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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特务”的定义辨析及其历史回顾
“特务”一词，乃为“特别任务”、“特殊任务”、“特种勤务”等类词语的概括与缩写，其本身词字并不具有贬义，而是一普通名词。
据考证，在中国的情报特工界，“特务”一词和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出自1927年5月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当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国共分裂后，中国共产党受到了来自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袭击，损失惨重，缺乏自卫意识的共产党人惨遭屠杀，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出于保卫自身安全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属下设立一个“特务工作处”，负责政治保卫与特殊的军事行动工作。这种“特务”称谓完全不含贬义，只是对其工作属性的称谓，该称谓自此开始流传。如1937年1月中共西北政治保卫局颁发的《特务须知》文件中就把首长的警卫员称为“特务员”，足以证明其词义的褒义。但到了后来，“特务”一词的含义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79年版的《辞海》将“特务”一词定义为：“参加特务组织或接受特务机关的任务，进行刺探情报、暗害、破坏、造谣煽惑等***活动的分子。”
这个定义，将特务完全归属于政治敌人类。这是因为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民国历史上，北洋军阀及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以其服务与服从于专制统治的特征，无限制地扩大与强化了它的超越国家法律约束的权力，而其施虐对象除了政治上的反对者而外，也曾大量和经常性地祸及普通民众，成为集恐怖、凶残为一体的黑暗势力的典型，因而为人们所痛恨与不齿。“特务”一词由此便打上了深深的耻辱印记，其含义也由“指事”扩展到“指人”，被指斥为“特务”者，遂为独裁者统治机构中最为顽固反动而凶残的打手鹰犬，因而必然成为革命派的主要打击对象。
在中国古代，这一含义的特务机构的历史由来已久，经过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沉淀与积累，及至明代中叶，官方特务组织已发展成为如“东厂”、“西厂”式庞大的特务机关，到清代又得以延续。及至民国时期，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发展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已经堂而皇之地列入国家政权机构，成为其重要的统治支柱与工具之一。
特务组织及特务政治的发达，依赖于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外因方面正所谓是“乱世出枭雄”，统治者面对纷纭时局与众多对手，急欲借助非正常的组织与手段来搜集各方面资讯，并以“快刀斩乱麻”及“黑、准、狠”的手段来打击政敌，以求高效地维护其统治地位，这是一般正常的民主社会政体下不需要和不可能存在的；在内因方面，则是出于统治集团主要是最高统治者的独裁与暴力统治思想，以及对暴力强权执政手段的笃信。
历史证明，如果一个最高统治者，哪怕他是一个封建皇帝，只要他有一点开明思想，懂得民众能够“载舟覆舟”的道理，都不会感兴趣并乞灵于特务统治，只有行将没落的统治者，才会热衷于使用这种人类社会最黑暗的统治手段并将之奉若神明。
鲁迅先生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这句话恰恰点明了特务政治的特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腐朽的政权是能够依靠特务统治来挽救其败运的。统治者企望于恐怖暴力与屠杀的效用只能是饮鸩止渴，其结果或可使之苟延于一时，但其暴虐行为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其赖以生存的民心基础，使之更迅速地走向彻底崩溃。普行特务统治是制造人民与统治当局相对立的最有效而迅速的手段，是把民众推向绝境而使之不得不奋起反抗的“催化剂”，此所谓物极必反。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阶段，它刚刚从封建专制的时代脱胎出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型时期，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严重的封建统治的痕迹，又因为在这二三十年间，中国遭遇了严重的内忧与外患，各种内外矛盾尖锐复杂。因此，历任统治者大多要采取非常的手段来夺取及巩固政权，特务政治因此能在民国时期畅行一时。
民国特务政治及其组织之形成，始于民国北京政府袁世凯统治时期，到了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得到了急剧的发展，形成了正式的规模，开展了频繁的活动，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第二节孙中山对特务工作的态度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好景不长，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政权，在内外压力之下，还没来得及施展其执政治国方案，便被迫让出政权给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而以袁氏为首的民国北京政府，其本身就是一个脱胎于清王朝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军事政治集团，同时，袁世凯又是一个军阀，崇尚武力强权统治。
袁世凯对特务组织与手段怀有浓厚的兴趣。为了达到压制民主、确保独裁及最终恢复帝制的政治目的，袁世凯豢养了大批流氓打手进行特务活动，围攻国会制造暴乱，最后甚至派遣特务刺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特务手段无所不用。袁世凯多行不义的结果自然是逃脱不了自毙的命运，特务暴行并不能使其起死回生。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人，在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历经了无数次艰难困苦与失败挫折，为了寻求支持与帮助，获得进行革命的基本物质条件，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与各种政治、社会力量进行了联络，寻找革命的同盟者。在这当中，他们也曾与国内外一些秘密社会团体组织有过接触与联合。一些革命党人，包括后来成为国民党领袖之一的汪精卫，都曾用暗杀、爆炸等手段来对付清廷高官，但他们当时的这种行动与所谓特务行为有根本之不同。
由于孙中山在生前并没有获得在一个较长时间内治理完整的国家政权的机会，故而他对于国家情报机关及特务工作，也没有提出过自己的系统见解，更谈不上有任何行动指示。相反地，可以明确的是，孙中山先生一向反对以不正当的手段“挟私复怨”，“擅行仇杀”，对其政治对手亦“不得执既往之名称以为罪罚”，认为暗杀等特务手段“不免有缺光明，其结果定不良也”，表明了一位革命领袖光明磊落的政治态度与作风。
孙中山逝世以后的中国国民党，以稳定广东革命根据地与北伐军事行动作为工作中心，其所掌握的广州国民政府则尚是一个处在成长阶段的政权，故在特务工作方面亦无建树与可书之笔。
第三节蒋介石对特务活动的认识及亲身实践
蒋介石特务观的形成真正开创了中国国民党特工组织和特务工作历史的，是1927年在南京成立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中央及其政权，蒋介石因此而奠定了他作为国民党特务工作的开创者与主导人的地位。在他统治国民党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国民党的特务工作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并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民国时期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是赘生于国家统治机器上的毒瘤，它与一般的情报与间谍机关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点。特别显着的是在对内施行镇压功能方面，国民党特务组织及机构，以其拥有超乎法律与人伦之上的特权与异常行为，直接展现了统治阶级的黑暗层面，并以普通民众为其施虐的对象，成为集残暴凶恶、恐怖专制于一身的黑暗势力的代表，因而为人民大众所痛恨，受到了广大民众、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甚至国民党内部反蒋派系人士的一致反对与痛斥，但它同时却又以高效及直接的服务而深为专制独裁者所宠信与依赖。
蒋介石为何会热衷于实行特务政治呢？这需要从他的个人性格与所受历史环境影响两方面来寻找原因。
蒋介石早年东渡日本，就读于陆军预备高校，毕业后一度进入高田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当兵。从青年时代起，他便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影响，在旅日期间曾两度准备赴德留学，“在日专习德文，为留学德国预备，并创办《军声》杂志社……盖力思研究外交与军事，为政治上辟一条途径，勇迈前进耳。”他同时还对德国首相俾斯麦的“铁血主义”政策十分崇拜。虽然他加入了反清革命，但他对于这场革命性质的认识是很肤浅的。“蒋先生的两只脚一脚虽踩在革命的大道上，但对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对他来说“革命就是狭义的打天下”做皇帝的新名词。基于这种思想，蒋介石对“武装力量的培养向往之至”，他十分佩服德日民族的“尚武”精神。在他的政治思想尚处在萌芽状态之时，“他已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中找到了精神和实践两个方面的秘诀”，并“力主将‘铁血政策’作为中国的指导原则”。这种“尚武”思想与蒋氏倔强固执的性格相结合，造就了他一生的“独裁”与“专制”的作风，在他掌握了国民党大权以后，这种作风随着地位权力的增长而愈演愈烈。而其最突出的表现便是蒋氏对于强权政治的器重与依赖，为了确保并贯彻他的强权统治，蒋介石一是靠军队，二是靠特工，即从公开的和秘密的两个方面依赖枪杆子与暴力镇压手段来“坐天下”。
蒋介石自己对于特务工作及手法不仅一点也不陌生，而且还“身体力行”，这从他早年刺杀陶成章的经历中便可得以验证。
蒋介石的初次特工体验
1906年，蒋介石在日本东京初次遇见上海青帮头目陈其美。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为了借助帮会的力量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任命陈其美为中部同盟会庶务部长。蒋介石对陈的江湖作风及在帮会中的地位十分佩服，两人意气相投，引为知己，后又结为“盟兄弟”。
武昌起义后，蒋介石应陈其美之召，于10月30日从日本回到上海，混迹于上海帮会组织之中。次年1月14日，他奉陈其美之命潜入法租界广慈医院，暗杀了正在这里治病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蒋介石与陶成章在历史上并无恩怨，只因为上海光复前后，陈其美与陶为争夺革命领导权产生了矛盾，更因为陶成章在孙中山面前斥责陈嫖赌成性，使陈在愤恨之下动了杀机。最后陈其美又因与陶成章抢做浙江都督发生直接争斗，便派蒋介石率杀手，深夜撬门潜入病房，枪击陶氏，弹入左脑而亡。
陶成章被杀一案在国内引起轰动，上海举行了有四千多人参加的民众追悼大会，杭州市则万人出动迎接陶氏骨灰回杭。孙中山先生闻讯“不胜骇异”，“非常痛悼”，并立即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
蒋介石刺陶之后，拿着陈其美给他的丰厚报偿，匆匆逃往日本躲避，直至是年冬，该案风声渐渐平息，这才悄悄返国潜回宁波老家。蒋介石刺陶“一枪成名”，开始了他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活动史，从此现代史书上出现了蒋介石的名字。过去曾有评论说：“刺陶事件对蒋氏政治生涯有很大的影响，这是蒋氏登上政治舞台前所从事的第一件***的行为。但是由于这行为，更加博得陈其美的青睐与信任。陈是江浙财团的政治代表，透过陈的关系蒋氏逐步靠向江浙财团。上海帮的财经集团及帮会组织，终成为一九二七年政变以后蒋的最大支持实力。”近一个世纪后，蒋介石的日记资料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公之于世，“蒋在日记中提到几件事情显示，蒋早已是孙中山心目中的接班人选。例如日蒋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除掉了孙中山最主要的政敌。蒋日后在日记中自白：‘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刺陶当时没有日记，是多年后蒋在日记中提及的……当时，陶已耳闻有人要对他不利，躲到医院里，想暂避风头。但蒋还是找到了他……十多年后，蒋在日记中曾说，他认为他做了一件总理孙中山想做而不能做的事。他觉得‘总理信任我是有原因的。
虽然我从未向总理报告，他也未和我提过，但我相信总理心中是有所感的’。
这说明蒋在国民党权力竞逐中胜出是有很多原因的，包括他个人训练、背景、气魄、眼光和政治上的技巧。”至于他推论孙中山对他刺陶的支持，并无实在的史料证据。
由此可见，蒋介石是从充当刺陶杀手而一跃登上中国现代政治舞台的。
这便注定了他与特工的渊源关系。
　　蒋介石的性格特点有人撰文分析说：“蒋介石当年之所以充当杀手，和他的性格、教育环境及其交游有重大的关系。”关于蒋氏的个人性格，据他自己的描述：“幼性顽钝，弗受绳尺”，“放嬉跳跃”，常遭“刀棒之伤”，他的老师毛思诚也记述说，蒋在学堂常“以同学为玩物，狂态不可一世，个性粗鲁，动辄拳打脚踢”，“如果有人反抗他，他是不惜以拳力支持其领导权的”。他的这种暴戾性格，直到成年以后并无太大变化，正如蒋介石自己在给胡汉民、汪精卫的一封信中自承的那样：“弟本一贪逸恶劳之人，亦一娇养成性之人……至今不惟皮玩难改，而轻浮暴戾，更甚于昔日。”蒋介石的这种性格特征，加上后来他所受到的“粗浅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及对德国“铁血主义”的崇拜、混迹上海滩时受陈其美等人帮会作风之影响，终而形成他的“上海滩”帮会流氓的心态倾向，而这种心态中的狂暴、褊狭、蛮干以及严密组织、注重情报搜集、以效忠个人为中心等成分，是直接导致他后来组织、使用特工机构的思想根源。
蒋介石对特务的要求
蒋介石曾于日在杭州对调查统计局特务人员公开发表过一篇训词，题目是《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在这篇讲话中，他毫不客气地说：“有两点最重要的意思要吩咐你们：第一，必须绝对服从命令：特务工作人员，就是领袖的耳目，你们所到的地方，就是领袖耳目所及的地方。你们如果不实实在在尽心尽力去工作，领袖的耳目，就失去了聪明，革命事业的进行，便会发生障碍。所以你们做耳目的人，务必要遵照首脑的意旨，慎重周密地去进行一切，因此你们工作上最要紧的条件，就是绝对地服从主管的命令，除服从命令之外，没有你们个人意志的自由……你们特务工作就是领袖的耳目，换句话讲，就是领袖所用的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只有死心塌地的绝对服从主管的命令，随时准备为领袖牺牲自己的一切，主官要你们死就死、要你们活就活，丝毫没有你们抉择的余地。第二，不许自作主张：你们特务工作人员既然是领袖的耳目与工具，只以绝对服从为天职，自己的生命身体，都已经完全贡献于领袖，那么，个人的意志，当然更不待说是没有丝毫的自由了。尤其是对于政治方面，不能在领袖主张之外，自己做一点主张……你们务必要以领袖或团体的主张为主张，以领袖或团体的意志为意志，才是忠实的革命者，唯能如此，才能推动革命事业以底于成功。”
蒋介石的这番讲话充分体现了他对特务组织的定性与认识，即特务组织是其“耳目与工具”，并且是要完全俯首听命的“御用奴才”，其地位是可想而知的。由此看来，蒋介石对特务的评价也不高。慑于内外压力，蒋对特务是既要用之而又要限制，把他们培养成百分之百唯命是从的打手与奴才，这一点是无疑的。
第四节蒋介石组建特务组织的历史原因
出访苏俄的负面效应
1916年5月，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刺杀，蒋介石奉命赴山东，出任居正领导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虽工作负责，但仍因“性倔强躁而易怒，偶不惬意，辄暴跳如雷，处事则往往偏执一见，无他人置喙之地，故同僚……常表恶感……众不能忍，群向孙先生告发。”尽管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暴躁性格有过严厉批评并曾加以规劝：“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员之重大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但蒋的这种性格是不可能骤然改变的。最后仍是“不得已，乃悄然离去”。
蒋介石这一去便到了上海，在交易所从事股票投机生意，同时参与东南党务与军事工作。
日，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召离沪赴粤，正式进入革命大本营。其后他又因时常与孙中山等人的意见相左而闹情绪，往返于沪粤之间。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事发之时，他受孙中山召唤，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共患难，取得了孙的信任与器重。从此孙蒋关系由普通的上下级关系渐渐发展为亲信关系，蒋介石由此取得了进入国民党最高领导阶层的资本。
孙中山与苏俄合作，实行联共政策，于1923年8月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访问，任命蒋介石为代表团团长，并对他表示出很大的信任。代表团团员有中共主要干部张太雷以及沈玄庐、王登云等人，他们在苏联访问了两个月，于11月29日回国。
孙中山派蒋介石访苏的意图，是要他学习苏联建党治国的经验，回国后推进国共合作与北伐大业。但蒋介石在苏联经过与其领导人的会谈及考察，反而对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对中国革命的方针意图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与反感情绪。他回国后在致廖仲恺的一封信中写道：“以弟观察，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主流，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望我成功者也……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不为郑重，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此弟当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自辞也。”但蒋介石的苏俄之行亦有一大收获，他没有说，却有旁证可引，这就是他对苏联“格别乌”（КГБ即克格勃）情报特工机构的发达及其作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其镇压反对派的效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决意效仿之。
国民党两大特工组织之一——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的创始人陈立夫曾在多年后回忆说：“蒋公曾去苏联，知道该国政治之运用甚详，而其调统组织之严密，实为安定内部之主要因素，因此十六年清党之后，蒋公就要我在他所任部长的组织部之下，组织成立调查科。”这样看来，蒋介石成立特工组织的设想，也是因为受了苏联经验的启发。
对德意法西斯特务政治的欣赏与效仿
孙中山去世后，继之成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在对外方针上有他自己的一套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末，蒋介石认为，未来中国之外患，一是苏俄；一是日本。两者相比，苏俄的威胁更是首位。因此，当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在逐步掌握国民党统治权力的同时，便有计划地开始疏远苏联，首先是利用“中山舰事件”，打击中共及苏联军事顾问的力量，而后又公然反对坚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发动清党，对俄绝交。
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对苏联断绝邦交令，中苏关系降到历史最低点。
对苏绝交之后，蒋介石急于寻找新的国际力量来填补苏联顾问撤退后留下的空缺，在英美对华持观望态度的情况下，德国却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失去了列强的地位，沦为中国的平等伙伴，而其国家工业、科技人才实力基础尚存，因此被蒋介石看中，加上他对德意法西斯强权的崇拜，更坚定了他引进德国力量改造中国的决心，于是他便开始了积极的联德工作。日耳曼民族所具有的“认真、勤俭、遵纪、执着”的民族精神，当时亦正为中国知识界所推崇，认为它是针对旧中国贫穷、散漫、落后的国情，医治社会痼疾的良方。蒋介石曾对其即将赴德留学的次子蒋纬国说：“中国应该向一个稳健扎实而不是充满幻想的国家学习，我们不能凭幻想办事，从日本人那里，我们没有什么可学的，他们的产品制作太低劣了，美国人太爱幻想，英国人太迟钝，德国是唯一可以从中学到一点东西的国家，他们可以给我们打下底子，从而培养发扬我们自己的稳定坚实的作风。”蒋介石还曾进一步明确地号召：“德国民族的伟大精神乃是我们未来的榜样。”
20世纪20年代，出自意大利语的“Fascism”一词传入中国，起初被音译为——“泛牺”或意译为“棒喝”，表示要“持棒喝打，振顽起愚”之意，成为一种武力挽救、强力解决问题的对团体暴力主义的崇拜。后来演化为“法西斯蒂”或“法西斯主义”，其意也不仅是指团体暴力主义，而是扩充为泛指那些进行严厉的政府控制，国家独揽大权，实行计划经济以及对民众实行军事化统治与组织训练的国家形式。在中国，人们对希特勒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法西斯主义”统治方式研究颇多，并把它与德国历史上俾斯麦的“铁血主义”相联系，以之为“法西斯主义”正宗，相反地淡化了意大利墨索里尼才是“法西斯主义”策源地的概念，似乎意大利的法西斯从来就是德国法西斯的附庸。
在开始阶段，法西斯主义的对外侵略、残暴掠夺、奴役的面目尚未暴露，其名声还没腐臭，相反地，它作为有力增强国家机器统治效能的良方，对于那些具有浓厚封建主义传统、缺少民主习惯的国家还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当时的中国便是如此。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及军政界不少人士普遍对法西斯主义具有兴趣，大量出版物都在介绍、评论法西斯主义，并具体论述其与中国、与执政的国民党及三民主义的关系。而国民党的军政大员们如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纷纷出访德意，大批中国留学生、军校学员、商界、军界专访团被派往德意，当局曾试图全盘移植法西斯主义模式到中国。
在蒋介石的“联德”计划中，他最感兴趣的莫过于纳粹党怎样在党内“维持最严格的纪律，怎样对可能出现的党的敌人或异己派别采用严厉的制裁措施，从而使那些措施获得完全的成功”。
蒋介石对德国法西斯纳粹党式的“西方国家正在向上的政党”的崇拜几乎到了顶点，他认为，以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思想加上法西斯的精神就是今日中国由乱变治的法宝。
　　1931年5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上说：“综察现在统治世界各国之政府，虽形式互殊，而其理论之立场，大约可概分为三：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以国家机体学说为依据，工团组织为运用，认为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在比较了三种主义之后，蒋介石得出结论：“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领导素无政治经验之民族，是非籍经过有效能的统治权之施行不可。”他把建立这种“有效能的”独裁统治说成是民意，“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以达到解除民众痛苦之目的。”
日，蒋介石在庐山对军官训练团训话时又说：“无论专制国家、民主国家、乃至于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有一个元首或领袖，在帝制国家里，称为皇帝与天子，民主国家，便称为大总统与主席，名义虽不同，而其为代表国家的元首则一，所以《大学》里的天子，我们可以广义解作国家元首。”这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言辞，暴露了蒋介石的心态。
1935年，蒋介石在对他的准特务组织“蓝衣社”成员的讲话中更直率地说：“今日中国所需要的不是讨论未来中国将实行何种理想的主义，而是需要眼下将能救中国的某种方法……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对衰弱社会的刺激。
法西斯主义能不能救中国？我们回答：可以。法西斯主义是目前中国所最需要的……在中国现阶段的紧急形势下，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
蒋介石学习法西斯之举，不仅在于言论，而且在于行动。除了实行“权随人移”的独裁统治而外，他在很早便开始着手组建特务组织的工作，想靠恐怖与暴虐的手段来驾驭部下，并镇压人民的反抗。德意法西斯统治的一大明显特征是对内镇压功能的有效加强，而其中最有力的手段之一便是建立庞大、严密、正规的特务网，不仅对外搜集情报，进行破坏与间谍战，而且对内监视民众，镇压反对派，进而或用于内部肃清政权组织，控制部属，使特工组织成为一把“多刃剑”。蒋介石受德意法西斯之启发，片面地吸取了苏联政权的统治经验，面对“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政治，决心建立“有效能的统治权”，因此采用特务组织与手段便成为势在必行之举。
第五节蒋介石系统情报特工组织之产生
戴笠的出现
1923年10月孙中山决定效仿苏联建立党军，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次年1月蒋介石受命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自此他开始致力于培养自己的军事力量班底。
1926年9月，在黄埔军校第六期招生应试者中，出现了一位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时结识的青年，他便是后来成为国民党“特工之王”的戴笠。
关于戴笠的个案研究，坊间大量半文半史类书刊与含有虚构成分的“传记文学”作品鱼龙混杂，使人莫辨真伪，一些国民党的官书，将他描绘成天生的谍报专家、特工天才，而对立者则斥之为魔鬼与毫无人性的刽子手。
戴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选择特工作为自己一生的职业？他如何取得国民党“特工之王”的地位？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来寻找答案，一是戴笠本人的性格特长；二是当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政治背景与他们活动的历史与社会环境。
史籍中无论是正面或是反面的论述，对戴笠个性的评价都有一些共同点，这就是：善变求新或叫不安守本分；机敏多思或曰狡诈善嗅；勇敢无畏或称心黑胆大，再加上一些与生俱来的乡村无赖性格与对上死心塌地效忠的封建思想，使他在情报搜集与分析方面很快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长。同时，也是在当时历史环境下“时势造英雄”的必然，使他能够脱颖而出受到蒋介石的重用。
戴笠，字雨农，原名戴春风，日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硖口镇。1910年春进入江山县文溪小学，三年后考入杭州浙江省立一中，后因违反校纪被开除，投入浙军第一师潘国纲部学兵营当兵，又因战败逃回家。但他不甘寂寞，急于四处寻找成名出路。1915年他与毛秀丛结婚。1922年冬，他到了上海，经同乡戴季陶介绍，结识了蒋介石，并一度为他们在交易所做股票投机生意当跑腿伙计，因头脑灵活，办事尽心，给蒋介石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股票生意失败后，戴笠在沪失去生活来源，1924年回乡办自卫团自任团长，两年后又被解散。走投无路之时，他在街头巧遇幼时同学毛人凤，毛人凤当时正在广州黄埔军校当学员，他向戴笠描述了自己在黄埔军校读书的革命生活，引起了生性好动的戴笠的极大兴趣，他认准这是一条出人头地的捷径，立即决定赴粤，并改名“戴笠”以示弃旧图新的决心。经过两次考试，他考上黄埔六期，编入入伍生第一团第十七连，由此开始了他追随蒋介石的政治生涯。
戴笠在黄埔埋头学习，平时言行谨慎，课余时间，留心观察周围师生的举动，记载各种有用的资讯，当时与他交往的有胡靖安和陈超，他们特别注意同学中中共党员的活动，他相信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会发挥作用。
1927年4月，蒋介石依仗军权另组中央，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并开始**“清党”。戴笠以他在黄埔军校受蒋介石政治集团**立场及其理论的影响，对“清党”**持赞同态度，因此自然附和。他在同学中发表**演讲，大谈国共两党必然分裂的原因与“清党”的必要，表现得非常积极。不久，蒋介石派他的侍从副官、黄埔二期生胡靖安到黄埔军校开展“清党”工作，戴笠向他提供了有关校内师生的许多情报，使校方轻而易举地逮捕了二十多名共产党员，由此，胡靖安对戴笠十分赏识，并开始有意识地加以栽培。胡出任军校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后，戴笠即被委任为骑兵营党部执行委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黄埔军校骑兵营调往苏州驻防。在党内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一度准备下野，黄埔学生中掀起挽留之风，戴笠等三人前往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代表骑兵营面见蒋请求他复出。这次见面，使蒋又对戴笠加深了印象。
戴笠回到苏州后，因蒋介石已下野，骑兵营经费困难，学员渐渐散去，他便到了上海，失去踪迹，据他后来自称是“被派到北伐军司令部服务”，其实他是正式投靠了胡靖安，开始以情报工作为业。他利用在上海的旧关系搜集各种情报，渐渐学会了分析研究情报的价值，成为胡靖安的重要助手。
黄埔同学联络小组的活动
从入学到离开苏州骑兵营，戴笠在黄埔就读的时间共计不过一年，实际为黄埔军校肄业，但后来军校保留了他的学籍，承认他是黄埔六期毕业生。
1927年8月，蒋介石因在国民党内部受到汪派及桂系等派系的共同攻击，四面楚歌，急于用非常手段来对付政敌，他授意胡靖安离开黄埔，在上海专事联络黄埔同学搜集各方情报之事，成立了黄埔同学联络小组，负责搜集各方情报，监视部队。戴笠与他的同学东方白、刘艺舟、蔡劲军等在胡靖安的“联络小组”里干了一段时间，由于胡靖安的不得力，戴笠等虽然卖力工作，但并没受到相应的重视。但这一时期是戴笠从蒋介石处领取经费从事专业特务工作的开始。9月，蒋介石被迫东渡日本，下野之前为避免授人口实，他令“联络小组”停止活动。胡靖安在上海把蒋介石给的遣散费独吞后逃走，戴笠在无奈之中靠拜把兄弟杜月笙的救济才渡过了难关。
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将胡靖安支派赴德国留学，临别前，蒋接受了胡的推荐，任命戴笠为总司令部上尉参谋，接替胡主持在上海的“联络小组”的工作，戴笠由此正式开始了他为蒋介石出掌情报特工工作的生涯。
戴笠出掌蒋介石私人系统特务工作后，工作积极性大大发挥。他认准跟着蒋介石有前途，拼命卖力。但在开始阶段，他的工作是比较艰难的。一方面由于联络组是一个非正式的组织，没有什么正当的经费来源，其成员的生活也没有保障，仅靠他们对蒋介石的忠心是不能长久的；另一方面，他的工作既无长久计划又无协助力量，工作不公开，当然不受人重视。在这种逆境中，戴笠养成了注意揣摩蒋介石心理的习惯，他注意分析政治军事形势和蒋的情报需求，不辞劳苦地搜集各种他认为有价值的情报，并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去蒋介石的住地，不理会蒋介石卫士的呵斥与刁难，苦苦守候蒋的到来，送上他的工作成果。有时蒋介石在不经意中丢掉了他的情报，他便再次呈上。这样时间长了，戴笠逐步为蒋所重视，觉得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有搜集情报工作的天资，可堪一用，于是下令准其“随时来见”。
这一年的7月，蒋介石派戴笠随东路北伐军从广东出发，在军前进行情报搜集分析与综合研究工作。出发前，蒋介石手书“坚苦卓绝”条幅一张，赠与戴笠，使他兴奋异常，更加努力工作。不论是在沪宁前线还是在华北五省，戴笠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北洋军队后方刺探军情，利用“北洋军阀老粗多……无常识，轻信谣言，贪图小便宜，情报容易做”的特点，运用拉关系和金钱收买等多种方法，一次次成功地搞到了许多军事情报。在徐州前线，他因长期骑马磨破了腿裆而流血不止，还照常四处活动。他的工作成绩使蒋介石逐步相信了他的情报专长与能力，更感到作战离不开这个人物。戴笠终于得到了蒋介石的器重。
戴笠“密查组”的成立
1931年底，蒋介石为进一步加强军事情报工作，又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里任命了多名侍副官与联络参谋，专司军事情报搜集。其中就有戴笠、郑介民等人。这便是后来国民党军统组织的前身。由于戴笠的功劳，蒋介石同意他建立一个“密查组”，作为为他搜集情报的正式组织，隶属于总司令部。这一小组建立后，使戴笠的工作与以前相比，有了固定的经费拨付、人员配额与工作场所，成为蒋政权内戴系情报工作由零散、非正式发展为集中、正规化的一个短期过渡。
戴笠成为这一“密查组”的负责人后，他的好友、陆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将其在南京城内鸡鹅巷53号的一处住宅赠与戴笠作为工作场所，而周伟龙、王天木、唐纵、方超、张炎元、徐亮、赵世端、张冠夫、胡天秋、马策、郑锡麟、王兆槐等人则成为戴的第一批骨干力量。这些人后来都被统称为是戴笠最早的发家班底“十人团”的成员。这是戴笠领导下的第一个国民党正式特务组织，以至于戴笠发达后便把鸡鹅巷视为他的军统局的起家之所。
日，日本武力强占了中国东三省，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受到全国舆论及各党各界的反对，在国民党内外反对派的压力之下，他不得不第二次“下野”避风。
　　第一节中统组织的建立及其向特务机构的演变
国民党最早的特工组织形成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展**“清党”期间。深谙中国传统政治权谋的蒋介石，对于重要而敏感的情报特工组织机构的组建，采取了双管齐下、分而治之的方针，这便导致了后来国民党中统与军统特务组织的分别出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内外矛盾冲突，演绎了这两个特工组织彼此之间斗争与合作的历史。由于指导方针的原因，国民党内中统与军统两大特务组织即使在其形成初期，他们的组织人事与隶属关系也是泾渭分明的。
最早形成的是国民党中统组织，其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起初，这一组织只是一个党务机关而不是一个特务机构，其规模也只是一个科组。
1926年5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决定由蒋介石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以陈果夫为代理部长。出于工作的需要，在部内设立了一个“党务调查科”，负责对党员情况进行调查登记。这是一个纯党务工作机构，并非特务组织。
早在北伐之前，陈立夫与其兄陈果夫便在国民党内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央俱乐部”的小团体，参加者都是陈立夫、陈果夫一系的人。因“中央”与“俱乐部”两个英文单词的起头都是C，而二陈姓名英文拼音字母开头也是C，故外人称之为“CC系”。为了掌握党内动态情报，二陈又秘密搞了一个小组作为“CC”的触角，开始做情报工作。但这只是二陈的“私货”，没有组织编制和正当的经费来源。他们也向蒋介石送些情报，从蒋介石处得到一些经费。这虽然不正规，但却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的起源。
中统组织的历史前后可以分作调查科、调查处、特工总部、中央调查统计局、中央党员通讯局及内政部调查局几个阶段。
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因**“清党”及党内派系斗争的需要，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开始扩展其工作范围，扩充为“情报”与“编造”两股，人员也由起初的十多人增加了数倍，新增加的人员都是1928年6月由蒋介石从中央党务学校的毕业生中选择出来的，他们到任后具体从事“调查党员思想及派系隶属”之工作。从此后，中组部党务调查科的职责即开始向特务工作转化，与二陈的小组职能合并。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他在全面重掌党政大权之后，痛定思痛，决定扩大自己的特务组织机构，以应付党内外斗争的需要。2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蒋介石稳固了他的统治秩序，是月底，他采纳陈果夫的建议，决定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下党务调查科专门负责党务情报搜集工作，任命其秘书陈立夫为科长。不久后由张道藩、叶秀峰先后任科长，1929年改由徐恩曾任科长。
调查科成立时，人数不多，其调查任务是针对党内的派系斗争搜集情报。后来由于**形势的需要，扩张为政党斗争的工具，也搜集中共和其他政治对手的情报。继而又开设了“特工训练班”，广招兵马扩充组织。
对于这一段历史，陈立夫几十年后有过深切的回忆，他在接受采访时曾津津乐道地回顾并论述了他受命组织特务机构的原因与经过：“凡是一个国家，受了外力的侵凌，为求自保，必须有一健全组织的调统机构。你如果念过《管子》一书，可以知道齐国的调统组织的健全，老百姓的一切一切，政府都调查得清清楚楚，对外更不要说了，故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我们的革命是从军政时期开始，经过训政时期而进入宪政时期，亦可以说由霸道进入王道，霸道是手段，王道才是目的，但是我们的处境，非常艰困，外有帝国主义者环伺，内有勾结外力之军阀和政客，如果没有健全的调统组织，其危险太大了。
蒋公曾去苏联，知道该国政治之运用甚详，而其调统组织之严密，实为安定内部之主要因素，因此，民国十六年（1927年）清党之后，蒋公就要我在他所任部长的组织部下，组织成立调查科，其主要任务为对付共产党的活动而制裁之。
我奉到这个命令，感到我的个性对此颇不适宜，并且对这项工作丝毫没有知识和经验，因为我是学采矿工程的，对物而不对人，因此我去请教戴季陶先生，戴先生听完了我的陈述，他说：‘你是一位和善而有智慧的人，做调查工作的人，固然三教九流的人都需要，但是要去管这些人的人，需要一位慈祥而公正的人，才能管得住他们而不出乱子，你看寺庙中两边站的十八尊罗汉，个个都是浓眉怒目三头六臂的，但是中间坐的那位如来佛，却是何等的慈祥雍穆，惟其如此，才能管得住，做得好，所以蒋先生要你去做，就是这个道理，我看你还是从命罢！’我听了，才决定去做的。组织部调查科就这样开始的！我所知道的人，多半是美国留学生，学工程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所以调查科开始组织，就是请这些人帮忙参加，他们中没有一个懂得美国FBI或苏俄的格别乌类似我们的调统工作的。我们的科分调查与统计两组，一面做，一面学，究竟这些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而有科学训练的，而这美国科技对付苏俄科技的初步决斗，比较起来，还是我们比较高了一手。
我们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不久就破获了若干共党秘密机关，而青年共党之来归者每月有数百人（共计为一万六千余人），声势大振，但不到一年半我就由科长被升为中央党部秘书长，科长一职经张秘书道藩等先后兼代，最后由徐恩曾（学电气工程的）接充。由于此一工作是新创的，我虽然离开了科长职位而去担任中央秘书长，许多事情，还是要来请教我的，所以不能完全不管。”从此，国民党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特务机构-第一个正式的专职情报机构，即中统组织之开始。
随着蒋介石集团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渐趋稳固，国共斗争成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1930年夏，中组部党务调查科又增设了两个小组，其中特务组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搜集有关情报资料，进行策划与调查研究，设计指导**活动；文言组则负责搜集整理各种报纸杂志及其他出版物，制成剪报，择其要者送有关方面参考，以供掌握中共及其他党派的最新动态。与此同时，调查科也开始向上海、武汉、开封等各大城市派驻特派员（上海杨登瀛，后改鲍善甫；武汉蔡孟坚；开封黄凯），配给专用电台以供联络。后来逐步扩展到全国各省与特别市、铁路、电信等行业，普遍设立了各级各单位的“特务室”。到1931年7月，该科人数已达五十余人，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中人员最多的一个部门。这样，国民党“党统”的特工组织框架便告基本形成。
第二节复兴社、力行社、蓝衣社及其关系
过去，一提及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人们首先很容易想到的便是“蓝衣社”、“力行社”以及“复兴社”等国民党内的秘密团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大多数人只是对这些名称比较熟悉，对其内幕却不甚了解，对其间的相互关系则更是茫然。这自然可以理解，因为这些秘密组织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孕源母胎，但仔细分析起来，它们又不单纯是一种特工组织，而是一种“党内有派”的政治团体，是国民党内的某个派系，是以“拥蒋”为核心的国民党内的青年帮派。
复兴社、力行社的出现是受20世纪30年代初国内外政治思潮与国难危机影响所形成的产物。正如前文所述，当时欧洲国家流行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对中国政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于在中国知识界也出现了以法西斯主义救国的偏激主张。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青年，特别是青年军人，面对国破民穷的中国社会，对比发愤图强野心勃勃的日本，更感到应该立即奋起，但他们又苦于无出路可寻，其中一些人便转向武力崇拜。德国法西斯的“铁血主义”强调的就是强力、征服，这很符合当时军界部分青年将领的思想。
以胡宗南、戴笠、桂永清、贺衷寒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黄埔毕业生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救党救国，就必须实行强力政治，效仿德国与日本，采用法西斯主张，拥立蒋介石的绝对权威。
因为要“拥蒋”，就必须一切服从蒋介石的需要，听从其指挥，无条件地执行其路线方针政策，在“安内攘外”的方针之下，他们便有了“**”与“抗日”并举的主张，“拥蒋**抗日”成为他们的政治纲领与工作中心。
至于这些主张之间是否有矛盾或是否行得通，那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他们对蒋介石只有完全的愚忠而已。共同的思想促使他们产生了组织起来的需求，催生了带有法西斯主义及特务活动性质的团体，而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受挫则提供了这一特殊组织产生的需求与时机。
复兴社-中国的法西斯特务团体
日，蒋介石在被迫下台前夕，除了调兵遣将控制中枢以及给他离任后的新政府留下一个财政烂摊子而外，又想到直接建立一个法西斯组织，效忠他个人，以进一步确保他能在不久之后卷土重来。
11月间，蒋介石召集他的十几位得意门生开会，反复暗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也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看着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当与会者终于有人领悟到蒋的意图，表示要团结起来时，蒋介石便顺水推舟说：“你们怎样能团结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要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于是，会议推举了康泽、戴笠等五人为新组织筹备成员，负责起草纪律条例及章程。1932年2月，康泽把起草好的条例章程呈报蒋介石，并主张新组织定名为“复兴社”。蒋介石批准了这个全称为“中华民族复兴社”的秘密团体的成立。
3月初，中国的法西斯组织——复兴社正式成立。复职后的蒋介石主持了成立大会，他自兼社长，并指定康泽等九人为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干事，以滕杰为书记、康泽为宣传处长、戴笠为特务处长助理，戴笠一周后正式转任处长，以郑介民、唐纵先后佐之任特务处长助理。
郑介民出生于广东文昌（海南岛），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为校内右翼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发起者之一，1925年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回国，担任蒋介石侍从室情报工作。1932年与戴笠等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由此开始了他与戴笠的长期合作，后来成为戴笠的军统局的第二号人物。抗战期间又担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厅长，负责抗日军事情报和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方面的情报，同时一直兼任军统局主任秘书，被视为军统内最具有情报学识的权威，先后编着有《谍报勤务》、《军事情报学》等书，为军统训练班及部队谍参人员的必读课本，所撰《抗战期中对共产党之对策》，更是受到蒋介石的青睐。抗战胜利后，郑介民被蒋介石派为军事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代表。
唐纵，字乃健，湖南酃县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在力行社特务处成立之前，长期为蒋介石做情报工作，为戴笠“十人团”成员之一，任力行社特务处第一任书记。1933年下半年因卷入蒋汪矛盾被免去书记职务，不久被派任驻德国大使馆副武官，向纳粹党学习了不少特务活动方法，如将特务渗入警察系统，就是他从德国借鉴而来的。1938年唐纵再度到蒋介石侍从室担任第一处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情报业务。抗战后期，因戴笠忙于中美合作，蒋介石再次派唐纵兼任军统局帮办，成为戴笠的助手、军统局大将之一。
复兴社是一个完全法西斯化的政治组织，其主要成员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等人都是“誓死效忠”蒋介石的铁杆人物。其主要成员有十三人左右，后来被人们套用唐代的历史典故，戏称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其中成员之一的刘健群曾写过一本名为《意大利黑衫党》的小册子，主张国民党应效仿意大利法西斯的“黑衫党”组织，集中最优秀的党员“穿着国产蓝布服装，以示自力更生，发挥党的传统革命精神，深入农、工、商、学的群众中……以对付内奸之捣乱和外敌之入侵。”他公然提议把新组织定名为“蓝衣社”，从服装到用具甚至工作环境一律选用“蓝色”，以示“统一意志，效忠领袖”，这一建议曾得到蒋介石的赞赏，后虽因种种原因未被采纳，但因其名称十足体现了该组织之特性而被传扬开来。
　　复兴社的“太保”们在晋见蒋介石时，曾一度学习德国纳粹党称呼希特勒的方式，把“校长”改称为“领袖”，被蒋阻止。蒋说：“你们仍然称我为校长好了，你们懂得时局的需要，这个计划也很贴切，不过你们年纪轻，经验不够，我怕你们做不好，让我来领导你们吧。”他再三强调组织的“内部团结统一”和“发挥硬干、快干、实干精神”，要以“力行哲学”为其思想根据。蒋介石亲自确定“复兴社”的宗旨是“内求统一，外抗强权，拥护领袖，收复失地”，要“运用共产党的组织方法”，引入武士道或法西斯精神来“实行三民主义”。
复兴社成立后主要在四个方面展开了工作，一是积极发展组织，扩大影响，拉拢“组训”青年，派人到部队去监视军官，搞党团活动；二是广泛开展法西斯主义理论宣传；三是对国民党内非蒋政治派系进行渗透、扰乱，并对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军队进行瓦解收买等特务工作，用断然手段扫荡党内“反动分子”，没收其财产；四是厉行**，在中共苏区进行颠覆、破坏、搜集情报等特务活动以配合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蒋介石对复兴社成员下令：“全体同志必须统一思想与信念，有严格的秘密组织和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基本党员，必须根据以暴制暴的原则处理所有的事。”在这种指令下，复兴社成员不断发出要实行恐怖暴力行动的声音，他们发表文章与演讲称：“在当今形势下，真理已完全为暴力所玷污，因此，除非有暴力，否则就没有真理……只有用绝对革命的东西，如暴力，才能支持国家至上的原则”；“必须有流血的决心——用空前无比的暴力去消灭一切人民之敌”；“现在我们必须惩罚他们（指政治对手），以极端措施杀死他们，使群众知道畏惧，再也不敢违反法律”。从这些言论中，我们便可以找到后来国民党特务组织习惯于暗杀酷刑施虐残暴行为的根源。
在近五年的时间内，复兴社已由一个四十余人的组织，发展成将近十万人的团体，因而形成内部派系，如戴笠的特务系、陈诚的军事系、康泽的别动系，以及贺衷寒的政训系等，分别经由党政管道，几乎控制了政府与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国民党内重要的组成部分。
力行社、蓝衣社与复兴社的关系
在组织方面，复兴社也效仿德意法西斯的组织形式，实行“党中有党”、“核心有圈”，日又在社内成立了秘密核心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成员均为蒋介石亲自划定的人物，计三百人，都是忠蒋**的“少壮派”，形成复兴社的核心内圈。在其外围，又成立了两个预备队性质的组织“革命青年同志会”与“革命军人同志会”，1934年以后又增设了“中国革命同志会”、“忠义救国会”和“中国文化学会”等，由复兴社骨干负责其工作，目的是拉拢青年学生和军人，向他们灌输法西斯主义思想，而后加入复兴社。滕杰、贺衷寒等人还效仿德国法西斯的训练方法，另成立了一个“骑射会”，以“勤骑勤射强健体魄”为号召，充满了十足的纳粹精神。
复兴社创办了指导性机关刊物《中国革命》、机关报《中国日报》，以及其他多种刊物，大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公开撰文宣言：“我们无需隐瞒，我们正需要中国的墨索里尼、中国的希特勒、中国的斯大林！”“法西斯主义是国家濒于崩溃时唯一的自救工具……中国不得不效仿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精神。”“这是一个新时代，独裁是这个时代进步的手段。”复兴社骨干邓文仪还主持创办了一所“拔提”（Party，英文“党”的音译）书店，专门发行蒋介石的言行录、传记以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墨索里尼自传》等书籍，为蒋介石树碑立传。邓文仪在他编写的《领袖言行》一书中写道：“或曰领袖与墨索里尼、希特勒相埒，同为世界之伟大人物，然在希氏统治下之德国……自然易于统治，墨氏统治下的意大利，亦和德国相似……而我领袖丰功伟绩，实非希墨二氏所可比者。”这段谄媚之词自然深得蒋介石的欢心。
1932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队举办了一期“政训研究班”，实际上却是复兴社控制下的一个训练组织，班主任就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刘健群，在他的主持下，政训班成为地道的法西斯主义理论训练班，全部课程都以“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为中心，以《我的奋斗》、《墨索里尼自传》为教材，号召学员“振作精神”、“干一番事业”，使已经“老化”的国民党“起死回生”。训练结束后，绝大部分学员被组成“华北抗日宣传总队”，派赴驻华北地区的西北军、东北军各部，进行分化与策反工作，宣传只有服从中央、服从蒋介石才能抗日救国的“道理”，成为蒋介石的“别动队”。刘健群自任“总队长”，在华北地区积极发展复兴社组织，他还指令“宣传总队”队员们一齐穿着蓝衣进行活动，一时间“大批蓝衣社分子在华北活动”的消息广泛流传，引起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恐惧，蓝衣社由此名声大噪。在日方的外交干涉压力之下，刘健群终于在1935年4月被调回南京，所谓的“蓝衣社”也就此烟消云散了。
为了进一步学习欧洲法西斯的思想理论与组织形式，复兴社还多次派遣代表团赴德、意访问。
1933年春，郑介民受命率复兴社代表团访问了德国，这已是复兴社第二次组团访德。他们详细考察了德国纳粹党的组织建设、军队训练、特务培训、思想文化、统治方法等各方面情况，对之推崇备至，赞不绝口。在德国，经过郑介民等人的再三请求，他们终于见到了纳粹党的首领希特勒，尽管希特勒对这些不远千里赶来拜见的信徒态度十分傲慢，但他们却兴奋异常。在意大利，墨索里尼给予他们热情接待，当场加以鼓励，并派人陪同他们参观了许多地方。代表团表示：一定要把法西斯主义移植到中国去。
郑介民等人回国后，向蒋介石上呈了《旅欧考察报告》等文件，并在“复兴社”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推崇德意法西斯主义的文章，大力宣传“法西斯主义是中国救国之道”，主张大力发展军队政工及特务系统，拥戴蒋介石为最高领袖，掀起了一股效法德意的舆论高潮，这些举动受到了蒋氏的高度称赞。
复兴社自成立以后五年之内，分别经由党政管道，控制政府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事迫害、盯梢、恐吓、绑架、监禁，甚至暗杀等行动。这些活动基本上是属于特务活动的范围，但严格地说，复兴社还不是一个纯特务组织。
康泽的“别动队”
复兴社访德代表团成员之一的杨周熙，回国后写了一本名为《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的书，送给蒋介石。蒋对之十分赞赏，吩咐康泽可以出版，但要稍加掩饰，改名为《三民主义之复兴运动》。杨周熙在书中还建议组建一支模仿希特勒党卫军的武装力量，名为“别动队”，以执行“特殊任务”。
而此前蒋介石已经下令康泽组建这样一支部队，名为“特务警察队”，于是康泽趁机请示蒋介石的批准，正式确定使用“别动队”的名称。
日，“军事委员会别动队”在庐山成立，康泽出任总队长，下辖三个大队九个中队，另加一个便衣队，其成员为中央军校的毕业生，任中队长以上干部的都是复兴社分子。这支特务武装，以“政治作战”为主，执行“民众组训”等任务，主要配合蒋军完成“剿共”、推行“保甲制度”与“新生活运动”、收买敌方叛徒等，是具有明显特务性质的团体。
康泽公然以“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为该组织的号召，要队员们为蒋介石尽死效忠。
1935年2月，康泽率领“别动队”两千人利用追剿红军之机进入四川，逐次接管四川省各地党政部门，并在各处发展复兴社组织，一边“剿共”，一边收拾四川军阀，推行保甲、建立情报网、收买叛徒，四处活动，只要是有利于己之事无所不为，为蒋介石的“图川”之举立下了汗马功劳。一时间康泽备受宠信，势力大增。直到1939年，抗战爆发后，康泽的“别动队”才被陆军收编，结束了使命。
复兴社的消亡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为了显示“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与国民党内各派达成团结的协议。在汪精卫等人的压力之下，他迫于公认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原则，只好决定解散复兴社，设法另以新组织来代替。
1937年9月中旬，蒋介石召集陈立夫、康泽、刘健群三人，指示说：“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过去秘密的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来一个大组织，把党部的（指陈立夫的“CC系”）、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汪精卫派）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再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你们去研究一下。”在蒋介石的授意下，1938年春，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来作为包罗党内一切小组织的“大组织”。是年秋，复兴社正式解散，其成员并入三青团。
这个半特务式的组织从此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但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并没有完结，相反地，它却以更加专业化、扩大化的中统与“军统”组织的形式开展了工作，国民党的特务工作因此更上一层楼。
第三节国民党内反对法西斯特务组织的呼声
蒋介石崇尚法西斯化的言行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注意。西方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舆论对蒋介石“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表示忧虑”。国民党内蒋介石的政敌如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出于反蒋政治需要，也对这股“法西斯化”运动进行了抨击。
　　胡汉民并不是一位民主派人士，他曾鼓吹扩大国民党一党专政，但他特别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尤其对蒋介石的“特务政治”厌恶至极。胡汉民在其主持的《三民主义月刊》上组织发表一系列文章，痛斥蒋介石搞法西斯主义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心向往之而力不逮”，并指斥复兴社特务组织是一个“没有经济、社会或历史基础的独裁的军阀集团”，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流”，只借空洞的口号宣传与刺探情报、暴虐与暗杀手段，无发展希望也无前途。
从1933年1月间胡汉民发表《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一文开始，胡氏自己也写过多篇文章，对蒋介石推崇法西斯主义搞独裁统治大加讨伐，他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反动势力，它的兴起“无疑的是征示着三民主义前途的又一劫运”，他指斥蒋介石继承了北洋军阀的衣钵，蒋介石统治“五年来的一切，只是军阀的行动，而不是党的行动”，胡汉民分析了德意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原因，断然指出中国没有产生和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土壤。他指出德意法西斯主义还有对外扩张国家利益的一面，蒋介石却不顾国家利益而完全为了个人利益，实无前途。他的结论是：“法西斯蒂运动，实在是现代政治上最反动的运动，它的没落，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三民主义的革命运动绝对不能与法西斯蒂的反动运动并存，中国产生不出法西斯蒂来”。他认为蒋介石学不到法西斯的真谛，充其量“只能做到流氓式的侦探或暗杀为止”。他号召“一切三民主义的信徒，必须抱着坚定的信念，不与法西斯蒂共存亡”。由于胡汉民的反蒋反法西斯言论，复兴社特务们对之恨之入骨，他们在胡汉民的住处放置炸弹威胁，迫使他避居别处。而作为胡氏依靠力量的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则对在其辖地内活动的复兴社分子实行了严厉的镇压。1933年，陈济棠下令逮捕了七十四名复兴社在广东的特务成员，并将其中九人判刑。上述事实说明，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搞法西斯特务政治的呼声与力量，从一开始就明确存在并进行着斗争。
第四节以中统为中心的表面整合时代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复兴社、力行社都只不过是具有部分特务组织成分的秘密政治团体，它还不是完全的特务组织。但其中已经包含了特务性质的成分。复兴社成立之后，戴笠被蒋介石选定为“三民主义力行社”内三大处之一的特务处处长，郑介民、唐纵先后任特务处长助理。这样，戴笠正式成为蒋介石亲信的特工组织首领，这在戴笠个人的特务活动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新起点。再进一步分析，因为复兴社、力行社主要成员的出身特点，这一组织浓厚的军队色彩决定了它的特务机构的成立即可以被视为是以戴笠为首的国民党军事系统特务组织的建立肇始。
而这时，作为中统局前身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已经开张有时了。这一组织在主管中组部的陈立夫领导下由徐恩曾负责。
徐恩曾，字可均，浙江吴兴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后留学美国，专业是电机工程。回国后投奔与他有表亲关系的二陈兄弟名下，开始了特务工作生涯。他是从中组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做起的老牌国民党特工负责人，以后又在他主持下于南京道署街徐王府“瞻园”内成立了“特务工作总部”，徐恩曾为主任、张冲任副主任、濮孟九任秘书，内部设有情报科、训练科、总务科及指导、行动等课。直到1938年特工总部改为中统局乃至以后，徐恩曾一直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的实际领导者。
1930年夏，中组部党务调查科又增设了小组，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及各政治反对派的活动，搜集有关情报资料，进行策划与调查研究，设计指导破坏活动，并在基层普遍设立了各级各单位的“特务室”。在南京，蒋介石又特别调配了二十余名经过政治警察训练的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充实了调查科特务组织。这样，国民党“党统”即后来的中统特工组织框架至此便告基本形成。
因国民党中央党部位处南京丁家桥，每天进进出出的各机关人员庞杂，不便于调查科活动的秘密进行。1930年春，徐恩曾经请示陈立夫同意，在紧邻南京中央饭店的中山东路5号，另找了一栋两层的西式小楼，作为党务调查科的秘密办公地点。为了遮人耳目，徐恩曾命手下在门口挂上一块“正元实业社”的招牌，把这里装扮成一个商业机构。后来，他命手下在一楼临街开了一间无线电器材专卖店。这样，一来可将无线电器材的流向加以监控，二来可将赢利所得补充特务的活动经费，可谓一举两得。
当时“正元实业社”的成员有：王思诚、李熙元、张志鹏、马绍武、许少顿、高振雄、林桂庭、齐耀荣、游定一、马啸天、袁更、王正鸿、钱壮飞（中共地下党员）、范圭中等人，他们归同住一起的特务科负责人徐恩曾直接指挥，其中的大部分人后来成为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的骨干力量。
由于党务调查科在开始阶段还没有武装力量，故在具体行动中，他们便与各地的军警部门密切配合，以执行蒋介石的“清共”方针，主要任务是破坏各地共产党组织。
在南京，调查科依靠陈立夫之兄陈果夫的关系，得到了陈果夫过去的保镖、现任首都警察厅督察长陈独真在武力、装备等方面的大力支持；而宪兵司令谷正伦除了为调查科输送“政治警察训练班”的毕业生外，还协助调查科关押被捕者，他还曾聘请徐恩曾及其特务组长顾建中在宪兵司令部兼职，极大地密切了双方的合作关系。这样一来，一旦调查科发现了中共活动的蛛丝马迹，军警便配合行动，实行逮捕与关押。
1930年，徐恩曾以其在南洋大学时的同学范本中为首，在南京中山东路西头开设了一家电讯器材商店为掩护，设立了第一座电台，并在上海、武汉设立了分台，建立了中统组织的秘密通讯体系。蒋桂冯阎“中原大战”开始后，他们又派出袁更、郑伯豪等人在北平、天津设立了分台，为蒋介石搜集情报。中统的电台系统初具规模。
随着蒋介石集团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渐趋稳固，国共斗争成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
国共分裂之后，在国民党的残酷打击下，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转入地下，表面似乎已消失，但各地的起义和城市暴动却此起彼伏连续不断，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仍在有效地活动，并且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机关在进行指挥。共产党无处不在，但又无处可寻。面对中国共产党严密的地下组织，国民党的警察和宪兵不知从何着手对付。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隐藏在上海租界之内，又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加以保卫，就更难破坏。而在这个洋人统治的租界内，公开的警宪机关也不便进行侦破和搜捕。因此，要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必须依靠秘密的特务机关。在陈立夫的指导下，徐恩曾率领调查科全力进行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工作。
蒋介石对陈立夫的特务机构，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尽力加以扶植。
调查科一般的特务活动由采访股等部门担任，但所有针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谍报活动、密谋策划，以及情报搜集、破坏指导等都由特务组负责。特务组的办公室，不但中央党部其他部门的人员禁止入内，即使调查科内部人员也不能随便进入。
在开始阶段，调查科对于被捕的共产党人实行不叛即杀的方针，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的指令下，他们杀人无数，但共产党人却越杀越多，成效甚微。陈立夫与徐恩曾、叶秀峰、张冲等人为此会商，认为单纯地捕杀对付不了中共，应当改弦易辙，设法深入了解中共的内部情况。
于是，他们制定了诱降共产党人的“自首自新办法”，决定采用“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政策，在南京和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安徽等省普设“反省院”，对被捕的中共党员与进步人士实行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的诱降手段，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叛徒，扩大对中共的破坏成果。这一政策，得到了蒋介石的肯定，成为中统以后对付中共的重要的手段。
在这一阶段里，国民党当局的情特机关在对付中共及政治反对派方面是靠中组部党务调查科，在获取军事情报方面则主要依靠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而这两者的工作又是互相交杂的。
1932年9月，蒋介石欲把戴笠的小组织和中组部陈立夫的特务系统统一管辖，一度成立了以陈立夫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但这个“军委会调统局”并不是后来习惯称谓上的“军统”组织。
这里所说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与后来在抗战爆发后组建的以戴笠为首的“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并不是一个组织，虽然名称相同，也有相互间的组织重叠与包含意义，但无论是在两者的人员组成还是工作内容上，都有根本的区分。实际上，1932年以陈立夫为首的所谓“军委会调统局”组织，其基本构成主要是未来的中统班底而不是“军统”的前身。其中组建了三个处室，以徐恩曾为特务一处处长（“CC派”、党统特务、中统前身），戴笠为特务二处处长（蓝衣社特务系统、挂名依靠，实则独立，军统前身），丁默邨为第三处处长，后由金斌继任，掌管通讯、密码、汇报安排事宜。
此时从中统组织的角度来看，“特工总部”所用的行政机关的名义，一个是“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这是由调查科扩大而来的；另一个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表面上看，一个是党务机关，一个是政府机关，似乎互相独立，实际上不过是“特工总部”一套人马的两张招牌而已。
“特工总部”负责人徐恩曾的公开职务就是党务调查处处长兼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处长。而戴笠的特务系统也相类似，被列为第二处。
由于在陈立夫的“军委会调统局”成立后，蒋介石依然独立地掌握着戴笠的系统，使之保持他个人的“御用”特征，以便运用自如，因此实际上仍然是保持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两条腿走路”的特征，这就为日后的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系统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
按照军统方面的历史解释，此时戴笠任处长的复兴社特务处，是一个政治性的秘密组织，不能公开化；而他同时兼任的陈立夫“军委会调统局”第二处处长，则是正式的政府机构，可以堂而皇之地列编支费的。这样分析，此时蒋介石之所以佯将戴笠组织编入陈立夫手下，也是为了解决其经费供给问题，在指挥权上陈立夫对戴笠是有名无实的，到后来时机成熟后就分道扬镳了。蒋介石对其特务系统所运用的“分而治之”的“两条腿走路”方针是贯彻始终的。
对于蒋介石的这种做法，陈立夫一开始是不能接受的。据他自己回忆说：“至于军统之开始，是‘有实无名’的一个组织，由戴笠（雨农）在蒋公侍从室工作的时候，受命担任调查特种事件所开始的，当调查科发现戴笠在做类似工作的时候，科中同仁愤愤不平，谓蒋公是否对我们不信任而另派戴笠去做？我就对科中同仁解释一番如下：‘我们的工作，可称之曰党的耳目，你们看人身上耳与目都是成双的。所以党的耳目，亦不妨有两个，互相查对，是有益无损的。’众皆悦服。所以，戴笠的工作开始时是有实而无名的。
当时我考虑应否以此事问问蒋公，否则蒋公会轻视我们，‘怎么戴笠在做调查工作，你们一点都不知道。’于是我决定向蒋公查问说：‘有一位名叫戴笠者，在外声称是蒋公要他做调查工作，有无此事？’蒋公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有的，我有时候要他去查一两件案子，并无特别组织。’后来，戴笠的工作范围与日俱增，还是有实无名而已。不过蒋公不愿戴笠永久这样下去。”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军统组织。
“后来约在民国二十四年蒋公要我主持一个‘调统会报’，属于军事方面的，由陈空如先生协助我。遂正式派徐恩曾为该会报之第一组主任（注重共党在社会之活动），戴笠为第二组主任（注重共党在军事方面之活动），并派丁默邨为第三组主任（掌理会报方面之总务事宜）。这一个组织，一直到蒋公要我担任教育部长那天（民国二十七年正月），我才辞去会报工作，其理由是教育部的工作与调统工作是两件绝对相反的工作，不能由一个人来兼做，遂以此理由脱离了调统工作，去担任教育部的工作，因此‘调统会报’亦取消了。其第一组改称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局长由朱家骅担任，徐恩曾副之；第二组改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由贺耀组担任，戴笠副之；第三组取消了，后来丁默邨就跟随汪精卫去担任伪政府的调统工作，对于一、二两处在沦陷区的工作，不无受了打击。”
无论如何，在这一阶段，公开正式的特务组织只有中组部陈立夫为首的中统一家，因此这一时期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可称之为以中统为中心的“合二而一”时代。
　　第一节密战中原，平息反蒋之乱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开府”上台后，他所面临的是一盘散沙的中国政局。
在开始阶段，他的主要精力是用来对付来自党内反对派的政治军事威胁，而不论是政治还是军事的斗争，情报工作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古语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情报特务工作作为知彼的一个主要手段，其有力的效能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对于蒋介石来说，因为他的目标并不都是光明正大的，因此，使用特务手段就是其必然的选择。
1929年中，二期“北伐”完成后，国民党内“新军阀”争夺权力的新争斗又开始了。阎锡山、唐生智等国民党内地方实力派人物，依仗着在北伐中所占据的地盘与膨胀的军力，坚决反对蒋介石以“编遣裁兵”为名行削除异己之实，因此最终决定举兵反蒋。在对付党内反叛者的作战中，蒋介石派出了他的秘密组织干将戴笠，进行军事情报搜集与策反工作。
1929年6月，戴笠以参谋身份随蒋介石到北平，刺探晋系军阀阎锡山所部的军情，他想从阎军下层人员中打开缺口，但阎部人员防范甚密，戴笠钻研多时，竟无功而返。
这年冬季，国民党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联络晋系阎锡山及石友三等部地方军阀势力，组织“护党救国军”，又发动了反蒋战争。在讨伐唐生智的战役中，蒋介石除调兵遣将应战外，又派戴笠深入唐部进行收买与策反。12月，戴笠到达开封、郑州活动，被唐生智发觉，唐悬赏十万在河南全境搜捕他。唐军宪兵营持着戴笠的相片到处设卡抓人，形势十分危急。戴笠在走投无路之际，铤而走险，化装成记者，从陕西潼关赶赴河南信阳唐部指挥中心，潜入城内。他探知掌管信阳城防的是唐部宪兵营长、黄埔四期毕业生周伟龙，周是戴笠同学东方白的好友。戴笠便以东方白之名独闯宪兵营拜见，鼓动口舌，以同学之情煽动起周伟龙对蒋介石的师生之谊，要周向蒋效忠，劝其投蒋共打天下，竟大获成功，周伟龙不但当即与戴笠结为拜把兄弟，而且还提供了唐生智的军事部署重要情报，并亲自护送戴笠出城脱离险境。一个月后，蒋军获胜，唐生智战败下野，周伟龙如约弃官投蒋，由戴笠引见蒋介石，受到嘉奖。此后，周伟龙便在戴笠手下做了一名军统大特务，成为戴的得力助手之一。此事后来被戴笠引以为荣，频频告人。戴笠的这次出色表现，使蒋的军事行动顺利成功。不久后，他便因功升为中校联络参谋。由于工作成绩突出，戴笠日益受到蒋的器重，并逐渐奠定了他在蒋集团中的地位。
1930年4月，国民党内最大的一次反蒋势力大联合又一次发动了倒蒋战争。阎锡山、冯玉祥联合桂系军阀及国民党内“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等，推出汪精卫为政治领袖，在北平召集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公开与蒋作对。
为了应付挑战，蒋介石不得不倾全力以赴，命令“密查组”组长戴笠派出得力助手王孔安，混入北平“扩大会议”刺探了有关情报，帮助蒋介石制定了拉拢东北军张学良入关相助的正确战略，并成功地派人在各地瓦解、收买了阎、冯军的许多杂牌部队，最终使反蒋阵线腹背受敌陷于内乱。争斗七个月后，中原大战最终以蒋介石的又一次全胜而告结束。随后，戴笠又受命前往北平，代表蒋介石与其新盟友张学良联络，他通过张的警卫旅的一名团长、与张学良有两辈交情的拜把兄弟吴泰勋（戴笠最后竟然又做了张、吴的结拜大哥），成功获得了有关东北军的情报来源。吴泰勋还向戴推荐了多名手下充当特工。
戴笠的出色表现，使蒋介石对之更为倚重。
在对付反蒋派系的军事斗争中，蒋介石的特务们还有最有效的一招便是破译对方的通讯密码以获取情报。反蒋派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在他的《五十回忆》一书中透露，1929年至1930年蒋桂内战时，桂系方面的军事密码就曾被南京方面推译出来，导致蒋军对桂军的动向部署了如指掌，掌握了制胜先机。由于偷译对方密码的成功，使蒋介石得以“料敌如神”、“天纵英明”，而蒋介石的特务之所以如此“神通广大”，则是有其原因的。据“台湾情报局秘密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载：“民国二十二年三月，胡宗南将军介绍一位擅长无线电通讯的魏大铭给戴先生，乃即着手从人才的吸收训练、电机的研究制造，与内外通讯网的建立各方面，迅谋发展。’其实在魏大铭以前，蒋介石就在这方面坐享其利了。据魏大铭在《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回忆：民国十八年交通部国际电讯局长温毓庆博士，由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财务支持，研破了桂系的上海秘密电台XHFA的密电，情报为蒋总司令所用，后继续扩展及于冯玉祥、唐生智、石友三等情报而赢得中原大战，石友三、唐生智等叛变诸役，几次解救蒋总司令于危难之中，极有贡献。此种密电情报，当时由林蔚文将军经手，呈转处理，用后即毁，不存档案，了无痕迹，后来侍从室即循此规例，故知者极少而识者几无，人但知蒋委员长之神机妙算，而不知其另有密电情报。”蔡孟坚也于《八十谈奇》中谈到，中原大战时以时迁手段，偷得鹿钟麟总部新颁的密电本，以陈立夫名义送交总部机要室，大收战果，受到蒋介石的召见，“深予嘉勉”。特务之功大矣哉！蒋介石焉得不重视特务？
第二节戴笠成立特务处，放手发展特工组织
1931年3月，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随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决定扩大情报网，着手调查搜集资料，研究国内外情报，用作“攘外安内”之参考。
4月1日起，戴笠所辖联络组扩大成情报处，称之为“特务处”，暂隶属“推展民族复兴运动”的复兴社，开展工作。9月间，又划归军委会调统局第二处，仍以戴笠为处长。“此一情报组织，在中华民国历史上尚属首创，不但无成规可循，且责任艰巨。”戴笠为该组织确定的目标宗旨是“反对日本的侵略，揭露汉奸组织，镇压内乱及实行**，维护领袖（蒋介石）安全”。戴笠把4月1日这个以他个人为首的特务组织诞生的日子作为后来他的军统局的创业纪念日，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
组织成立前，戴笠得知蒋介石要他正式出面负责，便特地前去见蒋，以学资浅薄请辞，故作姿态以试探蒋介石的真意。蒋回复他说：“只要你有决心，其余不必顾虑。”戴回答说：“从今天起，学生决以生命为革命而牺牲奋斗，失败则请委员长加罪，成功或竟为敌人所杀，决无后顾。”这一过程，后来成为戴笠表白他从事特工为蒋介石效力决心的例证，到处宣讲。他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民国十六年7、8月的时候，我在×部底下做事。民国二十年12月10日以前，我只有一个勤务兵贾金南和一个毛；到了民国二十一年，我也只不过才有一百多人；民国二十一年1月23日我在杭州，突然接到领袖蒋校长的电报，要我马上回南京。1月26日晚上8点钟，蒋校长在中山陵召见我，要我主持成立特务处。先是关系方面一共保举了六个人，蒋校长认为只有我比较合适，能够做好这个工作，要我负这个责任。我因为团体中很多人都是我的老大哥，并且这种事情本身就不容易做好，当时我就向校长报告说：“我不能做这个工作。”蒋校长问我：“为什么？”我就将上面说的这个意思说了一遍。蒋校长说：“这不要紧，一切有我，你不必顾虑，现在就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只要有决心，事情就一定可以做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再推辞，当时我就说：“报告校长，就黄埔的关系讲，你是校长，我是你的学生。就革命的关系讲，你是领袖，我是你的部下。既然如此，我当然只有绝对服从命令，尽我的能力了。”
于是，不到一刻工夫，领袖就下达正式命令。当时我向领袖表示：“从今天接受命令之日起，我的这个头就拿下了。这就叫一手接受命令，一手提着头颅。”领袖问我：“此话怎讲？”我说：“这是我的决心，我这个工作做得好，我的头一定给敌人杀掉，若做不好，当然要给领袖杀掉。再者，积劳成疾，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岂不外只有这三种情形？”
领袖当时叫我找帮手，我找了一个郑锡麟，一个××，我选择了两个同志。
次日上午，也就是民国二十一年1月27日，有位同志要打倒我，他说：“关于特务处的人事、经费，校长叫他负责。我就报告领袖辞职，结果没有获准。以至于后来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什么叫光荣历史？什么叫清白家风？
这就是我们工作的起源和开端。”戴笠在特务处内公开提出这样的口号：“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做领袖的耳目；做领袖的手足。”以此为其组织的宗旨和对部下的要求，后来便成为军统组织的宗旨，又加以发挥，演变出“长官没有听到、看到、想到的事，我们要为长官听到、看到、想到”的口号，大书在军统局本部的墙壁上。戴笠此举的意图还是为了拍蒋介石的马屁，让蒋看了后“体念他的苦心”，从而更加宠信他。
特务处成立时设有一室二科，以唐纵任书记室书记，郑介民为侦察科科长，邱开基为执行科科长，其后增加了交通科，由黄埔一期的梁干乔任科长。这时的特务处尚处在比较简单的创业阶段，共有一百四十五人，其中骨干力量都是戴笠“密查组”的人员，又吸收了王孔安、乔家才、简朴等黄埔出身的干员，办公处就设在南京鸡鹅巷53号，处理机要指挥行动，人数增加后又于12月在许府巷成立了处本部。同时在各省地区及大城市成立了区、站、组三级组织网，初步形成特务网络。1933年7月，为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又成立了“随节警卫组”。1935年，为适应特工通讯的需要，特务处又成立了第四科，魏大铭为科长，专负电台联络与培养通讯人才之责。
特务处是戴笠掌握的第一个冠冕堂皇的机构，他有意将之迅速地“发扬光大”，并着意其独立性之形成，与复兴社拉开距离，这引起了复兴社常务干事贺衷寒的警觉，他向书记滕杰建议改组特务处以防不测。滕杰召集戴、贺商量，戴笠听明来意，当即怒形于色，转身欲走，经滕杰好言调解，最后确定特务处对蒋介石交办的事可直接报告蒋，只有对社里布置的任务才向社干事会汇报。这样，无疑是确认了特务处在社内的特殊地位，戴笠从此更加有恃无恐。
当时戴笠的特务处内部机构及派往各地的特务网骨干统计如下：
复兴社特务处（第二处）
处长：戴笠副处长：郑介民
第一科（情报）：编审股、华东股、华南股、华中股、华北股、统计股
第二科（行动）：司法股、执行股、特务队
第三科（总务）：会计股、庶务股
书记室：人事股、译电股、交通股
设计委员会南京：方超、陈英南、左曙萍、陈逸湘；上海：翁光辉、张业
京沪路：徐亮；徐州：胡天秋；海州：岳烛远
杭州：胡国振；安徽：汪德龙；南昌：柯建安
赣州：喻耀离；抚州：谢镇南；武汉：周伟龙、刘培初、萧勃
长沙：蒋肇周；粤港：邢森洲；香港：吴乃宪、张炎元
厦门：连谋；郑州：刘艺舟；开封：刘暨
山东：李郁文；青岛：姚公凯；烟台：刘乙光
胶济路：郑兴周；津浦路：高振鹏；天津：王天木、靳汝民
北平：陈恭澍、杨英、齐庆斌、王云孙；太原：靳易夫、乔家才
归绥：王和众；西安：贾文郁
以华北地区的重镇平津地区为例，1932年11月，戴笠从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毕业生中选择了陈恭澍、杨英、戚南谱三人到北平建立工作站，由陈恭澍任站长。
陈恭澍原籍河北省，是黄埔五期生。1931年由蒋介石亲自选中到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受训。后成为力行社外围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的成员，与戴笠有了接触，受戴之命，联络了三十余名黄埔同学到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学习。因在学习期间监视同学兼做情报有成绩，受到戴笠欣赏，毕业后即去北平当站长，进入戴笠的干部圈。
客观地说，陈恭澍在特务行动方面是有一些天资的，他天生机敏而且有指挥才能，后来为戴笠和军统干了多件轰动全国的事，指挥和参与了诸如刺杀汪精卫、王克敏、殷汝耕、石友三等汉奸头目及诛杀日本官兵的事件，但他也是个顽固的**分子，指挥过杀害吉鸿昌等共产党人的行动。他后来在担任军统上海站长期间，指挥部下与日伪激烈拼杀，后失败被捕，随即叛变，投靠汪伪特务头目李士群。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判刑，不久又被放出，投入**内战，最后跑到台湾。晚年写了五本回忆录性质的关于特务史的书，留下了许多资料。
当陈恭澍等到北平时，戴笠的特务处已在半年前在平津建立了工作站，负责人是戴笠的“十人团”成员之一的“铁哥们”王仁锵。王是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曾去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法律，任过浙江高等检察厅检察长、中国驻智利代办使事，有一定阅历。跟随戴笠当特务后，改名为王天木，化名还有郑士松等。他也是个较能干的人，一直为戴笠独当一面。陈恭澍按戴笠的要求与王天木取得联系，王带他们熟悉情况，在北长街18号开设了一家“军事杂志社北平分社”作为掩护机关，建立了站点。陈恭澍陆续发展了白世维、范行等人，他们常常游走在“八大胡同”等风化场所，称为“工作需要”。
　　1933年春，日本占领山海关，进入热河，华北局势紧张。蒋介石派何应钦到华北，取代张学良办理对日交涉。戴笠为掌握东北军动态，除派郑介民以陈立夫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派员”身份来北平领导平津工作外，自己也来平指挥。他拉拢了前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的儿子吴泰勋，通过他的关系与东北军上层人物广泛交往，做他们的工作兼搞情报，挖张学良的墙脚，防止东北军的“异动”。如戴笠发现张学良在东北军内有个秘密的政治组织“护东学会”，即报告蒋介石，等张旅欧回国后，蒋就与他共组了一个含有法西斯性质的“四维学会”来取代了“护东学会”，并由力行社分子大量加入，最后因东北军人员消极抵制，“四维学会”名存实亡。
戴笠在北平还对在中共影响下国民党“左派”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建抗日同盟军一事进行了侦察与破坏，为此他派黄埔四期的高荣去张家口组建了特务处张家口站。他在离开北平前召集平津两地全体人员训话，要他们“特别注意共党的阴谋”。
此外，因“另一处情报机构调整案”，特务处人员又“获得大幅度的充实”。
原来，蒋介石为配合“围剿”苏区红军的需要，于1933年在南昌行营秘书处设立了专司情报工作的“调查课”，由蒋的侍从秘书、力行社干事邓文仪兼任课长，这也是蒋介石专设的特务情报机构。该课设有一室三组及两个侦察队；外勤机构在华中及东南各省均设有特别区站和普通站组，并确有行动人员及特派员分布各地。同时，1932年设在武汉的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处第三科及禁烟密查组均受其指挥，其规模和能量已超过了当时戴笠领导的力行社特务处。
1934年夏，邓文仪因在调查航空署一架飞机失火案中涉嫌受贿被迫辞职。7月，戴笠奉派兼任南昌行营秘书处调查课上校课长，将权力伸展到江西**前线。
1935年2月，蒋介石正式将南昌行营调查课归并于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成为力行社特务处的组成部分，使特务处的规模空前壮大，总人数由六百七十余人增加到一千七百余人，不仅数量上增加两倍多，其构成亦有很大变化，原南昌行营调查课的特务骨干分子，如李果谌、王新衡、张严佛、谢力公、钱新民、朱若愚、王平一等人，都受到了戴笠的重用，他们中许多出身于留苏学生，有的是中共叛徒，“平均水准，比戴先生以军校同学为骨干的老班底为优秀……所以多获戴先生之重寄。”这些人后来成为戴笠组织的中坚力量。
在吞并南昌行营调查课之前，戴笠已在华东、华中、华北、华南地区的二十六个城市及京沪、津浦、胶济三条铁路沿线区域布置特务七十余人，初步形成了由点到线的网络。调查课归并后，经费亦随之得到增加，戴笠便对全国各地特务组织作了系统的布置与加强，划分各大区域，设立区级单位，在各省设省级站，以次则设直属组，其体系是区辖站，站辖组。此外，还建立了南京国际组、铁道通讯组、财政密查组，加上原来的三省“剿匪”总部禁烟密查组，这些特别单位，都直属特务处直接领导。
除了加紧下属各特务组织布网建设外，戴笠同时还在军、警、宪各部门建立起特务机构。如在宪兵司令部设立政训处，先后派梁干乔、张炎元担任处长。在宪兵团、营设立政治训练员，其成员均由特务处推荐，经政训处考试后任用。各省保安处设立谍报股，股长由该地特务站（组）长兼任。初期兼任谍报股长的特务站（组）长有安徽蔡慎初、江西谢厥成、浙江翁光辉、河南刘艺舟、福建张超、贵州桂运昌、湖北廖树东等人。此外，武汉行营第三科的简朴、四川行营第三科的王孔安、西安行营第四科的张严佛等特务头目，也都在各地谍报机构兼任了职务。在警察系统则是由戴笠派特务人员渗入其中，掌握领导权，他先后派遣马志超、史铭、赵龙文、王固磐、杨蔚等人担任了西安、兰州、杭州、厦门、南京、郑州、福州等十多个省辖市警察局（厅）长，以及京沪、粤汉、平汉、津浦等主要铁路部门的警察署长；还派员担任了许多军警机构中的特务队长、侦缉队长，诸如上海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后勤总部警务队长即由戴笠派王兆槐、喻耀离充任。
在各地军警系统设置的特务机构和派遣的人员，其编制和经费属于所在的部门，但其人员配备与活动则由戴笠安排指挥。他说：“我们之所以要掌握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