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综合知识题集3
）曾对日本的文化、艺术、社会和政治起过很大的影响。
B．伊斯兰教
30．《万叶集》是日本第一部（C ）
31．西西里岛上最高最活跃的活火山是（A ）
A．埃特纳火山
B．维苏威火山
C．乌尔卡诺火山
D．斯特罗姆博利火山
1．《诗经》“国风”中最长的一篇诗是《___________》。
2．“长勺之战”中指挥鲁军赢得胜利的任务是___________。
3．“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___________宣扬的主张。
4．李斯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品是《___________》。
5．《汉书》历经班彪、___________、班昭、马续四人之手，方得完成。
6．草植《赠白马王彪》：“奈何念同生，一往行不归。孤魂翔故哉，灵柩寄京师。”“同生”指同胞兄弟___________。
7．左思诗歌代表作是《___________》八首。
8．“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北朝民歌《___________》中的名句。
9．王勃《滕王阁序》：“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均指现在的___________市。
10．刘禹锡《西塞山怀古》“王 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王
是___________代人。
11．韩愈的《___________》被称为“祭文中千年绝调。”
12．黄庭坚《登快阁》：“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饮美酒横。”“青眼”用了___________的典故。
13．周邦彦《兰陵王》：“登临望故国，___________。”
14．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号___________居士。
15．姜夔《扬州慢》：“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情深。”其中化用了唐代诗人___________的诗句。
16．马致远的［___________］（秋思）被称为“秋思之祖”。
17．《秦士录的作者是___________。
18．于谦诗云：“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乌金”指___________。
19．《柳敬亭说书》选自张岱散文名著《___________》。
20．___________的《三元里》描述了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
1. 《蒹葭》是《诗经》__________风中的篇章。
2. 《国殇》是屈原所作组诗《__________》中的一篇。
3. 在孟尝君门下高歌“长铗归来”的是__________。
4. 荀子在《劝学篇》中说：“青，__________，而青于蓝。”
5. “四面楚歌”出自《史记》中的《__________》。
《赠白马王彪》：“俱享黄发期。”《桃花源记》：“黄发垂髫。”“黄发”都是指__________。
左思《咏史》“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子虚赋》的作者是__________。
8. __________相传是北齐人斛律金唱的民歌。
杜甫有著名的“三吏”、“三别”之作“三别”为《垂老别》、《无家别》和《__________》。
李贺《梦天》：“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齐州”指__________。
李商隐《安定城楼》：“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所用典故出自《__________》。
12. 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是__________。
黄庭坚《登快阁》：“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朱弦”句用了__________子期的故事。
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下羽方怀远”、“冠盖使，纷驰鹜。”意指__________金人求和。
15. 《剑南诗稿》的作者是__________。
16. 《牡丹亭》写了杜丽娘与__________的爱情故事。
“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是__________提出的观点。
18. 《震川先生集》的作者是__________代人。
19. 蒲松龄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是《__________》。
20. 《饮冰室合集》的作者是__________。
1．“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见于《诗经·秦风》中的《_________》。
2．“鲲鹏展翅”的典故出于庄子《__________》一文。
3．大力宣扬“人性善”的先秦思想家是____________。
4．《战国策》一书的书名是由汉代学者___________确定的。
5.《项羽本纪）中项羽说：“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这里的“万人敌”指______________。
6.“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见于“谢灵运《__________》一诗。
7．《北山移文》假借山灵口吻，讽刺了周届颙一类__________的虚伪情态。
8.《水经注·三峡》：“渔者歌曰：__________，猿鸣三声泪沾裳。”
9．杜甫《春望》抒发国忧家愁的名句是：“__________，家书抵万金。”
10.刘禹锡《西塞山怀古》的尾联怀古慨今：“今逢四海为家日，____________。”
11.《隋宫》一诗的作者是______________。
12．李朝威《柳毅传》记叙了柳毅与____________的爱情故事。
13.李清照《醉花阴》中的结句是：“____________、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14．“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出自岳飞的词《__________》（怒发冲冠）。
15．杨万里的诗清新、自然、活泼，自成一家，世称___________体。
16．睢景臣《高祖还乡》：“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这是指仪仗队中的___________旗。
17．《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选自____________编的《警世通言》。
18．夏完淳《别云间》：“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南冠”意为__________。
19．《圆圆曲》的作者是_____________。
20.《狱中杂记》的作者方苞是清代重要古文流派____________派的开创者。
1．《诗》到了________代被统治者奉为经典，称作《诗经》。
2．“春秋三传”指《________》、《公羊传》、《谷梁传》。
3．《齐恒晋文之事》记述了孟子同________的谈话。
4.“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见于屈原的《________》。
5．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运用了________修辞手法。
6．《七哀诗》（西京乱无象）中的“西京”是指现在的________。
7．《阮步兵集》的作者是________。
8．陶渊明《饮酒》中富有哲理的诗句是：“问君何能尔，________。
9．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题又作《________》。
10．李白诗句：“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小谢”指___谢眺_____。
11．杜甫的《_.《闻官军收河南河北》_______》被称为生平第一快诗”。
12．李贺《雁门太守行》表现大兵压境：“________，甲光向日金鳞开。”
13．欧阳修《醉翁亭记》称“野芳发而幽香”，这是________季景色。
14．秦观《踏莎行》寓有深意的名句是：“郴江幸自绕郴山，_为谁流下潇湘去?_______。”
15．姜夔《扬州慢》：“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杜郎”指__杜牧______。《扬州慢》大量化用杜牧的诗句与诗境（有四处之多），又点出杜郎的风流俊赏，把杜牧的诗境，融入自己的词境。
16．元好问是____金____代杰出诗人。
17．元杂剧《西厢记》故事源于唐代传奇小说《_《莺莺传》_______》。
18．睢景臣《高祖还乡》：“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这是指仪仗旗队中的________旗。
19．杜丽娘是《_牡丹亭_______》中的女主角。
20．《哀盐船文》的作者是_汪中（清）_______。
1．（诗经·七月）中“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的主语是_______________。
2．《战国策》中写到为孟尝君经营“三窟”的是_______________。
3．孟子在《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中所批判的是_______________家。
4．《国殇》是屈原组诗《_______________》之一。
5．“鸿门宴”上“数目项工，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的是_______________。
6．曹植《赠白马王彪》中“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是指任城工_______________。
7．谢灵运《登池上楼》作于_______________太守任上。
8．著名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的作者是_______________。
9．王勃《滕王阁序》：“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奉宣室”指汉文帝召见_______________。
10．骆宾王《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南冠”是指_______________。
11．刘禹锡《西塞山怀古》结尾怀古慨今：“_______________，故垒萧萧芦荻秋。”
12．唐传奇《柳毅传》的作者是_______________。
13．范仲淹《岳阳楼记》：“迁客骚人，多会于此。”“骚人”是指_______________。
14．传诵千古的妙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作者是_______________。
15．李清照《醉花阴》中的名句为：“_______________，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16．作《岐阳》、《外家南寺》等诗篇的金代著名作家是_______________。
17．“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晚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现于元人杂剧《_______________》。
18．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望西都，意踟蹰，_______________。宫阈万间都做了土。”
19．宋濂《送东阳马生序》：“同舍生皆被绮绣，戴珠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有佩容臭，煜然若神人。”“容臭”是指_______________。
20．清代著名文言小说《聊斋志异》的作者是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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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七步成诗”是作弊的吗？——兼与白脸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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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拜读了白脸君的《曹植“七步成诗”实为作弊》一文，颇受启发。然而细读之，又不免觉得遗憾，其所用刘备灭刘彰一事，“曹植听闻后便有感而发，写下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来证明曹植“七步成诗”实为作弊是欠缺说服力的。因此，笔者在经过一番考证之后，提出相反的观点并兼与白脸君商榷：曹植“七步诗”不是作弊，是才华的充分展示，是对兄弟之情的珍惜。 一、我们先来看“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否为曹植七步成诗之作 此诗出自《三国演义》第七十九回：“兄逼弟曹植赋诗，侄陷叔刘封伏法”，原文是这样的： ……须臾，曹植入见，惶恐伏拜请罪。丕曰：“吾与汝情虽兄弟，义属君臣，汝安敢恃才蔑礼？昔先君在日，汝常以文章夸示于人，吾深疑汝必用他人代笔。吾今限汝行七步吟诗一首。若果能，则免一死；若不能，则从重治罪，决不姑恕！”植曰：“愿乞题目。”时殿上悬一水墨画，画着两只牛，斗于土墙之下，一牛坠井而亡。丕指画曰：“即以此画为题。诗中不许犯着二牛斗墙下，一牛坠井死字样。”植七步，其诗已成。诗曰：“两肉齐道行，头上带凹骨。相遇块山下，郯起相搪突。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气不泄毕。”曹丕及群臣皆惊。丕叹曰：“七步成章，吾犹以为迟。汝能应声而作诗一首否？”植曰：“愿即命题。”丕曰：“吾与汝乃兄弟也。以此为题。亦不许犯着‘兄弟’字样。”植略不思索，即口占一首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闻之，潸然泪下。其母卞氏，从殿后出曰：“兄何逼弟之甚耶？”丕慌忙离坐告曰：“国法不可废耳。”于是贬曹植为安乡侯。植拜辞上马而去。…… 从这一段话中，很显然可以看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一诗并非曹植七步所作，而是“应声而作”。这里“七步成诗”的是曹丕指的一幅画，即“两肉齐道行”一诗。所以白脸君说曹植“七步成诗”实为作弊，欠说服力，此其一。 其二，最早记载七步成诗的是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文学》“七步为诗”： 文帝（曹丕——笔者注）尝令东阿王（曹植——笔者注）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愧色。 由于《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距三国时期比《世说新语》远，所以《世说新语》的记载可信度要高得多。这里，《世说新语》依然提到“应声”二字。这就说明曹植“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一诗是“应声”诗，并非走七步所成之诗。 由以上两点可以看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一诗是七步成诗没有根据。 二、“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曹植因闻听刘备灭刘彰而有感而发吗？ 关于“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一诗，许多学者疑为依托之作，但是拿此诗与曹植的其它诗作比较来看，诗中“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二句，符合曹植的口吻，并表现出了他对同生之情的珍视。先看曹植《圣皇篇》： 祖道魏东门，泪下沾冠缨。扳盖因内顾，俯仰慕同生。行行将日暮，何时还阙庭？车轮为徘徊，四马踌躇鸣。路人尚鼻酸，何况骨肉情。 《圣皇篇》是曹植以骨肉之情来设想自己兄弟的被遣返封国，不是出于曹丕之本心。而上面所引的一段则表现了曹植对同生之情的格外珍惜。这里有“同生”二字，而在《赠白马王彪》有“奈何念同生，一往行不归”之句。这里就可以看出珍重亲情是曹植进行文学创作最基本的创作动机。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中国诗史》“关于曹植”篇中也谈到：“进一步说，把曹植的创作和他以前的文学史的状态加以对比，其结果，我们会发现更为重大的事实。这就是，他几乎是最初的署名的抒情诗人。”他还说“曹植发现了友情对于人生的重要价值”。这里，吉川幸次郎提到了“友情”“抒情”。而综观曹植一生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及其生命的际遇，可以认为曹植诗中的友情是写兄弟之情的。骨肉之情在其作品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重情是曹植诗中重要的表现主题，并且与当时的口气相吻合。因此，我们认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曹植所作，在还没有其他相反的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这样认为。这个问题弄清楚了之后，就可以谈是否“作弊”的问题。 从曹植一生的创作和他诗作中重同生之情主题的表现来看，白脸君文中说曹植闻听刘备灭刘彰一事而便有感而发写下“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便以此认为曹植作弊。这种说法，不足为据，除非白脸君拥有什么孤本，则是笔者简陋了，未曾读到。曹植这一诗作中表现同生之情的主题，是与自己的生存境遇有关的。黄初元年（220）以后，曹植到了远离京师的封国，长期处于监国使者的监控之下，幽居独处，死生难测。黄初四年（223），与白马王、任城王俱朝京师，刚到洛阳，任城王就不明不白的死去。不久，曹植又与白马王离开洛阳，刚出洛阳不久，监国使者秉承曹丕的旨意，要曹植与白马王曹彪分道而行，好不容易会面的兄弟又要长别。亲受着兄长曹丕人为地制造一个接一个的骨肉分离之苦。“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在洛阳的短暂逗留中写下的。这样的解释更具有合理性。 至此，就可以认为“七步成诗”不是作弊，是才华的充分展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曹植对骨肉亲情的珍视，是有感而发，但感的是自己的骨肉亲情，感的是自己的生命际遇，不是感于刘备灭刘彰一事——在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的情况下，私意这样认为。 附录： 白脸的博客文章《曹植“七步成诗”实为作弊》 《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曹操死后长子曹丕继位。曹丕唯恐几个弟弟与他争位，便先下手为强，夺了二弟曹彰的兵权；又逼四弟曹熊上了吊。此时就剩下老三曹植，曹丕深恨之。故命曹植在大殿之上走七步，然后以“兄弟”为题即兴吟诗一首，但诗中却不能出现“兄弟”二字，成则罢了，不成便要痛下杀手。曹植不假思索，立刻脱口而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便是赫赫有名的“七步成诗”。曹丕听了以后潸然泪下，没下得了手，只是把曹植贬为安乡侯。看到这里，大家都会惊叹曹植的才思敏捷，认为是超乎于凡人的才华救了他一命，自愧弗如。其实则不然，曹植之所以能大难不死，七步成诗，全靠他平时的“积累”和“沉淀”。不错，曹植的确聪明过人，诗词歌赋无一不精；琴棋书画无一不通。但他也是人，也有很多毛病，拿他老爸曹操的话说就是：“为人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就说这七步诗吧，其实早在刘备进军成都，消灭刘彰之时就已然写好了。在第六十五回，刘备不顾同是大汉后裔，出兵灭了刘彰。本来刘备对蜀地早已是垂涎三尺，势在必得，但见到刘彰却哭着说：“宗弟，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己也！”大家都听得出来，这就是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所以曹植听闻后有感而发，写下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令他没想到的是，信笔一首小诗，竟然在最最关键的时刻派上用场，救了他一命，看来这机会永远只给有准备的人。而且，曹植这么干也不是头一次了。当年曹操想试试曹植曹丕这哥俩的才干，就经常出题考他们。可每当问到曹植的时候，曹植竟然有问必答，而且还是对答如流。曹操心下生疑，派人一打探，原来是杨修早早的就准备了几十道题的答案，让曹植事先背熟，等到曹操问的时候才能对答如流。这算什么？这拿现在的话讲就叫作弊！不过话又说回来，正是因为平时下面的付出，曹植才能在殿上逃过一劫，也算有福气了。又及：当然，除了我的考证之外还有别的说法。摘入郭沫若的《论曹植》如下：“《七步诗》初见《世说新语》‘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云云，帝深有愧色’。其诗云：诗不见本集，有人疑是傅会。又有一般传世的只有四句，首句作＇煮豆燃豆萁＇，二三句缺。过细考察起来，恐怕傅会的成分要占多数。多因后人同情曹植而不满意曹丕，故造为这种传说。其实曹丕如果要杀曹植，何必逼他做诗为借口？子建才捷，他又不是不知道。而且果真要杀他的话，诗成了也依然可以杀，何至于仅仅受了点讥刺而便“深惭”？所以这诗的真实性实在比较少。”
采纳率：64%
我没看过这篇文章。但是我觉得，古代诗词歌赋方面的才人多矣，别说七步，出口即成章，牛皮不是吹的，曹子建被称为诗词歌赋方面的奇才，总不该是被捧上去的吧。何况当时那种情况，曹丕巴不得马上宰了他，思考的机会都不给，你快作，再不作杀了你！曹子建再想着怎么去作弊？他要真是做弊完成了那首七步诗，那这个人在当时可谓是聪明绝顶啊，这可比做首七步诗要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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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榆生（），名沐勋，晚年以字行，号忍寒。日出生于江西万载，日病逝于上海，曾任暨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龙榆生的词学成就与夏承焘、唐圭璋并称，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词学大师之一。主编过《词学季刊》。编著有《风雨龙吟室词》、《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等。中国韵文史（上篇）龙榆生第一章　四言诗之发展与《三百篇》之结集诗歌伴音乐舞蹈而俱生，为人类发抒情感之利器；世界各民族，其文学发展之程序，盖未有早于诗歌者。《乐记》云：“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汉书·艺文志》所谓“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是也。《诗大序》更畅论其发达之原因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盖自人类语言开始以来，即有诗歌产生之可能性。沈约所谓“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或无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宋书·谢灵运传论》）一、诗《三百篇》起源在昔文字之制作，未臻于完善，民间有所讴咏，亦仅口耳相传。《三百篇》以前，所有作品，多出后人伪托，无可征信，且付“阕如”。周代尚文，始立采诗之官。《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1]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这种制度，虽起自何王，终于何代无可稽考；而《三百篇》中所包涵之三颂、二雅、十五国风，即以近人之考证言之，《周颂》为周代初年作品，《商颂》为宋诗，《鲁颂》为鲁诗，二雅、十五国风，大抵皆作于周代；然论时代则至少亦五六百年，论地域则有雍、冀、豫、青、兖诸州之国，不有专司其事者为之搜集整理，孰全著之竹帛，被诸管弦？且孔子既有“诗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之事，则《三百篇》之结集，殆出于周代之“大师”无疑。二、四言句式，风、雅、颂之别《三百篇》虽间有杂言，如三言之“振振鹭，鹭于飞”，五言之“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六言之“我姑酌彼金罍”，七言之“交交黄鸟止于桑”，九言之“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挚虞《文章流别论》）。三五言调之“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二四言调之“鱼丽于罾，鲿鲨”，六七言调之“遭我乎峱之间兮，并驱从两肩兮”（《药园闲话》）之类，然率以四言为主。其形式之由散趋整，亦足见其曾经润色，匪尽里巷歌谣之真面。所谓“风”“雅”“颂”之区别，据《诗大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朱熹《诗经集注序》则云：“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近人则以“风”属之民众文学，“雅”属之朝廷文学，“颂”属之庙堂文学（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而“风”有十五国：其周、召二南及王、豳同出于周，邶、鄘并于卫，合之桧、魏、陈、齐、卫、唐、曹、郑、秦，又各因其地势风俗之不同，而异其风格。约而言之，秦地于《禹贡》时跨雍粱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多言农桑衣食，车马田狩之事。唐魏居河东，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其诗皆思奢俭之由，念死生之虑。郑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齐居海滨，其诗舒缓（说详《汉书·地理志》）。以人民生活状况，反映于诗歌，其作风上之差别乃如此；而诸国风除助词顺各方之语气，稍有变化外，其语言文字，仍归一致；则风诗之曾经润色，殆无可疑。风诗既出于里巷歌谣，其作者多不可考。惟毛传以《豳风》中之《七月》、《鸱鸮》、《东山》三篇为周公旦作，其描写技术，实较其他国风为精进。吾人苟承认雅颂为多出于士大夫之手，所有长篇巨制，与里巷歌谣，形式上截然殊致，则以《七月》等篇为出周公手，庶几近之。《七月》描写农家生活，于严肃态度中，间出以诙谐。如：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于杂叙家常琐屑之内，着此富于情调之笔，于《东山》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得谓为偶然。兹举《东山》全篇如下，以见风诗之一斑：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羸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阮元谓：“三颂各章皆是舞容，故称为颂。若元以后戏曲，歌者舞者于乐器全动作也。风雅则但若南宋人之歌词弹词而已，不必鼓舞以应铿锵之节。”（《揅经室集·释颂》）颂多用于郊庙祭祀，作者宜为贵族，而技术往往劣于风雅。又如《周颂》中之《清庙》一章八句，《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时迈》一章十五句，皆全篇无韵（详见顾炎武《诗本音》）。或谓风雅之用韵者，其声促；颂不用韵，其声缓（《韵文通论》引王国维说）。然在文学上之价值，颂固不逮风雅远甚，以诗歌原以抒情为主也。大小雅有祝颂赞美之辞，有祭祀燕饮之诗，而其中最可注意者，厥为史诗之发展。如大雅《生民》之美后稷，《公刘》之美公刘，《绵》之美大王，《皇矣》之美文王，《大明》之美武王，于姬周之先世史迹，描写恒有动人之处。又如大雅《江汉》叙宣王命召虎征淮夷之事，《常武》叙宣王命皇父征淮徐之事，小雅《出车》叙厉王时南仲伐玁狁之事，《采芑》叙宣王时方叔伐荆蛮之事，《六月》叙宣王命尹吉甫征玁狁之事（参看陆侃如《诗史》上），并能将东迁以前之王室大事，加以铺张之叙述。虽不足以跻于世界著名史诗之林，而周代文学与武功之发展情形，于此足觇之矣。《三百篇》为周代诗歌之总汇，亦即中国纯文学之总泉源。后来之抒情诗与叙事诗，咸由风雅导其先路。其在当世，《三百篇》并为入乐之章，益以孔子之提倡，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经数百年之酝酿，而诗歌有此大结集，不可谓非中国文学史上之无上光荣已！&第二章　《楚辞》之兴起一、楚之诗歌渊源《诗经》十五国风，独不及楚，楚声之不同于中夏，其故可思。中国文学之南北分流，由来久矣！楚俗信巫而尚鬼（王逸说），又地险流急，人民生性狭隘（郦道元《水经注》）。故其发为文学，多闳伟窈眇之思，调促而语长，又富于想象力。加以山川奇丽，文藻益彰，视北方之朴质无华，不可“同年而语”。稽之古籍，有楚康王时之楚译《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说苑·善说篇》）译者之技术高明，令人想见楚人诗歌格调。语助用“兮”字，此在《三百篇》内，已多有之；特楚人于两句中夹一“兮”字，句调较长，为异于风诗作品耳。又如徐人歌诵延陵季子之辞：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新序·节上篇》）句法亦略同于《越人歌》。此楚文学形式上异于中原文学之一点也。《论语·微子篇》载：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史记》引第三四句，作“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庄子》引前四句则作“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二书所载不同，而较《论语》句末各增“也”字，便有往复丁宁之意。证之《离骚》多有此种句法，则《论语》所纪录，已稍失楚歌之语调。同时有《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孟子·离娄篇》）则又句调近于《徐人歌》，而与后来之《九歌》同一轴杼者也。二、《九歌》《楚辞》至《九歌》出现，始正式建立一种新兴文学。汉王逸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言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祠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楚辞章句》）以《九歌》为“屈原之所作”，后人已多疑之。宋朱熹谓：“荆蛮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不能无亵慢荒淫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楚辞集注》）此虽臆说，而以《九歌》曾经屈原修改润饰，殆无可疑。《九歌》本为民间祠神之曲，而其形式除每句皆夹“兮”字，以楚国歌辞之普遍句法外，绝少其他方言俗语，而杂其间；而且文采斐然，未见“其词鄙陋”；非富有文学修养之人加以润色，不能及此。屈原受《九歌》影响，以作《离骚》；《九歌》经原修改，而益增其声价；两者有连带关系，亦不必多所怀疑也。近人王国维称：“周礼既废，巫风大兴；楚、越之间，其风尤盛。”（《宋元戏曲史》）证之王逸所谓：“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知当时楚、越之巫，必兼歌舞，而自有一种祠神歌曲，别成腔调。所作《九歌》之作，或原依其腔调而为之制词，或本有歌词而原为之藻饰，现已无从断定。而在音节上，与风格上，显带沅湘民间歌曲之浓厚色彩，则可断言也。《九歌》为沅湘间祠神之曲，有《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十一篇。古人以“九”为数之极，其后宋玉亦作《九辩》，非必其数为九篇也。《九歌》用之“乐神”，而多为男女慕悦之词，此自民歌之本色。论其描写技术，或清丽缠绵，或幽窈奇幻。例如《湘君》：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令沅湘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少司命》：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带，倏而来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至兮水扬波。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薛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较之十五国风，无论技术上、风调上，皆有显著之进步。南人情绪复杂，又善怀多感，而出以促节繁音，为诗歌中别开生面，宜其影响后来者至深也。《国殇》一篇，慷慨雄强，表现三湘民族之猛挚热烈性格：与其他诸作，又不同风；于此不能不叹楚才之可宝矣！移录如下：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第三章　伟大诗人之出现中国古无文学专家，有之，自楚人屈原始。一、屈原与《离骚》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初为王所信任。既以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原因谗被疏，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详《史记·屈原列传》。）是时秦昭王使张仪谲诈怀王，令绝齐交；又使诱楚，请与俱会武关；遂胁与俱归，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终不见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沉而死（王逸《离骚章句》）。原被放时之往来踪迹，略见于《哀郢》、《涉江》、《怀沙》诸篇。东行发郢都，遵江夏，过夏首，南上洞庭，顺江东下，东至夏浦，又东至于陵阳。南行由鄂渚至洞庭，自洞庭西南溯沅江，复自枉渚溯沅至辰阳，入溆浦（参看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在此迁流转徙，不忘欲返之时，怨悱幽忧，不得已而从事于文学之创作，以表现其热烈纯洁之情感，而成其为伟大作家。司马迁云：“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史记·自序》）所谓“意有所郁结”，不得不思所以发泄之；而屈原特从文学方面发展，遂为百世词人开此光荣之局耳。《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而传说纷纷，篇目难定。要以《离骚》一篇，为原之最伟大作品。梁刘勰云：“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文心雕龙》）司马迁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病，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列传》）《离骚》为原全部人格之表现，宜其为万代词人之宗矣。在屈原未起之前，楚国已祠神之曲；原受其影响，于音节、格调方面，不能无所规摹；已详前章，兹不更赘。近人梁启超称：“屈原性格诚为积极的，而与中国人好中庸之国民性最相反也，而其所以能成为千古独步之大文学家，亦即以此。彼以一身同时含有矛盾两极之思想；彼对于现社会极端的恋爱，又极端的厌恶。彼有冰冷的头脑，能剖析哲理；又有滚热的感情，终日自煎自焚。彼绝不肯同化于恶社会，其力又不能化社会，故终其身与恶社会斗，最后力竭而自杀。彼两种矛盾惟日日交战于胸中，结果所产烦闷至于为自身所不能担荷而自杀。彼之自杀，实其个性最猛烈最纯洁之全部表现。非有此奇物之个性，不能产此文学，亦惟妙惟肖最后一死，能使其人格与文学永不死也。”（《楚辞解题》）由梁氏之言以读《离骚》，知屈原以伟大之人格，乃能发为伟大之文学；而伟大之文学，必为高尚热烈情感之表现，可无疑已！二、《离骚》《离骚》长至二千四百九十字，开中国诗歌未有之局。其“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盖纯以积极精神，图谋国家之福利，又不肯同流合污，以自取容。篇中最足表现其热情，有如下列一段：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曰黄错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揽木根以结茞兮，贯薛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茞。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原亦自知其不能容于浊世；而自顾此身之皎洁，犹思有以感化人群，瞻顾徘徊，不能自己。既悲茕独，乃擬“就重华（舜也）而陈词”，又幻想“溘埃风而上征”，借以脱离现实。终之以“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入世既有所不能，出世又有所不忍；乃不得不出于最后之决绝：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科故都？即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原不忍习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渔父》），于决绝之词犹复不忘“美政”。其献身社会，至不惜以体魄殉之，此志真可“与日月争光”，精神不死矣。《离骚》虽不必能被管弦，与《诗经》同为入乐之作，而其格局本出于祠神之曲，与“不歌而诵”之赋体殊科。后来入乐之诗，与一切歌词，莫不受其影响；宋沈约所谓：“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宋书·谢灵运传论》）者是也。三、宋玉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史记》）司马迁以“辞”与“赋”对举，是辞赋固自有别也。玉作《九辩》，尚为《骚》体之遗，而加以变化者；所以后来又有“屈宋”之称也。录首章如下：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恍懭俍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漠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第四章　乐府诗之发展一、汉乐府诗之起源周秦以后，直接《三百篇》之系统者，为乐府诗。盖自周衰雅颂寝声，歌咏不作；直至汉兴，高祖自为《大风》之歌，唐山夫人又造《房中祠乐》，而后诗歌乃有复兴之势。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乐府既有专司，而乐府诗之名，因之以起，据郑樵著录，乐府诗之出自汉代制作者，有汉《短萧铙歌》、汉《鞞舞歌》、《胡角曲》、《相和歌》、《相弦歌吟叹曲》、《相和歌四弦曲》、《相和歌平调曲》、《相和歌清调曲》、《相和歌瑟调曲》、《相和歌楚调曲》、汉武帝《郊祀之歌》、班固《东都五诗》、汉《三侯之章》、汉《房中祠乐》等十四类（详见《通志·乐略》）；而作者时代之先后，不易证明。惟唐山夫人之《房中祠乐》，产生最早。《郊祀歌》大抵出于邹阳、司马相如诸人之手（用梁启超、陆侃如说），与《房中乐》并多用四言，而时有三字句及长短句，兼摹骚体（如《郊祀歌》中之《天门》一章是），是盖合诗骚而别开面目者，《礼乐志》所谓：“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相和歌》中之可确定为西汉作品者，惟《薤露》、《蒿里》二曲。《古今注》云：《薤露》、《蒿里》，并丧歌也，本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作之，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于蒿里。至汉武帝时，李延年分为二曲，使挽柩者歌之。此采民间歌曲以入乐府之可考者也。他如《宋书·乐志》所称：“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八九子》、《白头吟》之属”，果出于东汉抑西汉？竟不可知。其民间歌曲之怆恻动人者，则有《相和歌》中之《箜篌引》：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当奈公何！《清商瑟调曲》中之《孤子生行》：……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滋累累。并极凄惨沉痛，沈德潜所称：“泪痕血点结缀而成”（《古诗源》）。至《大曲》中之《艳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则又风光旖旎，细腻动人。乐府诗之出于贵族或民间者，固自殊其风趣也。三、外国音乐对汉乐府鼓吹曲之影响汉乐府中之鼓吹曲，大抵由于外国乐之影响。郭茂倩引刘谳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萧声，非八音也。”（《乐府诗集》）今所传有《短箫饶歌》十八曲，并为长短句，而或以为“声辞艳相杂，不复可分”。其间有抒情之《风》诗亦有近于《雅》《颂》者。其情诗之最佳者，如《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雄强横绝之态度，乃不似中夏民族口吻。其《战城南》：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则非战歌之最沉痛者也。&四、东汉乐府作者东汉作者，据郭茂倩所录《杂曲》，有马瑗之《武溪深行》、傅毅之《冉冉孤生竹行》、张衡之《同声歌》、辛延年之《羽林郎》、宋子侯之《董娇饶》、繁钦之《定情诗》，而无名氏之作，亦复不少。张衡、傅毅，并用五言；以五言入乐章，则知五言诗之起源，盖至迟亦当萌芽于西汉矣。五、魏曹父子所制乐府魏代曹氏父子，所制乐府特多。就《昭明文选》所录，武帝有《短歌行》、《苦寒行》，文帝有《燕歌行》、《善哉行》，曹植有《箜篌引》、《美女篇》、《白马篇》、《名都篇》。其著录于《乐府诗集》及《宋书·乐志》者，尤不可胜数。然“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文心雕龙·乐府》），且开南朝仿作乐府之渐，故文学史家不取焉。六、南北乐府分流魏晋而后，南北分疆，南朝之《清商曲》，北朝之《横吹曲》，续出民歌甚富，又为乐府诗放一异彩。南朝乐府，多出于晋宋之间，而又别其出于江南者为《吴声歌曲》，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异者为《西曲》（《乐府诗集》）。北朝以异族进据中原，吹笳鸣角之雄风，乃为诗歌别辟境界。大抵南主温馨软媚，北尚坦直雄强，以民族性之不同，各极其致，此南北乐府之大较也。七、南朝乐府儿女之情南朝乐府之有主名者，有晋沈玩之《前溪歌》、王厥之《长史变歌》、王献之之《桃叶歌》、王珉之《团扇歌》、宋汝南王之《碧玉歌》（并见《宋书·乐志》及《乐府诗集》）。其民歌之最流行者，则有《子夜歌》、《华山畿》、《读曲歌》之属，每种各数十曲，作者非一人。其特点，喜以谐音之字双关，如以“丝”谐相思之“思”，“芙蓉”谐“夫容”，“莲”谐“怜”，“藕”谐配偶之“偶”，“碑”谐“悲”，“蹄”“题”谐“啼”之类，遽数不能悉终。《吴歌》并言儿女之情，“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晋书·乐志》），亦靡靡之音也。然如《子夜歌》：宿昔不梳头，丝发被两肩。腕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读曲歌》：自从别郎后，卧宿头不举。飞龙落药店，骨出只为汝！思欢不得来，抱被空中语。月没星不亮，持底明侬绪？《华山畿》：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生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未敢便相许。夜闻侬家论，不持侬与汝。奈何许！天下人何限，慊慊只为汝！后者情尤浓挚专一，未可以“郑声”目之，西曲有《石城乐》、《乌夜啼》、《莫愁乐》、《襄阳乐》、《懊依歌》之属，多写别离之苦。如《莫愁乐》；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懊侬歌》：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并以极朴拙之语出之，而深情自见，此南朝乐府所发为善道儿女之情也。八、北朝乐府坦率雄强北朝乐府有《企喻歌》、《琅琊王歌》、《紫骝马歌》、《地驱乐歌》、《陇头流水歌》、《隔谷歌》、《捉搦歌》、《折杨柳歌》之属，或叙边塞之苦，或言男女之情，并极坦率雄强，与南人殊致。其言边塞之苦者，如《陇头歌辞》：言儿女之情者，如《地驱乐歌辞》：侧侧力力，念君无极。枕郎左臂，随郞转侧。摩捋郎须，看郎颜色，郎不念女，不可与力。《捉溺歌》：谁家女子能行步，反着裌襌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黄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系两头系。小时怜母大怜婿，何不早嫁论家计？快人快语，不似江南女儿之扭捏作娇羞态。至表现北人尚武精神者，则有《琅琊王歌》：新买五尺刀，悬着中梁柱。一日三摩婆，剧于十五女。爱刀剧于少女，可见北人性格之一斑。中国文学，往往受外族之影响，而起剧烈变化，此亦其例证已。九、乐府长篇叙事诗此外南朝乐府有《孔雀东南飞》，北朝乐府有《木兰诗》，并为伟制，合当补述。《孔雀东南飞》，据徐陵《玉台新咏》，谓是建安时人为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作；郭茂倩编入《杂曲歌辞》。近人多认为出于南朝，在长篇叙事诗中，实开中国诗坛未有之境。陆侃如谓恐受《佛本行经》及《佛所行赞经》之影响（详《诗史·乐府时代》），理或然欤？《木兰诗》，郭茂倩编入《横吹曲辞》，关于作者时代问题，近人亦多争论，而诗中两言“可汗”，又有“燕山”“黑山”之语，殆为北朝作品无疑。乐府诗产生于汉代，而极其致于南北朝。自后虽隋唐诸诗人，迭有仿作，然皆不复入乐，仅能跻于五七言诗之林矣。&第五章　五七言诗之发展一、五言诗之起源五七言诗出于汉代之歌谣，久乃脱离音乐，而为文人发抒情感之重要体制。其起源不可详考，以意测之，其《诗经》与《楚辞》合流后之自然产物乎？钟嵘谓：“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诗品》）而世传苏、李赠答之诗，刘勰已疑之（说详《文心雕龙·明诗》）。至《古诗十九首》，徐陵《玉台新咏》著录其中八首为枚乘作，李善注《文选》，亦谓：“疑不能明。”近人辩证甚多，“此体之兴，必不在景武之世”（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殆已成定谳矣。汉乐府如《清商曲》中之《饮马行》，《杂曲》中之《冉冉孤生竹行》，多用五言，而不详其年代。惟《汉书·五行志》所载成帝时童谣：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足为五言诗产生于西汉时之证。比采而推，则汉乐府中之《清商曲辞》，未必悉为东汉作品。又《汉书》载永始元延间（成帝时）《尹赏歌》：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复何葬？《后汉书》载光武时《凉州歌》（琴按：“冀府寺”，原书作“冀府奇”，依《后汉书》改）：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并为不知名之作者所为，而适足证明西汉末年，为五言诗之草创时代（参看郑振铎《中国文学史》第一册）。其时虽未为文人所采用，而其体已大行于民间。至东汉则有班固（字孟坚，扶风人）之《咏史》、蔡邕（字伯喈，陈留人）之《翠鸟》、秦嘉（字士会，陇西人）之《赠妇》、郦炎（字文胜，范阳人）之《见志》，并以五言为诗；而蔡琰（字文姬，邕女）没于匈奴，备遭丧乱流离之惨，还国之后，作《悲愤》以写经历情形，为长五百馀字之叙事诗，语多沉痛。五言诗之进展，得此女作家，以下开建安之盛，亦至堪夸耀之事已。二、七言诗之起源七言诗之起源，旧说谓始于汉武帝时之《柏梁联句》，顾炎武已驳斥之（说详《日知录》二一）。汉初好楚声，楚歌多七字为句；如项羽之《垓下歌》，高祖之《大风歌》，苟去其“兮”字，或易“兮”字为他字，即成七言诗体；而其演变之迹，可于张衡（字平子，南阳人）之《四愁》觇之：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侧身北望泪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至魏文帝之《燕歌行》，则脱尽楚调，而七言诗之体格，乃纯粹独立。五七言诗之发展，盖以建安之际，为最大枢纽矣。三、建安七子建安（汉献帝年号）之世，曹氏父子（武帝操字孟德，文帝丕字子桓）并好文学；而又有孔融（字文举，鲁国人）、陈琳（字孔璋，广陵人）、王粲（字仲宣，山阳人）、徐干（字伟长，北海人）、阮瑀（字元瑜，陈留人）、应玚（字仲琏，汝南人）、刘桢（字公干，东平人），号称“建安七子”，为之辅翼；追随谈?，饮酒赋诗，相互观摩，而专家以出。武帝英雄本色，气韵沉雄；文帝婉约风流，稍欠魄力；三曹之杰，端推陈王（曹植字子建）。七子之中，文帝独称刘桢，谓“其五言诗妙绝当时”（《魏志》注引丕与吴质书），后世遂以桢与陈王并称，有“曹刘”之目。实则差堪与陈王比肩者，惟一王粲。粲之《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实开杜甫一派伤乱诗之先路。次则陈琳之《饮马长城窟行》：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羁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激昂沉痛，亦为唐人新乐府导其先河。至陈王以贵公子见忌于兄（丕），远徙他乡，郁郁以死。其天才超绝，而处境不堪，发为诗歌，缠绵悱恻，其代表作如《赠白马王彪》一首，尤极千回百折，抑掩悲凉之致。五言诗至此，已渐造极登峰。钟嵘评为“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不为溢美矣。【附】赠白马王彪·并序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谒帝承明庐，逝将归旧疆。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太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霖雨泥我涂，流潦浩纵横。中逵绝无轨，改辙登高岗。修坂造云日，我马玄以黄。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纡。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本图相与偕，中更不克俱。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欲还绝无蹊，揽辔止踟蹰。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慇懃。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王其爱玉体，俱享黄髪期。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第六章　五言诗之极盛自建安而后，宋齐以还，为五言诗之极盛时期。综其源流，约有四变。一、魏晋易代当魏晋易代之际，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自放于酒，猖狂忧愤，一发于五言诗。作《咏怀》八十馀篇，或悼宗国将亡，权奸得志；或直抒己志，慷慨自伤（说详陈沆《诗比兴笺》）。特以“身事乱朝，常恐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事在刺讥，而文多隐避”（颜延年《咏怀诗注》）。然其悲壮热烈之抱负，固自充溢于字里行间。例如：炎光延万里，洪川荡湍濑。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捐身弃中野，鸟鸢作患害。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风骨高骞，旷世无匹！元好问称其“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垒平？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论诗绝句》）。可想其权奇磊落之韵度，又不仅“阮旨遥深”（《文心雕龙》）而已。二、魏晋玄学对文学之影响魏代玄学盛行，影响及于文学。刘勰所谓：“正始（《魏志》：“齐王芳改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文心雕龙·明诗》）流波所被，两晋犹扇玄风，竞为说理之诗，绝少抒情之作。所谓“太康（晋武帝年号）文学”之代表作者，“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为时所称，然视阮籍《咏怀》，皆望尘莫及。东晋惟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伏清刚之气，郭璞（字景纯，河东人）用俊上之才，一扫虚谈，卓然有所建树。然总论晋代诗坛，终以“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者，为占最多数矣。三、陶潜开田园诗一派晋宋之间，得一陶潜（字渊明，浔阳紫桑人），为诗家开田园一派，钟嵘《诗品》推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然陶诗亦分冲淡悲愤二种，如《读山海经》之类，大抵寄慨无端，所谓“定哀微词，庄辛隐语”（《诗比兴笺》），与嗣宗《咏怀》，同其旨趣。特影响后来最大者，厥惟田园寄兴之作耳。兹举《饮酒》一首如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后来如唐之韦应物、储光羲，宋之苏轼辈，皆心摹手追，而不能几及。信乎其高旷之怀，渺不可攀矣！四、谢灵运开山水诗之宗降逮宋氏，颜（延之字延年，琅琊临沂人）谢（灵运，陈郡阳夏人）腾声。钟嵘《诗品》称：“元嘉（宋武帝年号）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故知陈思（曹植）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潘岳）、景阳（张协）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近人论诗，有元祐、元和、元嘉三关之说（沈曾植与金蓉镜书，见《东方杂志》所载王蘧常著《沈寐叟先生年谱》），而元嘉之代表作者为颜谢。汤惠休尝评二家诗云“谢诗如出水芙蓉，颜诗似镂金错采”；沈约亦称：“灵运之兴会飙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宋书·谢灵运传论》）；然二家皆工于纂组，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者，灵运犹不足以当之。惟诗至元嘉，玄风渐歇；钟嵘所谓“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诗品》）；灵运实开诗界模山范水之宗；虽有时兼谈玄理，而刻画自然景象者，实占多数，此五言诗之一大变也。后来写景之作，皆不能出其范围。继灵运而起者，有鲍照（字明远）、谢惠连（灵运族弟），而照尝拟古乐府，甚遒丽，亦“善制形容写物之词”（《诗品》），杜甫所称“俊逸鲍参军”也。南齐谢眺（字玄晖，陈郡阳夏人），善为写景之诗，与灵运同称“二谢”。兹为各举一首，以见二家之风格。《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谢灵运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透迤傍隈隩，迢递陟陉岘。过涧既厉急，登栈亦陵缅。川渚屡径复，乘流玩回转。蘋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浅。企石挹飞泉，攀林擿叶卷。想见山阿人，薛萝若在眼。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谢朓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自汉末至此，五言诗之进展，举凡抒情、说理、田园、山水之作，无不灿然大备。迨齐、梁新体诗出，而古意荡然；沈约、王融，倡声病之说，遂启律诗之渐。所谓五言古体诗，乃暂消歇于宋齐之间矣。&第七章　律诗之进展 “律诗”称“近体诗”，又称“今体诗”，盖与“古体”为对待名词；萌蘖于齐、梁，而大成于唐之沈（佺期）、宋（之问）。其体严对偶，拘平仄，有一定之法式，不可或逾。有谐协之音，与整齐之美，于诗歌为一变革；而不善者为之，往往流于平板庸腐；此其得失利病之大较也。一、“永明体”为律诗之雏形世称“永明（齐武帝年号）文学”，应用四声八病之说，以制诗歌；而竟陵王子良（武帝子）实为提奖。所谓“竟陵八友”（萧衍、王融、谢朓、任昉、陆倕、范云、萧琛），多数研钻声律，而尤以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王融（字元长，琅琊临沂人）世为甚。《南齐书·陆厥传》称：“约等文（当时以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此体之兴，据钟嵘称：“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辨；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诗品》）嵘虽持反对之论，而当时风气所趋，终于造成新局。王、沈之作，虽尚不能称为后来之所谓“律诗”，而已规模略具；例如王融之《萧谘议西上夜集》）；徘徊将所爱，惜别在河梁。衿袖三春隔，江山千里长。寸心无远近，边地有风霜。勉哉勤岁暮，敬矣事容光。山中殊未怿，杜若空自芳。平仄对偶，皆渐趋严谨；所异于“律诗”者，惟多至十句，及“失黏格”耳。二、句律在梁朝之发展梁武帝（萧衍）虽不遵用四声（帝问周捨曰：“何谓四声？”捨曰：“天子圣哲是也。”），而笃好文学；其子简文帝、元帝，皆喜为轻艳之词，当时号为“宫体”；而精研律切，俨然律体之先。如简文《折杨柳》，五言八句，其中“叶密鸟飞碍，风轻花落迟”，直“律诗”之佳联。嗣是何逊（字仲言，东海剡人）、吴均（字叔痒，吴兴人）、王筠（字元礼，琅琊临沂人）、柳恽、庾肩吾之徒，莫不闻风兴起，争为啴缓。逊诗尤近唐人律体。如所作《慈姥矶》：暮烟起遥岸，斜日照安流。一同心赏夕，暂解去乡忧。野岸平沙合。连山远雾浮。客悲不自己，江上望归舟。几与初唐人格调无殊。齐代阴铿（字子坚），与逊齐名；杜甫所谓“颇学阴何苦用心”，可想见其句律之精警。此外如江总（字总持，济阳考城人）、张正见（字见颐，清河东武城人）、徐陵（字孝穆，东海剡人），及北周之庾信（字子山，南阳新野人，肩吾子）、王褒（字子渊，琅琊临沂人），隋之薛道衡（字元聊，河东汾阴人）、虞世基（字茂世，会稽馀姚人）等，皆为“律诗”进展历程中之主要人物；而以庾信为之魁；杜甫称之曰：“清新庾开府”，又曰：“庾信文章老更成。”结齐梁新体之局，而下开唐人律诗之盛，庾信为承先启后之诗杰矣。兹录咏怀一首为例：萧条亭障远，悽惨风尘多。关门临白狄，城影入黄河。秋风别苏武，寒水送荆轲。谁言气盖世？晨起帐中歌。三、初唐对法理论促成律诗之建立唐初承陈隋旧习，旋有“上官体”与“四杰体”之产生。上官仪（字游龙，陕州陕人）为诗，绮错婉媚，人多效之，谓为“上官体”。仪标“六对”之说，所谓正名对、同类对、连珠对、双声对、叠韵对、双拟对（说详《诗苑类格》，引见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其女孙婉儿继之，对法益精，因以促成“律诗”之建立。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人）、杨炯（华阴人）、卢照邻（字升之，范阳人）、骆宾王（义乌人），号“初唐四杰”，王世贞称其“词旨华丽，固缘陈隋之遗；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五言遂为律家正始”（《艺苑危言》）。宾王有《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雾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兴寄遥深，属对工切。盖律诗至此，已渐臻成熟之境，风骨亦视齐梁为高矣。四、律诗之正式成立迨沈佺期（字云卿，相州内黄人）、宋之问（字延清，虢州弘农人）出，承沈约、庾信之馀波，“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全唐诗话》），而律诗乃正式成立。独孤及称之曰：“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始备。”沈宋之外，又辅之以杜审言（字必简，襄州襄阳人），学者宗之，而律诗遂风靡一世矣。兹举沈、宋诗各一首以示例：《古意呈补阙乔知之》沈佺期卢家少妇郁金香，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谓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度大庾岭》宋之问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第八章　唐诗之复古运动一、复古运动之宗旨自贞观（太宗）以迄垂拱（武后）、景龙（中宗）之间，世咸以律诗相矜尚，佻佞之风既炽，比兴之义日微。于是有豪杰之士，倡言复古，思干之以风力，以振废起衰。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出，崇汉魏而薄齐梁，将矫南朝之浮靡，而反诸淳朴。其所持之理论，则以为“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闲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孤竹篇序》）。文胜返质，为其最大主张。其诗务“骨气端详，音情顿挫”（同上），而恒以单行之笔出之，与沈宋之专崇对偶，回忌声病者，全立于反对地位。例如《感遇》[1]：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树林。何知美人意，娇爱比黄金。杀身炎州里，委羽玉堂阴。旖旎光首饰，葳蕤烂锦衾。岂不在遐远，虞罗忽见寻！多材固为累，嗟息此珍禽！所谓“陶洗六朝铅华都尽，托寄大阮”（《艺苑卮言》）者也。二、复古三家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人）、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继起，并以复古相号召。九龄亦作《感遇》十二首，其一云：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寄兴遥深，实与子昂同派。白才逸气高，与子昂齐名[2]，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孟棨《本事诗》）尝作《古风》以标宗旨。其第一首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晖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其以复古自任如此！白又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本事诗》）白富天才，驰骋笔力，兼工各体。杜甫常拟以“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怀李白》），殆犹非白之本志。陈、李诸人，各以复古自命；仍不免囿于风气，兼作律诗；特皆五言，不为七律耳。如子昂之《入峭峡》：肃徒歌伐木，骛楫漾轻舟。靡逶随波水，潺湲溯浅流。烟沙分两岸，露岛夹双洲。古树连云密，交峰入浪浮。岩潭相映媚，溪谷屡环周。路回光逾逼，山深兴转幽。麕鼯寒思晚，猿鸟暮声秋。誓息兰台策，将从桂树游。因书谢亲爱，千岁觅蓬丘。白之《送友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何尝不属对严整，“律切精深”？惟其风骨高骞，不流于靡，故足取耳。自子昂以迄张、李，从事复古运动；虽未能将律诗推倒，而古近二体，疆界以分。即近体律诗，亦转崇风力，以下开开元、天宝之盛，为诗歌史上放一异彩。则三家复古之说，即为启新之渐，此实诗坛一大转关也。&第九章　诗歌之黄金时代唐自太宗奠定国基，累世帝王，并崇文学，积百馀年之涵养，至开元、天宝间，篇什纷披，人才辈出。既而安（禄山）史（思明）乱作，诗人忧患饱更，愁苦呼号，作风丕变。乱前乱后，又为一大转关，而此五六十年间，遂为诗歌之黄金时代。一、李白盛唐作者，世推王（维字摩诘，河东人）、李（白）、高（适字达夫，渤海蓨人）、岑（参，南阳人），而四家并擅乐府新词，别出机杼。李白以复古自任，而笔力变化，极于歌行。王世贞以白为七言歌行之圣，谓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咏之使人飘飘欲仙”（《艺苑卮言》）。例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瞑。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惝恍迷离，涉想奇幻；用笔尤超拔纵恣，不仅能见其想象力之高而已。二、王维王维好禅静，爱山水，开唐代“自然诗人”之宗；而乐府歌词，在当时流传颇盛。死后代宗曾对其弟缙言：“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其作《洛阳女儿行》时年仅十六，作《桃源行》时年仅十九，作《燕支行》时年仅二十一（并见《王右丞集》自注）。其乐府歌行，大抵皆少作。晚居辋川别业，与裴迪弹琴赋诗，歌唱自然，悠然有出世之想，作品乃与陶潜为近。三、高适、岑参与边塞诗高岑歌行，最为矫健；岑尤磊落奇俊，特工边塞之作。岑尝从封常清军，官安西，先后凡五载（参考《旧唐书·封常清传》及《许彦周诗话》）。所有绝域风光，奇闻异事，参皆身亲而目击之。故其诗亦挟塞外风沙之气，声容激壮，变化无方。例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是能于李杜之外，别成风格。南宋陆游之作，受其影响甚深。四、王维与山水诗自王维栖心禅悦，寄情山水，为歌唱自然之诗；孟浩然（襄阳人）、储光羲（兖州人）继之，并以陶潜为法。沈德潜谓：“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说诗晬语》）三家皆多作五言，与高岑诸人分途发展；而维之五言绝句，如《辋川集》中诸作，尤简淡高远，不食人间烟火气，是能于诸家之外，开径独行者。特录二首如下：《木兰柴》秒山敛馀照，飞鸟逐前侣。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栾家濑》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前人称维“诗中有画”，信然。五、绝句入乐之风唐人以绝句入乐，开元天宝间，此风尤盛。旗亭赌唱，所歌并为绝句诗（详《碧鸡漫志》）。一时作者云兴，而李白与王昌龄（字少伯，京兆人）最为杰出。王世贞称：“七言绝句，王江陵（昌龄曾官江陵丞）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艺苑卮言》）昌龄所作宫怨，尤深合风人微婉之义，饶弦外之音。例如《长信秋词》：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暂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深情幽怨，意旨微范，令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唐诗别裁集》）。王士禛以此与王维之“渭城朝雨”，李白之“朝辞白帝”，王之涣之“黄河远上”，为唐人压卷之作。以为“终唐之世，绝句亦无出此四章之右者”（《万首绝句选凡例》）。若论寄兴深微，则三家视此，殆犹有逊色焉。六、其他作者此一时期之诗歌，如上述诸家，并各有其创造精神，而自成体格。他如殷璠《河岳英灵集》所隶盛唐作者，如常建、刘眘虚、张渭、王季友、陶翰、李颀、崔颢、薛据、綦母潜、崔国辅、贺兰进明、崔曙、王湾、祖咏、卢象、李嶷、阎防之属，所谓“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远”（《河岳英灵集论》）者，亦足窥见当时作者之盛，兹亦不暇详及云。&第十章　诗圣杜甫一、时代背景天宝之乱，诗人转徙流离，回首承平，如梦初觉；于是出其训练有素之诗笔，以从事于目击身经社会实际状况之描写，由浪漫而回到平实，由天上而回到人间（参用胡适《白话文学史》）；用诗歌以表现人生，反映社会；于是内容益见充实，光焰万丈，亘古常新。杜甫适当其时，既体备众制，旋经丧乱流离之痛，实始转移目标，以表现时代精神，而开诗坛之新局。无论内容形式，创格至多。自元稹、秦观，咸以甫为集大成之作者；近人梁启超，且有“情圣杜甫”之目。谓杜甫为“诗圣”，盖古今无异辞矣。二、论诗主张甫论诗主张，与李白异趣。白好为高论，甫则奄取众长。尝言“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又称“窃攀屈宋宜方驾，颇学阴何苦用心”（《戏为六绝句》）；并足窥见其训练之精工，与门庭之广大。其取材既博，又能舍短取长，故其为诗，“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元稹《杜君墓志铭》）。此其技术之训练，过于当世诸贤者也。三、内容题材甫诗功既深，乃脱弃古人，而自行创造。元稹称其“《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乐府古题序》）。其五言古体，如《北征》、《奉先咏怀》、《三吏》、《三别》诸作，并能注意民生疾苦，表现当世社会实在情形，可泣可歌。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末段：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悲壮热烈，真有“释迦基督担当人世罪恶之意”（借用王国维评李后主词句），甫之所以为“情圣”者以此。更录《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首如下：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吟聊自适，放歌破愁寂。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樛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羮，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崪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住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未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四、革新律绝诗法甫诗有云“诗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赠韦左司》）；又云“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横扫千人军”（《醉歌行》）；不啻自道其歌行之体格。至入蜀以后，生活较为安定，又稍转变作风；兴之所至，不惜破坏律体，自创音节；开宋金诸贤无数法门。例如《九日》：去年登高郪县北，今日重在涪江滨。苦遭白发不相放，羞见黄花无数新。世乱郁郁久为客，路难悠悠常傍人。酒阑却忆十年事，肠断骊山清路尘。&与沈宋律诗，格调绝不相同，此足见甫之富于解放精神也，其绝句信口冲出，啼笑雅俗，皆中音律；（王世贞说）而绝去寻常畦町。其愤慨之作，有如《三绝句》之一：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诙谐之作，有如《绝句漫兴》九首之一：隔户杨柳弱袅袅，恰似十五女儿腰。谁谓朝来不作意？狂风挽断最长条。在盛唐绝句中，未见第二人如此作法者，又足见甫之富于创作精神也。总之甫于诗歌，从多方面发展，又无体不别出新意。天宝之乱，成就此伟大诗人，实诗歌史上之无上光荣矣。&第十一章　唐音之剧变唐诗自李杜而还，能独辟蹊径，卓然自成一宗，而影响北宋诸家最大者，厥惟韩愈（字退之，南阳人）；而唐音之变，亦自愈始。一、韩愈愈生安史乱定之后，以古文相号召，主张“文必己出”；论诗崇李杜，而又不欲与之同风。其服膺李杜，有“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调张籍》）之语。其为诗则主“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荐士诗》）。其运用之方，则喜以单行之笔，尽扫浮艳骈偶，务以豪放痛快，险峭通达取胜。又自知其才力，视李杜微弱，往往长篇一韵到底，又故押险韵以避熟就生；畅所欲言，而不免失之好尽。虽自创特殊之音节，要不及盛唐诸公之铿锵悦耳。沈括谓：“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苕溪渔隐丛话》引）陈师道亦有“韩以文为诗，故不工”（《后山诗话》）之论。然其音节意境，皆戛戛独造，一洗软媚庸滥之习；洵唐音之剧变，亦诗歌中之疏凿手也。例如《山石》：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羮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促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大踏步而来，全无忸怩之态；此元好问所谓“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卧元龙百尺楼”（《论诗绝句》）者也。二、孟郊、卢仝自韩愈言诗，首倡雄怪，一时诙诡险僻之词竞作，而诗体遂发生重大变化。孟郊（字东野，湖州武康人）、卢仝（范阳人），皆与愈友善，而为愈所推挹，并务锤幽凿险，与愈异轨同奔者也。郊耽吟成癖，尝有“夜吟晓未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夜感自遣》）之句；思苦奇涩，而造语至新辟。愈尝赞之曰：“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醉赠张秘书》）例如《秋怀》：竹风相戛语，幽闺暗中闻。鬼神满衰听，恍惚难自分。商叶随干雨，秋衣卧单云。病骨可剸物，酸呻亦成文。瘦攒如此枯，壮落随西曛。袅袅一线命，徒言系絪缊。扫尽陈言，特工苦语。苏轼论其诗云：“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读孟郊诗》）东野诗格，此十字足以尽之。世以“韩孟”并称，则又轼所谓“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东野之深，固不及昌黎之大也。仝自号玉川子，以怪辞惊众，有《月蚀》、《与马异结交》诸诗，尤为怪诞。在律体盛行之际，有此诙诡之笔，一洗肤庸滥套，固自可喜。然其高出时人处，仍在切近人情之作，语杂嘲戏，令人啼笑皆非。如《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示添丁》诸篇，最堪把玩。其《示添丁》云：春风苦不仁，呼逐马蹄行人家。惭愧瘅气却怜我，入我憔悴骨中为生涯。数日不食强强行，何忍索我抱看满树花？不知四体正困惫，泥人啼器声呀呀。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父怜母惜掴不得，却生痴笑令人嗟。宿舂连晓不成米，日高始进一碗茶。气力龙种头欲白，凭仗添丁莫恼爷。语意之新警，略近东野；特孟主严肃，卢饶诙谐风趣，两人襟抱，各自不同尔。三、李贺孟郊、卢仝之外，辞尚奇诡，而为韩愈所称道者，有李贺（字长吉，系出郑王后）。贺所得皆惊迈，绝去翰墨畦径，当时无能效者。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唐书传》卷一三七）。杜牧序其诗集，以为“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则亦与仝殊途同归者也。贺诗以险丽著，然锤炼之极，精光烂然。例如《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真不愧为呕心之作。惜其年止十二七，不获益宏早就耳！以上三家，虽户庭各辟，而究其归趣，则皆韩愈“文必己出”一语，有以发之。故谓唐音之剧变，由于韩氏一人倡导之力可也。此系作者，尚有刘乂、刘言史（字枣强）、贾岛（字浪仙，范阳人）之属。岛诗苦涩之趣，与孟郊略同，故有“郊寒岛瘦”之称；又与乂同为韩门弟子。乂以《冰柱》诗得名，奇恣与卢仝为近。言史诗“美丽恢赡，自贺外世莫得比”（皮日休《刘枣强碑文》）。孟郊尝有诗哭之云：“精异刘言史，诗肠倾珠河”，可想见其风格。然此诸家，影响皆不及韩、孟、卢、贺之大，故不暇详述云。&第十二章　新乐府之发展一、新乐府作品反映之社会问题新乐府多关于社会问题之作，将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白居易《与元九书》。郭茂倩云：“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乐府诗集》）自杜甫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奉先咏怀》）之诗，而社会问题，始引起诗人之注意。同时元结（字次山，河南人）作《舂陵行》、《贼退示官吏》等篇，关心民瘼；杜甫引为同调，谓“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同元使君舂陵行序》）结以为民生之凋敝，在于官吏之不恤民隐；故其诗云：“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贼退示官吏》）当时百姓对于官吏之畏惧心理，亦于其诗中充分表出。其《喻瀼西乡旧游》云：“往年在瀼滨，瀼人皆忘情。今来游瀼乡，瀼人见我惊。我心与瀼人，岂有辱与荣？瀼人异其心，应为我冠缨。”可以窥见其时社会景况。而官吏鱼肉百姓之故，则在“近年更长吏，数月未为速”（《喻常吾直》）。诗人之注意社会问题，而表现于诗歌，盖以元杜二家为最早。结又作《闵荒诗》，假隋人《冤歌》，以寓规讽之义。又有《系乐府》十二首，并托兴风人，为元白新乐府之先声，当天宝乱事未起之先，社会已呈崩溃之象，结诗所表现，真不愧为有“时代精神”者矣。二、张籍、王建天宝乱后，社会复归小康；大历（代宗）、长庆（穆宗）间，藩镇跋扈，演成割据之局。人民困于官吏之诛求，政府不思救济，于是社会形成两大阶级，而民生日趋凋敝。诗人恻然不忍，乃起而从事于新乐府运动，以代抒冤抑；张籍（字文昌，和州乌江人）、王建（字仲初，颖川人）其尤著者也。籍与韩愈、孟郊、元稹、白居易，并有往还，与愈交谊尤笃，而作风自异。居易称其诗云：“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读张籍古乐府》）居易于韩孟诗，不稍称说，独对籍服膺如是；其意固以杜甫、元结而后，“但歌生民病”者，惟籍为然也。籍诗有反对资本主义者，如《山农词》、《贾客乐》等篇是；有反抗统治阶级者，如《废宅行》是；有讨论妇女问题者，如《妾薄命》、《离妇》等篇是（参考胡适《白话文学史》）。兹举《废宅行》一篇以示例：胡马崩腾满阡陌，都人避乱唯空宅。宅边青桑垂宛宛，野蚕食叶还成茧。黄雀衔草入燕窠，啧啧啾啾白日晚。去时禾黍埋地中，饥兵掘土翻重重。鸱鸮养子庭树上，曲墙空屋多旋风。——乱后几人还本土？惟有官家重作主！建与籍厚善，其送籍归江东诗云：“君诗发大雅，正气回我肠。”又云：“出处两相依，如彼衣与裳。”二人作风，亦正相似。建所为乐府，多为农工代抱不平，而致慨乎社会制度之不良，思有以改革之。集中有写男工之痛苦者，如《水夫谣》、《水运行》等篇是；有写女工之痛苦者，如《簇蚕辞》、《当窗织》、《织锦曲》等篇是。其尤动人者，如《簇蚕辞》之末段：三日开箔雪团团，先将新茧送县官。已闻乡里催织作，去与谁人身上着？《当窗织》之末段：草虫促促机下啼，两日催成一匹半。输官上头有零落，姑未得衣身不着！当窗却羡青楼倡，十指不动衣盈箱！此等诗并富社会主义色彩，所谓“为事而作，为人而作”，与元白同其旨归者也。三、顾况与张王先后作新乐府者，尚有顾况（字逋翁，海盐人）。况欲以古诗三百篇之体制为新乐府，有《补亡训传》十三章；其《囝》一章，序云：“哀闽也。”（囝音蹇，闽俗呼子为囝，父为郎罢）其末段云：郎罢别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劝不举。不从人言，果获是苦。”囝别郎罢，心摧血下：“隔地绝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胡适以为充满尝试精神（《白话文学史》），其风格则与古乐府《孤儿行》相近者也。四．孟郊孟郊以穷愁诗人，间作新乐府，如《织妇辞》中之“如何织纨素，自着蓝缕衣！”极似张王风格。其《寒地百姓吟》：无火炙地眠，半夜皆立号。冷箭何处来？棘针风骚骚。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高堂捶钟饮，到晓闻烹炮。寒者愿为蛾，烧死彼华膏。华膏隔仙罗，虚绕千万遭。到头落地死，踏地为游遨。游遨者是谁？君子为郁陶。上承杜甫，下开元白，描写之刻挚，视诸家似有过之。惜郊未能放大眼光，专从此方发展，致有“诗囚”（元好问说）之目，转令张王独作社会诗人耳！&第十三章　新乐府之极盛一、白居易与元稹大力鼓吹新乐府新乐府之发展，至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内人）、白居易（字乐天，其先太原人，后徙下邦）而臻极盛。且标揭旗帜，大事宣传；一反韩派诗人之作风，避艰深而就平实，使诗歌复趋于“社会民众化”。斯固上承元、杜、张、王之系统，更从而扩大之者也。白氏对于此事之主张，谓“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又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同上）知声音之道感人深，故欲利用诗歌以改良社会；而又明定义例，以求收效之宏；故其言曰：“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新乐府序》）其诗侧重写实，而以通俗为主，故有“老妪皆解”之称。其流传之广，则元稹所称：“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长庆集序》）其能深入人心坎，而引起共鸣，盖自有诗人以来，无出其右者。稹与居易交谊最深，鼓吹作新乐府亦最力；而其动机则在目击当时社会情况，藩镇割据，擅作威福，思欲发之（详见《叙诗寄乐天书》）。又受杜甫歌行之影响，谓“予少时与友人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乐府古题序》）。以二人之鼓吹，而诗格为之大变，所谓“嘲风雪，弄花草”之作，渐为社会所唾遗；诗歌与社会人生，始发生密切之关系。元白真诗坛之“广大教化主”已！元白新乐府之重要作品，稹有《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居易有《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篇；皆“不虚为文”，词主切直；而居易影响为尤大。其最动人者，如《秦中吟》第二首之“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第十首之“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并辞情激烈，富于时代精神。至其《新乐府》中，尤多“脍炙人口”之作。移录二篇如下：《卖炭翁》（苦宫市也。）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买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上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重千馀斤，官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问时采择百馀人，零落年深残此身。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稹作《新题乐府》，虽不及居易之富，而讽刺时政，极见苦心。两人同声，各以此获罪，同遭贬谪。唐诗之有“元白”，为平民代鸣冤抑不平之气，真不愧为“社会诗人”矣！录元氏《织妇词》：织妇何太忙！蚕经三卧行欲老。蚕神女圣早成丝，今年丝税抽征早。早征非是官人恶，去岁官家事戍索。征人战苦束刀疮，主将勋高换罗幕。缫丝织帛犹努力，变缉撩机苦难织。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余掾荆时，目击贡绫户有终老不嫁之女。）檐前袅袅游丝上，上有蜘蛛巧来往。羡他虫豸解缘天，能向虚空织罗网。稹于穆宗时。官至宰相；年五十三，卒于武昌。居易克享大年，晚年转变作风，务为“闲适”；虽造诣益进，而影响不及所为新乐府之深。其七言律诗，不用故实，而自然工妙。后与刘禹锡有“刘白”之称，即多以此体唱和云。长庆体元白除新乐府外，其影响后来最大者，厥惟七言歌行。其所谓“长庆体”，音节谐和，铺叙宛转，最宜于歌咏时事之作；所以后人仿效者，直至近代而犹未全衰也。录元氏《连昌宫词》一首：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蔌蔌。宫边老翁为余泣：“小年进食曾因入。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阑干立。楼上楼前尽珠翠，炫转荧煌照天地。归来如梦复如痴，何暇备言宫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