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篇：嘉靖年间的茶叶战争
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汗率10万精锐骑兵进犯京师，史称“庚戌之变”。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正是今天看来如此平凡的茶叶。
一、武力就范，十年方开茶市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俺答汗率兵进犯大同，明廷总兵官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战死。大同总兵仇鸾以重金贿赂俺答汗，得以保命。八月俺答汗移兵东去，十四日入古北口，在怀柔﹑顺义等地杀掠吏民无数，此后长驱直入到今日北京通县的孤山、乳口一带，直逼京师。京师内，上下莫不惶恐。此时京师禁军不过四五万，加上战具甲仗缺乏，根本无法与俺答汗大军抗衡。
嘉靖帝朱厚熜急令兵民以及四方应举武生参与守城，同时调地方兵马救援。讽刺的是，这些兵马来援后，又面临粮食不足的问题，只能守城而不能出城迎敌，任由蒙古人在城外四处掠夺。此次，京师德胜门、安定门皆被毁，在昌平的皇帝陵也被骚扰。倘若不是俺答汗主动退兵，北京城有可能被一举攻陷。在围攻北京城时，俺答汗再次派出自己所掳的马房内官杨增持书入城求贡。为了让俺答汗退兵，明廷答应下来。后仇鸾又主动找上俺答汗之子，请求互市。
“庚戌之变”起到了震慑作用。1551年（嘉靖三十年），大同开市。为此，俺答汗请求了9年未果，最后却以武力相逼而成功。明廷真应了那句“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俗语。而明廷派出组织开市的，就是最初与俺答汗接触的大同巡抚史道。之后明廷又相继在宣府、延宁开放马市。边地终于迎来了短暂的休战，可以享受互市带来的安宁与繁华。
回顾俺答汗求茶市，可谓十年磨一剑。在俺答汗未归顺明朝之前，他从1534年（嘉靖十三年）开始请求入贡开市，但一直被嘉靖皇帝所拒绝。为此，俺答汗不惜数次动用武力，来逼明廷就范。
1541年（嘉靖二十年），俺答汗派石天爵、肯切两人至大同阳和要塞请求通贡，其文书云：“言其父諰阿郎在先朝常入贡，蒙赏赉，且许市易，汉达两利。近以贡道不通，每岁入掠。因人畜多灾疾，卜之神官，谓入贡吉。天爵原中国人，掠居虏中者，肯切系真夷，遣之同来。果许贡，当趣令一人归报，伊即约束其下，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当歃血为盟誓。否，即徙帐北鄙，而纵精骑南掠去。”
这番言词涉及几个方面内容。其一，俺答汗说起通贡的渊源，有各自的先例可依，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当朝皇帝朱厚熜以及内阁们的顾虑。其二，使者中一华一夷，实则是表明华夷之间有合作的前景。石天爵是汉人，肯切是蒙古族人。其三，如俺答汗所言，贡道通则两利，不通则两害。言下之意，掠夺不是他们要的，是贡道不通导致的，假如再不开贡道，边境掠夺还会继续。“否，即徙帐北鄙，而纵精骑南掠去”，这有点威胁的意味。最后一点，俺答汗描述了一幅美好的画面：“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当歃血为盟誓。”
综合来看，俺答汗这人可谓高明之极，不仅把开市通贡利弊说得通透，还兼顾了各方的面子，并且始终掌握着主动权。
可惜明廷对蒙古人偏见太深，俺答汗这份请求在明朝政府一石激起千层浪。好的大家都忽视了，只看到俺答汗的威胁之词，也再次印证了主战派的担忧。生性多疑又爱打哑谜的朱厚熜一开始就耍了手段，他让臣子反复考察俺答汗诚意。折腾数次后，大臣们发现，其实眼前这位皇帝根本没有与蒙古人通贡之心。非但如此，他还下令调兵遣将，准备擒拿俺答汗。
这下激怒了蒙古人，他们又开始屡扰边境，将威胁之词落到实处。俺答汗大举来犯，下石岭关、太原、平定、寿阳诸处。总兵丁璋、游击周宇战死，诸将多获罪，主张通贡的巡抚史道被调职。
第二年（1542年），俺答汗又再次派石天爵请求通贡。而明廷此时正处在愤怒之时，石天爵一来就被新任的巡护龙大有拿下。《明史》写到这件事时言词非常之得意，边臣受赏，天爵受磔刑，仿佛这都是理所当然之事。磔是种酷刑，就是把人的肢体分裂，极为残酷。两国交战尚不斩来使，何况来的还是一个汉人？
明廷的处理方式令人匪夷所思，俺答汗异常震怒，扬言要为石天爵复仇，双方交恶。明廷对俺答汗的赏金更高，而俺答汗也数次攻入山西，杀人越货。
距离石天爵事件四年后，1546年俺答汗第三次提出通贡。这四年间，双方已然中断了信使往来。《明实录》戊辰条记载，俺答汗奉上蒙古的大贡——九白大贡（白骆驼九头，白马九匹、白羊九只以及金银等）。这是蒙古族最隆重的礼节。不过奉上九白大贡之事尚有争议，蒙文中并无记载，因为九白之贡意味着政治上的完全附属。【1】受俺答汗命的堡儿塞等三人带物投书，所言与石天爵当初并无二致。四年战事已经证明了，双方继续打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不过，意外还是发生了，三位访明使者就连见巡护的机会都没有。他们一到，就被总兵的家丁击杀了。对这两次事件，今人胡凡评价说：“前次是政府官员因杀使绝贡而受升赏，遂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这次只是个总兵的家丁，竟有如此胆量敢于杀使冒功，这定将引发蒙古军新的一番大规模入掠，明朝边事之坏于此可见一斑。”【2】结果可想而知，蒙古人又一次发动边境抢掠，边事也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朱厚熜身边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翁万达（1498—1552）对皇帝这样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他进言说：“北敌，弘治前岁入贡，疆场稍宁。自虞台岭之战覆我师，渐轻中国，侵犯四十余年。石天爵之事，臣尝痛边臣失计。今复通款，即不许，当善相谕遣。诱而杀之，此何理也？请亟诛宝等，榜塞上，明告以朝廷德意，解其蓄怨构兵之谋。”【3】可惜嘉靖皇帝始终听不进去，仍旧一意孤行。
俺答汗也许是从侧面了解到翁万达的边政思想，所以他将第四次请贡书，直接递给了时任宣大总督的翁万达。翁万达一贯主张边事宁息宁利不宁乱，作为朱厚熜“深倚之，所请无不从”之人，他的言辞或许能动摇朱厚熜不通贡的决心。但兵部尚书陈经等人又以蒙古人不可信为由，翁万达再详加查实，并责翁万达十日内回奏。俺答汗初次请求通贡时候的情景仿佛再现。
翁万达与俺答汗的使者会面很友好。翁万达上书说：“敌恳恳求贡，去而复来。今宣、大兴版筑，正当羁縻，使无扰。请限以地、以人、以时。悉听，即许之贡；不听，则曲在彼，即拒绝之。”很遗憾，翁万达和俺答汗等到的结果，依旧是否定的。朱厚熜还是认为：“虏氛甚恶，其令万达申令所辖诸将，整兵严备，相机出塞剿杀。辽东、陕西俱令严兵待战，京营人马俟蓟镇再有警报启行。”这次，朱厚熜倒是明白了俺答汗被拒后会前来侵犯，他开始提前布阵，等待俺答汗的来袭。
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夏四月，俺答汗第五次请求通贡。巡按御史黄汝桂上奏道：“贡亦寇，不贡亦寇者，外寇之故习也；贡亦备，不贡亦备者，边臣之本计也。事机贵乎先图，军令重于申命。乞严敕总督、镇、巡等官，加防御。”即便是这种把责任一边推的想法，朱厚熜听着也悦耳。他下旨说：“逆寇连岁为患，诡言求贡，勿得听从。其各严边兵防御，如有执异，处以极典。”【4】
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三月，总督宣大翁万达上言：“俺答复投译书求贡。”帝命拒之。这是俺答汗第六次通贡被拒。
俺答汗作为蒙古16世纪卓越的领袖，在求贡通市上体现了非凡的毅力。他之后又想了各种手段，比如把通贡之书束在箭上，射进明军军营，争取广泛民意，表达自己不想打仗的意愿。他又利用俘虏的明朝官民，替通贡之事传达信息。
俺答汗不是一个好拒绝的人，他觉得之前在边境的掠夺和威胁还不够，得干点大事。执著的俺答汗遇到偏执的朱厚熜，好比犀利的刀遇到坚固的盾，要打开局面，必须有一方要付出巨大代价。于是，这就有了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
话说回来，为什么俺答汗不惜代价，也要获得大明的茶叶呢？大致可以从以下几点分析。
其一，俺答汗对精致生活的追求。
从经济互补来说，中原的农业经济可以弥补游牧经济单一、粗放的种种不足。不过这种情况，不只是蒙古人，其他游牧民族都面临这样的情况，这不能成为最大的理由。
如果与和明廷互市的其他民族比较，俺答汗的互市特点明显，他对非必需品的追求远远大于必需品。比如俺答汗对手工工匠的需求，在于他想得到比较精致的房子，穿舒服的衣着，喝美酒和茶，认为如此便可享受与汉族帝王相同的待遇。
为此，俺答汗在蒙汉文化交界地丰州滩（今呼和浩特地区）吸纳了大量从中原背井离乡而来的汉民、叛军，乃至包容中原白莲教赵全等一干人。马可?波罗笔下的丰州滩，是一个蒙古族、汉族、回族人民和平共处，信仰多元，农牧工商四业并存的繁华之地。【5】元末，丰州几经战乱。这里被明军焚烧后一度荒芜，控制权也归明廷所有。1449年“土木堡之变”后，明廷放弃了对这一区域的控制权。俺答汗再次统一蒙古后，为了重建新城，采取种种优惠措施，吸引汉族老百姓越境去开发丰州滩。这里林立的“板升”村落，就是特指汉族人的聚居地。“板升”从汉语“百姓”而来，今天呼和浩特还有许多叫“板升”的地名。
板升人为蒙古族带来汉式木质建筑，教会蒙古人怎么耕种、绣花、冶铁、品茶、施行医术等。这些人中有才华的很受俺答汗器重，板升人石天爵就两次代表俺答汗出使明廷。俺答汗给明皇所上表文，说其对世代所穿毡裘有嫌弃之意：“毡裘不耐夏热，缎布难得，每次受人引诱，才去抢夺。”【6】他给明廷的入贡请求中，数次特别提出对上好衣料的渴求。为了得到“朝廷白缎一匹与大神褂袍麒麟蟒缎等件”给部落头目用，他愿意“进黑头白马一匹、白骆驼七只、骟马三千匹”。石天爵被明廷处决前，留下的遗言云，蒙古人“艳中国纱缎，计所以得之者，唯抢掠与贡市二端。抢虽获有人畜，而纱缎绝少，且亦自有损失，计不如贡市完”。需求布料、手工工匠都与其追求精致生活有关，而非蒙古人忽然发现兽皮兽衣有多么的不好。而茶叶一物，在明代已经成为士大夫精致生活的代表。一直仰慕中原文化的俺答汗，很大程度上有着对精致生活的向往。其数次建城、建寺的行为，也都表明他渴望安定、定居和安逸之心。
西汉贾谊有著名的对付匈奴的“五饵”之论。所谓“五饵”指的是“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以上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通俗地说，就是吃喝好的，穿好的，住好的，听好的，看好的。历史也证明了，儒家那套“仁义道德”远远没有贾谊这“五饵”有实际的诱惑力。想过上这种日子的俺答汗心里明白，仅仅依靠抢是不行的，通贡开市才是长久之计。
1559年，俺答汗出兵青海，在这里俘虏了一个商队，里面有1000名喇嘛被其释放。其后多年，俺答汗在西藏东北部及青海区域多次接触到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青海区域当时信奉黄教。16世纪早期，黄教在西藏的教派争斗中落败，其首领索南嘉措就一直想谋求外在靠山重振旗鼓。这有先例可循，萨迦派八思巴就是通过与忽必烈的联盟让自己在西藏站稳了脚跟，还使萨迦派成为蒙古人的普遍信仰。
明长城也未能挡住蒙古人对茶叶的渴望
数次的接触以及青海区域政教一体的格局，都让俺答汗产生了通过革新信仰来更好实现统治的想法。1571年，俺答汗归顺明廷后，他有实质性的行动。1573年俺答汗进军西藏东北部，带回了一些僧人，详细了解了当时西藏的情况。在明廷的支持下，1575年蒙古人在青海东面修建了仰华寺，1576年在青海察卜齐雅勒修建了庙宇。1578年5月，索南嘉措与俺答汗在仰华寺会面。俺答汗主持了这次大会，有蒙、藏、维、汉等各民族10万多人参与，来自蒙古各部落的贵族子弟108人剃度出家。
这次会晤，俺答汗封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意思是“在佛教的显密两教中都已达到最高成就的超凡入圣的大海一样的上师”。这是达赖喇嘛第一次出现在尊号中，经过格鲁派固定后，一直延续至今。索南嘉措追认了在他之前的两代达赖喇嘛，自任第三世达赖喇嘛。他赠俺答汗为“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齐尔第?彻辰?汗”，意思是充满智慧的能像成吉思汗一样统一蒙古的君王。这亦是首次出现教派为蒙古大汗封号。两人的行为，有着追思八思巴与忽必烈联盟的往事，也有着利益瓜葛。自此之后，蒙古人被要求接受格鲁派传播的藏传佛教，取缔了蒙古人之前的多元信仰。双方达成的共识对后世影响深远，清代的满蒙藏联盟就起源于俺答汗与索南嘉措的宗教与政治联盟。就当时而言，明廷也是非常看好蒙藏之间的联盟。他们本就认为蒙人太好杀戮，还有着杀人殉葬的旧习，如此一来，其杀戮之心必有所收敛。
茶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从唐开始就深受汉传佛教的影响。唐代寺院兴茶已经成为史学共识，不再赘言。在仰华寺会面后，以阿升喇嘛为首的庞大使团前往拉萨，在大昭寺、色拉寺、哲蚌寺和甘丹寺等大寺院熬茶布施，并向内邬栋孜、贡嘎、兼日娃和噶丹巴等地方首领赠送礼物。【7】
从信仰角度看，俺答汗专门请开茶市，明廷有着不可拒绝的理由，他们鼓励蒙藏联盟，并为蒙古人修建了不少寺院。但明廷拒开茶市，只是供应少量的茶叶给他们做佛事用。蒙古佛事所用之茶，在没有开专门茶市之前，只能通过朝贡、走私两种途径获得。
俺答汗第一次请求通贡互市的文书中就说“人畜连年不利，灵官算卦，大头目将有灾，必是进贡南朝可免”【8】。此后多次请求通贡互市的文书中都谈到因为掠夺杀戮过重，造成蒙古人畜生病，灾祸连连。“报应”的思想也是促使俺答汗结束战事、与明朝和平相处的一大动力。
其三，受民族交往中的饮食同化影响。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蒙古族与其他游牧民族一样，长期以吃肉喝奶为主，缺乏蔬菜之类富含维生素的植物，而茶可以弥补其维生素的缺失。这种观点无法解释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某些碰撞。例如，《洛阳伽蓝记》里记载王肃之事时，出现了酒、奶酪及茶三种饮料【9】。除了酒外，茶与奶酪的遭遇各有不同，南人喝不来奶，而北人饮不来茶，茶甚至被北人称为“酪奴”。这可以看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其实也反映了所谓的生理需求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在食肉饮酪的民族中，吐蕃是最先接受茶的，其后是辽金治下的各少数民族，蒙古族应该是从全面统治中国后才开始接触到茶。从元朝宫廷营养学家忽思慧创作于1330年（天历三年）的饮食著作《饮膳正要》中，可以看到蒙古贵族的饮茶方式，既有汉族流行的喝茶方式，也有自己的特点【10】。忽思慧对各地茶性非常了解。他警告说，喝“枸杞茶”的时候，不要与酪同饮；言及“西番茶”，则要伴以酥油同食；需要添加酥油的茶还有“兰膏”、“酥签”。这三种茶都有着游牧民族的饮食特点，蒙古族喝茶加酥油的喝法，应当是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
“炒茶”可能是蒙古族自己创造的，“用铁锅烧赤，以马思哥油、牛奶子、茶芽同炒成”。所谓马思哥油，即“取净牛奶子不住手用阿赤（即打油木器也），打取浮凝者为马思哥油，今亦云白酥油”。这种饮茶方式的形成，会让茶受制于工具，比如铁锅。俺答汗时期，蒙古部落许多人连铁锅都没有。当然，这之所以成为问题，是蒙古人已经从简单火烧食演进到了烹饪层面，这正是受了汉族饮食的影响。要从烹饪再退回到简单的火烧食生活，他们已经难以适从。这一点，也可印证蒙古人追求精致生活的出发点。
茶于俺答汗时期的蒙古人而言，并非一种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能代表精致生活的物质，这点与丝绸并无二致。但随着藏传佛教在蒙古族中的渗透，茶有了精神性的一面，这便又把茶与丝绸一类的物质区别开来。在信仰层面上，茶成为必需品，这类似乳香在西方宗教中的传播过程。茶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当茶成为饮食生活的一部分之后，出于信仰的需要，他们必须用茶来事佛。
但茶只在中国南方才有，地理的特殊性让茶在北方成为稀缺品。自唐之后，随着北部、西部少数民族饮茶习惯的形成，中原政权对茶的控制亦加强，到明代达到史上最严厉。那么，明廷为何屡次拒绝俺答汗的开市请求呢？
三、明廷为何屡次拒绝与俺答汗互市
在要不要与俺答汗开市的问题上，明廷内部一直有不同意见。比较以往，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1507—1566）的反对意见占了上风，但他最终还是屈服于俺答汗的武力威胁，不得不开市。开不开市背后，又有着华夷之辨、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这样的在汉族人中根深蒂固的思想作祟。
明世宗朱厚熜是最顽固的主战代表，他对蒙古人非常蔑视。
1551年，就在朱厚熜被迫开市之时，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了一道疏【11】。这不早不晚的反对，得罪了朱厚熜，杨继盛因此被贬。但他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可以说是集历代主战派观点之大成。
杨继盛的“十不可”，涉及十个层面：国恨家仇、失信失和、有损国威、边军懈武、国民丧志、通敌之嫌、失防之心、助长敌焰、敌性多狡、财政流失。总结下来也不外乎蒙古人不可信、不可交，交则动摇民心和军心，导致大明失礼、失威、失财、失防、失民。失国他没有点明，但已然涵盖了这层意思。而在“五谬”中，他主张修武备以取代羁縻政策，以和平时代不需要战马为由反对互市，指出朝贡政策往往是让别人占了大便宜，开市也不足以养活全部蒙古民众且不能阻止其掠夺，最后他认为打击蒙古是明廷必须办的事情。
杨继盛要求朱厚熜厉兵秣马，他大约忘记了在朱厚熜之前数次征讨的教训。主战派以朝中官员为主，而主和派则以边关官员和将领为主。杨继盛这种书生之见，今天看来肯定会误国。
史道、杨一清、翁万达、王崇古等等一些边关大员都主和。他们身处战事的第一线，亲身感受了烽火连天的种种恶处，但他们遇到的皇帝和内阁大臣几乎都不支持他们的想法。
张居正的出现，让明廷主和派占据了优势。在得知俺答汗之孙那吉和其奶公阿力哥率众来投时，张居正大喜。
张居正把握住了与俺答汗讲和的好时机，而王崇古、方逢时采纳了张居正的建议，处理得当，最终促成了俺答汗归顺大明。这是内阁与边关大员合力的结果。
张居正的真实想法，在他写给王崇古的《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12】信里，说得很详细。在这封信里，张居正批评了清流那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说他们缺乏战略眼光。他分析俺答汗之前的主和，主动权在俺答汗一方，开市也是在武力威胁下完成。主动权非常重要，现在明廷好不容易掌握了主动权，再断送就可惜了。
他告诫王崇古要吸取之前那些错误政策的教训。张居正还举例说，一家人都有矛盾，何况两个民族之间？后来，他在给吴环洲的书信里继续表达此种看法：“夫疆埸之间，小小破绽，未能全无，要之于大计未损。若遇有事，即行处置一番，于大计反为无益，顾君不察耳。今都邑之间，犹有白昼剽窃，劫库杀官者，况夷狄乎？蓟门三卫，服属二百余年矣，捉人挟赏，犹不能一一尽诘，乃可责之骄悍新附之虏乎？要在当事者，随宜处置。譬之于犬，摇尾则投之以骨，狂吠则击之以箠，既箠而复服，则复投之，投而复吠，则击之，而可与之较曲直，论法守乎？”【13】
他还在《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里说了开市的五大好处，与杨继盛之论针锋相对。
且此事有五利焉：虏既通贡，边鄙不耸，穑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复屯田，蓄吾士马之力。岁无调援，可省行粮数十百万，二利也。土蛮、吉能，每借俺答以为声势，俺酋既服，则二虏不敢轻动，东可以制土蛮，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赵全等既戮，板升众心已离。吾因与虏约，有愿还者，必勿阻之。彼既无勾引之利，而又知虏之不足恃，则数万之众，皆可渐次招来，曹州之地可虚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孙，情乖意阻，虏运将衰，其兆已现。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顿、呼韩之变。我得其机而行吾之计，五利也。
这涉及边关稳定、缩减财政支出、分化和牵制其他民族，以及原本中国人心走向及蒙古人内部分化等问题。在张居正掌权后，主和派占据了上风，才有了俺答汗归顺以及通贡互市政策的延续。
另一个原因，是游牧民族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冲突。
明穆宗朱载垕给俺答汗下诏说：“朕惟天地以好生德，自古圣帝明王，代天理事，莫不上体天心，下从民欲，包含一偏覆，视华夷为一家，恒欲其并生并育于宇内也。”【14】朱载垕回顾大明开国之策略，认为“胡越一体，并包兼育”才是未来发展之道。
朱载垕这番话，姑且不去考察其是否真的做到了，这种言论能公布天下本身就是观念上的重大突破。
之前，在俺答汗的执著与朱厚熜的固执背后，折射的是各自的生活、文化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问题。在两宋之际，华夏的主流文化乃是汉族主导的儒家文化。当时的中心与边缘之辨、华夷之辨已经形成了两股思潮，即血统论和中心论。这两者代表人物分别有朱熹和司马光。
血统可以判断一个政权是否正统，而中心则是从政权是否有地理优势的角度而言，即能否占据传统的黄河流域的中原一带。北宋强调地理位置，南宋强调血统，都是形势比人强带来的结果。北宋皇帝出身于下级军官家庭，与皇室毫不搭界，而南宋偏安一隅，中原地理优势丧尽。当然，这种思想从三国时代就开始有了分化，有以血统论而举事的刘蜀，有以地理优势而称王的曹魏，此点清代翟灏与章学诚都分析得极为透彻。【15】
大明继承了大元空前辽阔的地理版图，也继承了蒙古人留下的诸多麻烦。除了中心论与血统论外，他们还必须面临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所带来的新难题。
蒙古人退出中原后，在北边漠北、漠南、漠西形成了三大政权。为了消除蒙古人南下的威胁，明代一直注重工事建设，大兴土木，先后十八次修“边墙”（即长城），还建了数不清的壕垣和防御堡垒等。工程花费了无数人力、物力、财力，目的只是防御蒙古骑兵南下。明廷在宣化、大同东还修筑了内长城，称为次边。长城是看得到的边界，但长城之下，却有看不到边界——文化意义上的边界，与楚河汉界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也是后来俺答汗与大明的互市选择在大同、宣化的缘故。
除了工事之外，就是设立羁縻卫所和九边重镇，前者由降明廷的蒙古人管理，后者由明廷派重兵把守。不过，羁縻政策在蒙古人那里不好使。朱棣时期，他们羁縻的对象蒙古王族阿鲁台就数次造反。《明会典》里就说：“瓦剌酋马哈木封顺宁王，鞑靼酋阿鲁台乞降，封和宁王，皆遣使入贡。自后叛服不常，成化中小王子亦通贡，贡无常期。隆庆中，俺答封顺义王，每岁贡马互市，至今不绝。”【16】
再有，就是征伐。明太祖朱元璋时代，蓝玉打得蒙古人望风而逃的景象，在他们身后再难见到。明成祖朱棣亲帅几十万大军征伐，仅仅剿灭了一些蒙古小部落。明英宗朱祁镇亲征土木堡，损失十余万将士不说，自己都成为俘虏，还差点导致明廷迁都。明武宗朱厚照征伐蒙古小王子，双方数十万兵力，结局却令人大跌眼镜，明军死57人，蒙古军死15人……
嘉靖年间，松散的蒙古部落再次被俺答汗统一。他数次侵犯边境，每每都能击败明军，其造成的伤亡更是不计其数。互市和归顺后，摩擦虽然不断，但边关毕竟结束了200年烽烟四起的状况，继而开创了200年之太平盛世。
俺答汗提出的通贡互市，无论是从事前动机，还是从历史结果来看，都是一件惠民之大事。
在中国，农业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一直都存在。《礼记?王制》划分四方人群的标准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不吃谷物（“粒食”）或不食熟食（“火食”），以及言语、衣着、嗜饮，这些都构成了民族之间的区别，最终呈现出文化的不同。精致与粗糙带来了优劣高下之分。
嘉靖时期，明廷对石天爵的态度，一样值得探讨。他们不顾礼仪之道，杀了使者石天爵的理由竟然是因为他是汉人。
天爵本华民，而甘心为虏驱使。去岁守臣失计放还，遂至涂炭山西，震惊畿辅，究其祸本，实天爵一人致之。兹者凭借故智，敢复叩关，而边臣能应机擒斩之，真足以剪虏羽翼，寒旃裘之胆，厥功甚大。请优录之，以作诸镇之气。
明廷在处理白莲教及其他投蒙的汉人时，手段也极其残忍。交还白莲教头目和叛将给明廷，是后来俺答汗归顺明廷的一个重要前提，明史中有大量描述叛徒之词，所用言语之恶毒远远超过描述这位杀了许多汉人的蒙古人俺答汗。这当然不是汉人中的极端现象，只是时至今日，还有大量的人有这种思想。
四、自明始，中国有了茶叶边界和疆域
就在俺答汗请开茶市的同时，西番膻藏也向明廷请开马市，内阁廷议后拒绝了这个要求。【17】但巡茶御史李时成认为此举不妥，他上书说：“膻藏生西番中，族极远，未尝通贡市。一朝率众来降，彼实畏我威灵。第以洮西极边地，更得此族，不益厚固藩篱耶？矧今急须马，何为拒之？”这当然有远交近攻的深远政治背景，但厚固藩篱与急需战马也是眼前事实。皇帝认可了李时成的请求，廷议也打算准了俺答汗开茶市的请求。但这个时候，李时成又冒出来说了另一番话，结果茶市被皇帝拒绝。这不能简单视为内阁与皇帝的民族政策冲突，而是这一允一拒之间，李时成的说辞击中了明廷民族政策的要害，也让茶在明代的政治地位被空前放大。
李时成认为：“俺答今求茶市，意不在茶，在得番人耳。夫洮西一带，抵嘉峪、金城，绵亘数千里，番族星罗。西寇之不敢长驱而南，以番为之蔽也。顾番人须茶最急，一日无茶则病且死，是番人之命悬于中国，俾世受约束，藩我西土。脱以茶市假之，俺答逐利，而专意于番。番求生，而制命于俺答，彼此合一，其遗患可胜道哉。”
俺答汗归顺明廷，但明廷对蒙古人的戒备之心并没有消除。李时成担心明廷一直以来的“以茶驭番”的政策被蒙古人学去后，他们也来个“以茶驭番”，那么这两股势力联手后，明廷处境就比较危险。
明代博学之士韩邦奇在边事之论上，发现明朝与汉、唐、宋不同之处在于其疏。他总结了几个原因，主要是：周边民族比起前几朝实力太弱，蒙古人被撵到北边，在明军的讨伐中不敢应战；边境线太长，防御工事让财政吃紧，导致明廷不能处处设防；其他尚有以攻为守与修堡垒以固边防。【18】他的《边事论》中恰恰忽视了茶的因素，而堡垒与工事被证明事实上是无法抵御入侵者的，否则修建长城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明代政治家杨一清（1454—1530）在对边事防御的看法上，与韩邦奇的不同之处也就在茶马交易上。杨一清认为，与番人茶马互市并非明廷缺番人的良马，而是因为明廷把西番作为藩篱，就像昔年汉武帝通西域，目的也是断匈奴之右臂。【19】
以茶易马始于唐、兴于宋，而明独特其大与深。杨一清分析说，在兰州之西数千公里处，北有狄，南有番。但北狄始终没有越番南下，是因为他们有世仇，疆域界限由此而分。否则北狄一旦长驱直入，边境必然遭其蹂躏。明廷对番人采取的羁縻政策，为诸番分封，对他们分而处之。这样一来，这些小番只能志向中国，一旦背叛，就得不到中国茶。“以是羁縻之贤于数万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虏之上策。”杨一清为茶“我朝独得之”而暗自高兴，也为茶政缺失六十余年而遗憾。他担心“将来远夷既不仰给我茶，敢谓与中国不相干涉，意外之忧，或从此生”。因为离开茶，会动摇“藩篱之固”，也让解缙所谓的广大疆域成为空话。
明朝在河州设置陕西都司和茶马司。朱棣时代的著名学者解缙（1369—1415），在写给习贤良赴河州的文章里就说了一个因茶而形成的文化疆域，“控西夷数万里，跨昆仑，通天竺，西南距川，入于南海”【20】。这不是明廷实控的疆域，而是来自因茶传播而想象出来的疆域。朱元璋的治边策略，就是力图用茶去打通西边。
解缙说，番人认为中国货中最好的就是茶，好比古人认为夷番货中最好的就是马一样，茶之于夷人，如同中国人之酒醴。因为茶马贸易，许多夷人也开始学习中国的知识，对中国也有了向慕之心，那么茶的作用就很显然。茶有着“夷夏之交，义利之辨，寅宾尚忠信而笃敬，河州固唐虞三代之邦也”的作用。
解缙的构想基于两个重要提前：一是茶只有明廷才能提供；二是夷番人必须嗜茶如命。这样一来，茶便作为媒介，带来了观念的变化。
随着茶的传播，华夏与番夷有了更深入的往来，通过贸易饵诱、文化渗透，最终在心理上获得西边少数民族的认同，中心也随着茶的传播而发生空间上的迁移，最后形成了一个无形的茶叶疆域。
通过茶传播、贸易、饮用而形成的藩篱，实非修筑的长城和其他防御建筑工事可比。防御工事实际上是目所能及的山河界限。在文化形态上，这是一种隔绝、封闭与保守的文化形态，阻挡了民族之间的交往。但茶可以跨越看得见的疆域，抵达那些看不见的极边之地。茶所到达的疆域，即可视为我之藩篱，这是“厚”，而“固”是因为只有我才有茶，而他人无。这样带来的好处很明显，“番人须茶最急，一日无茶则病且死，是番人之命悬于中国，俾世受约束，藩我西土”。
嘉靖年代的户部尚书梁材同样认为，茶关系着国防与番人的归向之心。【21】明代禁私茶，擅自运私茶出境者要处以极刑，也与此有关。梁材说：“盖西边之藩篱，莫切于诸番，诸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禁之使彼有所畏，酬之使彼有所慕。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者。其所系诚重且人，而非可以寻常处之也。故在当时茶法通行，而无阻滞之患。”禁可畏，酬可慕，官营茶叶于是成为明代不可动摇的国策，不只是与边事边政有关，还维系着国家的安宁与稳定。但私茶利润太大，坐牢杀头的刑罚也阻挡不了商人的逐利行动。
在四川巡抚的都察院副都御史王廷相发现蜀茶私贩的情况非常严重，稍稍盘诘，即得十数余万，“商旅满于关隘，而茶船遍于江河”【22】，对此他非常忧心。一方面，他担心茶、马等物资流失到民间，钱入了私人腰包，那边关经费就会吃紧；另一方面，他更担心朝廷以茶驭番的控制权让位于商贾，会让番人觉得不依仗明廷，同样可以得到茶。他提出方案，可以让利于民，但茶权得归国家所有。茶这样的“至细之物”，有着“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轻视者此也”。其目的也很明显：“不知彼输于我，义也。我赏于彼，德也。我因以行其羁縻之道，彼亦以为职分之常，久之边防可以宁谧。”
大明政权取代大元政权，他们敬畏蒙古族事出有因，因为他们灭不了蒙古族，遂多年不与蒙古人通贡互市。俺答汗以武力威胁开马市，主动权不在明廷，而一旦他归顺明廷，这种主动权也丧失了。如前文所说，蒙古族并不如其他民族那般嗜茶成性，到“得之生，不得死”的程度。李时成无疑也看到这点，这也是后来为何藏蒙政治联盟受到明廷大力支持的原因。他们显然期待通过在西南、西北的茶实践，最终让北方蒙古族也能饮茶成性，嗜茶如命，最后同样“命悬于中国”。茶叶是在盐巴、铁器、和亲等诸多统御少数民族手段中检验出来的最为有效的。有明一代，茶叶在这方面可谓发挥了淋漓尽致的作用。
清代的满蒙藏联盟，正是延续了明代的茶叶安疆政策，同时也造就了通达俄罗斯的茶叶之路【23】，让中国文明在丝绸之路之后通过茶马古道再次传达域外。但历代朝廷对茶叶的严格控制，让这个古老的茶行业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自由流通，边茶依旧是重要的国家战略物资。19世纪末，英国人觊觎西藏，他们使用的策略依然是茶叶。为此，他们不惜在印度大吉岭广辟茶园，与明廷以茶驭番的思路如出一辙。
茶马古道，事实上造就了一片无形的文化疆域，形成了因茶而就的想象共同体，之后为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4】明代以茶为主导的民族政策，确实是已知政策中最行之有效的方法。茶叶无论是在维护国土安全上，还是在维护文化安全的层面上，或者是在维护今日中华民族的多元局面上，都发挥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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