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考据这两位广受争议的明末第一重臣最详实的当属1689年版的《孙元化传》和《洪承畴传》，不过随着这些年一些当时外交文件的解密，这里再做一次简单的增补。

孙开始暂露头角，从他编练新军的第一次尝试开始——但是这支军队最后背叛了他，差点让他去官丢命。

不过孙之后运气爆棚，先是及时出逃避免了被拖下水的危险，继而又恰到好处地上书请剿，然后在莱州攻防战中凭借自己和张焘的表现，总算化解了自己的困局。

不过当时也仅仅是化解而已—孙自己在再入登州废墟，部下向他祝贺的时候就说过：“今仅戴罪，无感别想”。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孙之后只是得到了留用“以观后效”，而且这个留用比之前更加不如—崇祯对他的失望还在继续，尽管这位能臣不久之后就上书想要再编练新军，得到的也不过就是留中而已。

不过孙的机会还是来了，在周等重臣离开内阁之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有说法是李洛由的劝说），1641年，从塔山奇迹般逃出生天后出任新平南总督的洪承畴找到了孙元化，两人的会谈记录被对外情报局拿到了（现在普遍认为是李洛由帮着做的窃听），洪直截了当的问了很多关于南方“髡贼”的情况，孙一开始吱吱呜呜，说自己是通过教友拿到的澳洲快枪练兵，但是洪显然不太相信。最后洪虽然没有说破，但也隐晦地表态说希望孙能通过他的关系斡旋一下——从熊的遭遇来看，洪是比较怕自己步入熊的后尘。

至于对外情报局是否利用这个机会通过李洛由进行了活动现在没有定论，不过洪上任后确实报了几次大捷——甚至连钱朵朵号事件的爆炸都被报上去了，按照查到的记录是“…有义勇数人携混江龙，夜近寇火轮船破之，时毙贼数百，余皆惊而遁逃，汉水复平…”

此后洪就颇受崇祯器重，迅速被调去对付起义军，在潼关两次作战后又被调回北京当了兵部尚书，再次入阁。

洪这个时候很可能和孙有了默契——在入阁之后，洪就想办法把准备替换孙元化的卢象升搞下了名单，发配到了河南前线去打李自成。

而孙元化则迎来了自己的机会——在大败后金军队之后，孙终于得到机会面见了崇祯，并详细奏对了自己的“维新”想法。

据说在此之后崇祯就召来洪问了意见，洪说：“…髡贼虽不服王化，然其多有奇技淫巧，于军国颇利，今中国多事，可以正道用之…”

根据旁边太监的说法，崇祯“以为然，命体查”算是动了“维新”的第一个念头。

在这个基调下，崇祯之前许诺的百万军资总算到位了35万——大部分是洪从户部强行“借”的，只让内库出了5万——这也是事后崇祯觉得洪可用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个钱远远不够—当时南洋步枪一套价格已经涨到了178两，外加12两每支给李洛由的“输费”，孙看上很久的出口版的步兵75mm火炮则要接近2700两（包括培训和备件以及配套车辆）起价。

但是孙得到了崇祯的点头，他就可以撇开顾虑自己干了—很快他就和李洛由达成了一个不公开的垫付协议，用山东一些地方的矿产道路权益得到了1200万（澳元结算）的垫资额度，迅速武装了自己队伍新军。

第二年，孙被提升为平辽总督，准备对后金战争，治所也搬到了天津卫（当时计划的主力出击部队还是关宁军，但是关宁军拖拖拉拉不动作）。

不过随后就是中原地区局势恶化以及之后的北京会战——孙在此战中竭尽全力，用符三思白虎营几乎团灭的代价挣到了入阁的门票。

北京一战之后，洪孙二人在明廷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不花钱能“变出军队”来，这在崇祯看来是有才干—至少比不给钱不开拔的关宁军好得多。

当然崇祯也不是没有担心过两人和南方勾连，鉴于已经失去了广东福建（其它地方当时还维持了明面上的统治），崇祯好几次问身边的亲信，但是没人能说个所以然，在1650年，从杭州跑来的一个举人联合了几个太学生上书，说江南之地“髡贼败坏地方而官无问”，崇祯听了这件事，就问身边的司礼监太监王承恩，王说：江南现在赋税和漕粮都好好的，不会有什么事情”，崇祯也就没管了。

不过此后太学生闹得很凶，崇祯又开始怀疑洪损二人和南方有染。

根据最新的资料，孙在一次太学生闹事后找到洪说这样下去“恐有从疑”，结果第二天，洪也安排了一些读书人去上书，说“今北方大定，流寇枭首”，这时候弹劾洪孙两功臣的都是别有用心的“逆言”。

一来二去的闹了几次，崇祯干脆不再问了。

不过崇祯心里也不是糊涂—他不可能不知道那些新军的编练是要钱的，因为这时候新编御林军和南北三营也开始建设，开销之大让崇祯经常头疼不已，但是不花钱又不行—孙的新军以数千拖了李自成半个月都没丢阵地给他的印象太深，此时崇祯已经根深蒂固地觉得这些外来的“神机”是自己中兴不可缺少的利器了。

于是关键的问题又回到找钱上来—崇祯在开始编练南北三营（这支部队按照符三思的条陈设置队伍，指挥官不再控制粮饷弹药供给）后的第二年就连续找内阁开会，会议的议题就一个字“钱”。

这时候丁戚山已经成了洪的幕僚（浙江台州人，年，子敬山，1638年进士，曾经在广东游学，现在一般认为他是明末改良政策的主要策划人之一，也有人认为其实是复社的张岱在背后策划），所以洪立即拿出了一个方案，这就是第一次维新的“四大条陈”，包括改官职，统田亩，办工商和治新军四个主要部分。

四大条陈得到了崇祯的认可，不过又批了一句“国本不可或乱”

这句批语最后又被保守的东林等派系拿来做文章，结果第一次的这个政策除了办工商和治新军其它都没下文了。

虽然维新做得事是而非，不过改了工商税收，又刮了一次中产地主的皮之后，明廷的收入确实出现了短暂的提升，于是明末的孙元化新军，以及南北三营和新编御林军都得了好处。

尝到甜头的崇祯还想把新军条例推广到其它地方大员手里，结果张献忠和左良玉为首的中原几个军阀更本不买帐，最后不了了之。

目前考据这两位广受争议的明末第一重臣最详实的当属1689年版的《孙元化传》和《洪承畴传》，不过随着这些年一些当时外交文件的解密，这里再做一次简单的增补。

孙开始暂露头角，从他编练新军的第一次尝试开始——但是这支军队最后背叛了他，差点让他去官丢命。

不过孙之后运气爆棚，先是及时出逃避免了被拖下水的危险，继而又恰到好处地上书请剿，然后在莱州攻防战中凭借自己和张焘的表现，总算化解了自己的困局。

不过当时也仅仅是化解而已—孙自己在再入登州废墟，部下向他祝贺的时候就说过：“今仅戴罪，无感别想”。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孙之后只是得到了留用“以观后效”，而且这个留用比之前更加不如—崇祯对他的失望还在继续，尽管这位能臣不久之后就上书想要再编练新军，得到的也不过就是留中而已。

不过孙的机会还是来了，在周等重臣离开内阁之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有说法是李洛由的劝说），1641年，从塔山奇迹般逃出生天后出任新平南总督的洪承畴找到了孙元化，两人的会谈记录被对外情报局拿到了（现在普遍认为是李洛由帮着做的窃听），洪直截了当的问了很多关于南方“髡贼”的情况，孙一开始吱吱呜呜，说自己是通过教友拿到的澳洲快枪练兵，但是洪显然不太相信。最后洪虽然没有说破，但也隐晦地表态说希望孙能通过他的关系斡旋一下——从熊的遭遇来看，洪是比较怕自己步入熊的后尘。

至于对外情报局是否利用这个机会通过李洛由进行了活动现在没有定论，不过洪上任后确实报了几次大捷——甚至连钱朵朵号事件的爆炸都被报上去了，按照查到的记录是“…有义勇数人携混江龙，夜近寇火轮船破之，时毙贼数百，余皆惊而遁逃，汉水复平…”

此后洪就颇受崇祯器重，迅速被调去对付起义军，在潼关两次作战后又被调回北京当了兵部尚书，再次入阁。

洪这个时候很可能和孙有了默契——在入阁之后，洪就想办法把准备替换孙元化的卢象升搞下了名单，发配到了河南前线去打李自成。

而孙元化则迎来了自己的机会——在大败后金军队之后，孙终于得到机会面见了崇祯，并详细奏对了自己的“维新”想法。

据说在此之后崇祯就召来洪问了意见，洪说：“…髡贼虽不服王化，然其多有奇技淫巧，于军国颇利，今中国多事，可以正道用之…”

根据旁边太监的说法，崇祯“以为然，命体查”算是动了“维新”的第一个念头。

在这个基调下，崇祯之前许诺的百万军资总算到位了35万——大部分是洪从户部强行“借”的，只让内库出了5万——这也是事后崇祯觉得洪可用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个钱远远不够—当时南洋步枪一套价格已经涨到了178两，外加12两每支给李洛由的“输费”，孙看上很久的出口版的步兵75mm火炮则要接近2700两（包括培训和备件以及配套车辆）起价。

但是孙得到了崇祯的点头，他就可以撇开顾虑自己干了—很快他就和李洛由达成了一个不公开的垫付协议，用山东一些地方的矿产道路权益得到了1200万（澳元结算）的垫资额度，迅速武装了自己队伍新军。

第二年，孙被提升为平辽总督，准备对后金战争，治所也搬到了天津卫（当时计划的主力出击部队还是关宁军，但是关宁军拖拖拉拉不动作）。

不过随后就是中原地区局势恶化以及之后的北京会战——孙在此战中竭尽全力，用符三思白虎营几乎团灭的代价挣到了入阁的门票。

北京一战之后，洪孙二人在明廷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不花钱能“变出军队”来，这在崇祯看来是有才干—至少比不给钱不开拔的关宁军好得多。

当然崇祯也不是没有担心过两人和南方勾连，鉴于已经失去了广东福建（其它地方当时还维持了明面上的统治），崇祯好几次问身边的亲信，但是没人能说个所以然，在1650年，从杭州跑来的一个举人联合了几个太学生上书，说江南之地“髡贼败坏地方而官无问”，崇祯听了这件事，就问身边的司礼监太监王承恩，王说：江南现在赋税和漕粮都好好的，不会有什么事情”，崇祯也就没管了。

不过此后太学生闹得很凶，崇祯又开始怀疑洪损二人和南方有染。

根据最新的资料，孙在一次太学生闹事后找到洪说这样下去“恐有从疑”，结果第二天，洪也安排了一些读书人去上书，说“今北方大定，流寇枭首”，这时候弹劾洪孙两功臣的都是别有用心的“逆言”。

一来二去的闹了几次，崇祯干脆不再问了。

不过崇祯心里也不是糊涂—他不可能不知道那些新军的编练是要钱的，因为这时候新编御林军和南北三营也开始建设，开销之大让崇祯经常头疼不已，但是不花钱又不行—孙的新军以数千拖了李自成半个月都没丢阵地给他的印象太深，此时崇祯已经根深蒂固地觉得这些外来的“神机”是自己中兴不可缺少的利器了。

于是关键的问题又回到找钱上来—崇祯在开始编练南北三营（这支部队按照符三思的条陈设置队伍，指挥官不再控制粮饷弹药供给）后的第二年就连续找内阁开会，会议的议题就一个字“钱”。

这时候丁戚山已经成了洪的幕僚（浙江台州人，年，子敬山，1638年进士，曾经在广东游学，现在一般认为他是明末改良政策的主要策划人之一，也有人认为其实是复社的张岱在背后策划），所以洪立即拿出了一个方案，这就是第一次维新的“四大条陈”，包括改官职，统田亩，办工商和治新军四个主要部分。

四大条陈得到了崇祯的认可，不过又批了一句“国本不可或乱”

这句批语最后又被保守的东林等派系拿来做文章，结果第一次的这个政策除了办工商和治新军其它都没下文了。

虽然维新做得事是而非，不过改了工商税收，又刮了一次中产地主的皮之后，明廷的收入确实出现了短暂的提升，于是明末的孙元化新军，以及南北三营和新编御林军都得了好处。

尝到甜头的崇祯还想把新军条例推广到其它地方大员手里，结果张献忠和左良玉为首的中原几个军阀更本不买帐，最后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