比较人们的穿着。穿衣服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项乐趣。在老辈人心目中，小伙子就应该是活泼勇敢，在姑娘们面前争相表现自己。小姑娘就是应该打扮得像花朵一样。年轻人的欢乐，是家庭的骄傲，是的光荣。
而我，从摘下红领巾起，就是蓝上衣。花衬衫总在里头，只见到一点领子。在我们那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正式我这样的姑娘：小辫紧紧地编在耳后，抿着嘴，皱着眉，目不斜视，红着脸，穿过肃穆的礼堂，上台行礼，从老校长的手里领取优秀生奖状。我的穿着和我所受的教育、家庭环境、那个时代是完全一致的。
我希望自己像卓娅，像居里夫人。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那么迫切地希望自己像碧郎
谁忘得了异乡那个光线阴暗的小邮局？
污脏的四壁，低低的天花板。在这荒僻的傣乡，它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而由于我们这些被遗忘了的人们，它忽然有了强大的魅力。
那跋山涉水从四乡涌来赶街的知识青年，在这划着一根火柴就可以走到头的街道上，总是首先跨进邮局。如果你挎包里放着寄往家乡的信，而又在第一步踏入街子时看见邮局闭门“盘点”，那么，无论集市的热闹，同学的相遇，什么也填补不了你心头的空虚。夕阳西下，踏上归途，最后一次眺望那条逐渐冷落的街道，带着没有发出的信件，你怅然若失……
妈妈的来信总是说：“爸爸回家没有希望，你千万不能再出事”
而老师的信里又写着：“不要忘了功课，有空复习复习。”
他们那遥远的叮咛完全与这儿无干。但我总是期待着来信。他们的心愿又好像给人一种微茫的希望。在那变幻莫测的年头，我强烈地需要感觉到我所敬所爱的人们的存在。仿佛这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希望。
“少一分钱。”柜台后的营业员说。
柜台外的知识青年又掏了掏衣衫口袋。
啪！七分钱硬币被营业员重新放回高高的柜台。
那个知识青年又朝裤包里掏。
“给我两张邮票。”我上前去。他尴尬地退开了。
我把连在一起的两张印着天安门的邮票撕开，放了一张在他面前的柜台上：“你用吧。”
他抬起眼睛，不解地看着我，从头上的小竹笠，看到围腰带、筒裙。
“嗨！都是知青，一样的。听声音还听不出来？”我笑着，把自己的信粘了，投到邮箱里去。
要走出邮局的时候，我又朝他看了一眼。他好像是不好意思当我面使用
那张邮票，手里仍捏着信。他说：“你是哪个寨子的，下次赶街我带来还你。”
“下次？下次你就赔不起了。我得算利息。”我笑着逗他，“下次你带点吃的来，你们寨子的芭蕉、花生都行。”
他朝着我一笑：“真的？”
我忽然觉得，和一个素不相识的男青年纠缠得已经有点过分，而且怎么不知不觉地学起小普少的腔调来了。我赶快跑了。
穿过街子，走上桥头，我浑身都带着欢快。在河岸的空地上，在去岁收割过的、残留着高高的谷桩的田野里，一群群马儿正在悠闲地啃着，遛着，摇摇摆摆，甩着尾巴。
街子上有一面大穿衣镜，照一次要一毛钱。小普少们在那里排队．娃宝也去了。不知又是遇上了哪个寨子的小普毛，她迟迟不来。
当她出现的时候，脸上是满意的又带点歉意的笑。她走得急，鼻尖上都冒出小粒的汗珠。
“耶弄，再等我一会，啊？”
“一只孔雀飞到了龙树上，
我唱着娃宝教的歌。傣家的歌里，总好像有一股清水在流。那婉转的拖腔仿佛山谷的幽泉，忽儿流利，忽儿停顿，忽儿呜咽一两声。
扑通！一颗小石头落在河里。细小的水花溅在我的衣上。
扑通！第二颗小石头又落在我的近旁。我抬起头来，一个傣族小伙子笑眯眯地伏在桥上看我。他不像一般小普毛那样身材偏于单薄．而是宽肩、高个，两只手臂抱在胸前，挺有劲的样子。
他直望着我的脸，讲了几句傣话，大意是：大姐，你是哪寨的？赶街的人都回家了，我送你回去吧。
我暗自好笑。这小普毛，他准以为我是傣家吧。
我用几句简单的傣语回答他：“别送！别送！有人等着我呢。”
我把头一扬，甩甩两手的水，踢了一脚河水，没等碧波漾漾的河面重新平静下来，转身悠悠地走了。这完全是碧郎的动作。
我越走越快，这小普毛可别真的跟着我来！
马车在我身边慢慢停住了。
“上车吧，我带你一截。”
我心头一惊，难道是小普毛追来了？不过那是知识青年的口音。
赶车人从遮荫的竹笠下望着我，那似笑非笑的神情，轮廓分明的嘴角……这不是邮局的那位吗？
车上满载着谷种。我们并肩坐在车前。
“马车好赶吗？”我问。
他把短小的马鞭递给我：“你试试。”
路旁顽皮的孩子喊：“喂！小普少赶马车啰！”
我偷偷笑了。他含笑望着远处。远处，缅寺塔上的小圆镜在落日下闪闪发光，清风吹转，翩舞不息。路旁，落在地上的熟透了的野果散发着如酒的浓香。灰尘不动，炊烟升起，无边的原野在黄昏里含着甜美的醉意。
此后多少个赶街天，我们一路回来。回家的马儿跑得快，任佳很少举鞭。当车子爬坡的时候，我总是跳下车来。任佳说：“它哪在乎你这点份量？”
旁边一辆马车上坐满了人，马昂头奋力爬坡。主人一面和车上的几个女子嬉笑，一面不停地打它。
“这人真讨厌。”我说。
任佳盯着我看，笑笑摇头，“我也打马呢！马拉车本来就不是天性。哪一匹马生来是拉车的？”
任佳给人一种似有深沉的心事之感。
他不像有的知识青年那样随心所欲，偷鸡摸狗。他颇受傣寨的信任。
我曾告诉他，有的知识青年议论我穿傣族服装。他皱紧眉，看着我说：“你还怕这个？”
他引了一句大家都知道的话：“走自己的路，任别人说。”我羞愧了。他以为我是那样的人，而我却不是。我应该是。
“听说，你们学校有个女生，把人家男生写给她的信交给团支部了。哼！真可怜！”
“不，她不是因为害怕，是汇报思想……”
“反正这种人我不喜欢。真不知道那写信的喜欢她什么！”
我一直在揣测，任佳后釆是不是知道了，他嘲笑的那个不招人喜欢的女学生，就是他每个赶街天在路头等待的这个乔装的小普少。我既为过去的自己感到委屈，又为现在有一种得意。
他身上有这么多刺，我却喜欢和他在一起。
他也嘲笑自己：“那年我爸爸专程从美国回来接我，我正评上了学雷锋标兵呢。说了几夜，我也不走。这回他一定在太平洋那边嘲笑我：好啊，音乐学院不上，跑到乡下拉田园交响曲。哈哈！”
马被加了一鞭，车子快起来。我们一连超过了好几辆马车。在风驰电掣中，我好像进入了一个新天地。
从取下红领巾起，他是第一个和我离得这么近的男孩子。我像对待知心女友那样什么都告诉他，而他比我所有的女伴都另有一番见解，又明白又简单。
一张斑斓夺目的豹子皮挂在堂屋墙上。
大哥在山中烧窑时，打中了这头为害四乡的豹子。区里给了他一张奖状。何必还要挂奖状呢？那豹子皮就是一幅最富丽堂皇的锦旗。
全寨子的男女老幼都跑来看它。小女孩轻轻地用手摸它。小安虎“呜”地变出豹子声来吓她们。
娃宝们也来了，叽叽喳喳地，一面看豹子皮，一面东张西望。她们是在找大哥。当大哥出现时，她们又一个个屏声敛气了。
碧郎独自站在堂屋的门口，不笑也不闹。
那天赶街回来，大爹说：“大哥回来了。”
一个慓悍的小普毛走进堂屋来，去摘墙上挂着的弯刀。我们互相望见，都怔了一下。
从此，我有了一个沉静温厚的大哥，我们谁也不提在小河边扔石子的事。
傍晚，全寨的少男少女都跑出去。在龙树下面，先来者用悠长的傣歌召唤着他们。有那懒惰的或动作迟慢的，也被父母呵叱出门。在傣寨。受赞誉的是那些有本事拐回媳妇来的普毛，和能赢得众多追求者的普少。
在夜色里，普少和普毛们凭着歌声接近。越凑越拢了，往往是小普毛们把手电一按，强烈的灯光直刺女方的眼睛。顺着一排照下去，直到发现那个意中人的脸庞。灯光停在她的脸上，其他的小普少便一哄而散了
有时我从那里走过，也会遭到伏击。四处照来强烈的亮光．弄得人睁不开眼睛。我拿手捂住脸，一个劲地跑回来。娃宝常笑着警告我：“耶弄．晚上别出去，担心小普毛用大毡子把你裹走啊，”
大哥不爱出去，他常坐在堂屋的油灯下编竹器，看画报。
隔壁的小安虎高兴地用我的钢笔在纸上画。我轻弹着从家乡带去的曼陀林。安虎忽然回过头来说：“耶弄想妈妈啦！”
田野上的风吹着我的后颈，像一块轻柔的绸子，轻轻地抚弄着我，若有若无。一阵酥痒的感觉从腿弯传了上来，我感到全身一阵轻松。我想笑。我俯下身去看，是一根细细的纤草钻进我的裤管。
夜里，从小河里沐浴回来，我躺在床上，身上带着凉爽的河水气息，又慢慢地透出一股温热来。
我没有一点倦意，掀开薄被，让月光照着我。
跟着碧郎她们，我学会了傣族的游泳法：走到女人专用的河湾里，只用一条筒裙系在胸上；一面走下水去，一面顺着水面把裙子提起来，最后，从头顶上脱出去，甩到岸边，人就像鱼一样，赤条条地在水里游走了。那件在城市游泳池招人羡慕的有松紧带的游泳衣，在这里遭到碧郎们的嘲笑。现在，我已经习惯了那自由的、鱼儿一样的游泳，再不愿穿那粘人的沉重的游泳衣了。
在月光下，我有兴趣地看自己。这只有在傣家的屋顶下。那竹棚上的人字形草顶留下了一个大三角。日月星光和风从那里进来。
星宿还在远方亮着。小虫子不叫了。鸟儿还没醒。寨子沉睡着，有一两声狗吠，也带着浓浓的睡意。
只等屋外轻轻的一声口哨，我就系上带午饭的小竹箩，背上昨夜磨快了的砍刀，悄悄地闪出院门，踩着沾上露气的沙地，朝着那棵麻桑婆树下奔去。
“快点！你聋了？叫了好几声不出来。”
“我以为你睡着了呢！”
“我早就起来，等了半天啦！”
小声地吵着，打柴去的小普少们很快就穿过了竹林、小桥、公路。
在安谧的晨曦中行动分外轻松，远离了寨子和长辈们，心境是这样地自由。长长的路上，静静的山中，小普少们谈着无穷无尽的话题。最重要的，是关于普毛们的话题。
“耶弄，赶街天你坐谁的马车？”
“赶车的小普毛喜欢你了吧？”
“耶弄，我们大哥晓得，要气倒了吧？”
碧郎狡黠地看着我，说：“耶弄，上个街天你没去，我看见那个小普毛拉着个普少，脸白白，头发弯弯的，好看得很哪！”
我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说：“马车嘛！谁爱坐谁坐……”
“那个普少是宣传队的，唱小常宝哩！”
是真的，她说的是范娟娟，就是那个大叫“翻车”吓坏了司机的女孩，和任佳一个寨子的。
“一——二！一——二！……”
任佳从粮食局高高的台阶上背下百多斤重的谷种麻袋。一伙调皮的孩子围起来来给他数口令。负重的任佳每一步都踩在口令上。他们得意了。
任佳一挺腰把麻袋卸下，猛地转身朝他们走去。小孩们嘻笑着后退。任佳就把当中一个拎起来，往空中抛了一下。孩子们发出惊叹的欢呼。
他没有发现，我一直站在人后看他。那天和他一起坐在马车上时，我心里格外快活。
“喜欢吗？借你玩两街。”他得意了，讲着他为了这把匕首如何跑了百多里路，如何精选。
“这匕首怎么不太亮？”我问。
“你外行。等着吧，这是好钢，要慢慢磨，越使越快。”他说。
每次和他分手，我都会感到惆怅。劳动一天天显得单调、重复。我企图淡忘的过去、家庭和未来，又慢慢地回到我心里。
“晴天像黄牛，雨天像水牛。”我告诉他这句傣家的自嘲语。
“不过，还少一条鞭子。”任佳扬了一下手中的马鞭。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回头看着我说：“你知道我最担心什么呢？我最担心的就是：忘记了自己的理想……”
那隐藏着的创伤一直在令人疼痛：我们再也不能重返学校，继续自己心爱的学业了。
家信上说，母亲也被“疏散“离城。
家乡，已没有我的家了。
……月亮升到了中天。高高的几乎要碰到月亮的两三根竹梢，微微弯着，好像在为这醉心的琴声颤抖。新种的芭蕉树像垂着长袖、亭亭玉立的古装女郎。火焰跳跃着。稻草蜷缩着钻进火的怀抱。在火光若隐若现的地方是任佳拉琴的身影。
小提琴声使人丧魂失魄。我得到的是双重的享受。这是他的声音。我把它看作是我们俩在马车上未曾讲完的、余味无穷的话。
静，一种年深月久的静。
在我之前，这里没有人。我又惊又喜。
那沿着深涧爬上来，挂在参天古木上的苍藤，当我刚用手一触，它就发出脆响，化成粉末。脚下，松软的，是多年的落叶，重重相叠，腐烂为有弹性的泥。
黄金草莓落在地上发出酒香。
在斑驳的残叶上瑟瑟地动的，是一条大蜈蚣。
树林中总有什么在窸窸窣窣地响着。我想起大哥说的，在山上碰见老熊的事。老熊一面走，一面用前掌拨开一路的枝叶。听见那声音，人就赶快躲在一边，别动，别惹它。它是个瞎子，自己照直地就走远了。
我走下去，是断崖。走上去，小路错综难辨。
一切都变得那么遥远，碧郎，范娟娟……
一切又都变得那样可亲，因为我已从人世上失落，在茫茫的植物的海洋上，孤身一人。
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握着砍刀，靠着一担柴，我等候着毒蛇、老熊和豹子的出现。
松鼠们轻盈地跳上跳下…… ：
任佳的小提琴声还在响着。我头戴迎春花环，穿着一条代表白帆的纱裙。好像是在少年宫的草地上，伙伴们唱着：
当我舞蹈着转过身来，任佳正对着我笑。他的琴弓跳荡。他那蓝白条的球衫上还沾着几粒谷种……
暖洋洋的，我醒了。金色的火焰在黎明的林中活泼轻盈。
我面前放着一竹筒水。大哥正在火里烤什么。我又睡着了。
旭日高照，大哥引着我走到大路上。我的手掌划了一道伤痕。大哥递给给我一片叶子。贴在手上，凉滋滋的，止住了疼。
自从大哥回来，我就有一种放心的感觉。半夜里听见老猫跳梁，小牛撞栏，再也不害怕和感到孤寂了。家里有一个堂堂男子汉，堂屋里又挂着一张豹子皮。
家里仍然常是静悄悄的。可是这已经不是那种风烛残年的寂寞的静，也不是那种严峻的固执的静。
大哥把腐朽的栅门，缺损的阶石修好了，在后院的小河边上给我安了一块平坦的搓衣石。古老的庭院焕然一新。收工回来，我常常高兴地去收拾大哥带来的鲜鱼，有时还有野兔、野鸭。
人们都说我的眼睛有神。生气的时候，我一投眼，连男孩子都不作声了。我不怕课堂答问、口试、登台演剧。可是我知道自己最怕什么。当我捉摸不透心中的情绪时，当突然的暖流袭击心灵，我的眼总是往下看，或是死盯着一个无人的角落。
大哥打量我的时候，眼光总是匆促的。其实，他对我很注意。每当我改了装束，他会立刻用眼光注视我新做的围裙或小帽。他的眼睛像尺一样量我一下，随后他立刻就看了下自己。他的腰挺得更直了，他的身姿焕发着豪迈之气。
在学校里没有人这样看我。也许，那时，我不好看。
我爱看大哥在院子里干活，那么利索，显出男子的刚勇。看着他，好像在看体操健儿练功夫。他一下一下甩起斧子，劈那些多年的老树疙瘩；或葡萄架架换柱子；要不，就是磨刀，把大爹的、我的、全家的砍刀、镰刀、锄片磨得像镜面一样。
我又迷了几次路。想到大哥对这些山都熟极了，想到他一定会找到我，我的心安然了。走一阵，自己也就找到了归路。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心，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勇气。
那天打柴，小普少丢了两个人：我和娃宝。
找娃宝的人整整两天两夜才回来。娃宝没找到，他们只带回了抢她的小普毛的姓名。
寨子里有儿子的父母都乐呵呵地谈论这事，希望自己的儿子也抢一个省钱的媳妇回来。有女儿的父母都惊惶了，好像他们的女儿就要被抢走。
小普毛如果抓住了姑娘的心，那么，再贪财的父母也得考虑媒人的条件。因为，顽固回绝的结果，女儿会干脆让人家“抢走”，假装干嚎两声，让同去打柴的女伴回去应付爹娘。抢亲的人们往往翻山越岭，数日不知去向。待到父亲跑细了脚杆，母亲哭肿了眼睛，她回来了。照例站在寨子门口，一身媳妇打扮，挎着一个五色筒包，装的是水果糖，抓给围绕着她的大人孩子吃。恭恭敬敬地哈腰行礼，喊着，“大爹”，“大妈”，“大嫂”，“大哥”，连小妹子也招呼到。
寨子里的人都兴高采烈，亲切地对待她。总有一位大嫂把她让进自己的院子。坐在小竹椅上，喝水，回答人们对新郎方面的种种关心、询问。这就是她婚礼的尾声。
新郎这时候是不进寨的。待到秋收完毕，这位快婿就会跨上那匹拐带媳妇的骏马——用塑料线缠得花花绿绿的自行车，带上礼物，来到丈人家。帮老人修屋顶、垫猪圈，报告媳妇有喜的消息。
而眼下，老丈人正从区政府碰一鼻子灰回来。
干部说：“你要我们找你姑娘，找回来，人家也不要了。”
老爹说：“那我收了人家的财礼……”
“谁叫你包办?这样吧，你赔一半，那抢亲的人家赔一半。”“政府”公断了这件家务事。
四季更新着田野，也更新着傣家的生活。不久，一家人亲睦无间了。
寨子里有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常常爱回忆她们当年被“抢”的过程。而老头们依然会为当年的情场本领骄傲地微笑着。抢来的和娶来的同样受尊重。
傣家省下全家的钱装扮长成的女儿，不太拘束，更不能打。一打，就会飞的。
娃宝走了，我心里有些不太好受。我以为，娃宝和我很亲密，可是我却对她的出嫁毫无思想准备。我有一块水绿的纱巾，娃宝挺喜欢它。我用以张红纸把它包起来，等着娃宝回门的时候送她。
我，并不真的知道傣寨生活的内面。
从日落到天黑有很长的时光。在闲暇的日子里，我爱坐在自家的篱墙边看书。
窸窸窣窣地，有人在我身后。我转了一下椅子，是布比；他拖来一根黄竹，正在用大砍刀剖着篾条。我正要生气，他抱歉地笑着，用篾条在篱墙上比了比。那里有一块让牛撞断了。我仍然坐着看书。布比沉默得像一头黑熊。他那轻手轻脚的声使我感到一种被照顾者的舒适。暮色徐徐地降临。不知道什么时候，布比已经把一切收拾好悄悄离去。
我对他的嫌恶渐渐淡漠。我已经习惯了每天早晨在“呜呜”的牛角号中醒来。林鸟在晨曦中吵闹。各家的牛被布比召唤出来。早起的主妇担着水桶出门，站在路边让牛群通过。人们说：“布比走了，该起床了。”
傍晚，炊烟升起，收工回来的人们等着主妇摆饭桌，又听见群牛踢踢踏踏地从屋外路过。
布比从不生病。无论人们过节度假，赶街赴会，布比水远是不换班的放牛人。
人世间的家庭之乐对他有如隔岸观花。他的白布褂子被树枝扯破，就在破处打一个结。
有时，他放牛归来，举着从野地里砍来的一根树枝，上面缀满金红的羊奶子果，简直是一棵小果树。孩子们扑上去争摘果子，没抢到的还向布发脾气。布比歉意地笑着，把带刺的剩枝小心地拾走。
我走过去，想帮助他。布比指着他手上被刺的伤口，向我摆手。然后，他又对我一笑。这使我一阵轻松。他没有计较过去我的冷淡。
从沙地上飞跑过来，跑过吱吱响的竹桥。突然，他站住了，扳着脚掌，吸着气，一下子拔出一颗扎入脚心的粗刺。他跺着受伤的脚，咬牙说：“我叫你疼！疼啊！还敢疼吗？”
安虎跟着我跑。雨就要下来了。我去自家的菜园里，把晾着的柴禾盖上。
大地热气蒸腾。辣椒棵像小树林，下一场雨就落一地红辣椒，辣气扑鼻。只要上点肥，明年又能结出果实。在这地方，种下一粒瓜子，压塌一座房子。
忽然，黑裙一摆，一个女人绕到豆棚后面去了。
菜畦间有一只大背箩，盛了半箩柴禾。偷柴的！
安虎跑上来了，天真地嚷道：“我们家的箩！耶弄，你借我妈的?”
我明白了。我好像看见咩安虎那总是对全寨人都笑着的脸，门牙问外飞着，带着一种乞讨的神情。
偷窃，是傣家最不齿的。
安虎向着豆棚跑去，我一把拉住他：“安虎，快跑回去，给我拿顶帽子来，你也戴上！”
安虎跑开了。我自言自语道，“唉，我自己去吧。”便离开了菜园。
号称“米粮仓”的盈江坝连年减产。咩安虎总是向社上借谷子。她家又没有个男人可以去捉鱼、打猎、做竹活换钱，打柴也困难啊!
咩安虎喂着两只和小安虎一般高的大白鹅。当戴着银项圈的安虎拿着小树枝，在它们中间走的时候，就像是一幅童话故事的插图。
街天，咩安虎卖鹅蛋。她喂鹅勤快得像喂猪。全寨就她这寡妇家没养猪。
两只鹅不停地长，大屁股，摇摇摆摆。小安虎假装出要骑鹅的样子，把他母亲急得直骂。
一天中午，人们在吃中饭的时候，听见咩安虎在打骂儿子。大白鹅丢了一只。晚上，安虎也丢了。
咩安虎向大爹哭诉，刚收工的大哥带着人又出去寻安虎。
半夜，疲乏的人们举着快要熄灭的火把回来。安虎没找到。咩安虎号啕大哭，捶胸自谴，说她自己不该偷窃邻居，触犯了上天。我难过极了。
在火把和手电的光芒中，安虎出现在寨口。大白鹅在他的胸前扑腾着，摇摆着长脖子，用它的硬嘴壳在安虎的颊上敲。安虎摇着头躲避鹅嘴，两只手紧紧地抱着鹅那肥白的身子。他脸上尽是泥。在那稚气的眼里，有一股坚韧不屈的光芒。他不把鹅交给任何人，一直朝他们家的破竹门走去。就像一个小当家人，一个小小的男子汉。
雨季，劳累的、多病的日子。每年栽秧有一百多天。最后一批秧没插完，割下的早稻已经从田头挑走。整整一个夏季，右手的指甲因为栽秧而总是秃秃的。
累，什么也不再关心，麻木、瞌睡代替一切思想。看书、写日记都停了。活着，好像就是为了在夜里躺上那张二尺半宽的小床。
常常，还没有把沾满泥浆的裤腿挽下来，我一沾床就睡着了。黑夜里响起了敲鋩锣的声音，赤着脚跳下湿冷的地面。在未逝的冥色中，大队人马急匆匆地越过山坡，蹚过冰冷的小河，谁也不想说话。
栽秧进入最艰苦繁重的时期。全寨同心协力，每月都出满工。这是傣寨考验人的时候。平时干私活，串亲戚，都在情理之中。这时候，谁要偷奸躲懒，劳累的人们就会向他投来蔑视的眼光。
大清早，我去挑水。雨水仿佛封锁了寨子，鸡好像也忘记了啼明。
龙树下传来哭声：“安虎哇!……”
咩安虎守着一堆欲燃欲灭的纸钱。
安虎今早尿血了，昏迷不醒。
我扔下下水桶，向附近的解放军驻地跑去。
病因查明了。昨天分发给各户的抗疟药带着红色的糖衣，小孩很喜欢吃。安虎吃了他的一粒，咩安虎又把自己的两粒省下给他。正在帮他们家修屋的布比也把两粒给了安虎。过量的药物伤害了孩子的肾脏。
给安虎打针的解放军大大说：“如果再加一点剂量，孩子就没救了。”
第二天，全寨的人都停药了。收工的人们走过公房时，不管两位抗疟队的同志怎样招呼，都没有人进门去领药。
一街后，碧郎母女都没有出来栽秧。疟疾传到了我们寨子。
雨无休无歇地下。伢轻悄悄地走动着。我们沉默地吃饭。
“空几架牛?”大爹望着檐外的夜雨，问道。
“昨早空两架，今早空四架。”大哥说。
“大爹，要叫大家吃药……”我忍不住了。以前，我没有在他们谈生产的时候插过嘴。
我们家没有停药。每天晚上，我把各人的药片分出，用一只大碗盛开水，让大爹、伢和大哥当我面把药片吞下。
“大爹，我来发药，就像我们家一样。”我可以去抗疟队把全寨的药领来。
雨下着。小路变成了蜿蜒的小河，在夹路的草丛中哗哗地流。出工的时候，我因为常在田埂上摔跤而感到害羞。今天夜里，我又摔得满身是泥。可是，我感到的不再是弱者的羞耻，而是一种神圣的使命。
走在桥中；我又看见那棵被砍成人形的树。树长出了新枝叶。
从此，收工后，我不再忙着换下泥湿的衣服，回家带上手电，就从寨子的第一家开始发药。
人口少的家庭常聚在灶边吃饭。
咩安虎借着灶膛里的火光，连油灯也不点。我进屋去。咩安虎忽然有一种小姑娘的羞赧。在灶旁微弱的红光中，一个赤背的男子在烤衣服，是布比。
“耶弄，吃鱼!”安虎偎在母亲的怀里。
在以往的漫长的年代里；傣乡的母亲唯有以自己的体温和抚爱来保护病孩。
安虎拒绝从任何人手中服药片，他只吃“耶弄的药”。
每当他从母亲怀里探起身来，张嘴吃药，我真希望，我能给他比药粒更好的东西。
富裕的家庭则在堂屋里吃饭。汽灯雪亮，火塘里茶罐发出沸腾声，还烤着麂鹿干巴。男子先坐在小桌边喝酒。有时候，这位当家人会说：“耶弄，你放着，快回家吃饭吧。我们会吃的。”
但是他们拗不过我。我要等候在厨房里忙着的大嫂，到厢房里去找二早卧的老人，到院外去唤贪玩的孩子。总要等一家人齐了，让他们当着我服药。
久之，每家都放好了一只吃药用的干净瓷碗。回来，他们开始取笑我：“耶弄，我们都知道了。不信，我告诉你，谁吃几粒。” ．
不，决不能再让一个孩子尿血，也不能再让一个粗疏的汉子染上疟疾了。他们记不住的，我得替他们记住。
天晴了，不知谁向我的小窗中放进一束雪白的茉莉花来。送药的时候，我想带些给碧郎。
刚推开院门，一条黑狗窜了出来，凶猛地对我咬着。我喊，“大妈！”大黑狗紧紧绕着我，每挪动一下，它都好像要扑上来。
“海，海!”碧郎在屋里焦急地唤着狗的名字。
海忽然一转身跑了。碧郎扶着墙出现在屋门口。她面无血色，浑身哆嗦，正在发冷。
咩碧郎也回来了。我们去扶碧郎。她抬起头来，恼怒地问咩碧郎：“你出门也不把海关起?”
咩碧郎歉意地对我说：“我去请神药……”
“我只吃耶弄的药。”碧郎生气地瞪了她母亲一眼。
院子里茉莉花撤落一地，一阵阵馨香袭人。
大爹下令杀牛了。人们在田里高兴地互相通知：“打平伙了！”
在龙树前架起了两只大锅。黄色的油沫咕嘟嘟地冒着。
“打平伙”从来不是按家庭进行的。凡是能够形成独立的劳动集体的，包括小男孩的放羊组，都能分到一份大锅菜。不算正式劳动力的小娃娃就跟着母亲。
“普毛”组最排场。他们烤小猪、喝酒。
龙树下，一盏盏的汽灯。一圈圈的人们分坐在地上。火光熊熊，大锅沸腾着。喝了酒的男人们在划拳呼叫。
“耶弄，有人找你。”碧郎喊我。
在龙树后的小路上，两个去拣柴禾的小普少在笑嘻嘻地和任佳说话。
傣语中“大哥”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同胞兄长，一是指情郎、未婚夫。
普少们你推我搡地笑着走了。
他瘦了。脸上明显的有两片连鬓胡子。
我有点不好意思。有两个街天了，我故意绕过他停马车的地方走回来。碧郎的话我总想着。让范娟娟去坐他的车吧。
到我的屋里，点上灯，我才发现他的腿包着纱布。下雨天，马失前蹄，他受伤了。“要不，我那马车一天也歇不了，哪有时间来?”
我硬要他在我的床上躺下。
“打平伙”的人们哼哼唱唱地回来了。
寨子里人声鼎沸，“打平伙”收场了。
碧郎终于回来了。她见了我就一把拉住：
“耶弄，你在这里！我们到处找你……”
“耶弄，你回去不得。你们家大哥和那个知识青年打架了……大哥拿弯刀把你的床都劈了。
“那个知识青年也发火了，不见了。我以为你和他一起走了呢。”
“耶弄，你到区上去吧。我早就看出来，你们家大哥蛮喜欢你。今天他喝了好多酒。他的脾气就跟豹子一样。”
我急急地抽竿撑筏。竹排驶进江流。
两岸的江堤像两道无尽的黑沉沉的墙，渡口从我的视线中消失。那顺流而下的速凌立刻攫住了我。听不见傣寨的狗咬，也看不见区委会的灯光。
那使我如此眷恋的“家”，我流着汗水、血水和泪水建立起来的小寨生活，已经远远地隐没在激流的后面了。
月亮小得像一只发卡，弯得使人心醉。
我心里慌乱。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一下子被证实了。我有些害怕，又感到新鲜：我第一次被人爱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爱是这样到来的。我从书上得到一个程式：那应该是一封隐晦的情书，然后是黄昏的散步，等等。
此刻，我明白了，我生活在大哥的挚爱中。
大哥这样愤怒。我一面自伤，一面又觉得歉疚。
任佳，他又怎么想我呢7
我朝侧边一瞥，发现了一颗不太亮的星。它清清楚楚的，顿时使我像有了倾诉的朋友一样，安下心来。这是一颗多么令人难忘的星辰啊！
傣族人民在这里生长罗。
那弯弯的江水呀，碧波荡漾！……
合唱声伴着琴声，悠悠扬扬，直飞到江边来。我终于靠了岸。
寨外的土台上，县宣传队正在演出。
我问一个提着胡琴准备上台的知识青年说：“请帮我叫一下范娟娟。”
范娟娟涂着油彩，穿着“娘子军”的服装走出来。
当夜，我坐着范娟娟她们的马车去到县革委。
躺在范娟娟洁净舒适的床上。白粉墙，小花瓶，挂着小铁梅的剧照。电灯亮着，还有小书桌。怪不得范娟娟说任佳不来宣传队是傻。她到了这里，白天就没脱过鞋袜吧。
那么长的时间，范娟娟没有学会傣话。她说，“哼！住十年我也不学。我就是不愿意在这儿。”大概，她总有办法回到城里去。
范娟娟大惊小怪地要给我的手脚上红汞，包纱布。我没想到她对我能这么热情。但我那久久回旋于心的泪水，却不能向她流出来。因为，她和她的小屋，对我是太隔阂了。我不需要怜悯。
范娟娟跟县里的干部好像是平起平坐的。过了两天，她告诉我，县上决定把我调一个寨子。
在新分去的寨子里，区上的人已经把我的行李搬来。我索然无味地住下了。
“我们要是能一起离开这里，去学习……”
他提出个秘密的设想。我一下子感到恐怖。我依恋任佳。他和我的家乡、父母、师友、往日的岁月连得最紧。可是突然间，我感到他是在另外一边，那遥远的一边。
到异国他乡去，去找任佳那个当音乐家的父亲。
“我们可以学习音乐。学成以后，不也可以回来吗?”任佳说。
然而在他的话里就带着疑惑。那时，知识青年中发生了几起越境的事件。忽然，一切都变得令人留恋，每天我都感到一种要离去的辛酸和凄凉。我渐渐体会出：离去，对我来说并没有成为一种甜美的诱惑，相反地，变成了一种迫人的威胁。
我告诉任佳，我不能走。
任佳说：“我也不愿意……要不，从前我父亲就来接过我。可是这么混混沌沌地下去，心里实在着急。”他打量了我一下。这时，我又穿上了知青的旧衣裳。他轻轻地说：“我们不能只是要求适应环境……”
我低下了头，百感交集。
他依然忙忙碌碌地赶车，休息的时候拉小提琴。
一个全身穿黑的人坐在我的门口。
我帮大爹把箩筐拿进屋里。箩里是花生、鸡蛋。
“你不愿意，就算了。好好说，不要跑。大爹找你好几街了。这个寨子，水没有我们的甜，打柴又远……
“伢……死了。大爹来叫你回去……明天要请客。”
负疚和痛苦强烈地包围了我。我完全忘记了他们，我的伢，大哥和布比，碧郎……不，我是用“忘记”来压盖我的思念。我总也不快活。
像是为了安慰我，大爹反复地说着：“伢太老了……”
伢不明白，为什么那个她已视为孙媳妇的年轻姑娘，突然不在了。大哥又沉默地出来，夹杂在女人们中挑水了。
有一天，伢跑出寨门，竟独自走过了那防野兽的壕沟。后来，就病倒了。
夜里，猫跳墙，她抖抖索索地起来，点了灯进隔壁我的小屋，看是不是我来了。
直到临终的时候，伢还用手指着她床头上我遗落在那里的一件花衬衣。大哥把衣裳拿给她。伢用最后的力气摩挲着，嘴里说：“毕告，毕告（别走，别走）……”
又来到了江畔那个渡口。
秋天来了，傣乡不见一点萧瑟。淫雨和蚂蟥消失了，天地间是一派干净。江水又恢复了它的澄碧和宁静。坐在那儿等筏子，在凄清中我感到一种复生的希望。我渴望归去。
我又将看见龙树，看见那小寨。我又将在一片烟霞之中谛听老人的牛群声。
怀着期待之情，我渡过江去，登上那藤萝苍翠、秋虫长吟的山峦。
我不愿意去掀开那盖着伢的白布，不，那不是她。我不愿让往日的依恋和期待，那慈爱的眼和温存的手背这无知无觉的死亡幻象所取代。
大爹带着我，一一查看这绘彩图的灵柩，纸花扎的轿子。问我：“这样行了吗？”
我穿上青白二色的傣家衣裳；扎上白头绳。在葬礼的忙碌中，我感受到一种赎罪的欣慰，一种肃穆的洗涤心灵的气氛。整个家园就是一座凭吊纪念堂。蒲团上洒着夕阳的余辉。伢保存的芭蕉正在黄熟发香。
伢的葬礼举行在富足的秋天。农家分了满筐的黄豆。墙上挂着玉米、辣椒。甘蔗酒已经酿出。蜂蜜也割了。
厨房里老婆婆们在炸肉。年轻的大嫂们在后院小河边成桶地洗着，切着，拌凉菜。小普少们来往端菜，张罗客人入席。
我和大爹一起在门口迎送客人，接过他们带来的一包米，倾在堂屋中的一只大箩里。无论本寨的或是远来的亲友，都用粗布帕包着米。最普通的又是最珍贵的米，表达着对逝者的朴实哀悼和对生者的诚挚慰问。
太阳下去的时候，我和女人们守着家。人们把伢送到山上去安葬了。
夜里，我带着劳累和满足的心情沉沉入睡。
翌日，大家都起的很迟，人们仍来院里帮忙。
骚乱，先从堂屋里的男人们开始。他们耳语着。满面焦灼，几次走进我的小屋。妇女们有一个跟着他进了小屋。惊惶立刻也传给了女人们。人们把目光投在我身上，又赶紧转移开去。
大爹否认着：“没有事，你今天歇歇，累了。”
几个女人已经在我的屋里翻腾起来了。屋里并没有我的东西。床上铺盖的，是昨夜大爹才从柜里抱出来的新被褥。
男人们也在堂屋里搬弄起来。坛子、案桌、米囤都移开了。
人们不搭理我的问题，用疏远的、惊惶的眼看着我。
我独自站在后院里，无聊而惶然。
“耶弄，我告诉你，社上的钱丢了。丢了一千多块，是大爹才从信用社取来，要分的。大爹把钱夹在被子里，昨天拿杯子给你睡，忘了。耶弄，我晓得，不是你……”
谁带来的小孩受了惊，哭喊起来，接着是男人的斥骂声和女人的埋怨声。
咩安虎疯狂了似的找到后院来，包头全散了也顾不上。
碧郎匆匆在小河里洗净了一摞瓷碗，端着走了。
寨子里正住着一位区里的干部，是来搞“清队”的。在傣寨，干部就代表政府。我仿佛听到他说：“哈哈！你原来是个贼。”接着，将会在区里乃至全县将我定案、通报、批判……
我再不能走进邮局，母亲再也收不到我的信。她将在久盼的惊惧中，听到我的噩耗。师长们将为之震动。我的往昔的纯洁将被玷污。带着一个耻辱的印记，我将真正地被世界所遗弃。
小河水依然清光流转，我的眼中却一片昏暗。在这块土地上，我所发现的新生，我所热爱的人们，又将离我而去。生活，又是旧的把戏，又是陷害。父亲的命运又落到了我的头上。
迄今为止，一切的吃苦都使人感到为人的自豪。而这耻辱，带来的是绝望。
一阵发热的兴奋后，我的心中变得空空洞洞的，好像整个人正在往无底的深渊里落下去。我忽然想起范娟娟的喊声：“翻车吧！……”
蓦地，一个剽悍的男子站在我面前，大哥！
在整个葬礼中，他率领着男人们一直忙碌，好像在回避着我。
“妹子，别害怕。钱找不见，我们家卖牛。我还有几张皮子。你不要再跑了。”
我麻木地坐在屋里，天色又晚了。那位区干部已经来问过我各种细节，民兵队长也来过了。
人们已经阴郁地散去，屋子里一片死寂。
暮色中又传来熟悉的踢踏声，布比的牛群归来了。
传来小安虎叫妈的声音，他总爱骑在牛背上跟布比玩一整天。
咩安虎忽然带着儿子进来了。
布比也来了。寨子里的人们跟来了一大半。
布比向大爹比划着。碧郎俯在我耳边幸福地说：“钱还在！”
我们跟着布比走出寨子。布比把安虎举上高高的龙树。安虎从树上拎出了一个黑布帕小包。这一老一少天亮时赶牛出门拾到它。布比一看是钱，怕放牛没处搁，就让安虎先藏起来。
人们高兴了，去拍打安虎的屁股。布比笑着。咩安虎也笑着。
我再也忍不住那涌到喉头的哭声。眼泪象小河水一样流下。
大爹说：“就是找不见，大爹也不说是你呀！”
女人们叹息着，用袖子擦泪。
人们簇拥我，安慰着。这更使我痛哭不已。
一切又重新变得青翠美丽。我所热爱过的一切又重新回来。
沉默的龙树下站着沉默的布比和睁大眼睛的安虎。一老一少，赤着背，用竹篾子当裤带。日光、风雨和蚊虫在那青铜般的身体上留下印记。
过了几天，那位区干部又来了。他说，小学里缺少老师，区里已经决定调我去教书。他笑着说：“你的傣话说得不错。我看，你挺合适。”
在一片童声中，我的生活更新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终于回到故乡，继续我中断了的学业。
而任佳是永远地留在那里了。
那是在第二年的雨季，山洪暴发，掀掉了一座山尖。深夜，泥石流覆盖了山脚下的寨子。
里的知识青年都跑出来了，因为他们年轻，又没有家口之累。许多埋在砂石下的傣族家庭，妇女已背上了孩子。有的汉子去解救牛，和牛一起被覆盖。
有一个力大如神的知青救了好几个人。他急中生智，把孩子和老人送到龙树上去。
这个寨子的几匹好马都跑出来了。马缰绳让人用匕首割断了。
奇特的洪灾惊动了城里知识青年的家庭。传说，城里的父母们排着长队在邮局拍电报。成千的家庭不久都收到了平安的信。而任佳的母亲，一位音乐教师，听到儿子失踪的消息，她的两鬓会蓦然添霜。她还能再把辛苦搜集的乐谱寄出吗？她还用得着再节衣缩食，以求为心爱的独子买一架钢琴吗？
洪灾后，布比和咩安虎的喜事刚办过，我在等着安虎来上学。
青青山坡上，一个小红点欢跳着蹦来。
安虎带了一个人——范娟娟。
我立刻就明白，结局来了。他确切无疑地离去了。
范娟娟带来了那把匕首。他一直握着它。那初露锋芒的匕首，它本还应在人间磨砺多年……
小学生们在绿茵深处唱着我教的歌，带着傣语的夹舌音：
在马车上，在悠长的白日里，沿着悠长的大路，任佳爱唱这支童年的歌。他带着稚气，悄悄地唱着！
不怕风儿吹，不怕浪儿高……
叮铃铃！学校里在摇手铃，上课了。
那些光溜溜的小脊梁和系着筒裙的细小身影欢奔向竹棚草顶的教室，中间夹着一个小红点。
我离开范娟娟，边擦眼泪边急步走进教室。
大哥参军的时候，我又回了一次家。
我注意到，碧郎的眼睛像晴空里起了阴霾，眼圈红红的。她不想掩饰，把含怨的目光摄向大哥。
大爹在不露声色的关心着碧郎，总给她一个亲切的位置。“首领”，我又想起了这个最初的称呼。
“妹子，我有一件事。”大哥慢慢地对我说，“我对不起那个知识青年……你去请他来，家里要杀猪。”
我转过头去，不让大哥看到我眼中的泪水。我说：“他不会怪你的……”
“你请他来吧，你信不过我吗？”
我吞下了泪水，回头看着大哥。我笑着说：“大哥，我信得过你。他回去了……我写信，告诉他。”
大哥失望地说：“写信？怕见不着了。“
如今，那吸取了我们的青春的土地，是不是变得更美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