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邓小平复出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更深刻地作出了第二个“最重要”的论断，即“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1987年7月29日，中央纪委下发了《关于对党员干部加强党内纪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这是“文革”后最早的关于监督的专门文件。

●1990年3月12日，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首次正式提出要制定党内监督条例。

●1990年后的13年里，十四大、十五大都一再重申拟定《党内监督条例》，并从十四大之后着手起草工作。但这项工作几次出现暂时搁置再做调查和总结的情况。至2002年11月，终被列入十六大工作日程。

●在2003年10月举行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这体现了中央委员会对中央政治局的监督，中央政治局如何监督的重大问题初步得到解决。

●2004年2月17日，新华社受权于17日全文播发《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18日全文播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标志着中共反腐败斗争已经从依靠领导人的政治意愿转移到依靠制度规范，中共反腐斗争的制度建设步入新阶段。

●2004年4月7日，中纪委、监察部开始将派驻机构由中央纪委监察部和驻在部门双重领导改为中央纪委监察部直接领导。此举力图解决党内监督一直存在的“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的弊端。

●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明确指出，“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2004年9月19日，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被视为中国制度反腐的标志性文件。

●2005年初，党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

●2006年1月1日起，我国第一部公务员法正式施行。该法规定了引咎辞职制度，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职。(胡念飞整理查和总结)

本报讯(记者陈良军)昨天中午12时许，20岁的梁燕萍在南沙金洲医院附近的一间旅店内遭人毒手。歹徒在她的右侧颈部割了两刀，致使其颈动脉被割断。事发后，梁燕萍自行从旅店三楼走下，瘫倒在大路边。被路人发现送医院后，梁燕萍终因失血过多死亡。

兴发旅店距离金洲医院仅几十米。记者下午6时许赶到现场时，警方设置的警戒线还没有撤去，旅店的卷闸门被警察拉下，旅店门口有一大摊血迹，用硬纸板盖着。

旅店门口正对着金洲公交车站，两者相距不超过5米。刘先生看到了倒在地上的梁燕萍。据他反映，事发时有很多人在车站等车，但都没有听到背后有异样的声音，有人不经意回头时，才发现两三米外倒着一个女子，脖子下的地上满是鲜血。一名在附近打扫垃圾的清洁女工说，她认识倒在地上的女子，是本地人，在旅店做事。

据死者的母亲介绍，女子名叫梁燕萍，今年才20岁，十天前才到该旅店当服务员。一位自称是死者朋友的人说，事发现场是在旅店三楼的一个房间内，当时整个旅店只有梁燕萍一个服务员在。出事后，她自己从三楼走下来，倒在了旅店门口。

金洲医院急诊科的陈医生说，梁燕萍的右侧颈部被人割了两刀，颈动脉断了，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呼吸，只有微弱的心跳。经抢救，下午3时许，医院确认梁燕萍死亡。

梁燕萍的家人称，梁18岁初中毕业后，在家里帮大伯看了很长一段时间铺子，没有男朋友，平常很少和人打交道，不可能得罪人。“她的身上没有包、手机等物品，也没什么钱。”死者家属难以理解梁燕萍被杀的原因。警方表示将对尸体作尸检，以便尽快破案。

本报讯据新华社南宁1月9日电（记者银胜春、蒋桂斌）广西一名打工青年先后8次拨打110，要求提供“小姐”“性服务”，并跟公安民警玩起了“老鼠躲猫”的游戏，最终被民警控制，被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公安局依法治安拘留10天。

1月4日晚，罗城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一名男子电话，自称要找个“小姐”。民警告诫对方，乱拨报警电话是要被追究法律责任的。但对方在之后的2个小时内，又先后6次、换了4个地点用固定电话拨打110要求提供“小姐”“性服务”。

当地公安部门立即进行查处，但由于对方不断变化拨打电话地点，民警们到几个地方都扑了空。最后，民警采取分头蹲守的方法，终于在第二天凌晨将正在拨打110的该男子控制。这名韦姓男子供认自己是广西东兰县人，目前在罗城县一家煤矿打工，下班后没事干，就玩起拨打110要“小姐”的“游戏”。

卫生部规定，所有的公立医院都是非营利医院，其实公立医院是最大的营利医院。他们拥有最好的医疗资源，结合我们当今的医保制度，挣的钱就更多了。拥有医保的病人必须到非营利医院去治疗，不能到私人诊所治疗，要不你就报不了账。这样，我们的非营利性医院就垄断了最有消费能力的病人，又垄断了最好的医疗资源。所以，我这个药宁可不进私立医院，都要进公立医院。在这种体制下，民营医院办一个死一个，像浙江赵华琼的民工医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于宗河：民营医院，也不像这位医药代表所说的——他们会更好一些。他们在这种错误的激励机制上甚至走得更远，大夫的收入和所开的医药费挂钩更直接。

如果医疗保障放开的话，国家不需要再投入一分钱，就可以增加两亿人享受医保。如果把医生的40%回扣拿掉的话，同样的医保资金，还可以让更多的人参加医保。公立医院已经是一个很庞大的利益集团了。还要标榜自己是非营利机构。

蔡仁华：这位先生混淆了概念。公立医院明确是非营利性医院，指的是医院经营所得收支节余部分，不准直接分配给医院管理者和员工。但对任何经营实体来讲，使其存活下去的基本条件就是收大于支或者至少收支平衡，医院也一样。所以，这里讲的是收支结余，而不是营利。

另外，单纯讲公立医院处于垄断地位，表述也不确切，现在的公立医院很多，本身就形成了竞争，除非医保定点定死，否则病人对不同的公立医院都可以择优就医，并不存在垄断的情形，而现在医保定点医院基本放开了，说垄断恐怕不太客观。

有关部门又希望通过招投标把药价降下来。药厂开始很高兴，可以把给医生的40%的回扣成本去掉。但问题是，没有回扣，中标以后医院就不采购你的药品。医生不用，这个药在市场上就没有位置。

有统计表明，通过医药招投标，药价下降了23%。这个统计没错，但为什么老百姓感觉药价还是高呢？你药厂中标了，听起来是药价降了。可医院不用你的这种药，你就要停产。新的药品就是这样不断被“逼”出来的，越是新的品种，价格就越高。而所谓的23%，是那些已经很难买到的“老药”。招投标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厂中了标，医生3个月没有开这种药，这种药品就自动停产了。

招投标也从另一个角度增加了成本。现在是医药招标集中采购，比如某市有20家省级医院，由省卫生厅牵头，监察厅、物价局都参加，集中招标采购。药品中标了，几十家医院都要采购你的，不中标以后就全部不好做了。这个对医药企业来说，成本就更大。以前，比如第一医院做不了，我还可以做第二医院，现在联合招标，如果中不了就会丢掉整个市场。原来送3个人，现在是所有医院的药剂科主任都要送红包，所有副主任医师以上的专家都要送红包。因为决定中标的专家组的名单，是在专家库里由电脑随机抽取的。要送几十个专家，医药企业成本就更高了。

于宗河：招投标出现的这些具体问题，根本上来说是和市场化的方向有关的。如果市场化这个方向不改变，如果医院的主要收入靠医生开医药费这一局面不改变，那即使药价下降，医院还会使其他检查医疗费用上升，病人的总体负担仍然不会真正减少，看病贵的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

这次我们在某市招标时又出现一个怪现象。该市原定的规则是，一个品种只能一家企业中标。参加招标的药品有8000多种，中国几万家医药企业全部参加招标。医药企业都大显神通，招标办承受不了压力，废谁的标都不合适。本来定的是进入前三名的企业只能选一个中标，但最后发布公告却是：“经过研究决定，所有进入前三位或进入前两位的独家品种的企业全部中标，由医院进行选择。”所有的投标人都中标，这叫什么招标？

还有这样的怪事，就是一个厂家的同一个品种，委托3家医药公司投标，一个品种就占了3个名额，而且价格相差10倍。最后，一个品种同时中了3个标！而医院呢，最后还是选择价格高的，因为这样才能拿到回扣呀！

杨先生：药品招标确实存在一些内幕，但他描述的情况太极端了。至少在我们地区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招标结果是要公开的，药的品种、名称、生产厂家和价格都要列出来。怎么可能出现一个药品同中3标，而且是3种价格？现在卫生行业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药品招标这样的事情，人人都在盯着，要是真这样搞的话，一经举报，肯定要查处。我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

宋华琳：招标要求奉行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但在现实的运作过程中，医疗机构所选择的中标者，依然未必能提供更为质优价廉的药品，相互之间依然可能有着复杂的利益纠结。为此应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药品集中采购的招投标程序，并关注招标后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且对其进行更为有效的监管。

有关部门曾一度转嫁矛盾，说药价虚高是医药企业利润大。企业出来叫苦以后，又把矛盾转到药品中间环节上来，说医药的中间环节太多。药品是个特殊商品，不能像卖青菜一样。按照药品监督管理法，药品销售须经过医药公司。法律规定的事情，却又被拿出来批驳，这不是荒唐吗？

从市场价来说，医药企业的价格真是低得不能再低了。因为国外一个药品的研制，从药理概念的提出到做动物试验，到基本进入临床研究，再到进入人的试验，最终到副作用的观察等，一般要10年时间。而每个品种研发投入的费用为3亿到4亿美元，何况，平均4个品种里也只能有一个安全进入市场。这就意味着：某一种药品的诞生，其研发经费至少投入10亿美元。反观中国，所有的药品销售总额比不上联邦制药，中国98%以上的西药品种都是仿制药，投入也就几百万元。我们钱都变成红包送医生了。

汪先生：他说的有一定道理。目前药厂的利润很低，基本上都是仿制药，研发能力很低。而当一种药一旦降为低价药后，也就意味着这种药的回扣空间大大降低，医药代表不愿推销这种药，医生不愿用这种药，这种药就会慢慢退出医院，病人仍然只能用高价的药。而药厂方面，一旦这种药被判为低价药，就会千方百计地改变这种药的剂型，申请成新药，重新定价。在玩这种游戏时，药厂当然又得增加许多运作成本了。

宋华琳：我国的药品研发还是在因袭一条以仿制为主的战略，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寥若晨星，更多的企业还是在研究开发国外已过或将过知识产权保护期的药品。因此，我国医药产业的科技附加值和市场集中度都较低，往往出现几家、几十家乃至几百家企业生产同一品种药品的情况，在这种供过于求情况下，处于药品经营链条末端的医疗机构处于优势地位，而如何让医疗机构选购自己的药，某种意义上“功夫在诗外”。而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应以行贿罪论处。

2006年是中国入世第五年。加入WTO后就要接轨，原来我们是一个“小偷”，把人家知识产权偷过来，我们没有投入知识产权的成本，只是原料的成本，以此来计算企业的利润，那企业的利润就是“小偷”的利润，而这一部分利润还要给医院。所以现在国内的医药企业也根本没有钱去投入新产品的开发，国外的进口药就吃香了。如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要改变这种现状也很简单，只要把国有医院放开，你要营利就是营利的，那就市场化运作，医院的院长也不要卫生局下文任命，医生不应该是干部，就是企业员工，没有行政权力，实行聘任制。你要用好的药，超过医保范围了，就通过商业保险来报销。

于宗河：我认为，根本症结恰恰不是市场化不够，而是医疗市场化的方向就是错误的。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越发达，政府在公共领域应负起的责任就更大，应更有计划性。市场的本质是不讲公平，只讲效率与最优配置的，而公共领域，尤其是福利领域，是为了救济与缓和市场化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所以，如果在公共领域，尤其是福利领域讲市场化，那就会缘木求鱼。

福利领域、公共领域不能搞市场化，这在加拿大、北欧国家这些福利发达的国家已得到证实。

杨先生：目前的医改，舆论很激烈。但对医院里的人来说，没什么很深切的感觉。人的本性是追逐利益，关键在于有严格的法制去约束。

在整个医疗体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革的时候，仅仅以舆论挤压医务人员、把主要责任推到医务人员的身上，不仅于事无补，还会招致一定程度的抵制和反弹；不仅无助于医患关系的真正改善，反而会让本来就降至冰点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所以，我们期待卫生部新一轮改革开始——比如建立平价医院等——能对现状产生积极影响。(于宗河的观点根据电话录音整理)

2006年元月3日，南京监狱罪犯礼堂里人潮涌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此召开大会，对该监狱240名罪犯依法予以减刑、假释。当听到法官宣布减去张文龙余刑即刻释放的裁定时，台下的张文龙热泪夺眶而出……

张文龙，这个因一时冲动荒唐劫机去台湾的人，在南京监狱教育下提前出狱，成为一个社会新人。

12年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夜之间成了轰动社会的“名人”。这个人就是张文龙。大学毕业后成了劫机犯，并为此蹲了13年监狱。

出生于江苏泰州的张文龙，现年41岁，其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生了二男二女。相对于其他几个兄妹而言，张文龙性格内向，脾气犟，不喜欢多讲话，不喜欢交友。第一次高考，张文龙榜上无名。他在心里立下志愿：还要上大学。

为了宏大理想的实现，张文龙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就是看书学习。1986年，张文龙顺利考入某学院财务系，他的学历变为大专。张文龙拿到入学通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父母报喜讯。

1989年，张文龙被安排在苏北某市机械局冶金工业供销公司办公室任副主任。刚到冶金工业供销公司那阵子，公司在一个废旧的仓库里用板为他隔了一间仅够铺下一张床的地方。1990年底，张文龙第一次向机械局领导提出解决住房问题，他对局长说：“我已经27岁了，对象谈成了，要结婚没有地方，请局长帮助解决结婚用房。”得到的答复是：“单位无法解决。”

1993年4月6日晚，百无聊赖的张文龙坐在电视机前。一条新闻进入了他耳朵：有两名歹徒劫持飞机。当天晚上，张文龙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联想到自己想结婚却没有住房，思路渐渐地模糊了，头脑渐渐失去了理智：我要劫机去台湾。

1993年5月，张文龙编造了一个借口，向单位请了一个月的假，悄悄地坐火车到厦门了解情况。张文龙这趟该了解的都了解了，头脑里初步形成了一个行动方案。张文龙没有坐过飞机，对飞机上的情况不太熟悉，只是听坐过飞机的人说过一些，略知一二。张文龙开始了“试飞”。

当年6月17日，张文龙到了常州，购买了一张常州——厦门的飞机票。他详详细细地记下了如何购票、如何候机、如何登机、乘机过程中有哪些环节、哪些环节最容易出问题等等，譬如说违禁品如何通过安检，飞机的安全舱，飞机的飞行情况，旅客舱与前舱、驾驶舱之间的距离、通道、障碍情况等，更主要的是做好了心理准备。

“试飞”后，张文龙又回到了家乡，继续做进一步的准备。6月21日，他从街上买来一把玩具手枪、一把弹簧刀，这就是他后来的作案工具。

6月23日，张文龙来到常州，买了24日的常州——厦门的机票。24日是农历端午节。他无心去想年迈的父母和自己的女朋友。他竭力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登上了飞机。“各位旅客，飞机马上就要到厦门了，厦门今天的气温较高，达到36℃……”播音员清晰的声音让张文龙从沉思中惊醒。此时他迅速地从旅行包里取出玩具手枪，从裤子里取出弹簧刀，一个箭步窜到了飞机一排的乘务员跟前，当飞机上的旅客和乘务员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张文龙右手用枪抵在一个乘务员的头部，左手拿着弹簧刀，歇斯底里地喊道：“把飞机往台湾飞，不然我就毙了她！”飞机上的人都目瞪口呆。

此时一个机械师找来了飞机上的安全员。安全员说：“你想干什么？”张文龙瞪着疯子一样的眼睛，对安全员说：“你马上通知飞机往台湾飞，不然我就杀了她，把飞机炸掉。”安全员一面稳定张文龙的情绪，一面用电话和驾驶舱联系。驾驶员回答：“你不要激动，你不要伤害乘务员和旅客，我马上向上级请示，上级同意了，就立即按你说的办。”

整个机舱死一样的寂静，所有旅客和乘务员都紧张得能够听到彼此急促的呼吸声。张文龙也很紧张，两眼死死地盯着乘务员，微微抖动的手把玩具手枪紧紧地抵着乘务员的头部，吓得乘务员一动不动。

大概过了20分钟，驾驶舱传来了电话，官方满足了张文龙的要求。就这样飞机很快飞过海峡，并在当地机场顺利着陆。

当飞机安全降落在台湾桃源机场后，机上的乘客才微微松了一口气，而这时的张文龙却得意地笑了。他笑，是因为他自以为自己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飞机刚停稳，机舱门一开，张文龙顺门望去，进来的是当地航空警察。根据警察的要求，他把作案工具交给了警察，跟着警察下了飞机，接下来便是调查、了解、取证。警察对张文龙说：“经过二小时十五分钟的调查，现在飞机可以经过香港飞回大陆了。如果你要留下来，就把你送到看守所。”

张文龙瞪大双眼，嘴唇蠕动了几下，可还是没有说，便万般无奈地跟着警察进了看守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