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日美贸易战中得到怎样的启示中国从日美贸易战中得到怎样的启示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百家号美国对华商品加征500亿美元关税、中国对美价值30亿美元的100多种商品加征关税、美额外对1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对原产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看到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逐步升级，日本银行（日本的中央银行）前行长白川方明感到这个场景有些眼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刚进入日本银行工作的白川方明，亲身经历了当时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战”，也见证了由此引发的日美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变化。白川方明认为，目前中美贸易摩擦与那时的情况很像，但如今中国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上世纪60~90年代，日本与美国之间频繁发生贸易摩擦，并最终升级为两国间的“贸易战”，造成深远影响。在近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来自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嘉宾，回顾日美“贸易战”的历史，认为这段历史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有诸多启示。中国应当吸取日本的教训上世纪70年代，日本家电业崛起，并在美国占据三成市场份额，巅峰时，对美出口占日本彩电出口的九成左右。但因为贸易摩擦加剧，在1977年，美日签订贸易协议，日本“自愿限制出口”。上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业对美出口飙升，成为日本对美贸易高额顺差的核心产业。在美国的抗议和打击下，日本汽车厂家改为赴美投资、自愿限制出口、取消国内关税。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日本的纺织品、钢铁等行业也遭遇了类似的经历。而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日本的半导体芯片对美国产业造成冲击，美国以反倾销、反投资、反并购等手段进行贸易保护，最终以日本对美出口产品进行价格管制等手段告终。年过八旬的日本欧力士（Orix）集团资深董事长宫内义彦见证了日本战后的经济腾飞，也亲历了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在他看来，美国与日本在那时出现贸易差距，最终却提出并要求日本实施限制出口等解决方案，“真是非常地奇怪”。彼时，受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压力，日本政府放宽了金融政策，推出经济刺激项目，央行降低利率。1985年，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规定日元与马克（联邦德国的法定货币）应大幅升值，美元应大幅贬值。之后，上述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抛售美元，继而推动日元持续大幅升值。在“广场协议”签订后的几年，大量的日元资金流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特别是房地产领域，造成房产价格上升过快，形成泡沫。宫内义彦认为，当时的政府“犯了一个错误”，想要打破房地产等领域的资产泡沫，以使之恢复到正常水平，但“进行了矫枉过正的调整”，造成消费物价指数（CPI）过分下降。“当时CPI根本就没有上升，没有泡沫。”宫内义彦认为，日本政府出现的误判，以及之后出现的经济泡沫，和将近10年的经济发展“停滞期”，从根本上是源于日美“贸易战”之后的一些列贸易、货币政策。“我觉得中国政府从日本的经验上学到了很多。”宫内义彦说。白川方明也认为，日美贸易产生巨大差距后，美国逼迫日本调整汇率，进行日元贬值，导致了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是造成日本经济泡沫和“停滞”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是不是要吸取当时的经验教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肯特·凯尔德（KentE.CALDER）以商量的口吻提出，日本当年的贸易政策转变，以及利率市场化等一系列货币政策转变，影响了后续的很多机制，包括长期信贷、银行发展等。这对今天再次出现在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内部结构性改革是重点作为当年日美“贸易战”的亲历者，以及之后日本金融政策的制定者之一，白川方明对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仍保持谨慎观察的姿态。他认为，对于“贸易战”这类带有明显政治属性的经济话题，需要更为理智、全面的思考，应该回归两个国家的“基本面问题”。以日本当时的宏观经济状况为例，白川方明指出，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在国际上仍然很快，但与之前几年相比有所下降，但当时的决策者不能接受经济增速下降的现实，希望通过加杠杆等措施来刺激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回顾当年的历史，他认为应该仔细研究“贸易战”背后，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等核心问题。以人口结构为例，恰恰是在日本“人口红利”最高的时候，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了。白川方明指出，在持续的贸易摩擦背后，更应该关注和寻找解决本国经济内部结构性问题的办法。宫内义彦指出，当时面对来自欧美国家的压力，日本央行的做法是正确的，但要解决外部贸易摩擦、内部经济结构等问题，所依靠的不只是货币政策，还要通过财政政策来提高供给侧需求。“在现实过程中，货币政策的宽松只是一个工具而已，这对我来说是比较失望的，因为只有货币政策在发挥作用。”事实上，日美“贸易战”时，日本经济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国内消费需求在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中所占比例较低。而今天，内需已经成为日本经济最重要的部分。据宫内义彦介绍，如何稳定内需、提升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成为日本政府关注的头号大事。肯特·凯尔德认为，日本在“贸易战”期间的财政政策不够积极，这也是一个问题，背后所反映的是，在自身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日本国内当时的体制转型过程并不成功，特别是全球化的过程太快了，反而毁坏了日本的一些机制。他指出，中国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则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日美“贸易战”的另一个主角。在他看来，美国在上世纪60~90年代将贸易逆差归罪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并且逼迫日本把生产转移到美国，但直到今天，美国所面临的贸易逆差并没有减少，反而还在继续增加，这说明关键问题还是在于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现在美国的贸易逆差同样是因为储蓄率太低，只有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林毅夫说。但让他感到遗憾的是，美国并没有从自身问题下手，而是继续盯着贸易逆差不放。他认为，中国再次面临着类似的情况，“这次我们有理由做我们该做的事”。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推动社会进步 服务青年成长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王汉锋：日美贸易摩擦对中美贸易战的启示|美国|经济|贸易战_新浪财经_新浪网
王汉锋：日美贸易摩擦对中美贸易战的启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王汉锋 李求索 周昌杰
　　中美贸易摩擦相比19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影响可能会更大、更难协调。
王汉锋：日美贸易摩擦对中美贸易战的启示
　　启示一：中美贸易之争背后是潜在的全球经济地位之争。
　　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贸易战历史，对本次中美贸易战历史定位有准确的认知是中国采取正确举措的前提，也是判断后续情况可能演化路径的基础之一。
　　近百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处于领导地位的美国以本国利益为名，对全球其他区域的贸易战此起彼伏，特别是对自身经济实力构成一定潜在威胁的经济体，包括欧洲、前苏联、日本等。战后日本经济长期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图表1，图表2）；自1970年代后日本部分产业如汽车等对美国形成竞争和挑战；日美贸易顺差扩大。在此背景下，日本贸易摩擦起于1970年代，到1980年代变得更为频繁、严重，并对日本后续经济与社会发展形成重要影响。
　　从近百年世界经济史看，全球相对领先经济体量之间的相对变化往往是贸易战的前兆。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比例从1990年代初的2%左右上升到目前15%左右，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是近20年来全球经济领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特朗普上任之后的言论及所委任的关键官员的特征来看，发动对中国贸易战可能是美国改变长期对华策略的开始和局部体现。
　　启示二：日美贸易之争旷日持久。
　　日美贸易摩擦起于1970年代，并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以1980年代摩擦最为频繁、严重。鉴于中美贸易之战可能源自于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改变，在这一战略导向下的对华遏制思路可能会使得中美之间的贸易之争持续较长时间，而且不会在短期内有明确的结果。
　　启示三：贸易战最终对缩小美国贸易赤字影响有限。
　　与19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的起源类似，美国声称要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但我们认为，美国持续大幅的贸易逆差是美国内部经济失衡的体现，包括较低储蓄率、长期财政赤字等有关，其产生根本原因较为复杂。从日美贸易1980年代贸易摩擦的情况来看，虽然贸易摩擦持续较久、影响也较为广泛，但日美贸易顺差并未大幅立即产生较大变化，在80-90年代维持在400亿美元左右。美国的贸易逆差也并未系统性地改观，在80-90年代贸易逆差占GDP的比例在0~3%间波动（图表3）。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国几乎持续贸易逆差，但1980年代对美贸易顺差最大国是日本，30年之后是中国。
　　启示四：中美贸易摩擦相比19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影响可能会更大、更难协调。
　　日美在世界政治范畴内属同盟；日本近代史上一直比较亲近西方、在基本制度改革上也向西方靠拢；日本对美贸易依赖度较高（高峰期近4成出口到美国），种种因素使得日本在应对贸易摩擦时相对比较迁就美国。对比之下，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中美贸易之争比19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影响可能会更大、更难协调。
　　启示五：中国比当年的日本更具备应付贸易冲突的条件。
　　当前中国总出口占GDP比例已经下降到约20%，出口依存度已经大幅下降；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比例不到20%；对美贸易关系更趋互补性；且内需潜力和回旋余地大，包括城镇化等内需挖掘措施空间依然很大；虽然部分产业进口依存度依然较高，但总体上看各产业自给自足能力逐步增强，且中国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的能力也在增强。这些都使得当前中国比日本更具备应付贸易冲突的条件。
　　启示六：中国应对可能的持续贸易战要靠挖掘内需、靠改革开放与产业转型升级、靠团结发展中国家。
　　中国应对可能的持续贸易战要靠挖掘内需、靠改革开放与产业转型升级、靠团结发展中国家。贸易立国是当初日本战略之一，因此应对日美贸易摩擦短期以妥协为主，中长期靠技术研发提高效率、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等手段。中国则内需潜力依然较大，具备进一步改革开放与产业转型的空间，且发展中经济体贸易关系仍有较大空间。
　　启示七：增长：贸易摩擦对整体增长影响可能只是阶段性和局部的。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贸易摩擦对整体增长影响可能只是阶段性和局部的。尽管日本对美贸易依存度高，19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最频繁、最严重的阶段多数时候日本整体增长并未受到太大影响。1986年初的短暂萧条也是由于日元快速大幅升值所致，且较为短暂。中国要吸取日本当年应对贸易摩擦的经验教训，短期可以采取稳外需、促内需的手段组合来应对贸易战，汇率保持相对稳定，中期挖潜、改革、升级。
　　启示八：市场：贸易之争虽然可能旷日持久、且短期对市场有些影响，却并非决定股市中期方向的决定性因素。
　　贸易之争虽然可能旷日持久、且短期对市场有些影响，却并非决定股市中期方向的决定性因素。虽然贸易摩擦影响短线市场，如1984年、1988年日本股市阶段性地受到贸易摩擦升级影响，但日本1980年代与美国贸易摩擦加剧的年代股市整体是走牛的，后期日本资产价格泡沫化与货币政策失误等因素有关。
　　启示九：行业：贸易战影响大的行业短线可能会跑输市场，内需相关行业跑赢，中长线贸易战影响较小。
　　行业：贸易战影响大的行业短线可能会跑输市场，内需相关行业跑赢，中长线贸易战影响较小。考察日本1984年及1988年市场片段，受贸易摩擦影响大的汽车、电子、科技硬件等行业短线跑输市场，而内需相关度高的行业如日常消费、零售、公用事业等则在多数时间段跑赢市场。
　　结合本次中美贸易摩擦当前情况以及可能演化的方向，包括中国可能的反制举措及扩大开放，提升进口需求等。总体上看，短期贸易摩擦升温背景下对于多数行业的影响偏负面，包括1）直接相关的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技术及机械；2）以及有不小收入占比的行业，如钢铁、有色、玻璃、家电、轻工、纺织、汽车零部件等等；3）商贸相关的交通运输也可能受损于贸易壁垒的提升，如航运、港口等。另外，小部分公司也可能因此受益，如1）中国反制举措下农业、计算机软件中的部分公司有可能会受益于中国对美部分商品关税提升；2）若中国更为积极的采取扩大开放、提升进口需求等措施，部分医药、汽车经销商、影院等有望因此受益。
　　综合来看，短期市场可能依然继续受贸易阴云笼罩。但考虑到贸易战短期对增长影响不大；中期来看，中国对美贸易依赖不如当年日本大、内需回旋余地大、挖潜与改革空间大，只要中国采取合理的应对方式，中美之间的冲突虽然会影响市场节奏，但不会改变中国的增长轨道；且A股、港股当前估值均不高估，近期回调又使得估值更具吸引力。综合来看，我们依然维持对A股、港股中期走势积极的看法。
　　从结构上看，贸易战阴霾笼罩，受贸易战潜在影响的外需板块可能会继续承受压力，短期重点关注内需板块，包括：1）近期已经有所回调的与外需相关度不高的优质消费龙头，包括日常消费、部分可选消费、医药、旅游与酒店、零售、互联网服务等；2）金融及地产板块估值相对较低，且受外需影响较小，也可能有相对收益；3）在贸易战阴云之下，中国可能会更加注重内需潜力挖掘，包括减税、减费等措施可能执行更加到位，关注后续受减税、减费影响大的板块和个股。对于港股来说，我们可以考虑做多内需、做空外需等多空策略。
　　(本文作者介绍：在中金和高盛等金融机构从事市场和经济研究。)
责任编辑：贾韵航 SF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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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金和高盛等金融机构从事市场和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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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二维码日美贸易摩擦史对中国的启示日美贸易摩擦史对中国的启示东方财经杂志百家号《官僚们的夏天》是1975年出版的日本畅销小说，1996年和2009年，日本两大电视台先后以该书为脚本拍成同名电视连续剧。其人气之所以经久不衰，一方面是因为该作品真实地展示了日本通产省精英官僚在高度经济成长时期为国家利益竭尽全力的敬业精神，同时也归功于该作品唤起了日本社会对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记忆和反思。日美贸易摩擦在1960年代末以后显著增多，至1980年代激烈程度到达顶峰，此后有所缓和，但持续至今。其大背景是：战后日本官民协力，从废墟中再生。1968年，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与此同时，1970年代后美国逐步成为世界最大贸易赤字国，而对日贸易赤字长期占据美国贸易赤字的最大比例。为了保护国内产业和就业机会，美国在1960年代以后（特别是1974年制定通商法“301条款”以后），以日本通产省的产业政策影响公平贸易等为理由，对日本实施了接二连三的调查和制裁。引发的主要贸易摩擦包括：纺织品摩擦（1960年代-1970年代初）、电视机摩擦（1960年代-1970年代）、钢铁摩擦（1960年代末-1980年代）、半导体摩擦（1970年代末-1990年代）、汽车摩擦（1970年代中期-1990年代）。此外，还经历了以1985年《广场协议》为标志的汇率摩擦，协议签订后的两年内，日元对美元升值近一倍！纵观历次日美贸易摩擦，大多以日方妥协而握手言和。这是因为，不光日本政府重视日美同盟关系，日本产业界也逐步认识到“互惠关系”的重要性。日方各时期的应对措施主要包括：自主减少对美出口、增加从美国进口、扩大在美现地生产、扩大在第三国生产、以贸易让步交换其他利益。一些应对措施曾对日本经贸带来很大冲击。其中，广场协议签订后，导致日本制造业成本激增、对美出口曾明显下滑。一些研究则认为，要求日企自主减少对美出口、并扩大进口美国产品的1986年《日美半导体协议》后果更严重：该协议阻挡了1980年代席卷世界的日本企业（其半导体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曾达70%）的强大攻势，导致美国以及韩国企业相继反超。1986年《日美半导体协议》阻挡了1980年代席卷世界的日本企业（其半导体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曾达70%）的强大攻势。但是许多日本学者认为，贸易摩擦带来的影响有负也有正。比如，汽车摩擦后，日企为改变廉价贩卖形象，不断提高产品性能，同时扩大了在美国的投资。结果是日本企业后来居上，目前在全球汽车生产第一方阵中也处于优势地位。至于1990年代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相当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日本对少子高龄化趋势对应不力，与日美贸易摩擦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引人瞩目的是，1990年代末以后，中国成为美国贸易赤字的最大贡献国，并且在2010年后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与日本的过去相似，中国正面临来自美国的强大贸易保护压力。如何应对？从日美贸易摩擦史中，中国可得到以下启示。1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缓和需要时间。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一方面，中国产品需要在美国这样的高标准大市场经历竞争考验，另一方面，成长中的中国市场也必定会给美国带来更多商机。和日美经贸关系一样，中美间需要有更强的互惠伙伴意识和理性的妥协。2贸易摩擦等外压可能成为影响经济增长势头的转捩点，也可以成为促使中国产业走上新台阶的里程碑。关键是如何争取缓冲时间、培育产业界对环境变化的调整能力。3中国有比日本通产省更有权力的政府部门，也有发达国家罕见的众多国有企业。无疑美国对中国会比对同盟国日本更为戒备。要缓解今后可能常态化的贸易摩擦，必须继续改革中国的政企关系，建立符合现代国际经贸规则的企业制度。同时，也迫切需要完善两国间各领域交流、协商制度。如何构建一个耐震的中美关系，任重道远。（作者系日本亚洲成长研究所研究部长、教授）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版权，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转载请注明来源：东方财经杂志（ID：dfcj-bj）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东方财经杂志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东方财经——眼界决定境界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中国从日美贸易战中得到怎样的启示_中国经济网――国家经济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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