珐琅器是中国古代优秀的传世文物，其制造工艺虽出现较晚，直至元代才由西亚地区传入中土，但它很快与中国传统工艺相结合，融入中原文化之中，生产出品种多样、色彩绚烂、图案丰富的各类制品。特别是在明清宫廷中，珐琅器工艺大放异彩，得到皇室成员的特殊喜爱。在多代皇帝的亲自干预甚至参与下，宫廷珐琅器生产得到迅猛发展，研制出许多珐琅器新品，最终使景泰蓝珐琅器这一后起之秀得以跻身于传统器物之列，与流传数千年的瓷器、漆器、玉器等齐名共存，成为大家公认的珍贵传世文物。   

至今，传世的元朝珐琅器像“元青花”一样，可谓凤毛麟角;明清两朝传世珐琅器，特别是清朝宫廷珐琅器，其存世数量和器物品种则蔚为大观，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承德避暑山庄和海内外许多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家手中，保存着数量众多的清宫珐琅器制品。这些藏品或公开对外展览，或已出版画册图录，使我们领略到古人的生活追求与艺术喜好，了解到当时宫廷中的制造能力与工艺水准。   

在欣赏了许多传世珐琅器物之后，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特殊现象:元、明、清三代珐琅器普遍以小件器物为主，但是在清朝的鼎盛时代——乾隆朝，却生产出一大批体量巨大、外观奢华的大件珐琅制品，如宫廷中的许多殿上陈设器物、内廷生活实用器物等等，它们不仅是过去那个时代的代表之作，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能够制作如此众多的大件珐琅器也绝非易事，甚至有些复杂和繁琐的生产在今天已然无法完成。   

那么，为什么在清朝乾隆时期，宫廷珐琅器会形成那些令人震撼的大件品种?它所揭示的文化内涵又是什么呢?   

清乾隆朝，乃是所谓“康乾盛世”最高峰的时代。在这一时期，清帝国经历了康熙、雍正两朝70余年的积累，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物质上得到充分储备，思想文化则有了高度升华，国家迎来了繁荣的鼎盛时代。   

因此，当时全国总人口数在迅速增加，各地政局较为稳定，商品经济相对发达，手工业制造十分繁盛。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康熙、乾隆两朝皇帝先后多次的各地巡幸之举，如圣祖和高宗分别有六次南巡，两帝另有多次东巡、西巡和几乎每年一次的塞外北狩——木兰行围。可以想像，如果当时宫廷中没有强大的经济、政治基础做后盾，皇帝是不可能率领成千上万八旗官兵，如此兴师动众地离宫巡幸各地的。   

身处于盛世时代的清朝君臣，在治理庞大帝国的同时，自然会产生一种更为强烈的自信感。体现在宫廷器物方面，是他们勇于在设计制造上不断创新，大胆尝试。于是在康乾时期，宫廷中涌现出大量新的工艺，同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宏观巨制。如北京故宫博物馆现藏的和阗玉整雕“大禹治水图”玉山子，紫檀色木雕楼式自鸣钟，在紫禁城各宫殿中悬挂的巨幅皇帝御笔匾额，以及不可胜数的各类御制器物等等。   

康乾盛世的到来，为宫廷珐琅器大件器物的出现提供了理论上、材料上、工艺上的可能。   

当时，由于国家典制已经较为完备，宫廷礼器必须符合新的要求和标准。在金碧辉煌的庞大宫殿内，用什么样的殿上陈设器物来充实大殿，增添一朝一辈子的威仪与尊严呢?宫廷大件珐琅器似乎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图1）   

于是我们看到在乾隆时期，宫廷中生产出大量的珐琅大器，它们主要被制成所谓的“殿上陈列器”，诸如各式珐琅甪端、香炉、薰炉、香亭(香筒)、蜡台等等。这些器物被陈设于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圆明园、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盛京皇宫(沈阳故宫)等处的大殿之中，起到烘托殿堂气氛、维护皇帝尊严的目的。   

以下，为清朝宫廷较为典型的一些大件传世珐琅器，它们主要陈设于皇宫大殿之内:   

根据一些传世实物和文献资料、图片材料来分析，中国古代各朝宫廷中的殿上陈设品，基本是以漆木、铜、铁和其他金属材料制成。殿上陈设品的表面往往会施以髹漆、贴金、鎏金、镶嵌等工艺，时间长久难免会产生暗淡的光泽。而清宫珐琅陈设器的出现，则很好地解决了色彩方面的这些问题。   

清朝宫廷所制作的殿堂陈设珐琅器，多为体量较大的器物。它们多以纯铜为材料，先打制成各样造型，再于器物外表焊接各式图案花纹，其间施以色彩绚丽的珐琅釉，最后加工成美仑美灸的珐琅大器，从而制成独特的清宫殿上陈设器物，为皇宫大殿增加鲜明而闪亮的气息。   

至今，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和承德避暑山庄所珍藏的众多宫廷陈设来分析，在各大殿摆放的御用器物基本为两类:一类是以漆金制作的皇帝宝座和座后的屏风;另一类则是由珐琅器制作的各式宫廷陈设器，它们分别放置在皇帝宝座前的左右两侧，很好地解决了盛世王朝的宫廷外观，使得大清帝国从宫廷大殿上焕发出应有的光彩。   

北京故宫的外朝三大殿，即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是清宫大件珐琅器殿上陈设珐琅器最主要的陈设之处，从这些宫殿内摆置的珐琅器来看，其中的珐琅甪端、香炉、薰炉、香亭、蜡台等，均体量较大，做工精美，体现了乾隆朝宫廷珐琅器的最高等级。(图9)   

沈阳故宫的大政殿和崇政殿，虽然创建于清朝开国初期，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上朝之时使用的宫殿，但在清朝中期，两座宫殿内部的殿上陈设已经不复存在。清高宗为了完备祖宗宫殿规制，除对盛京皇宫宫殿建筑进行改建扩建，还传旨从北京运送了大量宫廷御用器物，以充实宫内陈设和宫中收藏。这样，就使盛京皇宫大政殿、崇政殿内的殿上陈设器物得以充实，而这其中即包括多组宫廷珐琅大器。

热河行宫的淡泊敬诚殿，是清朝皇帝驻跸避暑山庄期间举行各类典礼和会见外国使臣、蒙古王公的主要大殿。康熙晚期和乾隆时期，清帝几乎年年夏季从北京赶到热河行宫避暑，因此这里的大殿亦成为清帝国的重要行政中心。从历史资料和清宫传世文物来看，避暑山庄的淡泊敬诚殿内亦应陈设有成组的大件珐琅器，以符合清朝宫廷的殿上定制。(图10)   

满洲人崛起于山海关外的白山黑水地区，最初是以狩猎、采集为生产方式的山林部族，宫廷中的珐琅器可以说与他们的生活毫无关联。   

当他们逐渐强大起来，特别是进入到辽东地区，中原文化开始影响到他们的发展进程。此后，满洲人将中原大明王朝视为模仿对象，无论是国家政治统治，中央权力机构，还是宫廷礼仪，日常生活，乃至服饰器用，都开始有意仿效明朝方式。至1644年清朝迁都北京，利用故明宫殿修造紫禁城，开始更多地承袭明朝旧制，同时对明朝传世的各类器物也予以更多的接受，而这其中，就有一定数量的明宫珐琅器。   

至今，从传世的清初宫廷珐琅器来看，它们大多源于明朝珐琅样式，许多器物的器型、图案纹饰、珐琅釉质及其颜色，都与明式珐琅器类同，这使得明末珐琅器与清初宫廷珐琅器几乎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些康熙朝早期的掐丝珐琅器，往往要通过器底的款识，才能辨别出两者的区别。   

清朝中期，随着国家各项制度趋于完善，宫廷中各项礼制逐渐严格，宫中陈设的各类器物也形成较为固定的模式，如当时宫廷内各类器物的制作、放置位置等，已有较为标准的形式，这就促使了一些    体量较大的宫廷珐琅器被成批生产出来。  

 清朝入关后，皇帝日常理政的办公地点曾设于太和门，而后又转到乾清门，即所谓的“临门听政”。雍正朝以后，皇帝批阅奏章的地点基本转到“内廷”，如紫禁城后宫区域的养心殿、乾清宫。当皇帝驾临皇家园苑或行宫之时，则于当地宫殿之中处理国家政务，它包括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热河行宫的淡泊敬诚殿以及盛京皇宫的迪光殿等等。正是在这些皇帝临朝政务的内廷宫殿内，清宫大件珐琅器又发挥出它的作用。   

清朝盛世时期，在后宫区域陈设的各类物品，在设计和制作方面也更为丰富，选材用料更为华贵，加工制作更加考究。反映在具体实物上的是宫廷中的陈设器物在传统瓷器、硬木家具之外，大量增加了大件珐琅器物。   

从清中期传世的内廷、后宫珐琅器来看，它们除了以上所述殿上陈设用珐琅器之外，另以屏风类珐琅器为最多，它包括有掐丝珐琅、画珐琅制用的屏风、插屏、立屏、座屏、挂屏、对联等等，其中掐丝珐琅制品最多。   

乾隆朝，宫廷中曾生产出不可胜数的各类屏风珐琅器，它们主要悬挂、摆放于紫禁城内廷、后宫各西苑、圆明园、热河行宫以及盛京皇宫各个殿阁之中。这类屏风珐琅器通常制成平板状，再与紫檀、铁梨、红木、鸡翅木等珍贵木料配框、配座、配架相结合，构成完整的屏风类制品，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清宫珐琅器品种。   

下面介绍的是清宫传世的一些屏风类珐琅器代表文物:   

清中期宫廷珐琅屏风文物的大量增加，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国家财力、物力的增长，制作如此众多的大件珐琅器，对相关铜材、珐琅釉及其加工工艺，都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对资金投入则需要成倍增加，没有足够的物质实力，根本达不到制作这些器物的要求;另一方面则说明了以皇帝为首的宫廷贵族生活观念的转变——向着更为奢华、同时也更加时尚的方向转化。   

清朝“康乾盛世”时期，也是满洲人大量接受中原文化，从传统的满洲文化迅速走向汉化的过渡阶段。   

从保存至今的清宫档案、大臣奏章和皇帝上谕等材料来研究，康熙时期特别是康熙早期，许多宫中档案、奏章、上谕都是以满文为主的，其中间杂的汉文则较少;至雍正朝，各类档案、奏章、上谕基本转变为一半满文、一半汉文;而到了乾隆时期特别是乾隆晚期，大量的宫中档案、奏章、上谕已经变为汉文为主，满文则少的形式。这一简单的事例说明，至乾隆朝，宫廷中的各种礼仪、习俗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皇帝、后妃的欣赏境界、生活方式也一定随着这种改变而产生相应的变化。   

乾隆时期，体现清宫思想观念、生活观念巨大转变的标志之一，是皇帝、后妃御用的宫廷陈设器、生活实用器，都转变为珐琅器物为主，或者从严格意义上说，帝后御用器物有较大一部分是由珐琅器制作而成，而这其中即有相当多的大件珐琅器。   

首先，是清朝皇帝、后妃在内宫摆放的陈设欣赏性大件珐琅器，它包括鼎、炉、钵、缸、罐、壶、尊、觚、瓶等各类器物。这些器物主要陈设于后宫之内，供于帝后欣赏，有的亦用作实际使用，总体反映了皇家宫廷的奢华与大度。   

其次，是清朝帝后和其他皇室成员使用的生活实用性大件珐琅器，它包括冰箱、马鞍、火盆、盆景、花盆、钟表等各类器物。这些器物主要使用于皇帝、后妃和其他皇室成员的生活寝居之处，既有方便实用的功能，又可装饰和美化宫中环境，起到一物多用的效果。   

清掐丝珐琅锦纹寿字象首三足炭盆，每件高37.5、内口径44、外口径66厘米。(图26)   

再次，是清宫中较多使用的宗教类珐琅器，它包括五供、佛教及喇嘛教法器等类文物。这些器物主要陈设于宗教场所，供帝后等人祭祀时使用，具有宗教实物的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清宫制作的珐琅器尽管仿于元明，器物之上包涵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气息，但在制作过程中也增添了一些少数民族文化特征，如以珐琅器制作的马鞍、马具;为冬季取暖所制造的珐琅火盆、炭盆等，均体现出北方游猎民族的文化特点，说明了不同文化在交流碰撞兼并之中，也存在着取长补短的共性与融合。   

清朝宫廷传世的大件珐琅器，至今主要收藏于北京故宫、台北故宫、沈阳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和其他一些海内外知名博物馆中。这类大件清宫珐琅器体现着清朝盛世的综合国力与制造工艺，凝聚着清朝皇帝、宫廷贵族的思想追求、艺术品味和生活境界，因而是清朝宫廷文化的一种物化体现，是古代珐琅器藏品中极其珍贵的组成部分，需要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了解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