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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理由不做好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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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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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Abstract:'乌江情思乌江，从哪里发源，要流向哪里，我并不知道，似乎也没想过去探询，但它确实是与我生命紧紧相连的一条河。&&&&&&我出生在乌江边上的一个小村庄。乌江就从祖屋后面的竹林旁轻轻绕过。看过思南籍作家赵朝龙的《蓝色乌江》，却始终不懂“蓝色”两字从何而来，印象中，乌江从来都是浑浊和喧嚣的。&&&&&&关于乌江的最早记忆，和父亲有关。六岁那年，随父亲回老家过年，过年的风俗和热闹在脑海中已经荡然无存，只记得坐船下思南是在狂风大作的雨天，江水涨得很高，暗黄浊重的急流在耳边奔涌。迷糊睡去，一觉醒来，父亲不在身边。船停了，倾斜着，我很害怕，爬起来，四处找寻父亲。小小年纪，怕再也看不到他，慌慌地寻到船头，人头攒动，父亲在！原来，船坏了，只见三两个船工光着膀子轮流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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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黔东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黔东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存在，即铜仁市(原铜仁地区)的所辖的武陵山区部分区域与乌江流域下游部分地区。在这片充满诗性的土地上，聚居着土家族、苗族、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同时也滋养了众多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创作出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黔东少数民族作家民族身份得到认同，黔东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得到繁荣与发展，成为当代贵州文学创作的生力军。
“黔东少数民族作家”是一个相对的文学群体概念，即黔东(铜仁市)籍各少数民族的作家与外来黔东的少数民族作家群体。包括土家族的覃志杨、梁国赋、田夫、田永红、喻子涵、谯达摩、何三坡、安元奎、刘照进、何立高、林照文、黄方能、晏子非、芦苇岸、张进、田儒军等；苗族的吴恩泽、龙岳洲、林亚军、马仲星、侯长林、龙潜、罗漠、赵朝龙、完班代摆、末未，句芒云路等；侗族的张琪敏、罗中玺、林盛青、朱良德等。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立足本民族文化，创作了大量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如吴恩泽的长篇小说《平民世纪》《伤寒》、小说集《洪荒》等；田永红的小说集《走出峡谷的乌江》、长篇小说《盐号》、散文集《老屋》等；喻子涵的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喻子涵散文诗》；谯达摩的诗集《橄榄石》《摩崖石刻》等；龙潜的中篇小说集《黄金舞蹈》《嬗变》，长篇小说《黑瓦房》《铁荆棘》与散文集《悬崖上的街》；安元奎的散文集《乌江行吟》《远山的歌谣》等、赵朝龙的小说集《乌江上的太阳》《蓝色乌江》等；刘照进的散文集《陶或易碎的片段》；完班代摆的散文集《松桃舞步》《牵着鸟的手》；徐必常的诗集《朴素的吟唱》《毕兹卡长歌》等；末未的诗集《后现代的香蕉》、《似悟非悟》等；黄方能的小说集《回望故乡》等；林盛青的长篇小说《乌江怨》；张进的散文集《远去的山寨》、田儒军的《周家垭纪事》等。据不完全统计，黔东少数民族作家在《民族文学》《诗刊》《散文》《文艺报》《山花》《中国作家》《飞天》《十月》等报刊上发表作品800余件，出版个人专著多达130余部。其中吴恩泽、喻子涵、龙潜、田永红、赵朝龙、完班代摆等作家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占贵州少数民族文学获奖的半壁河山，在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乃至整个贵州文学创作领域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文体概念，它是由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评论等并列构成。在黔东少数民族作家群体中，各种文体创作的作家均有一定比例，而且在同一领域有一定创作成果与建树，构成黔东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百花园，显现了一个地域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文本的多元性，为一个地域的文学创作繁荣与发展提供了可能。
(一)小说创作
小说创作在文学创作中是衡量一个地域文学创作成就的标志。黔东少数民族家中，长期创作小说有土家族的田永红、林照文、黄方能、晏子非等；苗族的吴恩泽、龙岳洲、龙潜、赵朝龙、罗漠等；侗族的林盛青等。其中除龙潜的小说创作不具备黔东地域元素外，其他少数民族作家小说创作地域文化特征明显突出。
吴恩泽是一个具有典型地域文化精神的作家，他被称为“当下黔东小说创作高水准作家的代表”。他曾把贵州少数民族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推到高峰：长篇小说《平民世纪》《伤寒》等作品，在地域人群人性的探索方面进行不懈探索，蕴含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的关怀意识。他的小说语言具有强大的张力，震撼读者。同时，在他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常常把地域元素融入人文思考。如中篇小说《蛮女阿凤》，以一个卑微人物阿凤的人生境遇表现人性。《无妄》写第二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黔东的历史痕迹，人性凸显成为小说的主调，在故事的背后蕴含着更深层的思想。他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自己的创作主旨：文学能够软化人类的精神与灵魂。他坚持“文学永远是有地域性”的观点，同时也是自己观点创作的实践者。
黔东少数民族作家中，以乌江作为创作母体的作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创作群落，被称为“乌江作家群”。如土家族的覃志杨、梁国赋、田永红、苗族的赵朝龙都是以乌江为背景写作。梁国赋的“牧羊山系列作品”深入乌江流域的生存的内部，试图全景式地再现乌江文化的历史根脉。田永红的小说主要是注重乌江历史进程的书写，如长篇小说《盐号》，以乌江盐号在历史进程中的命运作为符号，有一定历史足音。而赵朝龙的“乌江小说”大多以“乌江汉子”为书写对象，表现人战胜自然的无穷力量，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人本精神。如中篇小说《乌江上的太阳》，将人性与自然景象有机结合，将乌江原生态的文化与人性的有机融合，将乌江文化立体表现在作品人物性格上，勾勒出乌江人物群像。还有土家族的林照文，也是以一个长期以乌江地域的素材为写作对象的作家，他把乌江流域大街小巷之中、或者山寨之中小人物融入小说文本，其笔下人物在生活大潮中显得非常无奈，甚至消沉。如小说集《过不去的河流》在内的多数作品都是反映底层人物生存的基本状态。
龙岳洲小说历史语境浓厚，如中篇小说《石柳邓故事》，长篇小说《涛江春潮》，地域政治话语的倾向十分突出，是一个时代小说创作的缩影。龙潜的小说创作，民族的文化元素不很浓郁：虽为苗族作家，但龙潜在创作中并不特别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也不视自己为本民族的“代言人”。他的中篇小说《虚缘》状写城市生活，发表后即起关引注。长篇小说《黑瓦房》以中学生为描写对象，可谓“成长小说”。罗漠早在大学时代，发表的“月亮系列”小说《黄月亮》《灵灯》《红月亮》，在贵州青年创作中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出版了小说集《乡村与城市边缘》，其短篇小说《倾斜的烟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篇小说《一生涕泪》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把黔东少数民族文学的中篇小说创作推向了高峰。
林盛青的《乌江怨》力图阐释乌江在一定时期的文化景观，地域性浓烈，小说的人物群像具有一定时代的特色，其最近创作的短篇小说《家访》《灵性》具有一定的生命意识。
新时期黔东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创作，何立高的长篇小说《野山红霞》，孟学书的中篇小说《断肠刀》也有一定的代表性。黄方能的《回望故土》中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以地域文化元素为经纬交织的文学影像，包含着他对地域文化精神的不懈追求；晏子非在短篇小说创作中独具一格，如发表在《山花》的《阳光下的葬礼》就具有一定地域意识的现代性。
具有土家族与苗族双重血统的80后青年作家侯乃铭是黔东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后起之秀，早在大学时代就出版长篇小说《樱花飘零》，对抗战题材作品中的人性进行探索，具有一定的文本新意，而且近年的创作势头不减，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最后的梦园》。
(二)散文创作
散文创作在新时期黔东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风生水起，不少作家成为了贵州散文创作的佼佼者。代表性的散文作家有土家族的安元奎、刘照进、张贤春、张进、田儒军、冰皑、陈丹玲；苗族的侯长林、完班代摆、龙凤碧(句芒云路)等；侗族的罗中玺等。完班代摆的长篇历史文化散文《松桃舞步》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刘照进的散文集《陶或易碎的片段》获贵州省政府文艺奖、安元奎的散文集《乌江行吟》与侯长林的散文集《远去的旧木楼》获“乌江文学奖”等。
安元奎立的散文创作足于对乌江文化的挖掘上，代表作有散文集《乌江行吟》《远山的歌谣》等。他以一种虔诚的心态，把自己的笔放置在乌江不同的历史语境里，探寻着乌江即将消失的文化，试图延续乌江文化生生不息的血脉。如《虚拟的船号》，船号实际是一种乌江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是作者对乌江传统文化的一种无比留恋和惋惜的心境。散文集《远山的歌谣》也是对乌江流域物事的文化书写，从乌江远去的历史背影中探寻乌江文化的源头，构成乌江散文系列的文化色彩。
刘照进的散文创作在黔东一支独秀，他在《民族文学》《散文》《文艺报》《山花》等报刊发表过大量作品，出版散文集《陶或易碎的片段》。散文作品的叙述语言和抒情语言都带有明显的张力和弹性，凸现出文字的流动色彩。如《空鸟巢》《缓缓穿行》等作品，把思考置于与生命意识和文化意识层面，同时把地域语言和现代意识有效的嫁接，常常在语言意境方面精雕细琢，追求散文语言的张力与创新意识。
完班代摆出版散文集《松桃舞步》《牵着鸟的手》等，创作具有诗意化与地域文化的倾向，长篇历史文化散文《松桃舞步》将苗族的历史进程与文化的根脉多维度交融，从历史符号里寻找一个民族的心理的咏叹调。《牵着鸟的手》似乎抛弃肤浅与虚无，摒弃城市人对乡下人的偏见，书写神往的浪漫过去和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特别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所思、所想，所追求和所昄依，力图完成对松桃地理概貌的局部诠释与解读，故土意识十分浓厚，地域精神在其散文创作中无限放大，形成一个强大的文化冲击力。侗族作家罗中玺的乌江文化散文《乌江盐殇》(与田永国合作)《贵州江河行》等挖掘地域河流文化，把地域文化因子交汇在贵州河流的历史变迁中，充分表现了一个地域文化生生不息的强大动力和源泉。
张贤春的散文以地域物事为书写对象，乡村文化的回望，故土情怀抒发，散文集《山里人》就是作证，朴素的语言，传统的表达形式，成为他的写作特色。陈丹玲是黔东散文创作的后起之秀，在《散文》《民族文学》《山花》等报刊发表过不少散文作品，出版有散文集《露水的表情》《村庄的补白》等。她的散文创作关注普通生活的人性抒写、乡村往事的回忆、底层人群的生存状态等。如《怀孕女人》《牵挂》《在农活背后的村庄》等，就是表达作者对人的关怀意识，把生活的原色解构为娓娓道来的文字，字里行间流露着一种地缘情调。
句芒云路的散文女人味道比较浓，大多是从生活的本身出发，从细微之处表达自己的思想与认同。在其作品《在布掌，做一根时间的针》中，女性细腻的描写，淡泊的情景就尤为突出。
(三)诗歌创作
黔东是一个充满诗性的地域，诗人辈出。在历史文化的进程中，《苗族古歌》《侗族大歌》《毕兹卡》等传统的文化史诗，给这片土地增添厚重的传统文化，也为这个地域上的诗人的诗歌创作留下宝贵的精神支撑。在这片充满诗情画意的土地上，诗歌成为黔东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黔东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分为三个诗歌群体：新人诗歌群体、现代先锋诗歌群体、散文诗群体。新人群体是指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诗歌群体。以苗族诗人马仲星、林亚军等人为代表，其作品大多数属于“颂词”，以歌唱生活与时代为主。林亚军的诗集《爱在雨季》中的《中国雪》就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马仲星的《漂泊的心情》具有古典的抒情叙事特征。傅强的《乡韵》，以传统诗歌的表现手法，对故土、河流的心灵抒情。罗中玺的诗歌也具有一定古典抒情意味，特别是他的爱情诗歌是一个时代青年追求的文化产物，作品具有真感情、真性情，属于“喧嚣时代的真情呼唤”，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现代先锋诗歌创作成为黔东诗歌的重要群落。如土家族的谯达摩、徐必常、蒲秀彪、“印江四诗人”、苗族的马晓鸣、侗族的朱良德等。上世纪的90年代初，谯达摩出版诗集《橄榄石》引起诗坛广泛关注，《星星》诗刊主编白航先生亲自撰文评论。在贵州诗歌界有这样的说法，贵州诗歌看黔东，黔东诗歌看印江。苗族的王晓旭(末未)与土家族朵孩(杨正治)、任敬伟、非飞马(马结华)等诗人组成的“印江四诗人”成为当下黔东诗歌的符号，成为后现代主义与地域文化相融合的创作倾向代言者。如末未的《桥上的风景》《老屋》等作品与以贵州地域书写诗歌“黔中游”系列，构成末未诗歌的地域性特征。朵孩诗歌的口语化探索，任敬伟追求在诗歌中将后现代表现手法与地域传统的文化因素组合，非飞马诗歌的地缘元素的后现代的冷抒情的语体颤变，彰显出“印江四诗人”创作的创新。“印江四诗人的创作实践表明，无论采用什么表达方式都可以写出优秀的诗歌，关键是诗歌语言的把握和诗歌题材的选择。诗歌的使命就是书写关怀。他们的诗歌探索无疑是对黔东诗歌创作繁荣的启示，也对黔地的诗歌创作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徐必常出版诗集有《朴素的吟唱》，诗歌创作注重亲情的书写，情感饱满，朴素的语言隐含较大的生命意蕴。比如获贵州省首届网络文学大赛第一名的组诗《永远无法忘记的恩情》就是典型抒情之作。朱良德出版了诗集《稻草哲学》，其大部分诗歌都是地域性乡村精神书写，抒情格调较浓，同时也具有一定现代性。马晓鸣诗歌的政治语境比较浓厚，大多数作品与时势及英雄情结有密切的关联。蒲秀彪的诗集《随时随地》，具有诗歌的口语化倾向，同时注重对当下某些现象的思考，反讽的意识是他诗歌创作的一大特色。另外，土家族青年诗人王小松的诗集《走不出这片土地》，以乌江地域的物事作为书写的对象，乡情灌注其中；土家族作者江易长期漂泊在外，诗集《足迹》表达了他对生存的理解。另外，90后的土家族诗人鬼萧寒，其作品亦曾多次被《诗选刊》推出。
黔东另一个诗歌现象是以喻子涵为代表的散文诗群。包括土家族冉茂福、陈顺、田淼、罗福成等，大多数属于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目前，沿河散文诗创作者多达20余人，其中在省级报刊发表作品的有10人以上。喻子涵以他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在1997年获得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发表具有典型地域文化意义的系列散文诗《走进南长城》，将个人心灵的浅唱演化为对地域文化的关注。喻子涵2007年被评为“中国当代(十大)优秀散文诗作家”，成为贵州散文诗领域的领军人物。冉茂福在《散文诗》《散文诗世界》等发表大量的散文诗，出版了散文诗集《守望乡村》，表达他的家园意识与故土情怀。陈顺在《当代文学》《散文诗》等报刊发表不少散文诗，出版散文诗集《指尖上的庄园》，对乡土与生命的书写，对生命的遥望。可见，黔东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散文诗群体已初步形成，成为黔东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一支“轻骑兵”，驰骋在贵州文学的百花园。
(四)其他文体创作
黔东少数民族作家群是一个多元文体的创作群体。戏剧创作有苗族的林亚军、土家族的何立高、侗族的林盛青等。林亚军创作发表的《民办教师》《乌江汉土家妹》《明天再见》等大量戏剧作品，多次获省部级文艺奖。何立高的代表作品有《夫妻哈哈笑》《土家山寨的红蜡烛》《蛮王的子孙》等，其中《夫妻哈哈笑》获2001年度文化部戏剧“群星奖”。林盛青创作了剧本《小店情》《特殊礼品》等，在贵州省内产生了较大影响。
黔东从事评论创作的少数民族作者的代表是本土作者隐石与外来土家族作者路曲。隐石在《小说选刊》《贵州作家》《今日文坛》等发表过多篇作品，以现代文化意识为基调创作的随笔似评论居多。路曲立足于大武陵地区少数民族作品与文化的探讨，在《文艺报》《民族文学》《山花》等报刊发表大量文艺评论。长篇论文《当代土家族青年诗人的传统文化承载》被多家报刊发表并转载，《当代重庆少数民族文学简论》入选《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年度(评论卷)》等。在一定程度弥补了黔东少数民族创作的文体缺陷。
民族传统文化是黔东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主要滋养。民族文化积淀，成为黔东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土家族、苗族等文化根脉——民风、民俗、民间故事以及世代先民战胜大自然的历史成为黔东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因子。《苗族古歌》《土家创世史诗》《侗族大歌》等成为这里早期文学的祖母，繁衍并延续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文学元素，为黔东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丰富的创作源泉。无论是生长在本土或离开本土的黔东的少数民族作者，他们的创作始终流露出地域的、民族的情怀。
新时期黔东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虽然每个作家有自己一定独特的创作倾向，但也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一是地域性明显，绝大多数作家的创作都是立足地域，乡土意识与家园意识的交融，作品地域性明显。不少作家的作品就是以乡土直接命名。如完班代摆的《松桃舞步》以作者的家乡为写作原点。安元奎的《乌江行吟》以他处的地域乌江作为写作的载体，田永红的小说《盐号》就是取材于乌江独特的经济文化符号进行历史打望，寻找历史烟尘里的文化因子。林盛青的《乌江怨》是对乌江历史人物生存的记忆。喻子涵的《南长城》系列散文诗，就是对南长城的文化思考。二是民族性浓厚，完班代摆散文作品的民族性尤为突出。无论《松桃舞步》还是《牵着鸟的手》，都具有浓烈的历史文化特征与民族文化的符号，把自己的民族放置于当下的文化的大背景下，民族苦难与喜悦同时闪耀着光辉。路曲的文学评论大多以土家族的文化与文学创作为对象，在作品中融人传统民族文化考量。三是历史性突出，黔东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多与历史接轨，如完班代摆、刘照进的散文，在历史进程中寻找自己民族心灵的抵达，展现一种不屈不饶的民族精神。如何立高的长篇小说《野山红霞》、安元奎的散文集《远山歌谣》等历史感较强。当然，也有一些作家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先锋意识，黔东少数民族文学的不少诗人就是具有这方面的探索，如末未、非飞马、朵孩等人创作就是例证。
综合来看，新时期黔东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数量有余，质量不足，形成高原尚未形成高峰。一些客观与主观的因素成为长期制约黔东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瓶颈：一是“追风”创作明显，具有同质化的创作特征，除少数作家在某一个领域进行长期的探索外，不少作家的创作“赶潮流”，政治话语浓厚，成为时代文学的“畸形儿”。二是民族文化精神探索不足，大多停留在表面的浅层次，很少有人深入挖掘，导致了民族性、地域性的创作仅仅是一种外在文化符号，没有形成一种强大的冲击力。三是没有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群体，不少作家的个体性的创作，很大程度上缺乏广泛的写作交流。四是评论跟不上，文学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学创作的催化剂。评论的缺乏，导致了部分优秀作品的影响力大为缩水，很难引起读者与受众的关注，走不出武陵。同时，部分黔东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思维意识还受制于农业文明，多写田园山野，习惯于回望人生，而对于都市景观、科技文明、现代生活、人的全新生态与心态，却很少涉及，使作品创作缺少现代气息、现代品格，因而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失去竞争力。
黔东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应具有民族担当意识和开放精神，挖掘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加强自身的学习，扩大知识结构，练好内功。除需要写作功底外，读一些中外优秀经典作品和各学科的典籍。作家的创作要有丰厚的文化底蕴作为创作的支撑；注重地域文化精神的有效吸收与融合，挖掘地域文化与民族精神(如沈从文之湘西、沙汀之川西坝子、贾平凹之商州、莫言之高密等为地域写作典型范例)；加强本地域的少数民族作家的联系与交流，以交流促进提高；加强文学创作的横向交流，向其他各民族的优秀作品学习，促进黔东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一步繁荣；加强对黔东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评论，定期评论黔东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评论活动，促进作品的质量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黔东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只要立足地域，不断吸取民族文化的精华，关注国内外文学创作及其发展趋势，思考突破困境的路径，创作出具有民族意识和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对不起，您要访问的页面暂时没有找到，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