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版本一代神，通过几个版本对英雄的调整，射手已经不再那么鸡肋，相反的还压制了刺客的存在，像公孙离和马可波罗，更是遮住了无数刺客打野的光芒，除了他们以外，射手也经历了大的洗牌，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三位射手的崛起。排第三的是鲁班小朋友，因为外形可爱很多妹子喜欢，但也的确是坑货居多，而现在的鲁班，除了自带末世以外，爆炸的伤害也让许多大汉望其项背，出场率和胜率都是稳稳的在飚了！第二个就是狄仁杰，在之前版本中出场极少的射手，他的被动有加攻击速度，1技能还能提供额外的法术伤害，在前期时候有非常好的压制作用，如果再给个控制辅助，对面上单真的扛不住！这个版本最出色的射手，绝对是虞姬无疑了，如今走平A流的虞姬，不再单靠技能的伤害，大招加了攻速，脆皮的噩梦啊，你抓还不好抓，减伤无敌，加上2技能还可以重置，没有什么射手能够跟她站撸了，但是再面对肉的时候，还是有些力不从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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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东淖第一个用胸罩的当地人是周二娥。那时她还是个半大女子，跟知青走得近，又随知青去了趟北京，便接受了新鲜事物，不想动了众怒。
上世纪60年代前后，农村男性知识青年普遍留中分头，头顶中间偏左开缝，头发一分为二，朝两边梳，出门前蘸水抹一抹，以保持发型，讲究点的抹头油，太阳照射下锃亮。人们嘲笑说，苍蝇落上都会闪了腿。70年代后，中分头渐渐不流行了，改一边倒，头顶不开缝，头发一律朝右边梳。这是下乡知青带来的，他们在城里就留这种发型。当时也有平头，但不是主流。至于背头，从前有，文革中破四旧给破掉了，因为它看上去有点流里流气，被列为革命对象。
一边倒发型 张根小（中） 1968年10月
上衣用平纹或斜纹的蓝布缝制，领子上有铁丝做的风纪扣，正规场合须扣紧，下面一溜五个扣子。一共四个兜，胸部2个，腰部两侧各一个。其样式的原型是军装，当时全国人民都学解放军，服装自然也不例外。而军装的原型则是中山装。孙中山先生发起推翻满清政府封建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创造出一种既区别于满式服饰又不同于西装、同时又具有现代色彩的服装，称中山装。但军装将其简化了，变明兜为暗兜，剪裁也粗糙一些，所以叫简易中山式。除这种蓝制服外，也有黑色上衣，用的是条绒（灯芯绒）布，三个兜，腰部两个，胸部一个，开在左侧。
裤子多为黑色，系布制腰带。脚穿黑布鞋，方口，鞋底很厚，用麻绳纳实，为了耐用，甚至钉上自行车废旧轮胎。平时光脚，出门办事才穿袜子。袜子分布制和线制两种，布袜子是家里自己缝的，线袜子是从供销社卖的。能穿上线袜的人，经济条件一定不错。
妇女中，最注意穿戴的是大女子，也就是女青年。时兴上短下长。上衣又窄又短，感觉刚过腰便猛地打住，裤子很长，直直地垂下来，遮住脚面。即使是军装试衣裤，也是这个比例。干活的时候不能过于弯腰，否则会暴露后腰上的一圈肉。喜欢穿红色线袜，着方口黑色布鞋。发式两种，一种是两条短辫，刚刚及肩，梳一条大辫子的极少，几乎没见过。一种是披发，更短，仅仅齐耳，可以看见耳垂。这两种发式纯粹是从劳动出发，为的是干活儿方便，易于打理。
小东淖女子 1968年10月
内衣同样又窄又短，紧紧绷在身上，显得格外丰满。不用胸罩，准确地说，知青下来之前，当地就不知道有这么一种用品。见知青戴这东西，女人们很是好奇。麻烦不说，夏天还热，不是找罪受吗？知青告诉她们，这物件可以保护乳房。甚？女人们笑成一团，奶子还用保护？真稀罕。
小东淖第一个用胸罩的当地人是周二娥。那时她还是个半大女子，跟知青走得近，又随知青去了趟北京，便接受了新鲜事物。不想动了众怒，最生气的竟然是成年男子。不知道为什么首当其冲的是他们，吊诡之极，不可理解。他们认为，农村女子就是农村女子，学什么城里人？把胸罩讥为子弹带，说二娥整天背着子弹带转悠。这是从电影里看到的镜头，首长的警卫员胸前通常佩戴一排装子弹夹的皮匣，两根皮带吊在肩头。用子弹带比喻胸罩，别说，还真的挺传神。
这都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二娥已经成了老奶奶，现在大约没有女子不用这东西。
面条是小东淖最平常的饭食。后套是中国的粮仓，农作物以小麦为主。与中原地区不同，这里的麦子是春小麦，阳历3月初播种，4月出苗，7月中旬成熟。由于生长期短，磨出的面粉韧性不够，擀不成长面条。主妇做面，先用手将面团压扁，拿擀面杖将四周碾薄，卷在杖上，然后在案板上向前推擀，至案板边沿拉回，再向前推擀。一下一下的反复推拉，直到擀薄。看看差不多了，拿起菜刀沿擀面杖划过，面皮一分为二。随手取过一半，切土豆丝般一刀刀下去，顷刻面皮就切成条，接着再切另一半。面条长3寸左右，不求细，过细没嚼头。面切下了，锅中的水也烧开了。要注意的是，面条切好后不要抖动，否则容易粘连。外地人不懂，生怕粘在一块儿，一边洒干面粉一边抖动，结果煮出来的面条黏糊糊的，因为面粉全化在了水里。除了面条，还有面片，做面片的面皮要稍厚一些，不用划那一刀，将面皮摊开即可。
水烧开后，舀出几勺倒进大瓷盆里，盆中已经放好了拌面的材料。这时候再下面。如果做的是面片，便扯下一大块，一手托住，另一只手揪扯，随揪随下锅。等面条浮上来，取筷子拨弄两下，面条就散开了。面片不用拨弄，因为是一片一片地落在锅里，水始终处于沸腾状。煮一会儿后，用笊篱捞起，放入瓷盆，拌匀，舀到碗里，就可以吃了。这样做出的面，面是面，水是水，干净利落，润滑爽口。
拌面的材料一般是胡麻油呛葱花盐，好一点的是肉酱，其实是猪油，肉很少，里面有韭菜段。讲究的用肉丁和土豆丁一块儿炖的菜，叫臊子，拿它拌的面就叫臊子面。短面条（或揪面片）、猪肉丁、土豆丁三样东西合一块儿，绝配，百吃不厌。
面食除了面条还有饺子、馒头、饼等。饺子、馒头很平常，值得一说的是饼。
饼分两类，一为蒸一为烙。
先说蒸饼。蒸，隔水以汽加热。后套的蒸饼不是用笼屉做，而是直接入锅。具体做法是，将土豆、腌白菜、猪肉一起下锅炖，然后将加了苏打的面团擀薄，倒少许胡麻油，洒一点盐，卷起，切成段，用手压扁，一个个码在菜的上面，盖严，大火炊之。差不多半个小时即可起锅，菜食一锅端，菜叫猪肉烩菜，饼叫蒸饼。之所以叫饼，主要是形为饼状，之所以叫蒸，面与水不直接接触，中间隔着菜。也有将面团直接贴在锅沿上的，口里叫贴饼子，这样做出的蒸饼更具饼的特点，但地方性便不那么突出了。
接着说烙饼。烙饼品种极丰，什么锅盔、焙子、酥饼、发面饼、家常饼等等不一而足，这里只说家常饼。家常饼用的面团不发酵，分两种，一种加油一种不加油。不加油的叫白皮饼，两面均呈白色，很薄，翻个个儿就熟，散发着浓郁的面香，入口微甜，很有嚼头。加油的叫油烙饼，配以后套产的胡麻油。讲究的里外都抹油。面团擀薄，撒盐，倒油，再洒上一层干面粉，免得油流得哪儿都是。卷起，切段，将两端面皮捏紧，拧一下，里面的层次会更加丰富，擀成饼状。锅里倒油，烧热，将饼放进锅里，加盖，翻两个个儿即可。趁热吃，倍儿香。如果胡麻油不富裕，里面的油就免了，只能在锅里放油，也很好吃，油香浓郁。
烙饼好吃，固然跟面有关，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胡麻油，那股清香气独一无二。烙饼比面条高级，但做起来费事，所以在面食中只能排在第三位，前两位分别是面条、馒头（含花卷）。
比馒头更经常吃的是焖饭。原料不是稻米是糜米。糜子属于古人说的黍，黍被誉为五谷之首。人们常常把糜子与谷子相混淆，以为糜米就是小米。其实不然，贺敬之诗《回延安》中唱道：“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小米古称稷或粟，俗称谷子。糜米的形状、颜色、味道跟小米很像，确实容易搞混，其实还是可以区分的，糜米比小米稍大，口感更绵软。后套水大，更适于种糜子，所以糜子便成为仅次于麦子的主粮。轮种植面积，小麦第一，玉米第二，因为玉米产量高，种的自然也就多，但口感味道略差一筹，入食便不如糜米。那时烧的是麦草，就是现在说的柴锅焖饭，锅盖一掀，米香满室，菜极简单，一碟切成丝的酸蔓菁。一口饭一筷子蔓菁丝，嘎嘣脆，米饭的甜与腌菜的酸倒也搭配。西北喜酸，后套有一种酸粥，就是糜米发酵后熬制的，其地位有点像北京的豆汁，当地人离不开，外地人敬而远之。
主食中最上档次的是油炸糕。原料是黄米。黄米与糜米一起称为黍。其实黍最初指的是黄米。黄米不仅可做主食，尚可制酒，中原及北方的米酒，还有古代的酒，都是用它加工成的，所以非常受重视，将黍列为五谷之首便毫不奇怪了。贺敬之诗《回延安》中就有这两样东西：“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头坐。”油馍就是油炸糕。
炸糕的制作程序复杂，技术含量高。先将米泡过，晾干，碾成粉，过筛，然后上锅蒸。蒸的不是面团，是干粉，撒一层蒸一层，层层加码，掌握不好，不是不熟就是结成疙瘩。起锅，便获得蒸糕，可以直接入口，粘性极大，虽然好吃，但黏口，牙齿活动颇费力，装有义齿的最好别吃，非把假牙粘下来不可。若进一步加工成炸糕，需要手上抹油，把蒸糕揪成剂子，捏扁，下油锅炸，捞出，即为油炸糕。若能包进豆馅更好。后套的红豆很特别，扁园，色浅，叫红扁豆，不像红小豆那么沙。
油炸糕很诱人，也很金贵，平时难得一见，仅在婚宴上可觅。一位知青深为油糕所扰，馋得厉害，暗中发誓一旦见到绝不放过。还真让他逮到了机会，村里终于有人结婚了。他叫上另一个知青，两人直奔婚宴。随礼嘛，选的是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本。太珍贵了，舍不得读，如今送给新郎新娘学习，愿他们结为人生路上革命伴侣，如果能生出几个革命事业接班人更好。到了现场，两人双手捧出红宝书，赠给一对新人。主家恭恭敬敬让到炕上，随即奉上白酒。婚宴是先喝酒再吃饭，油糕后出场。那时瓶装白酒很贵重，农民婚礼用的多是散装薯干酒，倒在白色粗瓷大碗里，质劣、劲大、上头。两个馋小子为表诚意，接过一干而尽。很快酒力发作，顿时头晕眼花，背靠新人被垛昏昏入睡。不知睡去多久，待睁开眼皮，婚宴早已散去，油糕呢，连味儿都没闻着——到手的机会丢了，煮熟的鸭子飞了。
油糕不光好吃，还耐饿。民谚云：三十里的莜面四十里的糕，十里的荞面饿断腰。
还有一种糕，也是黄米做的，不用油也无需碾成粉，浸泡后直接上锅蒸，晾凉即可食用，叫凉糕。讲究的加豆馅、红枣什么的，吃的时候沾白糖。农民那时穷，买不起糖，好在产糖菜，俗称糖蔓菁，用它熬制糖稀，褐色，甜而微苦。
凉糕类似北京的年糕，但不是春节食品，而是端午节专用，属于粽子的替代品。1970年端午，王大爷做了整整一笼屉带豆馅的凉糕，连屉带糕放在厨房水缸上，左等右等也不见我们收工回来，便回家了。猪鸡闻到香味，一起来吃大户。猪的力气大，一头撞开厨房门，鸡抢先飞起，落到笼屉上，正要开吃，我们回来了，猪鸡纷纷逃窜。望着凉糕上凌乱的鸡爪子印迹，粉红色豆馅疑似鸡屎，哪还敢吃，再馋也得忍着。期盼已久的一餐美食就这样糟践了。
最后说说饮。
国人习惯喝茶，中国地界大，虽然都是茶，但各有各的喜好，于是便发展出名目繁多的茶种。后套汉民随蒙族风俗，喝砖茶。砖茶，顾名思义，外表像砖头，是茶叶发酵经挤压成型的。虽出自南方，但制作有北地边民的粗犷豪迈范儿，不取嫩芽，一律采用大叶片，连着叶柄和细枝。压得非常密实，四四方方，坚硬如石，真能当砖头使。手指是掰不动的，也摔不碎，得提一把菜刀，质量小了还不行，必须那种刀背厚重的家什，刀刃锋利与否无所谓，只要分量够重就成，然后把茶砖立起，用力猛劈。一刀不行，再来一刀，不劈个几刀，甭想得到足够的茶叶。在后套，要想喝上茶，得先出一把子力气。
得到了茶叶，不是用开水冲泡，而是放进锅里煮，所以不能叫“沏”而叫“熬”。刚到小东淖，全家喜几个年轻人来串门，我们以茶招待。茶是我从家里带的龙井，舍不得喝，聊得火热，拿出助兴。没有玻璃杯，便以粗瓷大碗代之，一人沏一碗。全家喜端起喝一口，摇摇头，瞥见地上有只三足小铁锅，便提起架在炉子上。问他做甚？答熬茶。说着便把大家面前碗中的茶水一股脑倒进锅中返工。煮了一会儿，将茶水舀到碗里，喝一口，又摇摇头，说是忘了搁盐，找到盐罐，抓一把盐挨个洒碗里。
我喝过一次正宗的熬茶。那是隆冬的一天，忘了什么事，跟公社书记鲁荣在外村一个老乡家。我们盘腿坐炕上，鲁荣摸出一个纸包，交给主妇，说给咱熬锅茶。主妇刷锅，升火烧水，然后打开纸包，把黑黢黢的茶叶抖落进锅里。水滚了，主妇拿马勺舀一勺茶水，高高扬起，然后倒回锅中，反复多次，洒过盐，稍煮片刻，起锅。
大家停止说话，端碗喝茶，一片吸溜声。进入口中的似乎不是水，而是胶质物，在口舌间回旋滞留，缓缓滑落下去，苦中带甜，咸中含香。正是这次喝茶，让我领略了什么叫甘醇。
鲁荣抬起头，对我说：比你们的小叶茶好。我点头称是。真心话。
纸包中的茶叶用了一半，剩下的留给了这家人，算是顶柴火费吧。那年月生活艰辛，农民很少能喝上茶，平日喝的都是白开水，叫“滚水”。我们去村里乡亲家，主妇也拉风箱烧水招待，端上来的就是滚水。
砖茶在品种上有黑砖、青砖之分；重量上有大、小之别。包装粗简，黄褐色草纸，上面印字。大块黑砖一元钱左右，小块青砖不到两角。
多少年后，这类茶时兴起来，到处推介，价格炒得老高。我挺好奇，一看，不就是当年的砖茶吗？那时还真没人拿它当宝贝。
小东淖男人爱吸烟，几乎人人吸，有的从八九岁起就是烟民。女人也吸，烟龄要短得多，一般到三十岁以后才抽几口。也有不吸的，极少。似乎吸烟不是一种嗜好，而是人生的一项权利和乐趣，不吸亏得慌。
烟分两大类。
一类是卷烟，又叫香烟，国家烟厂生产的。老百姓平日舍不得抽，只有逢年过节或者求人办事，才咬牙买上一盒。再一种情况是喜丧场合用，谁家结婚和出殡，摆上几盒卷烟。来宾都很节制，知道这东西金贵，抽一根也就行了，很少有连住吸的。上世纪70年代初，最流行的是内蒙古卷烟厂出品的“太阳”牌香烟，0.21元一盒。还有“火车”牌，农民叫“跑得快”。最便宜的是白皮“经济”牌，0.09元一盒，根本没法抽，尽是烟梗子，点着了便噼里啪啦乱响，前头炸开花。公社干部偶尔花0.37元买一包“大前门”享受享受，有时候几个人凑钱打平伙（AA制）。还有“牡丹”牌，0.51元一盒，那是给高级干部预备的，至于大“中华”、“熊猫”，听说过，没见过。
还有一种情况下村民也能抽上卷烟，那就是割麦子期间。因为这营生太苦重，开镰前生产队给每个下地劳力发几包卷烟和一些止疼片，男女老少一律对待。
另一类是旱烟，也就是农民自己从自留地里收获的烟叶。从使用方式上，又可以分出两种。
一种叫纸烟，就是用纸卷成的烟。纸张一律来自旧书、旧报、旧日历，裁成二指宽、中指长的条子，放在衣兜里。用的时候斜着对折，洒上烟叶，顶端捏出一个揪揪，手心里一转，烟叶就被包了进去，然后伸出舌头舔一下，粘牢，一支烟就做成了。其形状一头粗一头细，故称“大炮”。吸的时候，撕去揪揪，细的一头放嘴里，点燃粗的一头。
戈毅吸“大炮” 1971年10月
当地有个坏习惯，“大炮”卷罢并不急着粘，气定神闲地坐在那里，嘴巴嚅动一气，然后把小拇指伸进嘴里，用黑乎乎的指甲刮下牙垢，细细地将纸缝粘上，似乎以此来丰富吸烟的乐趣。一次一位知青对我说，狄三老汉文明。狄三是天喜子的三叔，最精明的人。干活休息，他卷了一支烟，没有用舌头舔纸缝，更没有刮牙垢，很客气地递给那位知青。如果他用自己的唾液或牙垢加工，怎么办？这真是难题，不接吧看不起人，接吧实在恶心，所以这位知青感激不尽。
另一种使用专门工具，即烟袋锅和羊棒。烟袋锅一般都是老汉使，青壮年很少用，长不盈尺，烟锅和烟嘴是白铜的，平时就插在外面的布腰带上。烟杆间吊着烟荷包，就是装烟叶的布口袋，走起路来晃晃荡荡。于是烟袋便有了美学意义，人们得到了什么好东西先想着装饰它。狄三老汉的烟杆上就坠着一个赵刀币。我问哪儿来的？他说耕地时捡的。后来读史，其中记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反过来率军驱胡，占领了河套一带。这枚刀币想必是当年行军时掉落的。见我感兴趣，老汉解下送给我，我哪能要？
羊棒男女老少皆宜，家家都有，属于必须品。它其实是烟袋锅的变种，或者叫地方化，用羊腿骨代替烟杆，用子弹壳做烟锅，嵌在羊腿骨顶端的侧面。由于烟锅小，吸一口，烟叶就烧完了，所以叫“一口香”。抽这种烟，一定要点燃煤油灯，因为必须不断地对火。烟灰不能磕，只能吹，一鼓腮，噗的一声，烟灰飞出老远，落在炕外的泥地上。油灯用圆形的墨水瓶制成，瓶盖是块铁皮，灯捻是两根线拈的，灯火只有黄豆粒大，真正的一豆灯光。这也是晚间照明的用具。
也有使烟斗的，那是知识青年，讨一把旱烟叶按里头，模仿斯大林，将烟斗紧紧握在拇指和食指之间，踱着步子，假模假式的，吸一口，咳嗽半天。也不想想，那么大的斗子，那么冲的叶子，满满一口，谁受得了！
男知青抽烟的居多。两种情况，一种是本不吸烟，到农村后在烟民的包围中渐渐陷落；一种是做逍遥派的时候学会了吸烟，下乡后变本加厉。知青极少用烟袋，刚开始吸香烟，受老乡影响，加之经济原因，纸烟的比重日益加大，这时香烟便成了奢侈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农村建筑不用砖，用的是土坯。
土坯分两种。一种是水坯，也叫泥坯。将泥土打碎，最好过筛，兑水和成湿泥，醒透，双手捧起用力摔打，放入木框中，抹平，然后提起木框，晾干，一块平整坚固的水坯就做好了。
另一种叫草坯，寻一块草地，草根越发达越好，用河套、宁夏一带特有的西锹将泥土切割出来，就是上好的建筑材料。西锹有点像梁山好汉鲁智深的禅杖，锹面没有弧度，是纯平的，最适于粘土地带作业。铲草坯时，左边纵切一锹，半尺许；向右横移一尺，再纵切一锹；然后锹头移后横切，将左右两道切痕连起来，向前一翻，伸脚踩住，提起铁锹嚓嚓几下切断草根，一块草坯就出来了。小东淖的草坯质量非常高，整体性特别好，草根细密，土壤颗粒粘结度强，最难得的是不见一颗石头，连芝麻大小的石粒也没有。
由于制造工艺不同，水坯的生产叫打坯（脱坯），草坯的生产叫踩坯。
草坯是盖房子的主要原料，用来垒筑墙体，一块块直接码起来就成，用不着黏合。起墙后，里外要抹一层泥。这种泥除了土和水，还要加入麦花子（碾过的麦秆）和麦壳。屋顶也不用瓦，架一根横梁，搭上十几根椽子，上铺红柳条编的笆子，再厚厚覆盖一层麦花子，最后再同样厚厚覆盖一层泥，便可以交活了。住在这样的屋子里，冬暖夏凉，环保绿色，省工省料，安全可靠，自由自在。
后套农村民居坐北朝南，遵循两室一厅格局。房门开在厅。所谓厅，其实是比较宽敞的过道，在东墙和西墙分别开门，通向东西两间内室。
厅兼做厨房，垒建灶台，上面安放铸铁大锅。灶台紧靠西墙，烟道连通西室炕道。灶台的东侧立着风箱，烧火时右手拉风箱，左手往灶口里填送燃料。燃料主要是麦草、玉米芯和煤炭，不管烧什么都需要风箱鼓风。
风箱用木板打制，长方形，中空，横向安装一块木板，周围粘满鸡毛，做活塞用。拉风箱实际上推拉的就是这块活塞。箱体正面开设一个小孔，上面装有一个木制部件，称“舌头”。拉的时候舌头闭上，推的时候舌头张开，通过它的调整，活塞才能把空气送进灶膛。正是这个小小物件的一张一合，伴随着推拉动作发出咔哒咔哒的声响，节奏鲜明，像是唱歌。风箱这东西很平常，却启发了中国第一哲人老子，他以风箱来解释天地万物的产生和运行。风箱中空，为虚，风或者说气流亦为虚，鼓吹起来的火焰仍为虚，正是依靠这些虚无之物，人们才能做饭、冶炼、打铁，结论是无中生有，虚无第一性。这种虚无本体论极大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否定、怀疑、含糊、重生、低调、循道、无为、自然而然等均是它的派生物。
东西两室，西室为上。不知这里的原因是什么？估计依据的是左上右下原则，进入门厅，面北，左手方向为西。父母居西室，子女住东屋。
房屋内最明显的是炕，占去近三分之二面积。依窗而建，两端抵墙，朝北的一面临空，供人上下。来了客人，主人不是让座，而是请上炕。人们平时盘腿坐在炕上，男人对着油灯吸烟，女人做针线，学生娃娃伏在炕桌上写作业，外面有什么动静，稍一抬头便望出窗外，一目了然。到了饭点，一家人围着炕桌团团坐，吸哩呼噜地喝粥吃面。
炕为土质，草坯垒炕墙，水坯铺炕面。炕最要紧的是炕道，也就是走烟的地方。炕以火为偏旁，称火炕，借火取暖是炕的根本特征。然而炕并不直接过火，利用的是燃料的余热，这个余热就是烟。火干吗去了？烧饭。燃料从灶口填进去，在灶膛里燃烧，形成火和烟，火由锅用，烟由炕用。灶台与炕相通，炕道实际上是锅灶的大烟筒。
所以判断炕好不好，根本标准是炕道，它不光决定取暖，同时还决定做饭——烟走得慢，从灶口溢出，屋里待不住人；烟走得快，炕不热，人冻得受不了。由于炕道无比重要，造炕便叫盘炕。盘，回绕。炕道弯弯曲曲，很讲究，为的就是顺当而充分地利用烟气。盘炕高手的地位一点不亚于建筑师。
虽然这么说，但炕的外表也不能忽略。首先要平整光滑，不能一抖铺盖便尘土飞扬。怎样给炕美容？关键一个字：细。
炕墙和炕面做好后，需要抹一层掺杂了麦花子和麦壳的黄泥，文章就做在这里。泥土须过筛，越细越好。麦花子铡碎，铡刀担当不了，让媳妇拿剪刀剪，然后跟麦壳一块过筛，也是越细越好。有人灵机一动，盯上了马粪，骡马的肠胃比剪刀还厉害，把草铡得更细，就这样也得过筛。也有用煮面的汤和泥的，为的是增加粘性。按这种路数做出的营生，溜光水滑，但还做不到光亮如镜。要达到这一步，就得求助胡麻油了。在泥将干未干之际，倒一些胡油，然后拿玻璃酒瓶子来回滚蹭。能不能获得理想效果，就看你下的功夫如何了。功夫到家的，炕沿表面呈褐色，如同水磨石。
这还没完。更讲究的人家还要在炕沿镶一条方木，最好是榆木的，纹理漂亮。如果是闪发着幽幽微光的浅褐色老榆木，这户人在此安家一定有年头了。
也有沿炕三面墙刷漆画画的，多为花鸟，叫墙围子；不高，也就一尺半左右，既为了美观也为了卫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少见，被当做四旧给破掉了。
那年月农家的财产微乎其微，盘个炕如此耗神费力，值。这么做的人家说明日子过得顺当，对生活有信心。
西屋除了炕，还有一只柜子。很重，实木打造。跟城里的立柜不同，平放，宽度大于高度，故称躺柜。因涂刷红漆，又叫红躺柜。柜子往往透露出人的性格和生活光景。蒙尘的柜子说明这家人有些邋遢，如果能划拉出道道，日子过得一定不舒心，怕是在混日子。相反，柜面擦得铮亮，连边角都干干净净，主人在村里的地位肯定不低。如果柜子上摆一溜空酒瓶，分别灌满红的蓝的水，大约就是艺术之家了。
躺柜最适合藏人，常常是情人避难之所。文革时经常查夜，将情人堵在屋里。人们进屋后也不点破，调皮的故意在躺柜上拍两下，然后走人。这两下在他人是逗乐，里面的人可惨了，差点吓尿。
深秋，一天凉似一天。大铁锅便被搬进西屋灶台，为的是增强取暖。冬天也是人身上虱子最多的季节。于是人们添几把柴，把锅烧红，趁温度升高的瞬间，脱得光光的逮虱子。这时候的人极狠，见到虱子，两只大拇指甲盖面对面地使劲一挤，啪地一声脆响，鬼东西顿时血肉横飞。衣服缝里的虱子和虮子（虱子蛋）密密麻麻，根本挤不过来，便放进嘴里用牙咬，同样的脆响，一连串，嘎嘣嘎嘣地。对这类吸血鬼还用客气了？最难办的是皮袄上的虱子，隐藏在羊毛深处，看不见捉不着。不怕，有办法。这时人们移到铁锅旁，双手摊开皮袄，毛朝下，不一会儿便有动静了，噼里啪啦一阵响，虱子经受不住烘烤，纷纷掉进烧红的铁锅，灰飞烟灭。
传说有这样一个人，性子极烈。这年不知怎么搞的，身上虱子特别多。今天捉了，第二天又出来，三番五次的折腾他。实在烦了，一发狠——你猜怎么着？拿根粗麻绳扔过房梁，上吊了。临死前说了一句：爷叫你咬！不知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不知是应该夸他呢还是应该骂他。
车是最主要的代步工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套农村的车主要有三大类：畜力车、机动车和人力车。
畜力车就是大牲畜拉的车，分二板子车、小胶车和大胶车。二板子车全木制，车厢车轮都是木头打造的，用牛拉，也只有牛才拉得动。小胶车和大胶车属于同种类型，都采用两个胶皮轮子，这是它们与二板子车的最大区别。
小胶车和大胶车的不同之处只在于体积大小。小胶车负重通常在300公斤左右，套一头驴或者一匹马即可，跑起来颠颠的。大胶车的载重可以达到2000公斤，要用三匹骡马，就是那首着名的俄罗斯民歌中唱的三套车。一般由骡子驾辕，两匹马拉边套。配置专门驾车人，叫车倌，口里叫车把式，东北叫车老板。大胶车的优势是快速和稳当。如果用人来打比方的话，二板子车给人的感觉像是呼哧带喘的老人，不堪重负；小胶车好比是青春少年，透着欢快劲儿；大胶车就是成熟的汉子，大步流星，四平八稳。
大胶车 1968年10月 持鞭者是车倌白英
机动车指轮式拖拉机。生产队和大队没有汽车，那时实行计划经济，汽车属于最紧张物资，根本不可能把指标配给基层，所以农民盯着的是拖拉机。最受欢迎的是天津拖拉机厂生产的55马力机型，叫“铁牛55”，载重4吨，可以装8吨，而且速度很快。生产队要是拥有这样一台车，种植业只要保持正常，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所挣的工分即可达到至少一元钱，不光吃穿不愁，还能攒下钱。再一种机型是手扶拖拉机，有多种型号，以12马力型最为常见。
畜力车和机动车这两类交通工具既可用于生产也可用于生活。
农民虽然坐不上汽车，但喜欢揶揄司机。那时的司机绝对是美差肥差，跟医生、人事干部并列。有这样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司机出车，顺便捎上情人以及情人的母亲。走到半路，司机突然动情，说汽车出了毛病，便下去修车。随后叫情人下来帮忙，又担心母亲起疑，便让老人坐在驾驶位上，双手紧握方向盘，叮嘱道，一刻也不能松手，否则车一动我跟你女儿就没命了。老人照办，司机与情人钻到车底下成其好事。老人非常紧张，一会儿就坚持不下去了，叫到：完了没有？底下答，正要劲儿呢，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完。
人力车指的是自行车。那年月家里有辆自行车比今天拥有汽车还气派，如今家用汽车很普遍，而当年自行车却很稀罕，一个小村子不超过三五辆。
农民最喜欢的是男式二八型加重自行车。所谓加重，是车架特别是后座的支架比较粗大，负重超强。我们下乡时带了几辆自行车，二六女式、二六男式、二八男式都有，别说带人了，就是单人骑，走在乡间坑坑洼洼的土路上，用不着怎么折腾，颠簸个七八趟，便哗啦乱响，几近散架。加重自行车就不同了，格外皮实，如同愣头愣脑的坦克，什么复杂的地貌也能对付，而且还不误了载人驮物。
除了干部，而且是大队一级的主官，拥有自行车的人家一般不是自己买的，而是要的。男人娶媳妇要花钱，其中一个大项就是女方家庭以彩礼的名义索要自行车。首选是“红旗”牌。这个牌子的车非常紧俏，关系不硬是买不出来的。求其次，“白山”牌。一红一白，挺有意思。
车只是出行工具的一种，更常用更方便的是牲畜，马、骡、驴。牛也可以骑，那是牧童，骑着玩儿；也有代步的，那是奇人，比方智者老子，胯下青牛，优哉游哉，普通百姓没那份闲心。
那是初到小东淖的一天，雪后，道路泥泞。我站在村口，只见一骑远远而来，背后铅云低垂。转眼便至眼前，势如疾风，状若行龙。没见过这么好的马，通体赤色，光彩耀人，脖颈上的长鬃激越飞荡，举首投足一招一式都透着霸气。再看马上的人，也好。骑手身材颀长，唇上两撇黑黢黢小胡子，整个人稳稳当当地就像长在马背上似的。身后是个女人，同样的颀长，丰胸细腰，双手紧紧抱住男人的腰。只一瞬间，人马就过去了，好似卷过一阵旋风。我脑子里猛地现出一幅图景，那是小说中的形象，侠盗跨马飞奔，田野山峦急促后退，他的身后同样坐着一位女子，也是双手抱着他的腰，长发飘飘，如同风中的云。
事后打听，才知道马上的男人是地主马德祥，女人是他从河西娶回的媳妇。媳妇身子不适，他带着去看医生，路不好走，便向生产队借马代步，恰好大儿马闲着，他便骑了去。
骑马好，骑驴也不错。给我印象最深的也发生在村口。那天我一出门，就见刘黄毛的老妻立在路中央。我们叫她刘大娘，村人叫她刘老婆。婆念por(二声)，听着像刘老派儿。她身材高大，圆脸，眉目分明；那时五十岁露头，但皮肤不失细腻，仍旧白里透红，就连脸上褶皱也清清爽爽。看得出来，年轻时一定是位迷倒四方的美人。我想跟她打招呼，但她对我这个出现在跟前的人视而不见。她的目光凝视前方，那般专注，那般深情，那般依依不舍。我从未见过这么干净的眼睛，除了纯情不见纤毫杂念。
顺着目光望过，一骑绝尘而去。是一个男人的背影，花白头发，黑衣，结实的肩背。不高，因为他跨在驴背上。那是一头走驴，通体乌黑，身短腿长，两只大耳朵支楞着，四只蹄子哒哒地敲击地面，踏实又灵巧，步子不大，但频率极高，所以速度很快，转眼便去远了。再看刘老婆儿，依旧目不转睛，眼里潮潮的。
刘黄毛也是走西口上来的。不过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先到准格尔旗落脚，之后再到乌拉特前旗。两地隔着黄河，准格尔旗在大河之南，乌拉特前旗在大河之北。估计男人来自准格尔旗，否则用不着使用那么出色的脚力，即便是好走驴，这段路程也得用去两个整天。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兄弟还是情人？这一去不知何日才能相见，也许再无机会了。
驴我没有骑过，倒是时不时地以马代步，包括前面说过的那匹红鬃烈马。说来惭愧，骑在上面胆战心惊，走几步便叫停，爬下来牵着马走，感觉不是人骑马而是马骑人。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68年春去大队开会，那时我勉强能攀上马背，饲养员老陈给我一匹菊花青马。我骑马上路，先西行到九队（三财主圪蛋），然后向北，奔大队部所在地的南黑泥池村。到了九队，这马开始犯坏，专检墙跟溜，挤我的腿。蹭了几次墙，我吓坏了，心想再这么下去，腿非断了不可。于是我便自己摔了下去。上学时我体育很好，担任学生会军体部长，是1965北京春节环城赛第101名，故而协调性不错，在地上打了两个滚儿，爬了起来，居然哪儿都没伤着。
然而我却差点吓尿，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马，这个阴谋家跑了。那可是集体财产啊，无论如何不能损失。想到这儿，我拔开双腿，跟在后面狂追。当时我身穿老羊皮军大衣，太沉，便脱下来抱在怀里。我跑得再快，也跑不过四条腿的马，结果距离越拉越大。我绝望了，想起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得，豁出去了，我扔掉大衣，加快速度，还是追不上。跑了一气，进了一个村子，接近了饲养棚，猛地看见饲养员老陈，心想他怎么跑这儿来了，莫非得到了什么信儿？再一看，周围怎么那样熟悉……狗的，闹了半天，竟然回到了小东淖。老马识途，这畜生自己回来了。早知如此，我追个什么劲儿!
婚姻是人类头等大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套的婚俗可分为两大阶段，一是彩礼，一是婚礼。
先看彩礼。
中国传统婚姻遵循的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以体现社会与家庭的权威，至于当事人的感受，基本上是忽略不计的。近代提倡婚姻自主和自由，经解放后大力宣传和推广，当事人的权利获得加强，但在农村特别是在边远地区，传统势力仍旧很大。文化革命破四旧，把媒婆破掉了，但婚事仍须有人说合，即便是自由对上的象，也要走一个形式。至于父母之命，则永远是不可动摇的，除了孝道之外，还有许多利益上和人际关系上的考虑。
婚事决定后，男方要下聘礼，也叫彩礼。这是一笔巨大开销，远远超过婚礼。当时的彩礼主要是两项：一是给女方家庭的，通常是一辆红旗牌加重自行车；一是给女方本人的，一般是衣服。这衣服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叫“七身半”。“七身”是七套四季衣裤；“半”是一件栽绒领子、白羊羔皮里子、黑色斜纹布面子的短大衣。这说的是基数，当然还可以增加，但绝不能低于这个标准。
彩礼包括哪些东西，由两个家庭协商。但人们不这么说，而是说“要”，因为起决定作用的是女方家庭。女方提出清单，男方考虑，可以讨价还价。所以有人据此称之为买卖婚姻。其实没那么简单。这里的根本原因是男性本位的社会结构。常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儿虽然生在自己家，一旦结婚，便为人妇，属于夫家，而女人终归要出嫁的，所以一见媳妇生的是女儿，长辈往往来一句“赔钱货”。可不是，从小养到大，末了却成了他家人，抚养费不是白投了吗，不是赔钱是什么？所以向男方讨些补偿完全合情合理，别说要一辆自行车了，就是要汽车也不过分。
也许是这辆自行车里包含的内容太过沉重，人们不说辆而说挂，一挂自行车，如同称鞭炮为一挂鞭炮，挂表示多。男方把这挂车送来，女方家人也不一定骑，因为自己家里也有儿子，也要送别人家彩礼。由此便形成一种循环，就像现在中秋节的月饼游行一样，你送我一盒，我回你一盒，掂量掂量，价值差不多，无所谓赔还是赚，要的不过是个礼儿罢了。
由于上述原因，尽管当时宣传攻势颇猛，也想了不少办法，彩礼就是屡禁不止，民风顽固啊。
再看婚礼。
婚礼作为仪式则标志着婚姻的最终完成，为历朝历代所重视。时代不同，婚礼自然也就不同。当时的婚礼比较简单，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一是昭示。婚礼在夫家举行，来宾聚在院子里，看热闹的站在墙外，一对新人从新房里走出来，跟大家见面。新娘一般都是外村人，用当时的话说，这是她的头一次亮相（京剧术语，因样板戏而流行），今天叫“处女秀”。
接着是感恩。先向贴在外墙上（窗子与门之间）的毛主席像三鞠躬。然后向父母三鞠躬。接着是互相鞠躬，一般鞠一次就可以了，要是有人起哄，再鞠几个也无妨。那时不兴磕头，更不兴拜天地。
然后是证婚。采取领导讲话的方式。面子大的，请个公社干部、大队干部；生产队书记或队长也可以；实在不行，这项工作就由威信高的人完成。开头照例引用毛泽东词：“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听这诗句，心中顿生万丈豪情，两个无名小卒的结合竟能震惊世界，有核聚变般的威力。
最后是娱乐。不是唱歌，不是奏乐，也不是演戏，这些都革除了，而是戏耍新人。手段简单而粗野，几个后生一拥而上，用事先预备好的拇指粗的麻绳将一对男女捆起来，或者面对面，或者背对背。新娘最怕听到司仪宣布娱乐这一项，话音未落，拔脚就往屋里逃。哪里逃得了？早被后生们按住了。
到了这儿，婚礼就算完成了。
但还有两项活动必不可少。
一项是宴请来宾。大家分散到左邻右舍，坐到热炕上喝酒吃饭。主食是油炸糕，还有馒头和花卷。副食是猪肉、腌白菜、土豆一块儿炖的菜，叫猪肉烩菜。有酒，是白酒。那时村里不喝啤酒，说是马尿，更不喝葡萄酒，被认定为甜水水。
参加者须送上礼金。分亲戚和朋友两类。亲戚中以舅舅为标杆，他的礼金数目是上限，参照这个标准，以关系远近依次递减。舅舅出的越多，亲戚交的也就越多。舅舅的礼金一般在15元左右，再多，亲戚就要骂了，低于这个数目，新郎一家吃亏。
河套俗话：“香不过猪肉，亲不过姑舅。”舅舅不点头，外甥相中的姑娘不做数。舅舅的这个地位是母系氏族遗风，那时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舅舅与母亲同属一个氏族，代行父亲权利。朋友的礼金随意，多为一元钱，私交深的可以多给，但不会过超5元。
再一项是听房。
听房作为一种习俗，不是河套独有的，而是遍及全国。张爱玲说过：“婚姻与死亡更是公众的事。闹房的甚至有藏在床底下的。”（张爱玲：《洋人看京戏及其他》）这说的是江南。的确，中国没有绝对的个人私事。在河套，听房是衡量人际关系的尺度。听房的人越多，说明关心你的人越多，你的人缘越好；如果没人听房，你就该搬家走人了。
小东淖听房的阵势相当吓人，窗根下蹲伏着的不是几个人，而是十大几个人。再远就听不见了，迟到的人便攀上屋顶，倒挂金钟，耳朵贴在窗户上部。这种立体式听房，足以捕捉屋里任何动静——那时窗子上装的不是玻璃，糊着一层纸——不止说话，也包括动作，只要是声音，便绝不让它跑掉，从而成为谈资，足够人们乐和好几天。
民生和走西口
自有文字记载，中国便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华夏族的农业文明长达一万年以上。我们自称炎黄子孙，作为炎黄二帝两大族系中的炎帝族，即以擅长种植而强盛一时，炎帝族又称神农氏，这个名号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黄帝族比较落后，后来学习农业，《史记》说他“艺五种”（“五帝本纪”）。艺，耕种；五种，黍、稷、稻、麦、菽，意思是掌握了种植技术。由此黄帝族迅速强大，兼并了炎帝族，统一天下。
春秋和战国时期，群雄并起，最后统一于秦。秦本是周朝的一个边陲小国，没人把它放在眼里，后来迅雷般席卷天下，横扫诸国，靠的是“农战”方略。这个发展战略是法家巨子商鞅确立的，他这样说：从前强盛的王者没有一个不是依靠农耕和兵战起家的，所以治理国家的第一要务就是让尽量多的人务农，如果不重视农耕，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就没有可以依持的东西，定然落败（《商君书?农战第三》）。为了确保农业的主体地位，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主张抑制商业和手工业，其中一个主要措施就是贬斥工商业者的名声，降低其社会地位（《韩非子?五蠹》）。重农思想一直延续下来，为历朝历代所遵循。
建国后，新政权面临着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打破外部封锁等一系列问题，农业仍旧被置于重要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深挖洞广积粮等口号都是重农的表述。老王宽常常用来教育知青的“三年学成个买卖人，一辈子学不成个庄户人”那句民谚，准确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心理。
农业不光决定国家前途，而且事关民众命运，是重大民生问题。
下面就通过与后套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走西口，看看农业在国家政治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走西口再加上闯关东，掀起了中国北方近现代两个最大移民潮。后者闯的是山海关，从关内到关外，一路往北；前者走的是张家口、杀虎口（今山西省右玉县西北），从口内到口外，一路向西。
一般以为，走西口只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其实没这么简单，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根源，可以从官和民这两个方面看。
在官的方面是政治军事需要。
满清入主中原，始终觉着背后有双眼睛虎视眈眈，让人脖颈子发凉。这双眼睛不是别的，正是其盟友及藩属蒙古权贵。清朝统治者太懂得他的这位盟友了，他们共同来自北地，对富庶的中土抱有同样野心。怎样避免这背后的致命一击？最好的办法是不让对手做大做强，于是一道红线沿长城划了出来。从地理上说，长城本是经济分界线，北面是畜牧业，南面是种植业。现在这条线又多了一层意义，即隔离和封锁——运用行政的、经济的、军事的手段将蒙族与汉族、口外与内地相隔绝，将潜在敌手牢牢锁定在高原牧场上，让他没人没技术，有矿炼不出铁，就是炼出了铁也铸不成刀箭，令其永远停滞在落后的游牧生活状态。朝廷最担心的就是人员交流，当时掌管民族事务的理藩院曾出台这样一条法规，只要蒙方私自招揽汉民越过这条界线到草原开荒种地，不管是谁，都得受罚。
满清统治者的担心还真不多余，朝廷数次大规模西北用兵，起因就是蒙古权贵。这几仗打得分外艰苦，而且很费时间，打成了持久战、消耗战。原因很简单，战线过长。作战比的是实力和智谋，而西北战场拼的却是粮食，只要清军粮秣充足，击垮敌手就有把握。然而要保证士兵吃上饭着实不易，西北贫瘠，粮食要从内地调运，每送到前线一斤粮，成本要三、四十斤，之间的差额都被运输队人吃马嚼消费掉了。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奇观，每支军队后面都跟随着人数过倍的后勤运输人员，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头。
降低运粮成本，一个小小的财务问题竟然成了决定胜负的首要问题，而其中的关键谁都看得出来，那就是缩短战线。怎样才能把运粮起点往前推？人们的目光落在了红线以内广袤的牧场上：就地开荒种粮！开荒大军沿黄河往西平推，进入河套平原，这才有了今天的河套粮仓。这一措施对战线的推移有多大意义？看看地图就明白了，一步跃进上千里！
仗打赢了，皇上又犯愁了。如今农耕与放牧犬牙交错，还怎么隔离蒙汉？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乾隆帝重拾清初封禁政策，发布禁垦令：蒙地不许再开垦一亩土地，不许再增加一户移民。话说得够狠，翻译成今天流行语就是“零容忍”。
禁令好使吗？不好使。因为牧民要吃粮，贵族要花钱，而解决钱粮的最便利办法就是开垦土地。
面对这一实际需要，朝廷开了一个小口子，允许蒙旗王公拿出少量土地招募汉民前往耕种，人数限定800。具体由户部操作，每年分发800张票证，规定只有持票者才能进入内蒙打工。这些人不得定居，雅号“雁行客”，他们是客，大雁般春去秋回。河套民歌“我把我的小青马马多喂上些儿料，三天的路程呀亲亲两天里呀到”，唱的就是他们回家时的心情。
800个庄稼汉能解决蒙民吃粮问题吗？开玩笑。朝廷说，不是还有贸易吗，不够吃尽可以换去。这就牵涉到关口。关口，长城上的贸易通道和交易市场，清代开设18个关14个口，如山海关、偏关、嘉峪关，如张家口、古北口、杀虎口。长城以内叫关内、口内，以外叫关外、口外。这些关口既驻军又收税。走贸易渠道换来的粮食成本低不了，物流费用加上抽税，快赶上运到前线的军粮了。高粮价极大刺激着蒙古王公们开地种粮的积极性，这里的利润太大了，杀头都值当。就这样，利益驱动使大片牧场变成了农田，不光王公们招募汉民，贵族也加入进来，就连拥有小片土地的旗丁（士兵）也当起了地主。人们的胃口越来越大，种地的收入已经不能满足日益高涨的生活需要了，于是王公贵族们开始卖地，一次性赚个痛快。
由此催生了一个行业——地商，蒙族老乡送号“黍人”。黍即黄米，粘性很大，不亚于南方的糯米。说的是这号人，他们粘两头，一头是蒙族土地拥有者，从他们手中拿到土地承租权；一头是口内农户，把土地转租给他们。这伙二地主发了，手中攒了大笔银子，最后索性把蒙人名下的地买下来，当真正的地主。
封禁政策就这样被阳奉阴违化解掉了。
动静闹这么大，朝廷就坐视不管吗？其实这地卖的有问题，因为法理上皇帝才是土地所有者，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当初满清入关跑马圈地一副理直气壮。王公贵族名下的土地并不是他的，他只拥有使用权，如今倒好，他没跟主人请示就把人家的地租出去了，卖掉了，而钱自己花了。然而朝廷实在无力顾及，此时的大清朝已经滑落，主要对手不再是蒙古权贵，而是内地的“乱民”，白莲教、太平军、义和团什么的，更麻烦的是列强的炮舰正隆隆驶来。
到了光绪朝，国政艰难，财税枯竭。有人建议开放禁令，振兴蒙疆，开辟财源。朝廷接受了这一建议，实行“移民实边”新政。于是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开始了。
这就是“走西口”的政治背景。
在民的方面是穷困。
河套一带，陕北人和晋西北人的后代居多，而其中又以陕西府谷县和山西河曲县两地的人最为常见。这两个县虽然分属两省，但只隔着道黄河，实则可视为一地。这个地区自古便是苦寒之地，生存极为艰难。从清中期起，便逐渐形成了打工潮和移民潮，所谓的“走西口”。
狭义的西口指杀虎口，位于山西省右玉县西北部。走西口就是出杀虎口，到蒙古地区的城镇和乡村谋生，其中后套以其独特的水利优势和一马平川的广阔土地成为理想目的地。从府谷和河曲前往河套，不走杀虎口，直接向北即可。在这个方向上，西口指的就是后套。具体路线有两条，一条是走水路，乘船溯黄河而上，到包头附近下船，进入河套；一条是走旱路，渡过黄河（府谷人不用渡河），穿过内蒙鄂尔多斯高原，越过明长城，途经准格尔旗、达拉特旗、杭锦旗，再次渡黄河，就到了后套。
走西口有两种方式，一是打工，男人外出挣钱，将妻儿老小留在老家，就是上面说的“雁行客”，《河曲民歌》中的“大青山的石头乌拉山的水，亲亲的两口子谁也见不上个谁！”唱的就是走西口的丈夫与留守妻子的相互思恋。一是迁徙，全家前往河套落户。从古至今，向河套的移民就没断过，这块土地不知道收留了多少濒于绝望的人们，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新的、温暖的家园。
田六女 1970年6月 于1968年春从河曲到小东淖落户
走西口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群结队。仅山西一个河曲县，从1875年到1940年，走上这条路的就有10万人。到了20世纪初，内蒙中西部迁入的人口及其后代已达115万，而当地蒙族只有103万。外来人口超过了土著，“雁行客”变成了坐地户。
如此壮观的迁徙洪流是如何形成的？
如前所述，这里有朝廷的鼓励，西北作战需要劳动力垦荒种粮；也有当地居民的召唤，蒙古权贵和牧民需要吃粮花钱。但最主要的还是移民自己，他们需要解决温饱问题。谁都知道，中国人最恋乡土，乡愁最重，所谓故土难离，要不是被逼得没辙，谁也不会远走他乡。
走西口的人大多出自陕北和晋北，这里是典型的穷山恶水，沟壑纵横、地瘠气肃、干旱缺雨，所谓的苦寒甲天下。一首歌这样唱：“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有人一辈子就没有尝过肚子饱的滋味。口外就不同了，沃野千里，地广人稀，特别是河套地区，得黄河水利之便，撒下种子就能吃上白馍。相比之下，口外就是天堂了，西口路是活路、希望路、幸福路。
不说别的，单劳动收入一项，两地差距就相当的大。一家人在口内拼死拼活干一年，折合银元最多收入二十多块，而在口外，用不着全家上阵，只须出一个整劳力，无论男女，不用出大力流大汗，找块地挖甘草，手脚麻利点儿，一季怎么也能到手七八十个银元。
人往高处走。先是男人过去，打短工扛长工。混熟了人头，攒上俩钱，盖间土坯房，再把妻儿接来。有了人手，可以单干了，跟地主或者二地主租上几十亩地，当佃农。有了积蓄，买上几亩地，再租一点，就是自耕农了。发展到这一步也许要两代人、三代人的努力。这大致就是走西口的大多数农民走过的道路。
当时的政治，对内是文革进一步掀起的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对外是中苏交恶。
在农村，最常见最时兴的组织是学习毛泽东选集小组，简称学毛选小组，也叫学毛着小组。有官方布置的，也有群众自发组建的。最初发起于部队，经林彪大力提倡，迅速推广到全军，然后影响各行各业。其中以大庆油田最为着名，概括为靠“两论”起家。两论是毛泽东的两篇哲学着作，一篇是《实践论》，一篇是《矛盾论》。大庆是中国功勋性企业，它使中国摘掉了贫油的帽子，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典型。这个总结对学习毛选无疑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从1964年起，学校开展思想革命化教育，其中一个主要形式就是成立学毛选小组。到了文化革命时期，学习毛泽东著作终于发展成一场思想运动，被称为精神原子弹，学毛选小组遍地开花。丝毫不带夸张地说，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学毛选小组。广大农村当然也无一例外，人不分老少、男女、文盲，统统包括在内。至于学习效果，那是另一回事，要的就是全国总动员。
学毛选小组大致有三个功能。一是树立毛泽东权威，培养人们的崇敬感。文革高潮期间，学习之前一定要全体起立，挥动红色的毛泽东语录本（“红宝书”），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一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思想上的分歧，将认识统一于毛泽东的论述，以便于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一是促进生产，联系具体工作，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小东淖部分女青年 1968年2月
这张合影反映了1968年小东淖的情况。尽管并没有成立学毛选小组，大家也不在一起学毛着，但还是手捧“红宝书”，姿态庄重，神情虔诚。
中苏交恶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末。斯大林去世，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一些做法。后来又提出马列主义的某些原理已经过时，应该做出修正。由此引起中共领导层的不满，认为这是对马列主义指导思想的削弱，是对正确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背离。后来苏共又提出国际分工论，意欲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实行以苏联为主体的分工合作，以控制各国的经济生产。最令中国领导人不能容忍的是，苏联借军事合作企图插手中国国防。近百年的中国饱受列强欺侮，对主权问题格外敏感，所以苏联的要求势必遭到拒绝。苏联采取了报复措施，撤走专家，取消项目合作。双方由两党矛盾扩大为两国矛盾。
文化革命中，两国矛盾迅速升级。赫鲁晓夫成了文革对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名词，刘少奇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每个地区、单位又都揪出了自己的赫鲁晓夫。到了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两国发生了边界冲突，形势骤然紧张。这时的苏联已经不是修正主义的问题而是帝国主义的问题了，被叫做“社会帝国主义”，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超级大国。以此相应，其领导人被叫做“新沙皇”。
反映到社会上，就是全民皆兵，准备打仗。当时有两个口号，一个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另一个叫“备战备荒为人民”。都跟农村密切相关。农民不仅要备战，还要加紧生产，多打粮食，积粮备荒。形势尽管相当严峻，但大家并不慌乱，似乎也不大害怕，像是在做一场大游戏，人人坚信一定会把入侵者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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