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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薪八成也要回归母校的“耶鲁财神爷”斯文森
作者：之家哥
摘要：网贷之家小编根据舆情频道的相关数据，精心整理的关于《降薪八成也要回归母校的“耶鲁财神爷”斯文森》的相关文章10篇，希望对您的投资理财能有帮助。
《降薪八成也要回归母校的“耶鲁财神爷”斯文森》 精选一全文共 965 字阅读大约需要 5 分钟▼办一所名牌大学，要有学术氛围，更少不了钞票。在美国，大学是常春藤大学卓越口碑的背后支撑，为学校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那么问题就来了：“要问大学基金哪家强？纽黑文市找耶鲁！” 30 年前，耶鲁大学的大学为 10 亿美元；2016 年，这笔钱已经发展到 250 亿美元。当年，大学基金能够给耶鲁负担 10 %的预算，而今天，这一比例达到 33 %。 如果这种纵向比较还不能说明问题，那可以看看横向的差别。2015 至 2016 财政年度，耶鲁大学增长 3.4 %；与此同时，美国高校基金资产平均缩水 2.7 %。 这一切的创造者，是原本压根没想、只相当个教书匠的传奇人物戴维·斯文森。
1980 年，斯文森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当年美国市场巨头所罗门兄弟公司的。 毕业后，他被所罗门兄弟公司聘用。别小看这个所罗门兄弟公司，它在1980 年代可是美国的金融巨头，是那个恶意收购盛行年代著名的“门口的野蛮人”。 不过，斯文森似乎不太适应金融公司的环境，经常回到耶鲁大学授课。 1985 年，耶鲁教务长布莱恩纳德把斯文森从华尔街请回学校，让他掌管耶鲁基金。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要知道，斯文森这次“跳槽”意味着收入减少 80 %。 但斯文森还是回到了学校，用 30 年的时间把耶鲁大学传统的保守发展到多重组合。 从组合上看，耶鲁大学基金在 1985 年时仅有两类；到 2016 年，这一基金的构成还包括房地产、、、自然资源以及投资绝对收益。 不仅如此，斯文森培养的更是在 30 年中逐步掌管了全美多数高校会，总金额将近 1000 亿美元。 其中，不乏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鲍登学院、卫斯理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知名高校，以及洛克菲勒基金、大都会艺术馆等。 虽然在普通人眼中，斯文森这个名字不如索罗斯、巴菲特出名，但他可是领域的翘楚。 不少大学的投资人在寻找时，往往会希望对方同时拥有耶鲁的资助；而在中，耶鲁往往拥有主要“话事权”。 很多人都分析过斯文森的投资哲学，并把他的成为“耶鲁模式”。简单说，这种模式是降低传统占比，增加在低的配置比重。 不过，这种新型机构并不仅仅是调整那么简单，更需要准确的眼光和读到的投资哲学。
如果问斯文森，在投资中最不喜欢的事情是什么？他一定会归结到一点：“短视”。 斯文森曾经公开批评投资人比尔·阿克曼，指责后者选择投资药企凡利亚。凡利亚不作研发，靠借债买药厂获得现金流还债，同时迅速抬高药价获利。 斯文森认为，这种方式的确能够创造巨额利润，但却让医疗系统带上沉重的枷锁，还引发社会争议，导致国会和立法机构干预，是无法长久持续的。 与阿克曼不同，斯文森关注的是那些基本面相好的，而不是短期回报。他不喜欢用杠杆来盈利，看中的是基金经理通过运营来创造价值，而不是金融市场中“神乎其技”的操作。 斯文森曾经的下属、中国著名 2005 年回国创办高瓴基金，资本就来自于耶鲁大学基金。 2008 年时，受到全球影响，耶鲁大学基高瓴的资本跌幅达到 44 %。面对这种情况，斯文森不仅没有“割肉、跳水”，反而继续给高瓴“输血”。 后来，高瓴的成功证明了斯文森的眼光，耶鲁大学基金在这笔投资中平均年收益超过 20 %。回顾这一笔投资时，斯文森表示，只要基本面好，没必要在乎一时数字的波动。 在斯文森的投资哲学中，对于基金经理的挑选标准十分苛刻。他不喜欢那些为了吸引就随便增加基金投资配置的基金经理。要想拿到斯文森的投资，你必须对投资注入的领域十分清楚。 假如一个基金经理找斯文森去要投资，手里拿着哪怕一张纸的资料，恐怕都要铩羽而归，因为斯文森认为基金经理根本不需要资料就能聊清楚准备领域。 同时，斯文森高度重视基金经理的声誉。耶鲁大学基金曾投资华尔街知名基金经理迈克尔·斯特恩哈特。 1991 年，斯特恩哈特一度陷入两年期纠纷，随后与监管部门私下和解。尽管没有公开认错，斯文森还是坚持撤资，因为在他看来声誉比盈利能力重要得多。 虽然选人很苛刻，但一旦看中基金经理，斯文森和对方合作就不会轻易“散伙”。耶鲁大学基金和资金管理机构平均合作时间为 13 年。他给予对方足够的信任，不用担心随时可能被投资人抛弃，可以把精力集中到基金运营上。 作为干了 30 多年的高校，斯文森本人对于这份工作十分忠诚。他大概是喜欢这种背负校方信任的感觉，而不是看中投资不断增长的回报。在实际工作中，斯文森也是亲力亲为。每个季度，斯文森的团队都要向基金投资委员会提交投资报告，其中每一个部分都是斯文森亲自编辑的。 他表示，如果要得出自己的结论，必须要知道报告中可能会有哪些错误。 如今，斯文森可谓“功成名就”，但他仍然保持着与媒体的距离，在投资圈中相对低调。 不少人都在分析斯文森的窍门，但实际上，脚踏实地、坚持原则又算得上是多么神奇的技巧呢？只不过，在风起云涌的金融市场上，能够真正做到这样的又能有几位。 ▲作者 | 宿亮国际**学博士研究方向欧洲一体化、国际*****往期回顾：1. 现代生活杀死了睡眠？诺奖得主告诉你：昼夜节律对生命另有意义2.创始人离世，花花公子“情色帝国”结束？海夫纳后代也许能续写神话！3.硅谷钢铁侠让你移民火星！4.CEO总结了3点全球建议5. 美联储下个月启动“缩表”，应声大涨！6. 咖啡行业大变天！雀巢花5亿买入Blue Bottle近7成股份，叫板星巴克！《降薪八成也要回归母校的“耶鲁财神爷”斯文森》 精选二当沃尔特?伯克（Walter Burke）于2009年1月出任丹尼逊大学（Denison University）投资委员会**时，整个金融市场正每况愈下。2007年末，丹尼逊大学捐赠基金的市值为6.9。然而，在此后的十二个月内，该却骤降至5.36亿美元。大多数的美国高校捐赠基金投资委员会**均具有金融或商业背景。单从这一点来看，伯克的确是一个另类。在此之前，他曾是精神病治疗科室教授、临床心理学家。对此，伯克戏称：“2009年1月，市场持续低迷萎缩，所以我认为心理学家在这个时候担任投资委员会**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沃尔特?伯克是丹尼逊大 学1971届的学生，在1997年后一直从事。截止到日，丹尼逊大学捐赠基金在上一个财年的下跌19.6%。此时，人们早已将伯克此前的那个笑话抛至九霄云外。这家位于俄亥俄州格兰维尔（Granville, Ohio）的小型文科院校仅有2185名学生，但是它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却远远超过哈佛（Havard University）和耶鲁（Yale University）这样的世界名校。在此期间，高达369亿美元的哈佛大学捐赠基金市值暴跌27.3%，而拥有229亿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同样难逃厄运，亏损额达到24.6%。这一对比结果可能让很多人颇感意外。名不见经传的丹尼逊大学捐赠居然战胜了哈佛、耶鲁等其他美国著名高校，真是不可思议。当然更没有人会想到，这种局面会一直持续到现在。危机期间中小型院校捐赠好于大型院校丹尼逊大学捐赠基金并非个例。2007年6月至2012年6月期间，有20家中型院校的捐赠基金展示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它们卓越的表现完全盖住了那些大型院校捐赠基金昔日的光芒。根据华盛顿国家大学与学院商业机构协会（NACUBO）的统计数据显示，这些中等规模捐赠基金的总资产大都在至之间，其年收益在1.86%～5.36%，远远超过哈佛大学1.24%和耶鲁大学1.83%的收益水平。如果只看表面现象，你很可能会认为这些中型院校的捐赠基金只是在年期间得到了幸运女神的眷顾而已。金融危机期间，这些总资产在5亿美元至10亿美元之间的中型捐赠基金把更多的资金投向了定息收益项目，而、和其他则无人问津；与此同时，那些大型高校的竞争对手们却正好反其道而行之。波士顿宏达战略（High Vista Strategies）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官安德烈?佩罗德（André Perold）说：“对于那些大型高校的捐赠基金而言，年的经历简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惨痛的教训势必会让它们终生难忘。”宏达战略投资公司掌管着36亿美元的捐赠基金资产，其掌门人佩德罗是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金融与名誉教授。在他看来，上述大型捐赠基金正是为了获取高额收益而承担了过多的，而这段时间本应是回笼资金、保存实力的阶段。查理斯?斯科里纳（Charles Skorina）是旧金山一家专门从事金融服务和的知名研究企业的总裁兼创始人。他认为，小型院校捐赠基金的成功往往被外界所忽略了，因为它们的投资收益并没有得到全面准确的统计。2013年上半年，斯科里纳对美国国家大学与学院商业机构协会-共同捐赠基金2012年度报告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从中找出了那些业绩出色的中型院校捐赠基金机构。不仅如此，他还与共享了自己的研究数据。加利福尼亚州马里纳德尔市（Marina del Rey, California）另类投资咨询企业泉水公司（Cliffwater）首席执行官斯蒂芬?奈斯比特（Stephen Nesbitt）认为，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型院校捐赠基金的市场定位比大型院校更加清晰。它们此前似乎有些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中型捐赠基金敲响了警钟。奈斯比特为很多捐赠基金机构提供咨询服务，它们的高达7.5亿美元。受此事件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院校将大量资源投向捐赠基金，例如建立专业的、改革薪酬体系引进优秀投资人才，提升投资委员会的效率以及雇用顶级咨询机构等。因地制宜善用史文森投资模式小型院校捐赠基金的优势是它很少受到外界的关注。正如缅因州布伦兹维克鲍廷学院（Bowdoin College in Brunswick, Maine）高级投资副总裁宝拉?沃伦特（Paula Volent）所说：“很多资产项目都无法适应捐赠基金的运作模式，但小型捐赠基金通常必须具备企业家精神。”沃伦特在鲍廷学院高级投资副总裁职位上工作了13年之久。此前，她曾在耶鲁大机构首席投资官大卫?史文森手下工作。起初，年轻的沃伦特只是一名普通的1996级MBA学员，年，她成为该机构的全职工作人员，后来，宝拉?沃伦特加盟了鲍廷学院捐赠基金机构。在她看来，一线的捐赠基金雇员必须是多面手，他们需要具备广博的市场知识，与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沃伦特表示，自己从大卫?史文森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捐赠的知识。然而，在金融危机爆发五年后，这位当年的学生却打败了自己的老师，鲍廷学院捐赠基金的年收益高达3.10%。包括鲍廷学院在内的很多高校捐赠基金机构都先后采用了耶鲁大学同行的投资模式，并将其运用到各自不同的经营环境中。长期以来，美国的大学与学院对捐赠基金的依赖性非常强，这些资金可以帮助它们缓解高等教育机构因运营成本快速上涨带来的压力。很多知名的大型院校也都拥有各自的基金机构，并雇用顶级的来经营这笔巨大的资产。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New Haven, Connecticut）耶鲁大学的史文森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自1985年以来一直担任该校投资机构的主管领导。史文森首创的投资模式成为行业标杆，他总是在尝试最前沿的，并将很多新兴的选择性纳入到耶鲁大学不断膨胀的体系中。他在2000年出版的《――机构投资的非传统方法》（Pioneering Portfolio Management:An Conventional Approach to Institutional Investment）一书迅速成为捐赠基金、、退休和资产管理机构行业最畅销的作品，几乎人手一本。几十年来，史文森领导的耶鲁大学捐赠基金一直能够获取高额投资收益。这一成功典范随即成为美国各大高校争相复制的模板，而他本人也成为行业炙手可热的代表人物。于是，许多大学和学院纷纷效仿耶鲁大学，将选择性投资纳入到捐赠基金体系中。资产管理机构、首席投资官和委员会很重要不期而遇的金融危机令美国高校捐赠基金损失惨重，2009财政年度的收益报告可谓惨不忍睹。大型高校的非流动性私营投资比例约占40%，由于缺少充足的支持，导致学校无法完成正常的经营预算、奖学金发放和其他必要性开支。小型院校捐赠基金也未能独善其身，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殆尽，不过好在还有充裕的。如此一来，它们也就获得了喘息之机。从那时起，耶鲁模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自从史文森出任耶鲁大学首席投资官以来，虽然整个市场在28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对于小型院校捐赠基金而言，未来的组合投资仍然充满了机会。良好的资产管理机构对组合的影响越来越重要。耶鲁大学的研究表明，在日以前的20年间，组合资产配置仅为该校带来了20%的超高业绩，而其余近80%的业绩要归功于资产管理机构创造的附加值。如果说资产管理机构是捐赠基金取得成功的关键，那么一位杰出首席投资官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为了实现捐赠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丹尼逊大学于2008年10月聘用了该校第一位首席投资官阿代尔?格瑞拉（Adele Gorrilla），后者系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the Wharton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毕业生、高盛集团高管。金融危机爆发时，她正担任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投资主管。三个月后，心理学教授沃尔特?伯克出任丹尼逊大学投资委员会**。“当资产增长到一定程度时，投资委员会的作用可能就有些鞭长莫及。这时，我们就需要一位优秀的全职经理人。”伯克解释说。丹尼逊大学有96%的学生需要借助奖学金或学院提供的经济支持。格瑞拉的机构团队由两名投资教授和一名分析师组成，他们与投资委员会紧密合作，共同致力于捐赠基金的开发工作。这位丹尼逊大学首席投资官在史文森投资模式的应用方面却另辟蹊径。绝大多数捐赠基金管理者认为资产配置应包括诸多具有低于平均流动性水平的另类投资工具。在格瑞拉看来，史文森的成功模式奠定了他在捐赠基金行业的大佬地位，但他只是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2009年初，丹尼逊大学聘请了新的资本管理机构，继续和能源行业，并与现有的资产管理机构合作，共同投资私营经济领域。伯克说：“我们看到阿代尔及其团队在捐赠基金运作管理工作中兢兢业业，他们一直努力寻求良好的资本管理机构。如今，阿代尔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各项工作。”丹尼逊大学投资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在奈斯比特泉水公司的帮助下监管事宜，并向学校董事会负责汇报。丹尼逊大学捐赠基金在2007年至2012年的年平均投资收益高达4.1%，在同期中型院校捐赠基金行业中第二。几家顶级中型院校捐赠里的高校随着越来越多的捐赠基金跨入中型规模行列，像格瑞拉和卡尔顿学院贾森?马茨（Carleton College’s Jason Matz）等首席投资官及其在基金管理问题上将面临空前的巨大压力。尽管如此，但是各高校的捐赠基金投资委员会在咨询机构或独立投资董事的帮助下依然取得了成功，顶级的投资团队和一流的资本管理机构是它们取得成功的法宝。马萨诸塞州南哈德利的霍山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 in South Hadley, Massachusetts）投资委员会**贝特西?帕尔默（Betsy Palmer）赞同鲍廷学院沃伦特的观点，即小型捐赠基金同样具有自己的优势。帕尔默在谈到总资产为6.23亿美元的霍山学院捐赠基金时说：“我们不像耶鲁和哈佛等大型高校捐赠基金那样受到外界广泛的关注。在我看来，这也是我们的优势之一。”霍山学院捐赠基金与咨询机构剑桥联合协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并拥有霍山学院校友会的支持。捐赠试图进一步完善资产管理机构合作流程，给予外部咨询机构更多的决策权。该校捐赠基金五年期的平均收益为2.6%。帕尔默在谈到这一数字时表示：“我认为霍山学院捐赠基金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外部资产管理机构。”在该校投资委员会的支持下，霍山学院捐赠基金率先进入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市肯希科资本管理公司（Kensico Capital Management Corp. in Greenwich, Connecticut）、伦敦雪松岩资本公司（London-based Cedar Rock Capital）和杰克?迈耶的明格资本管理公司（Jack Meyer’s Conve***y Capital Management） 的基金。纽约州波基普西市的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 in Poughkeepsie）捐赠基金五年期的投资收益为2.7%。2009年，该校1988级学生亨利?约翰逊（Henry Johnson）正式出任瓦萨学院捐赠基金**。此外，约翰逊还是纽约（Fiduciary Trust Co. International in New York）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他说：“我们虽然没有设立首席投资官，但却拥有高效、负责的委员会机构。”约翰逊将瓦萨学院捐赠基金的成功归功于投资委员会成员们的不懈努力。该委员会成员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公共雇员退休计划（California Public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前高级投资董事克里斯蒂娜?伍德（Christianna）、金树（Golden Tree Asset Management）首席投资官兼执行史蒂文?塔南鲍姆（Steven Tananbaum）、马里兰州房地产企业勒纳公司（Lerner Enterprises）合伙人、华盛顿国民棒球队（Washington National baseball team）所有人罗伯特?塔纳鲍姆（Robert Tanenbaum）、纽约第一雄鹰（New York-based First Eagle Investment Management）**兼首席投资官约翰?安诺德（John Arnhold）。约翰逊说：“我记得大卫?史文森（David Swensen）曾经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但它如今却常常被大家所忽略，那就是‘耶鲁模式只是针对耶鲁大学本身设计的，它并不具有普遍性。’”由于没有医院或大型体育活动规划的支持，总资产仅为的瓦萨学院注定不可能像那些大型高校那样承担高风险交易。在加利福尼亚州门罗帕克市（Menlo Park, California-based）的安妮?卡塞尔斯（Anne Casscells）、组合负责人苏珊?卡特（Susan Carter）和纽约市场选择艾拓思资本公司（Aetos Capital）的帮助下，瓦萨学院在收益渠道问题上采取了相对保守的发展策略。在艾拓思资本公司的组合投资中，选择性投资约占四分之一，的苏珊?卡特则将收益目标定在了10%。华莱士?维茨（Wallace Weitz）是一位。1983年，他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Omaha, Nebraska）建立了维茨公司（Weitz Investment Management）。自2003年7月以来，这位卡尔顿学院1970级毕业生一直担任该校投资委员会**。2004年，卡尔顿学院聘请贾森?马茨（Jason Matz）担任该校基金会第一任首席投资官。不仅如此，这所小型文科院校还与咨询机构哈蒙德联合公司 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后者经过两年的调整逐步发展成为组织。为了建立新的经营模式，投资文化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创新变革，由委员会主导制逐渐向职业经理人负责制过渡，同时还要厘清马茨和私营市场主管安迪?克里斯滕森（Andy Christensen）的角色关系。马茨解释说：“那些试图干预或影响职业经理人行使职权的委员会成员全部被驱逐出董事会。”“我们赋予贾森充分的权力，使他能够无所畏惧、大刀阔斧地改革，剔除传统陋习。战略模式转型和业务流程变革起初或许不为大家普遍接受，但我们还是坚决站在贾森一边。”维茨说。马茨认为，卡尔顿学院的成功离不开外部资产管理机构的支持。2002年，该校捐赠19.2%。2012年6月，它成功登上顶级中型院校捐赠榜。这种迅速崛起的能力让人叹为观止。2008年，在与卡尔顿学院建立合作关系的14家对冲基金中，仅有一家拒绝了其资产投入的要求。对此，马茨表示：“如果没有外部机构网络的支持，那么困难将随之而来。”对于鲍廷学院而言，外部资产管理机构的选择也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首席投资官沃伦特在组合投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她非常注重与小型资产管理机构的投资合作。在正式的十年规划中，沃伦特与很多小型的新兴资本管理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中绝大多数是不受大型机构待见。市场需求催生外包首席投资官与那些设有首席投资官或投资委员会的高校不同，部分中型机构在资产管理方面选择了组合投资管理业务外包模式。虽然业务外包开始得到市场的认可，但是在上榜的20家中型院校捐赠基金中，仅有2家采取了投资业务外包模式，即排在第四位的米德伯里学院（Middlebury College）和排在第二十位的科罗拉多（University of Colorado Foundation）。业务外包透露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即很多学校希望采取传统的耶鲁运作模式。该模式需要大量资源作为支撑，而中型院校捐赠基金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市场外在的需求催生了大量外包首席投资官。根据康涅狄格州达里恩市（Darien, Connecticut-based）咨询机构凯西-奎克联合公司（Casey, QuirkAssociates）的研究结果显示，外包首席投资官市场于2003年开始起步。当时，爱丽丝?汉迪（Alice Handy）放弃了弗吉尼亚大学首席投资官的职位，转而致力于建立专业投资机构。10年后，这一市场达到了顶峰，大约有50家企业组织将自己定义为外包首席投资官的角色。其中，马修?怀特（Matthew Wright）和舒曼就是外包首席投资官的典型代表。马修辞去了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首席投资官职务，并于同年在田纳西州纳斯维尔组建了维纲公司（Disciplina Group），舒曼则与投资公司前助理首席投资官尼娜?施拉格（Nina Scherago）在纽黑文市筹建埃奇山基金联合公司（Edgehill Endowment Partners）。外包首席投资官业务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其服务范围也日趋广泛。根据共同结果显示，截止到日，有38%的大学和学院将全部或部分捐赠给社会机构和个人运作，其费用大约在受的0.3%～1.0%。科罗拉多大学基金会于2009年正式采用业务外包模式。当时，该校基金会首席投资官克里斯托弗?彼特曼（Christopher Bittman）接受了纽约普旺联合公司（New York-based Perella Weinberg Partners）的聘请，开始启动首席投资官外包业务。科罗拉多大学基金会总资产为7.，五年期投资收益为1.86%，虽然略高于耶鲁大学的1.83%，但却远远超过大型捐赠基金1.7%的平均收益水平。目前，彼特曼的办公室仍然设在丹佛，最近刚刚赢得一个新的客户――亚利桑州立大学捐赠基金（ASU Foundation），总资产高达5.53亿美元。佛尔蒙特州米德伯里学院捐赠基金五年期的平均收益为3.5%，同时它也是率先采用业务外包模式的院校。但根据格林威治联合公司（Greenwich Associates）2013年初发布的研究报告，捐赠外包对于很多院校而言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它们似乎不愿意做出这种决策。近期，一份关于30家捐赠慈善基金调查报告揭开了问题的谜团，这些机构之所以对业务外包心怀恐惧是因为担心失去对的控制。当然，这其中还有很多其他原因，例如成本不确定性问题、监管责任问题、潜在的利益冲突、基金机构与外包首席投资官的地理距离以及可能存在的费用缺少问题。除此之外，很多院校也担心受托机构会违背。捐赠基金将迎来更好的机遇无论小型院校采取哪一种基金管理路径 ，卡尔顿学院的维茨都非常看好捐赠基金未来业绩的发展前景。只要它们能够规避那些最新炒作的市场热点，秉承高质量，尽可能地减少投资短视效应，那么捐赠基金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泉水公司的奈斯比特对于中型院校捐赠基金的成功更是直言不讳。他说：“中型院校捐赠基金引进了许多专业人才。如果排行榜上20家院校捐赠基金未来5年的经营业绩能够继续压制常春藤联盟高校，那么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降薪八成也要回归母校的“耶鲁财神爷”斯文森》 精选三原标题：高瓴资本 · 张磊：投资人要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做选择，懂得滞后满足作者：翟鼎钧对于投资，我要找的是具有伟大格局价值观的坚定实践者。我认为有价值的投资就是和高质量的人花足够的时间，做高质量的事情。高瓴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张磊先生前段时间，一则网络八卦让张磊火了一把，为人一向低调的他只是在朋友圈疑似辟谣回应称：读书益智。高瓴资本创始人兼CEO张磊，一位以170亿的身家登上了胡润财富榜的投资人，在他看来，有价值的投资就是和高质量的人花足够的时间做高质量的事：「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做选择，这样时间会成为你的朋友。」耶鲁读书与投资结缘编者注：张磊出生于70年代河南的一个干部家庭，家中藏书很多，他自幼喜欢读书，也经常借书给同学看。高中的时候，他把《资本论》读了两遍。虽然现代金融投资的工具和方法大多源于西方，但是张磊是更推崇中国的哲学思想和传统文化。他很喜欢 「守正用奇」、「弱水三千，但取一瓢」、「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三句话，它们分别源自《道德经》、《论语》、《史记》，这也成为了他最重要的三个投资哲学。高考的时候张磊以河南省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并当选了学生班主任。这个经历让他在学校期间就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也让他逐渐悟出一个道理：「一个人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个人，而是看你是否能带领一个团队走向成功。」在之后的人生道路上，张磊一直努力践行这一点，让团队成功。1998年，张磊赴美读书，他选择了内心一直向往的耶鲁，在耶鲁他攻读了工商管理硕士和国际关系硕士两个学位，他的投资生涯也开始于耶鲁。张磊：在耶鲁读书的时候，我曾去波士顿的一家咨询公司面试。面试官让大家分析整个大波士顿区域需要多少加油站。别人都在做数据分析论证时，我向面试官提了一连串问题，为什么只建加油站?为什么不能也同时开杂货店?未来要是有了别的出行方式，修那么多加油站干什么?可能是我「怼」面试官怼得太狠，结果他现场就把我KO了（出局）。后来这样「一轮游」的面试我还参加了不少。在所有的门似乎都关闭的时候，我在耶鲁投资基金找到了一份实习生工作，就这样我进入了投资行业。在耶鲁，我遇到了影响我一生的一位恩师——David F.Swensen（大卫·斯文森）他当时是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的首席投资官，为美国各大机构输送了无数优秀的人才，他是被美国的奉为教父级的人物。跟着他我学到了很多，也深受他的影响。毕业后他邀请我管理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后来我回到中国，利用耶鲁大学投资提供的创立高瓴资本，专注于。为什么选择回国？其实回国对我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对祖国的感情发生在一年365天，只是在回国的这一天体现罢了。和高质量的人花足够的时间做高质量的事对于投资，我要找的是具有伟大格局价值观的坚定实践者。我认为有价值的投资就是和高质量的人花足够的时间，做高质量的事情。本质上我是创业家，只是我的专业领域是投资而已。我觉得，能生活在这个出不穷的时代里真的很幸运。我喜欢那些想干大事的企业家，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帮他们实现梦想。我的主要受到两个人的影响，一位是我的恩师David F.Swensen（大卫·斯文森），刚才提到过。另一位就是巴菲特先生了。我可以算是巴菲特先生坚定信念的执行者，相比于简单的者，我更认可的是长期持有。超是我的信仰。概括来讲就是两点，第一，把基金做成超长期结构的基金；第二，所投公司和要完全一致。编者注：京东的时候，很多人不看好京东，当时是主流模式，但是张磊看准了京东的商业模式可行，决定重仓。当时京东找我的时候只要，我当时就告诉刘强东,这个生意要不让我投3亿美元，要不我一分钱都不投。因为这个生意本身就是需要烧钱的生意，不烧足够的钱在物流和供应链系统上是看不出来核心竞争力的。刘强东人很真实，我希望创业者都能像他那样，真实的表达自己，总有适合你的投资者。不要见风使舵，见到一个喜欢精耕细作的资本家，你就说自己是江泽水乡来的，虽然这样可能融资做得很快，但是最后会有问题，我觉得真实是第一重要的。现在有太多的人在培训创业家，有太多人培训资本家，我觉得培养很好，培养技术很好，但是培养的时候要强调他们把自己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还有一件事是当年我提出让京东收购腾讯电商时，其实京东和腾讯的团队都非常反对，其中腾讯一方更强烈。 但我始终没有放弃这个想法，我告诉马化腾，最大的问题不是不能赚钱，而是减少不该花的时间和精力。这句话让他恍然大悟。14年1月下旬，刘强东和腾讯总裁刘炽平见面并启动合并案。我还和他们一起分享了我的理念，就是做事要搞就搞大的，搞大了就要搞永恒的，而且再牛也要不断创新，还有一点就是早死早超生，要么自己去死，要么自我毁灭再生。选择一条与众不同的路投资这件事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判断，走自己的路。包括控股百丽，当时外界肯定不明白我为什么做出这个决策，控股一家已陷入困境的老牌公司？其实我也解释过，第一，百丽仍是一家年销售额超400亿，EBITDA（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超60亿的企业；第二，能把鞋做好的零售企业，是真正牛的零售企业；第三，百丽做成了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规模顶级的零售网络，它可能是全球唯一一家拥有2万家直营门店，并实现全面自营、管理、掌控的企业；第四，百丽企业文化中有运动员精神。试问哪个失败的企业，一年还能有几十亿现金流？在最近的消费者调研中，我们仍然看到百丽旗下的品牌是众多消费者眼中最耳熟能详的女鞋品牌，消费者认知度超过60%，甚至超过了Zara、HM等快时尚品牌在中国的认知度。几千万会员啊!这是多少企业梦寐以求的资源，下一步的重中之重，就是研究怎么抓住这么宝贵的消费者基础，外界看到的是百丽的衰退，我看到的却是无限的宝藏。其次我认为百丽做的事，高科技公司是做不了的。高瓴资本投过不少高科技公司，一些亚文化的创新公司也好，一些互联网的时尚公司也好，他们参观完百丽都惊呆了：百丽做的这些事情，他们都做不了，太难了！他们所说的那些互联网理念，不管是C2M，还是快时尚供应链，还是无缝链接，唯一最有机会实现并创造出新模式的公司，实际是百丽，而且只有百丽。弗罗斯特在他最著名的诗《未选择的路》里说道：「我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而这对我此生意义非凡，我很认同这句话，我也在人大演讲的时候说给学妹学弟们听。人生就是有很多路口，每个路口也导向了不同的方向。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在波士顿如果按照那个咨询公司的面试官的要求建模型做论证，今天我可能会在华尔街做咨询或投行。当然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那样我就不会有现在的成就，也不会有今天的高瓴资本了。当时我选择的是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坦诚表达自己的想法，选择不走寻常路。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做选择，懂得滞后满足作为投资人，我自己的感触是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做选择，时间自然会成为你的朋友。我的信念，是要做企业的超长期合伙人。高瓴资本的使命就是发掘最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企业，用最长线的钱来帮助企业实现长期价值。我们相信那些能长期为消费者带来价值、为产业链提高效率、「护城河」足够深的商业模式能够带来长期的高资本回报率。其中，我所认为的「真正的护城河」，其实是长期创造最大价值，而且用最高效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创造最大价值。怎么创造这种价值，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品牌是最大化、最快创造价值的「护城河」，而随着互联网对品牌的冲击，品牌价值的护城河又不见得是最高效的方式，有人说在网上通过意见领袖创造价值效率更高。其实，这个世界永恒的只有变化，「护城河」也不可能不变。优秀的公司是当互联网大潮袭来时，能够深挖自己的「护城河」，主动拥抱互联网带来的变化。如果一家企业恒古不变，这种企业永远不值得投资。正如我在人大80周年校庆上所演讲的一样，这个世界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有句话叫「风物长宜放眼量」，就是让我们从远处、大处着眼，要看未来，看全局。我常常给创业者建议，要学朱元璋「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这个战略在创业中有效，也同样适用于你我的生活。做时间的朋友，需要极强的自我约束力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在多数人都醉心于「即时满足」(INSTANT GRATIFICATION) 的世界里，懂得「滞后满足」( DELAYED GRATIFICATION)道理的人，早已先胜一筹。我把这称为选择延期享受成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降薪八成也要回归母校的“耶鲁财神爷”斯文森》 精选四今天，张磊的Hillhouse（高瓴资本）管理着180亿美金。 尽管不是专注技术领域，张磊的成名来自投资了几个最成功的中国互联网企业(腾讯和京东)。在喧哗的投资世界里，张磊比较低调。自从2005年从耶鲁基金的David Swesen手中获得2000万美金， 他实现了年化40%的收益。作为对比，巴菲特的年化复合收益22%，不过保持了50年。点击【阅读原文】，跟随让你一次收割多个优质！以下是张磊在哥伦比亚商学院做的投资和人生经验分享总结，笔记由 戴汨（愉悦资本创始合伙人）整理。 张磊认为做为一个长期的投资者，必须做基础研究，投资少而精，而不是追逐概念。 Hillouse投资于变化，通过企业家思维和解决问题创造价值，张磊说：“我们是创业者碰巧还是投资人，和高质量的人花足够的时间，做高质量的事情。挣钱是自然而然结果的一部分。” “不要脱离现实和生活，不要为自己的成功所束缚。寻找那些有如下特质的人：好奇心，独立思考，诚实，有同理心” 1Investment Strategy (投资策略) ▲灵活性 开始投资时他只有一个投资人，虽然可以利用Swensen的背书募集更多的钱，他没有这么做。希望可以有100%的灵活性去投资他相信并且有激情的东西，不管是股票，风险投资还是PE。“形式不重要，内容才关键”。 张磊相信通才模式，并以自己是分析师的一员而自豪。 ▲长期导向 长期投资者有巨大的优势，张磊所谓。现在中国的股市就像1999年，还要乘三倍。任何股票改个名字沾上互联网，估值立即翻几倍。 有些人说长期投资在中国不管用，因为大家交易太频繁。 ▲不活跃投资 如何找到好质量的公司? 方法是基础研究而且只研究价值长时间能复合增长的领域。在中国，基金经理的组合平均一年流转6次，张磊的只有15%并且继续投资私有公司。 Hillhouse不去追逐不同的马。一年最多投2~4个，有时1个。去除了频繁投资，张磊相信生活和投资都会简单化，让投资组合去挣钱而不是自己不停的工作。通过耐心和低频投资，他积累了一个高质量公司的组合。 2Deviation from Traditional Value Investing Philosophies (和传统价值投资哲学的分离) ▲投资变化 张磊深信价值投资，但与传统价值投资哲学不同，他喜欢投资变化。 他认为变化产生价值，并且要投资那些驱动变化的人。特别在中国，技术已经成为游戏更重要的一部分，不管在传统还是新的行业。他花很多的时间研究变化和背后的人。 很多早期公司从外面看似乎很分散，内部实际很集中。以巴菲特为代表的传统价值投资不喜欢变化，喜欢有护城河的长期稳定的公司，所以巴菲特的组合是可口可乐，Amex等。(插一句，如果Hillouse的管理资金到了巴菲特的程度，投资变化也会是个问题，因为体量不够) 案例一：投资蓝月亮，撮合蓝月亮和京东，蓝月亮学习电商和社交媒体，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最大的品牌。 更高层次的价值投资—张磊相信他的价值投资更高一个层次。除了投资变化和长期的基础价值，他希望通过参与价值创造过程和深度研究来实现更高的价值。传统的Ben Graham的价值不匹配(价格和内在价值的差异)是不够的，他希望能增长价值，而不是仅仅利用这种价值的机会。 案例二：张磊投资了京东和腾讯，腾讯至今仍然在组合中。 2013年，张磊看到京东有很强的零售基因，但是移动电子商务不强。另一方面，腾讯刚刚收购了易迅，但马化腾从来没有处理过库存。 张磊把两个公司拉倒一起，各用一个词总结了他们的问题：移动VS库存。虽然双方以前互相打，合作对双方有利。 通过研究，Hillhouse撮合了但是最大的电子商务交易。虽然其股份稀释了，但是两家公司的确定性增强了。这是研究的价值。张磊喜欢自信，开放同时又喜欢像竞争对手学习的创业家。 案例三：把微信引入印尼，和印尼最大的媒体和电视集团成立合资公司。 这已经不是研究的问题，而是像创业者那样思考，如他自己所说“我们是创业家碰巧还是投资人” 3What Hillhouse looks for in entrepreneurs and people?(Hillhouse寻找什么样的创业家) 张磊寻找有激情，并且有纪律性的执行能力的人。 ▲好奇心： 很多人不管做什么都是第一名，但是却没有成就。他们不是想了解事情怎么工作的，只是习惯性的想得第一。 ▲思考的独立性：这让一个人在很长的时间里可以成长，这是知识和智慧的复合价值。 ▲诚实： 真实和诚实很重要。张磊不喜欢过度宣传的人，也不喜欢那些把精力放在组织官僚上人。Hillhouse内部也不做150的PPT来兜售项目。谎说了100次，自己都会相信。 ▲同理心而不是同情心：理解客户，员工，分析师和创业者的痛 如果你有上面的品质，并且有长期奋斗的心态，剩下的只是运气和大数法则问题。一遍一遍做你有激情的事，并且喜欢一遍一遍的做，成功只是时间问题。4Other lessons from Lei(其他的经验) 1、不要说我要为这家或那家公司工作，不要和自己理论。 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愿不愿花时间和他们或者为他们工作，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有能量的人吗? 2、世界已经从雇佣关系进化到更加合伙关系的模式。要考虑的只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你能做最好的自己。 3、与其分析成功，不如花10倍的时间分析错误。 5张磊的故事 1972年，张磊出生在中国中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一个村庄，他的家境并不算富裕;后以全省高考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人民大学，学习金融专业。 他曾想到国外攻读研究生，却苦于囊中羞涩。 “我向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递交入学申请的理由很简单————我了解到它们是唯一能提供奖学金的研究生院。”他用略带美国口音的英文解释道。“我得到了耶鲁大学的奖学金。不幸的是，到了耶鲁后，我才得知自己得到的只是一年期奖学金(整个研究生阶段为期三年)。我急需找到工作，最后我在耶鲁投资办公室找到了一份实习生工作。” 史文森在这位真挚的学生身上看到了蕴含的巨大潜质，于是教给他各种。 在耶鲁求学时，张磊就把史文森的著作《机构投资与基金管理的创新》(Pioneering Portfolio Management, An Unconventional Approach to Institutional Investment, 2000)译成了中文，在此文中他开创性地将“fiduciary”和“endowment”这两个词翻成中文的“信托”和“承兑”。 在耶鲁时，张磊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当我获悉企业是免费提供时，就向标普500的每家公司发文索要年报，”他说。“让我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年报竟然是免费的，从管理层讨论公司经营以及资本与回报的这部分内容中，我受益匪浅，这是非常好的培训。” 他说自己曾一度对实习生工作感到了绝望，于是赶到波士顿一家管理咨询公司去面试。这场面试注定无果而终。由于囊中羞涩，张磊预先要求公司支付其来回路费，而不是事后再报销，要知道，事后报销乃是通行做法。“对方问了我某公司应在某一设定区域内建多少家加油站的典型实例。我则反问对方，‘消费者为何需要加油站?’” “仔细想想，这并非愚蠢问题。加油站的作用是啥?能改作它用吗?比方说，这个地段是否更适合开杂物店?能转行吗?比方说由于电动汽车普及而不再需要加油站。但面试我的那位老兄同情地看着我说，‘您可能欠缺当咨询师的能力。’‘一回游’的面试我参加了真不少，但收到复试邀请的则廖廖无几。” 这段有趣的往事揭示了高瓴资本的。“我们一直专注于公司的长期表现，”张磊说。“我们只问最基本的问题，而这通常能让我们得到与众不同的洞察力。” 张磊在七岁时就展露出经营天分。他家的房子位于京广铁路(广州是中部南方的最大城市)的火车站旁边。放暑假时，张磊就在车站旁排上小椅子，把自己的连环画书租给候车旅客以及散步者看。 就在高中生张磊考入人民大学的那个暑假，他扩大了自己的租书生意。1990年，邓(Deng **aoping)仍掌握着中国的最高权力，全民争先恐后地挣钱————各种新杂志都专门登载如何快速致富以及如何到深圳(Shenzhen)等飞速发展的经济特区创业的故事，深圳在辟成经济特区前10年，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张磊大量购进此类杂志后再转手倒卖。 张磊回忆称：“刚开始租书时，我曾遭遇库存问题，而且我发现自己挣的钱都花在给人买水喝上了。于是我决定只订少量杂志，然后看看哪些杂志好卖。并且我还开始卖矿泉水、方便面以及湖南腊肠。如果几样东西都买的话，我会相应打个折扣。”开学到北京时，这位经验丰富的推销员已净挣了800元人民币(当时约合)。 张磊说相对而言，自己的童年生活无忧无虑。他的父母那一代人经历过文革(cultural revolution)，但他1972年出生时，文革的动乱已接近尾声。他说，父母亲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但他们总是乐观向上，对往事从不提及。“我父母那一代人就没有我们这样的好机会，”他说。时至今日，自己的生活仍很节俭，几乎到了清心寡欲的地步。 如今，很多新近毕业于美国顶尖大学的中国学生选择留在美国就业。唯一例外就是“princelings“————中国统治精英阶层的子女，他们除了回国之外，别无选择。移居海外的年轻中国人开始用美国人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祖国。他们看到了国内的环境污染、**贪腐以及缺乏言论自由，担心回到国内后难以适应。 但张磊说自己一直清楚有朝一日会返回国内。“我于2005年回国，”他补充道。从耶鲁毕业后，他就职于华盛顿的一家新兴。“我当时就知道中国即将雄起，整个国家焕发勃勃生机，每个人都能发大财。国内涌现了众多朝气蓬勃的创业者与高科技创业公司。“一回到国内，史文森就从耶鲁投资基金拨出起动基金，帮助他创办高瓴资本公司，随后又追加了。” 2005年，很多投资者还看不到中国大陆存在很多朝气蓬勃的创业者与高科技初创公司。“以前往往都是全世界向学习美国，”张磊说。刚开始，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网络公司只是盲目模仿美国及其它国家的公司，并无独创的商业模式以及原创技术。“但中国在很多方面跨越式地赶超了美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尤为如此，”张磊说。中国网络企业的发展规模及发展速度独步天下。如今，中国大陆约有6亿网络用户，很快就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 张磊把一开始从耶鲁筹集的大部分基金投到了中国最大的网络服务与社交网站腾迅公司。这是他开天辟地第一笔投资，也是回报最为丰厚的投资，尽管他说自己当时并不看好腾迅公司的QQ社交网络平台的发展前景。为了解腾迅公司的发展后劲，他实地调研了当地市场。“我当时认为：随着用户越来越见多识广，就会摈弃QQ，转而升级换代使用其它网络服务，”他说。“但在国内，虽说并非人手一部手机或传真，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QQ号。”时至今日，他仍继续保有腾迅股份，腾迅已在香港成功上市。 待到中国企业家互相进行往来业务后，张磊就通常成了“退居幕后”的“推波助澜者”。作为腾迅股份的长期持有者以及电子商务巨擘京东(JD.com)的首批投资者，他负责为两家公司之间的战略合作事宜出谋划策。京东最近成功在纳斯达克(Nasdaq)上市，在这之前，张磊就是京东的第三。“两者的合作意义非凡，”他说。“腾迅拥有电子商务平台，而京东的网络销售非常出色，而且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物流仓储渠道，京东则一下子获得了腾迅的庞大用户群。” “京东相当于亚马逊(Amazon)与美国联合包裹速递服务公司(UPS)的二合一，”他补充道，这个实例生动说明了中国如何在发轫于美国硅谷的商业模式方面成功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解释说中国国内并没有与UPS这样的公司，而中国的实体店零售效率远逊色美国。 五月底，京东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市值达到260亿美元————高瓴资本再次大获其利。它22的原始投资到五月底一下子变成了39亿美元。(京东创始人刘强东(Richard Liu)如今是中国科技富豪榜的一分子，完全能比肩百度、腾迅以及阿里巴巴的创始人。) 张磊经常邀请私营企业主参加高瓴资本的非正式聚会，对方很多属于科技类公司，是高瓴资本的咨询及投资对象，其中很多公司即将上市。“本人投资组合公司里的企业主们可相互取长补短，”张磊说，并指出自己曾鼓励京东与自己投资的某连锁超市举办研讨会。“线上与线下零售商相互了解学习对方的思维模式。” 他列举了线下与线上公司互相学习的一个实例：张磊曾投资液体洗涤剂生产厂家蓝月亮(Blue Moon)，并让其高管接洽京东。那场研讨会让蓝月亮重新设计自己的补充包，旨在让它们容易装进京东的投递箱。“现实生活中，大体量包装在吸引消费者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在线上销售则属劣势，”他说。 张磊如今把中国的投资模式推销至国外市场。“相比较台式电脑拉动的美国消费模式，靠移动端拉动的中国消费模式更适用于新兴市场，”他说。“中国与新兴市场之间的社会经济概貌更为接近。我们有能力帮助腾迅这类公司走出国门，快速促进其它新兴市场的移动互联网业务发展，其它新兴市场也可借以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是双赢策略，我们正在改变亚洲内部贸易(Intra-Asian Trade)的发展格局。” 比方说在印尼，张磊撮合腾迅的微信(WeChat)移动通信平台与印尼最大的媒体、电视以及付费电视集团Global Mediacom建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如今的印尼酷似几年前的中国，”他说。 张磊把自己视作东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他的投资理念可概况为史文森的学说与中国佛教道家圣人学说的综合。访谈临近结束时，张磊又背诵了一些道家的名言。他对我说了不要刻意追逐过多机会的重要性。“弱水三千，”他一边伸手取苏打水，一边吟咏道：“一瓢足矣。” 在旁观者看来，张磊酷似巴菲特(Warren Buffett)————买入并长期持有股票的投资高手。(这两位曾一起共进过午餐。)张磊引以为豪的是：高瓴资本的多数投资者是耶鲁与其它一些大学的捐赠基金。他本人是耶鲁亚洲发展委员会(Yale Asia Development Council)**、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理事以及母校人民大学校董会的理事兼副董事长。他表示自己将捐出大部分财富。 看到自己已经迟到了下一场会面，张磊婉拒了再喝咖啡或茶水。临走之前，最后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得有这样的能力————不要急着感恩，”他说。“得集中心智，头脑清醒。”>> THE END <<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ID:iceo-com-cn）提示：我们尊重原创者版权，除非我们确实无法确认作者以外，我们都会注明作者和来源。在此向原创者表示感谢。若涉及版权问题，烦请原作者联系小金（微信：jinfuzi-wx）删除，谢谢！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声明：本站所载文章、数据等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金斧子立场，仅供读者参考，不要盲目投资哦。点击阅读原文，跟随母基金将独角兽一网打尽↓ ↓《降薪八成也要回归母校的“耶鲁财神爷”斯文森》 精选五毕业季，向来不止于离愁别绪。除却各种或温暖或奇葩的毕业照，校长、老师的走心演讲近年来也不时有刷屏之势，杰出校友的感恩反哺之举，或手笔大，或用心诚，有时比毕业的主角们更抢眼些。6月23日，高瓴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磊宣布向其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捐赠3，设立“中国人民大学高瓴高礼教育”。据了解，3亿元捐赠将主要用于推动人大与世界著名高校开展合作，进一步提升人大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支持人大引进和建设世界一流的师资队伍，培养复合型顶尖人才；同时为人大新设创新交叉型学科提供长期支持。作为中国最成功的投资人之一，张磊创立的高瓴资本现管理着超过的资金，其资金来源中不仅有、、，还有全球顶尖的大学捐赠基金。据悉包括耶鲁、斯坦福和普林斯顿在内的至少六所美国常青藤名校都是高瓴的投资人。张磊本人去年还当选耶鲁大学建校315年以来首位中国校董，可以说张磊和高瓴与以常青藤联盟为代表的美国名校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此次张磊携高瓴公益基金对人大的捐赠除了资金的注入之外，与世界名校资源的对接，以及如何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教育理念也是一大看点，可谓自带流量。格物致知 初心奉道张磊1990年从河南驻马店高级中学毕业，以驻马店文科总分第一的成绩考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金融专业。1998年拿着奖学金进入耶鲁大学，2005年回国成立高瓴资本，经过十二年发展，高瓴已经成为亚洲地区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投资基金之一。张磊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每一步发展都从教育中获益良多。”他表示：“我在投资之外，一直致力于培养人才，希望在我们的时代大舞台上，看到一批又一批胸怀理想、学贯中西、博览古今、文理并重的年轻人脱颖而出。”“投资就是投人”，身在投资行业，张磊对人才的洞见和认知要本能的更深刻些。高瓴资本也一直在孜孜以求，“上穷碧落下黄泉”，旨在找寻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实践者。然而现实却是：真正的好公司是有限的，真正有格局观、有胸怀又有执行力的创业者更是有限。如何持续地挖掘年轻人才，如何为优秀企业提供优质人才，这让张磊和高瓴都感到了迫切。为此，在高瓴创立十周年之时，张磊曾立下大旗：“重仓人才，就是我们要帮助人才形成正能量，能量圈，能量球，绽放自己，温暖别人。”未来，高瓴资本将“以初心，奉己道”，重仓中国，重仓年轻人，投资于未来。重仓人才 一直在路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离不开创新创业人才的冲锋陷阵。张磊和高瓴一直高度关注创新人才的培养，在打造面向未来的卓越青年人才培养平台上不断发力。2011年，在时任人大校长和耶鲁校长的共同支持下，张磊在人大捐建成立了高礼研究院。坚持以“多元融合、价值投资、实践创新”为培养理念，高礼研究院开设了国内首个本科双学位人才培养项目，同时面向全球著名大学的学生开展了“高礼英才绽放计划”“高礼女性领导力SHero她力量培养项目”、“高礼国际教育-耶鲁、斯坦福、杜克大学暑期班”和“高瓴高礼冬夏训练营”等项目，已培养逾千名优秀青年学子，积极探索跨年级、跨学科、跨院校融合培养的创新模式。截至2016年底，高礼研究院已团结一批来自金融、企业、**、大学等领域的实践型导师资源，并举办了百余场讲座课程，面向未来的卓越青年人才培养平台已初具规模。好的教育平台可以塑造一个人的气质与格局，与杰出商界领袖直接对话，可以提升一个人的境界与视野。深谙此理，受惠于教育的张磊，也积极统筹资源，着眼于促进教育资源公平。从2010年开始，张磊为家乡的母校河南省驻马店高级中学捐资设立高瓴奖学金暨107奖学金，是驻马店市第一个由校友捐助、并以校友会名义设置的奖学金。截至2016年，累计帮助数百位河南籍中学应届毕业生。2016年，高瓴还对该奖学金项目进行了全面优化和升级，提高了资助额度，进一步整合了高礼研究院的资源，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长期跟踪培养和全方位立体化服务。2010年张磊还资助了国内首家全免费职业学校百年职校，并捐赠建立了郑州百年高瓴职业学校，为贫困家庭获取教育资源不足的学生，提供免费职业教育，培养学生立足社会的技能。此外，为让更多孩子能够得到优质教育并充分发挥潜力，张磊还积极资助“阅读室”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重视扫盲和教育中的性别平等来改变发展中国家数百万儿童的生活。为进一步推进中国教育资源公平的解决，张磊数次赴美走访世界名校，积极推动引进海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2016年7月，受张磊邀请，UCLA（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长基恩·布洛克一行访问河南，就中外合作办学事宜进行探讨。公益2.0时代 多管齐下投入教育本次3亿元人民币设立的“中国人民大学高瓴高礼教育发展基金”，算是高瓴在重仓人才方面又画下的浓墨重彩一笔。高瓴捐赠当天也正值中国人民大学2017届毕业典礼，张磊作为人大杰出校友，发表了演讲。在人大世纪馆，站在当年激扬青春挥洒热血的校园，面对着曾经熟悉的教学楼和食堂、图书馆和操场，当着7000余名学弟学妹，张磊激动不已，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出发，告诉学弟学妹——选择做时间的朋友，Think big, Think long！从2005年成立至今，高瓴对教育的投资从未止步。从在家乡驻马店高级中学设立奖学金，到长期资助打工子弟求学圆梦，成为中国第一所以基础研究为支点的西湖大学创始捐赠人，张磊和高瓴对教育的投入和支持已经覆盖了中学、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多阶段的公益项目，其涉及面不可谓不广。从当年对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单纯的资金捐赠，到如今对人大“输血”+“造血”自带流量和资源的教育投入，张磊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和资源，诸如亲自走上讲台为学生分享，参与包括结业典礼在内的各种活动，邀请众多知名企业家朋友为学生授课，推荐学生到最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去学习和实践等，对教育的投入不可谓不深。在受惠于教育必反哺教育的同理心感召下，在身处投资行业对重仓人才的深刻认知和强烈渴求下，在“教育是永不退出的投资”理念指引下，深信教育改变命运的张磊，正带领高瓴公益基金走进公益2.0时代。[责任编辑:杨莹]《降薪八成也要回归母校的“耶鲁财神爷”斯文森》 精选六现年51岁的斯科特?马尔帕斯（Scott Malpass）已经在诺特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捐赠了25年，他于1988年8月出任首席投资官一职，当时他刚刚过完自己26岁的生日。25年来，这位首席投资官创建的投资机制令后者受益匪浅。在他的带领下，诺特丹捐赠基金在全美大型捐赠由第23位上升至第12位。正是这种飞跃式的发展使诺特丹大学不仅成为美国顶尖的天主教大学，同时也成功跻身于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行列。25年的任职期限在业内实属罕见，毫无疑问，马尔帕斯已经把宝贵的成年时光都献给了母校――诺特丹大学。他重新定位了自己作为首席投资官的角色，同时他在教育、员工、经营哲学和投资探索方面的不懈努力终于为这所天主教大学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虽然马尔帕斯从未结过婚，但他却缔造了一个紧密团结的诺特丹家族。这其中既包括投资团队专家、几乎清一色的校友和慕名而来的学生群体，也包括华尔街信托机构网络。长期以来，他一直将持续、稳定和长期性分析的理念介绍给身边的雇员、投资委员会成员、资产管理机构和投资专家。当然，马尔帕斯本人也是上述理念的受益者。诺特丹模式“大家对于哈佛模式和耶鲁模式早已耳熟能详，而我们开创了诺特丹模式。” 马尔帕斯说。华丽的数据和勤奋的工作造就了马尔帕斯的奇迹。他担任诺特丹大学捐赠基金首席投资官期间，该投资的年高达11.9%，出色的经营业绩使这所天主教大学捐赠基金总额由1988年的4.53亿美元增至如今的84亿美元，其中用于学校支出的比例由11%升至25%，支出总额由此前的2400增加到2.86亿美元。约翰?詹金斯（John Jenkins）于2005年正式出任诺特丹捐赠基金总裁。在他看来，捐赠基金的资金支持才是诺特丹大学二十五年来长盛不衰、持续发展的首要原因。自1987年以来，先后有300位教授加入到捐赠基金行列中，每年的学生助学金总额由1988年的增至目前的1.，受益学生多达1.17万人。马尔帕斯在谈到与178家资产管理机构的合作关系和自己清晰的长期战略时说：“作为投资者，我们长期致力于品牌塑造。”目前，诺特丹组合分资金投向了私募、不动产和其他，限均为十年，而其余则投向了对冲基金领域，投资期限大都在一到五年之间。然而，长期性战略并不等于被动消极。25年间，马尔帕斯先后雇用了290家资产管理公司，与其中180家终止了合作关系。马尔帕斯对诺特丹大学捐赠基金怀有深厚的感情，并为后者带来了可观的投资收益。风本企业红杉资本公司（Sequoia Capital）合伙人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一直十分关注诺特丹捐赠基金的发展态势。他说：“诺特丹大学捐赠基金与斯科特?马尔帕斯在业内享有盛誉。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与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红杉资本公司内很难找出能够与斯科特并驾齐驱的人物。”在莫里茨看来，马尔帕斯的投资交易确实是捐赠基金行业为数不多的奇迹之一，其贡献有目共睹。“你可能认为我这是在故意夸大其词。但事实就是这样，斯科特堪比捐赠基金行业中的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他说。诺特丹大学前高级投资官、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首席投资官、埃文斯顿资本管理公司（Evanston Capital Management）现任董事唐纳德?菲尔斯（Donald Fehrs）解释说：“几乎所有捐赠基金人士都认为自己是长期投资者，然而说与做是两码事。当付诸行动时，你会发现自己必须将毕生精力放在事业上，方能有所建树。绝大多数人刚开始时都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有些人随后就会出现动摇，导致半途而废，而斯科特则是那种永不放弃、励志进取的少数人。”当上首席投资官斯科特?马尔帕斯生长在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家庭，他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与其他兄弟姐妹一样，马尔帕斯也非常喜欢体育。他身材高大，热衷于橄榄球和棒球运动。1984年，斯科特?马尔帕斯大学毕业，并获得生物学专业的理学学士学位，与其他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一样，他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困惑和彷徨。马尔帕斯本有机会留在实验室工作，但他却去了诺特丹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当时该校正好有一个小型的商业规划培养学科。但那时囊中羞涩的窘境使马尔帕斯对工作充满了渴望，他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当时学校的首席投资官、学生教务长臧查理（Richard Zang）神父雇用马尔帕斯做自己的教务助理。那年夏天，查理神父还帮助他获得了一个在退休养老基金咨询企业欧文（Irving Trust Co.）实习的职位。在1986年拿到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后，马尔帕斯找到了一份全职工作。日，大幅下跌。当时的诺特丹大学捐赠基金投资委员会**、克罗克国家银行（Crocker National Bank）前总裁、全美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维尔莫斯（Robert Wilmouth）决定走马换将。他认为，诺特丹捐赠基金需要的是更加专业化的管理，而这些显然不是查理神父所能提供的。就在这时，机会来到了马尔帕斯的面前。他与维尔莫斯的儿子托马斯（Thomas）是诺特丹大学同宿舍的室友。维尔莫斯希望聘请一名诺特丹大学研究生，他不仅要具有长期性的投资理念，而且能够在70%与30%的组合投资中挖掘新的市场机会。日，诺特丹大学捐赠基金雇用马尔帕斯担任首席投资官，但开始只给予了助理投资官的职位。第二年春天，臧查理神父离开了这里，并将所有职权都移交给了马尔帕斯。在此之前，这位神父曾在首席投资官的岗位上工作了十八年之久。对于斯科特?马尔帕斯来说，他所能调动的资源简直少得可怜，仅有一间办公室，而且还没有任何电脑设备。1978年至1995年期间，维尔莫斯一直担任投资委员会**。在他的支持下，这位新任首席投资官开始大刀阔斧地构建新型经营模式。现年85岁的维尔莫斯表示，雇用马尔帕斯是他最英明的决定。马尔帕斯意识到自己必须为阐明经营理念，继续秉承天主教传统。他回忆说：“25年前，我为投资事业部构建了新的战略规划，那就是积极进取，努力开拓，时不我待。”人才培养诺特丹大学捐赠基金首席运营官马克?卡姆里克（Mark Krcmaric）系诺特丹大学1980届毕业生，他的三个孩子也在这所大学就读。在谈到投资机构的设置问题时，他回答：“投资团队与资产管理机构之间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这是我们组织文化的一部分。内部的律师也十分了解究竟哪些东西对诺特丹大学尤为重要。”这位首席运营官于1988年加入诺特丹大学捐赠基金，拥有印第安纳州立大学（Indiana University）法律博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5年，马尔帕斯邀请金融学教授弗兰克?雷利（Frank Reilly）和约翰?阿弗莱克-格拉维斯（John Affleck-Graves）在诺特丹大学内开设投资管理应用教学班。如今，这个班级的学生们经营着总额为的美国多头。这可不是什么模拟操作，而是真刀真枪的实战经营。他们每学期只招25名顶尖学员，该班学生经常前往波士顿、芝加哥和纽约与资产管理机构进行磋商会晤。如今，阿弗莱克-格拉维斯已成为诺特丹大学捐赠基金执行副总裁。诺特丹现在的投资团队中就有七名成员来自马尔帕斯组建的投资管理应用教学班。阿弗莱克-格拉维斯说：“作为教师，斯科特十分注重一对一的培养模式。他详细了解每一个学生的情况，并给予相应的建议。这与其他学校教学截然不同。不但如此，他还非常重视个体能力的发挥。”投资管理者必须在年轻人培养方面敢于承担风险，就像维尔莫斯将赌注压在马尔帕斯身上一样。红杉资本的莫里茨认为这正是马尔帕斯成功的秘诀。“能够将如此众多的顶尖专家聚集在一起实在令人羡慕。如何将他们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其真正成为一个高效团队，这就要考验首席投资官的本事了，培养年轻人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他说。阿弗莱克-格拉维斯也同意莫里茨的观点。他说：“马尔帕斯总是给员工以充分的成长和发展空间。他不仅巧妙地给予他们必要的指导，而且还在潜移默化地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可以说，斯科特?马尔帕斯在用人方面的功夫真是炉火纯青。”马尔帕斯早已是诺特丹大学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员工招聘和基金发展等工作完全围绕着学校长远发展这个核心而展开。他每晚都会去学生宿舍看看，并在那里向学生讲授，有时甚至是一边吃比萨一边做讲解。当高年级学生集体竞聘实习生职位或争选马尔帕斯的投资课程时，校内竞争气氛骤然紧张。他喜欢将自己的经验和技能传授给年轻人，而且每年都会召开一次关于投资课程内容的集体会议，所有投资雇员都必须出席参加。同时他也乐于为自己的学生提供咨询建议，他们当中很多人将来可能成为诺特丹大学捐赠基金的储备人才。布尔曼是诺特丹大学2001届毕业生，毕业后他在富达投资公司（Fidelity Investments）找了一份做的工作。不久，他就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后来，布尔曼先后在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了基督教护教学专业学位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有一天，他接到了马尔帕斯打来的电话，后者说：“回母校捐赠基金来工作吧，我希望你能把自己剩下的职业生涯都奉献给诺特丹大学。”布尔曼说：“为斯科特工作，你会发现自己的兴趣永远是第一位的。诺特丹大学捐赠基金的文化在于它始终关注雇员的成长与发展，而这是成功投资者必备的关键要素。”一些院校认为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利于引进高水平的投资人才，而马尔帕斯却不这么看。如果有必要的话，他更希望将印第安纳中北部校区打造成世外桃源，从而使其免受金融中心地区的渗透。哈佛商学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UCLA School of Law）毕业生、诺特丹副首席投资官多诺万解释说：“人们之所以愿意来到诺特丹大学校园内休闲游览，那是因为我们能够消除噪音的干扰，为大家营造静谧的氛围。南本德市有着良好的区位优势。这里到芝加哥只有90英里的距离，如果我们想去那儿与客户见面，那么交通会非常方便。我们虽在华尔街圈内工作，但却生活在南本德市。”凡是到过诺特丹大学圣母湖畔的游客一定会被校园内积淀的天主教传统所震撼。校园里几乎所有的建筑，无论是老式教堂还是新盖楼房都被深深地打上了学院哥特式烙印，屋顶的黄瓦和拱形的门窗不经意间透露出宁静与古朴的味道。宏伟的圣心教堂塔尖上矗立着12英尺的十字架，巨大的彩色玻璃映衬着周围的景色。投资布局新兴市场尽管身处小城市，但马尔帕斯的目光却早已瞄准了海外市场。仅凭这一点，同行竞争对手就望尘莫及。他对于新兴市场的理念正是其投资模式的标志。“对于一个来自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的少年来说，能够坐上旅行车游山玩水，享受匹兹堡海盗游戏的快乐，这实在是神仙般的日子。”他开玩笑说。欧文信托公司激起了他对海外市场的兴趣。为此，马尔帕斯亲自前往日本和中国香港市场考察。他高兴地表示：“可以肯定的是，全球组合蕴藏着巨大的。我对此深信不疑。”在马尔帕斯上任后，诺特丹大学捐赠基金拨出10%的资金用于国际市场投资。1992年，他在一家美国企业的帮助下完成了自己在新兴市场的首次投资交易，旨在寻求更多的机会。如今，该基金在新兴市场的投资比例已经占其总投资额的18%。共同基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那些资产总额在10亿美元以上的捐赠基金和慈善基金在新兴市场公共股票领域的投资比重仅为6.6%。两者相差近三倍。不过遗憾的是，共同基金会并没有获得上述基金机构在该地区私募的。虽然对新兴市场充满了期待，但是马尔帕斯在做时仍然遵循着严格的程序。他于1989年开始考察中国市场，但直到2003年才通过一家香港启动了亚洲市场的投资项目。2007年，诺特丹大学捐赠基金雇用了首家公共管理公司，后者总部设在北京，其雇员大多是中国人。他的投资团队每年都要对新兴市场展开四到五次考察和访问，另一方面也趁此机会与公共资本和私募建立合作关系。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市场是马尔帕斯团队近期关注的重点，优先投资的对象包括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南非和乌干达。到目前为止，诺特丹捐赠基金在非洲市场的接近，约占其新兴市场投资总额的7%左右。多诺万在谈到新兴市场考察的收获时说：“这需要我们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决不会坐在南本德市的办公室内来贸然决定是否、非洲和巴西市场。实际的市场考察和调研非常之必要。”2006年加入诺特丹大学捐赠基金的布尔曼说，人们似乎误解了诺特丹捐赠基金的投资理念，认为他们不过是看中了新兴市场的牛市。“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将全部筹码都放在新兴市场上，因为这实在太危险了。”布尔曼说。找到适合从事投资业务的人才远比发现理想的投资地区或国家市场更为重要，这是诺特丹捐赠基金一贯的经营理念。马尔帕斯投资团队总是乐于寻求优秀的投资者，并与他们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共同探讨。一线的实际调查包含诸多内容，例如联系各别的投资者，尤其是那些没有外部资本支持但又非常成功的民间投资人士。此外，他们也会拜访**官员、***家、战略分析师、商界领袖以及任何能够帮助诺特丹捐赠基金了解和熟悉地区经济与市场动态的相关机构。马尔帕斯经常带着信托机构人士去巴西、中国和新加坡市场考察。他认为，其他机构投资者难以做到这一点。虽然他也承认投资者在新兴市场取得的成就，但是后者在许多方面仍需努力。“尽管新兴市场投资已进入稳定阶段，但我们期望能够成为其中的领军者。我希望未来十年诺特丹大学捐赠基金在新兴市场的投资能够升至25%。当基金总额达到至之间时，我就会在海外市场建立投资业务机构。”马尔帕斯说。目前，该基金将27.5%的资产交由50家经营，34%的资产投向非美国企业，其中欧洲企业占14%，亚洲和其他地区企业占20%。诺特丹大学捐赠基金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半是以自有持有，另一半则划分为增长型股票和风险资本。25年来，诺特丹基金已经先后完成了353项私营基金投资交易。完善投资路径然而，马尔帕斯的职业生涯并非一帆风顺。2000年，诺特丹大学捐赠基金的表现异常出色，其高达57.9%，创下全美大学最高收益纪录。但是，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给马尔帕斯带来了惨痛的教训。诺特丹大学捐赠基金总额由2000年的35亿美元萎缩至2002年6月末的29亿美元。再后来就是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受此影响，诺特丹大学捐赠基金在一年内由70亿美元降至。在此期间，该基金发展虽然步履维艰，但还没有沦落到岌岌可危的地步，原因在于它所有的投资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其受托者，而且董事会一直都在密切关注基金的经营状况。正是在他们的支持下，马尔帕斯在年期间除了担任首席投资官以外，还是该校金融业务副总裁，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投资部门与金融部门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这对于一个随时需要监控自己现金流量的高校来说有着重要意义。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高校不得不削减建筑项目和人员成本方面的支出，而诺特丹大学的传统政策此时却发挥了积极影响，它在基础建设和人力成本预算方面没有受到任何阻碍。但金融危机的破坏性令马尔帕斯及其投资团队仍然心有余悸。最近，布尔曼和投资董事保罗?布塞（Paul Buser）启动了一项名为“研究开发”的工程项目，旨在探索如何识别顶级投资管理机构的方式和途径。他们先后接触了多家机构，并与公共资本团队共同分享了多年来的。“我们希望能够不断完善和改进体系，为诺特丹捐赠基金未来数十年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布尔曼说。他们两人与多家对冲基金管理机构探讨了诺特丹大学的投资框架机制问题。他说：“我们正在努力构建基金的描述与模拟分析体系。”像“研究开发”这类项目虽然未必能够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却充分显示出马尔帕斯的长期经营哲学。对此，他表示：“作为一名首席投资官，我十分推崇事实的价值，那就是我们必须要清楚那些资产管理机构的优劣势。它们不会主动把所有秘密都告诉我们，但是这些内容几乎都是透明的。这需要我们进行理性的思维探索。”对于未来的发展，马尔帕斯没有显现出任何的茫然。他依然非常年轻，很多未尽的工作仍需要他来主持。如今，马尔帕斯开始关注初期的市场风险与机会识别。在他看来，国际市场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他说：“我们希望了解政策制定与演变的路径以及具体的文本内容，而且需要在这方面下一番功夫。十年前，我们可能对此漠不关心。”这位首席投资官收集了许多数据和计量指标，其目的在于监控基金的债务问题。近年来，随着债务规模的上升和资产泡沫的加剧，马尔帕斯开始竭尽全力保护诺特丹大学捐赠基金，使其免受经济危机的侵扰。这一切都是他二十五年来呕心沥血的经营成果。于是，他开始更多地涉足对冲基金。因为在斯科特?马尔帕斯看来，未来三到五年不会有太大的改观。尽管二十五年来创造了无数辉煌的投资成就，但是他并不否认自己的不足，而且非常乐于从基本面做起。“我所能做的全部工作就是与合作伙伴们一起做好平衡的多元化组合投资。”他说。《降薪八成也要回归母校的“耶鲁财神爷”斯文森》 精选七康晓阳：私募宽客张人蟠：不是革命，是进化钱学锋：汉理黑石梦戴宏：华尔街风暴中走出的CMRO杨洋梁仡铭：陆家嘴“老友记”私募宽客2002年带着和帆船运动的历练从美国归来，康晓阳成为私募中独树一帜的“宽客”。天马投资董事长兼首席投资官康晓阳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就是自己戴着墨镜扬帆出海，将滚滚海浪一层层远远抛在身后，而方向盘掌握在他的手中，迎面而来的海风吹打着他的自信与不羁。为什么那么热爱帆船运动？对他而言，帆船运动跟他做了二十多年的投资有着或多或少的共通之处。驾驭帆船的技术需要经过海上风浪的历练，而投资，对康晓阳而言，更是无止境的历练与学习，在二十多年的投资生涯当中，他失败过，执着过，碰了壁，当撞了南墙之后，他也寻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驾驭市场的方向盘。2002年，远赴重洋的康晓阳从美国回来，带着量化投资的思路，成为当中独树一帜的“宽客”。君安解散，出走美国在“海归派”、“宽客”的身份之前，康晓阳另一个更为圈内人所熟知的身份就是“君安系”。在那个股市江湖传说辈出的年代，“君安系”就是武林中的北斗泰山，而在君安证券全盛时期，年轻的康晓阳也已经在中崭露头角，时任君安证券董事副总裁兼。在当时君安证券内部，康晓阳的地位仅次于大名鼎鼎的张国庆和杨骏，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100亿元。但当康晓阳回忆起那段年轻的岁月时，让他记忆深刻的却是他当时的一段“翻船”经历。1994年，康晓阳在君安证券做投资工作，那时投资经历尚浅。“只是懂得一些看图说话和波段操作之类的技巧。”康晓阳自嘲道，但就是这样一些操作手法，也曾经做得不错，几乎在指数最高点抛掉了手中所有的股票。不过，当他认为市场已经跌得差不多，分析各种市场因素认为“到了抄底的大好时机”的时候，抄底却抄在了半山腰上。这次的经历让他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在1998年君安证券解散之后，康晓阳没有留在国内继续做投资，而是选择了远赴美国，他要到这个鲨鱼遍布的成熟市场中去寻找更能说服自己的式。而恰恰是美国几年的经历，改变了康晓阳的投资思路，也让他跟量化模型结下了不解之缘。到了美国之后，康晓阳将自己在国内多年形成的投资方法运用到美国市场上，其间也尝过不少甜头。2000年，康晓阳在5000点附近清仓，成功逃顶，而其卖出的就有一只叫Corning，当时卖出的价位是，操作堪称完美。当时，随着自信心的爆棚，风险也随之而来。一路暴跌，康晓阳一直关注的Corning股价也跌到附近，距离康晓阳卖出时的价格整整下跌了90%。“我详细分析了公司的基本面情况，认为其价值至少在以上。于是，当股票跌至10美元水平的时候，我开始大胆买进。”康晓阳说。但遗憾的是，随后股价并没有出现康晓阳的上涨，而是在几个月后又掉头向下，最后跌到了，康晓阳的这次异国抄底又损失了近90%。“我这才发现，市场是**大海，任何一个浪花都可以把你卷跑。”康晓阳说，从那时起，他开始研究市场的行为。奔向量化“市场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再好的东西，只有市场喜欢的时候才能进去，这是关键条件。”康晓阳说。慢慢地，康晓阳意识到，市场与投资的关系，就像是风和帆船的关系。“风，是帆船航行的动力，好的水手擅长驾驭却从不预测。”康晓阳讲述了自己初学帆船时的经历，当时即便借助仪器，观察风向和风速也是极困难的事。后来，康晓阳见过一个很有经验的水手，他仅凭脸颊就能感知风的方向和速度，甚至还可以根据冷热判断风的源头。“那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高手。见风使舵，原来是一种境界。”康晓阳说。“像投资一样，帆船运动也不受年龄限制，你可以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和提高。”康晓阳解释道，无论是帆船运动还是投资，比赛永远存在不确定性，没有比经验更好的老师。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一次错误决定或运气欠佳，都可能让你输掉比赛，担心、急躁、怒吼都无济于事，关键是要放平心态，赢的是概率和面对不利环境时的能力。“怎么定量市场想法？这就是我当时最开始研究量化的一个原因。” 康晓阳说。此后，康晓阳开始接触量化投资，并和当时在担任投资副总裁的刘虹俊一拍即合。在美国期间，俩人对量化投资潜心进行了钻研和探索。在康晓阳看来，模型化对投资最大的帮助就是可以量化市场的想法，在投资中更关心市场的情绪和喜恶，在这个前提之下，再按照自己的选股思路，买进自己喜欢的股票。但不同的是，会选择在市场喜欢的时候才开始加码。“当真正开展研究的时候，才发现，量化是海阔天空。”康晓阳说，在量化这一门学问中研究越来越深入之后，才真正明白，自己最初的量化市场想法、量化市场情绪的初衷，仅仅是量化这一门博大精深学问中的一个分支。2002年回国之后，康晓阳就如同重获信仰的教徒一般，开始将他做量化的想法在国内市场中进行实践。如何量化A股的想法和情绪？券商背景出身的康晓阳把目光投向了分析师报告。2002年康晓阳在深圳成立了今日投资有限公司，建立了“今日投资数据库”，汇集了国内70余家主流研究机构4000多位一线分析师的最新研究报告，成为国内首个上市公司盈利预测数据库。目前“今日投资数据库”拥有研究报告超过40万份，盈利预测及投资数据超过900万条，覆盖95%以上的上市公司。但在当年，国内分析师报告还没有统一的规范，没有严格的评级，每个分析师按照自己的喜好发表观点。康晓阳成立的团队最初的工作就是将这些报告搜集起来，但对这些数据的量化一开始举步维艰。做数据的日子很清苦，一些同类的数据公司会通过私下卖报告赚一些钱，当时康晓阳公司下面也有人萌生这样的想法，但随即被康晓阳拦下了，他看到的，是更广阔的天空。他一直致力于数据的建设，期望于国内量化的发展。“但直到今天，虽然2011年被称为国内量化投资的元年，但是量化在国内还远远没有成长起来。”康晓阳说。A股量化之路随着刘虹俊离开美林证券回国加入了康晓阳的团队，利用今日投资的数据，把华尔街最主流的一一验证后，改进成为了自己的模型，康晓阳的量化模型投资也走上了实践的轨道。天马投资的量化模型是通过对股价动因分析，引入和开发了26种主要基于成长性的选股模型，经过量化和系统化处理形成基础股票池。研究团队调研和筛选后，形成核心股票池。在量化模型帮助下，通过对关键因子的排序组合，形成优化并实施。康晓阳将他们的投资策略概括为“三眼”法则，即买入的股票必须综合考量股票的基本面、技术面和市场认同度，优化基础股票池中的股票权重，提高组合效率，并降低组合风险及波动。日，康晓阳走出国门，向全球发行了亚联天马中国（Ajia lighthorse China Growth Fund），产品规模亦由成立之初的1000万美元一度增长至4亿美元，截至日，产品累计净值达到345.58元。与此同时，在2006年9月，康晓阳在A股发行了深国投?天马，成为国内最早的一只阳光产品。截至日，这只产品的累计净值达到270.3元。目前，天马资产旗下的产品数量已经增加到了5只，奔赴在量化投资道路上的康晓阳此时刚刚开始加速。“未来5年将是国内量化投资的时期，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康晓阳说。张人蟠：不是革命，是进化在华尔街，与空神之誉擦肩而过，在国内则找到了施展的舞台。没有成为华人中的“华尔街空神”，现任总经理助理的张人蟠有些遗憾。但他又自认为是个幸运儿――在一个最恰当的时机回国，为其15年海外从业经验找到了一个最适合的舞台。失之东隅：投资人撤资错失机会在美国次贷危机中，约翰?保尔森成为最大赢家，获得“华尔街空神”的称号。却极少有人知道，有位华人曾经在运营类似策略的对冲基金。2007年5月，因为汤普森路透家族撤资，张人蟠不得不结束了对冲基金的运作。3个月后，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宣布其旗下的两只基金无法赎回，次贷危机开始爆发。待到日，申请破产保护，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与张人蟠遗憾相对应的是，约翰?保尔森赚得盘满钵满。“策略是对的，遗憾的是投资者没有给时间。”聊到这段经历，张人蟠难免有些遗憾。1993年，张人蟠从康奈尔大学毕业，获应用数学和计算机双硕士学位。张人蟠顺利通过的面试，进入其衍生品的投资部门。两年后，张人蟠成为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主要从事的衍生品与信用债的投资。在摩根大通工作9年后，张人蟠决心尝试绝对回报的工作。2002年，他加盟法国工商信用银行，从事全球和资产配置。2004年，张人蟠与高盛在加拿大的一位合伙人以及一位美林全球交易主管一起，联手发起成立一个对冲基金。在成功说服了安大略省教师退休基金（加拿大最大的退休基金）和汤普森路透家族（加拿大最大的家族）投资于该对冲基金后，该开始启动。张人蟠和合伙人所成立的对冲基金，主题是赌资本市场上某一点会有风险事件爆发。虽然不明确具体的风险点是什么，张人蟠和合伙人直觉当时的市场安稳的时间太久，整个行业的越来越大，开始积累空头的筹码。尽管该为正，两年多的等待已经让投资人失去了耐心。汤普森路透家族选择撤资，安大略省教师退休基金随后步其后尘。2007年5月，张人蟠担任合伙人的对冲基金解散。“很多传奇是投资人和管理者共同成就的，约翰?保尔森就是其中一例。”张人蟠说。当然，历史没有假设。无论过程如何，张人蟠最终结束了对冲基金的生涯，离开了华尔街。收之桑榆：回国找到舞台对冲基金后，张人蟠又重新开始找工作。这次，他将目光投向了国内。他坚信自己在海外15年的资产管理行业经验，一定能够在中国找到舞台。恰好法国巴黎银行（BNP）正缺一个人来管理国内固定收益的交易和产品销售，张人蟠顺理成章成为了BNP中国区固定收益部的总裁。两个月后，次贷危机爆发。有个美国朋友打电话过来打趣张人蟠：你从一个危机的重灾区，转移到了最安全的避风港。张人蟠感叹，投资人没有给对冲基金更多的时间留下了一些遗憾，但自己因此回国却是恰逢其时。在法国巴黎银行的两年里，张人蟠从买方转身卖方。他认为这两年是一个很好的缓冲期，在这两年内，通过和监管机构的交往和客户的交流，逐渐熟悉了中国市场和监管环境。2009年初，张人蟠正式加盟国泰基金，任总经理助理，再度回到买方。目前，国泰基金国际业务方面管理两只基金，分别为纳斯达克100指数（Nasdaq-100 Index）和国泰大宗商品（QDII-LOF）基金。国泰基金对张人蟠非常重视，让他参与了公司所有战略层面的委员会：、产品创新委员会、营销策划委员会、委员会。在公司层面上，国泰基金让海归有声音。国泰基金每周的海外市场周报，不仅仅停留在对媒体报道的整合，而是通过海归的眼睛来看海外市场。“海归的优势，不是跟国内同行做同样的事情。”他认为，自己的优势是“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同时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海外资本市场的经验教训很多，而很多东西是需要亲身体验，在书本上学不到。2012年5月，张人蟠在为银行客户经理做培训的时候，抛出了这样一个看法：欧洲的问题很简单，中国的事情很纠结。他的逻辑是，短期内，欧盟不愿意放弃欧元，欧洲央行会尽其所能保住欧元。而中国则有“周期派”与“结构派”之争。因此，中国今年的投资会非常难做。在看待中国问题上，张人蟠认为，海归的优势是将中国作为全球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分析，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封闭的体系。适应与融合在国泰的三年里，张人蟠对海内外资产管理行业的差异感受很深刻。从个人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在海外大型资产管理机构从业，讲究一个“专”字，而回到国内，就得强迫自己成为面面俱到的多面手。“优点是总能接触到新的东西，一直有新鲜感，缺点是接触的面广了，很难专精。”张人蟠如斯总结其利弊。对于很多海归回国所遭遇的水土不服，张人蟠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我们所成长的环境及体制，会造成一定的行为模式，需要适应模式才能成功。中西方资产管理机构的文化不太一样。例如国外有些机构认为：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是思想对撞，但在国内很难套用。对于海归而言，必须认识到国内的环境是固有的一些机制所造成的，改变很难，首先应该去适应。“海归能做的事情是发掘自己的优势，与国内的同行强强联手，弥补各自的弱点。而不是尝试去改变市场。”张人蟠指出。从公司层面上，应该创造一个包容的环境，让海归和本土员工都有发挥的空间，避免造成海归与本土员工的冲突。中国的资产管理机构重视自下而上的选股，而海外资产管理机构更重视自上而下的配置。这跟中国新兴市场的特征有关，新兴市场确实存在很多选股的机会。然而，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在不断增加。张人蟠认为，在资产管理行业要实现较大的胜率，需要去找到三个圆圈的交集：客户的需要、自身的能力以及投资者能够理解的范畴。国泰基金国际业务部目前只有 5~6个人，张人蟠认为不可能有足够的能力做全球配置。 基于这种判断，国泰基金QDII产品设计从指数产品纳斯达克100开始，拓展到大宗商品，在主动投资领域只设计中国概念的股票。海归在国内面临的情况，与国内成长的基金经理去海外就职的情况类似。海外机构会将他当成一个了解中国市场的人来用，而不是所谓的中国改变世界，让他用中国的经验来指导海外的投资。谈及自身对国泰基金的影响，张人蟠认为目前还停留在一些点上，未来可以从点到线到面，“不是革命，是进化”，需要循序渐进。钱学锋：汉理黑石梦走投资为主、投行为辅的模式，搭建一个完善的。1985年，从雷曼兄弟出来的一对上下级兼好搭档在华尔街创立了一家规模仅的小型并购公司，后来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之一，这就是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这样的华尔街励志故事激励着很多投资人。汉理资本董事长钱学锋即是其中之一，1999年，在华尔街工作了7年的钱学锋回到老家上海，2003年创办了一家名为“汉理”的财务顾问公司，几年之后投身PE大军。钱学锋告诉《陆家嘴》记者，有朝一日，希望汉理资本能成为中国的黑石。在华尔街当律师1985年，钱学锋从北京外交学院取得国际法学士学位，之后拿了外交部的奖学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英国牛津留学攻读国际关系，回国后在外交部工作。1989年，他自费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学，就在那里，一次讲座把他引到了另一条道路。钱学锋说，当时那是一帮律师演讲中国**的问题，他很惊讶那些律师对国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