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锦衣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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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锦衣卫》
　　《大明·锦衣卫》　　第一章私兵　　宰相太擎肘　　1368年正月，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应天府也就是后来的南京，当年八月，
明军杀入元大都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城，正式宣告取代元朝成为中华之主。且说元
朝末年，群雄并起，到处都是称王称帝的割据势力，但这些王呀帝呀的大多出身
贫苦人家，不懂什么叫朝廷礼法，搁在我们大明太祖这里就更是如此——一个年
少出家讨饭的游方和尚，他能懂得那么深奥的东西吗？　　当然，既然建立了政权，进而自称皇帝，统一天下，就必须创建自己的礼法
制度。朱元璋身边自然是少不了一大群文人谋士和儒学大家，不过大家都是元朝
过来的，经过了近百年的异族统治，虽然人心思宋，但现实是所谓宋王后裔的小
明王韩林儿就是个娃娃，而他身边包括朱元璋在内的文臣武将，也根本没人能说
清楚所谓正统汉家朝廷制度是个啥样子。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拿来主义——
元朝怎么着咱们也怎么着。　　明初的各项制度就是照着元朝有样学样，除了一些特别为人所痛恨的种族歧
视政策，行政规划、朝廷礼仪，基本上全都是元朝的翻版。这其中，宰相制度也
是保留元制的重要一条。正是这一条，很快就成了太祖爷的心病，也要了明初好
几位宰相的性命，掀起无数的腥风血雨；也正是这一条，催生了对明朝政治生活
影响至深的锦衣卫制度。　　且说元朝的宰相，实际名称是“中书省丞相”，包括右、左两位正职“丞相
”和几位副职的“平章政事”。中书省权力很大，“诸大小机务，必由中书”，
宰相们所把持的中书省基本就是全国的政治中枢，而深居皇宫里的皇帝则只管签
字画押，可以说，皇帝可有可无，诺大个朝廷，离开了他也照样运转。　　元朝之所以会出现宰相权力超级膨胀的现象，也和蒙元皇位长期不稳定有直
接关系。有元一代，从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称帝开始，到1368年元顺帝妥欢帖睦
尔被明朝军队赶出大都城，前后总共108年，开国的元世祖在位36年，亡国皇帝
元顺帝在位41年，而在这两个皇帝中间，仅仅31年的时间，竟然换了9个皇帝！
这么算下来，黄金家族排排坐吃果果，9个皇帝，平均每人在位3年零3个月……
皇帝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既可见元朝皇位斗争之激烈，也可从中看出，皇帝基
本没有时间把握辽阔江山的真正统治权力——他们的精力都用在如何得到和保住
皇位上了。　　自秦朝设立宰相之日起，相权与君权的斗争就基本贯穿了此后数千年的中国
封建史。元朝皇帝放任中书省掌握国家大权，实在是出于无奈之举——争皇位时
一般都要依靠中书省的力量，得到了帝位又要防止别人来争，还要靠着中书省，
当然，也有几个想自己拿主意的，但这样的皇帝下场理所当然地都挺惨。元顺帝
在位时间倒是很长，而且初期还有心理事，但当时积弊已成，早没有了回天之力
——伯颜、脱脱这对叔侄权相，就都出在顺帝朝。　　到了明朝建立，为了方便实用，各项制度基本都沿袭元朝，中书省制度当然
也不例外，但以朱元璋之权力欲旺盛，面对中书省的权力几近无限，两者间的激
烈冲突就无可避免了。　　从一个小小的游方僧直到君临天下，控制九州万方，朱元璋每一步都走得很
辛苦，如今天下既得，大事小事却不得专断，反而要受中书省制衡，在朱元璋而
言，自然是不能容忍的。　　再说反元起事成功，朱元璋身边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功勋贵戚集团，当年
起兵之时，虽然不能像演义小说里那样，和各位兄弟歃血为盟，有福同享，有难
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云云……但毕竟是真刀真枪在
沙场上干出来的交情。军营里、吴王府内外，朱元璋和徐达、常遇春、李善长、
刘基，等等，也曾有过把酒共欢，发誓患难与共的时日吧。千里行兵、风餐露宿
，朱元璋能在群雄争霸中脱颖而出，有徐达、常遇春这班武将的浴血奋战，也有
李善长、刘基那群文臣的帏幄运筹，要说相互间一点感情都没有，那当然是不可
能的。人总是念旧的，一条狗养的时间长了，死的事后，主人还免不了掉几滴眼
泪，何况大家风里来雨里去的那么多年呢？　　然而从来共患难易，同富贵难。开国皇帝为了皇位的稳固不得不大杀功臣宿
将，纵观中国历史，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可算是其中的“佼佼者”。我们
刚看到刘邦高筑金台拜韩信为将，转眼间，可怜的小韩却死在吕后的笑声里。或
许有人要为刘邦开脱，刘邦起自地痞，初定天下时，面对的是群毫无礼法概念的
功臣们和一心复辟的六国贵族，他因形势所迫分封功臣，可是分封制不适合历史
发展的方向，所以定礼法而杀功臣，乃是为了立汉家之威，为大一统王朝开创之
时所必须当为。　　同理可证，朱元璋也不是天性绝情之人。　　打下江山不忘旧人，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就大封功臣，洪武二年正月，他还下
敕给中书省，里面说道：“诸将相从，捐躯戮力，开拓疆宇。有共事而不睹其成
，建功而未食其报。追思功劳，痛切朕心，其命有司立功臣庙于鸡笼山，序其封
爵，为像以祀之。”从来皇帝封功臣，最大奖赏莫过于死后配享太庙，让后世皇
帝也时常祭祀怀想，功臣名爵可与整个王朝相始终。朱元璋却别出心裁，在配享
太庙之外，另立一个单独的功臣庙，把和他一起打天下的人按功劳分成三六九等
，供在功臣庙里受人间香火。鸡笼山功臣庙位于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郊，在朱元
璋之时，就是位于首都郊区，得入功臣庙，在当时的文臣武将来说，乃是所谓从
龙功臣莫大的荣誉。　　从洪武二年诏建功臣庙，到洪武八年，功臣庙里一共供奉了309位功臣。彼
时已经死了的功臣塑像祭祀，还在世的则虚位以待。然而活人接受香火，总不是
件让人愉快的事情——和死人在一起排座次受香火，莫不是也把我当成死人么？
这种想法自然只敢在功臣们的心里绕一下，很快就得驱散开，更不敢说出来——
又不是真的想死，何必说出来找死呢？　　国之初立，功臣们分得高官厚禄，尤以中书省之官最为显耀，却也最为朱元
璋所忌惮。我们所熟知的明初文臣之首莫过于刘基刘伯温，在民间传说中，此公
既有济世之才，也有通天之能，五行八作、阴阳卜卦无所不晓，是个可与《三国
演义》里的诸葛亮相媲美的神仙或者说妖人一般的人物。但实际上，朱元璋最为
亲近和信赖的文臣却并不是刘基，而是李善长。　　最先做上宰相位置，和朱元璋的皇权发生冲突的人，也正是李善长。　　李善长在朱元璋的功臣中，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的际遇，正可以看出朱元
璋对于功臣们的心理变化轨迹。　　李善长，生于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到元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年）
他投奔朱元璋的时候，已经40岁了。当时义军四起，有雄心者如朱元璋、陈友谅
等等，内心都存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狂野想法，而对于李善长这样的
文人来说，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当君主的材料，但和诸葛亮自比管仲、
乐毅一样，当时像他这样的小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莫过于辅佐一位明君复兴汉
家天下，成为千古留名的贤臣、名臣。　　现在我们无从得知李善长如何度过他的童年与青年时代，我们只能看到的是
，他站在朱元璋面前，朱元璋问他：“我们现在到处打仗，你看什么时候才能平
定天下呢？”　　面对那位相貌丑陋，比自己小上整整14岁的青年将领，李善长从容作答：“
秦末乱政，刘邦起自布衣，他胸襟豁达，知人善任，且不嗜杀，只用了五年便得
到天下当了皇帝。现在的情形和秦末相似，天下四分五裂，你是濠州人，离刘邦
起事的沛地不远，山川相连，王气在你。若能效法刘邦，则平定天下不在话下。
”　　这一番话，既真实地看到了天下的形势——四分五裂；又展示了通向成功之
路的方法——知人善任且不嗜杀；更重要的是，巧妙地恭维了朱元璋本人——朱
元璋起自寒微，比诸刘邦还远远不如，刘邦好歹还当过个小小的亭长，家里不愁
吃穿，但翻遍史书，境遇差不多而又成事的皇帝只此一位，所以就以刘邦作比。
当然所谓家乡比邻，王气相连之类的鬼话，朱元璋内心未必赞同，但在李善长的
分析之下，他的雄心自然更为膨胀。要知道那时候朱元璋只是濠州帅郭子兴帐下
的一员部将，本分之心应该是辅佐郭子兴才是，而李善长竟然当面说出效法刘邦
的话来，朱元璋不但不治李善长的妄言之罪，反而留下这个书生，从此倚为心腹
，其心意究竟如何，可谓昭然若揭。　　这一段英雄际遇，直可上追诸葛亮初见刘备时的隆中对，同样是对天下大势
的合理分析和成功路线的正确把握，同样是君臣一见倾心，从此效忠不二。但时
光已跃千年，刘备与诸葛亮君臣关系的善始善终，并不能套用在朱元璋与李善长
之间。　　李善长之于朱元璋，作用可比萧何之于刘邦、诸葛亮之于刘备，虽然不曾亲
身上前线去指挥过战斗，但在后方积聚粮草、举荐人才、处理政务，所谓“运筹
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可称得上是朱元璋的左膀右臂。朱元璋对李善长当
然也极为信任，在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第一次大封功臣的时候，统共只封
了六名公爵，李善长身为文臣被立为首功，位在徐达、常茂（常遇春之子）、李
文忠、冯胜、邓愈之上。这六公中，除了李善长，都是元末明初最著名的将领（
或者遗孤），为实现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目标而冲锋陷阵，甚至付
出了生命的代价——六公中本应有常遇春的，但他在洪武二年就已经去世，朱元
璋并不因人死而忘情，让他的大儿子常茂承袭了国公的所有荣誉。顺便一提，常
遇春的女儿是皇太子朱标的正妃，而常家也因此在以后的靖难之役中左右为难，
无从选择，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六位国公里有五员武将，在开国之时属于正常现象，但李善长以文臣之姿成
为国公，且为六人之首，既可见李善长之功大，更可见朱元璋对他是多么的宠信
。　　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另外授予他免死铁券，免二
死，子免一死——你要是犯了死罪，注意，还不是一般的罪，出示免死铁券就可
以保命。而且“免二死”，可以犯两次死罪，保两次命！“子免一死”，连你儿
子犯了罪也可以不用死。　　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我们可以设想，从此之后，这面铁券必定被供奉在李
家最幽深最重要的宗祠里，作为李家的荣誉一代一代传下去，永远铭记大明皇帝
的恩德，从而更为忠诚勤勉地为大明皇帝效犬马之劳。　　当然，得到铁券的不只李善长一个人，“凡公侯伯封拜，俱给铁券。”——
可笑的是，这道铁券日后看来，却仿佛是催命符，在洪武朝中后期的大屠杀中，
有铁券的家族几乎全都卷入其中。　　李善长既然如此劳苦功高，那么官位最高的中书左丞相一职，自然非他莫属
，这无关他本心如何，时势所在，他不做宰相，历数满朝，无人可做。　　早在朱元璋称帝以前，自立为吴王的时候，李善长就是他的右相国——那时
照搬元制，以右为尊。后来明朝建立，改成以左为尊，李善长就理所当然地成了
左丞相。他和徐达一文一武，作为功勋集团的两大代表人物立于朝堂之上。　　明初比之元末，政出中书的表象并未有所改观。对于赤手空拳起家夺得政权
的朱元璋来说，他的权力欲望非常大，处理政事既是他的责任，也是他拥有天下
以后的一种乐趣。但“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制度却使他无法和手下的各级官僚
进行有效快捷的沟通——即使宰相对他忠心耿耿，但制度所在，一些在宰相们看
来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们自己就处理了，不必要脱裤子放屁，再交给皇帝去盖章
。但在朱元璋看来，这分明是利用制度的漏洞故意想要架空他这个至高无上的皇
帝。　　明朝立国之初，政府最高机构有三个：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朱元璋
曾说：“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事。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
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又说：“中书省是国家法度之根本，朝廷百官
都要遵从，凡朝廷命令都由中书下达。”中书省总领政事，大都督府分管军事，
御史台负责检察监督，三个机构的领导人同时对皇帝负责。表面看来，政治、军
事和纪检部门分工明确，但实际运作中，大都督府和御史台却都是受中书省节制
的。　　作为中书省最高长官，李善长和徐达这两个左右丞相为正一品，表面上和中
书省平行的大都督府、御史台的最高长官大都督和左、右御史大夫才只是从一品
。所以光从品级上来看，大都督和御史大夫就比宰相要矮上一头。　　加上徐达作为武将，长年领兵在外，追讨遁入草原沙漠的北元势力，这样在
朝廷上能够一言九鼎的大臣就只有李善长了。李善长跟随朱元璋多年，既有高超
的行政才能，又深得皇帝的信任，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功臣集团。集
团中的人分布于明初帝国政府大大小小各部门之中，把持着政府的行政运作。　　即使李善长是个完人，面对如此朝局，也会有一时的得意忘形吧。何况他绝
非完人，明史说他“外宽和，内多忌刻”，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微侵犯了他的
权益，就被他安上个罪名给罢黜了。这样一个小心眼的家伙做宰相，必然会党同
伐异。李善长是淮西出身，他所重用的也都是淮西人，在朝廷上，除了中书权重
，还有一个淮西朋党的现象，李善长对于非淮西人士一向没有好感，我们所熟悉
的刘基刘伯温，就是非淮西人士（他是浙江青田人，所以也被叫做“青田先生”
），在淮西党的排挤下被迫告老还乡，离开朝廷。　　面对这种情况，朱元璋自然不能容忍。　　明朝从1368年建立，当年就是洪武元年，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汤和、傅
友德平定四川，割据蜀地的明昇投降，天下大势已经底定。虽然还有一些小势力
在边境上打打闹闹，虽然扩廓帖木儿领着北元兵还在和徐达恶斗，虽然梁王还在
云南苟延残喘，但平灭或者驱赶他们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不出什么天摇地动的大
妖蛾子，朱元璋也没有急病突然咽气，可以说这大明朝的天下是占定了。所以朱
元璋就可以放开手，开始改革沿袭于元朝的一揽子朝廷制度了。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宰相制度。　　中书省的存在对于朱元璋而言日益碍眼。他要总揽大权，势必要废除宰相制
度，要废除宰相制度，就不能不找人开刀，否则师出无名，就算扒掉了在任的宰
相，也未必就能够废除制度，就算废除了制度，也难免会惹来朝野非议。就这样
，屠刀首先伸向当时独相的李善长。　　然而李善长对于朱元璋来说并不仅仅是个普通的臣子，在反元斗争中积累起
来的情谊并不比徐达等将领少，对于这个大他十几岁的长者，朱元璋心里还存有
一份敬意——洪武初年即帝位、册封皇后太子等等的礼仪中，就都是李善长做大
礼使，朱元璋甚至还让李善长担任太子朱标的太子太师。这样一个亦臣亦师的人
在宰相位置上还呆着一日，他就无法撕下面皮来对付老朋友。　　何况，洪武三、四年前后的朱元璋可能并不想对功臣们大开杀戒，从他对功
臣们的封赏之重，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宋太祖行事的影子。一来统一大业尚未最终
完成，还需要这些功臣们尽心出力，二来朱元璋和诸臣一路走来，毕竟有些香火
情分。　　于是，李善长在洪武三年达到了他为官生涯的顶峰。　　立于大明朝官僚机构的顶峰，李善长虽然有些得意，但也并没有完全被富贵
荣华冲昏了头脑，他在朱元璋麾下这么多年，对于朱元璋的了解可能比朱元璋自
己还要深。此时的大明朝，虽然北元未灭，西北、东南尚有一些割据政权没有归
顺，但以今日时势来看，一统天下只是迟早，太平时日指日可待。但李善长深知
朱元璋不会满足于做个放手撒权的太平皇帝，自己所辖的中书省威权最重，也最
是皇帝的眼中钉，在中书丞相位置上一日，被皇帝猜忌的疑心就多一分。　　李善长是聪明人，转过年来的洪武四年正月，他就以老病为由向皇帝上表请
求致仕——为了保全自己，我主动退休，让出左丞相这个烫手的山芋，今后就悠
游田里，做个太平田舍翁吧。　　朱元璋接到他的奏章后一点磕巴都没打，立刻准奏，58岁的李善长就这么离
开了朝廷。旨意一下，举朝震惊，朱元璋与李善长的亲厚众所周知，两个月前刚
刚被封为国公，转眼就致仕了！虽然老先生致仕时皇帝给了无数封赏——仅为他
家打仪仗的就有二十户之多，但不管怎么说，没了左丞相的实权是事实。这下人
心鼓噪，朝局大动。　　待到皇帝宣布李善长的继任者时，大部分朝臣才安下心来——以汪广洋为右
丞相，胡惟庸为左丞。左丞，是中书省的实际政务执行人。汪广洋为人谨慎到了
懦弱的程度，至于胡惟庸，举朝皆知，那是李善长的私人，这次能够入相，也是
由李国公向皇帝举荐的，可见即使李善长人离开了中书省，他的心和眼还都留在
这里。看来皇帝对于李善长的信任并未稍减啊。　　的确，直到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谋反”案发，朱元璋龙颜大怒，誓言追究到
底。追究来追究去，也没追究到全天下都知道的他的后台——韩国公李善长头上
去。　　李善长在朱元璋的心里，和胡惟庸这个被推到台面上的棋子，分量终究不同
。　　昙花一现的杨宪　　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曾经和刘基讨论过李善长之后的丞相人选问题。刘
基在朱元璋心目中虽然没有李善长那样亲厚，却也是颇为倚重的肱股之臣。若说
李善长是朱元璋的萧何，则刘基就是朱元璋的张良，原因就在于这位刘伯温先生
对人事的判断力极佳。　　可惜，这只是华丽丽的表面现象。　　朝廷按家乡地域划分的两大派，李善长是淮西派的首领，刘基就是浙东派的
首领，一直以来朱元璋都表现得和淮西派比较亲近——朱元璋自己就是淮西人嘛
，照顾老乡也是人之常情。但在淮西派首领尚在位的时候就单独找浙东派首领讨
论如此重要的问题，内中所传达的政治信号非常微妙。　　“李善长年纪大了，也该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了，先生看是不是该换下他了
呢？”朱元璋诚恳地请教道。　　刘基在朝廷中经常受到淮西派的排挤，这其中有多少来自李善长甚至朱元璋
本人的授意？刘基并不想追究，他既有读书人兼济天下的理想，也有强权之下明
哲保身的智慧。相比李善长，刘基更为了解朱元璋的心性，或者说，他更了解拥
有“皇帝”这个光环的人的心性。他知道，朱元璋现在碍着统一大业未成，加上
还有些当年的同袍之情，不会大下杀手，但随着时间的积累，对权力的渴望必然
日益加深，到那时候，谁还胆敢呆在丞相的位置上，谁就是第一个屠刀下的冤魂
！　　“善长是元勋功臣，能够调和诸臣，不好立刻换掉。”您还是让李善长留在
这个棘手的位置上吧，千万可别指望我。　　“李善长经常在我面前揭你的短，你还这么替他说情吗？”朱元璋看着刘基
，“朕想让你接替他呢。”　　果然好的不来坏的来，刘基乍闻此语，吓了一大跳，匆忙顿首叩头：“臣的
才能不足以担任丞相之职。”开玩笑，真当上丞相，不等朱元璋下杀手，单是淮
西派大小臣工明着白眼、暗着小动作就够受的了，还是不要跳进这个火坑为好。　　“那么你看杨宪如何？”杨宪，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位被李善长找了个由头
罢黜的杨希圣的兄弟，现在是中书右丞，就在仇人李善长的手下干活。在李善长
还没提出退休请求的时候就开始考虑让他的对头来接班，朱元璋安的什么心思呢
？　　“杨宪有丞相的才能，但没有丞相的器度。”　　“汪广洋呢？”汪广洋在洪武元年是中书省的参知政事，可没干几天就被外
放到陕西去了。　　“汪广洋器量狭小，还不如杨宪呢。”　　“胡惟庸呢？”胡惟庸这时还没进入中书省，只是分管朝廷祭祀礼仪的太常
寺卿而已。　　“不可不可，胡惟庸只不过区区小犊，一亩三分地还行，若是重用，只怕为
祸不浅。”　　提名三人，否决三人，朱元璋只剩下了沉默。　　日后诸事底定，这段话反复为后人所咀嚼，成为刘基断事如神的铁证之一。
朱元璋明明知道了刘基对这三个人的看法，却还是先后将这三个人派到了中书省
，让这三个没有宰相之材的家伙坐在宰相的高位上，所引发的结果，自然会偏离
中书省本应承担的责任，却日益接近朱元璋本人对他们的期望——如果他真的需
要兢兢业业完美无缺的好宰相，继续留任李善长或是直接任命刘基就行了嘛，让
杨宪、汪广洋、胡惟庸这票人上台，当然是故意留给他们犯错误的机会。　　且说这段著名的对话结束之后不久，洪武三年下半年，李善长因病回家休养
，而徐达还领兵在外，中书省一时没了主事的人。朱元璋把汪广洋从陕西调回来
担任中书左丞，意思是让他主导政事。但汪广洋为人真是懦弱到了极点，本来明
朝以左为尊，他身为中书左丞，比担任中书右丞的杨宪地位高，但却处处受杨宪
的制约，被杨宪步步紧逼，说汪某人对母亲不够孝顺，“奉母无状”，没几天就
被赶出了中书省，甚至还被判流放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去。　　汪广洋被赶出中书省后的当年七月，朱元璋提拔杨宪担任中书左丞，成了中
书省的实际负责人，同时将胡惟庸调入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排挤走了汪广洋，
杨宪自以为得志，丝毫没有考虑到胡惟庸进入中书省是为了制衡他，胡惟庸在他
眼里，根本就没有威胁——胡惟庸虽然很早就加入朱元璋集团，但他一直都担任
中下层官吏，无论是论在反元建明的斗争过程中的功劳，还是论和朱元璋本人的
亲密程度，都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完全没法和他杨宪相提并论。　　杨宪刚有了实权就忘乎所以，直接把矛头对准了仇人李善长，他的躁进为自
己招来了灭顶之灾。就在成为中书左丞的当月，他就犯了案子被朱元璋给宰了。　　史书上对杨宪之死含糊其词，只说是犯事被诛，犯的什么事？没人知道。只
知道在他死后，汪广洋迅速被从流放的路上召回，继任中书左丞，参知政事胡惟
庸仍然留任。　　杨宪昙花一现，迅速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消失得那么蹊跷，其中内幕几
百年后仍然不为人所知。但在审视锦衣卫成立之前的历史时，有一批人活动的身
影逐渐浮现在人们眼前，梳理他们的活动，或许可以解释杨宪的突然死亡。这些
人大多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姓名，只有一个称呼——“检校”。　　检校，顾名思义，就是检查和考校的意思。检校不是正式官名，也没有办公
机构和固定人数，说白了，他们就是朱元璋安插在不同部门不同职业中的特务。
检校成员很复杂，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上至朝廷官员，下至贩夫走卒、和尚道士
，甚至路边乞丐都有可能是检校成员。　　话说明朝初建，朱元璋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他征集了一大批元末的儒士
来南京编纂经典。其中有个老儒士钱宰，七老八十了被朱元璋征调到朝廷参与编
纂《孟子节文》，老人家觉得工作辛苦，一天下班回家路上，想着工作起早贪黑
，不禁满腹牢骚。他本是个诗人，郁闷间诗兴大发，口占一绝：“四鼓咚咚起着
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天还没亮就爬起来
穿衣服，就这样到了午门还觉得我们来晚了，什么时候能回老家享受田园之乐啊
，我一定一觉睡到天大亮，早饭不熟都不起来……　　老头子诗做成了，牢骚也就发了，回到家啥事没有，一觉睡到四更天，继续
起早去上班。没想到朱元璋和颜悦色地问他：“先生昨天做的好诗啊，‘午门朝
见尚嫌迟’，嗯，这个‘嫌’字不太好，朕给你改成‘忧’字，你看如何？”　　钱宰瞬间惊出一身冷汗，立马跪下磕头谢罪，亏得他老虽老，身体还不错，
至少没有当场吓出心脏病来——皇上明鉴啊，老臣绝对不是不愿意为大明朝干活
啊，绝对绝对没有嫌弃工作的意思啊……您可千万不要杀我啊。　　朱元璋虽然经常有微服出宫的行为，但他前一天晚上并没有亲自跟踪钱宰，
更不曾亲耳听到钱宰吟诗，那么他是怎么知道钱宰做了这么一首诗的呢？当然就
是无孔不入的检校告诉他的了。　　这个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检校成员，可能是和钱宰擦身而过的某个年青
书生，可能是在他身后丈余外正在和小贩针对一颗白菜讨价还价的小厮，也可能
是对着钱宰宣过一声佛号讨过几枚随缘钱的游方和尚——他可能是钱宰下班路上
碰到的任何一个人！　　而且这些检校的工作效率实在非常高，听到钱宰的诗，当天晚上就能抄录一
份送到宫里，送到朱元璋的手上。显然，在皇宫里也有专人负责接收检校们的报
告，而朱元璋也会每天审看这些报告，如此才能在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对老头子
实行突然袭击。　　说来朱元璋对于老头子还是挺回护的，“午门朝见尚嫌迟”一句，“嫌”改
成“忧”，变成“午门朝见尚忧迟”，不但没了发牢骚的意思，反而还能读出几
分争着为国效力的感觉来呢。老实说，钱宰的牢骚诗，放到清朝，绝对够得上文
字狱的级别，少说也得灭他个三族五族的，但搁朱元璋这里，也就是戏弄一下酸
儒而已，反正钱宰没有因为写这首诗受到什么处罚，还是好好地回衙门编他的《
孟子节文》去了。　　如此完备的检校报告制度，不会一日而成，他们的工作可以追溯到明朝建国
以前，朱元璋手下就有这么一批由他亲自领导、负责情报工作的家伙。当时天下
群雄四起，反元斗争形势复杂多变，朱元璋要想从中脱颖而出定鼎天下，情报工
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自古以来，情报工作就被视为没有硝烟的战场，我往你那里派间谍，你往我
这里派细作，其间的阴谋血腥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作为情报人员的检校，
在朱元璋建立明朝过程中一定也发挥了不少的作用。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并没有解散这些检校，反而赋予了他们新的工作内容—
—监察朝廷上下的一举一动，详细汇报。这朝廷上下可不光是指在职官员，还包
括他们的家属，甚至已经退休的官员，全部都在监视范围之内。　　朝廷的官员们，尤其是一些和朱元璋走得比较近的功臣们，包括徐达和李善
长，他们都知道朱元璋手下有这么一批专门从事监察工作的人。对于这些人，功
臣们可谓是心理复杂，一方面，当日出于斗争形势需要，后方的文官、前方的武
将都需要情报，检校的存在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明朝建立以后，在朝堂上论
起功劳来却很少有他们的那一份。另一方面，检校组织一向由朱元璋自己掌握，
从不假手他人，这些功臣们也不知道自己身边谁是检校，也不知道自己哪天在什
么地方做的什么私密事情第二天就有可能被朱元璋问起……谁没个七情六欲贪嗔
痴狂啊，总不可能时时端着架子做样板。于是乎，朝廷之上人人自危。　　再回到杨宪之死，朱元璋虽然亲自领导检校组织，但他也不可能事必躬亲，
也需要有人替他管理，据说杨宪就是检校成员，而且还是其中的领导人员。　　作为文官中的一员，杨宪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并不低，并且他很有能力，
就连刘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前面那段著名的对话中，刘基认为杨宪是有丞相
的才能的，只是他没有丞相的器量而已。器量，对于一国的宰相来说是必备的品
质之一，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是也。刘基为何如此断定杨宪没有做丞相的器
量呢？想来杨宪是检校一员的事情对于国初功臣们来说也不是秘密，要做一个好
的情报人员，必然有很强的观察力，但似乎不必须要有器量，锱铢必究，不放过
任何可能的线索，宁错杀三千不放过一个似乎才是情报人员应该具备的素质。　　而杨宪也的确具备这样的素质。且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前一年，也就是1367
年，他终于打败了大敌张士诚，随即就将张士诚的地盘、原元朝江南行省改称浙
东行省，派外甥李文忠担任行省右丞，总管军务，杨宪名义上作为属官随行辅佐
。临出发前，朱元璋告诫杨宪说：“李文忠是我外甥，他年纪还小，没有什么历
练，浙江方面的事务都由你做主。如果出了问题，我只拿你问罪。”　　杨宪不光是李文忠的属官，他更是朱元璋不放心外甥掌管军务而派出的检校
。果然，杨宪并没有因为李文忠是朱元璋所宠爱的外甥而有所顾忌，不多久就向
朱元璋报告说李文忠不听他的话，任用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祎等
人干预公事。那时浙江作为前敌占区，许多读书人都在张士诚手下做过事，如今
虽然归到了朱元璋的地盘，但对这些人，朱元璋却始终不大放心。一听到杨宪的
报告，他立刻派人把这五个人押解进京，结果屠性、孙履被杀，其余三个人则充
军发配。　　李文忠呆在浙东时间并不长，杨宪在短时间内迅速掌握了李文忠手下官员的
动向，并一一向朱元璋汇报，他可称得上是个合格的情报人员。因此，在明朝建
国后杨宪被任命为检校组织的负责人也是很有可能的，若是搁在明朝中后期，说
不定他也是个飞扬跋扈的锦衣卫大员了。　　要这么一个情报组织的头子做宰相，也只有朱元璋才能想得出来吧。或许在
朱元璋眼里，有丰富情报工作经验的杨宪，正可以成为他安插在中书省的一枚有
用的好钉子。然而杨宪太让朱元璋失望了——他一进入中书省，就像是变了个人
似的。　　以前杨宪做检校工作，向朱元璋报告某人某事还都有凭有据，但可能是兄弟
杨希圣被罢黜的事情对他的打击太大，他面对李善长表面上不得不恭恭敬敬，私
下里却一直想扳倒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杨宪多次向朱元璋进言说：“李善长无大才，不堪为相。”李善长是何等人
物？别说李善长曾经为朱元璋建立明朝立过多少功劳，单只论洪武初年的朝局，
除了李善长，真个再没有第二人堪当宰相重任了，正如刘基所说的那样，协调众
臣、统合政务正是李善长之所长。只怕在朱元璋心里，十个百个杨宪也抵不上一
个李善长，杨宪这样冒进，终于辜负了朱元璋对他的期待。　　表面上，中书省的几个办事大臣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派系，因为李善长罢黜了
杨希圣，更因为杨宪在朱元璋面前诋毁李善长，他自然被划到了淮西派的对立面
。胡惟庸就曾经忧心忡忡地对李善长说：“如果杨宪当了丞相，我们这些淮人都
不能当大官了。”他把杨宪划到了刘基的浙东派，若是杨宪当了丞相，他的后台
刘基自然大权在握，那么一贯打压浙东派的淮西人士就别想再出头了。他们要趁
着朱元璋还没有明确转向浙东派时抢先下手赶走杨宪。　　正好杨宪借着不孝顺的由头打击汪广洋，短短一个月内，把汪广洋赶出中书
省还不够，竟然还要赶到天涯海角去，难保下一步是不是在流放路上直接处死…
…这样的人留不得！于是在淮西派大臣的集体威压之下，杨宪被朱元璋处以极刑
。　　上述虽然都是猜测，但在情理之中。然而历史总是存在多个侧面的，就刘基
这方面来看，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李善长、胡惟庸他们容不下杨宪，刘基对杨宪也是一样的。站在淮西派的对
立面并不一定就是浙东派的支持者——敌人的敌人可不一定是朋友。杨宪的后台
不是刘基，而是朱元璋。他进入中书，自以为得到了朱元璋的全部信任，以总揽
中书大权为目标。不光李善长是他的目标，曾和皇帝论相的刘基也一样。在杨宪
心里，他只是排在刘基之后的第二顺位，那么只要刘基在朝中，说不定哪天朱元
璋就想起他的才能来替换下了自己呢？不把刘基扳倒，杨宪心里同样不会安稳。　　对于杨宪之死，史书上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记载，一种说法是李善长、胡惟庸
他们向皇帝告发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陷害汪广洋，另一种说法是刘基向朱元璋报
告了杨宪的种种阴私之事，才使朱元璋最终下了处死杨宪的决心。唆使侍御史陷
害朝廷大臣，虽然是大罪，其实罪不至死，然而不管是李善长、胡惟庸还是刘基
，他们都不希望杨宪活着。　　这些功臣们都知道杨宪是检校出身，他们不会允许朱元璋把整个大明朝变成
一个用特务手段控制的国家，因此在杨宪之死上，他们才能够抛弃以往的成见，
联手出击，一定要置杨宪于死地吧。　　而朱元璋此时显然还念着和功臣们出生入死的种种情谊，更重要的是他还没
有下定彻底改组中书省体制的决心，为了一个小小的杨宪，让功臣们和他离心离
德，实在是得不偿失。于是他借题发挥，罪不至死的杨宪就这么完蛋了。　　于是乎，皆大欢喜。　　当然，杨宪之死只是个开始，朱元璋并没有因为一个检校的死而放弃整个检
校组织，反而使他警惕——他总要知道真实的朝臣的行动和事情，但大明朝那么
大，每天送到龙案上的奏章却那么少，有多少事情没有让他这个皇帝知道，中书
省就单独处理了呢？检校必须存在，只有他们才能给他最真实的朝廷动向报告，
才能使他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既然朝臣们都讨厌检校这样的特工人员，那么我就
跟你们玩更阴的。　　杨宪死后四个月，也就是洪武三年的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公、侯、伯
等功臣家里都赐卫队120人，由一个百户统领——这120个人里，没人知道有几个
检校存在。　　且说杨宪死后，李善长老病在家，从流放路上召回的汪广洋成了中书省的实
际负责人，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告老还乡，汪广洋升为中书右丞相，胡惟庸继
续作为他的属官留任。然而汪广洋实在运气不好，前回辅佐他的杨宪一门心思要
把他赶出中书省，这回辅佐他的胡惟庸对他也没表示多少尊敬之心，中书省的好
多事情，胡惟庸自己就做了决定，根本就不知会他这个名义上的中书左丞和后来
的右丞相。而经过了上次罢职流放的折腾，汪广洋大概也看开了，他抱定一个原
则：没有原则就是我的原则，对中书省的事务“默默无所可否”——你胡惟庸不
是仗着会迎逢皇帝，韩国公李善长又是你的后台，就大权独揽吗？我也不和你争
，也不跟你摆左丞或者右丞相的架子，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只要老老实实地
保命就好，绝不掺和。反正咱们大明朝做事要讲究资格辈分，你再折腾，只要我
不死，我资格比你老，论起宰相人选来，我总是要排在你前头的。　　胡惟庸自然也知道这一点，汪广洋越是懦弱不争，他越是步步紧逼。　　到了洪武四年，刘基和李善长一前一后告老还乡，离开了朝廷。然而这两个
老家伙同样的退身避祸之举，最终却都没能如愿以偿。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从此就剩下了汪广洋和胡惟庸。　　第一个目标，胡惟庸！　　胡惟庸，在明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个不能回避的名字。在汗牛充栋的
论述中国官制的论文中大家经常可以看到：朱元璋一手炮制的“胡党”谋逆大案
，使得丞相这个古老的官名在历史长河中彻底消失，也使皇权统治在明朝达到了
顶峰。　　顶着“造反”罪名而死的胡惟庸，细数起来，其实也蛮可怜的。　　胡惟庸和李善长是同乡，他在反元建明斗争中没有留下过什么值得大书特书
的事迹，在洪武三年进入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以前，当过知县、通判等小官，最
高做到太常寺卿，只是个分管礼仪祭祀的清水衙门的长官而已。从清水衙门进入
政务中枢，胡惟庸的飞跃速度简直像是坐上了直升飞机，而带他飞上天的人，正
是他的老同乡李善长。　　洪武三年过半的时候，李善长身体很不好，不得不在家病休，而此时的中书
省大权都掌握在杨宪的手里。杨宪可不是淮人，而且还是检校的成员，作为淮人
首领的李善长不能不为自己身后的小集团利益打算。大概李善长也从什么地方知
道了朱元璋和刘基论相的事情，在痛恨刘基的同时，也了解到皇帝看好胡惟庸。
正好胡惟庸是自己的老乡淮西人，于是李善长就向朱元璋上书保举，一来迎逢圣
意，二来也能将淮人继续安插在政府最高机关里，可谓是一举两得。　　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正式离开中书省，汪广洋升到右丞相的高位，胡惟庸
则接替了汪某原本中书左丞的职位。史书上说胡惟庸在杨宪死后，“以曲谨当上
意”，因此“宠遇日盛”，从此更加不把汪广洋放在眼里。　　若说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首领，那么胡惟庸就是这个把持朝政的小集团的第
二把手。李善长本人虽然离开了宰相位置，但在朝堂上的影响力没有丝毫减退，
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大多是他的旧部，要想搞好朝政，就必须和李善长搞好关系
。胡惟庸本身就是淮人，他又一力结交李善长，相比之下，汪广洋这个非淮西集
团出身的右丞相实在不好开展工作，也难怪他只能“无所建白”了。　　胡惟庸可不打算放过汪广洋，胡惟庸和杨宪一样，一门心思要爬到权力顶峰
，成为中书省的宰相第一人。杨宪被干掉以后，胡惟庸前面的绊脚石就只剩下汪
广洋一个人而已，又岂能轻易放过？不过汪广洋的错处可不好找，此公小心谨慎
，对于大小政务从不擅专，简直就是“尸位素餐”这个成语的最好体现。然而就
在胡惟庸郁闷没招的时候，朱元璋却替他解决了这个难办的问题。　　朱元璋也实在忍受不了汪广洋的碌碌无为，叫你压制杨宪，你反而被赶出京
师，叫你主持政务，你把活儿都推给胡惟庸，我还用你干什么？——洪武六年（
1373年）正月，朱元璋以“无所建白”的理由罢免了汪广洋右丞相的职务，让他
去遥远的广东行省当参政，转而让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的职务把中书省的工作全都
名正言顺地抓起来。这回汪广洋以为真正离开权力中心，可以保全性命了，但朱
元璋并不准备让他如此逍遥，过了没多久，就又把他召回朝廷，让他做了左御史
大夫。让这么懦弱的人当监察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对于炙手可热的胡惟庸来说，
正是皇帝对他信重的表现。果然，汪广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和他以前在中书省毫
无区别，一无建树，丝毫没有影响到胡惟庸的相权。　　且说汪广洋被派往广东后没过多久，胡惟庸的侄女与李善长的侄子就商定婚
姻，结为了夫妻，这样一来，胡、李二人就变成了间接的儿女亲家。有了这层亲
戚关系，胡惟庸俨然已成了李善长在朝堂上的代言人，支使起李老大人在朝的旧
部来如臂使指，顺手顺心。大概也因为这层姻亲关系，使得胡惟庸和朱元璋的关
系也更加密切，洪武六年七月，胡惟庸升为中书右丞相，实至名归地主持中书省
的政务。此时的中书省，自从李善长退休以后，左丞相的位置一直空缺着，而徐
达虽然一直兼着右丞相的头衔，但他为人谨慎，加上常年带兵在外，政务方面是
一点也不可肯沾，就这样，胡惟庸这个新的右丞相就变成了独相。　　死了杨宪，走了汪广洋，又和李善长结了亲家，胡惟庸可谓是志得意满。随
着权势的增大，此公日益纵横跋扈，对于胆敢挑战他权威的人是一个也不放过。　　胡惟庸第一个要对付的人，就是已经退休在家的刘基。朱元璋和刘基论相的
对话，本来应该是极为机密的，但不知怎么回事，竟然弄到举朝皆知的地步——
日后等到胡惟庸案发后，才有人想到可能是皇帝派检校故意传出的消息——别说
刘基本就是淮西派的对头，单只这次论相，就足以使胡惟庸对刘基深恶痛绝了。　　刘基自从洪武四年告老还乡以后，就一直安养在老家浙江青田，他深知检校
无处不在，而朱元璋猜忌之心更从无休止，为了证明自己完全放弃朝廷之事，他
从来不见当地官员。有一次，青田知县以布衣身份去见他，和他相谈甚欢，分别
之时说自己是青田知县，对先生仰慕已久才来拜会，刘基一听马上下跪，口称小
民，并从此再不见客，其幽居如是——可饶是他这么小心谨慎，但却仍没办法跳
出混浊世事。　　浙江和福建交界处有一个叫谈洋的地方，这地方离刘基的家乡不远，他不愿
意这里不服王化，一向被盐枭所占据，就向朱元璋奏请设立巡检司进行管辖。盐
枭不服，聚众作乱，刘基派大儿子刘琏将写清这件事情原委的奏章带到京师，没
有经过中书省，而是直接送到了朱元璋的手里。刘基是聪明人，他知道胡惟庸和
自己一向不对付，如果通过正常渠道，朱元璋很有可能看不到这份奏章——中书
省有权在皇帝之前先拆看大臣的奏章，如果落到胡惟庸手里，这份文件肯定会被
截留在中书省内。刘琏此时还没有功名，只是一介平头百姓，他只身来到南京城
，怎么能把奏章交到皇帝的手里呢？大概是刘基过去认识的检校从中帮的忙吧。　　然而胡惟庸马上知道了这件事——也不知哪位检校的功劳。绕过中书省直接
向皇帝上书，这件事对于新官上任的中书执掌人来说，实在是太丢脸了，于是新
仇旧怨一齐涌上胡惟庸的心头。胡惟庸立刻指使刑部尚书吴云上书弹劾刘基：“
刘基曾经说谈洋这个地方有王气，他看中了，想死后把墓建在这里，当地百姓不
肯让地，这才请求朝廷设立巡检司驱逐百姓，好拿到这块好地方。”——说看中
一个地方有王气而把墓建在那里，这是封建时代对一个臣子最大的诬陷方法之一
，王气只能皇帝本人有，做臣子的图谋这个就是要造反啊。古人迷信得很，祖宗
坟地建在哪里是会影响子孙后代的大事，而王气这种东西来无影去无踪，却是诛
心之论——你刘基不是以能掐会算出名吗？我们就用你拿手的法宝来坑你，况且
这种玄而又玄的东西你还真不好辩解。　　朱元璋不愧为一代雄主，他虽然也敬天祭天，但并非一个绝对迷信的人，当
年李善长之所以能得到他的信重，不是因为说自己的老家和汉高祖刘邦的老家离
得近所以有王者之气，而是李善长利用刘邦的故事激励了自己的缘故。因此朱元
璋看到奏章后并没有如胡惟庸所愿的那样按造反罪逮捕于刘基，当然，这种事情
也不可能完全无视，于是象征性地处以了夺俸的处罚。但刘基在老家却坐不住了
，他不顾老病之躯，千里迢迢赶到南京城，向朱元璋当面谢罪。　　这一下羊入虎口。　　刘基进京之后就病倒了，这一病经年，而胡惟庸并没有忘记他，也不会就此
放过他。据说胡惟庸曾派医生到刘基那里去看病，刘基吃了医生开的药，“有物
积腹中如拳石”，反而导致病势加重。到洪武八年三月的时候，这位能掐会算的
刘伯温先生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朱元璋派人护送他返乡，当年四月，他就
死在了自己的家乡。　　这一番争斗，朱元璋只在一旁看着，胡惟庸上蹿下跳的表演在他眼里和小丑
没什么两样。此时的朱元璋，心里已经渐渐有了改组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的想
法，但如此大动作非得有人祭血才行。胡惟庸做中书右丞相以后，收受贿赂、任
意处分官员、截留奏章都是有的，但靠这些把柄来定他的罪，分量还嫌不够。　　虽然也有人弹劾胡惟庸，但朱元璋不但不去追究，反而将这样的官员交给胡
惟庸自己处理——朱元璋亲点的状元吴伯宗时任礼部员外郎，举朝逢迎胡惟庸的
时候，他头脑十分清醒，始终不肯阿附，不仅如此，还向朱元璋上疏告发胡惟庸
的种种不法行为。胡惟庸一怒之下把他贬了官，差点没把他整死。　　到了洪武九年（1376年）的时候，胡惟庸在右丞相的位置上已经坐了三年。
而朱元璋仿佛是为了让他更好地专权似的，这一年，中央政府撤消了中书省编制
中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职位——平章政事就是副宰相，虽说多年空缺，
位置此前可一直没有废除。同时，在地方上废除了元朝实行的行中书省制度，改
由承宣布政使司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直接向中书省负责。本来在中书省的编制中
，左、右丞相最高，其下分别为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参知政事，如今废除了平
章政事和参知政事的职位，中书省只剩下了左、右丞相和左、右丞的编制，其下
虽然增设了几个和地方布政使司相联系的位置，但不过是辅助丞相而已。这一来
，胡惟庸在中书省，进而在整个大明朝，都可以说是获得了真正一言九鼎的权力
。　　仿佛是故意拉拢淮西派官僚似的，朱元璋也并没有忘记已经退休的首功之臣
李善长——他把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嫁给了李善长的儿子李祺，两人从此结成儿
女亲家。为了给儿子办喜事，李善长喜洋洋地来到了南京城，这时候，沉寂多年
的汪广洋突然跳了出来。　　要说汪广洋此人在明朝初年担任地方官时还是颇有政绩的，对他的评价也不
低——“廉明持重”。但不知怎么回事，每当他在中央任职时，就完全看不出当
地方官时的智慧，从最早被杨宪排挤，到后来受胡惟庸的气，他都没有任何反击
的意思，一直都老老实实的任人宰割。他这个左御史大夫，本来有着监察百官的
权利，但他这几年似乎完全忘了自己还有这种权利似的，由得胡惟庸结纳百官、
专横跋扈。但泥人也有土性子，到了洪武九年，临安公主和李祺完婚后，汪广洋
突然发飙，他联合御史大夫陈宁上疏进言：“李善长恃宠而骄，十分放肆，陛下
前些日子生病，有近十天没有临朝视事，他却不问候一下陛下的病情。驸马都尉
李祺有六天不上朝，把他召到大殿，他也不肯谢罪，这是对陛下的大不敬。”—
—竟然直接把矛头对向了胡惟庸的总后台，朝中人人皆知的皇帝的大功臣、韩国
公李善长。　　真不知道汪广洋是怎么想的，按说这些年胡惟庸贪赃枉法的事情其实不少，
他身为御史大夫，又和胡惟庸不对付，应该握有不少过硬的证据，找好时机一举
将胡惟庸赶下台才是正事。结果他竟然以皇帝生病时李善长没有问候、驸马六天
不上朝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跳过胡惟庸，直接去挑战李善长！——或者，他是在
用这种小事试探朱元璋对于李善长的态度吧。　　其实朱元璋等这样的奏章很久了，奏章的形式是对的——弹劾功臣，但内容
却实在不足以论罪——里边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果因为这种事降罪于亲家
，那也实在太说不过去了。不过在朱元璋眼里，好歹这回汪广洋总算是开窍了。　　于是，李善长被扣去年薪1800石以示惩戒。不过，没几天又给他兼上“总中
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督圜丘工”的差使，这几项的薪水加起来
，比起被扣掉的年薪只多不少，更何况所谓“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
国大事”，虽然不是宰相，但将国朝三大中枢机关一网打尽，党政军一手抓，根
本就是荣宠到了极点……这一下任谁也看得出来，皇帝对于李善长的信重没有丝
毫褪色，那些本来想跟着汪广洋后边跃跃欲试的人们立刻就沉默下来。　　当然也不能凉了敢于告发功臣不法行径的汪广洋的心，转过年来的洪武十年
（1377年），汪广洋再次进入中书省，升任中书右丞相。然而这次升官才真正寒
了汪广洋的心——这个右丞相的位子是胡惟庸腾出来的，胡惟庸在当年正式被任
命为大明朝最高行政长官的职务——中书左丞相。昔日自己的辅佐官，现在爬上
去当自己的顶头上司，这回汪广洋彻底死心，再也不敢搞任何触怒胡惟庸或李善
长的花样了。　　胡惟庸终于位极人臣，而朱元璋的网也渐渐开始收紧。　　洪武十年六月，朱元璋对着以胡惟庸为首的大明朝新政府领导班子训话：“
凡是清明的朝廷，都是上下相通，耳目相连；凡是昏暗的朝廷，都是上下隔绝，
聪明内蔽。国家能否大治，其实和这点有很大的关系。我经常担心下情不能上达
，因此不能知道治政的得失，所以要广开言路，以求直言。”听到这话的新任中
书左丞相胡惟庸还以为这只是每个开国皇帝的老生常谈而已，他并不在意，反正
再怎么上下相通，广开言路，所有的表章奏疏中书省都是有权先过目的。　　然而到了七月，一个大棒突然打到他的头上——通政使司正式宣告成立。这
是朱元璋新创立的一个部门，所谓通政，乃是朱元璋将政务比作水，认为水需要
流通才好，所以起名为通政使司。这个通政使司最重要的职能是“凡在外之题本
、奏本，在京之奏本，并受之，于早朝汇而进之。”——所有的奏章必须先经过
这个通政使司收纳整理，再转交相关职能部门。　　这个新的通政使司的横空出世，正是朱元璋开始在制度上削弱相权的开始。
明承元制，所有奏章都先进中书省，一般的小事就由中书省直接处理了——宰相
给出意见后发往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以及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等各相关
职能部门，若是大事，再呈给皇帝裁决。与此同时，所有奏章都不能直接呈给皇
帝，什么东西能让皇帝看到什么东西不能让皇帝看到，都由中书省来决定。这，
就是宰相制度最大的权力所在，也是朱元璋最不能容忍这个制度存在的根本原因
。　　通政使司的成立，宣告了朱元璋改变旧有制度的决心，给胡惟庸当头浇了一
盆冷水。胡惟庸不是笨蛋，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逐渐意识到了朱元璋不会允
许宰相再有以往的大权。先前废除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原来不是为了自己，而
是为了给设立通政使司铺路，这下将最能谋私的“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老规矩
改了，以后自己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　　制度虽然改变，但旧的习惯一时很难完全扭转，何况虽然成立了通政使司，
但宰相制度并没有消失。通政使司收上来的奏章还是要送到中书省，由丞相大人
决断，朱元璋要想知道朝臣们的奏章都写了些什么，最终还是得依靠检校。　　通政使司在最初成立的时间里基本上是作为中书省的秘书处存在的。朱元璋
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他在洪武十一年跟六部的人说：“做皇帝的人深居独处
，能明见万里，主要是由于他兼听广览，了解民情。胡元之世，政令都出于中书
省，凡事必先关报中书，然后才奏闻给皇帝，元朝又多昏君，所以民情不通，以
至大乱。这是我们要深以为诫的。”于是下诏，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直接奏
报皇帝。　　这一下对于宰相权力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从根本上动摇了宰相专权的基础。
胡惟庸之所以能够打压众臣，剔除异己，靠的就是旧制“奏事不许隔越中书”，
这个制度方便他扣压奏章，欺下瞒上。六部长官本来有事情都是通过中书省和皇
帝联系，但这个诏书使六部直接和朱元璋联系上了，若果真如此，则宰相的权力
就会被完全架空。　　扳倒那么多敌人，好不容易从建国初年的地方小官爬到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
位置上，还没怎么好好享受呢，就眼睁睁地被皇帝一点一点削弱手中的权力，这
是胡惟庸所不能接受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争之，反正都是个死，干脆铤
而走险。　　于是，胡惟庸开始策划谋逆，到了洪武十三年，他觉得时机成熟，准备行动
了——　　洪武十三年（1380年）夏天，胡惟庸向朱元璋汇报：“臣的家里出现了醴泉
，此乃祥瑞之兆，希望陛下驾临臣的家中观赏。”所谓“醴泉”，乃是说泉水清
香馥郁，如同好酒一般，胡惟庸说他家里中有一口井，井水突然变化，涌出的全
是美酒。　　闻听此事，朱元璋大感好奇，于是就在五月初二日从西华门摆驾出宫，前往
胡府。然而皇帝的车队走了没有多远，突然看见一个人从道路旁边直冲出来，拦
住了御驾。卫士们害怕此人是刺客，急忙冲上前去将其围住，拳打脚踢。然而这
个人一手扳着马车，一手直指胡府，满脸是血也不肯松手。朱元璋觉得奇怪，仔
细一看，原来此人是西华门内使，一个名叫云奇的宦官。　　朱元璋让人把云奇架到自己面前来详加询问，可惜这个时候云奇已经被打得
奄奄一息，说不出话来了。朱元璋见云奇一直指着胡府，料想此事必定与胡惟庸
有关，于是转身返回西华门，登上门楼远远望去。　　胡府距离西华门并不遥远，登高而望，亭台楼阁尽收眼底。不望还好，这一
望可把朱元璋吓了一大跳，只见胡府中有很多披坚执锐的武士，全都埋伏在走廊
两旁和墙壁后面。　　“胡惟庸想造反！”朱元璋急忙分派士兵前往围剿，很快就捉住了那位一人
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左丞相，随即将其押赴市曹正法。　　这就是“云奇告变”的故事——而至于那位忠心耿耿的宦官云奇，据说因为
伤势过重，没过多久就咽了气……　　锦衣卫挂牌　　胡惟庸犯下的所谓“谋逆”案，是朱元璋大杀功臣的肇始，也是他收回宰相
权力的最终一击。彼时我们这本书的主角——锦衣卫——还没有正式成立，朱元
璋身边仍然只有从建国前就成立的秘密部队——检校。　　关于“云奇告变”的荒唐故事，虽然也起源于明朝，但就连明朝人自己都不
相信。事实上胡惟庸死的那一年，他的罪名还并不是谋反，只是“擅权枉法”而
已，“谋逆”的罪名和诸多罪行都是后来才陆续加上的。在胡惟庸身死之后，他
的案子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牵扯进来的人越来越多，最终，就连李善长也被
拉进“胡党”，掉了脑袋才算完事。　　且说从洪武十一年朱元璋拿六部训话后，原来在中书省辖下的六部就此获得
了越过中书省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的权力，这给朝政带来了不小的混乱。一个体
制里，一对一的单线管理最简单，放到大明朝就是皇帝—中书省—六部，按制度
来说，六部还是属于中书省的管辖范围，六部的尚书们应该对胡惟庸负责；但按
皇帝的金口玉言来说，六部可以直接给皇帝写报告。这样很多事情处理起来就比
较麻烦了，你不能不告诉皇帝——皇帝他老人家说了得告诉他嘛，也不能不告诉
中书省——就算皇帝批了条子，也得由中书省发布啊，横竖是绕不过中书省的。
这一下变成多头管理，于是乎，六部的官员们在皇帝和宰相之间疲于奔命，难免
出错，这更让朱元璋下定了废除宰相制度的决心。　　屠刀挥动的肇端发生于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国（在今越南国
东南部地区）来使进贡，按说这种外交大事，从正常制度上来说，中书省接到报
告后应该上报朱元璋，从朱元璋训话的角度来说也应该由相关负责人直接汇报给
皇帝才对。然而，朱元璋并不是从中书或是礼部那里知道有外交使节来南京的消
息——相关人员竟然没有报告给朱元璋！　　史书上说是某个外出办事的宦官看到占城国的使者，然后告诉了朱元璋，使
得朱元璋龙颜大怒——这没有留下名字的宦官，或许也是他的一个检校吧。　　朱元璋找来胡惟庸和汪广洋，责问他们为何隐瞒不报。汪广洋自从再入中书
以来，更加小心谨慎，上次挑战李善长失败反而被朱元璋重新放入中书省，他知
道，他应该成为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的一柄利剑，继续去挑战胡惟庸甚至是李善
长，这才是他的君王所需要的。世上有的人在逆境中会激发潜力，越是困境就越
要抗争到底，但汪广洋不是这样的人，在这些年来的宦海生涯中，他最初为民做
事的豪气日渐消磨，洪武九年对李善长的弹劾，是他唯一一次爆发，当时想着不
成功便成仁，却没料到既没成功也没成仁，还被朱元璋当成打手又被扔进了中书
省。他知道，迟早朱元璋会拿中书省下手，他此次再入中书省，恐怕很难再活着
走出去了，这让他彻底崩溃。他开始酗酒，似乎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中才能寻得心
灵的安慰。工作中的事更是应付一下，根本就不过心，胡惟庸爱耍什么小动作就
耍什么小动作，他是一概不问，得过且过，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对于这次重大外交失误，汪广洋根本就没反应过来，在朱元璋面前只是磕头
而已，胡惟庸辩解说这种事情一向都是礼部负责，都是礼部的错。朱元璋又找来
礼部官员和两位宰相当面对质，礼部官员面对两位宰相也毫不畏惧，说这种事我
们已经给中书省打过报告了，是否上奏皇上得看中书省的意思啊，我们只是底下
做事的怎么敢擅专呢——又把皮球踢了回去。　　这下朱元璋怒了，皮球踢来踢去，竟没有一个有担当的肯承认错误。既然都
不认错，那就都别安生了。于是把礼部负责接待的相关人员全都下狱，暗中让检
校调查真正敢将此事压下隐瞒不报的指使者。明面上，两位宰相只被骂了一顿，
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罚。胡惟庸和汪广洋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回到中书省，不知在
中书省昏暗的烛光下，这两位老对头是否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绝望的神情——
这绝望既是属于胡惟庸的，也是属于汪广洋的，甚至，是属于胡惟庸身后的李善
长的。　　命运的转轮既已启动，断无停下之理，朝中诸大臣都看出了朱元璋要把火烧
大的决心。胡惟庸和李善长坐的宰相高位，表面光鲜无限，朝中有无数大臣眼红
，早就想取而代之。这次在外交方面出了这么大的岔子，恐怕他们二人相位不保
，自己何不落井下石，从中渔利呢？能扳倒一个是一个，说不定哪天那个耀眼的
职位就能落到自己头上呢。　　过了不久，占城外交接待事件调查结果出炉——汪广洋是罪魁祸首。朱元璋
对这个调查结果并不满意，大家都知道汪广洋一向尸位素餐，要说他是主使者，
别说朱元璋，恐怕那些参与调查的人也都不相信。这个调查结果看在朱元璋眼里
，只能说明胡惟庸在朝中的势力太过庞大，已经完全架空他这个皇帝的权威，到
了不除不行的地步了。但要除掉胡惟庸，必须有过得去的理由，而且总不能让皇
帝自己去说，得由臣下发难才好，挑来选去，一个叫涂节的大臣被他挑中了。涂
节是御史中丞，负有监察百官的责任，由他出面告发胡惟庸，很是合适。　　为了不打草惊蛇，汪广洋仍然被牺牲掉了，他先是被贬官到广东，还没走到
呢，朱元璋又追加一道圣旨，内容是说他以前当地方官的时候包庇犯法的宗亲朱
文正，后来在中书省的时候明明知道杨宪的奸邪却不报告，结论是“赐死”。汪
广洋几乎是以解脱的心情来接的圣旨，这样的场景，在他的梦里已经反复出现过
无数次了吧，以前需要借助酒精的力量摆脱梦魇，这一次却是不用再担心什么了
……　　汪广洋只是身死，朱元璋没有连罪他的家人，但汪广洋有个陈氏小妾，得到
汪广洋死去的消息后也跟着自杀了。古时丈夫死了，没有子女的妻妾从死，是贞
洁的行为，很多帝王都会给这样的女人以表彰，但这个消息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
，引起的却是反效果。随着陈氏小妾自杀殉夫的消息一起报告给朱元璋的是这个
女人的身份——她是犯官之女，其父曾是个县令，因犯了法，妻女都被卖为官奴
，不知怎么竟成了汪广洋的妾室。朱元璋知道后大怒：“从来官奴只能赏赐给功
臣之家，汪广洋这样的文官怎么能纳之为妾呢？”　　朱元璋立刻下令有司彻查，于是从胡惟庸到六部各官人人自危，很多人都感
觉到了皇帝对胡惟庸的不满已经到达了极限。　　洪武十二年（1379年）十二月，御史中丞涂节向朱元璋告发胡惟庸涉嫌谋杀
诚意伯刘基——胡惟庸找人给刘基看病的事情广为人知，刘基此后不久就去世了
也是事实，虽然这两者结合起来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真相。　　不过朱元璋不需要真相，他需要的只是杀人的理由。　　不知道胡惟庸洪武十三年的春节是怎么过的，反正御史中丞涂节没闲着，他
觊觎丞相的位置很久了，如今揣摩上意，看到胡惟庸已经明显失宠，就准备给胡
惟庸最后的致命一击。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初二，整个大明朝还沉浸在过年气氛中的时候，
南京城里却剑拔弩张，涂节向朱元璋告发——中书左丞相胡惟庸意图谋反！　　朱元璋接到报告后毫不含糊，立刻命人把胡惟庸抓起来，还没等涂节高兴呢
，一转脸又说涂节本来就是胡惟庸一党，还拉上了曾经和汪广洋一起弹劾李善长
的御史大夫陈宁，洪武十三年正月初六，朱元璋将这三个人一起宰了。　　天威震怒，雷厉风行，大过年的，突然一下死了一个丞相、一个御史大夫和
一个御史中丞。在胡惟庸死后发布的文告里，他的罪名是“擅权枉法”，罪行倒
是一抓一大把，从肆意打压自己的对头到私扣奏章，从收受贿赂到专权独断，乃
至于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几乎是无所不包。　　在大臣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到了正月十一日，又有两道圣旨发布——废
除中书省！废除大都督府！　　两道圣旨把中书省和大都督府的后事安排得十分详尽，内容之缜密、细致，
使朝中大臣们终于明白，朱元璋发布这两道诏令绝非一蹴而就，而是酝酿了很久
的结果。　　中书省作为大明朝最高行政机关的历史到此结束，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整个中书省的官员编制几乎全被废除，只保留了纯粹记录官性质的中书舍人一个
职位。原本属于中书省的权力全部收归皇帝一人所有，吏、户、礼、兵、刑、工
六部尚书的地位上升，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王朝政务的决策者和实行者之间再
无任何阻碍。同时，朱元璋还告诫群臣——今后他的子孙，都不能再说设立丞相
的事情，臣子们也不能请求设立丞相，不然就是死罪！　　而大都督府则被分割成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这五军都督府掌管
军旅之事，隶属于兵部，曾经和中书省分庭抗礼的大都督府编制就这么消失了。　　洪武十三年的春节，注定是让大明朝所有官员都难忘的一段日子。　　混乱的正月过去后，朱元璋真正开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运作。　　现在的大明朝，没了中书省的宰相掣手掣脚，朱元璋的皇权达到了历史的顶
峰。但权力必然伴随着义务，没过多久，这至高无上的权力所带来的副作用就显
现出来了。　　身为皇帝，他必须要保证整个大明朝的正常运做，但他不是神，只是人。从
科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成年人每天需要有7到8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才能保证
身体健康和意识清醒，但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以后，一天的睡眠时间可能都没有
四个小时——从前一整个部门的工作现在压到他一个人身上，就是他有三头六臂
也无法负荷。有史学家统计过，在废除丞相制度以后，每天送到朱元璋面前的奏
章有近200封，大小共计约500件事需要他做出决断。而那时的奏章都是文四骈六
的儒士们写的，通常几万言的水分下来能有几百字的干货就不错了，就算一封奏
章5000字吧，200封就是100万字……就算每天不动脑子看100万字，你能看完吗
？何况还得动脑子去想这奏章到底讲的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面对如此繁
重的工作压力，朱元璋再有身为皇帝的自觉也没办法全部一肩扛下。　　再说，人的睡眠不足最容易导致精神紧张焦躁，朱元璋本来就不是个和气的
人，时间一长，脾气更为暴躁易怒，看着满朝臣子都不顺眼，要不是内廷有结发
的妻子马皇后照顾，外廷有皇太子朱标和亲家李善长支撑，只怕他一个暴怒，就
能要了满朝大臣的命。　　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朱元璋看朝臣也越来越不对劲儿。他一个人根本看不完
那么多奏章，就有许多推到明天再看，而明天又有新的奏章送到他的面前，必然
又有许多得推到第二天。而朝臣们上的奏章都是请示问题与决策，虽有轻重缓急
，但却没有不该办的，得不到回复就不敢实行，不敢实行在朱元璋眼里就是办事
不力，办事不力就该罚，挨了罚就更不敢自作主张而要事事请示……如此恶性循
环，朱元璋和朝臣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胡惟庸虽然死了，可李善长还在，朝廷中大部分官员仍然是李善长的老部下
，他们在胡惟庸死后，朱元璋对他们日益不满的情况下，自然又回到了李善长的
羽翼之下，以求平安。但这种做法在朱元璋看来，就成了结党营私和图谋不轨的
双重判断。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句古话在朱元璋这里不适用。他要剪除的
是李善长代表的文官功臣集团，他确信，这个集团已经腐化变质了，不再是自己
的可靠助手，而是分夺权力的对手。　　屠杀的理由并不好找。事实上，外廷的大部分政府部门都由这个集团的人把
持，即使在洪武十四年成立了大理寺和都察院，和刑部一起并称三法司，刑部受
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形成了大明朝廷正常的司法程序。但三法
司的人多为儒士，办案定罪既无眼力也无效率，朱元璋觉得实在靠不住。　　靠得住的只有自己身边的检校而已。　　检校从一诞生就为朱元璋一手掌控，为他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检校是个职
务名称，不是正式机构，它有侦察权，却不能扣押人犯和判罪量刑，要想让检校
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如果将检校放到外廷文官系统的
三法司的话，只会拘泥于国家法律和程序正义，而无法随心所欲。　　朱元璋将眼光收回到内廷，放到了自己身边的侍卫亲军上。侍卫亲军是皇帝
的私人卫队，将检校们放入其中，并赋予侦察之外的权力也是说得过去的。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终于决定将锦衣卫推到台面上来了。　　早在朱元璋自立为吴王的时候，他就对军队进行了改革，废除了麾下军队中
的统军元帅一职——这个职务只能由朱元璋本人来担任，如今称王将来称帝，军
权是一丝一毫也不能放松的。他将全军划分为武德、龙骧、豹韬、飞熊、威武、
广武、兴武、英武、鹰扬、骁骑、神武、雄武、凤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
等17卫亲军指挥使司，相应地还废除了诸将因袭元朝旧制的枢密、平章、元帅等
称号，而是按照所率兵马的数量，5000人称为“指挥”、1000人称为“千户”、
100人称为“百户”、50人称为“总旗”、10人为1小旗。　　在朱元璋正式称帝建立明朝之后，又把这一军制推广到全国各个地方，按照
全国郡县划分军区，大致类似于今天的北京、沈阳、济南等各大军区。5600人以
上的军区称为“卫”、1200人以上的称为“千户所”，120人以上的称为“百户
所”——这一制度就是为我们熟知的明朝军队的卫所制度。　　回到中央，明朝军队最高指挥机构是前面说过的大都督府，由最高长官大都
督总领天下诸军事，这天下诸军事不光是对外征战，还包括皇帝身边的护卫亲军
——拱卫司。　　明初，皇宫的守卫任务由拱卫司担当，虽然亲近皇帝，但实际官职却很低，
长官只有正七品而已。拱卫司的人选也都是由大都督府选派，整天在皇帝身边晃
来晃去的人，自然要求很高，身高、样貌、体能、头脑一点都不能少。但朱元璋
对于这样的拱卫司并不满意，一来拱卫司原本属于中书省管——可见明初中书省
管辖之宽，后来转到大都督府下边，只不过转来转去总不是在朱元璋自己手里；
二来正七品的官职相对于皇帝亲军的名号来说，也实在太寒酸了些。　　于是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的同时，朱元璋也对拱卫司进行了改制——他把拱卫
司从大都督府的管辖下独立出来，改组成为亲军都尉府，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首都
警备区吧，指挥使品秩正三品——不但规格提高了不少，人数上也增加了不少—
—下辖左、右、中、前、后五军，统称为“侍卫亲军”，专门负责皇城的守卫工
作。　　此外新设了一个仪鸾司，长官品级为正五品。这仪鸾司真真正正是锦衣卫的
前身了，它的职责很大部分后来由锦衣卫继承下来且并发扬光大。　　仪鸾司，顾名思义，除了护卫皇帝外，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皇帝出行和朝
会时负责仪銮掌管卤簿仪仗——说白了，就是三军仪仗队，是国家和军队的脸面
所在。入选的校尉都是功勋贵戚家的子弟，功臣子弟们这时正是风华正茂，意气
风发的年纪，在日渐衰老的皇帝身边执行守卫工作，既是对功臣家族的肯定，也
是接近皇帝的好机会，因此，仪鸾司的校尉虽然品级不高，但却是十分显贵的职
务。　　自然，这么冠冕堂皇的仪鸾司，职责和我们所知道的锦衣卫相差太多了。锦
衣卫，在往后大多数人心目中，是黑暗的代名词，残忍、狡诈、无限的侦查手段
、无端的诬陷罪名才是锦衣卫的真实表现。但事实往往如此，表面的光鲜是真，
私底下的凶残也是真。　　于是，仪鸾司堂而皇之的表面文章就被锦衣卫继承下来。　　洪武十五年四月，锦衣卫成立。在史书中记载，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
之事。　　表面上，锦衣卫的成员多为恩荫寄禄，没有固定的人数，就是给功臣子弟一
个做官拿俸的出路而已。　　遥想大朝会之时，天色朦胧，雾霭氤醺中，身着飞鱼服，腰配绣春刀的“大
汉将军”一千多人鱼贯而出，手执銮舆、擎盖、扇手、旌节、幡幢、班剑、斧钺
、戈戟、弓矢……威武庄严，莫过于此。这些所谓的“大汉将军”，就是锦衣卫
的属下，自然，是表面风光的那一部分，在锦衣卫的设置中，有御椅、扇手、擎
盖、幡幢、斧钺、鸾舆、驯马等七个部门，他们负责锦衣卫职责里“侍卫”的那
一块内容。　　而朱元璋的检校们掌握的是“缉捕、刑狱”这两块。锦衣卫还设有经历司，
掌管文书出入；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这个镇抚司，就相当于现
在的军事法庭。　　名义上锦衣卫应该只管“本卫”的刑名，其他军队系统的只是兼理而已，更
谈不上外廷的刑狱之事了。但在锦衣卫的历史中，“本卫”两个字从一开始就被
扔在文件纸面上，朱元璋建立锦衣卫，要对付的正是外廷。　　锦衣卫的第一任指挥使在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不过综合各种蛛丝马迹来看
，曾经是检校成员的毛骧可能就是锦衣卫的第一任指挥使。毛骧很早就跟随朱元
璋，在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经是检校的一员，既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又深得朱元璋的
信任。　　毛骧带领锦衣卫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替朱元璋找到屠杀大臣的理由。这理
由在毛骧看来，其实很好找，就两个字——谋反。和谁谋反呢？和胡惟庸。　　以锦衣卫之能，想要找出些证据来证明胡惟庸谋反是很容易的事情，胡惟庸
虽然已经死了好几年了，但在朝廷中有不少和他有瓜葛的大臣，栽赃栽到死人头
上，他们更是无从辩解，正好一网打尽。　　于是，经过几年的蛰伏，洪武十八年（1385年）起，原本早已尘埃落定的胡
惟庸案再起波澜，性质也从普通的“擅权枉法”变成了十恶不赦之首的“图谋造
反”。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短短五年的时间，被胡惟庸案
牵扯进的功臣有一公、二十侯，连坐、死罪、黥面、流放的有数万人之多，朝中
文臣几乎为之一空。　　而为这个案子流出最后的血的，正是李善长。　　从最早汪广洋弹劾李善长开始，就一直有人在为扳倒李善长这棵参天大树而
努力，但直到这棵大树的所有枝叉都被砍掉的时候，大树本身才轰然而倒——洪
武二十三年，77岁的李善长被朱元璋以身为“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
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的罪名下了狱。李善长的罪名在别的功臣身上早就死过无
数回了，毕竟这时的朱元璋已经杀红了眼，只是面对李善长的时候，朱元璋脑中
还有一丝清明。这些年来，马皇后死了、徐达死了、太子朱标死了、太子的老师
宋濂也死了，和自己亲近的人一个个离开了自己，现在还活着的人里，能够和自
己一起回忆过去的就只有李善长了。李善长的身体一向不好，他为什么不像徐达
那样干脆早早病死呢？总好过现在要让我亲自来动手……　　然而锦衣卫不能让朱元璋留下李善长，这几年明争暗斗，除掉的功臣固然不
少，但锦衣卫也损兵折将，连一手创立诏狱的毛骧，也被朱元璋为了平息众怒而
推出去做了胡惟庸的垫背。这使得锦衣卫的人知道，和功臣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
的，若是李善长活着，他们就得死，反之亦然。　　没想到李善长都下狱了，朱元璋竟开始犹豫，这是锦衣卫所不能容忍的。　　没过多久，钦天监的一位官员向朱元璋报告说有“星变”，按照天人感应来
说，当“主大臣移位”。朱元璋越老越迷信，一听此言，立刻明白“大臣”指的
就是李善长。　　于是，首功之臣李善长就这么丢了性命，和他一起赴死的还有他的妻、女、
弟、侄等一共七十多人。只有长子李祺和他的两个孩子，因为临安公主的缘故得
以免死，流放江浦了事。　　文臣的血随着李善长的死流得差不多了，朱元璋的目光又转向了武将。　　国公之死　　“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　　这句凶险万分的诗用在洪武后期的朝局上再合适不过了。经过了胡惟庸案件
的整肃，锦衣卫的名字深深刻在了大明朝臣的心里，他们中的很多人每天上朝的
时候都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态和家人诀别，祈祷今天皇帝不要又翻出什
么人是“胡党”的证据来牵连到自己。即使晚上平安回到家里，也不敢放松警惕
心，谁知道锦衣卫的眼线布置在什么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呢？　　据说国子祭酒——教育部部长——宋讷有一天自己在屋里生学生的闷气，第
二天皇帝就拿着他生气时的写真画质问他，要不是宋讷一门心思都扑在教学上，
只怕当场就能送了命。　　然而朱元璋比起他的大臣们，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自从洪武十五年结发妻子马皇后病逝后，他的后宫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而
太子朱标仁厚的性格虽能胜任守成之君，但实在不讨自己喜欢，因此他和儿子们
也疏远了许多。而在外廷，随着锦衣卫工作的日益深入，卷入胡惟庸案件的人越
来越多，到后来，他已经分不清楚是因为锦衣卫拿来了那些人谋反的证据他才杀
人，还是他要杀人锦衣卫才拿来了谋反的证据。他只知道，江山是他的，也必须
是他的子孙万代的，无论是谁，只要威胁到这一点都不能放过。　　胡惟庸死了，因为朱元璋不能容忍一个有可能凌驾皇权的政治制度存在，那
数万条人命不是胡惟庸的陪葬，而是这个制度的陪葬；李善长死了，因为他不能
容忍一个有可能在威望和人心向背上超过他的人存在，流放到江浦的两个外孙，
是他对女儿临安公主仅有的补偿。　　剔除了李善长这根芒刺，朱元璋并没能放松身心，在他看来，文武功臣们所
结成的关系网实在是太密太大了，简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即使戳破了几个窟窿
，也不能使他呼吸完全顺畅——他似乎已经忘记了一开始编织这张网的人正是他
自己。　　如何掌控功臣，是朱元璋从称吴王以来就一直在考虑的问题，除了封赏杀伐
外，把“外人”变成“自己人”——联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从朱元璋
的儿子女儿成年后，他和功臣们之间的羁绊除了最初刀口舔血的友情以及立国后
的君臣之义外，又增加了亲家情分。　　刚立国时，朱元璋和功臣们也都是风华正茂的年纪，而他们的子女还都幼小
，到了洪武八、九年，亲王公主们多已成年，元勋宿将们的孩子也已长到婚嫁之
龄，朱元璋遂和他们倾心结纳——皇太子朱标的老丈人是常遇春，李善长的儿子
娶了临安公主，傅友德的儿子娶了寿春公主，而邓愈之女为秦王妃，汤和之女为
鲁王妃，蓝玉之女为蜀王妃……和皇家最为亲善的是徐达，他的三个女儿，分别
为燕王妃、代王妃和安王妃。至于年纪稍长的功臣家的女儿，朱元璋自己就笑纳
了——反正后宫大得很，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也很正常嘛。　　而这些勋贵之间的姻亲关系更为复杂，邓愈和李善长若是从朱元璋的角度来
说，都是皇族的亲家，但他们两人私下算起来，李善长却比邓愈大上一辈——邓
愈的儿子娶了李善长的外孙女。真不知道若是在家宴上，两人该如何称呼？至于
其他和朱元璋关系并不密切如胡惟庸者，就去和诸功臣家联姻以求富贵荣华。　　同时，诸位皇子也在娶妻后被朱元璋分封于各地，“外卫边陲，内资夹辅”
。毕竟洪武八九年时的明朝还没有完全结束统一战争，让皇子们以亲王身份分镇
各地，既是对他们的锻炼，也是对领兵将领的监视。像徐达、傅友德、蓝玉这样
的高级将领几乎年年在外征战，但真正的最高军事统帅并非他们，而是他们领兵
所在地的藩王。比如日后发动靖难之役赶走侄子自己当上皇帝的成祖朱棣就当过
好几回这样名义上的统帅。　　如此一来，以朱明皇族为核心，以和皇家结亲的远近为半径，形成了巨大而
又盘根错节的联姻网络，这个网络涵盖了当时大明朝几乎所有的功臣宿将，包括
了大多数高级文武官员，而皇帝朱元璋本人，就雄踞于这个网络的中心地位。　　当朱元璋信重功臣之时，加诸于其上的既有公侯封号和铁券封赏，也有与之
联姻的纽带。但当他开始怀疑这些功臣的时候，上面这些全都被他抛弃，功臣相
互之间的联姻不再是维系王朝安全的纽带，而成了私下勾结的罪证。翻云覆雨，
只是作为“皇帝”的那个老人的一转念间而已。出生入死换来的荣华与富贵都建
立在名为“皇权”的沙砾城堡之上，脆弱得皇帝一句话即可兴之，自然也可亡之
。　　这个网络开始抽丝破洞，始于胡惟庸谋反案，而将它彻底扫荡的则是洪武二
十六年的蓝玉谋反案。　　蓝玉，在明初诸多名将中本排不上最前列，但他是朱元璋的发小儿常遇春的
小舅子，常遇春于洪武二年早早战死，都没能等到大封功臣的时候，朱元璋对常
遇春的早死很是伤怀，不但让太子朱标娶了常遇春的女儿为正妃，在大封功臣的
时候，让常遇春的儿子继承了爵位，对蓝玉也一直加以照顾。蓝玉倒也没让朱元
璋失望，他作战很是勇猛，到了洪武中后期，邓愈、徐达等宿将相继去世之后，
蓝玉逐渐独当一面，参与了诸多重大战事，为明初的稳固与统一立下不少汗马功
劳。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六月，蓝玉奉命南下四川地区平叛，直到年底才回
到南京。转过年来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向朱元璋
告发：“蓝玉意图谋反。”　　从洪武十五年锦衣卫设立，第一任指挥使毛骧开始，锦衣卫就如同一只被驯
养的恶犬，虽然在主人面前温驯听话，但在大臣们面前却是凶神恶煞、威风凛凛
。洪武十八年以来，凡是和胡惟庸沾点边儿的朝臣基本都被冠以“胡党”的名号
扔进诏狱之中。当然，其中有多少是毛骧自己公报私仇就不得而知了。　　自从锦衣卫设立以来，凡是朱元璋想杀的官员，都由锦衣卫办理，根本不走
正常司法程序，外廷的三法司形同虚设。尤其是胡惟庸案扩大化后，锦衣卫下属
的镇抚司诏狱犯人满囚，刑罚多变，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在朝廷上树立了恐怖政
治的阴影。在朝的功臣们虽然每天战战兢兢，生怕锦衣卫指认自己是“胡党”，
但他们毕竟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搏得天下，胆气还没有被消磨光——反正都是死
，那么也要拉上锦衣卫做垫背才算够本儿。　　锦衣卫指挥使毛骧以“谋反”论罪胡惟庸，一开始就将目标设定为李善长，
洪武十八年把胡惟庸的亲家、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扯进案子，想顺势把李善长杀
了，但鉴于李善长在朝中势力仍然很大，牵一发而动全身，朱元璋没有杀李存义
，更没有动李善长。　　毛骧很是聪明，从核心入手不行的话就改打外围。洪武十九年（1386年），
锦衣卫找到了胡惟庸“通倭”——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这下胡惟庸谋反板
上钉钉，再牵扯到什么人的话就没话说了。然而李善长也立刻意识到朱元璋要将
胡案扩大化，一旦开始株连，则功臣们必定受到牵连，于是他联合朝中一些功臣
向朱元璋施压。　　大概是看功臣们反弹得太厉害，朱元璋不得不做做表面文章，安抚一下，洪
武二十年（1387年）的正月，他召集群臣，对他们说：“锦衣卫设立以来，经常
非法凌虐犯人，现在将这些凌虐犯人的刑具都毁了，那些犯人还是交给刑部审问
吧。”　　这只是表面上的安抚人心，焚毁了的刑具可以再造，已经收押的犯人转交刑
部，刑部慑于皇帝的压力也不敢放纵，正好腾出地方来装新的犯人。　　于是当众焚毁刑具的当年，锦衣卫又找到了胡惟庸和北元余孽相联系，阴谋
颠覆大明的证据，锦衣卫诏狱里重又塞满了犯人。　　到了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这棵大树的所有枝叉都被削光，毛骧旧事重提，
仍然以李存义和胡惟庸早有勾结上告朱元璋。这回朱元璋没有再留情面，李存义
被杀，李善长终于被株连。而李善长最后也要争一口气，在口供中把毛骧拉进了
“胡党”。朱元璋心里明白毛骧的冤枉，如同他也同样明白胡惟庸和李善长的冤
枉一样，但还是不动声色地让毛骧做了陪葬。　　锦衣卫是皇帝的私兵，离了皇帝他们根本无法和朝中大臣相抗。毛骧的死让
所有锦衣卫的成员都明白了这个道理，既然成为锦衣卫的一员，他们的使命就是
成为皇帝的耳目和利剑，一旦被皇帝放弃，他们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胡惟庸之案牵连文臣无数，却没有动到武将的头上。朱元璋武人起家，对武
将比起文臣来更加亲近，洪武中后期，朝中数得上的武将只剩下蓝玉、傅友德等
廖廖数人而已。傅友德本是降将，虽然一直忠勇，但谨小慎微，不敢让朱元璋拿
到错处。蓝玉就不一样了，他根红苗正，又是太子的舅舅，在徐达、李善长死后
，朝中辈分属他最高，待人接物上有些嚣张似乎也可以理解。　　朱元璋原本也没打算在清洗文臣之后立刻清理武将，但有两个变数使他下定
决心连武将一起拔除。一来锦衣卫众人为了不让皇帝放弃他们总得鼓捣出点案子
来查办，以显示自己存在的价值，文臣杀得差不多了，自然目标转到了武将身上
。蓝玉自己行为并不检点，仗着是勋臣又是皇亲，贪横暴虐的事情也做过不少，
很有空子可钻。　　二来，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皇太子朱标病逝，这个打击对于朱元
璋来说是致命的。朱标是朱元璋的长子，在明朝建国前就以吴王世子的身份留守
过后方，洪武元年，更以嫡长子的身份成为皇太子。他继承人的身份确立得如此
之早，又屡次奉命监国，无论是朝中文武大臣，还是分封到各地的藩王对他都比
较信服，朱元璋自己虽然不太喜欢朱标仁厚的性格，但也了解朱标能够驾驭朝局
，对蓝玉这样的武将也能约束得住，因此对他继承皇位还是很放心的。　　但没想到朱标竟然一病不起，死的时候仅仅39岁而已。别说是普通人家白发
人送黑发人难免悲伤，帝王之家的痛苦更甚于此。太子之位空了半年后，洪武二
十五年九月，16岁的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元璋没有从儿子辈中挑继承人，而
是选择了朱标的儿子、孙子辈的朱允炆——朱标的长子早早夭折，朱允炆是他成
年孩子中年龄最大的一个。　　后世有很多人指责朱元璋立朱允炆为储是个错误，认为正是由于立了在政治
上既无威望又无经验的孙子当继承人，使得叔叔辈的燕王朱棣等心怀不满，蠢蠢
欲动，给了他们在朱元璋死后造反逼宫的野心。但站在朱元璋的立场，他又能怎
么办呢？儿子们分封各地，个个手握重兵，有野心的太多了，立哪个都会招致别
人的不满，干脆一个都不立。立了孙子，一来也算名正言顺，二来自己活着的时
候可以加紧培养，并为将来消除一切隐患。什么是隐患？首当其冲的就是蓝玉这
样的外姓武将，除掉了这些人，就算将来孙子登基，儿子们造反，至少天下还是
姓朱的。　　蓝玉的命运在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的那一天就注定以悲剧收场了。　　此时的锦衣卫指挥使乃是蒋瓛，在史书里只是个小角色。蒋瓛于毛骧之后当
上锦衣卫指挥使，表面上风光无限，虽然品级只有正三品，在高官满地走的南京
城里按理说是排不上号的，但锦衣卫自从成立以来的种种作为，足以使得大部分
朝臣谈虎色变，见面时腿肚子不打转就好了，哪里还敢摆什么官架子？　　然而蒋瓛自己心里清楚，皇帝将锦衣卫推到台面上来，为的就是在杀戮过重
时分担朝廷大臣的怨气。清楚归清楚，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蒋瓛在朱元璋面前告发蓝玉意图谋反：“凉国公蓝玉勾
结景川侯曹震等人意图在皇上您出宫举行‘藉田’仪式的时候发动兵变。”——
人物、时间、地点、过程一个不少，说得有鼻子有眼。　　告发的当天蓝玉就被抓起来，仅仅一天之后就把他处死了，家人也全部被杀
——就如同当初的胡惟庸一样。　　洪武时期最后一个大案——蓝玉谋反案——正式开锣登场。在这场大屠杀—
—我们只能称之为屠杀，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也没有什么严格的审判
过程，只有最后的定罪和杀戮而已——中，从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蒋瓛告发到九月
朱元璋下诏停止追究，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蓝玉案牵连的功臣就有一公、十三
侯、二伯，除了蓝玉自己被夷三族外，被冠以“蓝党”之名而死的有近两万人。　　告发的是锦衣卫，抓人、用刑、杀人的仍然是锦衣卫，洪武二十年当众焚毁
的刑具早就重新造好，用在这些前一天还是国之重臣，或许家里还有免死铁券的
人身上。痛苦哀嚎间说出的名字，第二天就也出现在诏狱里。蒋瓛对于犯人供词
的真实性丝毫不加以评判，只要里边出现了新的名字，他一定要抓进来。只要还
有人可抓可杀，皇帝就需要他们锦衣卫的存在，只有诏狱里关着人，才能证明锦
衣卫工作的成效。　　即使在洪武二十六年九月，朱元璋已经决定收手的时候，锦衣卫仍然没有停
止对功臣的屠戮——　　定远侯王弼在家里感叹：“皇上年事已高，喜怒无常，我们这些人恐怕很难
活下去了。”第二天就被锦衣卫告密，赐死。转过年来，硕果仅存的两个大将傅
友德和冯胜也被告密，朱元璋已经不想再兴大狱，只将他们自家赐死了事。　　朱元璋没有蒋瓛那么疯狂，这次蓝玉案与胡惟庸案最大的不同是锦衣卫的办
事效率，胡惟庸一案绵延数年才找到“可靠”的证据抓人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