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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求一本小说。我只记得小说中的一部分是男主接女主放学，然后男主在回家的车库里，在车里跟女主***。这本小说已经出版了，我大概是在2015年左右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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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一本小说名 我不记得主人公名字了，剧情大致是女主怀孕后，男主强行逼女主流产，女主偷偷留下孩子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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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一《恭贺新禧》（中篇小说）
我叫郑三泰，九十多岁才开始写回忆录，确实有点晚了，只能就记忆所及，写点人生片断。那是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八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日本人鼓动的“华北自治”闹得正凶，“一二九运动”还没完全结束，宋哲元出面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被民众骂作一窝汉奸。我在这一天回到天津，带着女儿嫣然。为党组织做了将近十年的地下工作，我居然能全须全尾回家，生活真美好，活着真好啊。
我们赶到家时天已黑透，早就过了饭点。我岳父岳母依旧住在河北十字街的大杂院，见我回来面色很难看。老邻居仍然是媒婆王三奶奶、“揣骨相”的孙瞎子、“说新闻”的汪记者、“高买”陈自由，还有刚搬来不久的照相师傅张府行。他们见到我时笑得怪模怪样，讽刺我说，新姑爷发财回来啦，“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啊。十一年前，我结婚不到一个月就离家，今天才回来，邻居们自然要替我太太桂芝打抱不平。桂芝将我拦在院中，指着嫣然问，这是你闺女？嫣然十二岁，很容易被看成是我的亲生女儿。她原本就胆大话多，见情形不善，便也指着桂芝问我，老爸，这是你的二太太吧？二娘好，我是长房大小姐郑嫣然，给您见礼了。她言罢鞠躬，周围看客一片哗然，我岳父岳母脸上更难看了。倒是桂芝平静得很，对众看客道，叔叔大爷们，没什么好看的，散散吧，别误了“祭灶”。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对天津人是件大事，院子里很热闹。陈自由偷偷地把孙瞎子的鞭炮换成一串干辣椒，让他点了半天也不响。汪记者说陈自由这是“抓现挂”，明天他在书场就拿这事“圆粘儿”。最后还是嫣然指点孙瞎子把鞭炮放了，他很感激，摸了摸嫣然的头，说这孩子头角峥嵘，一品诰命夫人那是手拿把掐。果然，三十年后我女婿荣升副省长，那孩子有个难听的绰号叫“幺鸡”，这是后话。
当晚岳父把我晾在一边，独自给“一家之主”供关东糖、年糕、草料和一碗清水，上香礼拜，燃放鞭炮，然后他又特地回屋取了一杯酒泼在灶门上，这才将已经破旧的神像焚化。做这一切时，他口中不住祷念，上天言好事，上天言好事啊。我知道，岳父必定把嫣然当成了“家丑”，是来历不明的“野孩子”，所以他才取酒醉倒灶王爷，让他见到玉帝时好说不清道不明。不过，对于嫣然来讲，我却是她“如假包换”的亲生父亲。“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把我从北伐军中抽调到上海。为了让我有一个完整的身份，领导安排我伪造护照和结婚文书，与嫣然的母亲在上海申报户口，孩子自然用了我的姓。我和她们从未在一起生活，但为了保护我不受多事的邻居和租界巡捕怀疑，她母亲一直告诉嫣然，说我是她的亲生父亲。嫣然也从未怀疑我这个每年只回两三趟家的父亲会有假，但我却知道，她的亲生父亲在她刚出生不久，便牺牲在国民革命军东征陈炯明的战斗中。
回天津之前我便拿定主意，宁可我背黑锅．也不能让嫣然发现自己是孤儿。只是，岳父岳母都是四邻当中有名的厉害主儿，这一关很难过。果然，当我拉着嫣然正式认亲，让她叫桂芝“大娘”，叫我岳父岳母“姥爷”、“姥姥”时，岳父止住嫣然下跪行大礼，冷冷道，别，不敢当。桂芝显然赞成她父亲的主意，只淡淡对我说，公婆去年被警察抓了，听说关在北京的草岚子监狱。我父母会因为什么事被关进监狱？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正疑惑间，岳父对我说，这家里没你的地方，你带着外室的孩子另找房住吧。就这样，我们父女被赶了出来，连同我孝敬二老的那盒小八件点心。报纸上说，昨夜天津奇寒，零下十五摄氏度，地上冻出裂缝，街边“倒卧”数百。我一手提着柳条箱，一手牵着嫣然，沿小关大街往西走。天上没下雪，但有风，小刀般尖利。我解下围巾，把嫣然的头脸包得严严实实，免得冻伤。去年七月，中共中央局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第四次大破坏，嫣然的母亲牺牲了，嫣然也被二房东赶出家门，不知去向。此后，中央局不得不撤出上海，分散隐蔽，领导给我的命令是回天津待命。虽然几年前我在上海和南京就有案底，而且无法判断自己的身份是否暴露，但我绝不能放弃嫣然。为此，我昼伏夜出，找遍上海各个角落，终于找到已经沦落为流浪儿的嫣然，然后带着她伪装成安徽难民，在长沙、武汉、郑州一线流浪了半年，直到发现“缉拿逆党名录”上并没有我的名字，这才动身回家。不想，回家的结果却是被拒之门外，父母又被捕入狱，我只能面对寒风，鼓励自己道，干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嫣然也慨然道，青山不老，绿水长流。我问，你说咱们怎么办？她说，“山不转水转”嘛。我明白了，孩子虽小，却超乎寻常地有见识。
几十年后我才得知，当时天津的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了多次破坏，能联系上的党员只剩下一二十人。不过，我不归天津市委领导，我的组织关系暂归中共北方局，只是，北方局已经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将近一年了。当我与北方局接上组织关系之后，领导让我先安顿好自己，做到“公开化、社会化、职业化”，随时准备为党工作。虽然领导暂时没给我安排工作，但我自己却不能闲着，必须得主动为参加工作创造条件，这是一个地下工作者最基本的自觉。要想将身份“公开化”、“社会化”，就得有亲友、邻里做证人，最简便的办法仍然是回家。腊月二十五一大早，我带着嫣然再次回到十字街大杂院——我从房屋掮客手里租下空置的门房，每月租金两块一，约合一袋五号白袋面粉。
年根底下，所有人都忙。我岳父好像仍然没有职业，守着天津卫老爷们儿的传统——好汉子不挣有数的钱，每日出门“找饭辙”；桂芝在毛纺厂工作，两班倒；院中的江湖人都想赶在节前多抓挠几个钱，早出晚归。岳母正用粉连纸糊窗户，见我往门房里搬家，便扎撒着两只沾了糨糊的手冲上来拦阻，话头很不好听。我能体谅她的心情，当初党组织派我去广州革命政府公干，原说只需半个月的时间，却一去十一年，每年也不过是往家里写一两封短信，发信的地址还都是假的，无处回信，难怪他们生气。不想，正在门房里打扫的嫣然听不下去了，拎着笤帚走出来，与她姥姥一番理论，话不多，但一句顶一句，噎得老太太一愣一愣的。下夜班在房中睡觉的桂芝走出来劝阻，却越劝越乱。从此，我们父女二人虽然住了下来，但嫣然和她姥姥算是结成了斗嘴的冤家。嫣然的母亲也是天津人，口音与她姥姥相似，这一老一小，三日一小吵，五日一大吵，很是乐在其中。我实在管不住嫣然这孩子，也不必管，因为她虽然年幼，胆气见识却不同寻常，说话行事多半都在理上。当然了，“公开化”、“社会化”并不一定都得睦邻友好，吵吵闹闹也勉强符合党组织的这两项要求，只是有点不大安静罢了。
除此之外，“职业化”也要抓紧落实，这是因为，租房子所需的“一茶一定一来人”相当于三个月的房租，已经把我的钱包掏空了。在外边这十来年，我干过不少职业，杂而不精，如今要想找工作，得走最简便的路子——找同学亲友帮忙。我是河北法商学院的毕业生，同学们大都在政商两界，我的同学也是我的表哥赵倾城保荐我到太谷洋行轮船部当跑单，就是舱位推销员，同时代售船票。十几年没见，赵倾城胖大发了，但依旧是满脸跑眉毛的表情。他是轮船部的职员，有固定薪水，还有外快。我当跑单，没有底薪，得了提成还得给他交份子钱。赵倾城郑重道，这年头儿什么地方都得润滑一下．份子钱是公司常例，可别说我没照应自家亲戚，公司照例要收的“押柜”钱没让你出吧？那是我替你做了保人，你若跑账，扣的可是我的“押柜”。我千恩万谢，说拿了提成就请你听戏。赵倾城说这才像亲戚说话。临分手，赵倾城塞给我五块钱，说是过年给孩子的压岁钱。他此前根本就没问过我是不是有孩子，但必定是看出我的日子过得窘了，找个让我不难堪的由头接济我。我紧攥着那五块钱抱拳拱手道，必不让表哥失望。
我回到家时，嫣然已将门房打扫得干干净净，窗户上也糊了新的粉连纸，此时她正在做饭，花盆炉子上坐着铁锅，里边是冻豆腐烩白菜，锅边贴着玉米面饼子。我把一只旧木盆翻过来当饭桌，直接把铁锅放到盆底上，嫣然坐一只破旧的铁皮饼干筒，我坐两块半头砖。嫣然抚掌道，对不住老爸，也没给您弄壶酒，年三十再说吧。我掏出赵倾城给的五块钱，跟她商量，明天我得去北京看看你爷爷奶奶，来回车票就得四块多。她一摆手，您去您的，替我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说我等过了十五就去看他们。我接着跟她商量，那就等我回来再找钱办年货？她一笑，您还不知道我？饿不着。门一响，孙瞎子让徒弟“幺鸡”给嫣然送来两只白馒头和两个肉丸子，嫣然把比她高半头的幺鸡按在水盆边，急风骤雨般洗净他脸上和手上的鼻涕、泥土，便把他揪到铁锅边一起吃饭。然后她收起那些馒头和肉丸，从我原打算孝敬岳父的点心盒子里取出两块枣泥白皮和两块核桃酥，在盘子中间摆放整齐，对幺鸡道，一会儿吃饱了，把这个给你师娘送去。幺鸡头扎在铁锅里，不住点头。嫣然又厉声道，不许偷吃，舔也不许舔。幺鸡头扎得更深了。看来，不到一天的工夫，嫣然便已经在院中收服了一个“手下”，并且结交了一门“盟友”。于是，我这当父亲的不禁心中大悦。
我跟嫣然一起流浪了半年，这期间一直是她当家管钱。从闲谈中我得知，平日里她妈妈在外边为党工作，顾不上照应她，她从六岁开始就当家过日子，已经习惯了，而且干得很像样。又有人敲门，是我岳母，说老爷子有话跟你说。我跟着岳母往上房走，嫣然揪着幺鸡，端着点心盘子也跟出来。我岳母拦着她说，小孩子别掺和大人的事。嫣然说，我得看着点，免得你们难为我老爸。
上房三间，桂芝单独住一间，我岳父岳母住两间。我岳父坐在堂屋的榆木圈椅里，脚边是火盆，手里是小叶香片，也没给我让座，声震屋瓦地咳嗽一声，然后便是长篇大论，内容自然是我的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我和嫣然就站在火盆对面听着，这是做小辈该当要有的规矩。等到岳父终于讲完，岳母从里屋捧出个小布包，一层层打开，里边是梅红全帖和大红烫金的婚书。岳父又道，我和你父亲当初定下这门婚事，最重要的缘由是“门当户对”；不曾想你小子不成器，你父母又都蹲了大牢，所以，这也就变成“门不当，户不对”了。说到此处他停了下来，让我岳母替他续上茶，同时拿眼盯住我，等我有什么话说。我没话，这是因为，此时此刻，错处全都在我，无颜自辩。岳父接着道，小子，不是我不让你过好年，是你不让我过年。你韩五爷在天津卫是响当当的人物，胳膊上跑得马，肚子里能行船；你不回来还则罢了，你今天回来了，这件事不料理清楚，韩五爷大年初一就没脸出门拜年。我也是天津卫的娃娃，到这个时候要再听不出意思来就不对了，但我又不能顺了岳父的意思，便道，我父母不在家，您就是两家的当家人，只要认下这孩子，给您二老当牛做马，就是我的福报。岳父把茶碗放下，走到我的近前道．我不让你当牛做马，我让你跟我闺女离婚。我还没说话，嫣然抢道，您老人家这是唱戏哪，嫌贫爱富老员外，棒打鸳鸯两离分？现在民国了，这件事得先问问我二娘。我连忙低声纠正她，是大娘。嫣然道，好吧，请我大娘出来吧。
哎呀，真是好闺女，知道她老爸在哪儿吃的瘪，也知道救星在哪儿。我记得清清楚楚，桂芝娴良淑德，温柔体贴，好媳妇的优点一样也不少。只要能跟桂芝搭上话，我有信心让她重拾夫妻恩情。蓝布棉门帘一挑，桂芝走了出来，原来她一直在里屋听我们谈话。桂芝瞧了瞧我，又看了看嫣然，这才对我道，滚出去。
腊月二十六，我乘夜车去北京探望父母，下午回来去轮船部上班。赵倾城把我找去笑道，表弟，我知道你手头紧，给你找了个捞外快的机会，这是“提货单”。他神秘地拿了张纸条给我看看，又收起来。他是让我帮他接一件“货物”，英国格兰特号客货轮上的乘客，因为天津港封冻，“货物”从秦皇岛乘火车来天津。我太了解赵倾城了，他的这番做作表明，其中必定有“猫腻”，但谁让我人穷志短呢，不能不去。站在天津东站，手里举着接人的纸牌，我很有些感触。当年，我就是从这里上车，护送一位重要的苏联客人从塘沽乘船去广州，一去就是十一年。这次我又来到天津东站，接人的纸牌上写着俄文“布列金”，这是“提货单”上的原意。
有些日子没带嫣然出来玩了，我把她带来权当春游。突然有人拍我肩膀，叫了声“郑三泰”，这是我在天津的名字。来人是我另一位同学的哥哥王新武，灰色礼服呢中山装、盛锡福礼帽、三接头皮鞋。我叫二哥，嫣然也叫伯伯好。我说原打算过几天去府上拜年的，二老一向当我子侄一般，他们都好？你弟弟也高升了吧？王新武叹了口气道，托你的福，二老都硬朗，就是我弟弟去年惹上官司，二老不开心。
啊，为什么？
他不是在市政府工作吗？你没护着他些？
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大义当前，亲弟弟又怎么样！
他犯的什么事？
跟你府上二老同案。
言罢，王新武用目光深深盯了我一眼．又看看嫣然，再四处扫视一番，拿张名片握在手心里向我一晃，便径直进站去了。我瞄了一眼名片，职务一栏印着“天津特别市党部副干事长”。三十多岁就当上特别市这一级的副于事长，王新武升官有道。他弟弟跟我父母同案？昨夜我坐四等慢车去北京草岚子监狱探望父母，没见着人。狱警说，你爸妈是政治犯，共产党．不许接见。可是，我父母在家里从来也没讲过任何进步话题，我在学校参加进步集会，还被父亲用鸡毛掸子暴打了一顿，他们怎么可能是革命同志？最近两年，国民政府公开和秘密抓捕了大批共产党人，沾上政治犯的边，我父母和王新武的弟弟都凶多吉少。我转念又一想，不对，要出大事，市党部的副干事长是多大的干部，怎么可能平白让我在年根底下遇见？我再向四下里望去，凭多年斗争经验，我迅速在接站的人群中辨别出装扮成脚夫、检票员和各色闲人的侦缉队探员，这些家伙远远在我周围形成两个半环形。
嫣然也发现不对，便问，哪块云彩变色了（出什么事了）?我说，风紧（有危险），点子嗨（坏人多）。她问，黑的白的（警察还是特务）?我说，杂拌儿（各种坏人都有）。她问，咱们乘船还是坐轿（用哪种方法撤退）?我说，“字号”亮了，不是“盲棋”（对方已经认出咱们了）。
这些对话，都是我们爷俩长期躲避追捕时自创的一套简单明了的暗语，也顺便借这个机会教她读书写字。因此，当嫣然听到“不是盲棋”的时候，便突然坐在地上，两腿乱蹬，号啕大哭起来。我假作哄她，爷俩凑近简短一商量，我便将她背起，手中依然提着那块纸牌，径直向候车室跑去，身后的“点子”们也跟着我开始移动。候车室的女厕所门前有几位女士在排队，我只好一路道歉，说孩子“跑肚”，便将嫣然送进去，然后焦急万状地等在厕所门口，纸牌抱在胸前，同时伸长脖子往出站口看，做出担心错过客人的样子。我心中想的却是，我的身份没暴露，平日也没有被监视的迹象，今天怎么就被特务盯上了？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布列金”？
嫣然在厕所蹲了将近一个小时，中途还请人出来让我买了两次厕纸，我都让帮忙的女士带话进去，告诉她“小心蹲稳了”，“别弄脏裤子”。等到我背着嫣然回到码头，乘客早已经走光了，只剩下“点子”们列队在候车室门口，不由分说，便将我们爷俩拿住。该死的，我突然明白了，原来我是赵倾城安排的诱饵，目的是把警探的注意力引开。我们爷俩被关进站前派出所，晚饭一人一个拳头大小的窝头，外加给我一顿暴打。嫣然边嚼窝头，边替我擦净口鼻上的血，又让我张嘴察看有没有牙齿松动。她说牙没事，窝头是新棒子面，挺甜，一会儿您尝尝。我装难民流浪期间，打人挨打是常事，嫣然已经习惯了。天黑之后，警探把嫣然带了去，她一小时后才回来，居然给我带来一只德州扒鸡的鸡腿。我问“哪家寿头码子（见的什么人）”？嫣然向身后使了个眼色，示意有人偷听，同时天真道，有位“翅子”请我吃扒鸡，天上一脚，地下一脚，聊天来着。接着警探把我提了去，审讯者果然是位高级警官，他指着我那块纸牌让我念上边的字，我说不会念．照着抄的。警官拿出张纸条来给我看，问是不是上边这几个字。我装作不懂俄文，只说前边几个字母有点像，因为我发现，这张纸条上的字与赵倾城给我看的不同，赵倾城给我看的那张纸条上只有“布列金”几个字母，而这张纸条上写的却是“别列金-艾特马托夫”。警官又问我，谁让你来码头接人的？我说还能有谁，我在太古洋行轮船部跑单，正常业务嘛。太古洋行轮船部存有大量乘客资料，从里边找出一个叫“布列金”或“别列金”的俄国人不会太难，拿错单据接错人也是“跑单”常有的事。接下来我又挨了一顿打，但我能感觉到，打我的人已经对我没什么兴趣了。
第二天我们爷俩便被放了出来，我买了一小蒲包水果，乘电车直奔赵倾城家，因为对方父母是我的姨父姨妈，空手上门大不敬。王新武正在赵家的客厅里跷着脚喝茶，赵倾城对我拱手道贺，王新武拉住我的手着实亲热。我先带嫣然去给我姨父姨妈见礼，把她留在我姨妈屋里玩，然后回来与王新武和赵倾城坐定说话。赵倾城说，昨天有一件至关重要的“货物”到天津，却不小心走漏了消息，市警察局想拿到这件“货物”，在东站派了大批人手。王新武拍着我的后背亲热道，没办法，给老弟添麻烦了，保你出来的手续办得还算快。
看来他们是一个做非法生意的集团，我突然从中发现了一线机会，如果我能打入这个集团，并站稳脚跟，或许对日后为党工作大有益处。于是我故作怨愤，试探道，十来年没见，你却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信任过头了吧？赵倾城道，表弟你别生气，能不能信任，得从事上看，你在侦缉队只字未露，这就证明你还不错嘛。其实，王二哥很早就对你印象极深，评价也高，听说你来找我，就让我把你安排在轮船部，以图日后共谋大事。要不是这次事情急，又赶上过年，实在无人可用，也不会找你这个生手。我怒道，要是我昨天没顶住，把你们供出来呢？王新武笑道，你就算招了也没什么，别列金·艾特马托夫只是格兰特号的普通乘客，昨天夜里已经被英国巡捕从俄国大院抓走了，估计这会儿正叫屈哪。我故作恍然道，原来我只是第一只诱饵，别列金·艾特马托夫是第二只诱饵，那“货物”是谁？王新武大笑起来，咱们的买卖风险大，哪能不多留几手！他没回答有关“货物”的问题，只是与赵倾城相视一笑道，你先带着闺女回家过年，日后共事的机会还很多，你老弟骨头硬，靠得住，我没看错人。
临出门我问，二位做的是哪路生意？王新武揽着我的肩头往外送，高声笑道，“生意”是江湖，骗人的。然后他在我耳边悄声道，这年头儿有担当的人不多，老弟你经得起考验，日后哥哥带着你发财，其他的先别问，日久自明。我突然明白了，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局，完全是设计出来“考验”我的，侦缉队得到的错误消息，应该就是他们提供的。如果为了考验一个即将“共谋大事”的同伙，我也会这么干。看来，他们当真是想吸收我入伙。果然，几天之后，当我经历了平生最严酷的考验，才真正了解到，王新武掌握着中国北方一个巨大的走私网，不论是“货物”转运，还是“人员往来”，只要是有钱赚，没有他们不敢干的。我认为，王新武的这个巨大的走私网，或许就是我为党工作的“本钱”，因为，党中央此刻最艰难，一旦中央与北方局取得联系，必定急需天津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各种资源。
回到家时，大杂院的人们正在忙着宰鸡、炖肉。“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宰公鸡”．这是天津年俗，也是大杂院的邻居们相互比较一年收入的最佳时机。我岳母正带着桂芝在院中的大灶上忙着蒸碗肉，案板上一排排的大海碗里，是条子肉、方子肉、核桃肉、腐乳肉、米粉肉和四喜丸子。旁边花盆炉子上放着一只大肚小口的坛子，口上封着皮纸，没有一丝水蒸气冒出来，必定炖的是香糯无比的坛儿肉。嫣然明显被院中的热烈气氛刺激了，扬声狂叫幺鸡出来帮她宰鸡。方才告辞时，赵倾城代表我姨父姨妈送给我一只大公鸡和一方肉，说是为我们添年货。嫣然从小就跟她母亲按天津风俗过年，对这些事热衷得很，虽然常被上海人耻笑为“乡土气”，却毫不在意。
看着赵倾城送的年货，我便又想到“布列金”这件事。他们为什么会选上我呢？还是嫣然的话一针见血，她说，他们找上你是“宋江结交卢俊义——拉好人下水”。言罢，她便带领幺鸡，声势浩大地在院中与那只鸡和那方肉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明显是在与我岳母唱对台戏。桂芝忙碌中偶尔向我们这边看上一眼，目光幽幽的，让我不由得一阵心痛。
“二十八，把面发”。早上我刚起床，便看到嫣然挽着袖子在灶下和面蒸馒头，桌上已经蒸好的有豆包、水晶包，还有她用剪刀、梳子雕出的金鱼、刺猬、小老鼠等各色花糕。我说我去上班了。她说你先帮我把刚出锅的馒头点上红点儿，吃了早点再走，回来别忘了买“吊钱”。
年根底下，街上行人如织。从“东北易帜”，一直到去年币制改革，将近十年的时间，天津比我离开时要发达数倍，但世界经济危机闹得天津市面已见萧条，加上日本人向华北步步进逼，所以，从行人手中的年货便可看出，天津百姓已经开始谨慎持家了。这就像汪记者的“段子”里说的：小日本儿小肚鸡肠，眼皮子浅，见不得中国有钱，受不了中国老百姓吃鸡鸭鱼肉吃狗不理，他们自己只能吃臭咸鱼萝卜饭，所以才光着腿，踩着“板凳”漂洋过海跑过来抢劫……
今天我没直接去上班，而是乘电车去了英租界登百敦道的东亚毛纺厂。桂芝在这里当毛纺工人，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工资四毛。我回家已经几天了，岳母防贼似的，让我没机会和桂芝接触。一声汽笛响，工厂里拥出一群女工，手上提着饭盒，有蓝衣白帽穿工装的，也有爱美的换了便装。桂芝看到我吃了一惊，连忙向我摇头，又跟女伴们说了句什么，便独自拐入一条小街。我跟出去老远，她才站住，脸上不是好神气，嗔道，你干什么到工厂来？接下来的谈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把我那点沾沾自喜的男人之心击得粉碎。她说，我不再是当年那个蠢女人了，这十来年，我上夜校，学文化，为了多识字，多读书，我把书拆成单页，贴在拉条机上，虽说看机器不能分神，但走一趟看一眼，走一趟看一眼，到去年我已经拿到了中学毕业文凭，很快就能离开毛纺厂，换新工作……我没理由怪你离开，也没理由怪你回来，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我仍然不死心道，我觉得你挺好，不想离婚，你告诉我错在哪儿，我改。桂芝白了我一眼道，我有理想，有追求，有目标，你没有，没法改。我焦躁道，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我有。她道，有理想的人不会干“停妻再娶”的缺德事。完了，她一句话便击中了我的命门。我不能告诉她我的中共党员身份，这违反组织纪律：我也不能告诉她嫣然的身世，那样做不仁不义。但我仍然不想离婚，因为，日后不知道党组织会派给我什么样的工作，只要仍然从事地下工作，我就必须得有个“家”做掩护。我对自己说，这绝不是自私，也不是在利用桂芝，绝不是；我当真觉得桂芝挺好，只要相处的日子够久，我甚至有可能爱上她。
回到轮船部，赵倾城正在等我。他说大沽口发生“冰难”，结冰六十海里，轮船都停了，没有业务你挣不到提成，怕是连买年货的钱都没有。我以为他又要给我施舍，刚想开口婉拒，不想他道，我年前应酬太多，手头这项业务就拜托你吧。我加了小心问，不会又是俄国人吧？干什么的？他说是中国人，杀手，不能出错。我问杀谁？他说别问。
杀手三十来岁，很阴的样子，左一眼右一眼端详我的脸，还很无理地歪头看我的耳朵。他自称张春和，只提着一只黄皮包，没有大件行李。这种单身客人在租界里租不到房子．他又说第一站不能住饭店，我想来想去，只能把他安排在基督教青年会。他递给我五块钱，里边夹着张纸条，上边写着“单刃小锉刀一把、厚毛巾一条、直沽高梁一瓶、海碗一只、紫皮大蒜三五头”。如果我不是行家里手，单看这些东西，多半会以为这位老兄是想喝醉酒自杀，但我恰巧知道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的用途——杀人的用途。我问，您回程的车票订哪天？他盯住我，眼球白多黑少。我立刻把嘴闭上，免得他起了杀人灭口的念头，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传说中的怪物，绰号“二饼”的杀手，就是眼睛白多黑少。等我买齐了东西给他送去，他将这些物件装入皮包，却提出要搬家。我猜想，这多半是因为基督教青年会离法租界巡捕房太近了，便带他去日租界寿街，这里有许多从华界迁来做生意的三等小班。我这是在试探，见他望着院门前挂着的灯笼点了点头，于是我明白了．他绝不会是我的革命同志，但到底是不是那个“二饼”，我还不敢确定。
下午我早早回到家，因为杀手又交给我一张照片，上边的人蓄须戴黑框眼镜，确实是他，但也有点像我，他让我替他做一张假护照。我说，这种东西你应该提前准备好。他说，少废话，想死啊？说话间，他空着手的左臂动了动，手缩进袖筒里。我明白了，他棉袍的左袖筒里藏了只“掌心雷”手枪。这家伙真的聪明，提包，吃饭一直用右手，谁能想到他会是“左撇子”。只这一招先机，他在搏斗中就能占大便宜。
我在天津还没有发展出伪造证件的关系，这种事也不能联系上级。但我知道，凡事都有线索可寻，而这线索往往就在身边。当我走进照相师傅张府行家时，他们一家五口正围坐桌边吃火锅，晾衣绳上夹着六七张“全家福”。春节前全家照张合影，这是近年来兴起的新时髦，但对一个身背沉重的四乘五木盒照相机，走街串巷的照相师傅来说，若不凭巧手另干点私活，不可能养活一家五口，更别说吃烙饼氽白肉了。于是，只略一搭话，我便知道自己找对了人。“水贼过河，谁也别用狗刨”，我径直说明来意，张府行原还推托，但一见杀手的照片，他惊恐道，你跟这人说过要来找我吗？我实话实说。他沉吟片刻，叹道，冤孽呀，从北平逃到天津，左藏右躲一年半，还是躲不过。什么时候要？身份资料呢？我说明天要，身份资料在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的，名字叫张春和。他说你明天早晨来取。我问多少钱？他说你这是要钱不要命，可怜的孩子！张府行说“可怜的孩子”应该是指嫣然，因为，如果张府行当真见过照片上这人，并为此逃亡一年半，就说明杀手确实是“二饼”。为了证实我的猜测，我追问一句，这人是“二饼”吗？张府行立刻面如死灰，将我推出门去。
汪记者正在院中练习明天要使的“段子”《施剑翘刺杀孙传芳》，刚讲到近期新闻“施女侠狱中卧病，年关为母赋新诗”，门外闯进来一伙大汉，将“高买”陈自由拉出来暴打一顿。院中没有一个人出面说情，因为，陈自由的职业决定了这种事早晚会发生，而且与他人无关。
“二十九，贴倒酉”。我睡醒起来，嫣然递给我一个信封，说是插在门缝上的。信封里是那张假护照，张府行必定是用偷来的真护照剪贴拼接的，手艺精湛。
我站在院里蘸着牙粉刷牙，满院子的邻居都在贴春联、吊钱、窗花和福字，只有张府行家的门上挂着锁。正在这时，陈自由脸上挂着伤，站在当院作了个“四方揖”，对邻居朗声道，众位高邻，张府行全家连夜逃债去了，可他这房子是从我手里转租的，两块钱房租没还；年关还债，天经地义，在下只好自己动手了，各位帮忙作个见证。言罢他走到张府行门前，手只在挂锁上一抹便打开了，然后他从房里拎出一只铜火锅和一领女式旧皮袍，又道，各位上眼，铜火锅当一块钱是官价，虫穿鼠咬旧皮袍当一块二，床上的铺盖我可没动，两毛钱找头我放在他家“灶王龛”上了。
大年根底下，张府行一家连铺盖都没拿便连夜逃了，显见得他怕“二饼”到何等程度，看来“二饼”那些穷凶极恶的传说都应该是真的。我有些后悔接下这单生意，便慌忙出门。姨父说赵倾城昨天晚上没回家，市党部的人说王副干事长已经两天没上班了。这也就越发证明，他们有可能知道杀手就是“二饼”。看来他们都躲了，想让我独自一人把这件祸事承担下来，因为，我在上海时就听说，“二饼”有一个恶毒的习惯，就是每做一单生意，都会将这单生意的联系人，也就是有可能指证他杀人的证人除掉，没有例外——我现在是他这单生意的联系人。
现在去寿街给“二饼”送护照还太早，我在街上买了些银锭、纸钱往家走。领导让我“随时准备为党工作”，我也决定为“工作”提前做好准备，但卷入了这样一桩祸事，我该怎么办？现在去找上级领导？有这种想法本身就是胡闹，我哪能让领导替我“擦屁股”！实在不行，到日租界“白帽衙门”告发“二饼”？这也不行，日本宪兵队是虎狼窝，就算他们抓了“二饼”的现行，我这个“胁从”也很难活着从宪兵队里出来。要不干脆向张府行学习，带着嫣然逃跑？现在是党组织最艰难的时刻，正需要我这样的党员坚持住信仰，坚守工作岗位，我如果逃了就是逃兵。实在不行，我就与“二饼”单挑？虽说我在北伐军中参加过战斗，在上海也有多次行动经验，但“二饼”是何等高手，断不会浪得虚名，所以，单打独斗我必定不是他的对手。鲁莽行事要不得，必须得计划周全，但到哪儿去找万全之策呢？
“办法总比困难多”，嫣然看我坐在床上发愁，一边往水缸上倒着贴福字，一边安慰我。我说这次可是天大的困难。她说那也有孙猴子能把天捅个窟窿。中午我食不下咽，嫣然用醋和白糖为我拌了一盘青萝卜丝，说是替我压“心火”，然后她便忙着往芝麻秸上粘黄纸卷叠成的元宝，再将芝麻秸攒成一捆，顶上散开，谓之“聚宝盆”。
“二饼”昨晚落脚在一个叫“寄春亭”的三等小班里。午后时分，班子里的姐儿刚才起床，一个个鬓发蓬乱，脂残粉淡，裹脚布松松垮垮，趿着鞋在院中乱走。“茶壶”见我这时候进门，眼睛翻得全白，嘴撇到耳朵上。我说找人。他问姐儿的花名。我昨晚没跟进来，不知“二饼”住哪屋。他便没好气道，让我这会儿挨屋替您寻客人，找骂哪？您老在院里站站，等客人自己出来吧。于是，我只能站在院中，任凭跑来跑去的男女望着我发笑。
“二饼”住夜的房间后窗临街，侧窗临巷，借着门廊的栏杆翻到房顶上很方便，如果由我来选，也不会在院中找出更容易脱身的房间。“二饼”仔细验看护照，说东西还行，这手艺眼熟，他人呢？我说他们全家今早回老家过年去了。“二饼”深看了我一眼，便收起护照，拿了三十块钱给我说，就这几天，我要用个孩子。我心下一沉，但立刻警告自己，不要慌，不许慌，他还不知道你已经识破了他的身份。我摇头道；这单买卖，我原是替朋友帮忙，顺便给自己挣份年货，但您要是做“扎飞”的生意（广东江相派害死儿童骗财的手段），在下恕不奉陪。“二饼”笑了，摇着头用河南口音说，俺这广东官话是假的。我又道，“扎彩”（将儿童致残行乞）也不成。他立刻变脸道，你烦不烦？你家里不就有个女孩吗？借来用一用怕什么？我惊问，你怎么知道我家的事？他却笑道，江湖险恶，防人之心不可无。我说不行。他说，你别打算学那个做护照的，你可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你爹妈不会在草岚子监狱蹲一辈子，你老丈人、丈母娘，还有你老婆都住在十字街大杂院，你不会让他们替你一个人“顶缸”吧？郑沧桑同志！说着话，他从黄皮包里取了一份卷宗丢给我。
打开卷宗一看，我便知道自己被王新武出卖了，这份卷宗里记录了我一九三三年前在上海的情况，而王新武必定又向他介绍了我现在的情况。郑沧桑是我的化名之一，一九三二年我在上海被捕，关进南京陆军监狱，一年后履行手续刊登“反共启事”，方才具保出狱，此举是奉上级领导指示，不算叛变。但王新武必定不了解我出狱后的情况，半年前我在上海用的是另一个名字，而且没暴露身份，所以，他一定是把我当成了中共脱党分子。这次如果我大难不死，也许就能通过王新武的考验，加入他的“团伙”，甚至有可能加入市党部。这可是个好机会，只是，“二饼”是个魔，事后必定想除掉我，怎么办呢？
于是我问，这次是王副干事长的生意？“二饼”说他只管提供情报。我又问，你们见过面？他说我见过他，他没见过我。我不相信他的话，便道，天下事不是只有一种方法，也许我能帮你找到不用小孩子的办法呢？他冷笑道，用不着，不把你女儿押上，难保你不到侦缉队告发我．咱们是“老千”见“老千”，还是摊开来玩吧。这时，姐儿进门来，客气地叫了我声二爷，便给“二饼”张罗开饭。这位姐儿长着一张银盘大脸，身上着实有肉，不精明，但很热情。我突然明白了，“二饼”看中她的就是这个模样和不精明，更何况她还有一个对“二饼”格外吉利的名字—一春桃。
离开寄春亭，我接着寻找王新武和赵倾城。我绝不能让他们就这样把我丢进火坑里，要死也得拉上个垫背的，更何况，如果不死，他们二人对我想做的事情还有无穷妙用。然而，没有人知道他们二人的踪迹。晚上回到家，我带着嫣然到十字街口给她母亲把纸钱和银锭烧化了。腊月二十九给亲人送寒食，这是本地风俗，不可不为。半年前我工作的机关暴露，嫣然的母亲冒险通知我们，但她没想到机关已被特务包围，被追上来的特务开枪打死。过去在我身边曾牺牲过三位战友，但嫣然的妈妈是最让我痛苦的一个。她年轻貌美，但为了掩护我的身份不能恋爱，不能嫁人，我不仅耽误了她十年青春，还连累她牺牲，撇下嫣然一个孤儿。此刻给她烧些纸钱、银锭，虽不足以悔罪和报恩，但聊胜于无。
吃罢晚饭，嫣然给我展示她为过年置办的红布袄裤。我问你哪来的钱？她说是陈先生和陈太太带她去瑞蚨祥买的衣服，在华真百货店买的胭脂、水粉和毛巾、香皂，在聚珍楼买的银手镯。我这个当爹的不称职，没钱给孩子买过年穿的新衣服，所以，此刻也就不能责备孩子，因为我从来也没跟她谈起过“高买”这种职业。陈自由独自在家，我从“二饼”给我的三十块钱里抽出十块放在桌上，让他找五块。他说二哥您别这样，过年了给孩子买点东西，这也是当叔叔的本分。他必定是见我面露凶相，便没再往下说，取出五块钱递给我。我把买东西的钱还给他是必须的，但更深一层的意思是，我担心陈自由当“高买”之前也许还当过“飞贼”。“飞贼”身上都有功夫，不能轻视，但我又不能不给他一个教训。所以，在他找钱给我时，我伸手叼住他的右手腕，一提一拧，使了半个“德和乐”，将他摔倒在地，然后跨骑在他身上，将他右手拧在背后，左膝压住他的左臂，左手抓住他的脑袋往地上猛撞数下，这才问，你竟敢带着我女儿上街做“生意”，想死啊？
“高买”这种职业不同于“白钱”、“小绺”之类的小偷，他们专门装扮成阔客，造访高级呢绒店和金楼，在挑选商品的过程中移花接木，偷梁换柱，偷店家的贵重商品。春节前商店里人流如潮，如果“高买”带着太太、孩子同来选货，便没有任何人会怀疑，他也就更容易得手。陈自由趴在地上，吐出嘴里被撞出的血污和门牙，这才哀求道，二哥，昨天的事您看见了，我差了“老头子”五百块份子钱，三十晚上若不交齐，我就得断胳膊断腿，还不许在天津卫做生意。我问，你今天弄了多少?他说刚过三百，这不打发老婆回娘家借钱去了嘛。于是我松开手，捡起地上的五块钱，放他起来，厉声道，别再招惹我女儿。他道，否则我出门撞汽车。我不相信他的发誓，恨道，这件事还没完，再招惹我，见一面打一顿。他道，二哥，这次欠您一份人情，往后您有事吩咐，水里火里一句话。
嫣然那里我不用叮嘱，只跟她讲了讲“高买”是怎么回事，她便明白了一切。现在最大的难处不是陈自由，而是“二饼”要用嫣然。我猜想，“二饼”这次的目标必定极难接近，他也需要“全家人”替他打掩护。怎么办？我再次去找赵倾城，街上到处都是打着灯笼的店铺伙计，赶在年前催讨欠账，否则，过了年三十，再想要账就得等到端午节。赵倾城还没回家，姨父在发脾气，姨妈在哭，小辈们一个个避猫鼠似的，大气都不敢喘。
大年三十终于到了，很早便有性急的孩子零星放鞭炮。嫣然忙着准备年夜饭。我则在街口院内走来走去，苦苦思索，要找出一个万全之策应对“二饼”的厉害手段。媒婆王三奶奶从娘娘官“洗娃娃”回来了，怀里的娃娃大哥包着红布，只露着一张蓄了山羊胡子的粉脸。她见面便说，他郑家哥哥，昨夜你干吗打人家陈先生，他带你家孩子出门做生意是不好．可也不能让人家没法出门拜年呀，门牙都掉了，大过年的到哪儿找镶牙师傅去，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说三奶奶，他要是把我家孩子带坏了，我这一辈子就甭过了，别说过年。王三奶奶笑道，都是江湖人，谁还没有难处，穷年穷月的，大家伙儿得互相帮衬。
我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再怎么想，也想不出有需要“高买”帮衬的事。咦，我灵机一动，陈自由昨天说欠我一份人情，在“二饼”这件事上，陈自由说不定还真能派上用场。这时，王三奶奶颤颤地回屋了。我岳母走出房门，见我站在院中，便道，我家老头子说了，一过“破五”就去法院办手续，到时候你可别想“脱扣”。我说，妈，今天可是年三十。岳母一愣，连忙把嘴闭上，抱了两棵白菜回屋剁饺子馅去了。天津卫年三十忌讳多，不许说任何不吉利的字，同音字也不行，更别说离婚了。看来，岳母必定是被我气疯了，否则断不至此。
我这几天在市党部没问出王新武的新宅地址，今天开始放年假，更没地方找他了。我只能去找赵倾城，姨父问，你们哥俩这是“捉迷藏”哪，他大年根底下不知跑哪儿去了，你三番五次来找，莫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我说都是洋行的俗事，不找我表哥办不成。姨父说你找着他就让他赶紧回家，年三十全家不团圆哪行？
年三十班子里不留客人，小客栈里又不安全，“二饼”想了想才同意．就近在法租界中街的中国旅馆订了个房间。春节期间旅馆营业清淡，中国旅馆原价四元五角的头等房间，茶房只收两元五角一天，外加五角小账。几十年后看闲书知道，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先生与夫人许广平相携南下，也曾在此入住。“二饼”问我，孩子的事想通了吗？我没好气道，你想都别想。“二饼”没恼，反而笑道，今夜子时有个机会，只需你给搭把手，若今夜不成，还得用你女儿。我已经走投无路，干脆鲁莽地用一招敲山震虎，突然问，目标是谁？“二饼”同志。为了嫣然，我无所顾忌，不能再遮遮掩掩，干脆就像“二饼”说的，俩人打明牌吧。“二饼”面上浅浅地浮起一层笑意道，凡是知道我的人，一听到我的绰号，多半都像你那位朋友立刻逃跑。你知道我，而且知道得不少，至今没逃，想必有些道行，这就让我更得小心在意，防备你反咬一口。我说你要是打我女儿的主意，就不是咬一口这么简单了。“二饼”像是很好奇地问，你没想过自己吗？我说想了，但不能告诉你。“二饼”说这样也好，今晚子时见？我回答得干脆利落，今夜子时，不见不散。
回到家时天近黄昏，小孩子们满街乱跑，疯玩疯闹，今天大人不能打骂孩子。嫣然正在包饺子，说去皮猪肉涨到了四毛二分钱一斤：肉馅的今晚吃，素馅的明天吃，一年素素净净，平安无事。我对嫣然道，你去瞎大爷家．把他的毡帽借来，我今晚有用。她拉开房门，冲着院内大喊幺鸡。我说这样不礼貌，她却道，天已经黑了，你忘了过年“忌女人”吗，我不“开市”就去人家串门，更不礼貌。幺鸡乐颠颠儿地跑来，听了嫣然的吩咐又乐颠颠儿地跑去。嫣然道，您给我想个贱名吧，今晚天上的神仙来来往往，叫真名就可能被带走：还有，今天不管门外谁叫您都不许答应，那是鬼在叫您。我心中感叹，这孩子怎么把天津的“妈妈例儿”全学会了？不过，外边有鬼确实不假，“二饼”还惦记她哪。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随时做好了为党、为主义献身的准备，只是，这一次却要让我献出女儿。不，女儿的事与党组织无关，是“二饼”的事。我是急于为开展工作做准备，这才上了王新武的贼船。当初我还是有所图，否则怎么就掉进陷阱出不来呢？如果，我是说如果“二饼”今夜能成事，我就必须得为脱身做好准备。如果不成，事情一时半会儿还完不了。想到此处，我坐不住了，戴上幺鸡送来的毡帽，对嫣然道，老爸还得出去一趟，可能回来得晚。嫣然问，给我起的贱名呢？我说你又聪明又可爱，就叫“小狐狸”吧。嫣然说你等一等，便利落地往头上插了朵红绒石榴花，给我煮了三十个肉馅饺子，看着我吃下去，说这就不怕你赶不上年夜饭了，我等你回来“踩岁”。我在饺子里吃到一个小钱，寓意来年有好运，“小狐狸”很是为我开心。
年三十的夜晚，正是吃年饭的时候，街上行人稀少，连洋车夫都回家了。我成功地将赵倾城堵在饭桌上，不用任何责备与解释，所有缘由我们彼此心知肚明。赵倾城对父母道，我带表弟去朋友家打牌，一过午夜就回来给您拜年。姨父说，长这么大了，还跟没尾巴鹌鹑似的，给祖宗磕了头再走。
王新武没让我们进院，只在门洞里见了我五分钟。他的话很明确，老弟你自求多福，只要活着回来，哥哥我带着你发财。我说那是后话，“二饼”的手段你们都清楚，我十之八九脱不了身，所以……赵倾城忙道，别说将来后悔的话，你是我表弟，当我真害你不成？我说你们就是在害我，所以，得帮我一个小忙。他们问帮什么忙。我说你们跟我一块去。他们摇头。我说那就给我件防身的“家伙”。王新武从怀里取出一支勃朗宁手枪交给我。我认识，这是去年刚出产的新款，弹夹里是满的，装弹十发。有了这家伙，我事后脱身便多几分机会。但为了以防万一，我必须得给嫣然事先留下生活费，便说还得给一千块钱安家。王新武与赵倾城对望一眼，一起摇头道，现在给你，怕你把我们卖了，事成之后，一分不少。
夜近子时，娘娘官门前一下子热闹起来，各种汽车、自备洋车，最差的也是包月车，将男男女女倾卸在庙门外。庙里的仆役毫不客气地推搡香客，口中叫喊着排队，手心里不住地被塞入赏钱，他便把打赏的人领到前边插队。这是天津的奇风异俗，大年初一凌晨，全天津的妓女，从书寓、清吟小班的头等“先生”，到二三等班子里的姑娘，乃至豆子地、鲶鱼窝的四五等妓女，多半都要找个恩客护送前往娘娘宫抢烧头香，讨一年的利市。
“二饼”让我策应他行动。我买了香烛和两挂五百头的鞭炮，拆开来缠做一团；又买了三支“金鼠牌”烟卷和一包北洋火柴。娘娘宫门前的人群越聚越多，目标还没出现。该死的，“二饼”没交代，是在目标刚刚出现时放鞭炮，还是别的时候。我把压在眉毛上的毡帽向上推了推，在昏暗的路灯下仔细寻找，没有发现“二饼”的踪迹，只看见春桃眉飞色舞地与姐妹们比较衣服、首饰。也许，前两天“二饼”去小班住夜的目的，就是为了今天让春桃替他打掩护。我不能不说，“二饼”的这番设计还算有水平，像个职业高手的样子。
正在我胡思乱想之际，目标出现了，（津）10007的汽车号牌，同行的一前一后还有两辆汽车。我点上香烟，被烟气呛得咳嗽不止，却不得不急忙凑上去，同时摸了摸深藏在怀里的勃朗宁。出乎意料的是，前后两辆汽车上跳下来八个穿军装的马弁，簇拥着中间汽车下来的人，向娘娘宫大门走去。我紧随其后，同时四下找寻，仍然没有发现“二饼”。目标有这么多的保镖，一旦“二饼”行动，我这个策应人难免不被识破，但我又不能不行动，否则“二饼”一旦失手，必定还要逼我献出女儿。
娘娘宫的仆役识得眉眼高低，就在这伙军人如轮船破浪般冲入庙前拥挤的人群时，庙门打开了。我认为，如果由我主导行动，现在应该是最佳时机。于是，我略停一下脚步，让人群挤入我和目标之问，这才低头，用唇上叼着的香烟点燃怀里的鞭炮。我这样做，使的是一出“苦肉计”，为的是一旦“二饼”行动，不管他成功与否，我都可作为笨手笨脚的“蠢人”，给自己争取一次脱身的机会。果然，鞭炮刚刚在我怀里炸开，我故作慌乱地将其抛出时，众马弁反应极快，其中两个反身冲破众人，将我扑倒在地。就在倒地之时，我从两个马弁的夹缝中望见，另外六个马弁将一个面如刀削的老军人按倒在地，围了起来——我认出目标来了，他是个恶贯满盈的军阀，近来小报上常说，这家伙和日本关东军亲热得像一对“靴兄靴弟”。
我被两个马弁毒打，只能一手护头，一手护住怀里的勃朗宁，免得掉出来惹祸，同时将身子蜷缩在地。我在挨打时偷眼望出去，看到其他马弁拥着军阀上了汽车，打我的两个马弁也跟他们一起去了，周围留下的只是一群看笑话的妓女和嫖客。
“二饼”没有行动。他是失掉了时机，还是这次原本就是一个侦察行动？子正时分，街上鞭炮声四起，我拖着右腿往家走，刚才马弁在我的右脚踝上踹了一脚，伤得不重，但挺疼。走近大杂院的街门时，阴影处闪出“二饼”，脸上笑得像是得了宝，按照“新生活运动”的要求拱手拜年道，恭贺新禧。我也回礼说新春快乐，然后没好气地问，刚才你死哪去了？他说你没看见那阵势，要是你来干，你会动手吗？我说咱们两清了，别再找我。他说那哪成，你是块材料，我怎能不用，初二午后你到旅馆找我。我说你就不怕我报官？他说你是个顾家的男人，不会冒灭门的风险。言罢他便施施然去了。
嫣然困得东倒西歪，但还在等我。她把芝麻秸做的“聚宝盆”放倒在门前，我们爷俩一起“踩岁”，同时她口中不住祷念，岁岁平安，我老爸岁岁平安。清晨，我被一阵喷嚏吵醒，想是昨夜挨打时出了一身汗，着凉了。嫣然催我下床，说年三十夜里不能在床上打喷嚏，来年要得病的。我起床后，和院中其他男人一起在院中刷牙，大家见面都说“恭贺新禧”。然后，众人一起来到街门内“听忏语”，也就是偷听街上行人的第一句话，以卜来年吉凶。汪记者说，大吉大利，来个善人说句吉祥话吧。我岳父阴着脸，陈自由用布条吊着左臂，想必是没凑齐那五百块钱。孙瞎子则摸索着门框问，我这是在门里还是在门外？
街上跑过一个报童，高叫道：看报，看报，蒋委员长上了美国《时代》封面，日本苏联在中蒙边界爆发激战。汪记者冲出去买了份《益世报》读给大伙儿听。战争消息是报童的“生意经”，其实是年初日苏在中蒙边界发生冲突的延续，蒙古支持苏联，满洲支持日本。报纸上还刊登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上边是四个人的照片，依次是日本的裕仁天皇、满洲的溥仪、苏联的斯大林和中国的蒋介石，标题是《东亚、苏维埃与帝国》。孙瞎子感叹，乱世出妖孽，咱蒋委员长跟他们不是一路呀！汪记者问，那你说他跟谁一路？孙瞎子道，他只跟自己一路。于是，我们几个人垂头丧气各自回屋，新春伊始，却听到这种消息，不算是好兆头。
接下来自然是拜年，我先去岳父岳母屋里，进门不由分说，跪倒行大礼。岳父给了我一个五毛钱的银角子，说是给孩子的压岁钱。我则把早准备下的桂顺斋的点心、江西瓷的碗筷交给岳母。新春添碗筷寓意家里添丁进口，我这是婉转表达与桂芝重修旧好之意，但没等到老人们接我这个茬口，孙瞎子也来拜年，便给冲破了。我在院中挨屋转了一圈，出门径直来到赵倾城家，先给姨父姨妈拜年，再到赵倾城屋里，他太太说，他一早便出门拜年去了。来到王新武家，大门外车水马龙，拜客盈门。仆人狗眼看人低，把我拦在门口道，这是有尺寸的地界，你算哪块“切糕”，有枣没枣都往上贴？在街门外磕个头，尽尽孝心也就罢了，还敢往里闯！
上级领导发信号找我，消息用暗语贴在东北角长途汽车站的告示牌上。这是约好的，每逢初一、十五，我来此看通知。原只是顺道来看一眼，没想到组织大年初一会找我，难免喜出望外。时间、地点、接头人和接头暗语都没错，来人将我领到锦衣卫桥宋家胡同的一处住宅。从院外看不出什么来，但刚进院门，便能嗅到一股浓重的油墨味，我猜想这里应该是我党的地下印刷所。
领导不是上次交接组织关系的领导，自称姓白，江浙口音。他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党组织的安全至关重要，不得不对你的“组织关系”和“自述经历”进行严格审查：如今审查通过了，有一项任务交给你。我说请首长指示。他想了想道，组织上现在非常困难，油墨、纸张都买不起，实在拿不出经费给你。我说钱的事我自己解决，我有薪水。他说不是生活费，是让你筹备一处地下交通站。我干过地下交通站，知道是怎么回事，便当即表白道，请组织放心，我有办法，但不知要多大规模？他道，先做小规模的吧，最好能与车站、轮船公司、欧亚航空公司建立联系，你日后的任务主要是人员转运。
如果这个地下交通站不是万分紧迫的需要，领导绝不会大年初一联络我。老天爷，您老人家早便为我安排好一切，太谷洋行轮船部、王新武的走私网，还有他们欠我的一千块钱。只要能活着完成“二饼”的这笔生意，我拿那笔钱开个小旅行社，既是极好的伪装，又可以路路通畅。哈哈……别，不能太得意，让领导看着不好看，况且，我能不能从“二饼”手里活着脱身还在未知。于是我敛容郑重道，保证完成任务。
初二，天还没亮，鞭炮便响了，各家都起来“接财水”。送水的小伙子在新棉袄外加了件帆布垫肩，给每户送一挑水和一小捆麻秆，这叫“进财”，家家都有赏钱，嫣然也赏了挑夫两毛钱。
我去接桂芝下夜班，却没想好该怎么说，只能想到哪说到哪。她说，你不要再找我。我说我是你丈夫。她说你遗弃我十一年，犯了遗弃罪，国法难容。我说我会用一生赎罪。她说我没办法相信你。我说你给我一年时间，我证明给你看。我一路走，一路劝，桂芝咬紧牙关，就是不松口。眼看着就能望见大杂院的街门，我只能说，你先回去，免得岳母看见不高兴；明天我还去接你。桂芝没言语，径直走了。我等了一会儿，方才踱步回家。嫣然请了“上有老，丈夫好，儿女双全”的“全乎人”王三奶奶来家里“开市”。王三奶奶也不过五十来岁，小脚伶仃，一步三摇，眼中却精光四射，她一进门便唱喜歌“到你们家来走一走，你家的粮食装满斗”，“在你家床上坐一坐，你家富贵绵长子孙多”，“喝了你家一杯茶，你家开满‘新生活运动’幸福花”。没想到，王三奶奶也会新词。这就叫“开市”。王三奶奶唱完了，家中便不再“忌女人”，嫣然也可以出去串门。于是，嫣然让我将初一全天积攒的脏水和垃圾拿出去倒掉，因为初一“忌洒扫”，水和土都是财气，不能往外送，否则来年有断炊之虞。她自己则穿上陈自由给她买的红袄裤，扎上红头绳，戴上银手镯，出门给院中各家主妇拜年。
我不想出门，便躺在床上想心事。回天津刚刚十天，就遇到这么多事，确实需要想一想。上级领导命令我就地潜伏，我做到了。为革命工作做准备，已不仅仅是我的自觉，而是变成了领导交派的任务，这让我很高兴。只是，“二饼”这家伙杀死联络人的恶毒习性绝不会改变，而我又绝不能让嫣然再次成为孤儿，更何况我还要留着有用之身为党工作。其实，我也想过偷袭“二饼”，在背后偷偷将他一枪打死，一了百了，但是，为了那些美好的理想，特别是领导紧急交派的筹建交通站的任务，我需要王新武的关系网和那一千块铖，为此，我只能帮助“二饼”完成任务，然后再寻求自己脱身。这时有人敲门，是个陌生人，他先说恭贺新禧，问我是不是郑三泰先生，然后塞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转身就走。信封上印着“天津特别市河北初级法院民事调解厅”字样，打开来看，是张传票，标题是“韩桂芝诉郑i泰离婚事”，开庭时间是正月初六下午两点。看起来，岳父在年前就把我告下了，必是法院送达员年前事忙，此刻借着四处拜年的机会，顺便把积压的传票送来。这些家伙不通人情，不管别人过年的心情。
该来的都来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于是，我再次来到王新武家，仆人照旧不让我进门，我便遇到街角处等候。不管王新武出来送客，还是他拜年回来，我今天一定要堵住他。不为别的，我要把那一千块钱先弄到手。事情完成后，如果我被“二饼”杀了，这笔钱就是嫣然日后的生活费；如果我活下来，这笔钱就是为组织建立地下交通站的启动资金。果然，王新武坐着汽车回来了，我刚要迈步冲上去，却被人用擒拿手一把拿住锁骨，顿觉半身酸软。是阴魂不散的“二饼”，面上漾着笑意，口中道，不跟着你，还真找不到王副干事长的宅子，跟我走吧，我找你有话说。我假装身上没功夫，挣了几下也挣不开他的手，便问你要怎样？他也问，王副干事长让你来送死，给你多少钱？我说答应给一千，但还没给。他恨道，妈的，这些党棍就知道欺负老实人。
初五以前所有中餐馆都歇业，“二饼”带我到夏太太餐厅开洋荤，给我叫了一客牛排，他自己却吃素，他道，我跟你讲一讲我的计划，初四上午，你带着孩子来中国旅馆见个面；初五那天夜里，你去目标家，翻进院子，往二楼他的卧房里放几枪，甭管是不是打着人，赶紧逃出来。我问你呢？他说我在外边接应你。我说那家伙身边总跟着一群马弁，家里说不定像兵营，我是有去无回。他说逃命的事得你自己想办法。我说那还不如我现在把你毙了，风险倒小些。他笑道，你在娘娘官挨打时，我就看出你身上带着枪，这都两天了，你为什么早没杀我？因为你没本事杀我，动一下念头我就把你全家灭门。我说我不杀你，事成之后你也得杀我。他将目光放在盘中的奶酪和蔬菜上，沉吟片刻方道，为了保住孩子，当爹的总得受些委屈。我知道脱身无望，便问，你的目的就是放几枪吓唬吓唬他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于吗让我冒险，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他说，此事另有妙用，但现在不能告诉你。我又问，就算你能把事干成，但你想好脱身的办法了吗？他笑道，到时候还得借助尊驾，这两天，你就多拜年，多见亲友，多吃好东西吧。
正月初三，我没接到桂芝，因为她倒班，改上白班了。
正月初四，我带着嫣然到中国旅馆，“二饼”给嫣然准备了一块起士林奶油蛋糕和一大盒太妃糖，嫣然客气地请他明天到家里吃“破五”的饺子。然后“二饼”便动手为我粘上胡子，戴上黑框眼镜，又穿上一件藏青呢绒镶蓝缎边的长袍，戴上顶红绒结的小帽，让我自己照镜子看，倒是很像照片上“张春和”的模样。难怪他在码头见面时仔细端详，原来目的在这儿。我故意没说破，且看他怎样行事。他指着门边两大一小三只新皮箱说，你拿一大一小，这是你的行李，楼下我给你叫了辆出租汽车，一会儿你去寄春亭接上春桃，一起去息游别墅开个房间。注意，要二楼的房间，然后你把她们两个留在那里，另外叫洋车回来找我。我问什么意思？他说到底什么意思，等你回来再告诉你。
息游别墅和新旅社是日租界最著名的两家旅馆，因为新旅社是毒品贩子的大本营，而息游别墅则是日本间谍的老巢。汽车来到息游别墅门前，春桃说，我妈妈说了，你不是张先生，不让我跟你睡。我还没说话，嫣然抢白她道，我老爸有俩老婆，谁稀罕你！我烦恼道，你们俩别斗嘴。
息游别墅的管事两天前便接到“张春和”先生预订房间的来信，加上春节期间客人稀少，交上那张假护照，人住手续办得很顺利。我要了窗外有防火梯的一个大套间，如果不得不逃跑，我可不能让嫣然从二楼往下跳。茶房给我们送来热水瓶，我让他替我“太太和女儿”往房间里叫午饭，我自己还要出去一趟。嫣然给了茶房一毛赏钱说，你去吧，有事叫你时麻利儿的。春桃也说，给我买一斤糖炒栗子、两根丁大少的糖葫芦，再买半斤白瓜子、半斤黑瓜子，大过年的住旅馆，没的把嘴淡出鸟来。嫣然不客气地拦着茶房道，就买半斤黑瓜子、半斤糖炒栗子，丁糖葫芦四毛钱一根，你当我老爸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我叫洋车回到中国旅馆，“二饼”又道，你把西服换上，拿着剩下那只皮箱，叫洋车去英租界大阔饭店订个房间，也要二楼。于是我又回到街上，先叫了辆洋车飞奔到鼎章照相馆，带着化装照了张快照，又买了些应用物件，便到大阔饭店用“张春和”的名字订好房间，再处理些小事，半小时后回照相馆取了照片藏在内衣里，这才回到中国旅馆。“二饼”接过大阔饭店的房门钥匙，夸我干得不错，便取出沉甸甸的一个报纸包，里边是一大捆钞票。他道，十元票子一百张。我问哪来的？他说我昨夜替你找王副干事长要的，足够你女儿十年的生活费，到那时她也就自立了。王新武不是好鸟，“二饼”必定动了硬手段。我很感激他“盗亦有道”，但我自己事后必须死，我不甘心。他看出我的心思，说你也别不甘心，若不是看你们父慈子孝，我才不会动这滥好心，没的给自己招祸。我说也罢，听天由命吧。但我不信命，我信共产主义和领导交派的任务。“二饼”用报纸把钱重新包好道，等行动完成，你去大阔饭店找我，这包钱就是你的了。我说谢了，但心道，白高兴了，这包钱原来是杀我的钓饵。
当晚，我带着嫣然和春桃住在息游别墅的套间，睡得很不安稳。第二天午后我对茶房说，我带女儿出门逛逛，你把太太照顾好。我和嫣然去中国旅馆把妆卸了，便回家包饺子。嫣然对“二饼”道，您早点来呀。“二饼”说我得去大阔饭店看一看，天黑前一准到。我担心他发现我在大阔饭店房间里的布置，但转念一想，那些都是常见物品，只是放置的地方不对，他要怪只能怪茶房不经心，至于他会不会想到我身上，晚上便知道了。
天津人把正月初五叫“破五”，格外重视。嫣然回到家立刻换上旧衣服，爬到床下，把旮旯里的尘土扫出倒掉，这叫“送穷土”，再将脏水泼到街上，叫“泼污”，然后便把幺鸡叫来帮她准备晚饭。初五必须要包饺子，她硬让我跟着一起干，剁肉剁菜时要边剁边说“剁小人”，包饺子时也要不断地说“捏小人嘴”。看女儿这样忙碌，我心里很不好受，她热情接待的客人其实是他老爸索命的无常。
趁“二饼”还没来，我去陈自由家打了一晃。他左臂骨折，打着石膏，见我进门吓了一跳。陈太太挺身插在我二人中间，说孩子的事是我们不对，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还想怎么着？陈自由把老婆支出去，我实话实说，只要他能帮我办成这件事，嫣然那段“过节”就算是揭过去，否则饶不了他。陈自由说当“高买”之前我原就是“小绺”，偷枪和偷钱包一样，小菜一碟。我把刚拍的那张照片交给他，说一会儿那人到我家来，没胡子没眼镜，你可得认清楚了。
“二饼”坐洋车来了，还有半车东西，吃的穿的用的，都是送给嫣然的。嫣然谢过张叔叔的好意，便给我们摆饭。饭桌是她从王三奶奶家借的，凳子是幺鸡从师傅家拿的。四碟凉菜是松仁小肚、油炸花生米、酱头肉和麻酱白糖拌白菜心，饺子也是一荤一素，一斤直沽高粱，年三十我没喝成，今天正好派上用场。“二饼”举杯与我一碰，互道饺子就酒，越喝越有。“二饼”自始至终就那一杯酒，素饺子却吃了不少，不住地夸奖嫣然厨艺好，长大嫁人必定得公婆欢心。嫣然很开心，忙碌得更带劲了。饭后嫣然捧上茶来，是一块二的“大方”，又香又酽。“二饼”今晚谈锋甚健，不像前几日那般慎言，但他的话主要是对嫣然说，讲的都是走南闯北的奇闻轶事，教嫣然识人避祸的诀窍，表现得很像个亲切和蔼的叔叔。嫣然听得津津有味，手边却在滴水不漏地照应我们。午夜将近，“二饼”像是很留恋地环顾我这所简陋的门房，对嫣然道，侄女，日后我每次路过天津，必定来看你。他这是在安排我的后事。嫣然说谢谢张叔叔，下次我给您烙饼、炸“素卷圈”，便把我们送出街门。
目标的宅子在日租界芙蓉街南头，汽车门临街，宅门却在胡同里。我们二人分开来，假作路人模样，在那所宅子门前来回走了两趟。再碰头时，“二饼”问你都看清楚了？我说只看清外边，门房里有人，楼东头那间卧室黑着灯。“二饼”道，王副干事长给我的情报里说，老家伙每晚十一点准时到三楼佛堂上香，叩首一百零八，权当是锻炼身体，然后才去二楼卧室睡觉；等会儿你可别糊弄我，除了朝卧室里开枪，你最好能打中一两个闲人，动静闹大点。我心中有数，便说您擎好吧。
目标院中至少住了八名带枪的马弁，我早打定主意，绝不进院。我先到目标东边的胡同看了看，这边都是背对背的小院。我爬到房顶，伏在两座房脊之间的凹处，小心观察目标的房子，因为我担心对面阁楼上有保镖值班。果然，阁楼里亮着灯，有人影走来走去。唯一的难处，就是院子里放出来两条大狗，我刚从房脊边露出头，想要爬上目标院中的花房，那两条狗便冲过来狂叫，阁楼上值班的保镖也探出头来往下看，但我这里很暗，他从上边望下来，必定看不清。
对面卧室的灯亮了，有个人影晃来晃去。对面窗户比这边房脊至少要高五尺，周围也没有很高的建筑，处在我的位置，要想一枪毙命，除非架一座人字梯，而且得用步枪。难怪目标不用拉上厚窗帘．难怪“二饼”不肯在此处完成工作，如此看来，我今天的任务其实是打草惊蛇，让目标受惊，离开这里。他会去哪呢？按照“二饼”这两天的布置，目标最有可能去的应该是息游别墅，因为，我已断定大阔饭店的房间是“二饼”撤退时的藏身处。老天保佑，希望我的判断正确。于是，我爬到对面花房顶上，朝扑过来狂叫的恶狗开了两枪，朝探头往下看的保镖开了两枪，剩下的子弹全都打在卧室的窗玻璃上，然后沿着这片低矮的平房蹿房越脊，反身便逃，身后向我射击的居然是手提机关枪。我这点功夫只有上级领导知道，除非是为了工作，从来不露。我从屋顶上往芙蓉街相反方向跑过半条胡同，这才跳下来走到街上，装作路人步行赶到与“二饼”在法租界的会合处。“二饼”问怎么样？我说不知道，你明天看报纸吧。“二饼”抱着我那身“张春和”的中式衣服，我在阴影处穿上，回家接了嫣然，又找地方粘上胡须，戴上眼镜，再次回到息游别墅。春桃独自占着卧室的大床，睡相很难看。我只好和嫣然挤在客厅的“加床”上，忍了一宿。
正月初六，早晨嫣然上街买回来煎饼锞子、糖三刀和面茶，说是借了人家的碗，拿不了，只有两碗。春桃是姐儿的习惯，不到午后不起床。我们爷俩一人一碗面茶，嫣然说我只听妈妈说过，没喝过，香。面茶用糜子面和玉米面熬成，每碗都撒着厚厚一层芝麻盐，再用香油调的麻酱淋出花来，一勺人口，香鲜滑脆，诸般滋味纷至沓来。我说这两天反正都是住旅馆，你警醒着点就是了。嫣然懂事地问，老爸你是不是让那位张叔叔拿住了短处？我给她宽心道，没事，就这两天，忙完了咱们就回家。就在这时，收音机里播新闻，头一条是宋哲元会见土肥原贤二，最后才是日租界某宅遭枪击，伤狗一条，碎玻璃窗数块云云，没提那家主人是谁。
春桃还在睡，我到卫生间重粘了一下翘起的胡须，便带嫣然来到中国旅馆。“二饼”说广播我听了，干得不错，现在该换我了。我问怎么换？他说把你这身衣服给我换上，我带着孩子回息游别墅。我问我呢？他说你别担心，动手之前我会把孩子送出来。见我还不放心，他把我拉到门外，低声道，这么婆婆妈妈地做生意，我还是头一回，你别惹我恼火。我说你也别逼人太甚。他笑道，那就把枪给我。我问为什么？他说我担心你在背后打我的黑枪。我说枪里子弹都打完了。我把勃朗宁交给他看，他回屋把枪放进皮包里说，还是放在我这里安全些。此种情势，我无从选择，更何况，我是故意把子弹打光的，好让他对我放松警惕。于是我说，枪是王副干事长的，你完事后得还我。他说我会还给王副干事长。我叮嘱嫣然道，你一定要当心，就这一两天，老爸很快接你回来。嫣然点头道，您知道我能照顾自己，放心吧。我远远跟在“二饼”和嫣然身后，目送着化装成“张春和”模样的“二饼”牵着嫣然的手，走上息游别墅的高台阶，心中很是看不起自己。但我又能怎样？我没有本领和“二饼”对决，也没有能力组织一个像王新武那么有效的走私网，更没有钱，我唯一有的只是女儿，对了，两个小时后我还有一场离婚官司。
河北初级法院在大经路比国电灯房斜对面，最早是袁世凯督直时的土膏局。民事调解厅的推事像个刚毕业的学生，娃娃脸，估计还没结婚，让他调解离婚案完全是胡闹。眼看着女儿被恶人带走，我却怀抱私心，不能拒绝，这让我的情绪很坏，自辩时话头又臭又硬。桂芝很难过，岳父岳母很气愤。年轻的推事不知道该从何处调解，只讲了一番“新生活运动”的大道理，对所有当事人都毫无触动。无奈之下，年轻的推事拿出两份文书给我们看，抬头写着《离婚字据》，内容是：
立协议离婚人，韩桂芝，郑三泰，今因郑三泰无故遗弃韩桂芝十余载，两愿离婚，特当庭成立和解，自民国二十五年一月三十一日起，脱离夫妻关系，以后男婚女嫁，各听自由，两无反悔；因有遗弃情节，韩桂芝再嫁前，郑三泰每月支付韩桂芝赡养费法币陆元整；除请求发给和解笔录外，特立此约两纸，由双方各持一纸为证；男子郑三泰，自辩，无代理人，女子韩桂芝，选任代理人，王凤鸣律师。
这样就离婚了？我与桂芝虽然还没培养出感情，但毕竟夫妻一场。签字画押时我流泪了。桂芝也在流泪，但我岳父岳母脸上露出的却是终获解脱的轻松感。当晚，我的前岳父韩五爷请院中邻居吃炒菜面，打发幺鸡给我也送来一碗，抻条面，三鲜卤，堆在上边的是四样拌面菜：肉丝炒香干、糖醋面筋丝、摊黄菜和炒虾仁，因为不是喜事，没用红粉皮。我和着泪吃了，感觉对不起党组织和上级领导的多年培养，这次如果能活下来，日后建立地下交通站，多半还得麻烦领导为我重建个掩护身份的“家庭”。
傍晚，我在大阔饭店门外等候，不一会儿，“二饼”化了装，带着嫣然，提着黄色手提包来了。那包里应该有我的一千块，还有王副干事长的勃朗宁。饭店电梯前有对年轻人在拍结婚照，听口音是西北人，没见过电梯，摄影师在黑布里忙碌，管事的对他们很不耐烦。嫣然问，老爸，您和大娘有结婚照吗？我说有，在你大娘手里。她又问，张叔叔，您有结婚照吗？“二饼”没回答。我们三人上电梯，大厅里镁光灯一闪，嫣然对“二饼”道，我老爸有俩太太，您一个都没有吗？“二饼”说有过，后来离了。嫣然说真可怜，人家说鳏夫不长命，您再找一个吧。“二饼”说是，回去就找。我心道，可怜的孩子，你老爸今天下午也变成了鳏夫。
“二饼”开锁进门，我发现房间被打扫过了，我留下的东西都还在，但挂在门边衣帽架上的木柄鬃刷被挪到了梳妆台上，长柄鞋拔子却被挂在衣帽架上。床围子很低，我不能伏在地上往床下看，不知道我留在那里的一根三尺长，小指粗细的黄麻绳还在不在。初四那天，当“二饼”让我化好装，穿上西装，替他安排大阔饭店的房间时，我便猜到这里必定是“二饼”最后的藏身处。如果我想事后脱身，这里应该是我与“二饼”决斗的战场，为此，我买来可当做武器又不易被人怀疑的鬃刷、“鞋拔子”和短绳，安排在他的房间里。挂在门边衣帽架上的鬃刷是第一件武器，我可以紧握刷头，用尖尖的木质刷柄从背后猛击“二饼”的头部、颈部，功能近似于匕首，这是上策。如果第一轮攻击不成功，我们必定已经搏斗到房间中间，这时便有两个选择。如果我们扭打在一处，我就可以找机会从床下摸出那根短绳将“二饼”勒死，这是中策。如果我们处在对峙状态，他拔武器出来，我就只能抓起梳妆台上那根二尺半长、竹制的鞋拔子，利用竹制品的韧劲，打落“二饼”的武器，这是下策。
我还做了其他准备，例如，我带着化装在鼎章照相馆拍了一张两寸照片，再例如，我在取照片之前“处理了些小事”，其实是配了一把大阔饭店的房间钥匙。所以，我的“上上策”是在“二饼”刺杀得手，并且放嫣然回家之后，我能找机会事先埋伏在这个房间里。到那时，我可算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制服“二饼”便多了些把握。为了行动更保险，初五那天，我把那张照片交给了陈自由，让他等我的通知，在“二饼”行动之后，把他藏在左袖口内的“掌心雷”手枪偷到手，因为那天是“二饼”化装成“张春和”，陈自由不会认错人。
“二饼”让茶房安排些天津特色菜回请嫣然。今天是中餐饭馆春节后第一天开市，茶房安排了两荤两素的热菜，是爆两样、烧南北、扒三白和奶汤白菜，另有一只银鱼紫蟹火锅，主食是油酥烧饼。茶房表功说，这可是三岔河口的金眼银鱼，再不吃就过季了。嫣然很喜欢吃银鱼，优雅地拿筷子夹住鱼头用嘴唇一抿，鲜滑软嫩的鱼肉就全留在嘴里，一连吃了十来条，每条五毛钱。我和“二饼”喝滚烫的“五加皮”，但我食不甘昧。“二饼”很知心地说，别往心里去，大丈夫何患无妻，更何况已经这会儿了！他的意思我明白，我已经是要死的人了，离婚只能算是小事。由此我突然想到，他会不会还有同党？否则怎么知道我下午离婚？他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我干这行十来年，从来都是独来独往。他瞟了一眼正在吃螃蟹的嫣然．悄声道，法院的事，是王副干事长告诉我的。我问你见着他了？他说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吓他个半死。我问他怎么会知道我的事？他大笑道，他派人盯着你，其实盯的是我，不吓死他，这小子说不定会玩花样。我故意叹气道，这里边事多，太复杂，你还是先回去，日后找机会再来？他说我也有过这想法。我说那太好了，车票我来安排。他摇头道，这次是南京政府的生意，脱不了钩。我说你逃啊。他苦笑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往哪逃？我问，那你是？他说是的，我被南京政府抓住了，我的父母儿女现在全都关在南京反省院。我说，既然你是替南京政府干事，就没必要像以前那样除掉联络人。他叹道，南京政府命令我，行动要和我以往做的案子一样，每个细节都不能错，绝不能让政府受牵连。于是我绝望了，真的绝望了，要想活命，只能寄希望于最后一搏。
我问，你什么行候动手？他说，目标今天上午住进息游别墅，但不知道在哪个房间；整个下午我一直在侦察，最后跟着他的马弁来到三楼；我从茶房那里知道，这家伙包了两个套间四个单间，还是不知道他住在哪个套间；嫣然真是聪明绝顶好孩子，假装迷路，哭着敲那两个套间的门，第一间里住着个日本大佐，给了她一把糖块，第二间里住着目标，骂了她两句就把门撞上了。我问嫣然，你真看准了？嫣然说跟照片上一模一样。我又问“二饼”，你什么时候动手？他给了嫣然一块钱说，你要是吃饱了就到楼下大厅玩一会儿，买根糖葫芦消食，我跟你爸谈点事。嫣然出门后他道，如果不出意外，明天凌晨动手。我问你什么时候把孩子还给我？他说，你先听我的计划，明天早晨六点整，你租一辆汽车停在息游别墅侧面的小街上，车头朝着旭街，别熄火，虚掩着后座车门，不管我是从楼上跳下来，还是从大门走出来，我一上车你就往法租界开。我盯紧了问，什么时候还我孩子？他笑道，动手之前我会让春桃把孩子带到寄春亭，咱俩的事办完之后，我打电话让春桃放孩子回家。我怒道，胡说八道，到时候我死在你手上，孩子让他们扣在窑子里，办不到。他问你说怎么办？我说明天早晨五点半，我找人在息游别墅门口接孩子，孩子如果没出来，你别想上车。
“二饼”双手交叉放在腹部，仰头望着天花板，想了好长时间。我知道，他是把明早的行动计划在脑子里过一遍。他终于说，这样吧，今晚我让春桃先走，明天提前一个小时行动，五点整，我带着孩子从息游别墅的大门出来，怎么样？我恨道，你就是不肯放过孩子。他说，我一定会放过孩子，但要是放得太早，你肯定逃跑，到那时，我在南京的孩子谁来管？我叫道，你就跟南京政府说，已经把我杀了不成吗？他也叫道，不成，你以为王副干事长会替我向他上司撒谎吗？我说那倒也是。他最后叮嘱道，接我的时候，你要化装成“张春和”，还有，替我带着那套西装。我问为什么？他没回答，只是把钥匙交给我说，今晚你住中国旅馆，西服和化装的东西都在那边。
当晚，我先找到王新武，要来十发“点四五”勃朗宁子弹，又赶到大阔饭店，重新布置好所有能让我占先机的工具，并从“二饼”的皮包中取回勃朗宁手枪。是不是对得起党组织对我的培养，能不能看着嫣然长大成人，全看明早这一战了。王新武给我子弹时，像是已经猜到了我的想法，赞赏地冲我一挑大拇指。
正月初七。当我们三人再次回到大阔饭店，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八点。我穿着那件黑呢绒镶蓝边的棉袍，“二饼”穿着西装，但只有化装成“张春和”的模样。大厅里有些客人刚到，又有些客人准备离开，显得很乱。有个家伙粗鲁地撞到我身上，我一把将他推开，却撞在“二饼”身上。他的腿在刚才跳楼时严重扭伤，但他还是揪住那家伙的衣服，将其摔倒在地，那家伙一句道歉的话也没讲，便冲出饭店。嫣然很关心地问“二饼”，脚没事吧，我扶着您上电梯。
三个小时前，我在息游别墅旁等候“二饼”，他从汽车后边出现时，脚一拐一拐，明显是从二楼跳下时扭伤了。我要替他去接嫣然，他怒气冲冲地独自去了。我无法猜测他是否已经成功，因为我没听到枪声。但是，他让我采买的物品里有一条厚毛巾，我猜想，如果他用“掌心雷”射击．枪管卷上厚毛巾的话，隔壁听到的也只是类似拍掌的声音。“二饼”提着行李，带着嫣然回来了，后边没有追兵。他对司机道，去天津东站。我们在天津东站的候车室里闲坐了两个多小时，“二饼”在公厕里把化装卸掉，这才另外雇车前往大阔饭店。“二饼”与嫣然同乘一辆洋车，手扶在她的后颈上，这是在警告我别做妄想。
嫣然从“二饼”手中接过钥匙打开房门，“二饼”让我先进，我还想推让，但看他的眼神不对，心下一惊。果然，门边衣架上没有木柄衣刷，梳妆台上也没有“鞋拔子”。“二饼”不动声色地说，我早就猜到你会捣鬼，昨夜特地回来一趟。我说，先放孩子走。嫣然已经发现情况不对，痛苦地望着我，又望着“二饼”说，下次您来天津．我还给您做好吃的，放我老爸走吧。“二饼”摇头道，我跟你爸还有点事，你先下楼。他取出那包钱递给嫣然道，你到楼下大厅里等我们，无论如何不许回来。他推着嫣然往外走，左脚一瘸一拐很痛苦。嫣然流着泪叫了声老爸，便被推到房门外。
“二饼”关上门回来，打开窗子，从梳妆台的抽屉里取出衣刷、鞋拔子和黄麻绳，丢到窗外道，这些东西不能留在房里，到时会让警察胡思乱想。说着话，他又从抽屉拿出一个小玻璃瓶，把里边的液体倒在半杯水中，把小瓶也丢出窗外，对我说，你从包里只拿了勃朗宁手枪，没拿钱，这很好。他把水杯放在茶几上，我发现他戴着一副薄手套，突然想起什么，便问，你已经把这房间里所有的指纹都擦干净了？他浅笑道，息游别墅的也擦干净了，咱俩的事了结之后，我就去擦中国饭店的房间。我又问目标干掉了？他说拨锁进门，胸部两枪。从他第一次让我买的东西来看，我知道他必定是在弹头上用锉刀锉了十字凹槽，又将弹头在白酒调的大蒜汁里浸过，所以，目标胸部中弹，即使没有射中心脏，也必死无疑。他看了一眼扭伤的左脚，又道，你别打鬼主意，初五晚上我一直跟在你身后，看见你施展功夫逃跑，这才提醒我对你小心防范，否则，说不定我此刻已经着了你的道。
“二饼”不愧是行业高手，他已经完全彻底地挫败了我的所有计谋。“二饼”苦笑道，你别摸枪了，大厅里撞我们的那个小偷是你安排的吧？他偷你的枪时我还感到奇怪，稍一分神，让他把我的枪也偷去了。我的勃朗宁果然没在怀里，没想到陈自由瘸着一条胳膊手段还这么厉害，但我是逼他偷“二饼”的枪，怎么会偷我的呢？“二饼”也向我展示一下空着的左袖口，笑道，我师傅常说，当坏人就得当到底，一动善念必死无疑。这次我不该对嫣然那孩子动心，让你有机可乘。好啦，你什么也别想，把这药喝了，一了百了。我凑近那杯水，嗅到一股DDT的味道。他说，没错，就是那东西，喝吧。
我突然笑了起来，因为我刚刚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想清楚，感觉自己很蠢，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便问，这些日子你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又是狡兔三窟地租房子，又是两个“张春和”，又是换衣服，现在只让我一个人化装，原来你是想诈死，让我当你的替死鬼骗政府，而你自己好借机逃跑。“二饼”说没错，王新武说找一个身材相貌跟我近似的人不容易。我问王新武不是政府的人吗？他笑道，他是官私两道通吃，这次的目标是他假公济私，有个人目的，要不他怎么会又帮我又防我又怕我。你还是快点吧，别逼我动手。可怜的“二饼”，你哪里知道，王新武痛快地给我手枪子弹，必定是想让你死。但此时我再说什么也没用了，“二饼”不会相信。于是我脱下棉袍，双拳收拢，双脚虚着劲一前一后摆开来道，如果我死了，请把孩子和钱都交给我前妻，她是个善良的人。“二饼”说一定办到。
我不是“二饼”的对手。屋子太小，我的“劈挂拳”功架大，比不上他的南拳小巧，几次被他击中要害，痛彻肝肠。他吃亏在左脚有伤，身体不灵活，无法将我擒住置之死地，我则吃亏在功夫没他深，搏斗经验没他丰富，无法攻破他的防守。没办法，我只能使出摔跤的本领，将他扭摔在地，再与他缠斗。具体打斗过程我记不清了，其中肯定少不了揪头发、戳喉咙、咬手指和往眼睛里吐唾沫等老娘儿们打架的手段，反正到了最后，我将他受伤的左脚扭脱了臼，他折断了我的左臂，然后两个人僵持着纠缠在一起，谁也动弹不得。就在这时，嫣然用钥匙打开房门大叫“点子嗨啦”。一见我们互相制住对方不能动弹，她便急得哭了起来，对“二饼”道，张叔叔，您松松手吧；老爸，别打了，外边都是“黄点子”（外国巡捕），正挨屋搜查。听到这些，“二饼”先松手，我也松手。我对“二饼”道，这是二楼，我先背孩子从墙上爬下去，再上来背你，一命换一命，然后咱们各奔前程。这时，楼道里一片喧哗，已经有巡捕的叫声传来。“二饼”苦笑道，你用一只手背着我，拿脚爬墙吗？我打开窗子察看逃跑路径，被楼下包围的巡捕看到，狂喊他在二楼，他要跳楼逃跑……“二饼”拉住我叫道，这就是我的命，请你记住，我的名字叫黄五行，我儿子叫黄培佳，十七岁，跟他爷爷关在南京反省院。天哪，他居然也向我“托孤”。我扶着伤臂抱拳道，在下必不辱所托。然后我撕下胡须，丢掉眼镜，拉着嫣然跑下楼去。此时大阔饭店已经一片混乱，冲上来的巡捕与逃跑的客人挤作一团。我和嫣然趁乱逃出饭店，嫣然一直紧紧抱着那包钱没松手。
正月初八，陈自由不肯平白把两只手枪还给我，他说“老头子”那边加了利息，原只差二百，现在变三百块了。无奈之下，我只能从“二饼”留给嫣然的钱里拿出三百块给他。枪到手之后，我看清勃朗宁里有子弹，便用枪顶着他的头，逼问是不是他报的警，否则英租界巡捕怎么会知道我们在大阔饭店，怎么可能来得那么快？陈自由拿全家发毒誓，我不信，问你为什么连我的枪也偷？他狡辩说你们两个太像了．分不清，都偷了保险。我说胡说八道，昨天只有我一个人化了装。
正月初九，到了今天还没有警察上门抓我，说明告密的不会是陈自由。当晚，每日在南市三不管撂地“说新闻”的汪记者在院中排练新段子“抗日义士除奸记”，讲的就是“二饼”刺杀军阀，案发后服毒自尽的故事。“二饼”的事让王新武对我刮目相看，晚上，他托赵倾城做中间人，“说和”两家的误会，在登瀛楼为我摆酒压惊。说起来我们双方都是“郎情妾意”，你想利用我，我也想利用你，原本就是“生意”，所以，“二饼”那个“过节”不难解开。至于他们拉我入伙的事，我也就半推半就答应下来。
正月十五，张府行搬回来了，往我房门上插了个信封，里边是一张照片。该死的，这是我，嫣然，还有“二饼”站在大阔饭店电梯里的照片。我还记得，我们三人回大阔饭店时，大厅里有一对西北口音的年轻人在拍结婚照，原来，用黑布蒙头的摄影师就是张府行。我到他家拜访，他说“二饼”不死，我一辈子也没法安宁，但你给我的护照照片太小，我的破相机没法翻拍，没办法，只能往那是非多的地方蹲守，果然让我在息游别墅门外发现了他。他拿张照片给我看，上边却是我化装成“张春和”从息游别墅走出来，人很小，应该是从街对面拍摄的。他说我跟踪那家伙，发现他在大阔饭店有房间，第二天便雇了俩外地孩子，每天在附近蹲守，就是为了给他拍一张清楚的照片。他接着诡异地笑道，我原以为你已经被他除掉，没想还能活着见面。我问你想怎么样？他笑道，我宅心仁厚，胆小怕事，到巡捕房告发时，只裁了他一个人的照片，没用他和你闺女的合影。我这邻居还够意思吧，要不是我小心保护，你闺女现在已经是“二饼”的同案犯了。我猜想他报官的那张照片仍然是化装后的我，因为他不认识没化装的“二饼”。我接着问，你想怎样？他说“二饼”已经死了，你不会也想杀我吧？我说不会。他说那就只剩下生意了。于是，我花二百块钱买下那张合影的玻璃底版，敲碎后丢在海河里。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三七年的正月十六。我的小旅行社已经办得很成功，护送了不少党组织的重要干部。于是，我又筹备在英租界开家寄宿公寓，王新武和赵倾城出资本，我负责经营。只是，单身男人在租界里租不到整幢楼房，带着嫣然反倒像是人贩子。今天签租约，我正在等候上级领导为我借来的“太太”和房东，却听到楼下嫣然与人吵闹，下来一看，原来是嫣然与她姥姥。上级领导当真心细如发，对我体贴入微，他们不单给我派来“太太”，连岳父岳母都安排好了，而且还有我的第一位房客张府行。签约过后，桂芝交给我两封信，一封是她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另一封是上级领导让她转交给我的，这是“二饼”的儿子，也就是黄五行的儿子黄培佳写来的感谢信，他收到了我托党组织转交给他的大学学费。到了“七七事变”之后，只通过我这一家地下交通站，就往延安输送了六百多名进步学生……我太老了，有些事，过去太久，记不清了，累了，就说这些吧，等我养足精神，下次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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