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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猷与戚继光 戚继光的军事成就 在福建的战争俞爱松的儿子俞大猷，字志辅，福建晋江人。1503年生，世系军官家庭出身。从小学习儒学，20岁时因为父亲死去，家贫再无法供他读书，只能弃文从武，这对他来说是不幸，对明朝却是大幸。从军以后他很快表现出不同于同僚的地方。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他考中武进士，担任了保卫金门的千户，那里的人民一贯被认为是嚣张难制，俞大猷却能在5年时间里保持稳定少讼的局面。不久，因为海盗逐渐活跃，他向上级上书陈述对策，却被斥以“小校安得上书！”杖责一顿，剥夺职级（明朝官场的等级森严和高官的懒惰傲慢可见一斑）。后来明廷策划入侵越南，俞大猷再向主持军事的兵部尚书毛伯温上书建议，请求从军。毛伯温看了建议书，相当佩服他的才识，但因为入侵行动取消，也就没有给他什么职务。直到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蒙古军大入山西，皇帝下诏召集武举勇士，俞大猷再次自荐，才经过巡按御史的推荐，到宣大侯用。在那里受总督翟鹏召见，语言间表现出很高的军事学修养，打动了翟鹏，翟鹏激动地说：“吾不当以武人待子！”从座位上下来对他作揖，此事在宣大全军中引起轰动――由此也可以看出明朝军人社会地位的低落，不被看作武人，竟然被认为是一种褒奖！虽然后来他没有谋到官职，但已经引起朝廷的重视。回到福建后，俞大猷被毛伯温任用为汀漳守备。从此走上了与海盗对抗的道路，在几年时间里打垮了若干海盗和起义军，培养了实战经验，并且得到升迁。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朱纨任他为备倭都指挥。同年击溃了窜入中国的越南武装，紧接着又镇压了海南岛黎族的起义。连战连捷，表现出过人的军事能力。而且他并不只是会作战，而且武艺高强，对心理学和政治深有研究。击海盗、击越兵、击黎人，他都敢于数人数骑，乃至单骑进入敌营谈判或劝降。还曾在单挑中杀死骠悍的敌将。特别可贵的是，在镇压黎人时，他提出：“黎亦人也，率数年一反一征，岂上天生人意？宜建城设市，用汉法杂治之。”并单骑进入黎区签订和平条约。作为一个善战的武将，表现出了难得的人道主义精神。　　倭寇战争爆发时，俞大猷任宁台诸郡参将。他几乎参加了战争中的每一次大战斗。那时绝大多数将领，包括卢镗和汤克宽这样的名将在内，都常常遭到挫败。惟有俞大猷保持了长胜的纪录，而且越到后来，越少遇到挫败。他在军事理论方面也有大的贡献。我认为他在镇压倭寇时作的贡献，实际上比最著名的官军将领戚继光更大。但俞大猷道德高洁，对部下仁爱而不阿谀上级，这引起了很多麻烦，使他的官途跌宕起伏。击溃越兵的时候，不知何故，也许是因为他不行贿，不献媚，严嵩不给叙功，只褒奖了50两白银；初期，俞大猷用水师击杀了不少倭寇，而报答是坐失事停俸；不久焚毁五十余艘倭寇船艇，没有任何奖励；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的普陀之战，因为损失了三百人，被勒令戴罪办贼；幸好不久因为吴淞所的胜利，撤销处分，奖赏了银币；后因战功升为副将。旋即遭到金山卫的失败，尽管在王江泾奋勇作战，仍被贬为事官；1555年，因为周浦之战的失利，惊动了皇帝，被剥夺世荫，以死罪勒令立功自赎；幸好随之取得了水战的胜利，在三十五年（1556）因为朝廷大臣们的一致推荐，代替无能的刘远为浙江总兵，兼辖苏、松；之后以胜仗恢复了世荫，年底，率绝对优势兵力歼灭了坚守舟山的徐陈叶系倭寇余部。因功加授都督同知衔；1558年，因为进攻岑港不顺利，被削除职级，虽然在惊恐中驱使士兵奋力作战，仍然没有实现皇帝一月内平贼的诏令。因此被捕下诏狱，再次被剥夺世荫[84]。　　至此，俞大猷仍是官军最强的将领。但他经过长期战争，对陆战中战胜倭寇，已经不抱多大希望。在他看来，陆战是倭寇强项，与之进行陆战是不合适的。相反，倭寇的船小而弱，官军的战船大而坚固，进行海战才是对抗他们的最佳方法。这反映了官军方面对陆战的绝望心理。但很快，陆战的劣势就要扭转了。主要原因，一是倭寇的主力和名将已经在浙江被毁灭；二是一个军事天才登上了历史舞台。　　戚景通的儿子戚继光，字元敬，山东蓬莱人。1528年生。与道德高洁，饱读诗书的俞大猷不同，他虽然也是家贫好读书，但从小大气活跃，有领导才能，从来没尝试过从文，官途也要坦荡许多。自任都指挥佥事以后，因胡宗宪的举荐，改佥浙江都司，任参将，主持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军事。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倭寇侵入乐清、瑞安、临海，戚继光没有及时赶到救援，以“道阻”不罪；1558年参加了岑港攻击战，因久攻不克被免官，勒令戴罪立功。不久因另一股倭寇掳掠台州，被给事中罗嘉宾等弹劾，理由除无功外，还有通番。却因平王直这个不是理由的理由而复官，并改守台州、金华、严州三府[85]。　　至此，戚继光的表现和其他平庸却懂得圆通依附的武将没有什么区别。但他与那些庸人将立即分野。岑港之战使倭寇的精悍勇敢再次得到验证，连俞大猷都放弃了在陆上克制倭寇的想法。而戚继光却开始迎难而上！他也承认官军的素质低下，但并不因此气馁。为了胜利，必须设法练出一支精兵。练兵的第一步，就是选兵。卫所世袭军人已经一再被证明为不堪一击，积弊已久，而且其中关系深厚，难以治理。因此必须建立一支士气高涨、素质高超的新军，才能作战。在建立新军的过程中，戚继光处处针对官军的弊病进行大手术，终于获得成功。建军的成果被总结在《纪效新书》中，我们可以通过这本书来了解戚继光新军的面貌和详情。　　首先，军队的起点是募兵。他认为从地域上说，可用之兵以处州人为上，因为这里有矿，在私矿纠纷中常发生争斗，勇悍之气，正可用于作战；其次为义乌，勇气稍逊但耐力持久；再次台州，其勇气一般，必须严明纪律，多加鼓舞，方为可用；再次绍兴，绍兴人怯懦，但聪明而能忍受劳苦，必须用重刑恐吓，建立威信，才能期望他们进行肉搏战。其余东南各处的兵，更是必须用心力训练，改变其本性才能用。但戚继光也不认为地域是选择士兵的唯一标准，比如处州兵后来常被招募，多遭失败而有怯弱颓废之名，他痛心的指出这是各处官员指望其天生勇敢，不加严格训练，且指挥不得法的缘故。地域之外，士兵的阶层更被他重视。戚继光所用的兵，要么是乡下老实的农民，要么是经过战阵的旧军兵。前者习惯于艰苦生活，而且没有心计，害怕官员，容易以纪律约束，也容易被严刑恐吓，被恩赏感动；后者虽然对战斗有恐惧心，但熟悉军事生活，也有战斗经验。不可用的人也有两种：一是城市里的聪明人，也就是那些肤色白皙，头脑灵活的人。这种人见识广博，有手艺。并不需要仰仗服役获得收入，也懂得如何规避法律，平时用虚假的勇敢口号蒙蔽官员，战时精心选择逃路，一旦战胜，揽功于己，一旦战败，可以迅速逃脱。还策动老实战友一起逃跑，以便被追究时可以以他们顶罪；二是乡下“奸巧”之人。这种人不怕官，难以驾驭，害处与城市人相同。[86]其实农民好用而城市人不可用，是古代军事家一致的看法。从维格蒂乌斯到曾国藩，都有类似观点。但明中叶的募兵，习惯以体质和言行表现为标准。不问其出处，只要体格强壮、头脑灵活，就格外重视的拉拢入军队。戚继光强调用老实人，正是对这种歪风的否定。　　兵选好之后，就可以进行编排。戚继光军队的编排与明朝惯用的编制类似，但也有不同。每队12人，分成两伍，由队长指挥；每三到五队为一旗，由旗总指挥；每三到五旗为一哨，由哨官指挥；每三到五哨为一司，由把总指挥。每三到五司为一营，由大把总指挥[87]；司与营都有辅助兵和军官随从。这样每营约近三千人。营以上便由将军亲自指挥[88]。　　编排军队之后进行宣誓。从营的把总到普通士兵，人人必须宣誓具结。从此军人便与他的同级和直接上下级结成紧密的战友关系。一人犯法，众人连坐。军官对属下普遍的罪行，也须连坐。为杜绝军人逃亡的旧弊，戚继光特别规定兵员入伍必须登记住址，并且具保。明中期募兵普遍有保人制度，但并不严格执行。于是士兵从入伍开始就视纪律为无物，戚继光也知道这项措施实行起来很难。之所以把兵源限制在有限的几个地方，并不全然是出于那里的人天生勇敢，而也有便于控制的原因：同乡有同乡之情，在战斗中抛弃战友，有所顾虑；如果平时逃亡，因为来源单一，也便于抓捕。　　自入营开始，戚继光的士兵便处在一张恐怖的军纪网中。除初犯可以免刑以外，平时稍微犯错，便捆打二十到一百。平时睡觉前不准唱歌；不准煽动乡愁；乃至禁止除“寓教于乐”的条令歌、战歌、武戏之外的一切娱乐！战斗中处处有死刑，凡是表现出害怕者几乎一律处决；犯重大过失也都处决。如演习或实战中用鸟铳（火绳枪）不符合教程的，一律斩首，队长若发现不告发的，与犯兵一起处决；不仅自己犯错要被斩，而且失职也要被斩。如火绳枪队后一一对应保护的近战兵（杀手），若火绳枪兵阵亡，便将其处决偿命；战后，若杀平民冒功、奸淫妇女，包括未经分配的“贼妇”，一律处决。不仅纪律，而且等级森严，平时士兵向军官报告、听令，一律下跪；下官对上官报告、听令，也必须下跪。士兵告军官，除克扣军饷军粮外，不管有理无理，一概先捆打二十。但军官自己的责任也很重。不仅下属犯罪常有连坐，而且平时考核，下属成绩在中下以下，都必须捆打。军阀之严酷，在明中后期可谓罕有。然而也正是这样残酷的军法，使习惯于懈怠和逃跑的士兵，重新知道了什么是纪律，什么是军队。并且培养了对军官的畏惧之心，作战时更容易指挥。那时，也只有强壮豪迈的戚继光，有这样的魄力敢于扭转一百几十年间逐渐形成的颓废之气。　　士兵服从纪律，如果没有适当的指挥，军队仍然无法战斗。嘉靖年间明军指挥体系之接近崩溃已如前述。凭借这样的指挥，不仅大军基本无法运用，而且连基本的阵型排列都无法完成。戚继光用很大的力气把指挥体系恢复过来。他制定了各种旗帜的规格，使之容易区分；规定了各式乐器和号炮的用途和练法；还规定传令兵必须有令旗、令箭、令票三证合一，才能传送命令。　　有了纪律和良好的指挥体系，军队就恢复了明初的精锐和悍勇。接下来必须解决武器和战术问题。在武器方面，戚继光的创见不多。经他推广的武器主要有以下几种：　　狼筅：即附上大量枝叶的大竹竿，前面有尖锋。戚继光规定形制为长一丈五尺（约近5米长），重七斤（约4.2公斤，铁制更重），附枝应有7-11层，重心应在末端。这种武器其实相当笨重可笑。但它的附枝能够阻碍敌人的视线。人的心理，总是首先攻击比较显眼的目标。倭寇看到一大团枝叶向自己伸过来，不清楚其中是否有刀锋，长矛兵自然心慌，持刀兵必然挥刀试图砍断它。但因为枝叶繁茂，难以砍断。在这其中耽误的时间足以令狼筅兵前面的刀盾兵拔刀上前砍杀了。而且枝叶遮蔽了后面的长矛兵的行动，可以让他们更好的进行刺杀。加之狼筅易得，戚继光把它规定为制式武器；　　镗钯：这是一种古老的武器，有三个叉。戚继光规定它的形制是长七尺六寸（约2.5米），重五斤（3公斤），末端直径一寸，至尖端逐渐变细。木杆必须深深套入中锋下的孔洞（库）中，用钉钉牢，这样就不会脱落了。铁锋剖面为四棱形，从后到前逐渐磨细，而不是只磨出尖锋，这样就不容易变钝了。镗钯的好处是因为前面有铁叉，所以不容易被砍断。而且铁叉上正好可以承放火箭，点燃后远远的伸出就可以避免灼伤；　　超长刀：仿自大太刀。戚继光规定的形制为刃长五尺，柄长一尺五寸，共长2.1米有余。重二斤八两（约1.5公斤）。他建议将这种刀作为鸟铳手的自卫兵器。对此我是不理解的，因为它比人身还长，行军时只能扛在肩上。那么火绳枪放哪？如果用肩带背在背后，也必然会磕磕碰碰。况且射击的时候该放在哪？鸟铳手本来就不是近战兵，要自卫的话为什么不用腰刀呢？　　除这三种武器以外，戚继光对传统武器也都有所建议。有的是对制作技术的敦促，如火绳枪制法，提出必须用两张铁板卷成枪管，镗孔必须仔细用心；有的是改进，如佛朗机改进型无敌神飞炮；有的是根据实战做的改动，如根据倭寇基本不着甲的实际情况，提出腰刀剖面应磨成三角形，以增锋利；除武器改良外，他还把每种武器的用法、练法和考核办法都详细的写出来。无论哪种，都出自实践，件件都可以检验，绝非文人的虚言可比。没有深厚功力，以及对军事高度的责任心，怎么能写得出来！？　　武器得到保证，士兵严格训练，就很有战斗力了。但如果没有合适的战术，依然不容易打胜仗。戚继光根据战争的需要，创造了鸳鸯阵法，其名字意为阵内士兵如同鸳鸯一般形影不离，彼此用心保护。其基本阵型为狭义上的鸳鸯阵，这是一种以队为基础的小型纵队。编排如下：每排二人，共列六排。第一排为青年兵，使用标枪和腰刀、圆盾，他们之间是队长。队长自选武器；第二排二人为狼筅手，选年龄较大，身体强壮的士兵为之；第三、四排为长矛手，选力气大，速度快的士兵充当；第五排为镗钯手，速度要快，胆子要大；他们之间是预备兵。这12人的用法是这样的，队长在最前排中央充当人质，若队长阵亡，全部11名士兵都要斩首，以此驱使全队士兵奋力苦战；两名青年兵在逼近敌人时突然投出标枪，然后抽刀砍杀敌人；他们后面的狼筅手负责伸出狼筅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狼筅手后面的长矛手趁机猛刺敌人；如果敌人穿越上述士兵直扑长矛手，镗钯手必须把他们刺死或至少使他们无法接近。阵列中左侧狼筅手、长矛手、镗钯手的长兵器都指向左前方；右侧的同类士兵则指向右前方。预备兵都是炊事员，他们没有作战任务，只需持一件兵器协助其他士兵作战，并观察战斗的场面，积累实战经验，日后升为战兵。若因故需要排列横队，则有两种编法：两仪五行阵，以伍为基础，一伍为一五行阵，两个五行阵为一两仪阵――这其实是一种文字游戏。右侧五行阵以青年兵为核心，其右边为狼筅手，他们二人后各有一名长矛手，把长矛指向前方左右，长矛手后面是镗钯手。左侧五行阵除狼筅手位于青年兵左侧以外，没有区别。队长和预备兵处于两名镗钯手之间。这个阵型的基本原则同鸳鸯阵；三才阵，仍以队为基础，以队长为核心。队长后为两名狼筅兵，他们将武器指向前方左右。狼筅兵后面为镗钯手。这是中央小队。其左右为两翼小队，各以一名青年兵为中心，两名长矛手在其左右。　　鸳鸯阵法的长处是明显的：因为阵型小，在南方森林、山地、田野间行军可以无所顾忌；突然遇到敌人，几乎可以在瞬间就从行军状态转入战斗状态；亲密的战友间彼此保护，在心理上有很大的安全感，尤其是狼筅的存在更是使青年兵心安；因为兵与兵、阵与阵之间有较大空隙，便于士兵发挥个人武艺；安排更多的人进行战斗，只需简单的把若干鸳鸯阵排成一个大纵队就行了，方便易行。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强调进攻的阵型，但在进攻中又处处考虑到防守。对南方水网、山地作战可谓相当适宜。　　但同时，鸳鸯阵也是一个缺点相当明显的阵型。因为长兵器向左右伸出，因此横列的两个鸳鸯阵之间必须保持相当大的空隙，以免误伤。这些间隙容易成为敌军最佳的突破点；队内武器太杂，需要长期训练才能配合良好，否则只会彼此搅乱；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为鸳鸯阵只能简单叠加，不能组合成更大更复杂的阵型，因此无法阻止敌军强有力的侧翼突袭。尤其在北方大平原上，因为空隙太大，一旦遭骑兵突击，鸳鸯阵只能变成尸体阵。但在南方这算不得是缺陷，因为倭寇的人数很少，而且受地理限制，也少有大举侧击的可能。　　其实如果从军事史看，即使是在明中叶的东南，鸳鸯阵是否是唯一合用的阵型，也有商榷的余地。以现代人的眼光，至少有一个选择：统一采用以标枪、刀剑和盾的武器配置。这样士兵几乎可以不考虑阵型问题，简单的排成疏开的方阵，敌军的弓铳命中率将大为下降，每个士兵都得到盾牌的保护，受伤概率降低，安全感增加；接敌之后又容易变成密集阵型，使敌人的精湛刀法无用武之地。如此配备，军队行军和转换队形都和鸳鸯阵一样方便，却无需考虑武器的配合问题。而且倭寇一般没有盾牌，也没有盔甲，“裸身而战”，标枪无论从实际杀伤还是心理影响看，都是相当可怕的。戚继光也说标枪投出之后立即抽刀冲入敌阵，则敌长矛兵必败。但“每每仓皇不及取刀，是一大病”。之所以有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刀剑都较长，拔出较慢。明军为解决这个问题，临战时刀不入鞘，而是倒持在左手上，即使如此，临敌取刀，仍嫌太慢，所以刀盾兵必须由长兵保护，才能从容拔刀。放眼世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缩短刀长，一把全长约60厘米的刀剑别在右腰，容易用右手迅速拔出――也就是罗马军团士兵的佩剑法[89]。当然这是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所看到的，明人无法看到。从那时的实际知识看，戚继光做到的确实已经是最好了。　　军队里从来就不会只有近战兵。射击兵种也具有重要作用。16世纪50年代明朝的射击兵作用仍没有明显的提升，在野战中只能承担主力交战之前的预先打击，他们本身不是军队的重点。戚继光规定的近战兵与射击兵比例为4：1。射击兵器，50年代以前以弓为主，以后逐渐过渡到以火绳枪为主。因为各种火炮都嫌太笨重，在南方难以机动，所以基本不用于野战。只有战斗状态下重约50余斤的虎蹲炮可以在每500个士兵中配备三门，用于守卫营地或隘路。作战时，射击兵列成长的横队，在各鸳鸯阵前准备射击，敌军逼近到50步（约80米）内，根据号令统一射击。然后退入主阵间隙之中，让近战兵冲锋。近战兵也负有保护射击兵的任务。战斗结束后，将获得的人头分十分之二给射击兵――这可能是那时肉搏与射击造成的伤亡的比例。　　除了基本条令外，戚继光还事无巨细的规定了一支军队存在下去所要注意的几乎全部事项。包括宿营要修工事、守卫t望塔不能困睡、不能滥用马力、守城时监视灯必须悬挂到城下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古代作战的基本常识，一一记入书中，说明那时的明军已经堕落到一个令人吃惊的境界。但我们也应该感谢戚继光的热心和阔达。按照儒家，尤其是后期儒家的爱好，一个有志向的人不应当拘泥于细节，不应当关注技术（除农业外），不应当对不祥的军事感兴趣。只有完全扑到文事上，一心一意地想该如何做个好儒士，温文尔雅的度过一生，以文章和正直留名后世，才算是真正成功。这种思想也作用在军事上，人们心目中的伟大军事家，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那样的变态怪物：坐在轮椅上手摇扇子微笑，坐在家里就可以知道天下大事，永远从容的事先就知道一切，只用奇计而不是蛮力取得胜利。肌肉发达、满口军事术语、两天两夜不睡觉熬得双眼通红，在文件堆里声嘶力竭的下达命令、几天不洗澡，全身发臭的顶着太阳行军，坐在马上睡着了。。。这些形象被认为是粗人、俗人的表现。因此军人要么没有足够的文化写不出什么东西，要么为了出名写诗文；文人自然也不会热衷于写军事书，这样军事书作者就很少，尤其有军事实践和才能的人更少。就算写了，也必须文学化、玄虚化，只要看上去显得高深就可以，细节写得太多，那是俗气。就算有细节，也必须尽可能对仗化，理想化[90]。因此不难理解，武力强大的汉、唐、元、清，兵书诞生并不多，而兵书著作丰富的宋、明却武力羸弱了。在古代中国，兵书往往是脱离实际的。而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却没有这个毛病。其中的规定都是具体而微的，都是切实可行的。我们今天甚至可以不依靠其他古书，就据此复原出一支当时的军队来，还可以把这支军队八九不离十的按照当时的方式存活和行动。可贵的是他写书尽量用通俗的语言，即使现代人也可以不费力的看懂。按照传统观点，用如此通俗的语言写书是要被鄙视的，但戚继光不在乎。从《孙子兵法》以来，两千年间象他这样有魄力、有学识、有经验的人，实在是太少了！《纪效新书》完全可以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著作之一――如果不是最伟大的话。　　戚继光的成就，主要在军事法制、技术和战术几个方面，就战略他没有说更多。在以文、大、玄、空为荣的古代，这是一种难得的实用精神。但并不意味着他就对战略完全无知。从后来的实践看，1559年以后的倭寇战争其实相当“乏味”，在福建的模式是：倭寇在某地登陆，建立根据地，出动骚扰，被官军击溃，官军进而攻克该根据地……如此反复。这样的战斗其实并不需要什么通盘考虑。在广东，战争曾达到很大的规模，双方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会战来决定胜负。陆上战斗跟传统的官军镇压起义军的模式差别不大，海上的舰船交战则是新出现的事物。对此，戚继光和俞大猷等表现出不同的风格。从战争爆发时起，人们就发现倭寇的船舶无法与官军抗衡，海上制胜论也就随之而起。周在著名的《十难三策疏》中提供的上策，就是以数百艘福船、苍山船等大型战船在外海倭寇常走的路线上巡逻，歼敌于海上，不使其登陆。中策、下策也都强调船只的作用[91]。后来俞大猷也建议用闽广大船（也就是尖底海船）数百艘，水兵数万，在海上歼灭倭寇[92]。如果这些建议得到实施，官军固然会在海上获得轻易的胜利。但问题是：倭寇来源于沿海，只要海禁依旧，土地兼并继续，几千里内的贫民、海盗、走私商就都有随时起来造反的可能。海上封锁固然断绝了他们快速机动之路，但无法阻止他们在陆上流窜。也就是说即使有了大水师，仍需要充足的陆上兵员。那么花费重金和大量时间来建立和维持如此庞大的水师，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吗？况且在倭寇战争期间，明朝的经济已经到了抓襟见肘的地步。建造数百艘大船，集中数万水师，钱从哪里来！戚继光与他们不同，他从来不会费心去考虑现实“应该”怎样，朝廷应该给我什么样的条件。而只是考虑如何利用现有的条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反映到他的《舟师篇》中，所描写的装备，战法，都是实际可用的。明朝船小，不足以放置强力大炮，他不是建议造大船，而是设法改进小炮，减轻重量，以便上船――反正倭寇的船生存力都不强，小炮在近距离内射击，效果也是显著的；他也从不幻想几百艘大船出海，威风凛凛的场景，只是规定了水兵训练和演习的程序――对抗倭寇无需进行大规模的正规海战；最后，他也没有提出建造巨型船只，书中开列最大的一号船，不过有士兵88人，水手17人，携小炮16门――他不需要满足后代青年人上网时的虚荣心。戚继光的水师建设，立足于他的现实主义和敏锐的眼光，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服务于实际。国家不需要给他大量经费，不需要从零开始，长久等待大水师的出现。即使只有几艘战船，训练两年之后，就可以使用，一样可以打胜仗。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戚继光的战略思想：他不指望有一种获得全胜的妙法，也不指望通过某种技巧在短时间内彻底结束战争。他只需要用自己的几千军队，每战都重创敌军，同时又尽量实现有利于自己的伤亡比。这样，兵源不足的倭寇就会逐渐衰竭。不断的胜利足以恐吓不满分子，使他们不敢再造反。因为军队规模小，伤亡少，战争开销不大，即使显著提高士兵待遇，也不会形成沉重财政负担。　　就这样，戚继光指出了一条赢得战争的光明大道。在他之前，官军的陆战已经被认为是绝望了，只能通过水战和阴谋来打败倭寇；在他出现之后，官军将重拾自信，斗志昂扬的向最后的胜利进发。　　于戚继光一心一意的训练他的新军的同时，战争在继续着。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三月，倭寇在崇明岛三沙登陆。四月初，一路进扰通州、一路进扰海门。凤阳巡抚李遂估计他们可能在如皋会合，派遣刘景韶、邱升率兵前往阻截。`倭寇随即改变路线，进攻泰州。官军衔尾穷追，在丁堰、海安、通州连续交战，倭寇不能取胜，向东转进。在庙湾的姚家荡与李遂和参将曹克新所部交战，因为长久没有决胜，被通政唐顺之、副将刘显等率部围攻战败，死亡700多人，残部向两个方向溃逃。一部逃往印庄，在民居中抵抗，遭到火攻，死亡三百余人，全军覆灭；逃往庙湾的一部凭借工事抵抗，李遂率大军猛攻，无法取胜，但填平了壕沟，并焚烧了他们的船。直到五月二十四日，倭寇伤亡惨重，再无法支持，只能趁雨夜乘船逃走，在虾子港被追上，损失了一些人。这次战斗就此结束。因为遭到惨重损失，倭寇从此难以在江北活动了。　　但在江北失败的同时，倭寇却在福建取得大成功。三月，在柯梅基地出海的王直余部浮海南下，停船于浯屿进行武装侦察。其时，福建沿海人民受困于明朝的海禁政策已经很久。这里与田地肥沃的浙江、直隶不同，沿海田地多受盐碱影响，“海滨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捆载而归。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搏手困穷，于是所在连结为乱，溃裂以出。”[93]“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聚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海滨男妇,束手受刃,子女银物,尽为所有,为害尤酷。”[94]福建人民遇到倭寇，就跟从着向明朝官吏和地主发泄他们久积的愤怒。因此战争在浙江渐渐平息之后，在福建却扩大了。四月，倭寇正式发动进攻，最初进攻福宁州城，没有攻克，转攻福安县，轻易的攻下了。同时分兵骚扰福州、漳州、泉州。其中对福州的围攻持续了一个月。五月，攻占了永福县、七月，从福建流入附近的温州，劫掠了平阳、泰顺等地，就这样顺利的结束了本年在福建的作战。七月，不甘心江北失败的倭寇从崇明三沙基地出发，在海门县七星港登陆，劫掠了金沙、西亭，向扬州进发。海道副使刘景韶、参将邱升率兵截击，在邓家庄交战，杀死了６９个人。倭寇后退到仲家园，被官军火攻，死亡２８０余人，但他们奋力战斗，也重创官军，杀死了邱升。之后被迫撤退，到海边因为找不到船，无法出海，只能到刘家庄驻守。八月，胡宗宪派遣的江南副将刘显率数千精兵来到。以绝对优势攻破了工事，残余的倭寇逃往白驹场，被追击全歼。他们一共六百余人，没有被数量远远超过自己的敌人吓倒，英勇战斗到最后一刻。1559年的战斗也就到此结束了。　　1560年，福建和广东的战事进一步扩大，人民起义蜂起。大埔的窑民（矿工、制砖、陶瓷等工人的统称）、南湾的水上居民、龙溪的山民、龙岩的矿工、南靖、永定等处流民，都造反了。尤其张琏统率的广东起义军最为强悍，多次击败官军。福建巡抚刘焘只能自保，不能出击。十二月，把总沈讲在马溪与起义军战斗，兵败被杀。就这样结束了本年的战争。　　福建和广东的战事已经蔓延到江西，张琏的军队号称十万，改年号为“造历”，自称“飞龙人主”，做起皇帝来了。他是饶平乌石村人，头脑灵活聪明。做过库吏，因此见识比一般农民广博。在任期间曾偷窃库银，这显示他胆子很大，并不遵守道德和法律。1558年，倭寇南下饶平，明官吏为防备，征用民力甚多，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又趁机压榨人民。对不服从者以严刑恐吓。贫民不堪忍受，或逃或反。张琏打死了族长，登高一呼，把造反者集合起来，投奔郑八、萧晚（萧雪峰）去了[95]。在之后的战斗中他充分表现出了自己的军事才华。但从匆忙称帝看，他的政治水平有限。而镇压的人，将针对这个弱点下刀。　　1561年，戚继光的精兵练成。这支军队虽然开始的时候只有四千人，但即将改变整个战争。这年春天，倭寇劫掠了桃渚、圻头。戚继光受命急行军赶到宁海，保卫桃渚，在龙山，这支崭新的武装第一次与倭寇交战。倭寇们震惊的发现：继光的军队和任何官军都不一样。他们能够熟练的根据军旗和军乐排列和变换阵型，身体健壮，武艺高强，武器也都是大大强化了的。从前被倭寇们耻笑的狼筅，现在俨然变成一种神秘的利器了。而手持末端的长矛握法，更令倭寇大吃苦头。官军第一次敢于在能看清倭寇脸上的痣的距离上开火，第一次采用了进攻的纵队阵型。各种武器熟练配合的鸳鸯阵，令倭寇无法对抗。经过一番混战，他们狼狈不堪的撤去。戚继光乘胜追击，追至雁门岭。撤退的倭寇并不甘心，他们乘虚袭击台州。戚军追上，继光本人亲手击杀了一名倭寇头目，其余的人被他的勇武吓倒，在逃跑途中过瓜陵江，溺死了不少人。圻头倭寇听说伙伴的败绩，不敢相信，前来台州挑战，戚军在仙居迎击他们，经过长时间的交战，倭寇无法突破官军的阵型。开始，他们还进行了有计划的撤退，试图用多次奏效的埋伏战术击溃继光。但没有想到的是：戚军经受过严格训练，能够熟练的分开和聚拢，并始终保持行军纪律。戚继光并采用简单办法来避免中伏：凡遇到山地、村落、丛林，估算其大小，派一队或一哨守住其出入必经的路口，而主力继续向前追击。每遇一处可疑地点都留下守兵。如果遇到很大的村落，出口很多，便以众多兵员包围，派遣分队进入其中逐一搜索。直到确认没有埋伏，才以高呼为号，继续追击。凡庄稼或荒草高到足以藏人的地方，每一哨内留一队，分散进入其中搜索，同时高声喊叫，逼出埋伏者。这种战术看似犯了梯次分兵的兵家大忌，而且容易被倭寇选择其中之一歼灭，或从容逃脱。但戚继光的军队决不是那些萎靡不振的官军！他们是不容易被消灭的。况且继光也不指望迅速的全歼敌人，他只需要击垮倭寇的自信心，使他们付出无谓的人员伤亡，从此不敢再埋伏，这就够了。于是杀死不少埋伏者，在接下来一个月之内，戚军经历九次战斗都取胜，杀俘一千多人，而自己只死了7个人！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从前，官军必须耗费大量钱粮，集中大量军队，形成绝对的数量优势，才能战胜很少的一点倭寇。甚至在这种情况下还被击溃。而现在，仅凭四千人就杀俘一千，自己伤亡还如此之少，这意味着什么？对当时的人，无论明朝还是倭寇方面来说，都是天翻地覆式的巨变。只不过对明朝来说，这犹如即将破产的人突然发现自己床底下藏着巨量黄金；对于倭寇来说，犹如一直能够暴打的小猫，突然变成了猛虎。戚继光以出色的开场白，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因为胜利，他获得进秩三等的嘉奖。　　这年夏天，总兵卢镗、参将牛天锡在宁波、温州击败了倭寇。浙东的战事平息，这是倭寇战争陆战的转折点。闰五月，流民武装攻击江西泰和县，迎击的官军还没有列好阵势就被快速冲锋的大股流民冲垮，按察副使汪一中、指挥王应鹏、千户陈策等被杀，分巡佥事王应时被俘。七月，流民武装攻破了玉山和永丰两座县城。十月，闽广流民从邵武进入江西铅山、贵溪。胡宗宪此时监督江西军务，他派出参将戚继光前往镇压。戚军在上坊与流民交战，杀死和俘虏了六百多人。其余的人四散逃走。各股流民听到戚继光军队的可怕名声，不敢交战，纷纷退回福建，冬天曾尝试再攻江西，攻克了宜黄，之后被击败，退回出发阵地。　　这年三月，广东惠州、潮州山民起义，有数千人参加，首领黄起荐。他们进攻海丰、碣石、归善等县。攻破了甲子门巡检司，杀死百户魏祚。九月，分兵自江西流入福建，攻克崇安县城，一直冲到浙江，攻击了龙泉县。　　在各股义军中最强的还是张琏的部队。他与萧雪峰分兵攻打汀州、漳州、延平、建宁四府及江西宁都、瑞金等地。九月，攻克南靖县城。这样张萧起义军就达到了极盛。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明廷震惊于张萧义军的强盛和江南的乱局，如果任其蔓延，那么整个南方都将大乱。于是朝廷以空前的决心和毅力调集军队，一共筹集了汉壮族士兵共计二十余万，其中壮兵十万；汉族兵从江西、福建、广东三司充分动员；军容之盛，为战争爆发以来所仅有。胡宗宪急于歼灭张琏，命令已经调回南方的镇篁参将俞大猷尾随张萧义军追击。俞大猷不以为然地说：“宜以潜师捣其巢，攻其必救，奈何以数万众从一夫浪走哉？”五月，大军集结完毕。驻在赣南的俞大猷趁张琏主力集中在福建的机会，率1.5万精兵迅速南下广东，直扑义军根据地中心的柏嵩岭。张琏大惊回救，久行疲倦的义军被以逸待劳的官军击败，一千二百多人被杀。退回营垒中不敢出战。俞大猷观察到了义军战士的恐惧，就加大了攻心的力度，通过喊话、发射传单、写恳恻票（一种投降凭证）、发承诺等方式，使义军军心更加动摇，有两个人来告密，俞大猷奖赏了他们每人一两银子，根据所得情报作了安排，引诱义军出战。叛徒江满清趁乱擒住张琏，这个出色的将领没有死于战斗，却被小人所坑害了。俞大猷遂轻易的歼灭了失去领袖的义军，并擒获萧雪峰，张萧起义至此失败。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广东军队也参加了攻心和用间。他们很不满意俞大猷独享战果，恰好义军中的另一个叛徒李逢时把张琏被擒的情况通告了广东领兵参将，他们立即发兵数万前往江满清山寨，将张琏夺走。其间几乎和俞大猷率领的江西兵发生械斗[96]。大猷制止了械斗，并表现了高贵的品格：他放弃争功，并把二万多俘虏全都释放，不杀一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倭寇战争中明朝对敌军人数往往夸大。张琏全胜时被称为拥有十万大军，但最后决战中死亡1200多人，就不敢再出战，随后二万多人被俘。估计所谓十万，不过是部下所有男女老幼的数字，真正的战兵不超过万人。　　萧雪峰在张链被擒获前已经投降。但并没有获得宽恕，他与张琏一起都在饶平被就地处决。朱厚形烁婕捞怼⑸琊话俟俪亍Ｕ馐钦秸忻鞒诙吻熳Ｊだ５嗣窕衬钏堑牧煨洌虼四笤斐鏊敲挥兴赖拇怠Ｕ庵炙捣鞔豕悖踔帘患侨肓苏贰！睹魇贰肪砣摹度鹌氪分行吹溃骸凹尉改愣蟮琳喷鲎髀遥倬驯嘶瘛Ｍ蚶迥晟倘艘杈筛壅撸隽兴廖俺ぃ摹⑷硕喔街讨泄胁肮僭啤！[97]然而随着张萧起义军的失败，通过深入内地发动贫民，把明朝搞垮的希望已经不复存在。尽管福建，尤其是广东义军仍不断的发动进攻，但已经没有扩大的可能了。明朝能够把这些素质低下的乱民，一一征服。就如同战争前期徐陈叶集团的崩溃造成了倭寇大好形势的逆转一样，张萧的败亡使人民起义陷入绝望。 　　广东程乡的梁宁、林朝曦（一作义）、徐东州等率贫民起义，他们活动于江西赣州、吉安一带。这年十月，结束了三饶战斗，已升为副将的俞大猷率重兵夜袭梁宁军营，宁兵败逃走；接着大猷击败徐东州于福建武平，并俘获了他；只剩林朝曦前往河源打算与那里的农民起义军首领黄积山会合。但官军已经将积山杀死。他只能回头从小路袭击程乡县城，以图一逞。知县徐甫宰派遣主簿梁维栋前往瓦解了其部属，朝曦率残部逃走，在阴那山被追上，与弟弟林朝敬一起被俘。这股起义军只剩下梁宁的儿子梁相国，他看到大势已去，率部投降。后来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复起，与葛鼎荣分兵进攻赣闽，被江西永远知县王化击败，被俘于石子岭。　　贫民的起义军素质低下，难以打败官军。但倭寇也很快遭到最惨痛的失败。他们在福建横屿建立了根据地，这个地方三面环水，只有西面接通陆地，且十余里都是海滨滩涂，容易防守。据此与牛田、兴化的倭寇形成犄角之势。戚继光带精兵南下福建之后，一直窥探战机。本年八月，他首先进攻横屿。八日，趁着低潮开始攻击。他命令每个士兵背负一捆野草，铺在泥上，就这样度过了滩涂区。此时倭寇已经列阵等待，按照惯例，尚未完成布阵的官军，将会被一击而溃。但鸳鸯阵的布列速度和戚军的高素质都出乎倭寇意料之外，在硬碰硬的交战中，倭寇败北，死亡340余人。戚军进占横屿，就在这里屠杀了2600多人。缴获大量物资，并解放了被掳的800余百姓。接着急行军到牛田，攻占了那里的营地，倭寇逃往兴化，戚军急追，在半夜里发动攻势，这种连续战斗的耐力和夜战的指挥能力，是从前的官军所无法想象的，倭寇也从没有遇到过。工事被一举攻破，一千数百人被杀。直到天亮，戚继光军进入兴化府城报捷，城中民才知道敌军已被征服。从前，官军都是杀良冒功，至少习惯于劫掠人民的。而戚军却纪律严明。因此城中无论贫富，都很高兴。富人解除了被杀和被劫掠的危险，更是用牛肉和酒来招待他们。戚继光在这里休息之后，就率军队返回浙江去了，途中遇到在东营澳登陆的倭寇，杀死两百人。于是在福州进行了凯旋式，勒石平远台。　　戚继光接连取得胜利，固然是因为他的军事才华出众，但也是因为倭寇已经陷入分裂，并且熟练的战士和优秀的将领，已经被胡宗宪的阴谋屠杀了很多。如果徐海、王直等人还在，那么戚继光必将付出更大代价，尽管倭寇要战胜他几乎是不可能的。　　同时，刘显也多次打败倭寇。就这样，到夏半年结束的时候，本来众多的福建倭寇，几乎都被消灭了。加上张萧在广东的失败，倭寇短暂的黄金时期宣告结束。浙江和福建已经不可能取得优势了，接下来只能寄希望于广东的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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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以后　　历时14年（如果算上尾声，尚且不止），给东南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倭寇战争结束了。该如何评论它呢？　　战争的诱因已如前述。毫无疑问，无论有多少偶然因素，倭寇战争唯一的根本原因，就是明朝的海禁政策。这点可以很容易的从明前后的史实得到证明：元朝尽管与日本始终不合，但从未限制过与日本的贸易。尽管镰仓幕府积极策划对中国的反攻，后来的南朝也与中国不合，终元一世，始终不存在日本海盗的问题；明亡以后，清朝于郑氏覆灭的次年就解除了海禁，终清一世，也始终不存在大规模海盗的问题。就拿明朝自己来说，证据也是明显的。隆庆元年以后尽管仍有海盗，后来的郑氏集团的势力和与日本的关系，比王直等人有所过而无不及，但70年间，也不存在海盗的大规模入侵。　　倭寇战争中，尽管倭寇的声势一时很盛，而且也有沿海人民的广泛支持，但实际上从一开始，他们胜利的希望就是渺茫的。原因已经在前面讲述过了。没有共同战略、没有统一指挥、彼此配合不良、缺乏内地人民的支持，这些构成了倭寇的死穴。尽管盗商武装在长期海上生活中培养了出色的战斗素质，但他们人数有限，补充又很困难，在战争中消耗殆尽以后，战术优势就不复存在了。而戚继光的出现，更是给了他们致命一击――戚继光之于倭寇，比较类似于曾国藩之于太平天国。到了战争焦点转向广东以后，可以说胜负已无悬念。广东倭寇要么素质低下，被官军轻易征服；要么争先恐后投降，把祸水引向他人。殊不知当各路义军先后消灭之后，那些假投降自以为得计的人，就成了孤立而显眼的大树，岂有不在狂风中折断之理！　　在战争中，双方都充满了暴行。无论站在什么立场上，都无须讳言。明朝的官军，无论卫所兵，还是客兵，都是烧杀抢掠的能手。只有俞大猷的美德和戚继光的纪律，可以保证人民的安宁，但他们在官军中只是少数。另一方面，倭寇的素质参差不齐，尽管他们中的贫民出于同情心，不会苛待穷人，但那些罪犯和海盗，是没有什么道德可言的。而在抢劫中也不可避免的扩大打击面，从而使无辜的富人和穷人一同受害。倭寇战争使东南沿海的反抗力量基本被消灭，而且对潜在的造反者形成了很大的威慑。无论是走私商、海盗还是贫民，在很长时间内都不敢再反抗明朝，这样就迎来了明代第二次的海上稳定时期。　　倭寇战争结束了，历史依旧继续。　　扭转战局的胡宗宪，在严嵩垮台后被撤职，后来因为被揭发私拟圣旨下狱。终于惨死于狱中（一说自杀）。时为1565年，享年54岁。倭寇的征服者俞大猷，后来征服了古田的壮族起义，从而结束了持续上百年的壮族战争。他也是明朝车营的开创者，但直到临死，一直不停的在官场上沉浮。万历八年（1580年）以78岁高龄结束了无愧的一生。　　战争初期的名将卢镗，因为依附胡宗宪，在宗宪被撤职后遭到给事中丘溃淮叮蟊幻馕矫瘛　　另一个名将汤克宽，因为曾一本的再反，被究责逮捕，不久赦免，后来调到北方，万历四年（1576年）在古北口塞外追击蒙古人时遇伏阵亡。他到死也没有掌握避免中伏的方法。　　伟大的人戚继光，他的生命并没有因战争结束而黯淡下去，而是在北方达到了新的高峰。隆庆二年（1568），获得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的要职，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因为依附张居正，他获得了很大权力，并把这种权力维持了十五年之久。于是利用权力大力改进了北方边防。加固和改进长城，并使大量装备火器的车营成为北方边防军的基本架构。但在张居正逝世以后，他失去了靠山，被改调到广东。在这里他惊讶的发现军队又堕落回倭寇战争爆发前那种惨不忍言的状态了。于是修订《纪效新书》，希望能重振南方军队。万历十三年（1585年），他告老返回故里。十五年（1587），御史傅光宅请求皇帝朱翊钧重新起用戚继光，反而被夺俸，这表示朱翊钧很讨厌继光。继光听到这个消息，既绝望又悲伤恐惧。很快就去世了。享年59岁。戚继光在道德方面不能和俞大猷相比，《明史》把他与俞大猷对比，说“操守不如而果毅过之”。[114]而且他很奇怪的害怕妻子王氏，以至于和妾室们生了五个孩子，养育成年，都还不敢让正妻知道。尽管如此在他晚年的时候，王氏仍携走他大部分的财产回娘家去了。关于戚继光怕妻子的原因，我怀疑是他的一些阴私被王氏掌握，所以不敢有意见。　　另一方面，倭寇的首领除了战死、被杀的以外，剩下的少数人逃到东南亚。群众除了潜回国内老实为民或继续犯罪的以外，也多到东南亚定居。如马来半岛的北大年，聚集了林道乾及其不少部下，到万历初年已经增殖到二千余人[115]。另一些人逃往日本，至今九州仍保留着他们的故居和遗物。　　倭寇战争给明朝军事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东南改变了原来防御松懈的状况。从隆庆年开始，海盗入侵多遭失利。因为外贸的开展，人民和官府的进取精神都增加了。荷兰进入远东的时候，面对的就不再是连近海岛屿都不敢出去的可笑水师。17世纪初，荷兰殖民先驱与明军几次交战，丧失了澎湖，这就为后来郑成功征服福摩萨创造了条件。同时，葡萄牙海盗也不敢侵扰中国沿海了。在很长时间内，西方殖民者不敢侵扰中国。　　其次，因为俞大猷和戚继光在战争中积累了威望，他们的车营也就成为北方边防军的基本架构。与在南方时相比，戚继光在北方建立的车营显然是要豪华多了。一个车营共拥有佛朗机256门，鸟铳也增加到512支，而这个车营的满员编制不过3109人。[116]从战略思想上说，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也延续了在南方作战的一贯风格：先把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从容杀伤敌军。创造低伤亡和高的伤亡比，不需要全歼敌人，只要让他们每战都付出一定的代价，而我方损失轻微，就可以让敌国知难而退。边境自然就安宁了。所不同之处，为了对抗蒙古的骑射，射击兵器被大大加强。　　表面上看这个想法是无懈可击的，车阵连接起来以后，敌军的骑兵当然不能再冲击。只能依靠弓箭。而明军受车厢的保护，火器又比弓矢强大很多，通过对射，自然可以以微不足道的伤亡重创敌军。[117]然而，这个构想却有三个很大的毛病：一、与胡斯战争中的捷克车阵不同，明军的车营依靠人力托拽，每4名士兵托拽一辆车。这就使本来机动性就差的炮车速度更慢，以至于难以应付骑兵――尽管车营的设计目的本来就不在于歼灭敌军；二、这种配备显然是太豪华了。3000多人的车营配备256门炮，即使加上骑兵和步兵，显然也很可观。尽管佛朗机的价格可能会比前膛大炮便宜些，但不会是一种真正廉价的武器。如此多的编制意味着要么只能装备少量的模范部队，要么降低火器的质量去凑数（明末车营大量采用三眼铳是否与此有关？）；三、尽管有这两种不足，但如果有戚继光这样出色的将领节制，以车营为中心的新式北方军仍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至少它自保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也就出在这个“如果”上，复杂的车阵需要大量时间训练才能运用，明后期的政治持续腐败、军队持续堕落。对于庸将指挥的懦兵，车阵不仅发挥不了作用，反而成了逃命的最大障碍和白白糟蹋国家金钱的最“佳”方式。明清战争中明军一再的使用车阵，依赖火器进行战争，结果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大败特败。这固然不能怪罪俞大猷和戚继光，但他们开创的车营，确实在战争实践中表现为不合时宜。　　在水战方面，从倭寇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水师一直保留到明末。在这其中贡献最大的是俞大猷。他的大水师思想在嘉靖年间没有实现，但在30年后，因为一场偶然的国际战争，竟然成了现实。壬辰战争中，明朝用几年时间培养了一支有数百艘战船组成的庞大水师，在露梁海战中派上用场，尽管自己的损失很大，但终于最终击溃了日本水师，从而锁定胜局。如果没有倭寇战争的刺激，明朝还是用渔船守卫海疆，壬辰战争中这最后的大胜利，恐怕不会取得了。　　倭寇战争对国家经济破坏很大，但它带来的后果却意外的给了明朝很大好处。海禁解除以后，南下菲律宾的交易畅通，美洲白银也就大量涌入中国――西班牙在经济方面的愚蠢与中国不相上下，因为对本国手工业和殖民地手工业发展的限制，美洲和菲律宾连基本生活用品都奇缺，只能从中国万里运至。而与之交换的除了肉桂，基本只有白银[118]。有一种统计，从年，从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白银有5300万比索[119]。另外，虽然对日贸易仍是法定禁止的，但在海禁解除的大环境下，走私贸易基本无人限制了。盛产金银的日本也就成为中国白银收入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每年经过澳门流入中国的日本白银约在五六十万到百万两之间。另一种说法是从年间，东亚获得的约6000吨白银中，日本提供了4500吨。[120]加上东南、西南、蒙古战争的停止，虽然加派没有取消，但经济危机已逐渐缓解。因为外来白银稳定大量的涌入，一条编法的贯彻执行有了保障，于万历九年在全国推广实行。之后直到18世纪末鸦片大量涌入，中国一直是白银的输入国，这个银矿贫瘠的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可以以白银为主要货币了。[121]　　1566年，59岁的朱厚薪崾怂锒竦囊簧Ｔ谒45年的皇帝生涯中，除了愚蠢、浪费、淫乱、残忍，并不是没有其他的内容。主持倭寇事务，罪不至死而被害死的督抚级高官就有朱纨、张经、李天宠、胡宗宪四人。作为一个皇帝，他没有治国的办法，却有得是杀大臣，耍权术的精力。朱厚兴篮螅煸的短暂统治，怠政的昏君朱翊钧坐上帝位。此人和朱厚幸谎行〈厦魅疵挥兄腔塾肭诜堋Ｔ谒持蜗拢鞒男问圃嚼丛交怠Ｔ谕蚶┠瓯⒌拿鹘穑ㄇ澹┱秸校中槁涞拿骶空奖乇保菁坦獾囊磺蝗妊汲闪艘徽砘屏弧Ｖ螅璧〉闹煊尚：椭敬蟛攀璧闹煊杉煜嗉痰被实郏鞒驮谝桓鼋右桓龅男崭逼涫档闹砘实弁持蜗拢て鹑狈饺嗣竦姆吲兄铝饲宄娜肭郑钪彰鹜觥　　而海外贸易还在继续着，经过长时间的休养生息，走私商渐渐恢复元气。17世纪初，崛起了一个新的巨商：郑芝龙。明朝对也是很警惕的，但幸运的是，这时明廷防范后金、镇压北方起义自顾不暇，再不能像80年前那样集中半个中国的兵力去进攻他了。他也就可以安稳的获得自己的走私暴利。以此为基础，他的儿子郑成功在1661年征服了福摩萨，这就是今天的中国领土台湾。也许，正是吸取了林凤进攻马尼拉失败的教训，郑成功谨慎的进行了他的战争，以十倍以上的数量优势去进行长期围困而不是贸然猛攻。这次胜利鼓舞了他，作为盗商的儿子，他对外国情势的了解比明朝的那些儒生官僚多得多。既然整个菲律宾的西班牙军人还不满三千人，为什么不去尝试呢？但攻福摩萨的惨重伤亡大大震惊了他的部下，他们是有经验的海盗和商人，不想跟着郑成功无谓的冒险。不久，成功英年早逝，郑经年少国疑，治国以保守为上，专心经营台湾，不再考虑入侵菲律宾。中国少了获得一块“不可分割的固有领土”的机会。盗商的创业史，至此也划上句号。　　中国人的运气在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好得异乎寻常。取代明朝的清朝是一个伟大光辉的朝代。160年的时间里，从努尔哈赤到弘历的六代皇帝，全都英明。于是一扫明朝的颓势，积极开疆扩土。整个征服了中国的顽敌蒙古；在安史之乱一千年后再一次控制了，并且是切实的统治了新疆；又夺取了青海、西藏作为国土；在北方的黑龙江（阿穆尔河）上击败了东进的俄罗斯，就这样拥有了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巨大国土。这个面积甚至超过了古代国家历来的极限。人民不再受外敌入侵的骚扰，也不再受昏君的虐待。　　然而，这不过是中国的落日余晖。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清朝的统治民族满族，本身文化落后，除了完全吸收汉文化，别无他法。介于元朝的教训，满族也不敢与汉族的儒家文化发生冲突。因此在武力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文化方面，清朝却完全跟着明朝亦步亦趋，不敢有任何超脱和创新。而随着人口的增加逐渐达到土地供养能力的极限，中国的经济活力越来越低，封建社会后期固步自封、死气沉沉的文化，也不可能再提供任何创新的活力。　　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当清朝征服台湾以后，虽然立即解除海禁，但却没有进行任何海外探索活动了。封建社会已经虚弱到不能接触一点新气象的地步。面对南洋频繁出现的欧洲商船，清朝统治者本能的感到害怕，他们除了下令南洋汉人限期回国，拿不出任何积极的应对办法。稳定，在这个黄昏时代确实是压倒了一切。　　可悲的是，正因为清朝的伟大，形成了对臣民的严密控制，直到乾隆中期，清朝的吏治一直都是比较清明的，这就使走私潜规则无用武之地。清军的强大也使盗商不敢轻举妄动。再者，清朝积极推进田地的开垦，加上大量获得了新领土，无地人民可以到内地去开垦土地，而不再是只能下海。于是100多年的励精图治，却使中国的海洋越来越死气沉沉。再没有倭寇了，当然，也再没有海外扩展的希望了。　　中国在它最后一个盛世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在海的另一边，日本即将崛起，但它走了很大的一段弯路。16世纪初，在战国乱世中，银矿开始被开采。这是日本起飞的决定性动力之一，在短短数十年内，全日本的金银产量急剧飙升。石见的白银、黑川的黄金，享有很高声誉。极其丰富的产出，使日本在很短时间内从连铜币都不能充分铸造的可怜国家，变成了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富饶之国。这时候，日本终于不再需要中国的铜钱了，铜钱算得了什么！现在中国反而要仰仗日本的白银生存。因此，从前可耻的朝贡贸易，现在不必再进行了。中国人想来做生意，听之，不想做，也随便。从前为了钱财，向外国屈膝称臣，乃至各大名之间为了争贡撕破脸皮的事情，永远成了历史。　　另一方面，1568年，织田信长入京，战国乱世接近尾声。虽然信长于1582年被害，但他的部下羽柴秀吉继续进行统一战争，于1590年消灭了北条氏，统一日本。123年的乱世宣告结束。此前，秀吉已被天皇赐姓丰臣，但他的志向决不仅是一个日本的主政大臣而已。因为战国期间日本船只的四出探险，日本人对海外知识的了解有了很大提高。丰臣秀吉进一步派出朱印船到东南亚进行外交联系，就像明初有短暂的郑和下西洋一样，安土桃山时代也有短暂的积极航海。　　然而，成功冲昏人的头脑，巨大的成功加上年老带来的顽固，更会令人丧失理智。秀吉的雄心渐渐成为妄想。他让儿子秀次做关白，自封太阁，一心想着如何扩张，建立秦皇汉武那样的伟业。他发信恐吓吕宋的西班牙人，要求他们纳贡。但主要的精力，却放在征服中国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移民起了很坏的影响。到1592年，日本已经有45年不派遣明使了。加上明朝水师的巡逻，中国的情形很难知道，只能向迁居日本的倭寇余党打听，这些人满怀对明朝的仇恨，希望回到家乡，便在他了解中国情形的时候，极力夸张官军的无能，夸大倭寇的成功。同时，一个隐约的希望出现在秀吉面前。在日本无论多么大的官，最后还是不能取代天皇。而如果能入侵中国，灭掉明朝，就可以按照中国的惯例改朝换代，自己成为皇帝。他迫不及待的要实现梦日入怀的幻想了。　　1592年，壬辰战争（文禄之役）终于爆发。按照丰臣秀吉的想法，既然从前倭寇可以数十人杀伤数千明军，那么拥有良好武器和严格组织，经验丰富的14万日本军，花一两年时间总可以攻占北京了吧？况且战争初期，朝鲜军确实是一触即溃。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大出他意料之外了。入朝明军的战术素养确实不如日本军，但他们的火器很多，尤其大炮的数量大大超过日本。而且训练和勇气，也都不像倭寇余党所说的那么差。更可怕的是东方海军史上的一个怪物李舜臣出现在日本水师面前，龟船使缺乏大炮的日本军舰难以应付，日本在水战中几乎每战必北，加上朝鲜游击队的骚扰，只能退到朝鲜南部沿海一带驻守。　　丰臣秀吉的野望建立在轻易得胜的基础上，一旦战争持久，他的决心就像肥皂泡一般粉碎了，但又不甘心这样停战，于是停战谈判进行了4年，1597年-1598年，战端再开（庆长之役），结果又是老一套：明军从正面顶住日军、朝鲜游击队骚扰粮道、李舜臣切断海运。可以说到此时战争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秀吉就像溺水的人抓住稻草那样紧紧地抓住战争，决不允许自己的声望败坏在朝鲜。直到他死去，日本才得以从朝鲜撤军，此时中国的大水师已经训练好了，就在露梁发生大海战，日军大败。他们所能做到的是也重创中朝水师，使日本的陆军得以安全撤回国内。就这样，因为秀吉的虚荣心和听信了倭寇余党的教唆，日本遭到了很大的不幸。　　丰臣秀吉发动战争的目的之一是装移诸大名的注意力，好使他们并力向外。但战争的结果却是忠于他的人遭到了损失，深藏不露的德川家康的实力相对就提高了。他于1603年在江户开幕，又于1615年5月的大坂夏之阵中彻底消灭了丰臣家的势力，统一日本。既然他是以忍耐得国，自然把这种内敛的乌龟作风当成治国的不二法门传给子孙。面对传来的欧洲文化，正在积极建设统一和平国家的德川幕府不能容忍。于是他们想到了明朝的故事，从1630年到1641年，紧锣密鼓的连续颁布了一件比一件苛刻的锁国法令。最终完成了日本的锁国。从法令内容上看，禁止日本人驶往外国，严格限制外国人在日本的活动，是模仿了明朝的法律，而命令国外日侨限期回国，又开辟了清朝限制人民外流的先河。因此可以不无理由的猜测：中日的海禁和锁国，存在一定程度的彼此“借鉴”。　　总之，日本的锁国，比中国可以说是有所过而无不及。这也就雄辩地证明了限制和断绝人民与外国的交流，并不是某一朝或某一族愚蠢或邪恶用心的产物，而是封建社会后期维护专制统一所必需的手段。在欧洲，因为没有出现统一的帝国，而各国之间又彼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很幸运的没有出现这种寻求绝对安全的政策。也许中日的锁国和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农轻商的传统和儒家不思进取的道德取向有关。无论如何，日本锁国的结果跟明朝海禁是一样的，远洋航行的成果很快丧失殆尽，日本再也得不到外国情形的准确消息。外贸利益几乎全都落入到外国商人，尤其是走私商的手里。唯一走运的是：德川幕府初期，军事还没有堕落，而且日本国土小，各大名各守其地，不容易出现空隙。因此没有遭到海盗的肆意劫掠。　　就这样，中日两国都沉寂到各自的盛世中去了。清朝正在越来越艰难的维持着无数人口的生活，日本正在提高自己的人均寿命和教育水平。但它们都没有能够从内部打破自己的传统发展模式。也许倭寇战争的失败已经证明了：能够提出独立经济和政治要求，不满现状的商人，是无法与汪洋大海一样的地主/佃农封建农业相抗衡的。数量巨大的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的有效稳定器，他们只需要有限商业作为补充，商业的大发展必然干扰他们平稳的农业收入，使安宁的生活陷入动荡，这是地主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而在中国，城市是地主阶级的集中居住所和政权的中心，它无论多大，多繁荣，都不可能形成对抗封建经济的堡垒。甚至商人内部，大部分也要走“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老路，这种经济模式是不会进化出什么资本主义来的。最后，明清时期的人口压力及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也使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切技术改进成为没有必要和没有可能。因此，像走私海商这样积极进取的商人，注定只能成为另类，成为极少数，为大多数人所憎恶。只能和跟他们走的沿海贫民，乃至各种犯罪分子联合在一起，他们不可能取得胜利。　　一种结构如果不能从内部打破，就只能指望外部的力量。结果是我们都看到的了。从1840年开始，中国不断地被打败，不断的蒙受耻辱，一天天的削弱下去。然而，历史真的只能这样发展吗？　　倭寇战争的全过程中，一些人一直在静静地观察着。最后，他们得出结论：中国是容易征服的。这些人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航海勇士；是不畏艰险的探险家；是见利忘义的商人；是英勇强悍的战士；是老谋深算的阴谋家；也是为理想可以牺牲一切的宗教狂。他们在几乎行遍全地球的航海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当时的中国人想都想不到的，与大自然搏斗和与人类搏斗的丰富经验。这些人就是西班牙殖民者。早在日，马丁?德拉达写给法尔塞斯侯爵的信中就提出征服中国很容易。但策划具体方案，则是在1576年，菲律宾总督佛朗西斯科?桑德收集了中国的各种情报――当然也包括倭寇战争的战况――之后，把自己的构想以信件方式呈给了菲利浦二世。他指出：“中国人不好战，不善使武器。只要有200人一伙的海盗就能洗劫一座3万人的大城。”如果能集合军队，配备正规的武器，就可以战胜明军。他提出可以先派人占领一省，取得制海权，然后就可以深入内地。最后，桑德指出征服中国将获得巨大的收益。并愿意捐献自己的财产来资助战费。　　应该说，桑德的计划虽然建立在大量情报基础上，但仍有理想化的成分。比如他认为武器的补充，可以通过削竹子然后配备中国的钢铁矛头来解决。这就迹近笑料了。因此日，菲利浦二世回信说：征服中国应慢慢考虑。目前应保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尤其不要与海盗交往，以免给中国以口实。　　这之后，在菲律宾传教的耶稣会士桑切斯，进一步的收集情报，并作了更严格的论证之后，撰写了更详细的作战计划，经菲律宾地方政府审核同意，再次呈交国王。与桑德的方案相比，做了几个改进：一、军队规模更大，准备更充分。需征集1-1.2万欧洲士兵，配置西班牙正规军的各种武器，包括大型火绳枪和铠甲。还要在亚洲再募集5-6千日本人和同样数量的菲律宾维萨亚人；二、强调了突然袭击的重要性，要在中国还没有戒备的情况下取得胜利；三、充分利用当时已进入中国的利玛窦和罗明坚等传教士作为翻译和向导。[122]　　应该说，这个计划单就作战而论，可行性已相当高。它建立在传教士们亲身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在当时仍是一个巨大而收入可观的农业国家，经济上充满诱惑。但中国人非常怯懦，士兵既无训练也无勇气，武器简陋，以至于被称为“没有大炮”的国家；中国军官严重缺乏军事素质；官员只讲究繁文缛节，效率低下；司法极其黑暗，犯人既得不到公正审判，也不能得到人道的待遇，以至于自杀成了一种解脱；中国人并且极度无知。对科学和技术几乎毫无了解。[123]这些缺陷在正规战争中都是足以致命的。1万士兵搭乘的帆船，如果按战船配备，至少会有数百门大炮。这么多炮卸下以后可以作为野战炮使用，发挥巨大威力。16世纪末期的明军，既没有能穿透板甲的兵器，也没有能抵御火绳枪的盔甲；既没有能攻破坚城的大炮，也没有能够抵御炮火的防炮要塞。比武器的差距更可怕的是士气和训练的差距。笨重的西班牙方阵其实是不适用于南方的，而且也无法迅速追击和歼灭敌军。但明军的素质却能使他们的威力充分发挥。如果说戚继光在回到广东以后惊呼军队的情景惨不忍言的话，西班牙军队见到同样的场景，是会很高兴的。最后，西班牙的专业将领，指挥能力也远在明朝的督抚之上。　　然而，如果仔细研究这个方案，我们就会发现它仍是一个妄想的产物。1万余人穿越万里，途中如何得到给养？当时没有苏伊士运河，从伊比利亚半岛乘船沿西北风南下，到西南非只有津巴布韦算是大国，但它的农业也相当有限。绕过好望角以后，直到印度才是大农业区，但如何确保那里确实有粮？如果要武力劫夺，为什么不直接征服印度南部？从印度绕过马六甲，才能登陆中国。但船只的维修、疫病的防治，该如何做？战争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万一不利，以当时菲律宾连自给都做不到的可怜能力，如何补充军队？方案中说要招募5-6千日本人，这么多人如何招募？又如何训练，如何协同？即使顺利登上中国的土地，军队不可能只靠竹矛作战，当时中国的手工业能力比西班牙已有差距，弹药的补给，破损武器的维修，要到哪里去进行？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如果大军东征之后法国或英格兰有异动，怎么办？　　正因为稍有头脑的人都会知道这个方案的不可行，因此它最后也就确实没有实行。但从现代人的眼光看，仍希望这场远征能成为事实。因为受限于后勤，中国是注定不会亡于西班牙的，即使亡了，因为双方民族差异太大，而且中国人口极多，也可以容易的复国。无论如何，都可以从战斗中获得大量有关欧洲先进技术的知识。失败永远比胜利刻骨铭心，洋务运动早三百年发生，结果将完全不同。对技术的积极学习一旦开始，各方面的学习也会顺理成章的发生。19世纪中叶，随着殖民地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欧美列强能够对中国进行一连串的沉重打击，把中国越打越弱。但16-17世纪则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换句话说，西班牙人仅仅能惊醒麻木的巨龙，一旦惊醒，再要击倒它就难了。　　可惜，这种从外部击破封建社会的构想，只能存在于幻想之中。事实是一切都没有发生，西班牙一直都是中国忠实的朋友，尽管直到1797年，菲律宾总督阿吉拉尔仍提出征服中国的建议，但即使在19世纪后期，中国衰落到极点的时候，西班牙也没有趁机欺凌它。对这个嗜血的殖民国家来说，这种友谊算是十分难得。　　总之，一切都结束了，但结束也是开始。1637年，四艘武装商船进入珠江口，炮击毁坏了虎门炮台，劫掠24包丝绸扬帆而去。他们不是倭寇，他们是由威德尔率领的不列颠王国的商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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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与注释　[1] 《明书》卷八十三 傅维麟著；&&[2][4]《明史?佞幸传》；&&[3] 《李朝实录?中宗实录》，转引自:《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编；&&[5] 严嵩、严世蕃的事迹，见于《明史?奸臣传》；&&[6] 灰色，现代用语，常用于形容不甚合法，但又不是严重违法；或者不违法而不合一般道德；或者游离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行为；&&[7] 中国古制，一顷相当于一百亩，明代一亩相当于0.92市亩，约613.364平方米；　[8][13]《明史?食货二?赋役》，明代的一石，容积约为102250毫升；　[9] 弘治十三年例，见《续文献通考?征榷考》；　[10] 约相当于阳历10月初到3月中，本文以下如无特别说明，所说月份日期，都是中国传统历法；　[11] 从唐到清，度量衡一斤大致相当于1.2市斤，约600克；　[12] 中国传统历法，约每19年会有7个闰月；　[14] 《明史?食货志》　[15]《明世宗实录》卷123，转引自《明实录类纂?经济史料卷》；　[16] 《筹海图编》郑若曾、邵芳、胡宗宪著　[17]《纪效新书》中明确规定军中一步应为五尺，明之一尺约合32厘米；　[18] 以上关于明朝火器，多来自戚继光的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的第三、第十二卷有关部分。因为戚继光的生活年代正好处于倭寇战争期间，而且是一个很有战争经验的人，他的说法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另外还参考了《中国军事史》第一卷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卷》的有关部分。略去了很多类型的传统火器。比如大将军炮、各种火药罐之类。因为它们和上面所描述的传统火器之间大同小异，而且实战效果不佳。其实只要头脑不是昏得太厉害的人，都可以明白用纸扎的飞去来火药筒和用香火作时间引信的水雷之类世界第一，会有什么实战价值；[19] 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第三卷，火药解；[20] 关于明代火器容易炸膛，不仅《纪效新书》多有提及，几十年后的赵士祯《神器谱》中也提到了。并且他正确的指出：必须用木炭炼铁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林业萎缩的大环境下，这是很难做到的。而焦炭炼铁的普及，甚至要到共初；[21] 小镖的说明，在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第十二卷，根据其附图的说明，“重四两”应为铁尖的重量，全枪重仅四两，也不大可能。但前面的犁头镖附图却写着“重二斤”，1.2公斤的铁头，对于标枪来说似乎重了点。但对于这种用于战舰望斗或船尾的特殊标枪，也是可以理解的；[22] 刀的数据我曾查阅各个刀剑网站和论坛，但没有确切数字。因此采取了十四卷本《纪效新书》中第四卷的说法。戚继光关于刀的数据是确定的：长三尺二寸，重一斤十两。但考虑到古代手工锻刀很难有统一的技术规范，因此不能用这个规定来套所有的战刀；[23] 冷兵器、城防和战船，主要依据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的第四、十二、十三卷。并参考了《中国军事史》第一卷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卷》的有关部分，以及《大明会典?军器》。同时，也在网上浏览了轻兵器论坛和一些刀剑论坛。关于头盔和盔甲，我曾在北京军博观看过；[24] 明代军官的选拔、教育和武举制度，见《明史》选举志一、二，及职官志；《大明会典》卷一三五、卷一五六；[25] 嘉靖年间的明军军官状况，可见戚继光的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第一卷的“大将旗鼓解”和“练旗”；以及第十四卷，练将篇。《万历十五年》第六章，不过黄仁宇先生身在国外，对个别细节的描述，并不很准确；[26] 吴晗《明代的军兵》 第169页；[27] 明代的军和民兵不同。前者为世袭，后者为招募而来。因为自告奋勇而且自带武艺，所以工资也高。军俸一月一般是谷一石，还有几斗的。兵发货币工资，以日计算，一天至少有三分银。嘉靖年间的粮价一般为五钱银一石大米，而一石米约合两石谷。这样兵的收入就是军的三倍以上；[28] 唐顺之《条陈海防事略疏》；[29] 火绳枪手的种种表现，可见于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的第三卷神器解、第四卷短器长用解、第六卷校火器；[30] 见《平倭四疏》卷一及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尤其是夜营解。这段文字着实令我惊讶。明军宁可空着肚子疲劳不堪的跑到十几公里外的城市里宿营，也不肯自己修建有防护的营盘。其愚蠢颟顸至此；[31]&&蒙古与明的战争见《明史?鞑靼传》，终明一世，除了在朱棣之前的50多年里能对蒙古保持优势以外，从1449年开始，直到北方和平的基本实现，一百多年间都处于绝对劣势；[32] 主要依据《明史?日本传》和汪向荣、汪皓合著《中世纪的中日关系》，关于日本历史并参考了一些网站，比如新战国联盟论坛的资料。足利义满对中国相当痴迷，这似乎促使他采取与中国一样的改朝换代行动。如果大自然再多给他二十年寿命，是否日本就不会有万世一系的天皇了呢？也算一个有趣的问题；[33] 《中世纪的中日关系》第190页；[34] 转引自《中世纪的中日关系》第259页；永正和大永都是后柏原天皇年号，永正从1504年至1520年，大永从年；[35][37] 均见《明太祖实录》，转引自《明实录类纂?经济史料卷》；[36] 《大明律?兵律三》“关津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关于船的大小，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七五作“三桅”。从法律的本意和当时的造船技术看，显系笔误；[37] 《中世纪的中日关系》第204页；[38] 《明史?日本传》、《中世纪的中日关系》第118页、146页；另有正德四年冬（1510年初）的所谓入贡，不是幕府的本意，而是细川氏为修建孔庙而派往中国请求援助的。因此不算在内；[39] 《明史?日本传》中将临清事件放在给价交涉前，一般认为是进京途中发生。但钱未到手，因细故得罪中国官府，冒失去收入乃至生命的危险，不合情理。如果是归途，则可以用收入不合预期的郁闷心理来解释。后来弘治九年的杀人事件也是发生在归途中，可为佐证。古文中的逻辑和文法是不如现代那么清楚科学的；[40] 《宪宗实录》，转引自《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41] 日本历次入贡的情况主要依据《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的相关部分、《明史?日本传》和《中世纪的中日关系》第六、七、八、九、十章；[42] 《筹海图编》卷三《倭好》、谢杰《虔台倭纂》上卷《倭利》、徐光启《海防迂议》（引自《徐文定公集》）；[43][44] 以上两事及日本刀的价格数据，转引自《中世纪的中日关系》第200-201页；[45] 明实录内容转引自戴裔煊著《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正文第1页，朱纨事迹见《明史?朱纨传》（第215卷）；[46] 转引自北大图书馆所藏H.柯甘（H.Cogan）翻译的英文版《旅行记》：The Voyages and Adventures of Feonand Mendez Pinto 第307页；[47] 年之间的盗商内部的火拼可见万表《海寇议?前》及王直的《陈悃报国以靖边将以弭群凶疏》（采自采九德《倭变事略》卷四附录），《自明疏》中指出具体的人名，说擒获陈四是海道衙门通过宁波府唐通判、张把总委托他进行的，并许诺事成之后录功申奏；[48] 《海寇议》中说：“虽有一二新发番船，俱请五峰旗号，方敢海上行驶……五峰之势，于此益张，海上遂无二贼矣。”[49] 倭寇战争历次战斗的经过，如无特别说明，主要依据《明史?日本传》及镇压倭寇的诸将领传记，主要是第212卷的列传一百和第205卷的列传九十三。《明实录类纂》的涉外史料卷和军事史料卷。《倭变事略》和《筹海图编》；[50] 狼土兵，当时对壮族土兵的称谓。狼人是汉人对壮族人的蔑称，音译自壮人自称：Bouxraeuz。但实际上这个称呼泛指僚民族中的一切分支，并不只限于壮族；[51] 瓦氏夫人其实并不姓瓦，她的小名为meh va，是壮语中“阿花”的意思。成年后的尊称为Mehvaj，另有Yahdaiq的拚法，与壮族原始宗教中的yahva（花神）读音相近。无论哪个称呼都没有“瓦氏”的意思。而且她的丈夫也不姓瓦――虽然壮族没有妇女从夫姓的风俗；[52] 《壮族通史》中卷第710-711页中，关于几次败战的日期与王江泾之战的日期，均与其他书籍不同，但其资料来源又写着是《倭变事略》卷三，不知是怎么回事；[53] 明史中对张经和俞大猷在王江泾之战前的作战意图的表述自相矛盾。《俞大猷传》中说：“总督张经趣之战，大猷固不可。”而《张经传》中却说“会侍郎赵文华以祭海至，与浙江巡按胡宗宪比，屡趋经进兵。经曰：‘贼狡且众，待永、保兵至夹攻，庶万全。’文华再三言，经守便宜不听。”从当时的情况看，似乎俞大猷不会在自己管辖的壮族军队连遭失败的情况下主动进兵。那么难道是张经在史书中被美化了？但从后来赵文华的激烈反应看，似乎也并非如此。可能张俞二人只是在以公文往来敷衍赵文华；[54][55] 汪森《粤西丛载》卷24，《土兵》条，卷56《两广事宜疏》；[56] 明代一里合约476.7米；[57] 关于此战倭寇人数和行为的评论，见《筹海图编》作者之一郑若曾在《横泾之捷》下的按语。转引自《中世纪的中日关系》第277页。另该书作者认为这股倭寇进行自杀式攻击的原因可能是：他们是安徽徽州歙县出身的贫民，最后的目标是回到故乡报复和惩罚欺辱过他们的官吏地主。这个估计的猜测性太大，难以完全信用；[58] 《中国军事史》附卷《历代战争年表?下》第367页作“三千余人”，显系笔误；[59] 关于火绳枪传入日本的过程，主要的依据是文之玄昌的《铁炮记》。但除了“五峰”这个名字，此人其他情况都不详，有人提出此五峰并非王直。但具体的考证文章我没有看到，这件事与下文的故事都转引自《中世纪的中日关系》第268页。；[60]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三十四册《九边四夷》第五十一页；[61] 万表《海寇议?前》；[62] 徐海的出身，见于《倭变事略》卷四、茅坤《海寇后编?下》、《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浙江八》、谈迁《国榷》卷六十一嘉靖三十五年八月辛亥条；[63] 转引自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日本》；[64] 转引自《崇相集选录》附录，该文并指出倭寇中的日本人“绝与其国王不相闻”；[65] 宗臣的原文，很遗憾我无法找到。这段文字来自网上，未经核对；[66] 唐律，实施反逆者，除本犯及其父子处斩外无死刑，谋反不成者只处决本人，狂言造反而没有实际行动者流二千里。元朝法律“诸父谋反，子异籍不坐”。可见到了封建社会后期，随着社会的僵化和进步的停滞，政权的合理性越来越难以证明，统治者只能用最野蛮的恐怖手段来保护自己；[67] 《方山先生文录》卷十九《正名篇》；[68] 见《海寇议?前》；[69] 这里参考了维基百科《简述日本刀的基本常识》以及日本的日本美术刀剑保存协会网站：全日本刀匠会： 丛云会门户网站： 可惜我看不懂日文，所以除了少数英文外，只能根据其中的汉字猜测意思了。所幸图多，还不至于差太远；[70] 明末佚名所绘《倭寇图》中对倭寇外貌和武器的描画比较真实，可作为参考；[71] 这段话据说出自王，但现在没有找到王的文集，时间仓促，无法证实；[72] 见王世贞《m州史料》卷三《后集》；[73] 均见于《殊域周咨录》卷三《日本》；[74] 倭寇掳掠财富的情形主要依据《倭变事略》卷三和《殊域周咨录》卷三《日本》。掳掠人口的情况将在下面的一些战斗中提及。《倭变事略》中还提到了掳掠妇女，令其白昼缫茧，夜晚奸淫。这个大体可信。至于“束婴孩竿上，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剖孕妇之腹，卜视男女，所至积骸如陵”之类罪状，从《史记》的商纣王到历代外族军队、农民起义军，再到近代的葡萄牙、西班牙传教士、英法侵略军、日本军，都是如此。这恐怕只能算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文学化控诉了；[75] 见《倭变事略》卷二；[76] 王直的事迹和被骗降的过程，除《明史?胡宗宪传》、《筹海图编》、《海寇议》等书外，可见《明书?乱贼传》；[77] 叶麻，一作麻叶。辛五郎，明朝公私史书都称他为“大隅岛主之弟”，但辛五郎并非日本常见人名，似为新五郎之误，姓不详。岛津贵久并没有叫新五郎的弟弟，这个新五郎可能是大隅国人众中的一个武士；[78] 《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中称在桐乡胡宗宪已经给予徐海重贿，却不给陈东，以此挑拨二人关系；[79] 据《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从徐陈叶辛的地位来看，这个数字基本上是可靠的；[80] 《明史?胡宗宪传》作“山口、丰后二岛主源义长、源义镇”。说明直到最后，明廷对日本的政治仍是一无所知。如此自闭，怎么可能有外交成就；[81] 见《嘉靖东南平倭通录》嘉靖三十六年；[82] 《明史》的日本传和胡宗宪传、《嘉靖东南平倭通录》都持此说。《殊域周咨录》卷二别传却有另一种说法：在胡宗宪上书说明王直的要求以后，明廷令他”相机擒剿”，宗宪遂密令戚继光和张四维在宁波设下埋伏，擒拿王直；[83] 谈迁的话见《国榷》卷62。徐光启的话和朱克敬的话都来自网上，我没有原书，无法核实；[84] 俞大猷的经历主要依据《明史?俞大猷传》；[85] 戚继光的生平主要依据《明史?戚继光传》和《戚少保年谱耆编》中华书局2003版；[86] 戚继光的军事理论主要依据十四卷本《纪效新书》；&&[87] 明中后期的把总包括一般把总和钦依把总、名色把总等大把总。另《纪效新书》中多处提及营下为司，但第一卷“誓师旅”中营把总宣誓完毕以后直接轮到哨官宣誓。可能是失误；&&[88] 倭寇战争中的实践常是一支三千人的军队便由参将指挥。六千人以上几乎必然由总兵指挥；&&[89] 与明朝同时的西欧和日本刀剑，常采用长短配合，作战时根据需要选用，相得益彰。另关于迅速拔刀（剑）的方法，可以参阅并检索以下网站的论坛：&&古代兵器论坛：&&国际刀剑论坛：&&罗马军事论坛：[90] 古代兵书忽略细节和可行性的问题从《孙子兵法》开始就一直存在。其实孙武本人是有丰富军事经验的，并非空口说玄话。只是在当时用刀简写作不易，他将自己的主张高度浓缩理论化了而已。后世作家没有他那样的经验，却喜欢效法这种文风，当然不能达到同样的成就。战国后期的《六韬》脱离实际的问题已经比较明显，唐代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中更是给出了弓十分、枪也十分、弩二分、陌刀二分的荒诞武器配置；&&[91] 引自《嘉靖东南平倭通录》嘉靖三十四年；&&[92] 转引自《万历十五年》第184页；&&[93] 引自张燮《东西洋考》卷七《税饷考》；&&[94]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六《福建六》，郭造卿《防闽山寇议》。后来傅元初的《请开洋禁疏》也有同样语句。但所说的是禁福建人民与荷兰交往之事；&&[95] 张琏的事迹见《嘉靖实录》，另有黄佐《泰泉集》卷四七、林大春《井丹先生集》卷一一，以上两文均转引自《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96] 这件事可见俞大猷《正气堂集》卷一三的《请破张琏巢以致其归》、《计擒张链》、《广兵持链》。钟秉文《乌槎幕府记》代表了广东方面的说法：按察副使冯皋谟亲自主持了对义军的攻心工作，使叛徒郭玉镜等暗通曲款，擒获张链；&&[97] 所谓张琏没有死，而是逃到外国的说法流传甚广。可见陈吾德《谢山存稿》卷一、《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六《三佛齐》、《东西洋考》卷三《旧港》注等；&&[98] 此处据《明史?戚继光传》，《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作五卒；　[99] 倭寇围城的时间，《明史?戚继光传》作三日，《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作三月；　[100] 《霍勉斋集》卷一二《平广东倭寇议》转引自《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24页；　[101] 《嘉靖实录》卷四九二嘉靖四十年正月潘季驯疏；　[102] 广东倭寇的首领出身，许栋见邓钟《筹海重编》卷三《广东倭变记》、吴平见《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四《福建四》、曾一本见《井丹先生集》卷一五《上谷中丞书》、林道乾见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三。另广东潮州、饶平清时的地方志也有提及，可惜我无暇到广东察证；　[103] 此事见《正气堂集》卷一五的《集兵船以攻叛兵书》和 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o.1949.pp.115-117；　[104] 前一种说法见《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四《福建四》；后一种说法见顺治年间《潮州府志》卷七《吴平之变》和杜臻《粤闽巡视纪略》下卷，转引自《明代嘉隆间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105] 曾一本的经历见《隆庆实录》卷一四隆庆元年十一月丁已条，及《粤闽巡视纪略》下卷；　[106] 郭《粤大记》卷三《海岛澄波》条，《明史?张元勋传》；　[107] 这个姓名应该和日本的某姓氏对应，可惜我不懂日文，所以无法推出。希望有熟悉日文的网友提供帮助；　[108] 林凤的事迹主要参考《万历武功录》卷三《林凤传》；　[109] 见于他的著作《御倭杂著》；　[110] 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　[111][112] 《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　[113]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六《福建六》附郭造卿《防闽山寇议》；　[114] 关于戚继光的德行，可以参考《万历十五年》第193-194页，及其引用的资料；　[115] 《东西洋考》卷三《大泥?吉兰丹》、《明史》卷三二五《履啻酚型乃捣ǎ　[116] 关于戚继光对北方军队的改革，主要依据《练兵实纪》；　[117] 很有趣，一个半世纪以前，胡斯战争中也曾多次使用车阵，并取得成功。古老的战车在东西方先后复活，是否是火器运用史上的必然过程？另一方面，是否16世纪后期明军的火器运用只有欧洲15世纪上半叶的水平？――尽管从兵器方面说绝非如此；　[118] 见《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第85-86页；[119] 王士鹤《明代后期中国――马尼拉――墨西哥贸易的发展》，《地理集刊》第7号。当时的比索重约25克，含银96%；[120] 前一个数据见傅衣凌《明史新编》第320页，后一个数据见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第207页。但该作者的“几乎所有的白银最终流入中国”的说法，我没有找到可信的证据；[121] 现在中国银矿总储量居世界第五位，并不算少。但和大多数矿藏一样品位较低，开采成本高。而且分散难采，因此在古代技术条件下无法充分利用；[122] 以上两个方案，转引自《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第75-77页；[123] 16世纪后半叶到17世纪前半叶，西班牙传教士的中国纪行不少。现在已有中文版的就有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加列奥特的《中国见闻录》、克鲁兹的《中国情况记》、《利玛窦中国札记》等等。现在网上有一篇“节选”，似乎叫《古代外国人描述的明朝时期中国》。之所以打双引号是因为该引者很“明智”的略去了其中的一些内容而保留另一些，以此表示他对“大明”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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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35 &&
自己顶一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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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04 &&
朱明皇帝大都是王八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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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13 &&
七月，发生了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件罕见的奇事。一股53个人的倭寇从杭州登陆以后向西进军，掠过歙县、绩溪、进至旌德，发现典史蔡尧带着民兵一千多人抵御。于是绕过泾县，攻破南陵。芜湖、当涂等县派兵进剿，在南陵东门外交战，官军溃败。芜湖县丞陈一道父子战死。倭寇乘胜进入芜湖境，为民兵所阻止。遂转往江宁镇，指挥朱襄率兵迎击，兵败战死，士兵死亡三百多人。这股倭寇进而进攻明朝的南方都城南京，一直攻到外郭的大安德门，并攻击了夹岗。因为南京兵力很多，他们向秣陵关退去。八月，又游行到溧阳、宜兴，最后抵达浒墅关，被应天巡抚曹邦辅率兵击溃。残败兵逃到杨林桥，也全部被杀。这次战斗历经八十多天，流转数千里，官军死伤四千多人，与倭寇的人数相比，实在是个惊人的战斗。也成为了倭寇战争中最著名的战例之一。在八十多天里，这股倭寇不掠财、不奸淫、不杀平民，几乎只针对官军进行战斗，最后慷慨赴死[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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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24 &&
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还行，就是运气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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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1 &&
帮楼主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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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08 &&
好文，作者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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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32 &&
[转贴]斯多克芒&&&&&&&&&&等级：下士&&文章：26&&金钱：246&&注册：-----------------------------------------------前不久想去战争的艺术论坛注册，感觉没有帖子不大好意思。但军事非我所长。后来偶然从旧笔记中看到进大学不久的一篇有关明朝嘉靖年间倭寇的提纲。这才想起那时候曾想写这么一篇东西。后来断断续续的收集过资料，但一直没有写完。现在正好派上用场。只是平时有工作，也还要写论文，所以时间有限，写了三个月还遥遥无期。所以一部分只能请朋友代劳，以后能否写完全看运气。文中错误，全由我一人承担。[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 21:24:3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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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9:39 &&
受益匪浅,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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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5:50 &&
2004年成立于倭国、殖民倭国的螨洲国临时政府的几位殖民高官来了,欢迎欢迎ERIC, RENTER,心理医生3................殖民地高官“光荣榜”:renter Eric qw12 cnalvin
VOLTES2222 无主浪人 di1yu0huo3 张邦倡 爱我大清 长短句 二迷糊 赵牧 无名氏 辽东鹤 不知1有汉 上下开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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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热闹的人 桀染。零 我说不得 qtq60 人杰吕布 头发乱的很 少年中国2 何不语 李光明 专打恶儒 散兵游勇 1292177 乌哲4 鲁南dumont 定购总统 天下第一英俊 独眼石人 染香 嘻嘿哈 梅萨拉 张勋小帅1 目光如炬 蔚蓝色的天空 心理医生3 HTPP 天下无德 大岛千夫失敬失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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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8:23 &&
《逐满歌》 革命党人 章太炎&&&&莫打鼓，莫敲锣。&&&&&&听我唱这逐满歌。&&&&&&如今皇帝非汉人，&&&&&&满洲清妖老猢狲。&&&&&&辫子拖长尺八寸，&&&&&&猪尾摇来满地滚。&&&&&&头戴红樱真狗帽，&&&&&&顶挂朝珠如鼠套。&&&&&&他的老祖努而哈，&&&&&&带领兵丁到我家。&&&&&&龙虎将军曾归化，&&&&&&却被汉人骑胯下。&&&&&&后来叛逆作皇帝，&&&&&&天命天聪放狗屁。&&&&&&他的孙子叫福临，&&&&&&趁着狗运坐燕京。&&&&&&改元顺治号世祖，&&&&&&摄政亲王他叔父。&&&&&&叔嫂通奸娶太后,&&&&&&遍赐狗官尝喜酒。&&&&&&可怜我等汉家人，&&&&&&却同羊猪进屠门。&&&&&&扬州屠城有十日，&&&&&&嘉定广州都杀毕。&&&&&&福建又遇康亲王，&&&&&&淫掠良家象宿娼。&&&&&&驻防清妖更无赖，&&&&&&不用耕田和种菜。&&&&&&菜来伸手饭张口，&&&&&&南粮甲米归他有。&&&&&&汉人有时欺满人，&&&&&&斩绞流徙任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