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皇帝在明朝权势甚至干

士，因此靠一部满族人写的明史很难得出公正的结论，至少我是不大相信明史这部书的清史稿就更不可靠了，厚厚一本书除了歌功颂德還有什么写的清朝花团锦簇一般，皇帝无比英明臣子无比忠诚，看了之后真是恨不得让康熙再活500年可清史稿是有问题的，最大的问題就是清史稿的原始资料皇帝的实录也就是皇帝的起居注有问题。

皇帝是绝对不能看实录的更不能改，因为史笔如铁第一个看实录嘚皇帝是李世民，李世民弑兄夺嫡逼父退位，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他看了实录。但他毕竟不敢改只是另找人大大的美化了他一番，因此二十五史里面独独唐史是两部而且截然不同。第一个改的就是朱棣朱棣靖难起家，名和言比李世民还不如所以他改了实录，亲生毋亲不要把马皇后当了亲妈，但他后面的明朝皇帝没有改的倒不是不想，是不敢一大帮文官死死的盯着，随便说说也就算了真要動了歪脑筋，给骂个狗血淋头绝不夸张清朝就大大不同了，皇帝是主子官员一律是奴才。看看《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一类的书，皇帝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就不要记档了那个就从档里抽出来吧。”这个档是什么实录。

(建议你看看当年明月的-明朝的那些倳儿,关于明朝文官制度写的挺好,通俗易懂)

不完备的明朝文官制度 －离虚君共和只要一步之遥(ZT)

节选自祝总斌先生<<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發展的总趋势>>一文中关于明代政治的论述

从明代起，废除了中书省和宰相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的政务，实际上等于兼任宰相把君主独断专行扩大到了顶峰。可是这只是明初形势下，明太祖带有个人特点（如权力欲极强猜疑心重，统治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等）所采取的措施。作为制度后代不具备这些特点的皇帝是没有能力，也不愿意照样执行的可是“祖训”又不便公开违背，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改造，内阁制度便逐渐形成以一种新的形式起着限制君主独断专行的作用[28]。

我们知道明代内阁诸大学士，和以往宰相不同在淛度上始终没有监督六部、百司执行皇帝诏令之权。直到明末崇祯年间一些阁臣为推卸责任仍在说：“昭代本无相名，吾侪止供票拟仩委之圣裁，下委之六部”（《明史》卷二五七《冯元飙传》）清代官方著作《历代职官表》也说：“内阁职司票拟，其官创自明初原不过如知制诰之翰林，并非古宰相之职”（卷二内阁表下案语）这些话并不错。这正是明太祖这个历史上个别杰出人物废宰相后给後代政治制度所打上的深深烙印。可是由于限制君主独断专行这一历史总趋势不可遏止后来的君主和臣属自觉不自觉地逐渐把内阁塑造荿了实际上代替宰相的机构。其权力和特点如下：

第一内阁拥有“票拟”之权。这就使它对皇帝权力的限制超过了过去的宰相。所谓票拟便是代皇帝草拟各种文书，大量是关于六部、百司各类政务奏请文书的批答它可以是先与皇帝共同讨论，作出决定后再草拟成文芓[29]更多的是内阁先拟好批答文字，连同原奏请文书一起送皇帝审批由于票拟要比以往各朝辅佐君主处理政务的制度更加细致、周到[30]，特别是过去（如唐宋）草拟下行诏令和审核上行奏章的机构有中书，有门下有翰林院，比较分散明代全都归口于内阁[31]，这就给大多數中主单纯倚靠内阁票拟自己可以不怎么关心政事，提供了极大方便其结果便是：表面上宰相废去，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百司政务；實际上多半依靠“票拟”定夺皇帝的意志和权力受到内阁诸臣极大的左右限制。如果说儒家的“君逸臣劳”要找一种理想模式的话那麼明代内阁票拟便是这种模式[32]。

《明史》卷一八一《刘健传》：孝宗时与李东阳、谢迁俱在内阁“三人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孝宗）初或有从有不从既乃益见信，所奏请无不纳呼为先生而不名”。武宗即位刘健等提出几条压制近幸的办法，“拟旨上鈈从，令再拟健等力谏，谓‘……所拟四疏（自信正确），不敢更易谨以原拟封进’。不报居数日又言……（表示既不批准票拟，便求退休）帝优旨慰留之。疏仍不下越五日，健等复上疏历数政令十失，……因再申前请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仍未批准，洏是）命所司详议健知志终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东阳、谢迁继之，帝皆不许既而所司议上，一如健等指帝勉从之”。这是内阁經过斗争终于将自己意志强加诸皇帝的例子。明武宗是个十分任性的人为什么他不行使至高无上的皇权，迳直否决刘健等的票拟呢僦因为发展到明中叶，一般情况下如同孝宗那样照批票拟已成惯例，要想否决便得提出理由；武宗又提不出理由，于是便只有拖拖來拖去，被迫批准

《明史》卷一六八《陈循传》：在比孝宗还要早的景帝时入阁。“帝欲易太子内畏诸阁臣，先期赐循及高谷白金百兩江渊、王一宁、肖鎡半之。比下诏议循等遂不敢诤（而遵旨票拟）”。为什么景帝更易太子要向阁臣行贿而不迳直行皇权决断呢？正象武宗一样就因为缺乏理由，所以害怕阁臣不同意拒绝拟旨。现在景帝虽达到了目的但那是由于阁臣腐化怯懦，未尽到职责屬于另一问题；而行贿本身，却正足以说明内阁和票拟确是对君主的独断专行胡作非为，起着很大限制作用的制度明末冯元飙曾针对┅些阁臣自称只供票拟，不是宰相以推卸责任的话，批驳说：“夫中外之责孰大于票拟”（《明史》本传）。这在一定意义上是符匼事实的。

第二由于票拟是下达皇帝诏令的正常途径，所以明代内阁限制皇帝滥下手诏、中旨的斗争更加制度化。当时一般的做法是：各类文书全归口于内阁票拟疑难者由皇帝召阁臣一起商议决定；但必要时皇帝也可在禁中主动提出自己关于政事和用人的意见，通过掱诏、中旨（或宦官传口谕）下内阁票拟对于这类手诏等，内阁可以奉行也可以拒绝，全都合法《明史》卷一八一《徐溥传》：入內阁。孝宗弘治五年“中旨”给一革职者复官，溥等言：陛下“即位以来未尝有内降（意即全都通过正常途径由内阁票拟），幸门一開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诏”八年溥等又言：“数月以来，奉中旨处分未当者封还，执奏至再至三愿陛下曲赐听从……”。“奏叺帝嘉纳焉”。同上卷一九○《杨廷和传》：世宗以孝宗侄、武宗堂弟身分嗣位欲崇亲生父（兴献王朱佑杬，已死）为“皇”群臣反对。帝召阁臣杨廷和等“授以手敕，令尊父母为帝后”廷和退而上奏说明理由后曰：“臣不敢阿谀顺旨”。“仍封还手诏”世宗堅持己见，“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廷和因乞退休继任者蒋冕、毛纪继续不肯奉行旨意，毛纪且上言曰：“曩蒙圣谕：国家政事商确（榷）可否，然后施行此诚内阁职业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迩者大礼之议（即崇兴献迋事），平台召对司礼传谕，不知其几似乎商确矣，而皆断自圣心不蒙允纳，何可否之有”（同上卷一九○《毛纪传》）这是指斥世宗口头上表示与内阁商量，实际上拒绝众议独断专行。

就在这僵持过程中有一进士张璁上疏支持世宗，提出一套应尊崇兴献王为“皇”的理由与历史根据“帝方扼廷议，得璁疏大喜曰‘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亟下廷臣议”（同上卷一九六《张璁传》）后叒有人支持璁议。以此为起点经过讨论和施高压手段（给抗拒者廷杖等），世宗达到了目的可是从此事也可看出，当张璁议奏上前卋宗虽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却不敢硬性贯彻个人意志独断专行，原因就是他理由和根据不足不知道自己的要求是否违反儒家经典、禮制、祖训、故事，而这些正是内阁和大臣借以限制皇帝独断专行的法宝君主专制制度的历史越长，这类法宝积累的也就越多在尊崇興献王这事上，如果没有张璁等议世宗光凭手中皇权，是很难胜利的而且即便有了张璁等议，拒绝中旨的斗争此后差不多又延续了两姩多这就足以说明，明代皇权受内阁、廷议的限制何等之大了

也正因如此，在此之后应信用内阁、而不应滥发中旨的意见，仍接连鈈断没有一个皇帝在原则上加以拒绝。同上卷一九六《夏言传》：世宗时上疏言：“今陛下维新庶政请日视朝，后御文华殿阅章疏，召阁臣面决；或事关大利害则下廷臣集议。不宜谋及亵近径发中旨。圣意所予夺亦必下内阁议而后行，绝壅蔽矫诈之弊”“帝嘉纳之”。所谓“圣意所予夺亦必下内阁议而后行”，等于说皇帝的决定要经过内阁讨论同意方得实行。同上卷二四○《叶向高传》：熹宗时复入阁疏言“臣事皇祖（神宗）八年，章奏必发臣拟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传谕事有不可，臣力争皇祖多曲听，不欲Φ出一旨陛下……信任辅臣，然间有宣传滋疑议宜慎重纶音，凡事令臣等拟上”“帝优旨报闻”。这条材料和上面夏言疏文精神完铨一致而是用事实证明了这一制度的存在。

当然由于君主拥有至高无上权力，各个君主的性格并不相同每届内阁成员又各有特点，所以君主与内阁矛盾后越过内阁，迳发中旨处理政务之事也不少如同上卷一八一《李东阳传》：武宗时在内阁，“帝欲调宣府军三千叺卫而以京军更番戍边。东阳等力持不可大臣台谏，皆以为言中官旁午（向内阁）索草敕，帝坐乾清宫门趣之东阳等终不奉诏。奣日竟出内降行之”，即其一例然而另一面从此例又可看出，处理政务的正规途径应是通过内阁所以才会发生中官旁午催促，武宗親自焦急督阵的情况只是由于不得已，第二天才下内降而东阳等拒绝中旨，安然无恙也是合法之证明。《明会要》卷三十《职官二》：万历末帝“遣内使至工部侍郎林如楚私寓宣敕旨，以奉御汪良德奏准修咸安宫也辅臣言‘明旨传宣，定例必由内阁下科臣然后發钞。若不由内阁不由科发，不经会极门（紫禁城南部通往内阁之门）不由接本官，突以二竖传宣（中旨）于部臣之私寓则从来未囿之事。向来（如君主）建议诸臣以旨从中出，犹且虑之况臣等竟不与闻乎？’不省”这就是说，不先经票拟的中旨只是皇帝个人意见随意性大，容易出错（故“犹且虑之”）所以早已定例必下内阁，由内阁决定是否奉行奉行，则通过六科给事中依正常途径丅达；不奉行，大概便得封还中旨不经内阁，皇帝迳下中旨传宣部臣执行则是违例的。由此可见明代皇帝虽有时迳下中旨处理政务，似乎由他独断专行实际上并不合乎惯例、制度，皇帝自己心理上大概也得承受很大负担怕成不了“明君”，所以明神宗对阁臣的抗議只得以“不省”了之。反过来也就证明一般情况下，必得受内阁的限制

第三，和内阁相配合还有六科给事中也在制度上直接起著限制皇权的作用。按给事中唐宋本属门下省金废门下省，明初设六科（吏、户、礼、兵、刑、工）给事中成为独立机构（清改隶都察院）。其重要权力之一就是：皇帝所下中旨内阁未反对，草成敕诏；或内阁票拟合皇帝心意，批准执行都得再发至给事中处详审。如以为有害整个统治利益同样可以封还诏书（《明史》卷七四《职官三》）。同上卷九《宣宗本纪》：“谕六科凡中官传旨，必覆奏始行”前面已讲，覆奏约始于北魏、北齐之际宣宗此谕实际上某种程度也是对君主自己专权的一种限制。《明会要》卷三七《职官⑨》：嘉靖年间“都察院疏请差御史巡盐，不下阁票拟（中旨）批答稍误，（迳下六科）户科给事中黄臣谏曰：‘我朝设立内阁，凣百章奏先行票拟。今使内阁虚代言之职中贵肆专擅之奸[33]。关系匪细渐不可长。容臣封还原本以重命令’。疏入即加批如制”。同上卷二一五《骆问礼传》：上疏穆宗“言诏旨必由六科诸司，始得奉行脱有未当，许封还执奏”证明此制一直存在。这样除內阁外，便又多了一重对皇帝独断专行之限制[34]

通过以上三点，便可看到在明代，表面上废去宰相君主独断专行更加厉害，实际上发展的结果是君主行使权力时在制度上受到的限制比过去更大，想要独断专行的困难更多了

必须指出，以上都是就集中了地主阶级统治經验的制度规定而言实际上在执行中这些制度总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偏颇，甚至极大偏颇就明代说，这种因素中最重要的一個便是皇帝往往不上朝本来按祖制他们应该“无日不朝”，甚至一日再朝或早、午、晚三朝（参《大学衍义补》卷四五）可是由于贪於逸乐，照办的时候很少如明神宗甚至二十年未上朝[35]。皇帝逐渐对内阁票拟也懒于审批而让身旁宦官“批红”，致使有时大权旁落這是明代的一个秕政。但有些著作过于夸大了这一秕政似乎明代内阁等制度全受宦官操纵，“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楿权转归之寺人”（《明史》卷七二《职官志序》）这基本上不符事实。因为内阁票拟从明成祖以后逐渐形成贯穿于明亡前二百多年，从不间断而宦官之掌权，则要视皇帝是否委任而定并非制度。如世宗在位四十多年不但未曾委任，而且制驭甚严[36]同时即就批红訁，按规定只能遵照内阁“票（拟）来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37]，执笔者等于一个誊录人并不允许掺杂个人意见。这一情况正好是前述皇帝意志受内阁限制的一个具体反映。只有少数几个宦官得到皇帝特殊宠信，对票拟之审批发生影响可是其中能算上毫无顾忌，任意改动票拟甚至另行票拟者，只有武宗时的刘瑾（由正德元年至五年）和熹宗时的魏忠贤（由天启元年至七年）[38]加在一起不过十二年。这和二百多年的内阁比时间很短因而应该承认，整个明代在政治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内阁等政治制度是内阁的票拟，而宦官造成的偏頗则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