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9100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赞同 29098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7633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赞同 525441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张毅：时光深处的火车丨新刊张毅：时光深处的火车丨新刊狩猎世界百家号2018年4期《当代》新刊封面导读岁月如歌，当火车还很慢的时候，与火车相关的故事却是别样的丰富。时光 深 处 的 火 车文丨张毅去年夏天，我应一家出版社之约，写一本关于蒸汽机的小说。在开往G城的动车上，我打开一本有关蒸汽机车的书。这本书是一个叫阿历克赛·赛尔的英国人1926年写的。内容从瓦特发明蒸汽机开始，历数世界铁路发展史，蒸汽机是其中最重要的章节……我向外望去，窗外就是我曾工作过的胶济铁路。我看到一些消失的车站和人物像电影一样迅速划过……在构思时，我发现这篇小说就像一辆火车。开篇如同火车从站台出发，意境朦胧而温情，中间内容恰似途中的旅客，平静背后，却有一段难测人生。火车到站，小说也结束了。是那种老火车，高高的烟囱，黝黑的机车和昏黄的灯光。就从我上班那天说起吧。一那天是农历正月十六，天降小雪，高密的天空白茫茫的。早晨，我吃了三个高粱面饼子，跟着我爹到火车站报到。路上，风一阵大一阵小，吹落瓦楞上的雪粒。我爹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着。从站前街出来，走过一家布店、一家粮店和“胡家炉包店”，就能看到火车站钟表楼了——那是这个小城最醒目的地标。钟表“当当”响了几声，惊飞几只寻食的麻雀，它们在空中扑棱几下，落在路边的树枝上。小广场聚集了一些生意人，卖糖人的、卖烧饼的、卖泥老虎的。一个中年人坐在马扎上，眼前摆着一副象棋残局。一个瞎子面前写着“算命相面”。旅客背着大小不一的行李，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我爹在前面边走边说：小天，你上班后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干工作只要思想对了头，就能一步一层楼。我跟在后面边走边答，我知道，爹，这话你说了九十九次了。我爹继续说：小天，你得好好听领导的话，领导指东，咱不能打西。领导让赶鸭，咱不能赶鸡。我说我知道，爹，这话你说了一百次了。我们爷俩前后走进站长室。站长室烟雾腾腾的，墙上挂着“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标语。站长是个胖子，嘴里叼着一根前门烟，一只脚踩在椅子上，正在摇磁石电话。他边摇边骂骂咧咧，不知道嘴里咕哝什么。看见我爹进来后，用手指指一边的椅子，意思是你先坐下。我爹摆摆手说，王站长你先忙，不用坐。一会儿王站长把电话挂了。我爹凑上前，把两瓶高粱酒、一条金鹿烟，放在站长桌前,又给他递上一支烟，笑呵呵地说：王站长，我把儿子领来了。王站长乜斜一眼，说：老丁你客气什么，都是自己人，你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哩。我爹把我推到站长面前：这就是我儿子丁小天。小天，快叫王站长。我赶紧上前叫了一声“王站长”。我爹说：王站长，以后孩子就交给你了。王站长说：你客气啥，小天这孩子我小时候见过，一下长成大青年了，成了铁路工人了，呵呵。接着他向四周看了一眼，叫道：张建民，你过来。外面进来一个人，我一看，那不是邻居张建民吗？张建民穿着一身铁路制服，胡子拉碴的，袖子上被烟头烧了几个洞。张建民比我大两岁。他学习不好，经常逃学，还出走了两年。王站长对张建民说，这个丁……丁……啊……丁小天。我爹说。王站长接着说：啊，这个丁小天以后就跟着你当学徒，教不好我收拾你个孙子。你先领着他出去看看，熟悉一下车站环境，让他看看咱们车站的大好形势。张建民扫我一眼说，走，出去转一圈，先熟悉一下环境。我和张建民走出站长室。风挺凉，一股寒气顺着领口吹进棉袄，我打了个寒战。站台上站着一些旅客，他们有的搓着手，不断走动着，有的着急地望着远方。那辆开往青岛的火车晚点了。钟表楼时钟响了几下。一个姑娘身背一个琴盒，神情淡然地站在那里。她穿着一件黄军大衣，垂到腰际的辫子，在风中摇摆。男人在抽烟，女人在闲聊。你打哪来？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用高密方言问。五连。东北口音说。你去哪？俺去黑龙江，三棵树。干哈？看俺姥姥。那疙瘩老远了。得三天两夜。你呢？俺去通化。一个小女孩在哭。另一个小男孩在地上撒尿。给她块糖含着。不用不用，别惯她毛病。别客气，都是出远门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少妇伸出手，把一块高粱饴递到孩子嘴里。哭声停了。这是谁的孩子？把尿弄到我鞋上了，欠揍。一个男人在吼。“啪”，是耳光的声音。小男孩的哭声又开始了。靠后站，靠后站，离警戒线远点，你听见了吗？那个抽烟的，你耳朵聋了？扩音喇叭传来一阵训斥声。抽烟男人连续退了几步。张建民从旁边拉我一把，走啊，怎么走神了？临道停着一辆货车，十几节油罐车排成一排，像一队头戴钢盔的士兵。薄冰在太阳下一闪一闪的。检车员不断用锤子敲打车轮，传来清脆的金属声。检车员偶尔在车厢横梁处用粉笔画着记号。有节车厢两端画着一个骷髅，挺吓人的。张建民指着骷髅问,这是什么意思，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他说，这是拉危险品的车厢。我问，什么算危险品？张建民摸摸头，想了一会儿说，我也不大清楚，大概炸药吧。风裹起细砂粒，拍得车体啪啪作响，空气中有股铁锈味。检车员一边敲打, 一边朝我们走来。这个人张建民认识。这是新来的小丁，我的徒弟。张建民走在前面，大拇指朝后一跷，把我指给身材矮小的检车员。张建民接着问：没有什么事吧？老李？老李说，没有事。张建民说，没有就好，大冷天的最好别有情况，有事就惨了。他递一支烟, 老李接了，点上，深吸了一口，说，最近检查有点多，大概又要过“特运”了。那个年代，这条铁路经常往来特运火车。比如运送中央首长的“专列”，运部队物资的“军列”，还有其他运输的“特运”。初中时，每次过“军列”，我就踩着板凳，趴在窗上，看着一辆辆装满坦克的“军列”从眼前驶过。张建民把我领到一所旧房子前，说：这就是我们联防组的值班室，说完后，“哗啦”把门打开。里面光线暗淡，有股酸臭味道。一张旧桌子上，摆着搪瓷茶缸、铝质饭盒。茶缸和饭盒生锈了，已有些年月了。一把竹编暖壶压在上面。房子中间有个铁皮做的炉子，炉火呜呜响着，铁皮烟囱被火烧红了。远处传来汽笛声。值班员挥动信号旗，红白相间的臂板信号机“喀哒”落下，一辆火车喷着白烟，缓缓驶来。车轮与铁轨摩擦着，发出尖利的金属声，在站台上慢慢停下。车门打开了，旅客开始下车，上车旅客推拥着，与下车旅客挤成一个疙瘩，又慢慢散开。那个穿黄军大衣的姑娘，随着人流上了车，车门关上了。值班员举起信号旗，向司机发出开车信号。火车开始很慢，渐渐提起速度，车轮越转越快，随后，在闪着寒光的铁路尽头消失了。中午我请张建民吃饭，算是拜师饭。三爷爷的“胡家炉包店”有年月了。小时候，我每次路过炉包店就不走了，一是听他讲故事，二是惦记那锅炉包，香喷喷的。没人吃饭时，三爷爷坐在旧藤椅上，左手摇着蒲扇，右手敲着藤椅：楞哩咯楞、楞哩咯楞，八月十五霜打月，正月十五雪打灯……三爷爷经常捋着胡子，给我讲古，讲高密人修铁路时“抗德”的故事。那年，三爷爷七十八岁了，身板硬朗，声音洪亮。讲完后，就用油纸包几个炉包，递给我，说：个小吃闲饭的！我用手托着炉包，热乎乎的，吃两个，给弟弟留两个。三爷爷见我来了，笑呵呵地捋着胡子，说：小子，上班了？我说，上班了，三爷爷。你以后不能再叫我“吃闲饭”的了，我已经能挣钱了。 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小子，跟你爷爷较劲了啊。那个中午，我请张建民吃了两大笼炉包，喝了一瓶高粱白干。高度酒，我喝得晕乎乎的。二联防组有四个人：张建民、白秋生、小肖和我。张建民是组长。联防组主要任务是站场巡逻，和现在保安差不多。有时还要配合政治形势和临时任务。分白班夜班，“两班倒”。待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受用。闲散，平常没什么事。白班出去，围着站场蹓几圈，回来看报喝茶聊天。晚上再蹓几圈，看报喝茶打瞌睡。我是新来的，为了要求进步，经常帮车站抄《通知》，比如上级文件通知、迎接检查通知、打扫卫生通知。那天，白秋生见我进来，很远就伸出手，问：新来的？我握着他的手说：嗯。我叫白秋生，白天的白，秋天生的。他顿了一下，问，您贵姓？我说，我叫丁小天。他抬头“哦”了一声，说，有意思，有意思，我们的名字合起来，就是白丁，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嘛。握过手后，白秋生把手一摆，说：请坐。然后打开收音机，喇叭里传来吱啦吱啦的声音。他不断扭动开关，声音慢慢清晰起来。白秋生床头摆着很多书：《天体物理学》《晶体管收音机组装原理》等。还有一本奇特的书《世纪》。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后来知道，《世纪》是法国星相学家纳斯特拉达马斯关于预言人类未来的书。白秋生能组装收音机，他把几个晶体管、电容、电阻等用导线连接起来，用电烙铁焊接在电路板上。很快，这些零件就“活”了，就有声音了。开始的声音咕噜咕噜的，像一个人在水里不停地吐水泡。后来声音越来越亮，越来越俊，还讲普通话：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钟。我问，这些声音从哪里弄来的？他笑着说，从天上。我看看天，什么也没有。他继续笑。白秋生是青岛知青，个子挺高，奇瘦，眼睛闪着理想主义的光芒，衣服总是整整齐齐。他最早下乡去了内蒙古乌海，因受不了那里的环境，中途得了梦游症，自己爬火车逃出内蒙古。他在高密下车，托人办了就业手续，成了一名铁路职工。说起内蒙古，他眼神里就有一种苍茫。他说：我一直想逃出去，但是那里太大了，到处是荒野，漫无边际的……内蒙古草原，唤起他奇特的伤感。白秋生收集火车模型。他的火车模型有三大箱子。有不同时期、不同型号和不同厂家的蒸汽机车。我问他：你弄那么多火车模型干什么？他反问:你知道世界上什么跑得最快? 我说当然是火车,他说，是,但不是咱中国的火车。十几年前，日本的新干线高速列车，已经达到270公里以上的速度。270公里？我惊奇地问。就是说，从青岛到济南只要两个多小时？那可是太神了。他说是的。我有些不相信。他说，30年后，咱们国家也会有这么快的火车。张建民没事时常和小肖打牌，两人脸上贴满纸条，白花花的。小肖叫肖新春，是个临时工，家在很远的农村，个子不高，脸黑黑的，眉毛很浓，头发凌乱，神情忧郁，穿黑色土布褂子。他和几个收废品老乡，合租了一间铁皮屋。铁皮屋阴暗潮湿，房顶上的油毡布被积雪覆盖着。我知道他下班后很少休息。他有一辆旧三轮车，经常在货场找活，帮人搬运东西，这样可以多挣一份钱。一次，他要把八吨重的棉纱，搬运到10多公里外的地方。那天，他蹬着三轮车。从早晨开始，一直到晚上结束。来接夜班的时候，我看他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的样子，我同情地说，小肖，今天晚上我替你上班，你回去休息吧。他张着嘴半天才说出，没事，丁大哥，我能行的。小肖不在时，张建民让白秋生和他打牌。白秋生说，自己不善打牌。他有时会叫我一起去小广场，看那里的象棋残局。我们去的时候，一帮人正围在一起看棋。一个人蹲在那里看了半天，刚走几步，脸色就难看了，又走了几步，输了，那人只好掏出三块钱，认输。白秋生神情淡然，观棋不语。中年人抬头看看他，挑衅地说，兄弟，下一盘？白秋生摆摆手，走了。中年人望着他的背影，说，看你个熊样子，也不像个会下的。这话让他听见了。一日，白秋生过来，一屁股坐在马扎上，他跳一步马，中年人脸色由青变白。又拱一步卒，中年人脸色又由白变青。白秋生转身起来，走了。中年人大呼，高手，尊姓大名？白秋生转身，说，雕虫小技，不足挂齿。中年人张着嘴，很久没合上。张建民经常在大街上跑步，他是我们县的长跑冠军。一年四季，不管暴雨还是大雪，我们总能在黎明的大街上看见他跑步的身影。我跑步的习惯就是那时跟他学的。那年开春，我胃口大开，一顿能吃六个馒头。我娘看着我狼吞虎咽，很快吞下六个馒头、一碗稀饭，瞪着眼睛说，做下了做下了，你看这孩子，像个克朗猪似的，怎么能吃这么多。即使这样，我还是吃不饱。那年月，我一见到点荤腥子就眼放绿光。一天，张建民神秘地说，小子，听师傅的话，带你去个地方。我跟着他，往货场方向走去。在离货场200米外的线路上，停着几节废旧车厢。他在车厢门外前后左右望了一圈，掏出钥匙把门打开，带我进去后，又把屋门从里边锁上。里面黑漆漆的，有股尿臊味。他窸窸窣窣地从草堆里掏出几个铁罐头。他迅速用螺丝刀把铁罐头撬开，一股肉罐头特有的香味扑鼻而来。吃吧，早晚吃够了。我开始有些害怕，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他已经把一个罐头吃完了。他把罐头盒“哗啦”扔到脚下，看我还在愣着，问，怎么？你不稀罕吃这个？我哪能不稀罕，我见都没见过这种东西。我躲在漆黑的废车厢里，狼吞虎咽，以最快的速度吃了三个肉罐头，撑得我下午不停地打嗝放屁。从此我知道了，这些罐头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味。我问他：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好吃的东西？张建民神秘地笑笑，说：小子，好吃的东西多了，以后听你师傅的，保你有好吃的东西。站台上看见那个穿军大衣的姑娘后，我眼前一直有对大辫子在晃。上白班时，我总有意无意地往站台方向看。太阳在树梢上跳动几下，很快隐到车站后面。站前街小店铺的窗关了，门关了，灯也一盏盏灭了。热闹一天的站前街一下寂寥了。我把联防队的红袖章套在胳膊上，拿起手电筒，开始了夜晚的巡逻。夜里，除去站区孤零零的灯光外，周围一片黑暗。有夜航飞机从天空掠过，两朵翼灯忽闪着移动，虚幻而飘逸，翼灯很快不见了，半晌，空中传来隐隐的轰鸣声。远处那条河在流淌，只听得见河水的声响，却看不到河流的姿态。一排等距离的灯光在黑色地平线上均匀地滑行，那是一辆夜行客车。火车慢慢靠近车站，“咣当”一声停下。下车旅客操着不同方言，在夜色里吵吵嚷嚷地涌向出站口。车厢内亮着黄色灯光，显得很温暖。一个少年从窗口向我张望，我向他摆手,他也友善地向我摆手。他旁边的小女孩依在大人肩膀上，已经昏昏欲睡。临道停着一辆货车。高高的烟囱，黝黑的机车透出昏黄的灯光。机车不断“噗噗”排着水蒸气。一个值夜班的年轻人把水鹤移动过来，准备给机车加水。不远处有个水塔，高高地竖在夜里。年轻人慢慢爬上火车头，一个老师傅站在巨大的机车驱动轮旁,双手握紧水鹤闸阀。年轻人把水鹤的链条往前用力一甩,水鹤转动了。水鹤对准机车注水口，年轻人喊一声“好了”。老师傅说，好的。年轻人飞快地转动红色闸阀，水流从水鹤口倾盆而出，如一道瀑布自夜空落下。车厢里整齐地码放着集装箱。能看清模糊的字迹。品名：罐头。生产地：山东高密。目的地：阿尔巴尼亚。看到“阿尔巴尼亚”这几个字，我的眼睛迅速穿过夜空，一直飞向遥远的欧洲。那可是巴尔干半岛上空的雄鹰，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啊。大概从我记事起，我们就一直在援助世界上的穷朋友。什么古巴啊，阿尔巴尼亚啊，朝鲜啊，坦桑尼亚、赞比亚啊……长长一串名字。广播里一直说，他们正在进行艰巨的革命斗争。可是我们也不富裕啊，吃肉要用肉票，吃饭要用粮票，烧煤得用煤票。还有布票、肥皂票、洗澡票，缺了哪样都没法生活。我家四口人每月只有半斤肉票、二两油票，每人每月25斤粮食。25斤粮食管鸟用啊，我和弟弟整天吃不饱。我弟弟这个饿鬼托生的，从小都是吃着碗里的，瞅着锅里的。我们碗里经常看不到一块肉，有时连一点油花都没有。我就不明白了，怎么这样还要去支援那么多国家呢？为这事我问过我爹：咱们国家怎么和咱家一样，怎么净是些穷亲戚啊？我爹一个耳光抽过来，说，臭小子，这话你可不能在外边说啊。我爹看看周围没有人，又小心翼翼地说，虽然咱们生活也很艰苦，得勒着腰带过日子，但为朋友要两肋插刀啊。朋友有困难，咱当然得帮助了。我娘也在一边帮腔，说，自古就是穷帮穷，穷不帮穷谁帮穷？帮人一口热饭，胜过三匹大马。毛爷爷不是说过吗，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记得毛爷爷好像还说过，要胸怀全中国，放眼全世界，还有打败美国侵略者，解放全人类之类的话。我《毛选》学得不好，一读《毛选》就想睡觉，不知是什么毛病，觉得和小时候吃不饱有关系。但想到阿尔巴尼亚，我的感情突然神圣起来，觉得还是我爹说得对。我想起自己和张建民吃过的肉罐头……那一定是张建民不知什么时间偷的。想到这里，心里不觉生出一种罪恶感。一帮装卸工在汽油灯下往车厢里装棉花。汽油灯芯“啪啦啪啦”响着。高密是产棉大县，每年秋末冬初，火车不断把棉花运往四面八方。十几个装卸工分散在夜色里,形成一条默契的传送带。他们说着脏话，粗鲁地笑着，棉包在手中准确传递着。另一节车厢里有十几匹马。是一群刚集结的军马，脖子上有烙烫的编号。这批来自胶河农场的军马，已达到服役标准。一匹毛色暗红的马，从栅栏里伸出半个马头，这匹马借助光线看见了我。我和它对望了足足十分钟。马打着响鼻，马蹄使劲敲击车底。我听到一匹马蹄在响，接着是几匹马蹄在响，后来，十几匹马蹄在一起响动。车厢里传出一阵阵马蹄清脆的回响。马有灵性，这些马在用自己的方式和小城告别。多年后，我在北京大剧院观看爱尔兰舞剧《大河之舞》，当演员整齐的踢踏在现场响起时，我突然想起这个遥远的夜晚，十几个马蹄在一起响动的情景，让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些马在这里集结后，将开始一段漫长旅程。它们要经过几次火车编解，最后去往一个未知的目的地。它们的旅程因这个冬夜多了几分苍茫。客车启动了。过了片刻，货车也启动了。两辆方向相反的火车交错而行，很快消失在夜色里。站台再次变得空旷寂静。三值夜班时，巡逻完后没事可做，我常和张建民到货场仓库逮麻雀。晚上除了猫头鹰外，所有鸟都是瞎子。夜里寒光闪烁，呼出的热气蓝莹莹的。麻雀缩在屋檐下，手电筒的强光刺得麻雀不辨方向，一动不动地等着束手就擒。张建民爬上梯子掏麻雀，我在下面接。他把一只麻雀递给我，麻雀用惊魂未定的小眼睛望着我。我没接好，麻雀发出微弱的声音，伸开翅膀飞走了。我听到它撞在一面墙上，又在地下“扑棱”几下，向着夜空飞去了。接下来，张建民把麻雀脖子一扭，麻雀立刻就没气了。他把死麻雀递给我，我摸摸，身子还热乎乎的，但很快就凉了，我把麻雀装在袋子里。一条狗向我们跑来，狗饿了，眼里有哀求的意思。我说，师傅，狗饿了，咱喂喂它吧。张建民说，你胡说什么，我们好不容易弄的下酒菜。他顺手捡起一根木棍，朝狗头使劲敲去。狗叫了一声，很快就没气了。张建民说，帮我抬着。我和他一人提一条狗腿。回到值班室，张建民把狗挂起来，开始剥皮。他噌噌几下，狗皮就完全脱离了。他把狗皮抖擞几下，挂在尼龙绳上，然后清洗内脏。清理好内脏，就把狗扔进锅里。随着水温升高，狗在锅里慢慢收缩。我娘说，狗是忠臣，猫是奸臣。想起平常张牙舞爪的狗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我心里挺难过的。张建民见我一直在看，就说，小天，你别光看，快把麻雀烤上。我把麻雀一只只掏出来，用铁条做一个支架，放在炉盖上，再把麻雀摆在支架上。炉火越烧越旺，铁青色的炉盖慢慢变成暗红色，麻雀“吱啦吱啦”响着，身体迅速缩小，像块小煤球。很快，麻雀特有的香味弥漫开来，馋得我“哧溜哧溜”地流口水。这时，狗肉煮得差不多了，张建民掀开锅，一团蒸汽冒出来。他把煮熟的狗用木棍挑出来，放在案子上，狗肉“噗噗”冒热气。白秋生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背后了。他挤过来说：你们怎么弄得这么好的东西？冬天吃狗肉大补啊。张建民回头看看他，说：补你的大腿，去把酒拿来。白秋生把窗台上一瓶高粱白干递给张建民，张建民用牙咬开盖，酒气弥散开来。他说，不喝酒的不能吃肉。张建民说完，自己咕咚灌了一大口。我和白秋生互相看看。白秋生接过酒瓶，也咕咚一口，脸色陡变，狗一样伸出舌头。我试着抿了一口，脖子梗了梗，眼角立刻浸出泪水。接着，我们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狗肉肉紧，有点像马肉。我问白秋生，是不是像马肉？他边嚼边说：有点像，只是马肉有酸味。白秋生在内蒙古下乡时吃过马肉。他说那匹马老了，不中用了，他们趁着晚上，把马带到没人的地方，偷偷杀了，吃完后把骨头埋了。第二天向领导说，那匹马晚上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挣开缰绳跑了。张建民边吃边问：怎么样，白大书生？白秋生说：好，好吃，我还是第一次吃狗肉。他说着掏出一支烟，先让了张建民，又自己叼了一支。狗肉吃完后，张建民一边擦手一边说：弄得满身狗味，咱们去洗个澡吧。白秋生说：你们去吧，我喜欢冲凉水澡。白秋生一年四季冲凉水澡。他说冲凉水澡身体健康，他是在内蒙古下乡时养成的习惯。车站澡堂24小时开放。进澡堂要买澡票，一张澡票五分钱。张建民认识看门老头，给他递一支烟就进去了。水池里雾气蒙蒙，昏暗灯光下，全是光溜溜的装卸工，他们每天卸完货以后，都要来这里冲洗。他们有的在水池里，不断往身上撩水，有的趿拉着木拖板，挺着晃悠悠的阳物，在水泥地上吧嗒吧嗒的，来回走动。他们的阳物大小不一，粗细不均，样子淫秽而丑陋。张建民脱下衣服，用手捂着私处，我用眼乜斜了一下，看见他那里黑毛茂密发达。澡池边沿坐满了人，我好不容易挤进池子，一屁股坐下，半个身子没入水中，嘴里嘘嘘地吐着热气。澡池因为浸泡的人太多，水面漂着很多肥皂泡和污垢。我和张建民在池子里泡了一会儿，一个镶金牙的装卸工认出了他，说，张建民，你怎么也来洗澡？张建民没理他。那个装卸工凑过来说，咱们比比屌大小，怎么样？张建民还没理他。他用左手捂着私处，右手不断撩着水。水泥地上，几个装卸工用阳物挂着螺丝，在地上来回走着。他们在进行“屌挂螺丝”比赛。这是装卸工们一天的快乐时光。他们说着脏话，粗暴而放荡，雾气蒙蒙的澡堂里响起一阵阵笑声。他们一边笑，一边谈论着国家大事。比毛主席和西哈努克谁的官大，谈女人为什么三十如狼四十如虎。无所不谈，很是快活。我和张建民边看边笑。张建民撩水的时候，我看见他的阳物直挺挺的，奇大无比，像根粗壮的黄瓜。往回走的时候，张建民告诉我，那个镶金牙的装卸工，外号就叫“大金牙”。这人不好惹，最好别理他。我看出张建民和大金牙好像有什么恩怨。事情有些突然。那天我上白班，车站派出所搜查了我们的值班室。原来是车站上级接到客户举报，他们委托车站运输的肉罐头，在到达后发现有丢失，而这批肉罐头是从高密站发送的。这件事情已经给车站造成了恶劣影响。我们几个人被分别找去谈话，最后，白秋生被作为怀疑对象，虽然没有可靠证据，但有人说，他看见白秋生晚上围着车厢转悠。白秋生有夜游症，经常夜里下床，赤裸着走出去。有天晚上，我看见他脱下背心短裤，然后赤裸着往外走，心里骇然。他出门后，我也跟着出了门。白秋生在一所旧房子前站住，嘴里念念有词：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后来他走进房间，爬上床，呼呼大睡。我怕他这样下去，说不定哪天出了问题。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张建民。他说，不要紧，我爹也有这个毛病，只是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叫醒他。白秋生再次裸着身子走出去时，我只是抬头看了一眼。半小时后，白秋生回来了。第二天，他依然在《东方红》乐曲中起床，穿衣拉屎尿尿刷牙洗脸吃饭出门，就像昨晚的事情没有发生似的。我知道罐头事件和白秋生无关，但是，为了保护我师傅，我选择了沉默。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人生难题时保持沉默。这件事情成为我和张建民共同的秘密。白秋生被车站给予严肃批评，责令离开联防组，被发配去帮助货主“押车”。“罐头”事件就这样过去了。四几场暖风吹过，白杨树的叶苞开始膨胀，土地松软了。路上有一行鞋印，歪歪扭扭的，是一双新鞋的印迹。远处，一个女孩正蹦跳着走在上学路上，印迹是她留下的。一对羊角辫在阳光下，一拱一拱的，显出少年特有的朝气。街上有两个男孩在滚铁环。铁环的影子时而重合，时而分开，“唰唰”的金属声在暖风中回荡。我的讲述里出现了一把小提琴。那是个有月亮的夜晚，火车站一带异常安静。鸡不叫，狗不吠。我在巡逻时听到一种声音，像是风声，又像山涧溪流的声音，我循这个声音走去。这是站前街的一条窄巷，我沿黑漆漆的巷子走进一座大院。院子异常空阔，灰暗天空下，石板地面泛着白光。穿过黑暗的过道，眼前出现了模糊的光线，声音来自院子里的一间厢房。我悄悄躲在厢房不远处仰望，微明的灯光下，一个姑娘在拉琴，她有一对长长的辫子。虽然光线不是很明亮，但我还是看清了，她就是我在站台上看见的那个穿黄色军大衣的姑娘。我看见她站在房间里，屏住呼吸，用手调了调弦，然后用舒缓的动作运起弓来。曲子轻松明丽，细腻多情，时而缱绻温存，时而如泣如诉，后来，曲子渐渐悲怆起来，我想起苍茫的原野和风中的树枝。一辆火车驶过，火车的轰鸣掩盖了委婉的琴声。月亮越来越圆了。慢慢的，几个起伏之后，小提琴的旋律渐渐盖过了火车的声音……那个晚上，我在她窗外站了很久。一个周末上午，我看见她在站台上出现了，她穿着一件米色风衣，背着一把小提琴。她上车前似乎回头看了一眼，她右手抓住车门的把手,身子往前一弹，迅速进入车厢，我也尾随着进入车厢。车厢里站满了人，她在窗口的位置坐下，我也在离她十米远位置坐下。火车启动了。阳光洒在她宁静的脸上，她眉宇间有一丝淡淡的忧郁，像丁香在春日最后的闪耀。那是一辆温暖的火车，车窗时而飘进火车头的煤烟，春天的景色迅速退去，一些陌生的车站从眼前划过：姚戈庄站、芝兰庄站、胶东站、蓝村站……车厢里虽然杂乱，却温馨而安详。听着咣当咣当的声音，我心里一阵忘情，觉得火车要把我带向一个神秘世界。青岛站到了。我跟在她后面，随着涌动的人流向出站口走去。我看见她穿过马路，我也跟着穿过马路；她坐上一辆公交车，我也跟着坐上那辆公交车；她下了公交车往一条林荫道走去，我在后面紧紧跟着她。她在林荫道拐弯时似乎往后看了一眼，我急忙往树后躲去，她一定是看见了我。走了一会儿，我找不到她了，我的眼前全是高楼和汽车，我的心情沮丧极了。我觉得自己太没有出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我为什么不去告诉她，说自己喜欢她呢。我一个人失魂落魄地穿过陌生街道，又失魂落魄地往海边走去。第一次看见海时我有点头晕，我不敢确定自己眼前所看到的是幻觉还是现实。我想，海怎么会这么大，海水怎么又这么蓝呢？我使劲把眼闭上又用力睁开。海风“呜呜”地吹着，海面往来着很多大货轮。好像退潮了，海在喧响着，远处漂浮着几个岛屿。这一天，虽然我把她跟丢了，但是看见大海，我的心情慢慢变得晴朗起来。我终于打听到了她的名字，她叫吴若云,在车站俱乐部工作。我第一次和她接触是在看电影的晚上。那时候，车站小广场经常放露天电影，都是老片子。一天傍晚，小广场再次竖起白色幕布，我向正在拉幕布的人打听放什么电影，他说是《多瑙河之波》。我起身回家拿上手电筒，往小广场走去。那天我有预感，我觉得她一定会来看电影。这种感觉太奇怪了，但我相信自己的预感。路上，很多看电影的男女扛着凳子，陆陆续续来到小广场。幕布下一只灯泡发着白光，人们一边喧闹着，一边听放映员大声说话。我听到放映员在麦克风里说，观众同志们，当前，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而且会越来越好。今天晚上，我们要放的电影是罗马尼亚影片《多瑙河之波》。罗马尼亚是我们的革命战友，《多瑙河之波》是一部革命影片……我在人群里使劲往前挤着，希望能找到一个好位置。旁边的人一边推搡着我，一边骂骂咧咧地说，一个大青年，在女人堆里挤什么挤，想赚便宜是吧？我装作听不见，硬是在人堆里挤出一个位置。放映员又讲话了，同志们，大家不要吵了，大家要是再这样吵，我们就什么也看不成了。放映员说完后，场面迅速安静了。我看见在离我不远处，有一张熟悉的脸，在灯光下一闪，又被人群挡住了。因为场子里的人实在太多，但即使这样，我也能在众多面孔中准确认出她，我知道今晚她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开始在人群里小声喊她的名字：吴若云，吴若云。我连续喊了两声，我相信她可能听到了，但是她没有回头。这时，灯光灭了，电影开始了……片子很旧了，画面出现一道道划痕，像夜空的闪电。风吹幕布“噗噗”作响，幕布上的人物不断随风声变化着，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歪歪扭扭的，像一幅达利绘画。电影中的人物在喇叭里大声说话，底下观众在黑影里窃窃私语。电影散场时刚九点多，人们陆续离开场地。我看见她的身影随着人群移动，我紧紧跟在她身后。晚上天气清凉，人们三三两两走在街上，很多人陆续往小康河方向走。我看见她走到那个大院门口时，不经意地朝后看了几眼，我想她可能到家了。可是她在大院不远处站了一会儿，又朝前继续走去。我知道她在暗示我，我心里一阵兴奋。我和她一前一后地走着，逐渐走到了小康河边。夜晚的河岸很安静，河水轻轻拍打着。手电筒的光束在树影里闪烁，风裹着湿气扑来。人们开始是一群一伙地在走，然后开始悄悄地分离出来，很快就躲到树丛里不见了。那天没有月亮，天很暗，我们在黑夜的小河边默默走着。我和她大约保持着十来步的距离。她慢慢走进河边的柳树林里，我也跟着走进柳树林里。我看见她张开手，一会儿摸着身边的柳树，一会儿扯下一根柳枝，在手里缠着。我也学着她的样子，扯下一根柳枝，柳枝凉凉的，像一条小花蛇缠在手上。她穿一件风衣，在斑驳的光影里，有如幽香浮动的花朵。柳树林里有影影绰绰的人影，偶尔有窃窃私语的声音。东面天空亮起一颗星星。那颗星越来越亮了，能够看见银河在夜空出现了，黑暗又褪去了一些，河岸露出白蒙蒙的雾气。这样默默过了十几分钟后，我终于忍不住地说：今天晚上天好像不太冷啊。我听到她扯着柳枝说：天是不冷，都五月了。柳树都开始发芽了。柳树是开始发芽了。说话的时候，半个月亮露出来了，能看见她的脸在月色下洁白的轮廓。我渐渐从柳树下走出来，她也跟着我走出来。今天的电影挺好。这样说着时，我们已经肩并肩了。电影是挺好。她回答着。刚才演电影时，你怎么当着那么多人喊俺的名字？怪丢人的。你听见我喊你了？当然听见了，你那么大声音，不光我听见了，我估计得有一半人听见了。她说，你跟人家好几次了。我问，你怎么知道？我就知道，就知道。她说。你每次去青岛干什么？她说，我去学琴，那里有很好的老师，高密这地方没有好老师。哦，我知道了。远处传来火车的声音。月亮又回去了，星星暗淡了。我们开始往家的方向走。窄窄的街道，路面发出清脆的叩响，无论怎么小心，那叩响总是那么清脆。我们渐渐走到站前街。她在一棵树下站住，说，我到家了，你不能再往前走了，别让我妈看见。我刚想说什么，她立刻把手指竖在嘴边，嘘，我妈可敏感了。她这样说的时候，脸上有种压抑不住的喜悦，我感觉到了。我望着她转身穿过窄巷，慢慢走进那座大院。夜里传来钥匙的碰撞声。钥匙插入锁孔，木门在响动，然后关上了。我站在那里，看着这个夜晚。很快，大院里那个房间灯光亮了。我的心也亮了。五六月一个黄昏，修筑铁路复线的队伍来了。高密西北的十八里堡车站，大型筑路机械轰隆隆地响着。轨排在大型吊装机牵引下，像小型飞机一样，从空中慢慢划过，准确坐落在石砟铺就的路基上。一排排整齐的轨排穿过褐色土地，向远处的地平线延伸着。一个月后，履带拖拉机牵着沉重的筑路机，隆隆地从马路上开来，震得大地微微颤抖。筑路工人在火车站附近扎满了白色的帐篷。这些筑路工来自天南地北。他们操着不同方言，他们说话就像鸡和鸭在打架。但他们操作机械的动作惊人一致，如同大型机器的齿轮准确咬合着。这条铁路多年没有这么大的场面了，引得许多附近村民前来观看。穿着花褂的年轻女人来了；拄着木棍的老大爷来了；头上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来了；穿开裆裤能看见小鸡鸡的小子也来了。年轻女人不时低头说笑，脸颊挂一片绯红，偶尔装出不经意的样子，拿眼去觑那些凸显着力量的小伙子。小伙子们的目光也不时往路边瞟。机器越来越有节奏感了。在机器富有力度的节奏里，小伙子的身子有用不尽的力量。这个时候，不知谁突然喊起一声筑路号子，那样粗犷，那样撩人心弦。过了一会儿，几十个嗓子一起喊了起来。傍晚的时候，筑路工们把火车站广场吵得鸡飞狗叫，喧嚷异常。这些精力过剩的毛头小伙，常年在偏远山野作业，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已经长时间没有见女人了。这个时候他们见了女人，眼睛从黑的变成绿的，又从绿的变成红的。他们成群结队在街上乱逛，高密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筑路工的身影。晚六点，这是商店过去关门的时间，现在，小城的热闹刚刚开始，人们一改黑天关门的旧俗。小饭店主人把桌子搬到外边，拉上电灯。炒菜的声音，菜刀剁在木板上的声音，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在小广场附近“叮当叮当”响个不停。平常夜晚平静的小广场立刻热闹起来。晚上，站前街灯光明亮，卖地瓜的、卖烤烧饼的、卖泥老虎的，还有那些上下车的旅客，都在广场上荡来荡去。工程局的小伙子们粗鲁地大笑，姑娘们在窃窃私语，人们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乐趣。有一次，看见吴若云背着小提琴从广场走过，他们甚至吹起刺耳的口哨。这个封闭的内陆小城空气里有股躁动的情绪，似乎要发生什么事情。这种气氛持续了很长时间，什么事情也没发生。火车“嘎噔嘎噔”的声音依然那么有节奏感，让人感到暖暖的。十一点后，人们陆续从小广场退去，灯光渐渐灭了，留下一个杂乱而冷清的现场。三爷爷几乎一夜间老下来了。他不再看见我就说：“这个小吃闲饭的！”他的嘴角下坠，胡子很长时间没刮了。他的心脏已停止过一次，就像火车遇到事故，突然停了，后来又启动了。三爷爷已经认不出我了。他家的炉包店转给几个做生意的外地人。事情还是发生了。那天下班，我从小广场走的时候，一辆自行车“吱啦”在我眼前停下，我以为骑车人不小心呢，就没在意。我刚想侧着身子往前走，那人从旁边一把拽住我。我回头看他一眼，知道是个刺头。他穿着一身蓝工装，右手握着车把，左手把蛤蟆镜往上一推，正好盖住额头的疤痕。我看他脸上还有几分稚气，不想和他有太多纠缠。我说，哥们，大白天的，你骑你的车，我走我的路，咱俩不认识吧？他一条腿挂在车梁上，仰着脸说，咱俩以前是不认识，可是现在我想认识你。为什么？我不想认识你。他说，因为咱俩都认识一个人。是谁？吴若云你认识吧？我明白了，他是冲这个来的。他说，看你在火车站工作的面子上，别给你丢脸，咱们换个地方比画一下。我说，你找地方吧。他说，火车站西面桥洞子那里怎么样？好啊。什么时间？明天下午，怎么样？那明天见。就这样，我和他约了一场打斗。那个刺头是工程局的。工程局被我们称为“铁路吉卜赛”，他们常年远离城市。他们的后代随着父母工作不断流动，来到内陆城市后，他们会与当地政府协商，接纳安排一些子弟在当地就业。这些初来高密的工程局子弟，急欲在这里“踩场子”。我回去把这事和张建民说了。他半天后才张口说话：你不就为了那个姑娘？值得跟人干一场吗？我说，不是我想打仗，他们想打，我躲不过去。你去不去？他说，操，不就为了一个姑娘？我说，你不是说有事找师傅嘛。我知道他不会为我这种烂事出面，我只好另想办法。第二天，我约了一个叫王小刚的地痞。王小刚的爸爸是车站派出所所长，王小刚在火车站一带是有名的地头蛇，一听是外来的刺头要在他的地盘“踩场子”，他的眼珠子要跳出来了。他一拍屁股说，兄弟，你别管了，明天晚上准备酒吧。我又约了几个高中同学。傍晚时，我们三四个人骑车，直奔火车站西面桥洞子。到了一看，对方黑魆魆的有七八颗脑袋。王小刚一晃一晃地走过去，跟一个光头小青年在桥下“谈判”。 我听到王小刚大声叫着：知道我是谁吗？对方说：不知道。王小刚接着叫：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对方说：我知道你爸爸有什么用吗？咱们不是来比拳头的吗？你们高密怎么和别的地方不一样？王小刚声嘶力竭地叫道：当然不一样了。告诉你，我爹叫王刚。你们来到高密这地方不给老子我打招呼，就想在这里“踩场子”？你给我记住，在这个地盘上，老子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对面的光头小青年被王小刚吓着了，气焰没有刚开始那么嚣张了。他的腿有点哆嗦，毕竟是初来乍到，摸不准高密地痞的脉。我听到他不知嘴里说了句什么。王刚“啪”一个耳光下去，又一个耳光下去。光头小青年被打急了，慌乱中摔了手中的汽水瓶子。他们的人以为是光头发出的信号，七八个人一跃而起，桥下顿时一片混乱。我是迷迷瞪瞪地跟着人群冲上去的，看到黑魆魆的一片人头，我奋力地抡起挎包里的半截砖头……突然，我被一只手往后使劲拽了一下，我摔倒在地上，抬头一看，张建民来了。我就是在这时见识了什么叫“扫堂腿”。我听说过高密有一种拳叫“地功”，是当地的一个拳种。张建民有一个拿手的招数叫“扫堂腿”。今天第一次真正见识了他的真功夫。我看见他的左腿蹲在地下，右腿风一样扫过，一个小青年躺在地上了。右腿再次风一样扫过，又一个小青年躺在地上了，几起几落后，对方几个小青年齐刷刷地躺在地上了。还没等人们看清楚，张建民就起身，拂去手上的尘土，转身走了。这时两个警察来了。一个警察看见王小刚也在里面，把他拽到路边上，大声说，你怎么也在这里看热闹，还不赶快回家。王小刚啊啊了两声，就明白警察的意思了。他趁警察清理现场时悄悄溜走了。在车站派出所，民警分头给我们做笔录。事情其实不算大，没造成什么后果，主要是批评教育，再就是罚款，然后找人签字作保领回去。大家就这样作鸟兽散了。那天，我的胳膊被人划了一道口子。张建民把我送到医院急诊室。在医院时，吴若云来了。看见她从外边走进来，我想从床上起来，她一把按住我，让我不要动。她把自己的长辫子一圈圈盘在头上，开始给我洗伤口。她用一团棉球蘸着紫药水，在我伤口处反复清洗，又用棉纱一圈圈缠好，用手轻轻拍了一下，最后用胶布粘好。我一直看着她的脸，一直看着，眼泪差点流下来。末了，她只说了一句：你们至于这样吗？我恋爱了。有月亮的夜晚，我喜欢看着她坐下来，手指调弦，屏住呼吸，以舒缓的动作运起弓来。我喜欢她拉琴的样子，尽管我不懂那一串串的指法练习、试音、调弦什么的……一曲终了，她微闭的眼睛慢慢睁开，凝望着夜空圆圆的月亮。她的瞳孔因此变得美丽神秘。后来我认识了那个刺头，还拜了兄弟。他叫刘庆东，比我还小一岁。是吴若云出面把我们俩叫到一起吃了一次饭，就在站前街一个小酒店。我和刘庆东喝了一瓶当地劣质的散装白酒。我们边喝边探讨未来的人生。那个冬天，刘庆东参军走了。走前我们又喝了一次酒，那个晚上我们喝得烂醉。刘庆东在部队集训时还给我写过信，字歪歪扭扭的。他说人只有参军后才知道自己长大了，想起在高密街头打打杀杀的日子就觉得好笑，那时候自己真幼稚啊……他说自己两年后就可以回家探亲了，回来一定要和我喝一壶酒。在信的最后，他让我代问吴若云好。六张建民的父亲是他继父。他亲生父亲是个火车司机，因为给国民党开过火车，“文革”被造反派反复揪斗，他的父亲在一个秋夜抽了两包烟后，钻进了快速驶来的火车，车轮把他轧成几截。后来，张建民的母亲嫁给现在的父亲。继父是一个养路工人，继父经常喝醉酒，把他母亲打得在地上爬，有一次继父一脚踢断母亲两根肋骨。张建民从小就恨继父，张建民说我恨不得把他杀了。张建民很早就有一辆“金鹿”自行车，那是当年站前街的第一辆自行车。那个夏天，人们常看到一辆“金鹿”自行车从街上飞驰而过，车上的人肯定是张建民。自行车是偷他继父钱买的。继父发现后打他，他死不承认，张建民永远不知道认错。我看见一次继父把他捆在树上，用木棍打，边打边问：“你以后还敢不敢偷东西了？”他说：“还要偷，只要我喜欢就偷。”木棍闪电一样落在他背上。“偷不偷了？”“偷，你怎么还偷野女人来？我知道你和那个疯女人的事。”“放屁。”“砰”的一声，木棍重重打在张建民嘴上。他的嘴立刻肿起了，半张脸上都是血。张建民五年级毕业那年成绩不好，初中的校门对他关闭了。中午回家时继父已喝了很多酒。他想到厨房里端饭，打开锅盖发现里面是空的。继父说话了：“在外边惹事不说，考试又不好，还想吃饭？”张建民说我饿了。继父的话像一把刀子明晃晃地刺来：“你到垃圾堆里找吧，那就是你的饭。”张建民大概没听清继父的意思，他去外边的垃圾堆里找，垃圾堆里全是腐烂的食物。一只老鼠从里面跳出来看着他，它看见眼前站着一个瘦弱少年，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样子。老鼠又回到一块发霉的馒头跟前。两个乞丐在附近的地方睡觉。一只流浪狗向张建民走去，张建民站了一会儿，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他的眼泪一下流了出来。张建民飞速跑回家，扔下书包又飞快跑了出来。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就沿着铁路线上的枕木往前走，一直走到离高密十里外的小火车站。那是个暮春的傍晚，一辆火车正在减速通过。他看见缓慢通过的火车上跳下一个人。那个人跳下后踩着枕木向他迎面走来，在与他擦肩而过时抬头看了一眼。那是个脸庞黝黑、眼神忧郁、和他年龄相仿的少年。少年的衣服很久没洗了，发出一股酸臭气味，右手有道划痕，是跳车身体失去重心留下的，暗红的血液还在渗出。少年走近张建民时想和他说话，大概是想问路或者向张建民要口饭吃。他看出少年饥饿的表情，但少年的嘴张了一下又合上了。在和张建民交换一下目光后，少年沿着铁路线慢慢走远，他的背影很快淹没在夜色里。张建民就是那个傍晚爬上一辆驶往东北的火车的。张建民在东北的一个煤窑里给人挖煤。张建民奶奶知道他出走的消息后不吃不喝，整天拍着墙喊，建民呐，你怎么也坐火车走了呐？火车怎么把我们家的人都拉跑了？张建民奶奶老年痴呆,每次看见他回家就问：建民呐，你在火车站看见你四叔了？ 他不是说好今天回来吗？他奶奶说，一辆大火车把你四叔拉回来了。其实他四叔早死了。张建民四叔抗美援朝时死在了朝鲜战场。四叔去朝鲜那年21岁，在家时没有摸过枪。张建民的娘对他说：你四叔是一个下午被领走的，他们在高密火车站集结起来，就坐上火车往东北去了。在东北靠近朝鲜的地方集训了半个月就过了鸭绿江。后来听和你四叔一起去朝鲜的人回来说，你四叔去朝鲜的第二天就和美国军队遇上了。你四叔的部队躲在一个山洞里，美国飞机发现这个山洞后开始扔炸弹。那次躲在山洞的人都活了下来，你四叔听到爆炸声吓得尿了裤子，他从山洞里拼命地跑出来，美国飞机发现后，一梭子子弹把他的头炸碎了。张建民的奶奶癔病常在夜里发作，她一边把墙拍得山响，一边大声叫着四叔的小名：狗剩啊狗剩，天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回来？狗剩啊狗剩……张建民四叔死后尸骨无存，家里没有一件有关他的遗物。他没有墓碑，也没有子女，只在家人记忆中留下一个背影。他像一缕空气在21岁那年从这个世界消逝了。张建民长大后到我们县烈士陵园查过四叔的名字。烈士陵园里有很多石碑，刻着从抗日战争到建国时期烈士的名字，就是没有四叔的名字。在张建民心里，四叔21岁以前是一个真实的人，21岁以后，也就说是他从离开家乡到在朝鲜战场这段时间，完全是一个被历史虚构的人，或者是被历史遗忘的人。两年很快过去了。张建民给人挖煤挣了二百多块钱。快过年了，他梦见奶奶的头发全白了。奶奶拄着拐杖沿铁路一路走来，奶奶在路上边走边喊：建民呐，你在外边见到你四叔了吗？你见着他就叫他一块回来啊。张建民在梦里哭醒了，他从床上爬起来，窗外白茫茫的，月光如水，冬天的这个东北小镇月光如水。他觉得十分想念自己的奶奶。他奶奶那年已经快80岁了。张建民觉得自己应该回家了。张建民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再次爬上回家的火车。他爬火车前买了几个玉米饼子和酸菜，就匆忙上路了。那是个冬天的晚上，空荡荡的火车车厢里，蹲着从东北往家赶的少年张建民，那年他刚14岁。火车开往一个县城时经过一个大弯道，通过缝隙可以看到前方机车射出的光柱，像一架巨大的探照灯，迅速掠过稀落的村庄、寂静的田野和一闪而过的河流。火车驶过弯道后逐渐加速，在接近县城前方一个小站时突然减速，随后慢慢停下。20分钟后，车厢外面有几道灯光在闪，他屏住呼吸。灯光朝自己的车厢闪来。他做好了跳车或搏斗的准备。外面传来讲话的声音：“在前面，好像是个年轻人。”他的心急速跳动。“好像是个小偷，把他搬下来，赶快发车。”然后听见许多人沿着石砟往前跑动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小，那些人向后跑去了。他顺着微弱的灯光看去，在离车尾不远的路基旁横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也是一个扒火车的人。上车时因失去重心，身体卷进滚滚而来的车轮里。张建民长舒了一口气。10分钟后火车再次启动。几天过去了，张建民没有东西吃了，再这样下去会饿死的。他怕自己在路上饿死。他知道，饿死鬼是找不到回家路的。天快亮的时候，他饿醒了，他在想下车找东西吃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站不起来了，他感觉眼前一阵黑暗，一头栽倒在车厢里。我爹说，那个早晨，鸡没打鸣他就起来了。我爹晚上做了一个梦，好像是有个人在火车上叫他的名字，弄得他一晚上没睡好。我爹就像有心事一样，早晨急匆匆地往车站赶。那天我爹上白班，他提前在调车室里把一天的工作线路、注意事项写在记事板上，又把同事用的对讲机、安全带、安全帽一一准备好，就一个人往作业区走。那天的风有点大，我爹看见一节车厢上有一块破篷布，在风中左右摇摆，发出“啪啪”的声响。他想一定是昨晚搬运工作业时留下的，想把篷布拽下来，免得调车作业时发生意外。我爹爬到车厢顶端时，发现车厢里躺着一个人，他以为又是一个死尸。在多年调车作业的经历中，我爹遇到过几次死人尸体，其中一次是在油罐车里发现的，我爹说，那肯定是个偷油的人。那些年，很多在车站附近住的人都知道，油罐车里经常有残存的油。在火车停下时，他们会带着铁桶，爬进油罐车，把残存的油装进铁桶，拿到市场上卖钱。那时候人穷啊，多挣一分是一分的。这个偷油的人一定是在进入油罐车时，火车突然启动了，油罐车的顶盖被火车迅速启动的惯性自动关闭了，车里迅速成为一个封闭黑暗的世界，而很快窒息而亡的。还有一次是一个老人，估计他一定是在车上没有吃的，想爬出车厢时，已经体力不支，最后饥饿而死的。我爹说，那天早晨他看见那个乞丐后，习惯性地上去叫了几声，乞丐没有回答。他伸手在那人鼻子上试了一下，感觉还有呼吸。我爹想，这个人命大，还没死。估计昨天晚上就是他在梦里叫自己的名字。我爹大声喊着，你们几个混蛋东西，快过来帮我一下。几个同事听到我爹的喊声，急忙跑过来，把这个饿昏的乞丐抬下车。一个同事认出了这个乞丐，他说：这不是两年前老张家失踪的那个孩子吗？……这不是张建民吗？我爹仔细一看，可不，就是他，就是张建民……张建民回来了。我爹和同事们七手八脚把张建民抬到值班室。张建民的嘴因为缺水，已经干裂了几道口子。我爹用毛巾把他的嘴擦干净，给他喝了几口水，张建民开始有反应了。他的嘴“吧唧吧唧”地动着，那是求生本能。我爹把自己饭盒里的地瓜用热水烫热，一点点塞进他的嘴里。过了一会儿，张建民睁开眼，望着周围的人问：我这是在哪里？我爹说，你在高密。张建民迷迷糊糊地说：我前几天不是还在东北吗？怎么又在高密了？我爹说，你是不是爬火车回来的？张建民点点头。我爹问：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家东面的邻居，你丁叔叔。张建民又点点头，这时他像是想起什么，突然抱着我爹的头，“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他边哭边说：我回来了？丁叔叔，我真回来了？我爹的眼泪就流下来了，说，孩子，你真回来了。张建民边哭边说，我回高密了，我张建民回高密了。还是他的继父来把张建民领回了家。继父知道张建民回来了，心里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孩子回来了，他毕竟是自己的养子，再怎么着也在一起生活了几年，就算养了一条狗也会有感情了，再说，自己又没有孩子，他总比一条狗管用吧。害怕的是，站前街的人都知道张建民是被他逼走的。如果孩子出了什么事，以高密人自古以来的秉性，这些邻居是不会原谅他这个继父的，那样，他在站前街这个地方出门时，就得随时小心被人砸了黑石头。我爹和同事们看着张建民的继父来了，把拳头握得“咯吱咯吱”响。张建民看见继父来了，直往我爹怀里躲。我爹把张建民拉到他继父面前，说，建民，你爹来了，叫爹。张建民怯怯地叫了一声爹。我爹又转头对他继父说，老张，孩子回来了就是你的福气。这个孩子要是真没了，不光我们不会饶你，老天也不会饶你。张建民的继父连连点头，说，是，是，老丁你说得对。我爹把张建民交给了他继父，临走又从口袋里掏出三斤粮票，五块钱，说，我今天就带了这些粮票和钱，你以后有了就还我，没有就算我的心意。我爹的同事看着这个情景，都摸索着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些粮票和油票。张建民的继父哆哆嗦嗦地接过，感激地说，这个我不能白要，你们的日子也挺紧巴，过几天我一定还大家。张建民回家的那天晚上，他骑车到老家去看奶奶。刚进门就听见奶奶在窗口喊他的名字：建民呐，你可回来了，你四叔昨天后晌才坐着大火车回来，你们都回来就好了。奶奶说完就没声了，眼睛闭上再没睁开。他奶奶没有名字，姓李，叫张李氏。奶奶走后，张建民唯一的亲人就是继父了。从那起，张建民和继父的关系慢慢好了起来。张建民那年16岁。继父托人给自己改了年龄，提前退休了，张建民也就顶替继父提前上班了。七我爹说过，我们这条铁路有年月了。什么时候修的他也说不清，反正好早了。小时候，我常和小伙伴在铁路边玩。我们数火车盒子，一节一节地数，看谁数得快，数着数着就数错了。再从头数时，火车拐弯了，消失了。我们还朝火车扔石头，看谁扔得远。我有一次把石头扔到车窗上了，我爹知道后，给我两个耳光，掴得我眼冒金星，头昏脑涨的。后来我查过资料，胶济铁路是1899年由德国人开始修建的。铁路出青岛时，沿胶州湾几经辗转，在胶东腹地画了一个巨大弧线、跨过几条开阔的大河后，甩开膀子进入昌潍大平原，后直入省府济南，与京沪铁路交会。高密火车站的战略地位不言而喻。当年建设齐鲁石化的大型装备，就是从青岛港上岸，通过平板货车运往辛店山区的。那是我见过铁路运载的最大物体：几百米长的圆形钢结构横卧在几节平板货车上，前方用两台蒸汽机车牵引，一路站满了戴红袖章的值勤官兵和铁路工人。火车经过高密站时放慢了速度，巨大的圆形钢结构从站台慢慢滑过，机车发出低缓沉重的喘息。火车驶过车站后开始加速，慢慢驶出我的视野。多年后，当火车经过齐鲁石化那片冒着浓烟的厂区时，我总是想起那个下午。那辆装有巨大物体的火车像一个巨兽，慢慢从我眼前驶过。那年夏天，我所在的小城下了一场大暴雨。暴雨持续下了一天一夜。暴雨过后，天空布满了飞逝而过的云彩，值班室前后一片洪水。洪水从县城南面的丘陵汹涌而来，迅速淹没了站前街和小广场，又肆无忌惮地向铁路发起一次次冲锋。洪水像无数条巨兽的舌头，在路基上舔来舔去的，差点冲垮近百年历史的胶济铁路。几天以后，河水退去了，县城的大街小巷爬满背上长着黄色花纹的小青蛙。小青蛙不叫，瞪着绿油油的眼睛望着我们。我和张建民在火车站广场边走边念叨：从哪里跑出来这么多青蛙？很多人在路边看热闹。它们说多年没见过这样的情景了，好像60年前这个县城出现过蝗虫。满天都是飞着的蝗虫。一天晚上，月亮像一张失血的脸，显得那么虚幻，又有几分鬼魅。一颗流星在天边出现了。流星拖着猩红色尾巴，在暗蓝的夜里留下一道长长的痕迹。过了一会儿，又一颗流星出现了。一些老人眯着眼说，这么多扫帚星，可不是个好兆头，八成要出事了。那年，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当然，这和我们高密没有一点关系。但有件事和全国人民都有关系：那个夏天，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地震发生后，胶济铁路开始了少有的繁忙。当天上午，两辆吉普车出现在车站广场，从吉普车下来一个穿军装的胖子和一个穿便装的瘦子。站长王大伟从站长室匆匆跑出来，穿便装的瘦子给王站长介绍穿军装的胖子，站长王大伟的头点得像鸡啄食一样。后来我知道，瘦子是高密县长，胖子是某军区司令员。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一支执行救灾任务的部队要从这里出发，他们是来落实部队调转事宜的。下午两点多，满载解放军官兵的卡车就从东边开过来了，卡车轰隆轰隆响着，履带在地上留下深深的印痕。那天，铁路两边50米一个警察，车站以外的铁路两边50米一个民兵，都戴着红袖标，表情异常严肃。一辆辆卡车驶过小广场，从临时修筑的辅路，直接开上正在等待的火车。卡车上完后，吉普车接着上，又是一阵轰鸣声。火车站小广场上，一些妇女在扎起的席棚里给战士们烧茶水，一群学生在席棚边上敲锣打鼓。锣鼓一直“咚咚”响着。接着，一排整齐的队伍迈着响亮的步伐，“唰唰唰唰”从站前街走过来了。一个年轻军官在喊：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队伍在喊声中来到车站广场。年轻军官喊了一声：立正。队伍齐刷刷地停下了。年轻军官跑步来到一个首长模样的人面前，双腿一并，“啪”一个立正，接着“啪”一个敬礼：报告首长，队伍集结完毕，请首长指示。首长十分严肃地回了一个敬礼。我听到首长在讲话，他的声音不断被周围人群的嘈杂声打断……首长最后说：马上上车，出发。一排排整齐的队伍又迈着响亮步伐，一个个跑步上了火车。运送解放军的火车开走后，车站马上组织职工开始捐东西。我急急忙忙跑回家，上气不接下气地进了屋。我娘问，跑什么，孩子？出什么事了？我喘着粗气对娘说：捐东西，给灾区捐东西。我从柜子里找出一件皱巴巴的衣服，是上初中那年娘给我做的。上初中前，我娘花了二尺半布票十三块钱，扯了一块蓝卡其布，晚上，娘在灯下把缝纫机踩得嗒嗒响。那时候，缝纫机是我们家的一员，日子穷，我娘用给别人做衣服挣的钱补贴家用。我娘心灵手巧，有一手好缝纫活，是站前街有名的裁缝。四邻八村的乡亲宁可多跑点道，也要找我娘做衣服，所以，我娘的活儿一直不断。我娘白天去车站打杂工，晚上把家务事料理完，就坐在缝纫机前开始缝纫。我和弟弟每天都在“嗒嗒嗒”的声音中入睡。我半夜醒来时，经常发现娘仍然在煤油灯下，不停地缝呀缝呀。那时，我的书包都是娘用布头做成的，五颜六色的图案，让我在同学中赚足了面子。这件旧衣服虽然已有六年时间，但想起来却是近在眼前的事。我娘一直不舍得把它给别人，她说明年给我弟弟穿。我翻弄着那件旧衣服，看着上面的针脚，耳边似乎听见缝纫机“嚓嚓嚓”的声音。娘知道我想把这件衣服捐出去，她虽然不说话，却是一脸的不情愿。我一边收拾，一边委婉地和娘说，明年我给弟弟买件新衣服。我看见娘的眼里水汪汪的。我爹从柜子里找出一条棉被，他把棉被夹在胳膊里，往门外走时被我娘拽住了。那天，平常吵吵闹闹的父母，终于为这条棉被发生了激烈冲突。那条棉被是我娘去年刚絮的，被面是旧的，被里的棉花半新半旧。去年春天站前街来了一对弹棉花的夫妻，我娘把旧被拆了，把旧棉花拿去弹了。旧棉花一弹就少了很多，不够絮一条被子的，我娘就买了一斤新棉花絮上。棉被是她用了一天时间坐在炕上絮的。我娘把被面浆了几遍，一个人坐在炕上穿针引线。缝好后，她用手在上面拭了几次，棉被就变得松软透气，盖在身上特暖和。被子费了这么多心血，我娘当然不舍得捐出去。但是我爹一定要捐，我娘死活不同意，她说这是准备给弟弟上学用的。我爹说，棉被已经旧了，不能用了。我娘说，旧了也不能捐。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爹说，你得有点集体主义精神，有点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我娘反驳他，你整天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就是没有家庭主义。你整天在单位忙得找不到家，也没看你弄个一官半职的，到现在还是个破工人。我娘这句话撂得挺狠的，我爹最怕别人说他没出息。我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爹被我娘的话激怒了，他大声喊道，你个熊娘们，放你娘狗屁。爹骂完抡起棉被就往外走，眼看爹就要把那条棉被拿到门口了，我娘再次跑上前去，死死拽着棉被。这条棉被已经用很多年了，经不住两个大人的撕扯。由于用力过猛，棉被从中间一点点开裂，一种裂帛之声我的心底响起。“哧啦，哧啦”，棉被从中间硬生生断成两截。这时，我爹突然从地上跳了起来，猛地向我娘飞起一脚，我听到娘倒在地上时，发出了母猪一样的叫声。这个叫声一直在我心里回响着。我娘的两条肋骨断了。小广场一时间成了旧货市场，各种破衣服、帽子、鞋、棉被、旧书包在广场上堆成了小山。捐赠名单出来了。站长王大伟：钱10元，旧衣服3件，帽子1件，鞋1双。张建民：钱6元，旧衣服2件，帽子1件，鞋1双。丁小天：钱5元，旧衣服1件，帽子1件，鞋1双……我自己比较了一下，就我这个新职工，捐的东西也不比那些老职工少，也算为灾区人民做贡献了。八地震后，国家紧急启用了附近一个战备粮库。那天，县城几条马路挤满了汽车、拖拉机和马车。运粮大军浩浩荡荡向火车站进发，喇叭声此起彼伏，货场挤得水泄不通。空气中充满了汗臭味、尿臊味和令人恶心的柴油味。傍晚，货场上的粮食已经堆起几个小山。小山越堆越高，一直伸向无边的夜色。为了尽快把给灾区的货运出去，车站临时从附近农村招了一些临时工。我和张建民、小肖也被临时编入装卸队伍。那是一个夜晚，月亮一直挂在天空。货场到处人声鼎沸，场面显得混乱不堪。晚上七点多，我们二百多个人分成十五个装卸小组，准备往车厢里装粮食和水泥。为了保证安全运输，县政府和车站在货场临时组成了指挥部，由荷枪实弹的士兵维护现场，并抽调几部吊车进行机械作业。我和张建民分在一个装卸组，大金牙也在我们组里。大金牙在张建民上首，我在张建民下首，小肖在我下首。几十盏汽油灯挂在临时扯起的尼龙绳上，晃晃悠悠的，在夜色里形成一道光的河流。灯芯“啪啦啪啦”响着，一些蛾子从夜里飞来，在明晃晃的灯罩上乱飞乱撞。一声哨响后，装车作业开始了。张建民在灯光下撸撸袖子，我们也一起撸撸袖子。张建民对大金牙低声说了一句，刘师傅，咱们下手吧。大金牙也回了一声，张师傅，下手。我看见他们说话的时候，似乎从来就没有什么恩怨。这时，几部吊车同时扬起长臂，在夜空里来回穿梭着。一百斤的粮包在我们手里飞快地传递着，“沙沙沙沙”，粮食组成的小山在缩小，车厢里的粮包在迅速增多。三个小时过去，我感觉腰酸背疼，只剩下吭哧吭哧的喘气。我看到许多人和我一样，吭哧吭哧地喘着粗气。夜里起了大雾，雾气顺着铁路一路飘来，几十节车厢笼罩在夜雾里，在汽油灯的光晕下，显得云山雾罩的，仿佛一条巨龙卧在大地上。已是后半夜了，夜色幽远深沉，周围不时有车马人声响起。骡马和驴都在吃着草料，一片窸窸窣窣的声响，使这个夏夜显得更加漫长。时间仿佛凝固了，大概凌晨两点多的时候，我实在累得喘不动气了，就装着小便的样子，溜到堆满货物的帐篷边上，背靠一米多高的麻包，一下瘫坐在地上，身体就像散架了一样。我身子往后一仰，就势拉过麻袋蒙住脸，很快迷迷糊糊睡着了……恍惚中，我看见一个巨大的物体从空中划过，几个人影互相推拥着，像躲避什么似的，人影迅速向四处散开。那个巨大的物体划过人们头顶，接着“轰隆”一声，那个物体从空中坠落。瞬间，我从地上弹了起来，拼命朝那几个人影跑去。眨眼工夫，那些人影不见了……我突然醒了。我看到眼前一片混乱，吊车长臂横在地上，吊车的钢丝绳像一条大蟒蛇，盘在黑夜的灯影里，正在“咝咝”冒着热气，吊车倒塌了。我使劲揉着眼，想把自己从梦中弄醒。看来这不是梦，真的出事故了。这时人们已经反应过来了，知道有人被埋进水泥堆里了，大家呼啦一下围过来，用力在水泥堆里扒拉着，出事现场一片混乱。我们在黑夜里互相腿碰着腿，胳膊碰着胳膊，屁股碰着屁股，谁也不知道谁碰着谁了。是我先从水泥堆里拽住了一个人的胳膊。我大喊一声，我摸着了，我找到一个人，快来，都快来帮我。听到我的喊声，人们一下围过来，然后几个人同时用力，把那个人从水泥堆里拽出来。借着暗淡的光线，我看见那个人脸呈土灰色，但看不出是谁的样子。好像是张建民，不知谁叫了一声，我听出是大金牙在说，张建民，你是不是张建民？那个人在地上翻滚着，嘴里发出动物一样的声音。我听出这是张建民的声音，我喉咙里突然一热，一股东西往上涌来。我哽咽着说，是我师傅，我听出来了，是他。我们七手八脚地把张建民抬起来，放到旁边的空地上。这时，我听到大金牙又说，看看还有谁埋在里面了？不知道啊，人们回答着。那就点名吧，叫到谁时谁就答应一声。好，都听着点，谁也别漏了，漏了就麻烦了。我听到大金牙在黑夜里点名，他的声音有点颤抖，像是在喊自己的亲人。大金牙叫着：刘德发。黑夜里传出一个粗重的声音，我在。王四杰。有人说，老刘，王四杰在。许家瑞。有人说，老刘，我也在。丁小天。我说，刘师傅，我在。小肖。肖什么来？大金牙问。谁知道这个小肖叫什么名字？我说，叫肖新春。啊，肖新春。没有人答应。肖新春。还是没有人答应。肖……新……春。大金牙拉长声音又叫了几声，一直没有人答应。我这才发现好长一会儿没看见小肖了。我喊了一声，小肖。肖新春。肖……新……春……人们的声音一声比一声大，也一声比一声长了。人们的声音里开始多了几分不安和焦虑。这个声音使黑夜变长了，变得空洞了，变得有些不可捉摸了。我们立刻一下围过去，在埋张建民的水泥堆里，用力扒拉着。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一个人的脸在水泥堆里出现了。我们继续用力扒拉着。接着，一只胳膊出现了。接下来是另一只胳膊。很快，他的上半身慢慢从水泥堆里脱离出来。最后，一个满身水泥的人，被另几个满身水泥的人，从黑夜的水泥堆里拖出来了。我看到小肖躺在地上，他不像张建民那样狂叫，他安静得像一具刚出土的兵马俑。指挥部很快知道了吊车倒塌的事情，现场马上被民警封锁了。我们把张建民和小肖抬到一边的帐篷里，继续装卸救灾物资。我不时听到张建民从帐篷里发出痛苦喊叫的声音。他的喊叫声很快就被我们搬运救灾物资的声音掩盖了。黑暗开始褪去，天色变淡了，不久，星星隐去了，地平线仿佛燃起一堆大火，把天空染成橘红色。太阳虽然还没出来，但天已经亮了。天亮后，救灾物资已经装完。几十节装满粮食和水泥的车厢像一支整装的队伍，静卧在长长的铁路线上，等待出发的命令。这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张建民不是砸着了吗？得去看看了。对啊，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我们这才想起躺在帐篷里的张建民和小肖。我们匆忙赶到帐篷里，七手八脚地把张建民和小肖抬上一辆拖拉机。拖拉机冒着青烟，“突突”着向县医院驶去了。早晨七点多，人们陆续从大街小巷往火车站方向走近，很快，小广场一带就站满了人，黑压压一大片。从小广场位置看去，有更多人正在从县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这一天，火车站第一次成为这个县城的中心。人们你传我，我传你，口口相传，大家都想来看一眼这辆带有神圣使命的火车。后来，人越来越多，小广场显得有些拥挤，但秩序井然。我爹来了，我娘来了，我弟弟来了，站前街的街坊邻居都来了，甚至连三爷爷也来了。他脸色苍白，身体有点哆嗦，走起路来缓慢沉重，一步三叹。他是被女儿用胳膊架着来的。灾难似乎有着巨大的感染力，灾难把素昧平生的人们联系起来，灾难从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小区，一条街道，一个乡镇，一个县城，迅速向更广远的地区传播着。其实那时候，很多人不知道唐山在什么地方，只是知道那里发生了大地震，已经死了很多人。车站内外，荷枪实弹的士兵站成几排，表情异常严肃。蒸汽机车前面挂着几条横幅，一条写着：高密人民是地震灾区人民的亲兄弟。另一条写着：头可断，血可流，高密人民支持地震灾区的荣誉不能丢……站台上、广场上，铁路两旁的工厂里、农田里、河岸旁、沟渠边到处都站满了人。那一刻，车站周围特别安静。天是静的，水是静的，风是静的，树是静的，连平常的牛啊马啊狗啊猪啊都没了动静，人们都不说话，明显能听到自己呼吸和心跳的声音。人们面向天空，默默肃立着。人们似乎知道了，地震就是上帝眨了眨眼，耸了耸肩，皱了下眉头。就在上帝眨眼耸肩的时候，许多人来不及说再见，有的死了，有的残了，有的幸运地活下来。人们似乎突然懂得了生命的脆弱，生命的无奈，生命的意义。人们眼神里似乎有一种等待，等待火车出发那一瞬间。又似乎有一种祈愿，带着遥远的、默然的、朴素的祝福。人们好像还有几分茫然，对灾难，对生命，对大地，对天空。火车终于启动了。这是一辆开往灾区的火车，在祖国的流年里。一个年轻司炉工使劲往锅炉里填煤，他的肌肉和表情里都多了几分使命感。火在燃烧，火苗由小到大，“轰”的一声扑出炉门。水汽“滋滋”响着，司炉的脸被炉火映得红红的，像一个大火盆。机车巨大的轮子缓缓转动，火车鸣着长长的汽笛，尾音在天空长鸣不止。那天，我觉得火车走得特别用力，每个轮子都好像憋足了劲儿，很有点悲壮的意思。我的眼泪再也不受控制，突然夺目而出。我向四周扫了一眼，很多人和我一样，都在偷偷抹眼泪。九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了：张建民左腿骨折，需要住院治疗。小肖来医院不久就停止了呼吸。小肖的死出乎大家预料。车站临时召集了在场人员的碰头会。站长王大伟说，这事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为了不影响车站名誉，大家要统一口径：小肖是临时工，必须作为自然死亡处理。碰头会开完后，王大伟拿出一份写着“证明”的空白纸说，按组织要求，要是没有别的意见，大家在这上面签个字。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最后，一个个在“证明”上签字，按手印。十几个红手印印在白纸上，格外醒目。抗震救灾运输结束后，站长王大伟看我能说会道，还通点文墨，把我调到车站办公室工作了。几个月后，王大伟因在这次活动中领导有方，被提拔为铁路局运输处副处长。张建民骨折后，车站为了照顾他，让他到货场去看大门了。张建民左腿两侧各打了一块钢板,每块钢板钉了六个钢钉。开始时，我总是扶着张建民上班。张建民的身体很重，走起路来没了平衡，一瘸一拐的。我听到他身体里有种奇怪的声音，“沙啦沙啦”，不知是腰间的钥匙响，还是腿部钢板的摩擦声。有外出任务时，我就让吴若云来照顾他。吴若云毕竟是个姑娘，她扶张建民走路的样子让人觉得不舒服，张建民自己更不舒服。那天，我出差回来去看他，走到门口听到一阵“叮当”声。张建民见我进来，放下手中的锤子，起身对我说，小天，你的好意我领了，以后别叫若云来了，你们不能把我当成残废对待。说完后，他继续弯下腰，用锤子使劲敲打一块钢板。原来他找人做了一副木拐，他要把木拐钉一圈钢箍。他抡锤子的力量很大，很夸张，好像他敲打的不是一块钢板，而是别的什么东西。钢箍很快就钉好了。他把木拐在地上敲了几下，钢箍敲打地面的声音粗暴有力。那天开始，张建民不要我扶着他上班下班了。人们看见他拄着木拐，从站前街一瘸一拐地走来，走过小广场，又走过站台, 再从站台一瘸一拐地向货场方向走去。钢箍敲打地面的声音，一声比一声大，也一声比一声重，尤其在夜里，分外响亮。张建民看大门后开始赌博。在牌桌上，他焦躁不安，他面部肌肉痉挛着，左腿在桌下剧烈地颤抖，弄得整张牌桌格格地响。女同事们说，该给张建民介绍个对象了，男人有了老婆就知道顾家了。女同事为他说了个附近农村的媳妇，一个月后，两人就成了亲了。结婚前那几天，他一瘸一拐，里里外外地忙活着，脸上露出少有的喜悦。他的婚事是我帮着张罗的。我叫了几个同学，把房子用花纸贴了顶棚，用油漆刷了墙裙，门上贴了对联。新娘进门时还放了两挂鞭。酒席很简单，我做厨师，若云端菜。油炸花生米、水煮花生米、大葱拌豆腐、豆腐拌大葱、白菜炒肉、肉炒白菜……十几个菜很快上齐了，摆了满满一桌子。那天的婚宴来了十几个人，都是车站的同事。张建民的脸红通通的，他左手拄拐，右手端酒，围着桌子一个个敬酒。哈（喝）了，哈（喝）了，你们要是看得起我这个瘸腿，就都给我哈（喝）了。人们看着张建民一瘸一拐的样子，先是面面相觑，后来大家都端起杯，连续和张建民碰杯，喝酒，祝贺的话说了一箩筐，无非是惹张建民高兴。喝了一会儿，新娘从洞房里出来了。她的头发又浓又密，她一言不发地站在张建民身边，平静地看着我们，仿佛新娘不是她，而是另一个与她毫不相关的陌生人。她看着我们不停地喝酒、划拳，又转身进了洞房。她坐在梳妆台前，长久地注视着镜子里的自己，伸手慢慢摘掉头上的绢花，仔细地放进首饰盒里，然后抓起梳子，一下一下地梳头。我们几杯酒下去，气氛越来越活跃。大家开始吆二喝三，把划拳的声音抬得很高，而且互不相让，一个个脸涨得像关公，这样，就把气氛弄得更像个婚宴了。这时，吴若云顺势拿出小提琴，说，今天是张师傅的大喜日子，我来献上一曲，祝张师傅和嫂子夫妻恩爱，白头偕老。好好，来点高雅的，让我们见识一下。大金牙在带头起哄，他手下的几个装卸工也齐声欢呼着。吴若云那天穿了一件白的确良衬衫，衬衫下隐约浮现出乳房饱满的形状。她把辫子绾起来，一圈圈盘在头上，一张素净的鹅蛋脸，仿佛涂了一层瓷质的光。她用手指调了调弦，屏住呼吸，右手舒缓地运起弓来。虽然参加婚宴的人不懂小提琴这种高雅艺术，但正因为他们不懂，更因他们对艺术的敬畏，现场显得十分安静。我注意到那几个装卸工的目光不停地在她胸前游弋着。吴若云舒缓自如地拉了一曲欢快的E小调协奏曲。协奏曲把酒席气氛带入高潮。人们又开始喝酒，吆天喝地地划拳，不停地碰杯。张建民高兴地张着嘴，晃晃悠悠地站起来，再次招呼大家，哈（喝）了，哈（喝）了，今天中午不哈（喝）醉了不准走啊。张建民本来酒量不大，他已经喝了很多酒。话刚说完，他就摇摇晃晃站立不稳，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张建民喝高了，乱七八糟吐了一地。我们把他扶起来，交给新娘后就离开了。我和吴若云出来的时候觉得头剧烈疼痛起来，走路轻飘飘的，大概因为酒的原因。吴若云一只胳膊挎着琴，一只胳膊扶着我。我们歪歪扭扭地来到小康河边，我在一块石头上坐下。太阳在树下投下一片阴凉，一只喜鹊警觉地栖在树枝上。凉风一阵阵吹过来，又一阵阵吹过去。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自己渐渐清醒了。我耳边又响起张建民敬酒的声音：哈（喝）了，哈（喝）了，你们要是看得起我这个瘸腿，就都给我哈（喝）了。张建民婚后很不顺心。蜜月过后，他老婆就回自己娘家去了，很长时间没有回来。一个月后，他老婆回来了，但住两天就又走了。张建民老婆每次都这样，回来住两天又走了，走的时候一脸的不高兴。我们以为是张建民欺负她了，纷纷责备他不能欺负女人，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帮他。张建民也不说什么原因，只是含糊地笑笑。一天，张建民老婆敲开我家的门，说是找我娘借点东西。我说，嫂子，你借什么东西？我帮你找。我娘大概从开始就明白其中的奥秘，娘朝我使个眼色，说，小天你去忙吧，我和你嫂子拉几句呱。我装作出去买烟，走了几步又折回来。我隔墙听见张建民老婆一边掉泪，一边和我娘说悄悄话。张建民老婆声音很小，嘀嘀咕咕的，一句也听不清。只听到我娘拍着她的肩膀劝她，他嫂子，已经做了人家的人，就得认了，过后找个大夫看看再说。末了，我娘又唠叨了一些女人的家常话，张建民老婆就抹着眼泪走了。每次老婆走后，张建民就找我喝酒，每喝必醉。而且他又开始赌博了。他招呼了许多人一起在家里打牌。和牌的声音一阵阵自窗口传出，从早晨到晚上，又从晚上到早晨。他在赌桌上每赌必输，很快把结婚时的手表卖了，自行车也卖了，没钱了就和同事借。开始大家都同情他，但是后来就慢慢躲着他。十这年冬天特别冷，大雪下了一场又一场。车站附近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北风“呜呜”地鸣叫着，河流冰冻的声音“咯吱咯吱”地传来。在这个寒冷而漫长的冬天，一些身体单薄的老人死去了，他们的心里布满伤痕。那是一些穿过苦难的老人，如一片苍老的叶子，已经被岁月吸干了水分。那个冬天，三爷爷也不在了，他的身体像一辆老火车，晃晃悠悠地走来，又晃晃悠悠地停在终点站上。随三爷爷离去的还有一只狗，那是他喂养的一只流浪狗。它在站前街走着走着，就歪倒在雪地里，身体被大雪埋没了。这样的冬夜，许多男人凑在一起划拳、喝酒，他们的吼声一个比一个高，震得屋檐的积雪一层层滑落。那些脾气坏的男人，喝醉酒就回家打老婆。一些女人则悄然立在灯影下，不断用手丈量着孩子的身体，合计着明年得多扯两尺粗布，兴奋的眼神里又多了几分愁容。人们都觉得今年的日子不太顺，从夏天那场洪水到眼下这场大雪，不知道来年还会有什么天灾降临。人们的心里就有些担忧，但又不敢抱怨，不敢把自己的忧虑明确地说出来。人们的愿望就像炉膛里的炭，偶尔爆出一星火花，随即又熄灭了。而更多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日子。他们在贫困中盘算着来年的光阴，默念着种瓜得瓜的民谚，期待有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小年那天，我看到张建民一瘸一拐地从雪地走来。他刚走了几步就滑倒了，地上的雪实在太厚了，即使腿脚灵便的人走起来都有些困难，何况是一个残疾人。我知道张建民从来不认输。我看到他坚持着自己爬起来，继续走。刚走几步又滑倒了，他再次爬起来，再走。我实在看不下去，跑过去扶起他。他看见是我，用力把我推出去。我说，师傅，还是我扶你走吧。不用，我自己能走。他狠狠地说，语气里明显带着一股怨气。我只好在一边看着他，从站前街一瘸一拐地走过小广场，又从小广场一瘸一拐地往货场方向走去。望着他雪中远去的影子，我心里一阵疼痛。春节临近了，组织安排我代表车站去看望他。我从站前街商店里买了两斤饼干、一斤粉条和一斤瓜子。我推门进去时，张建民正在屋里生炉子，炉盖上放着一个药罐子，屋里有股中药味道。在这之前，为了防止腿伤感染，他的左腿已经做了截肢手术。他用右腿跪在地上，左胳膊使劲撑着拐杖。我看见他左腿裤管里空荡荡的。炉子旁边放着一把扇子和一个铁钳，地上一堆煤球。我在后面轻声叫了一句，师傅，我来看你了。他没听见。他用旧报纸引燃木柴，将煤球放上去。一会儿，一股黑烟从烟囱冒出来，浓烟顿时飘满屋子。他要起身了，他两只手扶着拐杖，身体正在使劲的时候，我从身后用力把他拉起来，他回头看见了我。他脸上出现复杂的神情，由惊讶到平静，又由平静转为凄惶。这种内心的凄惶大概只有我才能辨识。我说，我来看你了，师傅。他啊啊了两声，自己抽出一支烟。我想给他点时，他扬手挡住了。过了一会儿，他问，你来看我？站长怎么没来？我就是代表车站，代表站长来看你的。我回答他。哼。他用鼻子哼了一声。你代表站长？你能干什么我还不知道？他喷了一口烟，又喷了一口烟。那我问问你，你能代表我走路吗？你能叫我这条腿再长上吗？能吗？他把拐杖在地上戳得“咚咚”响。丁小天，你回去告诉站长，他要是不来看我，我就去他家过年。说完，把我带的东西“哗啦”扔到门外，自己一瘸一拐地走进里屋。“咚”的一声，门关上了。除夕到了，暮色在房屋积雪上抹上一片霞光。晚上，我带了酒、菜和饺子去他家。张建民看见我来了，把门开到一半又关上了。迎年的鞭炮四面响起，他知道我一直在外面等，过了一会儿，他还是把门打开了。进屋后，我弄了几个简单的菜，拉了把椅子让他坐下。我们开始喝酒。在联防组的时候，有些夜晚我是在他家度过的。下班后，我们经常弄几个现成的小菜，然后开始喝酒聊天，喝到半夜之后仍然不肯离去，那时候，站前街所有的灯都灭了，就剩下我们那盏灯还亮着。有时天都亮了，我和他沿着黎明的站前街，默默跑到小康河旁，再沿着小康河往北边跑，一直跑到离车站六里路的大河边上。大河边上有成排的白杨树、梧桐树、槐树以及很多叫不上名字的灌木。春天的时候，梧桐树开紫花，槐树开白花，只有白杨树不开花。白杨树上结着长长的树虎子，一串一串的。一束束阳光从树后斜斜地照过来，我们大口吸着新鲜的空气，连续做几十个仰卧起坐，再一路长跑，沿来路返回。秋日的早晨，天蓝地阔，云朵澹澹，霜雪已在孕育，我们从满是浓白的秋光中跑来，又从满是浓白的秋光中跑去。而现在，黎明的大街和那条大河边上，再也看不到张建民长跑的身影了。我想起那年冬天，我们在冰封的河面上看野鸭。天气异常寒冷，就像现在这样。十几只野鸭在冰面上走动，这时，对岸传来一声土枪的闷响，野鸭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惊醒，纷纷展开翅膀飞走了，但有一只野鸭一直留在冰面上，它的脚被冻住了。那只野鸭一直待在那里，直到束手就擒。其实，即使野生动物也是这样，在危险临近时，总有一只会落单的。有时，上帝会在我们面前掷色子，我们谁也不知道上帝的想法。喝酒的时候，我问他药罐子的事情。他说随便吃点药，治感冒的。我不相信。我说，我知道你的身体很棒，从来没有感冒过，你不要骗我。我反复追问，他却始终不说自己为什么吃药。外面鞭炮声已连成一片，不时有烟花在空中升起，耀得窗口一明一暗的。张建民已经喝多了，他脸上有种痛苦的表情。他一边喝，一边醉醺醺地说，小天啊，你现在快是车站领导了，好事都让你们这些人弄去了，我张建民自认倒霉。听了这话我非常生气，我对他说，师傅，你这样就见外了，我只是领导身边的小卒，是提包的，那算什么领导啊？再说了，我一直把你当自己的大哥，你不能说话伤人啊。听我说完后，他一下站起来，依在墙上愤怒地说，我说话伤着你了是不是？那是谁伤着我了？谁把我的腿弄成这样了？你说，你能告诉我吗？我被弄成这个样子，我去找谁去？他突然把杯子摔到墙上，玻璃的破碎声在除夕夜里格外瘆人。过了一会儿，看他情绪稍微稳定了，我把他按在椅子上，让他重新坐下，给他倒了杯水，他咕咚一声喝了下去。我想再说什么的时候，他扬起手把我挡住了。他说，小天，你什么也不用说了，我知道你的好意。总之，咱们已经不是一路人了，咱们以后不要来往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张建民说完，就趴在桌上睡过去了。从张建民家出来，我心里很乱，我在雪地里没头没脑地走着。远处的烟花一朵朵升空，“噗”地开着，几朵烟花重叠着，幻化着，又逐渐消失，夜空显得更加寂寞。风一阵大过一阵，雪在脚下“咯吱咯吱”响着。我从站前街走向小广场，又从小广场往小康河方向走去。雪在除夕夜里闪着蓝光。地面上、屋顶上、树枝上，到处都是闪着蓝光的雪。我听到一辆火车正从胶济线上经过，火车响着长长的汽笛，好像这个夜晚被撕裂了一道口子。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一轮月亮远远地挂在空中，虚幻而鬼魅，显得那么不真实。一颗流星拖着腥红色尾巴，在暗蓝的夜里留下一道长长的痕迹，像一道伤口。随后，又一颗流星出现了，又是一道伤口，宇宙间满是一道道流血的伤口。我听到吊塔倒塌的声音从四处响起，“轰隆、轰隆”。吊塔倒塌的声音一直在夜里响着。过了很久，我醒了，我意识到自己在轻微地发抖，我知道这是酒精的作用。但我也分明感觉到，似乎有一个莫须有的东西，徘徊在我的大脑和身体里，它们和酒精一起，使我在夜里颤动不已，这是来自身体深处的寒冷。我起来看了下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外面已经安静下来，夜空越来越暗淡了。我喝了几口水，又钻进被窝,用被子蒙起头，我依然在发抖。寒冷像刀刃切割着皮肤，我紧紧闭上眼睛。我的眼前出现一辆火车，火车在没有轨道的地面运行着。那是一辆没有终点的火车，在没有尽头的道路上，一直没有停下。那辆火车不分白天黑夜地行驶着，越过一场大雨，又驶往一场暴雪。火车的车头上、车厢上、窗玻璃上全被冰雪覆盖了。我看到一个人从冰雪中走来，他的影子越来越大，但样子非常模糊，我始终看不清他是谁。我和张建民似乎渐渐生分了。回家路过他的门口，我总是怕遇见他，有时看见他在前面一瘸一拐地走着，我想和他打招呼，手举到一半又放下了。我实在不忍心看他的样子，心里既有几分心疼，又有几分怜悯，还有一点内疚。我知道，时间正把我们推离彼此，而且距离越来越大。十一又一个春天来了。室外暖风频吹，地气不断上升，屋顶的积雪开始融化。屋檐下，一串串钟乳石一样的冰凌在暖风吹拂下，发出隐隐的爆裂声。能够看出冰凌日渐缩短，冰水从冰凌尖上落下，在地上溅出一个个小土窝。夜里偶尔传来冰凌的坠落声，让人梦里多了几分凉意。白天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串冰凌在屋檐下摇摇欲坠，好像不会坠落，就在我转身之际，身后突然响起一阵破碎声。这个春天的一个晚上，吴若云被人强奸了。火车站北边有个防空洞。那天，我到G城出差，我走前和她约好，星期天晚上七点在那里见面。但是因为前方道路出现故障，火车晚点两个多小时。那时没有手机，我无法通知她火车晚点的消息。我赶到地点时，她已经不在了。我心里空荡荡的。我不知道她是来过，还是一直没来。正在我着急的时候，一个女孩跑过来，她开口就问我，你是丁小天吧？我说是。她突然开始大声呵斥我，你怎么才来啊，你今天死哪去了？我说，你是谁啊，怎么和我这样说话？她突然哭了起来。我觉得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而且肯定和吴若云有关。我问她，是不是吴若云出事了，她点点头说，是若云姐让我在这里等你的。你快去医院吧，她在医院里。我拔腿往医院跑。我的脑子一片混乱。吴若云躺在病床上，看见我进来，又把眼闭上。她苍白的脸上有一道泪痕。吴若云被人强奸了。我觉得黑暗突然降临。那天晚上，有人看见她从站前街走过……后来，她顺着原路跑了回来，她的一只鞋跑丢了，她一路跑一路哭。我所得到有关吴若云被强奸的消息只有这些。除此，就什么也没有了。而这个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吴若云自己也说不清，她说，我只记得被人用什么东西蒙住了脸，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反复问她，她总是这句话，再后来，她干脆说，小天，我什么也不记得，你别问了。吴若云被强奸的消息迅速传开了，我也成为人们窃窃私语的对象。看，那就是吴若云的男朋友。听说还是先进工作者哩。哦，小青年长得挺俊的。怎么认识这样的女人。我早说过，那个吴若云一看就是骚货，早晚得叫人拾掇了。这个小青年也不是好东西，蛤蟆瞅绿豆，对上眼了。对，就是就是，什么人找什么人。那些天，我上班无精打采，回到家蒙头就睡。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吴若云了。我不想看见她。我不断拼命地上班，加班。找同学喝酒，醉酒。一个雨夜，若云敲响我的房门，我开门时有些诧异。我差点说出，怎么是你？她看出了我的诧异。她穿一件洋布衬衫，蓝底白花，丁香一般。我们在沉默中对视了片刻。多日不见，若云突然变得陌生了。她问：我是不是不该来找你？你随时都可以来，我知道你会来，我说。小天，我快要崩溃了！看得出，她的确快崩溃了。我把一杯开水递给她。她接过水杯，喝了一大口。她背身的时候，一只手在抹泪。我正准备去看你。我说。我是想让她的情绪缓和下来。我看见她几乎要把水杯攥破的样子。小天，你别安慰我。她攥着水杯的手松懈了一下。我把水杯从她的手里拿掉。我起身倒水时，她从后面走过来，紧紧地贴在我身后。小天，我害怕，抱着我。她说。她抵在我背上，我感到她在颤抖。我回过身，用胳膊抱着她，她的泪水在灯光里闪烁。那个夜晚，我进入她身体那刻，有一点快感，更多是恐惧，如同进入那个防空洞。这是我们认识一年多来，我第一次进入她的身体。因为那个事件的原因，我产生了难以置信的幻觉，我觉得她的身体黑洞洞的，空荡荡的，与我多次在梦中进入的那个身体完全不同。我在梦中进入的是一个巨大的花园，里面充满了花开的快慰，现在，她的身体就像一个黑洞，无边无际。我觉得她身体里有一个夜晚。那是一个粗暴的夜晚，野蛮的夜晚，时间停止了的夜晚。那个夜晚占领了她的身体和精神，那个夜晚流淌在她的眼神里、语气里、眉宇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