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稿：读“卢暖：拯救的政治性——再读话剧《救救她》”有感

卢暖先生对“话剧《救救她》”等文艺作品的剖析，可谓既切中时弊，

又是对某些历史年代昙花一现之文艺作品恰如其分的评判。

虽然本人未曾参加过“文革”，但从曾几何时实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种显然属于形而上学的指导思想之后，中国大地竟然由毛泽东时代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扬眉吐气，牛鬼蛇神只许老老实实，但又不免仍存在“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的社会，逐渐蜕变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成泡影，假冒伪劣产品和假冒伪劣的人事倒层出不穷，可谓曾如某记者所言：问题成堆，腐败成灾，见到老虎猛烧香，见到老鼠乱开枪，既混淆或颠倒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区别，又掩盖了少数货真价实的敌我矛盾，导致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由人变鬼，甚至打假越打越假，反腐越反越腐，反恐越反越恐，缉毒越缉越毒之无情和血淋淋的社会现实来看，简言之，从曾几何时至少局部地方由基本真善美蜕变为基本假恶丑的社会现实来看，如果说并非一天两天或一年两年的历史和现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之一的话，那么除了白痴和认贼作父、为虎作伥者之外，恐怕都能意识到：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到底是真善美的化身，还是假恶丑的代表了！

改革开放年代的某些岁月中，之所以往往把真善美的东西改革掉，把假恶丑的东西开放出来，这对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来说，也许就在于光有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良好愿望，却根本无法知道“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长张英伟指出，目前社科院意识形态存在四大问题，包括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等”情况；更未曾认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关于中国具有两种改革力量的论述”。

这其中一种改革力量是要按照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曾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改革开放的灵魂和大方向进行改革开放，借以巩固和完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另一种改革力量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党和人民国家某些高级领导人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你也不是妖怪，我也不是妖怪”，甚至自以为比马恩列斯毛泽东还高明，从而自我陶醉、自废武功、自毁长城、自掘坟墓、自欺欺人，妄乎所以地打开“潘多拉盒子”，把古今中外的英雄豪杰、仁人志士们，不惜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好不容易才抓住关入镇魔盒子的妖魔鬼怪、毒蛇猛兽、害人虫，统统不加阶级分析和区别地“开放”出来危害中国和世界，至少导致局部国家、地方、部门、机关、单位或领域、独立王国，不搞科学社会主义的以德治国和依宪治国，而搞资本主义及封建主义残余的“依法治国”，或实行普遍性的“一国两制”，即一方面：党纪国法往往成为束缚全国各族人民和党政军等组织中普通工作者，以及拒腐蚀永不沾的领导干部的钢绳铁索，另一方面：党纪国法对新生资产阶级腐败分子及其社会基础——尚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等牛鬼蛇神，包括怙恶不悛的叛徒、特务、汉奸、卖国贼而言，却往往成为烂草绳或伸缩性极大的橡皮圈！

确切点说，不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德治的基础之上，以科学社会主义宪法及其相关的法律法令治国，而是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根本与党纪国法相违背的“潜规则”治国。简而言之，不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路线的人治，而搞资本主义及封建主义残余思想路线的鬼治，却美其名曰“普世价值”！

如此而已，往往以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之标准，要求难免有这样那样缺点错误的人民群众和好的或基本好的领导干部；而以五毒俱全、无恶不作的标准，要求当代的妖魔鬼怪、毒蛇猛兽、害人虫！导致只许贪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甚或只许强盗放火，不许世人点灯的强盗逻辑盛行！

其余暂且不论，现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一户一宅”，或“一夫一妻”的法规为例谈点个人肤见：如果确实“民主、平等”地实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口号，那倒也没什么可异议，换句话说如果仅仅在“港澳台”地区实行“一国两制”，至少策略上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之内并不会错，然而，至少局部地方普遍性地实行“一国、省、市、县、镇、乡、村”均实行“两制”，那就成大问题了！至少也如同革命导师列宁所论断：“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近]（进）的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谬误”了。

如此一来，党纪国法便只有在无权无势的贫民老百姓，或党政法等组织机关中的普通工作者身上是钢绳铁索，而在货真价实的新、老资产阶级腐败分子面前，却成为烂草绳或伸缩性极大的橡皮圈了；至少局部地方一方面让成片成片的田地抛荒，或让房地产资本家搞房地产屠宰场的资本原始积累，另一方面则不惜党和人民国家的钱财，在高山顶上毁林造假田地，滥竽充数“十八亿亩”农田红线，便似乎成为“大势所趋”了！

同时，在房地产问题上，城乡既无权无势又不擅长请神送鬼的贫民老百姓，申请要求审批建房用地的“指标”，往往都跑上跑下非常困难，甚至三年五载或十年八载都希望渺茫成泡影；官商勾结的房地产资本家奸商的“建房用地指标”，却盖了卖、卖了盖，可谓源源不断；换句话说：酌情依法该审批建房用地的人家，若不脚踩马粪托官势，或擅长请神送鬼或坚持“持久战”，往往三年五载甚或十年八载都不予以审批；酌情依法不该审批建房用地的人们，只要有权有势或脚踩马粪托官势，或能以钱财“租用权力”者倒被反复审批了；与此相配合，酌情依法该强拆的违法违章建筑物往往不予以强拆，甚至还帮助伪造“老屋旧址、原拆原建”等伪证据加以庇护；不该强拆的倒被任意加上“违章”或“违法”建筑物的莫须有罪名，进行强拆或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人为地震，非摧毁、破坏、捣乱为大大小小圆明园遗址的组成部分不可，即略见一斑足知全豹了！

再则，据说在毛泽东时代里“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对知识分子则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政策，而如今凡是机会主义者占居统治地位的地方、部门、机关、单位中，即便能给人们办事，也往往要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来办，比如：即使能应城乡某些贫民家庭的依法申请，而给予审批建房用地之前，据说也非要其左邻右舍签名盖章不可。

如此办事，倘若是要求遵纪守法、通情达理的左邻右舍协助办理，显然是理当法该的，然而，如果是见利忘义、得寸进尺，或过河拆桥、以怨报德，甚至恩将仇报的左邻右舍，也非要当事人请求左邻右舍签名盖章不可，那便必然不是助纣为虐，也是扶邪压正了。

因为诸如此类形而上学的办事逻辑盛行，便必然自觉不自觉地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改革开放的灵魂与大方向，不是成为空谈，也是千疮百孔了；尤其到底是共产党领导一切，还是新生资产阶级腐败分子及其社会基础——尚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等牛鬼蛇神，包括怙恶不悛的叛徒、特务、汉奸、卖国贼，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注：此对策若针对错误的思想路线，从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或者消极对抗“秦桧假传圣旨”又是正确的）的“潜规则”，或只要别人遵守执行的所谓规章、制度、决定等之类土王法实际上操纵一切，简而言之，到底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一切，还是反党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腐败势力实际上操纵一切，同时，嫁祸于名副其实之共产党人的头上去，那就务必要事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了！

该文中有如下一段话：“李晓霞和流氓团伙有着怎样的关系，她又为什么会怀孕，怀上的是谁的孩子;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提出，我们只能通过前面的信息猜到一二。而在揭露这些事实之前，剧作开始了下一场戏：几天之后，在方媛的家里，李晓霞在用力地洗衣服，脸色阴郁，仿佛希望用劳动来减轻自己的痛苦。老师一来，她就把洗衣盆推到了一个不明显的地方。在方媛上场之前，我们就听到了她欢快的喊声，原来，李晓霞写了一篇很好的作文，让老师为之兴奋。方媛的赞扬让李晓霞百感交集：对于一个遭到精神判决的孩子而言，似乎早已忘记了被赞扬的感觉。其实，这篇作文写的就是整个戏剧的总的主题：个人的命运与党、国家、人民的命运是紧密联结的;在“四人帮”时代，国家前途渺茫，个人也前途渺茫;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和国家得到了拯救，个人也得到拯救。剧本正是希望通过李晓霞个人的堕落与拯救的经历，去表现“四人帮”时代的万恶，以及新时代的完美;万恶的时代让她犯罪，万恶的时代造就了对她苦苦相逼、不允许她走入正轨的坏人;而完美的新时代赋予了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理想。这种剧作形象与历史政治的彻底锁定，以及这种历史政治观念的浅陋，就是全剧无法酣畅地表现人物心理层次的原因。简单的锁定是僵死的，更何况这种简单的锁定并没有深入细致的历史分析、政治分析，有的只是一种非黑即白的是非判断。笔者一直在叹惋，一个创造出了细腻动作的作品，因为被这种简单粗暴的是非所左右，进而沦为话剧史上的昙花一现”。

我想：所谓“四人帮”时代，恐怕不过是擅长打着红旗反红旗和指桑骂槐的帝修反分子，妄图实现反党反共反人民的狼子野心，才把毛泽东时代歪曲为“四人帮”时代吧？反正昨晚大年三十一件事，便似乎使我意识到：凡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及机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占居统治地位的地方、部门、机关、单位中，一切是非好坏、善恶功罪…敌我友，都被有意无意者所混淆和颠倒了！同时，也仍然存在着荷花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好人好事。

何事呢？昨晚刚好大年三十日，我家老房后边上大半截树着火了。为啥着火呢？因为这大半截树干的树皮如同共产党人的良心已被某些国盗民贼挖掉一样，不知何时被剥得一干二净而干枯和烂心了。为何干枯和烂心的树干顶部会着火呢？我怀疑是有人借放鞭炮故意破坏，有人认为这是我多疑了，但认为凡是想借早放多放鞭炮找老天爷保佑的人，都是没什么真本事的无用种。但愿我多疑了，也诚愿人们早日从自欺欺人的美梦中醒来。

反正我认为要把该大半截树干烧毁，与当年狠心地偷剥掉该大半截树干之树皮，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者的邪恶用意是一致的。因此，我首先给当地的110打电话，要求派员前来查看是否有人故意纵火？结果，至今无人影前来甚表遗憾！当地公安、城管、交警机关的领导人员们，虽然时常日夜操劳很辛苦，但对既浪费钱财，又时常扰民，更隐患无穷的烟花爆竹热，以及骗人害人的非法广告或手机短信到处涂贴或时常发送、有钱人的小车时常侵占盲人道口等行径熟视无睹，而对违规停车或轻度酒驾等违规违法行为，如据某农民工朋友说：其中餐喝了几两酒晚上收工驾车回城，也要被如临大敌、大动干戈，既要被罚款500元，又要被扣驾照，同时要交180元费用进行所谓重新学习后再考证照；甚至为推销农产品而根本无碍市容村貌的正常广告牌，倒不许做的行为更应纠正。

严重的问题在于：一方面靠生产酒、烟之类抓收入，更通过国家的喉舌宣扬“喝了酒鬼酒”等等，如何“馥郁香万里”，简直飘飘欲仙，另一方面则又要动辄罚款等等，这岂不等于“举起右手在水源头投毒，举起左手则悬壶济世”吗？诚然，对于醉生梦死、铺张浪费钱财，甚至浪费公款而不可一世的醉驾者，予以严查并及时进行处罚是必要的；每个城镇都有人民广场等公共场所，若能引导城镇民众到此类地方燃放烟花爆竹也许并非不妥。

再说，我为什么要对这大半截树干恋恋不舍呢？因为从我家二层楼顶拉到该树干顶部的铁丝，平日可以借滑轮及拉绳晾衣物而苟且偷安；为何我要如此挖空心思地为自家晾衣物的问题着想呢？因为我家目前还没地方晾衣物。为何我家目前还没地方晾衣物呢？因为一则我们当地官商勾结的房地产资本家、尤其是奸商资本家，至少基本占居了城乡贫民老百姓的所谓“建房用地指标”，因此，凡没有脚踩马粪托官势或不擅长请神送鬼的人家，要想依法申请审批“建房用地指标”都非常困难，其中包括我家在内。反正我家从05年冬开始三番五次地依法申请要求审批建房用地，至今首尾已近10年了，却仍然是无法实现的“中国梦”的组成部分！因此，连小资老婆认为我无用也想与我分道扬镳了，但愿事情向中央巡视组和路线教育督导组反映之后，对于新、老资产阶级腐败势力，至少垄断局部地方房地产市场的局面会有所改观，尽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好。

对于上述树干顶部起火燃烧事故，虽然本户从来不干既铺张浪费，又时常扰民，更隐患无穷的蠢事，因而不但此火患事故与我们毫无相干，而且歹意者有烧毁我们家木料房子，危害我们家财产和人身安全之嫌，因为树干下面就是我们家遮有塑料薄膜等易燃物而待建的木料棚房，但邻居中某妇人，自从其家人到某邻居家的新建房内泼大粪，结果当事人被依法拘留之前，其家人要求我妻子作伪证，我妻子拒绝做之后便耿耿于怀、神魂颠倒，因而凡事往往都力图颠倒是非善恶，反正上述火患事故竟然也想嫁祸于人，说什么“与我们家人做邻居八辈子都侮气了”云云！

上述火患事故因消防总队有关指战员接电后，曾两次赶到现场并将死灰复燃的火患点及时用水枪灭掉了才未酿成祸害。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同时，也仍然存在着荷花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好人好事”。可惜据说浙江萧山某处有三名消防指战员，在救火中竟然不幸牺牲了，其他地方的消防指战员，也有继续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为人民消除火害和造福人民的过程中不幸牺牲伤亡的！

最不幸的是：大众传播媒体、尤其是网络世界中，往往只是有意无意地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为报道而报道，可谓今天滔滔不绝地宣扬天灾此伏彼起，明天广而告之地宣扬人祸接二连三，后天不厌其烦地宣扬人祸加天灾层出不穷……却似乎极少有人指出这是抛弃和背叛邓老为首的党中央，曾经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改革开放的灵魂与大方向的必然结果！ 比如：大众传播媒体只报道某年月日浙江萧山某厂火灾“致六名消防官兵死伤”，死伤官兵被授予烈士等荣誉奖励；该厂女职工李丽娟“因工作岗位调整等原因产生的怨愤”便成了故意纵火犯；某年月日该纵火犯被法院判处死刑便了事了！又如：大众传播媒体只报道某年月日，“吴硕燕”在山东招远的“麦当劳餐厅”，被数名“全能神”信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活活打死了，某年月日“全能神”的信徒已有2人被判死刑，有几人被处无期或有期徒刑多少年云云也了事了。

至于浙江萧山某厂本来该作为工厂主人翁之一的李丽娟女职工，为什么竟然会走到故意纵火将自己的“家”烧毁的地步呢？据报道：“纵火犯李丽娟”仅“因工作岗位调整等原因产生的怨愤”便不惜成纵火犯了。倘若事确如此，只能认为该工厂只顾搞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赚钱，而把人培训为毫无自我控制能力的冷血动物了吧？

还有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把本来属于阶级兄弟姐妹的“吴硕燕”活活打死的五六名农民男女，为什么会变成既害人又害己的“全能神”魔鬼呢？为什么本身由人变鬼成邪灵了，还血口喷人诬说别人是“邪灵”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呢？把吴素燕为代表的工农兵等子女活活打死的“全能神”犯罪团伙，是罪大恶极的害人者不假，然而，到底是谁把张立冬为代表的本来属于农民阶级的家庭之一，变成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家庭呢？每发生一场人间悲剧，到底是把罪犯或替罪羊抓判了就万事大吉，还是该把主要精力放在追查：当时当地党政公检法以及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组织，是否已经名存实亡、甚至已助纣为虐了呢？

诸如此类问题似乎都极少有人以阶级分析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除了曾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组织大讨论，把毛泽东时代及其组成部分的十年文革，讨论成“十年内战、十年破坏、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到达崩溃的边缘”等之外，更似乎没有人以血淋淋的客观事实为依据，再续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大讨论了。相反，大众传播媒体、包括党和人民国家的喉舌，尤其是网络世界中，似乎都既有意掩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实质真相，又不是在不厌其烦地搞恶作剧的“娱乐至死”，就是请专家评判新老资产阶级家庭收藏的宝物，到底是真品还是假货或约有多少价值？或者给国人和世人展览对工农兵等劳苦大众而言，不但无益反而有害的奇人异事或怪人怪事怪物了事。之所以说此类展览对工农兵等劳苦大众而言，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因为别有用心的导演者们从来都不说：它们搞这一切的罪恶目的就是要让被剥削压迫欺凌奴役者，认为自己技不如人、命中注定就要受苦受累受穷受骗受害一辈子，而怪人怪事怪物摇身一变成“圣人”之类，则必然要主宰人世间一切。其实凡不能给人类带来任何益处的怪人怪事怪物之类，除了根本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或自欺欺人的“功夫”了得之外，便连要饭都没什么门路了。于是，当昙花一现的历史过客陷入穷途末路之时，往往不是走坑蒙拐骗或图财害命的歧途，就只好轻生厌世而自尽了结了。

正因如此，曾几何时至少局部地方假冒伪劣的产品和人事层出不穷，甚至打假越打越假，反腐越反越腐，反恐越反越恐，缉毒越缉越毒，据说某省“贪腐发生都是一坨一坨的，现在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就塌方”，自然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到底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实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社会公有制、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必然恶果呢？还是在封资修思想的诱导之下，实行资本主义及封建主义残余的思想体系、社会私有制、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必然恶果呢？换句话说到底是实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改革开放的灵魂与大方向的必然恶果，还是抛弃和背叛这个灵魂与大方向的必然恶果呢？到底是路线方向问题，还是细枝末节问题呢？自称“铁流”等等封资修卫道士们的回答是前者，左派将士的回答是后者。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对同一人事和问题的答案便截然不同，所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才会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之一。

当人们好不容易在大众传播媒体中听到我国“粮食十一年连增”，工业也“日新月异”的好喜讯，转眼间又传来男女养老金发放岁数要推迟的“新规”；早已批判过“四人帮”搞“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如今却至少局部地方依然如此；某地农民工讨薪无望要跳楼；某处拖欠教师工资闹罢工等等不幸的坏消息更接踵而来……这即便不是自欺欺人也很难自圆其说了吧？结果，自然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让国人和世人丧失生活的信心，增加人生的恐怖感，直至对党和人民国家产生怨恨和叛逆的心理情绪与行为！难道不是吗？

事实反复证明：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开放年代，凡政治闭塞、经济落后、文化落后，而反革命修正主义及机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占居统治地位的局部地方、部门、机关、单位来说，阴暗面不但在所难免，而且是占居统治地位的。这也符合纯是相对的不纯是绝对的总规律，更符合军事战场的总规律。诸如新中国虽然1949年就成立了，但全国各地的土匪和阶级敌人的残兵败将，以及阴谋搞捣乱破坏的特务还到处存在一样，尤其是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迷信思想还根深蒂固。因此，无论是话剧《救救她》，还是其它相类似的作品所暴露的阴暗面，如果仅指毛泽东时代5﹪以下的人与事，恐怕都比较客观和现实，但如果指95﹪以上的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那就不能不是封资修两面三刀分子别有用心地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了，或者说不能不是形而上学自欺欺人地肯定一切或否则一切了！

如今受到张宏良老师等左派将士猛烈抨击的电视剧《老农民》，如果是不同程度和范围指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年代里，已被假冒伪劣的共产党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及机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占居统治地位的局部地方、部门、机关、单位来说，同样也比较客观和现实，但如果指全国的政治体制而言，那就只能是擅长打着红旗反红旗，而无耻攻击诬蔑和歪曲诽谤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反革命宣言书了（注：昆仑山将对假冒伪劣的“老农民”和假冒伪劣的“革命干部、群众”进行剖析批判；对左派战将之一的黎阳先生，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1周年所作的“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文中，把马克思所说的“ 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完全对立起来进行立论的形而上学偏见，也将进行专文评述；被“”转载和称为“）。

改革开放年代显然是毛泽东时代的继续，如果说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年代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毛泽东时代的领导干部，不但基本坚持党性和原则立场，事事以身作则，而且爱抓主要矛盾，注重阶级斗争问题的及时解决，因此，敌我矛盾和民族矛盾已基本解决了，剩下的基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较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走后门之类不正之风和八级工资制等资产阶级法权了。这如同高明的医生主持的医院重视治未病，因此，爱抓主要矛盾，注重防治恶性肿瘤和癌细胞的滋生与发展，因此，除了伤寒感冒之类一般性毛病之外，极少重症患者一样。相反，改革开放年代至少局部地方的执权者，往往只要求别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充当不食人间烟火的活神仙，而自己却放任自流，极少数甚至五毒俱全、无恶不作，至少也不爱抓主要矛盾，根本忽视阶级斗争问题，从而自觉地不自觉地以人民内部问题代替和掩盖阶级斗争问题，且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于是，小病不治成大患、且恶性传染，急速害人性命的政治精神的和物质经济的非典病毒、猪流感病毒、禽流感病毒、埃博拉病毒接踵而来，形形色色的政治癌症和身体癌症病人层出不穷。如此而已，纵然不是巫婆神汉取代高明的医生开药方，也至少不免有庸医开方之嫌了！

至于毛泽东时代名副其实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人学雷锋做好事蔚然成风、无名英雄层出不穷、人民扬眉吐气、牛鬼蛇神不许乱说乱动而令世人向往的中国，曾几何时被搞成“乱世”之后，某些人又竟然提出所谓“乱世用重典”的方略，那只能认为这是力图占妻霸子女和夺家产的“奸夫”的逻辑，相反，只有继续在行动上而不是阳奉阴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主观与客观相联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考虑个人、集体、国家的眼前利益，又考虑个人、集体、国家的长远利益，切实实行邓小平理论的正确部分，即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改革开放的灵魂和大方向，作为一切具体工作的行动指南，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奋斗和勤俭建国，重新把假恶丑的一切改革掉，把真善美的一切开放出来，首先则把大众传播媒体、包括党和人民国家的喉舌中，已经被混淆甚至被颠倒的是非对错、善恶功罪、真假美丑等，乃至敌我友要重新颠倒过来，尤其是网络世界中“只许贪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甚至只许封资修强盗放火，不许马列毛战士点灯（注：更有甚者则在文艺作品中，把为民除害和火眼金睛的孙大圣与吃人不眨眼的白骨精，也巧妙地通过疯癫演员的出色表演进行了颠倒），包括把“共产党”和“红军”等等都列入“非法词语”或“敏感词语”，以便作为封杀批判帝修反搞和平演变阴谋之战斗檄文借口的局面要根本“改革”，才有可能逐渐“玉宇澄清万里埃”！难道不是吗？

借此机会顺便请仍能在《博客中国》发文的网友，代为询问一下有关网管领导和老师：

本人在《博客中国》已经发表了500多篇评论拙作，先后已经过5年多的战斗历程，正、反点击已达20多万人次，到底为什么从2014年3月中旬开始，便将本人在《博客中国》开设的：“昆仑山的博客中国专栏”封杀掉无法发文了呢（注：经复查现又可发文了，谢谢有关网管领导和编辑老师的鉴辨辛劳）？

也请代为询问一下腾讯网有关网管领导和老师：本人借用“流星”的QQ号,转发和批判了“wqqaa” 在网络世界中散布的反党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言论,凭什么就说我发布了“不良信息”，而借“保护模式”的美名，竟然将“流星”的QQ号封锁掉无法读文和发文了呢？！请予以解答。

 “卢暖：拯救的政治性——再读话剧《救救她》”原图文附后：

作者：卢暖 发布时间： 来源：乌有之乡 点击： 2035

细读《救救她》我们不难发现，毛时代反对官僚主义的历史任务在舞台上延续着，而革命性的人生价值观却被悄悄地抹杀了：劳动光荣悄悄变成了将劳动分为三六九等的观念，集体主义也悄然变成利己主义。

　　本文解读七十年代末一系列“反文革戏剧”中艺术造诣较高的一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许许多多政治戏剧被创作出来，包括《于无声处》、《丹心谱》等等；随后便有社会问题剧的风潮，中国的舞台上产生了《报春花》、《假如我是真的》、《救救她》等当代戏剧名作。这些剧本至今已无人问津，这种命运自然源于它们低劣的艺术价值和速朽的思想价值。然而，对于我们而言，对当年走向私有化的历史转折期的文化进行再解读很有必要。这样的研究可以告诉今天的人们：我们从哪里走来。

　　《救救她》这个剧本是从新中国时期到私有化时期的短暂的过渡年代中，产生的最具特色的一个作品。至今，人们认为它除了反对“四人帮”的滥觞之外，还有人道主义的“拯救”问题。在这篇长文中，我试图极尽细致地对此进行艺术分析，由此看到那样一个时代并没有什么“人道”可言。相反，站在今天的角度上回首往事，我们可以看到剧本中存在着新中国和私有化时代的社会秩序、价值观的对立。细读《救救她》我们不难发现，在短暂的过渡时期，文化大革命反对官僚主义的历史任务在舞台上延续着，而革命性的人生价值观却被悄悄地抹杀了：劳动光荣悄悄变成了将劳动分为三六九等的观念，集体主义也在“四个现代化”的遮羞布背后，悄然变成利己主义。

　　凡此种种，在《救救她》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历史信息提醒着今天的人们：这个剧本不应该被遗忘。

　　《救救她》在三十余年前的特殊历史时期出现在中国舞台上，提到那样一个时代，我们首先想到的已经不是“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灵魂救赎”等似是而非的抽象命题，而是另外一些具有明确意识形态指涉的话语：告别阶级斗争、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话剧史家云：“剧作家以李晓霞被不正常的社会所扭曲的人生为蓝本，批判了‘文革’政治对人们灵魂的戕害，凸显了戏剧的拯救主题与人文关怀。”[1]今天看来，将剧中“拯救灵魂”的问题回归其具体的政治性和历史性很有必要。首先，灵魂潜藏于人的行动之中，行动的总和构成了人格;人的灵魂被拯救的问题，实质上是行动被重新端正的问题。其次，行动的端正与否需要一个价值评判标准;一种标准将人的行动分出优劣，也将不同人的灵魂分出优劣。最后，在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描写拯救灵魂的故事，实质上是描写新的价值评判标准对人进行规范的故事;因此，与其说《救救她》中的“救”包含抽象的人文性，不如说它包含特定的政治性。

　　观照此剧的具体内容，我们就会发现其特定的政治性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文革”政治，相反，剧本的思想价值和“文革”政治有着复杂的关系;这种复杂的关系只能产生于那样的历史时期：从“继续革命”之时代到“告别革命”之时代的过渡。剧作本身以极强烈的政治批判态度问世，因此，对它的重读不仅意味着探访一个时期的问题剧创作，而且也必然带来一次对历史过渡时期的重新审视。下面，让我们走进这个兼具两个时代特色的文本。

　　剧本描写了女孩李晓霞受到社会的压迫而堕落，又在新的社会语境中浴火重生的故事。要想探究其形象背后的时代性和政治性，必须了解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堕落的根源是什么?她受到了什么样的压迫，怎样堕落，如何亟需拯救。第二，她浴火重生的推动力量是什么?也就是要问，她接受了什么样的拯救。作为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剧，作者也的确是如此建构其人物关系和戏剧性事件的。作品围绕着李晓霞，设计了五组人物关系：

　　第一，李晓霞和官僚邱副主任、其子“地包天”，及小流氓“草上飞”的关系。这一组人物构成对李晓霞的压迫势力，此势力导致了李晓霞的堕落，也导致了她浴火重生的过程的曲折性。其中，首恶邱副主任及流氓头子“地包天”这一对父子，再加上那位县城的部长，都没有出现在舞台上，但他们是罪恶的根源。当然，除此之外，剧中表现的时代，也就是那名为“文革”和“四人帮”的大环境同样构成了罪恶：李晓霞在“文革”时期因为反对批判老师，并且要保护老师而被学校开除;被迫下乡劳动之后又屡屡在招工之时被“有路子”、“走后门”的旁人顶替。这两件事并没有直接地把矛头指向某一个人，但其批判的对象除了阶级斗争的路线之外，却又可以用邱副主任之流来代表，那就是官僚主义政治。这种渺茫的罪恶和事发之后“地包天”所犯下的一桩桩实体的罪恶共同形成了反面的力量。而李晓霞在“回归正轨”、“获得拯救”的历程中，一切险阻都来源于“地包天”的引诱、侵犯和威胁、纠缠：这个流氓头子不仅利用了其父的特权来引诱、迷奸了李晓霞，而且在李晓霞欲脱离其控制之时，让小流氓“草上飞”介入她的生活，威逼她回到自己的犯罪团伙当中。“草上飞”的两次介入也着实使得李晓霞的正轨受到了强力的干扰。因此，这第一组人物关系虽然藏在幕后，但它是情节的推动力量。另外，这组人物关系还有一个附属品，那就是教育局的干部邵旭;这个人物除了在作品的具体事件中发挥作用之外，还成为了官僚主义政治在舞台上的一个“影子”：当邱副主任为保护儿子而在李晓霞身上行使特权，妄图利诱她以控制自家的恶劣影响之时，邵旭作为其下属代办此事;这个教育局的小干部在和自己老师发生矛盾而后觉醒的一个短暂的过程中，承载着对官僚主义政治进行深化批判的特殊功能。

　　第二，李晓霞和老师方媛的关系。李晓霞的命运始于其为了保护老师而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粉碎“四人帮”之后，已经在“地包天”的泥潭里无法自拔的李晓霞得到了方老师的不离不弃的帮助。方媛的行动是全剧表现“拯救”这个过程中的最强大的力量。她给李晓霞带去了教科书，引导她回归学校、回归知识、回归正轨;在李晓霞又一次犯罪被管教之后，方媛又接纳了她，帮助她补课、学习，并且不断地作为她坚强的后盾，给她树立回归正轨的信念，给她充分的信任和关怀。在“草上飞”打伤方媛之后，这位老师还用自己的伤痛来对李晓霞进行着感化。最终，方媛不遗余力地完成了“拯救”，将李晓霞送入了大学。

　　第三，李晓霞和男朋友徐志伟的关系。除了方媛之外，围绕着李晓霞的最大的“拯救”力量就来源于徐志伟。这个男孩和李晓霞的亲密程度甚至胜过了上一组师生关系，因此，他才可以成为戏剧性事件的第一个知情人。徐志伟自己也因为“文革”的政治环境而承受压力，他和自己的“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但却一直背负着这个阴影。然而，他的爱情给李晓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力量，无论是管教所墙外的小提琴乐音，还是在学习英语时的一本词典、一个录音机，在李晓霞的“回归”之路上，徐志伟一直不吝付出自己的能量。更为关键的，则是二人爱情关系对李晓霞的影响，徐志伟受到了“地包天”的威胁，这个事件直接刺激了李晓霞勇敢地、决绝地与流氓团伙决裂;而在最后，徐志伟不失包容地接纳失身的李晓霞，也让整个“拯救”活动功德圆满。爱情关系，之所以不比师生关系发挥的作用更大，是因为这是两个孩子的关系，面对社会，他们显得同样的无力;比如，他们曾经受到过家庭关系的干扰;然而，正是他们的“无力”，才使得他们的每一次坚持、每一分斗争、每一点韧性，都显得更加令人动容。因此，这段爱情关系应该算是拯救行动的第二组重要关系。

　　第四，李晓霞和警察杨华、少管所的张管教的关系。这两个个别的人物和主人公构成的关系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但其重要性在于，这一组人物关系背后，反映了新的社会秩序，也就是所谓“法制”的秩序。剧中这两个人物有一些不失人道的行动，也[行](形)成了拯救的助力，但她们终究属于一个抽象的“社会”。对于李晓霞而言，整个行动意味着拯救，但对于社会而言，整个行动还要意味着法律秩序的重建。李晓霞几乎一直都是法律的管教对象，她冒充邱副主任的外甥女是需要管教的，她加入流氓团伙是需要管教的，她不愿去揭发检举别人，也是需要管教的。法律对李晓霞一系列行为的管教，也成为了伴随着拯救活动的外在因素;而最后，流氓集团被打掉，官僚被处分，法律给人物最终的“得救”提供了现实条件。

　　第五，李晓霞的家庭关系。其中包括李晓霞的母亲宋洁珍、父亲李长海和徐志伟的母亲徐静。这一组人物关系是“拯救”活动中最软弱的力量，甚至会成为师生关系、爱情关系的阻碍。家庭对社会环境，以及现实问题的改造能量很小，如他们在李晓霞被管教之后决绝地选择放弃，甚至在孩子走上“正轨”之后仍然患得患失、畏首畏尾。正是家庭关系中透露的这种态度，才使得“拯救”的社会性大大加强，而个体性大大减弱。也许这样的处理，正是为了告诉观众：这是一个失足青年的故事，但也是一个历史故事。历史的问题只能是全社会共同去解决的，不是在一个家庭之内，或在一种血亲关系、私人关系之内可以解决的。

　　以上的五组人物关系分为两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组人物关系构成的反面，他们是罪恶的力量、堕落的根源，是剧本批判的对象;第二部分是后面四组人物关系，他们共同构成拯救的力量，也共同诠释了新的价值标准、社会规范，以及在此规范下被定义的“正轨”，(尽管最后的家庭关系对人物的拯救作用甚微、力量薄弱，甚至对李晓霞报以遗弃的态度，但更重要的问题不是我们如何评判家人的行动，而是李晓霞与家人的关系。李晓霞对父母的爱和认同感又明显见于作品之中，也形成了一定的情感力量。)他们的“拯救”行动不同于“堕落”，拯救的过程是剧本直接表现的明场的行动，也是剧本歌颂的对象。

　　然而，什么样的戏剧性事件使得上述人物关系得到定性呢?这个事件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李晓霞的一次行动：她在被学校开除、招工又被顶替的情况下，想要上大学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冒充邱副主任的外甥女来到县城，要求一个部长安排她上大学。这个冒名行为的败露使得罪恶的力量得以渗入李晓霞的人生，同时也让拯救的力量有了切实的任务。此事是李晓霞命运的转折点;无论是堕落还是拯救，都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才开始运转的。而从这个事件总结起来，官僚专权的社会秩序就是一切问题产生的根源。

　　《救救她》于1979年首演，而剧情的时间设定也契合人们刚刚经历的历史：1975年，戏剧性事件发生，一直到1977年。有几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出现在剧情中，例如1976年粉碎“四人帮”和1977年的恢复高考。只有这两个历史大事的发生，才使得“拯救”有的放矢。这种时间设定凸显了剧本对政治历史的指涉。剧本的空间设定，是根据八场戏剧的行动发展而定的。剧本用一系列具体事件推动而成的具体场面表现了“拯救”的曲折过程。

　　下面，我们需要走进这些场面，以其具体形象来探索《救救她》这个文本的奥秘。只有用我们的笔，留住那些在曾经舞台上纷至沓来又转瞬即逝的一个个瞬间，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去探索、去拷问一个戏剧艺术作品中全部的美，以及那份比史料文献更真实的历史。

　　第一场戏发生在李晓霞家里，床上打好的行李、装好的旅行袋、装进往兜里的脸盆等等布置，都告诉我们这是李晓霞要离开家的时候;而墙上挂着的剑则是要表现她曾经上过体校武术班。开场时，李母宋洁珍正在兴高采烈地拌饺子馅，而李晓霞本人则是在“紧锁着眉头”写信;母女俩心情状态的差异留下了一个小小的悬念。母亲喜出望外地做着“送行的饺子”，并且让李晓霞帮她去拿味素，但李晓霞忙于写信，一时没有理会母亲。在第一个场面中我们看到，这是李晓霞准备离开家去上大学的时候，而且马上就要去上火车了;但是，她对家里送行的“仪式”完全不感兴趣，认为包饺子就是“多余”、“费事”。此时，李晓霞一门心思要写完手头的这封极其重要的信，直到母亲又一次催促她去拿味素的时候，她才放下笔离开。好奇的母亲看了看信，这才明白女儿的心思：原来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徐志伟。

　　宋洁珍将徐志伟的名字改为许志伟。待李晓霞回来看到，便告诉母亲说，徐志伟的父母离婚后，他就跟了他母亲的姓，不姓许而姓徐了;这是“文革”年代与反革命家属划清界限的产物。谈到这个男孩子，母女俩便说起了他和李晓霞的感情问题;宋洁珍提醒女儿，不能因为自己上了大学就心高气傲，拖来拖去耽误了徐志伟，最后还造成痛苦。从李晓霞羞涩的反应来看，她也是喜欢徐志伟的，而她父母又将决定权完全交给了她自己。

　　徐静和徐志伟母子来到李家，想给李晓霞送行。徐静大夫和宋洁珍护士长是医院的同事，她一进门便和宋洁珍开玩笑说，孩子要上大学了，这样的好事家里保密，是不是害怕请客。宋洁珍告诉她，早准备好香烟和糖果带给大家了。这样一个场景，表现了上大学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是个非常罕见、非常值得庆祝的大好事。而李晓霞昨天曾专程去和徐家告别，也反映了她对徐志伟的特殊感情;在分发“喜糖”的时候，她还专门把徐志伟随便拿起的糖果夺走，自己挑出几块好的塞到他手里。两位母亲看着他们的亲昵，于是就离开去包饺子了，把空间留给了两个孩子。从徐志伟将手表赠送给李晓霞，到他拿着李晓霞的照片痴情地凝视，再到最后鼓足勇气地轻轻一吻，二人炽热而纯净的爱恋尽在其中。李晓霞心事重重地看着表，想着时间会记录些什么，徐志伟则顽皮地说照片是“分别纪念”，这些谶语让我们在青涩而珍贵的感情中隐约嗅到了危机。只是此时此刻，李晓霞舞弄的剑和徐志伟撩拨的琴，让危机在甜蜜中藏匿。而就在徐志伟接过琴弓，准备给心爱的姑娘好好演奏一曲的时候，他发现了桌上那封写给他的书信。李晓霞同意此时将信交给他，但要求他等自己上了火车之后才可以拆开阅读;徐志伟拿到信之后假装要拆开，李晓霞着急地制止他，并且又严肃地强调：不到时间绝对不能看。急成这个样子的姑娘让我们好奇信的内容，而其可爱、纯真的窘态让男孩一时失去理智，亲吻了她的脸颊。一时间，幸福和羞涩浓得化不开：徐志伟害怕她生气，但姑娘秋波一转，便涤净了他心中的不安;他拿起小提琴，激情澎湃地演出了自己的心曲。

　　这时，宋洁珍在内喊李晓霞，让她将徐静的提兜送进去。这便给了徐志伟急忙偷偷看信的机会。刚刚的那一个吻让两个人的爱情彻底拨云见日，李晓霞不仅接受他的爱意，而且也为这份爱感到幸福。这样的状态将徐志伟带入了爱恋的迷狂和贪婪之中，正像一切初恋男孩一样，他急于知道姑娘的一切、急于进入女孩的世界、急于抓住一切机会靠近自己的爱人;他要不顾一切地靠近，不顾一切地让两人间的所有距离都消失，当然也包括刚刚那个承诺所造成的他跟那封信的距离。在充斥着爱恋之激情的徐志伟看来，那是心爱的姑娘写的信，是一个同样也爱着他的女孩想要寄给他的神秘的声音，这便足以让他将承诺放到九霄云外，而拆开那封信去看。他要看一看，那里面是不是有她诉说相思的千言万语，是不是有因离别而终于勇敢地冲破了羞赧之阻碍的真情告白。我们不知道信里有没有这些情话，有没有灼热的爱恋;但是，从徐志伟读信的态度来看，信中所透露的那个秘密一定能让惊愕和阴郁取代了幸福。徐志伟心情的巨大落差自然瞒不过李晓霞的眼睛，姑娘回来就发现了他没有信守承诺;他真诚地请她原谅自己的渴望，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他要了解信中讲的某件“事”。

　　徐志伟万万没想到这是一封讲了这样一件“事”的信，对这个“事”，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甚至是恐怖。他的态度勾起我们对信的更加强烈的兴趣，但是我们无法了解到底是什么“事”。我们只知道，它的存在和李晓霞的境遇、行为形管，而那个行为破坏了李晓霞的诚实的人格：“让那诚实伴着怨恨一块去吧!”刚刚那个初恋中羞涩、幸福的少女，这时候一变而为玩世不恭、无可奈何、随波逐流的形象。在她的这种消极态度中，我们大概了解到一些信息：这件事是一次欺骗行为，在李晓霞眼中，“实际”的情况就是“说一句假话就能上大学。”另外，这个假话针对的对象是“县里那位部长大人”，这位官僚是要利用李晓霞去“攀高结贵”、“升官进爵”，因此使得谎言发挥了作用，李晓霞借此上了大学。徐志伟对她的这种危险行为表示惊恐和担忧，他担心事情被揭露，影响李晓霞的“前途”。但李晓霞却认为，在这件事情中，自己已经和那些被利用的官僚联结在一起了，因此不怕揭露;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自己“上学被开除”、“招工被顶替”，下乡劳动之后早就没什么前途了。因此，徐志伟的好心劝告完全发挥不了作用。当然，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也没有什么挽回的余地了。作为第一个知情人，徐志伟被要求严守秘密，不能让事情“坏”在他身上。

　　这时候，李晓霞的父亲李长海回到家中，打断了两个孩子的谈话;同时，包饺子的两个母亲听到李长海回家，也走了出来。李长海是工厂的一名工人，他听说徐静大夫来给他道喜，便也兴奋地说，做梦也没想到在自己这样的家庭中，李晓霞竟然还能上大学。言外之意就是，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够上大学的;上大学这件事，需要的是一定的特殊条件，而只有看到后面我们才知道这些“条件”是什么。总之，为了李晓霞上大学的事，全家都欢欣鼓舞。徐静大夫这时候和李长海开玩笑说，难道不怕孩子“知识越多越反动”?李长海回答道，若是知识越少越革命，倒不如大家一同回归原始社会。就在这样一个偷换了概念的玩笑话中，一个工人表达了自己对社会风气的不满;当然，我们所有人都清楚，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前提是对知识的阶级性的判断，批判的是统治阶级的知识、脱离劳动的知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在那个年代自然不会被视为反动;这句话本身也自然不会反推出知识越少越革命的道理。无论如何，李长海的玩笑引起了一阵警惕，我们知道，反对“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样一个命题的话，拿到社会上去说是有危险的;所以才会看到宋洁珍对自己丈夫的提醒。这个因李晓霞上大学而引出的小插曲，营造了一种，全社会以上大学为荣、期望自己或自己的子女有更多“知识”的氛围。

　　李晓霞要去上大学了，李长海高兴地拿出了酒来庆祝，不顾自己高血压的身体状况。但这顿酒、这顿送行的饺子，李晓霞本人却陪不了自己的父母了。由于下午三点的火车票售罄，李长海买回来了十二点十分的直快。眼看着时间就要到了，大家只得一起把李晓霞送出家门。一时，场面中只有李长海一个人在家中，又是欢喜，又是惆怅;欢喜于女儿竟然可以被保送进大学，惆怅于孩子离他而去的滋味。他一个人打开了收音机，很厌烦地听到了《海港》中“一石激起千层浪”和《智取威虎山》中“大祸从天降”的唱段，于是只好把收音机关掉。这个场面中，收音机和李长海形成了一种互动。其中，《海港》部分是戏中装卸组长高志扬听到有人诽谤工人管不好码头之后，回忆起帝国主义横行上海港的往事时发生的著名唱段;而《智取威虎山》的部分，则源自戏中猎户之女常宝向杨子荣控诉座山雕往年恶行的唱段。[2]这两个段落都是对历史苦难的回忆，都指向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而现在，《救救她》中的李长海对此表示厌恶，实是隐含着对这个号召的厌恶，也是对阶级斗争精神所造就的“文化大革命”的厌恶。当然，这个小场面除了表现告别阶级斗争的历史趋向外，还是对革命样板戏一度为人厌倦的现实的描摹：革命样板戏是千锤百炼的作品，产量很小，十年来反复听几个作品的确容易让人倦怠。而除了政治指涉和现实描摹的意义之外，李长海打开收音机时出现的两句唱腔，更直接的意义在于暗射人物命运。刚刚欢天喜地的李晓霞和她的家庭，马上也要经历“一石激起千层浪”和“大祸从天降”了。

　　宋洁珍、徐静和徐志伟三人拿着所有送行的东西回到了家，一脸恐惶的沉重表情。在家的李长海也非常惊诧，急忙问他们为什么回来。大家都不说话。在极凝重的空气中，李长海看到了公安局给拘留人员家属的通知书，这才知道女儿已被抓走了。此时，唯一知道李晓霞被捕原因的就是看过书信的徐志伟。无奈之下，他拿出那封藏有秘密的信给宋洁珍看。这位母亲看后，非常震惊地哭喊：“她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啊!”这时候，整个家庭已从幸福的云端跌落，我们只看见他们留在坚硬的地面上的血肉，却不甚明了跌落的具体原因。

　　在留有些许神秘的剧情发展中，我们进入到剧本的第二场，时间过去一年多，已经到了1977年年初。在一个天刚刚破晓的时辰，李晓霞的家里仍是一片朦胧的昏暗。这样的舞台提示明显具有一种意象性，它突出了室外环境与室内环境的明暗对比，意图在于表现时代的改变的开始，以及尚处于阴影之中的家庭的一蹶不振。随着人物的上场，家庭的阴影得到了具体的展开。李晓霞像一个幽灵一样出现，她钻进家门，第一件事便是摸火柴去点烟。借着火光，她发现父亲喝了酒，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明显是在等待着一夜未归的自己。一时间，李晓霞的第一反应是逃避，她慌乱地碰倒了一个方凳，惊醒了李长海。这位父亲拉开了屋里的电灯，发现李晓霞之后，立即怒不可遏地质问她这一夜去哪儿了。李晓霞对父亲撒谎，说自己去了于波家里看电视，看晚了便留宿;还谎称跟母亲打过招呼。当李长海揭穿她说母亲也不知道她的去向的时候，她又谎称自己跟徐静阿姨说了。其实，说到底李晓霞说的这一夜的情况是不是谎言并不重要，单从逻辑上来看也无法判断她说的是真是假，问题在于，她的浑浑噩噩、不务正业的状态已经非常糟糕了，因此她无法得到父亲的任何信任。李长海极端忿怒地责骂她的状态：“从你冒充上大学，蹲了拘留出来，到现在都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你不下乡回户，就这么整天介东游西逛。”在此，我们看到，李晓霞在前场结束的时候，是她曾在信中告诉徐志伟的那件事败露了，因而被抓进了拘留所;而她“犯”的事就是“冒充上大学”，如她自己前场所说，说一句假话、放下诚实，就能上大学。

　　受到拘留的惩罚之后，李晓霞变成了本场戏开始时的那个“幽灵”，她不回乡下劳动，反而成天“东游西逛”，夜不归宿，开始了非常危险的生活方式。对她冒名、造假上大学的行为的惩罚，似乎并没有让她安心留在农村，安分守己地扎根农业劳动;当然，也没有维护她求学的理想，反而粉碎了她努力求学的意愿。抛开我们对劳动和求学这两件事的价值评判来看，惩罚既埋葬了她的企图，又毁灭了她回归原有生活的可能，这导致她愈发自暴自弃、破罐破摔;在她身上，惩罚没有制止犯罪，反而推广了新的犯罪和更深刻的沉沦。托尔斯泰曾对此发过议论：“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糟蹋得极端腐败，等到他们已经腐败透顶，就被释放出狱，以便把他们在监狱里学来的腐败行径散布到全体人民中间去。”尽管我们未必同意这种出于抽象人道主义的评判，但无数的事实的确证明了惩罚能造就异类，异类则会在犯罪问题上变本加厉。李晓霞就是这样的一个实例：想用一个谎言去上大学，不管这个欺骗行为是不是错误，不管她欺骗的目的是不是狭隘，起码这个行动对她来说是指向了更积极的人生，或者说这个行动对个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受过惩罚之后，四处游荡、鬼混的生存状态，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我们看到一个叼着烟卷，天亮才回家的姑娘，发现她的行为已经麻木了，她也许不会再次为上大学去行欺骗，但她也许会毫无目的地欺骗、伤害自己和他人。一种有明确目的的精确的恶，变成了无意义的、泛泛的，却随时可能造成恶行的精神状态，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李晓霞。这样的堕落的确触目惊心，一种因放弃而导致的麻木远远要比残暴的恶行更令人恐惧。现在的李晓霞可以随随便便告诉父亲：“信不信就在你了。”

　　这句话在父女的交谈中，本身也是合乎逻辑的，但它背后那一副麻木不仁的嘴脸激怒了李长海。这个父亲开始动手打李晓霞。而父女俩的“武斗”愈演愈烈：先是练过武术的晓霞挣脱父亲，而后李长海抄起了桌子上的酒瓶，为了防卫，李晓霞也拿起了刚刚自己碰倒了的方凳。这时候，母亲宋洁珍突然出现，却未能阻止父女相互的伤害;她夺下了李晓霞手中的方凳，又去抢李长海的酒瓶。愤怒已极的父亲竟然隔着宋洁珍，把酒瓶子砸向了女儿;而待李晓霞闪身避开之后，他竟又冲进厨房拿出一把菜刀。在这鸡飞狗跳的一幕中，母亲却最是惊慌失措，她抱住堵在门口的李长海，大喊着让女儿赶快逃走，甚至还让李长海先砍她一刀。这时候，李晓霞看着这一幕，似乎又定了定神，不再想着反抗或是逃跑了。她让母亲把父亲放开，并且宣称自己早就活够了，现在就可以一动不动站在这里，等着父亲把她砍死。这种说法诠释了我们前面讲到的麻木，“活够了”的感受最能说明李晓霞的心理状态，她已经对一切都不在乎，也都认真不起来;在随波逐流的放纵和堕落中，她似乎失去了反省的能力，或者说，她本能地逃避着停下来思考一番的可能。因为，思考会给她带来难以面对的问题，比如，现在的生活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又如，未来的人生将会是怎样的图景?

　　父亲看着女儿如此麻木不仁，愈发怒火冲霄。他一时发狠，竟真的用刀劈向了李晓霞。当母亲宋洁珍用双手捂住眼睛，试图回避这可怕的一幕的时候，李长海犯病了。他身体打晃，菜刀落地，若不是李晓霞上前一步将爸爸扶住，他就要摔倒在地了。挣扎了许久，李长海才缓过劲来，这时的他似乎瞬间衰老了许多;刚刚暴跳如雷的父亲一变而为一个绝望、衰弱的老人。他血压高，又喝酒、又生气，然而，真正让他感到无力的不是疾病，而是这个他眼中已经“废了”的女儿。他推开了宋洁珍拿给他的药，却要求女儿离开这个家，似乎看不到她才构成了唯一的“良方”。父女矛盾比刚刚的剑拔弩张更加严重，从愤怒到放弃，这是一个崩溃的过程。宋洁珍眼看着这种崩溃，终于开始指责李晓霞把家庭闹得分崩离析;妈妈哭着让女儿和丈夫可怜可怜自己，她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大家都开始钻研业务，而自己却没有任何心思去工作。半年来变得一头白发的宋洁珍希望维护家的完整，她让李晓霞向父亲做一个保证，然而李长海已经不愿听、不愿信了。这个父亲在身体最痛苦的时候，开始努力保全自己：一心将女儿赶出家门。一方面，这一年多以来，这样的矛盾也许发生过多次，但最终对李晓霞没有任何改造意义;这让人心灰意冷。另一方面，父亲对孩子的挚爱愈是深重，孩子的堕落便愈能构成他的煎熬，也愈是令他痛彻心肺、无法忍受;这才让他在此刻表现出如此的决绝和残酷。深爱和无奈的融合，使李长海选择了放弃，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保全他的性命。宋洁珍看到丈夫的态度之后，只得告诉李晓霞，若不愿看着父亲死在眼前，最好离开家。看着父母的决绝，李晓霞或许感受到了某种自私和冷酷：刚刚她体验过父亲的残暴，现在又被赶出家门，投进冷若冰霜的绝境。因此，李晓霞也直截了当地回应了冷冷的三个字：“走就走。”然而，就在她转身欲走之时，宋洁珍把她叫住，然后又背着李长海塞给她一个钱包;随后，李晓霞的眼泪夺眶而出。正如剧本的提示所言，她可以直面父亲的菜刀，但是受不住这份母爱。一点点温暖，恰可以淹没人心中那股千军万马都杀不退的冥顽。

　　孩子的眼泪对于宋洁珍而言，却也是救命的稻草;她看到了自己一个塞钱包的动作造成的感化效果，于是就忍不住回头去喊李长海，希望求他让这个还会流泪的亲骨肉留在家里。但是，父亲已经完全绝望了，他似乎在妻子的痛哭中沉吟了一刹那，但终于还是要求李晓霞离开。看着父亲的态度，李晓霞慢慢后退，而后转身向门口跑去。

　　就在此时，门开了，方媛老师来到了李家。或许只一眼，她便看出这个家庭的巨大危机。这位老教师带着一丝威严问李长海夫妇：这是要让孩子到哪儿去?的确，愤怒中的父母似乎的确陷入了某种自私。他们谁也没有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站在李晓霞的角度上，离开了家庭，也许父亲的命可以保住，也许母亲也可以“净了这份心”;但是，孩子要到哪儿去呢?老师的问题是一语双关，一层意思是直接的，李晓霞要到什么地方去生活?另一层意思是隐匿的，李晓霞的未来该如何面对?难道做父母的就真的可以让女儿在社会的阴影中沉沦，而自己却不闻不问、落得清净吗?随着老师的到来和她这一问，极端的情绪慢慢平复了下来。

　　可是，李晓霞却仍然在悄悄迈着碎步往外走，似乎要逃避老师所带来的气氛。而她这个小动作是至关重要的细节，它反映了李晓霞本人受到打击之后的绝望。救活已死之心绝非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业，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都让李晓霞越来越坚定地放逐自己。自我的放弃比父亲的决绝更加可怕。母亲在痛苦中不忘给予的关爱，只能是如轻风留在死水上的漪沦，若要整潭水彻底回归澄澈，还需要历经一个艰难曲折的历程。

　　方媛老师让她“站下”的命令也是如此。当然，一时间，李晓霞会服从老师，并且接过妈妈的暖壶去给老师打水喝。这表现了李晓霞和这位老师有着一定的情感渊源。方媛老师又重复了自己的问题，看着父母无可奈何的态度，她先是“教育”了李长海和宋洁珍：把孩子推出去就是推向犯罪，推向更深的沉沦。这个问题突然摆了出来，刚刚三番要将孩子赶走的李长海也哭了。但是，这位父亲又告诉老师，李晓霞这个孩子连菜刀都不怕，父母确实已经无能为力了。作为一个需要面对很多孩子的老师，方媛表示没有什么彻底没办法的事，而且，这位老师说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对于教育孩子的工作而言，菜刀本来就不是适合的工具。老师的态度勾起了父母的辛酸：宋洁珍表示，她和李长海并没有指望着孩子能有什么出息，就是怕李晓霞当了流氓，没想到这做人最低的标准却都做不到了。提到李晓霞现在这个状态，父亲李长海也不禁回忆起那些往事，感慨万千地告诉方媛：孩子怎么变成了今天这样。

　　在父亲的追忆中，李晓霞刚刚下乡劳动的时候非常积极，甚至逢年过节都不回家，只在集体户看家、喂猪，坚守劳动岗位。直到有一次招工，李晓霞被人顶替了，于是孩子就要去上告。然而，家里考虑到，谁也不知道怎么告状、告谁的状，因此阻止了李晓霞。这次经历似乎让李晓霞发生了改变，她选择冒充邱副主任的外甥女去找人安排自己上大学，就为这个又蹲了拘留。从拘留所出来，李晓霞回到农村，集体户为了批判她的拔根思想，又给她办了学习班。李晓霞从学习班偷偷地跑了出来，回到家之后再也不愿回去;家里人打着骂着让她回集体户，她却躲到社会上鬼混，待人发现时已经晚了。在剧中，这段回顾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看到了一个因果关系链：这一个命运每？李晓霞热情投身劳动，但因为社会黑幕而不再踏实苦干;进而，由于这种态度的改变而遭到“扎根农村”之主流风潮的批判;又因为不甘心接受批判而逃回家中，最后落入社会，成了流氓。？况愈下的人物经历，其根源在于社会黑幕的拉关系、走后门，也就是特权的不正之风。正是这个不正之风导致了李晓霞的不平之气，而她的不平之气就表现为不能够再踏踏实实地劳动，不甘心真的扎根农村。

　　实际上，这种不正之风在人物身上造成的不良影响，存在着逻辑跳跃;在本文的第三节笔者会展开分析。回到文本的细节之中，我们看到当父亲回忆起集体户给李晓霞办学习班的事情的时候，母亲宋洁珍忍不住发起了评论：“真心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是谁?还不是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把人心都给搅活了。”在此，我们恐怕需要停下来关注几个问题。第一，从宋洁珍的态度来看，上山下乡是不能破坏、需要维护的事业;第二，不正之风破坏上山下乡，而不是李晓霞破坏上山下乡;第三，不正之风破坏上山下乡的方式，不仅是几个关系户凭特权离开农村，而且是“搅”得本来踏实劳动的人们也开始心猿意马，希求拔根。从这三点来看，反对不正之风很有必要，但是，有两种反对的方式。合乎人物逻辑的方式，应该是取消所有特权，让大家都平等地扎根农村，维护上山下乡。但是，剧本下一步的导向，明显脱离了这套逻辑，它所建立起的反对不正之风的方式是：把属于少数人的特权变成属于更多的人的权利，让“所有人”都有机会脱离农村、都有机会“拔根”。如此一来，特权的不正之风当然被否定了，但上山下乡却也随之被否定了;否定前者是光明正大、堂而皇之的，否定后者却是暗箱操作、隐秘运行的。这个现象关乎作品思想层次上的复杂性。

　　前述剧本的导向，是由方媛老师展示出来的。母亲的那句话引起了父亲的紧张，他们是害怕李晓霞听到的，似乎不能让李晓霞知道，是那些不正之风破坏了上山下乡。只有不让她知道，才能让她真正安分守己地下乡劳动、待在集体户。但方媛老师说，就算不说，孩子她自己也会去想。想什么?其实就是去想那些黑幕，并且，会看到自己的所有努力在黑幕面前，都是何等脆弱、乏力;进而，她不会承认自己该接受学习班的惩罚，在更大的愤怒与不平中，她又会因绝望而放弃。在剧本中，李晓霞的“放弃”的态度，在此时此刻是用她吸烟成瘾的情况来表现的。李晓霞给方老师倒好了一杯茶，伸手递过去的时候，方媛发现她的手指都被香烟熏黄了，于是就开始教导她。李晓霞的另一只手正夹着一支香烟，她因害怕老师看到，就藏在了身后，同时撒谎说自己已经戒烟很长时间了。而当背后的烟卷被方媛发现的时候，老师对李晓霞强调的不是撒谎本身多么不应该，而是在她撒谎行为背后显现出来的那份尚未泯灭的自尊心。凭借着自尊心，老师相信孩子能够从对现实世界的心灰意冷中走出来，重新积极地面对人生。方媛从李晓霞手中拿走了香烟，发现是个不错的牌子，于是就问她从哪里得到的钱;李晓霞回答说是母亲给她的。无可奈何的宋洁珍告诉老师，孩子学会抽烟了，而兜里又没钱;说到这里，当妈妈的欲言又止，似乎害怕说出那个更可怕的情况，那就是：若家里不给孩子钱，就怕她自己出去当流氓偷钱、抢钱，或者是使用其他流氓偷来、抢来的钱。这是一笔很细腻的铺垫：李晓霞虽然抽烟，但其开销是来源于家庭的，因此，就算是混迹于流氓集团，但她应该是“造恶不深”，很容易脱离出来、“金盆洗手”的。由此看来，母亲给孩子提供钱去抽烟虽然是一个不体面的事情，但这份爱有着一定的、现实的积极意义。

　　果然，方媛老师对母亲给孩子钱花的行为表示理解和同情;她向母亲点了点头之后便对李晓霞说起：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人民都得到了“二次解放”;但李晓霞自己又准备怎么办呢?而她自己又有什么打算呢?在前面那些事情的打击之后，已经变得十分心灰意冷的李晓霞当然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在浑浑噩噩的生活中，她也没有什么打算了。这时候方媛老师郑重地告诉她，学校恢复了她的学籍。在此，更早之前的一桩往事被回忆了起来，它告诉我们李晓霞下乡劳动的原因。原来，李晓霞下乡，并不是响应号召，而是因为她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文化大革命”迫害老师，并且宣扬老师和同学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但是，她没有能力拯救被迫害的老师，反而自己受到了“迫害”：开除学籍，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我们注意，这里的“迫害”一词妙不可言。要知道，它直接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当成一件坏事，或许无论是七十年代末的观众还是今天的知识青年都会接受这种价值判断;但是，在当年，这个运动是一种号召，不是一种惩罚方式，更不是一个自然而然需要被诅咒的事情。我们不排除运动中，除了响应党中央号召的青年之外，还有随波逐流之辈，也有官僚主义者借此机会排除异己;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论也没那么容易推翻。我们似乎自然而然认定了这是坏事，无非因为相比上学，下乡很艰苦，相比城市，农村条件更恶劣;但当年的风气却认为，正是艰苦的劳动和恶劣的环境才是广阔的天地，才能够大有作为。在1955年，毛泽东就曾经为河南知识分子参加农村工作的经验做出过批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到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的1968年，毛主席又有过一个更为明确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3]因此，下乡是接受必要的教育，干部还要带头;不是一种惩罚手段。凭什么认定这就是坏事呢?做出判断的时候，以个人舒适与否为标准能不能得出恰当、中肯的结论呢?上山下乡实为一代之风气，然而这里却被视为对特殊人士的政治迫害行为;此时此刻，风气已经烟消云散，那种对李晓霞这种在“文革”中反对大批判风气的“英雄”，自然就得到了拯救和翻案、平反：恢复她的学籍。方媛老师就是学校党组织派来征求意见的。

　　这个消息对于母亲宋洁珍而言，无疑是好的;谁知道，李晓霞本人却说，就是恢复学籍她也不想再去上学了。一开始，她强调自己岁数大了，而方媛老师马上驳斥了这个不成立的“理由”，的确，二十出头的孩子回学校上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进而，李晓霞又提出，就算上了学，毕业之后也一样要上山下乡，没什么太大的意义。母亲告诉她，就算还要下乡，换个地方好好干也是好的。看着孩子的麻木不仁，在一旁沉默了许久的父亲李长海，又开始质问女儿：又不想读书，又不想下乡，那到底想干什么?听到这样的诘问，李晓霞终于爆发出了内心强烈的不满和灰暗：她竟然指责自己的父亲无能，并且说，要是爸爸有能耐，她就能进工厂，能参军，能上大学。对比刚才把下乡当作政治迫害的论调，我们发现，劳动被人划分为等级，这就是问题的要害。管你谈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们只知道下乡、做工、参军、上学，作为个人的几个“出路”，是有明显的三六九等的。作为劳动，或者说奉献，它们是平等的，人所共知的道理就是：没有农民种粮食，工人、军人、学生都要饿死;因此，它们的差距只在于个人生活的质量，没有贡献大小，或天然的高低贵贱之分。可是，剧本里的父亲似乎接受女儿的这种说法，他被激怒了，或者说，被女儿讲的“现实”刺激到了。他狠狠地告诉女儿，还是当流氓进公安局吧。而方媛老师却希望孩子能说出心里话。

　　的确，李晓霞谈的是一个现实，官僚主义者的关系网内部，人们可以招工、参军、上学，而她作为没有关系、不走后门的人家的孩子，就只能留在农村劳动了。这是一个纯粹的现实，距离那个时代的理想非常遥远。也许，我们缺乏理想所需的社会环境，那就是，真正的人人平等，都作为国家的主人去劳动、去有尊严的生活;也许，我们更缺乏的是理想所需的人，那就是，行使为人民服务的职权、没有任何私利的管理者。正是因为这些“缺乏”所造就的现实黑暗，理想本身的光辉也被湮没，导致人们不再考虑理想，进而认为理想本身是坏的。再往后，便会有新的，符合这套现实世界之逻辑的理想被提出。这套现实世界的逻辑就是：劳动不平等，做工、参军、上学要好过下乡，同时，又有官僚主义者操纵社会局面，顺之则有好的前途，逆之则下乡。符合这种不平等局面和专权官僚的实际行为的新理想就是：我们也要进工厂、参军、上大学，我们也不想留在农村劳动。剧中方媛老师充分肯定这样的想法就算是青年人的理想。这时，谁都忽略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论所包含的价值观和理想;既然有权的官僚如此这般地安排社会，那么，“大有作为”的理想，终究敌不过植根于现实生活、个人生活的评判。听到方老师认可了这种新的理想，李晓霞进一步敞开心扉，述说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她看到现实“并不承认”理想，原因就在于：现实中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破坏了她自己当工人、参军、求学之理想的实现的可能性。李晓霞似乎忽略了，她所看到的那个有着不正之风的现实，实际上非常承认她的理想，可以说，她能有那种理想，而没有把扎根农村、接受群众教育等等当作理想，正是因为这种现实的存在。现实的存在是价值观建立的前提，价值观建立又是李晓霞今天抱有的“理想”的前提。

　　只不过，其悖论在于，越是这样的黑暗的现实，越勾起李晓霞的不甘心，却同时也阻断她实现理想的途径：招工被顶替的经历，冒充上大学被惩罚的经历，都在告诉李晓霞，她的理想实现不了。这种情况下，李晓霞当然不会问问自己的理想是从何而来的了，也不会有人关心她为什么坚持了这样的理想，而不是那样的理想。人们的关注点，被成功地从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问题上，转移到了现实社会不正之风的问题上。当李晓霞告诉方媛老师，自己的理想只不过是幻想，根本不合于今天的现实之时，方媛反驳了她的说法。这位老师告诉她，有那种不正之风的现实已经过去了，所有的不正之风都会随着“四人帮”被粉碎而消失，有“四人帮”横行的“昨天”所包含的一切现实就要过去了，“今天，要迅速地扭转这种现实，彻底改变这种现实，提倡每个青年要有自己的理想，要有自己的志向，并在极力地为青年人实现自己的理想创造条件。”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种理想中隐含着与当年官僚主义者一样的价值取向，那就是对劳动之高低贵贱的区分：官僚主义者因为认定上学比下乡好，于是就安排关系户去上学;青年人因为认定上学比下乡好，于是就以上学为理想。

　　这种理想在“昨天”没有实现条件，是因为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占据了通向理想之路，在今天有了实现条件，那就是恢复高考。大学凭考试进入，不再凭关系录取：“从今以后，高等院校招生要像从前那样，要经过正规的考试，应届毕业生可以直接考入大学，这就要看你们青年人自己的真实本事了，靠老子的人是吃不开了，也用不着再去埋怨老子无能了。”如此一来，“吃不开”的似乎也不仅是那些“靠老子的”，那些深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人们似乎也不那么吃得开了。如果我们暂且把前面分析过的价值判断暂时搁置一旁，仅仅去看方媛老师描绘的图景，似乎新的理想的确随恢复高考而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到此为止，剧作已经将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展示了出来;按照新的价值观来判断，两件大事，无论是粉碎“四人帮”还是恢复高考，应该都是天大的好事。但是，剧作不能仅限于描写人们对“好事”的记述和歌颂，更重要的问题是去展示一个具体的实现过程;而这两个历史事件的实现，应该是对李晓霞构成实际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李晓霞这样一个被“四人帮”的时代迫害，进而堕落，再后来心如死灰的姑娘，如何获得新生呢?

　　“拯救”的曲折过程由此展开了。在方媛满怀兴奋地憧憬新时代的时候，李晓霞并没有受到太大的触动，她知道现实条件已经改变，理想已经不再是幻想，然而，她却没有放弃掉自己的灰色心绪，反而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些对我来说已经晚了。”时代的故事讲完了，而“我”的故事，还保留着许许多多的神秘。我们不知道李晓霞从集体户的学习班逃回来之后究竟经历了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这种经历一定让她陷入了非常严重的、无法自拔的处境，以至于她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是值得信赖的时代，却对自我产生了深深地动摇。方媛老师告诉她，一切都不晚，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晚;但李晓霞却说：“学过的东西都扔了，再说……唉!只能谢谢老师的一片好心了。”在此，“再说”二字之后省略的东西，就是她那目前还不为人知的处境了。但是，方媛没有对此发出进一步的质疑;只是急于让她回到学校。老师拿出了一套教科书，等着李晓霞来接;一开始，李晓霞不动，在父母的催促下才勉强地走上前用一只手接了下来。方媛对此不满意，让她回去重新接，她给老师鞠了一个躬，又用一只手去接书。于是，老师只得提醒她，要用双手接过;她这才把书接了下来。

　　这三次充满仪式感的“接书”动作，深刻地暴露了李晓霞个人处境对她造成的负面影响。而方媛所要求的“仪式”也反映了知识再一次走上神坛的历史语境。而新的历史语境就要和李晓霞的个人处境展开交锋了。就在李晓霞接过教科书之后，方媛和她父母讨论起了李晓霞的平反问题。老师管晓霞要她给报社写的信，也就是宣扬老师和同学是战友那篇文章的底稿;李晓霞却告诉老师，那封信是徐志伟写的，也就在他那里;当年考虑到徐志伟的出身，所以必须自己替他抄下并以李晓霞的名义寄给报社，承担责任并保护同学。方媛老师得知了晓霞的这个行为之后，非常鼓励，更加兴奋地提出了为她开平反大会的事情，并且邀请家长参加。自然，李长海欣然同意了。就在这个皆大欢喜的时刻，流氓“草上飞”的闯入让一切发生了逆转：“草上飞”再和一个绰号“七寸蹦”的流氓殴斗，打输了流窜到李晓霞家里找她求助，让李晓霞出去帮他打架。方媛老师制止她出去，李长海也急忙呵斥女儿;这时，“七寸蹦”在外面打碎了李家的窗户，李晓霞突然抄起菜刀，大骂着带“草上飞”冲了出去。这个突发事件让刚刚所有的美好畅想都暂时变成了幻景，李晓霞在“草上飞”所处的这个流氓团伙中，似乎陷得太深了;这就是她的处境。这种境遇的突然出现，让拯救陷入艰难险阻。

　　李晓霞拿着菜刀跑出去了，流氓“草上飞”拿了李家一个酒瓶子跟了出去;方媛老师和宋洁珍追了出去，李长海也跟着追到了门口，无奈又一次犯病，摔倒在地上。在父女争斗的鸡飞狗跳中开始的第二场戏，竟然又在这么个鸡飞狗跳的闹剧中结束。然而，方媛所带来的拯救的力量已经出现了，它裹挟着两个历史大事的力量冲进了李晓霞“残损”的人生。因此，第二场戏奠定了“拯救”行动的历史基调，也是全剧展开其思想意义的发轫。当然，这里所包含的细节，也是需要停下来解析的;如果仅仅是体验与再现，恐怕就会忽略其重大问题。一般而言，戏剧不以叙述事件过程为核心，而要去展示人物的内在世界，在事件等环境因素的刺激下，外化为具体动作的过程。但是，由于《救救她》极力突出社会问题本身，也极力突出拯救的社会力量。因此，无论是问题对李晓霞内心构成的影响，还是拯救的力量给予她的情感刺激，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戏剧行动更像是两种社会力量的对抗，而李晓霞则是任由这两种力量来回争抢的一个战利品。这样的模式中，事件被充分放大了。在第二场戏的最后，我们就看到一个突发事件起着决定性的因素，无论李晓霞还是其他人，都无法改变。与其说夺门而出的行动是李晓霞在特定情境中的选择，倒不如说它就是个纯粹的外在事件;这个行动意义并不在于揭示李晓霞的内在世界，其意义在于为方媛老师等人的拯救行动制造阻碍。破晓时，李晓霞就这样冲出了家门;而第三场戏就发生在当天晚上。

　　在方媛老师家里，她以前的一个学生邵旭正在凭记忆绘出一个人的肖像。这一场哑剧要极力表现这幅肖像画的重要性，而且要表现邵旭在回忆中煞费苦心的样子。突然，有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索，徐志伟出现在方老师家门口。方媛去学校开会了，二人寒暄几句后，邵旭就继续努力绘画;徐志伟看到他的画之后说到：“呀，邵老师画得挺像啊!你认识她吗?”其时我们不知道邵旭究竟画的是谁，但推测起来定是李晓霞无疑。徐志伟不谈画得好，却谈画得“像”，说明他一定熟悉画作所描摹的那个真人了。而他问起邵旭是不是认识这个人，却揭晓了这幅画的功能：昨天傍晚，也就是在第二场戏开场之前，在湖畔路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吉普车撞倒了一个老太太。当时，开车的人扔下吉普车就跑了。而她，也就是画上的人，也跳下车跟着跑;但她跑了几步就返回来，要把老太太送到医院。在场的邵旭帮她把老太太抬上了车，她开车去了医院。到了医院之后，这个画像上的人以挂号为名逃跑了;后来警察来了才发现，原来吉普车是一辆失窃的汽车。这幅画就是邵旭要用来帮助警方破案的。

　　听罢这个事件，徐志伟一下子紧张了，连忙问邵旭：这个人穿的是什么衣服。其意则在确认这个卷入了汽车盗窃案的人，究竟是不是李晓霞。看着徐志伟紧张的样子，邵旭问起他是不是认识自己画的这个人。看来刚才，邵旭一心作画，忽略了徐志伟那个“画得像”之说。正因为是李晓霞，是徐志伟的心爱的姑娘，所以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急忙掩饰，假装自己完全不认识画中人。不知情的邵旭一听说徐志伟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人，急忙拿着画像让他仔细看看，希望能想起什么线索。面对这样一个用来找罪犯的画像，徐志伟又想看又不敢看。他想看，就因为画像上的是李晓霞，他不敢看，却因为他从心里不希望那是自己挚爱的人。

　　在邵旭、徐志伟二人的追问与掩饰中，尴尬的徐志伟走到窗前张望着，期盼着方媛老师赶紧回来解除僵局，而与此同时，邵旭在仔细观察着他，更让他恐惧不安。于是，徐志伟将方媛老师在上一场结尾处提到的那封信的底稿留下，自己就借口有事，急忙脱身了;临走时甚至把围巾遗落在老师家里。邵旭本来想追上去将围巾交给徐志伟，但一想到刚才他的奇怪的表现，就没有立即去追;只是自己手托着围巾纳闷。不一会儿，方媛和警察杨华回到了家。在和杨华的介绍中，我们对邵旭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是方媛老师的学生，目前在教育局工作;他自称“五七佬”，刚刚回到原单位报到，于是来看望方老师。“五七佬”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五七”指的是根据毛主席《五七指示》，于1968年开始在全国各地广泛建立的“干校”，“五七佬”就是下到干校去劳动的干部或知识分子。《五七指示》指的则是1966年5月7日，毛主席给林彪的一封信;信中回应了林彪在前一日寄来的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主席提到，“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并且提出工人、农民、学生和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要在本职工作之外学习政治、军事、文化，并且从事生产，从事群众工作，以此批判资产阶级。[4]这个文献对于日后的干校乃至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直接影响在于，它废除了传统中的“学校”的概念。毛主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而解决问题的办法，除了在学校开展大批判之外，还要用工人、农民、工农子弟兵当“老师”，把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一线，也就是工厂、农村、部队，变成大的“学校”。干校是依据毛主席这种精神建立的，1968年于黑龙江发轫，推广到全国;广大的偏远、贫穷农村建立起了许许多多这种意义上的学校，而下放干部、家属，以及知识青年就是其学员。与知青们上山下乡一样，这种学习不是一种惩罚，尽管学员有很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的人。毛主席在1968年9月30日批示过：“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5]

　　按照剧中邵旭的年龄设计，他在1968年的时候应该就是以青年干部的身份下放劳动的。“五七佬”，一个“佬”字透露出多少无法认同下方之意义的揶揄。此刻，邵旭回到单位，非常积极地配合警察去侦破那个案子。杨华拿着他主动画出的肖像非常兴奋，并且交给方媛去看。方媛一看画像就楞住了，她仔细看了看，而后又到书柜上取来了有李晓霞相片的一个相册，让邵旭用照片来辨认。看来，邵旭这位学工程建筑的老师的确很会画画，无论是刚才的徐志伟，还是现在的方媛，看过之后，都能马上锁定李晓霞这个刺痛了他们内心的姑娘。邵旭从相册中指出了李晓霞，方媛为了确定，甚至又问了他一遍是不是这张照片、这个人;当邵旭告诉她绝对不会错的时候，她沉重地对杨华说，这是她的学生，叫李晓霞。

　　当听到李晓霞这个名字的时候，杨华竟然第一反应就是1975年发生的那桩往事：这个人就是曾经冒充邱副主任外甥女的那个孩子。而邵旭听到这件事之后却很意外地说：“真有此事吗?”原来，李晓霞冒充上大学的事情已经传到了他下放的农村，但他却以为这是一个政治笑话。这个细节非常重要，一件真事会被人当作政治笑话，恰说明它本身极具讽刺意味。那么，讽刺对象是什么呢?其可笑之处又在哪里呢?听到方媛的回忆，我们才知道当年冒充上大学一事的具体情况：李晓霞得知邱副主任到外地疗养，于是就从农村跑到县城去找一个部长，自称邱副主任的外甥女，要求部长安排她上大学。由于这个部长想要巴结权贵，于是很容易相信了她的话，不仅答应了她的要求，而且还把她请到家里好吃好喝地招待。而就在部长办成此事向邱副主任写信，邀功请赏的时候，事情败露了。邱副主任要求查清此事，而李晓霞也因此被拘留;那位部长甚至恼羞成怒，想要起诉李晓霞诈骗罪。

　　从这个具体的情况来看，其政治讽刺的确是显而易见的;热衷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部长丑态百出，只手遮天的邱副主任也暴露了其官僚的实质特权：有人冒充他的亲戚上大学，他不问什么样的部长竟然可以因此办成这样的事，却只去关心什么样的人敢冒充他的亲戚。于是，邱副主任没有被查办，那个当了部长的小人也继续耀武扬威，只有李晓霞被惩办了。也许在邱副主任看来，这件事只是官僚内部出现了一个误会，那个逢迎他的部长虽是犯了错，但一片忠心总应该保护，说到底，他只是让“正确”的游戏规则，错误地为外人利用了一下;也许在部长看来，自己拍马屁不成可恼，而更可恼的，则是那一副走狗、奴才的谄媚形象被李晓霞搞得人尽皆知。因此，这里面只有李晓霞是“可恨”的，需要严肃处理的。

　　可惜人心自有公论，方媛就说，该判罪的倒是部长和邱副主任之流;杨华也说，这是个道德品质问题，构不成诈骗罪。这里当然不是法律该如何解释，或者说法律究竟有多大权威的问题。关键的是人们如何看待这个荒唐的事件中的三个人。在此，邵旭的想法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他没有强调官僚专权的社会问题，也没有强调邱副主任的不正常的控制力，甚至也没有强调那个部长的猥琐行径，反而抓着李晓霞的欺骗不放：“现在有些青年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看还是打击得不狠不力。”如果我们没忘记这位邵老师刚刚说过的话，在此就会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个曾经在乡下把李晓霞之事当做政治笑话来看的人，现而今却把这件事看作青年人品行败坏，不老实、不本分的表现;二者有着明显的矛盾。若作为一个政治笑话去看，旁观者的立场一定是站在官僚操控的秩序之外，以一双冷眼阅尽政局中这些跳梁小丑的腐败和荒谬，并由此生出讽刺黑暗社会现象之心;这恰恰就是在农村“五七干校”劳动时的邵旭。那时候的邵旭已非官场中人，也没有分得官场的利益，因此他可以将部长或邱副主任的出乖露丑拿出来玩味。此时的邵旭已经回城、回单位“报到”了，又成为了一个官员、一个干部，本来将他排斥在外的邱副主任之流，而今将他隐隐地纳入为利益共同体;的确，邱副主任是他的上级，部长等辈也是他的同僚了，因此，他就不自觉地将立场转到了“秩序”的一边。我们之所以说他是不自觉的，就因为他也不至于直接支持当事的官员;但之所以说他立场发生了转变，就因为他开始仇恨、排斥、批判李晓霞这样的秩序的闯入者了。这是剧本批判官僚专权之黑暗时，较为深刻的一笔：人的地位可能决定他的是非判断。对于邵旭而言，当官僚专权对他构成欺凌和排挤的时候，政治时局就是黑暗的、可讽刺的，而当官僚系统将他吸纳为自己的一部分的时候，利用专权之“游戏规则”的局外人就是可恨的。在他的潜意识里，这套规则所构成的利益，只属于制定规则的大小官员;而李晓霞这么一个青年敢去觊觎这块利益，便是不安分、不稳定的因素，也便是胆大包天、需要严打的了。

　　作为当年他的老师，方媛指责了邵旭一句：“亏你还是搞教育的。”这一言，点醒了这个在李晓霞的故事中感觉到外来威胁，因而一时竟愤怒失态的邵旭，他急忙解释说，自己并不主张严厉惩办，只是说出来解解气而已。也许这一个本能的解释，更暴露了他内心对青年和官僚之态度的悄然转变;这个转变，或许他自己也没有认识到，或者说一时无法接受。

　　这样一段往事的回忆暂时告一段落，杨华等人回到了眼前这个汽车失窃案上。这位警察要求方媛和邵旭，目前的情况只能三个人知道，不要外传和扩散。然而，邵旭听到警察这样叮嘱，却一下子想起自己刚刚和徐志伟说起过这幅画的用意，于是他赶紧告诉杨华和方媛：刚才有个叫徐志伟的同学来送底稿，在她们回来之前刚刚离去。方媛告诉杨华，这个徐志伟就是李晓霞要好的同班同学。听到这个信息，杨华就赶紧离开了，似乎害怕知情的徐志伟会影响这个案子的侦破。这时，场上便只剩下了心情沉重的方老师和邵旭。

　　邵旭根本没有意识到，李晓霞卷入这个案子，对方媛老师意味着怎样沉重的情感打击;他自己兴致勃勃地翻看着方老师的相册，问询着相册里那些同学们的近况。有个叫赵起的，离开了干校，回来当上了工程师;有个外号“老疙瘩”的，离开了大庆油田，调回了部里，并且进了京;有个大个子“排头兵”，现在当了空军大队长;还有个叫李波的同学，已经去联合国工作了。头两个人最能说明一个时代的风气，那就是：离开农村、离开艰苦的环境，回到城里和原单位去寻找自己的“前途”。干校等等成为了历史，也将成为那些人的伤痕。当然，七十年代末的戏剧舞台上，还不至于把后来的创业当资本家、个人发家致富、对社会资源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