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瞿秋白--文史--中国作家网
鲁迅与瞿秋白
来源：&北京晚报　|　叶介甫　　日09:19
艺术大师徐悲鸿于1951年在创作《鲁迅与瞿秋白》时的留影
鲁迅曾居住过的北川公寓
瞿秋白是一介书生，论文著书，倚马可待，其文学功底在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内是排在前几位的。在大革命的浪潮中，作为一个理论家、宣传家，乃至革命教育家，瞿秋白才华横溢，绰有余裕。
1931年初，瞿秋白的领导岗位被解除了，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他可以在一直醉心向往的文学园地为党工作。从此，开始了他在文学活动中黄金般的辉煌时期。
鲁迅比瞿秋白年长18岁，又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在文坛的地位比瞿秋白重要得多。然而，正如《&三闲集&序言》中所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 鲁迅把革新的希望寄托于青年，他对萧红等青年的温和，他同青年木刻家们的友谊，让人印象深刻。
也是在1931年，鲁迅和瞿秋白第一次通信，并逐渐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此后瞿秋白遇险时，曾数次前往鲁迅的住所躲避。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遇害，鲁迅非常愤慨，决定编订瞿秋白的译文集以资纪念，于是《海上述林》出版了。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以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书赠瞿秋白的条幅。本期的“品读”就讲述鲁迅与瞿秋白之间真挚的友谊。
两人同为“左联”主力
职位变更后，瞿秋白夫妇每月仅能领到十六七元的生活费，瞿秋白身体有病，但每天仍工作16小时以上。他气定神闲，情绪内敛，从不在朋友、同志和妻子面前诉说其受到的打击。见过他的人，对他的安详、平静、潇洒和幽默，都感到意外。
1931年4月下旬，茅盾到上海大西路两宜里看望瞿秋白，茅盾当时正写长篇小说《子夜》，想征求瞿秋白的意见。在和茅盾的交往中，瞿秋白不时问起鲁迅。他对鲁迅景仰已久，对至今未能与鲁迅见面引以为憾。
5月初，冯雪峰来到茅盾家。瞿秋白看了冯雪峰带来的《前哨》上刊登的鲁迅所写《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高兴地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冯雪峰和茅盾考虑到瞿秋白的安全，打算把他安排到北四川路鲁迅的寓所，但又觉得不是长久之计。最后由冯雪峰设法，在南市区紫霞路68号谢旦如家，替瞿秋白找到住房。
在这前后，瞿秋白开始和左联发生联系，参与了左联的领导工作。4月底，在茅盾家避难时，茅盾对瞿说，左联像政党，关门主义，不重视作家的创作活动。瞿秋白大致同意这个看法。5月，茅盾任左联行政书记，瞿秋白邀茅盾去谈，提议改进左联工作，再办一个文学刊物，以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以及1928年以来的普罗文学运动进行研究总结。本来，鲁迅、冯雪峰和茅盾也早有办刊物的打算，经过研究，决定将已被查禁的《前哨》从第二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专登文艺理论文章，并创办大型文学刊物《北斗》，由丁玲主编。瞿秋白此后所写文艺论著，多数发表在《文学导报》和《北斗》上。
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中的多数党员对他尊敬有余，服从不足。瞿秋白则不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所以当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并对鲁迅充分信赖和支持后，就使得鲁迅如虎添翼。鲁迅与瞿秋白的亲密合作，产生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以文会友结为知己
这一时期，瞿秋白一度从组织上直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委员会（即文委，是文总的领导核心）。人们发出这样的评价：“左翼文联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
过去，左联不允许盟员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文章，而自己没有报纸，刊物常被查禁。瞿秋白参加领导左联后，开始逐步、有计划地占领这些宣传阵地。于是，左翼作家发表了许多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杂文、随笔、漫画等。
法国人办的百代唱片公司，在上海唱片业中首屈一指。公司业务负责人任光与田汉很熟。田汉要夏衍向瞿秋白请示，可不可以争取任光帮助，录制进步歌曲广泛发行。通过任光，把聂耳、田汉、冼星海、孙师毅等人作曲作词的进步歌曲，录制成百代公司唱片。从此，《渔光曲》、《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唱遍华夏大地。
回顾左联的辉煌战绩，谁都不会忘记鲁迅和瞿秋白的作用。如果把上世纪30年代初期的左翼文艺家队伍比作冲锋陷阵的大军，那么，这支大军的统帅就是鲁迅，而瞿秋白则是当之无愧的政治委员。
冯雪峰是紫霞路瞿家的常客。瞿秋白见到他时，总是问，鲁迅近来好吗，在写什么，对左联工作有什么意见?冯雪峰见到鲁迅时，也常谈起瞿秋白，转告瞿秋白对工作的意见。鲁迅很看重他的意见。当冯雪峰把瞿秋白对一些译文的意见转达给鲁迅时，鲁迅忙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
鲁迅也很看重瞿秋白的杂文，说写的尖锐、明白、晓畅，真有才华！但也指出不足之处。鲁迅更看重瞿秋白的文艺理论文章。有几次，他对冯雪峰说：“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出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鲁迅最初交给瞿秋白译的书，是苏联作家格拉特柯夫的长篇《新土地》，可惜这部书稿后来毁于“一·二八”事变时日军的炮火。
1931秋，曹靖华把《铁流》译稿寄给鲁迅，但未及译出涅克拉索夫写的序文。鲁迅便托冯雪峰请瞿秋白译。瞿秋白很快译出，并将《铁流》部分译稿与原著校核。不久，鲁迅又拿卢那察尔斯基《被解放的堂·吉诃德》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立即动手，译文从1931年12月起，在《北斗》上连续刊登；1933年10月，又由鲁迅交联华书店出版单行本。鲁迅在后记中说“使中国又多一部好书。”
瞿氏夫妇多次到鲁迅住所避难
1931年11月间，《毁灭》译本出版。瞿秋白对照俄文原著校读后。于12月5日写长信给鲁迅，欣喜地说：“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鲁迅得信后十分高兴，于12月28日写回信，热情地说：“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兴……我真如你来信所说的那样，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它，并且由它想到儿子的儿子……不过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样，以为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多介绍。”在这两封信中，瞿秋白和鲁迅都以“敬爱的同志”相称。这在鲁迅是极少有的。只是后来，他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引为同志”。由此可知，两人友谊之深厚。
瞿秋白和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2年夏天。一天早饭后，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去北川公寓拜访鲁迅，直到晚间才回来。两人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又如毫无隔阂的亲人骨肉一样，真是至亲相见，不须拘礼的样子。总之，有谁看到过从外面携回几尾鱼儿，忽然放到水池中见了水的洋洋得意之状吗？那情形就仿佛相似。他们两人从日常生活战争到文坛情况，都一个接一个地滔滔不绝，生怕时光过去得太快了似的。
这次会见，使瞿秋白感到振奋。6月间他连续在10日、20日、28日写信给鲁迅，谈他对整理中国文学史和翻译问题的意见。信都写得很长，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9月1日上午，鲁迅和许广平偕海婴冒雨来到紫霞路68号。瞿秋白欣喜地从书桌旁站起来表示欢迎。两人热烈地讨论文字改革。瞿秋白找出一些字，请许广平用广东方言发音。午餐席上，谈笑风生，非常亲热。从这以后，两家来往更为密切。
杨之华在瞿秋白的鼓励下，写了短篇小说《豆腐阿姐》。瞿秋白让她拿给鲁迅看。鲁迅收到小说后，当天下午改妥。还将文中错字，分别改正。后来鲁迅编译苏联短篇小说集《一天的工作》，收到作品10篇。其中《岔道夫》和《一天的工作》两篇，就是杨之华译、瞿秋白校定的。当良友公司答应出版，书稿刚送出，稿酬还未付时，鲁迅便把当天所得版税，抽出60元给杨之华，以补贴瞿秋白家的生活之用。
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瞿秋白夫妇随时面临被捕的危险。鲁迅夫妇置生死于度外，尽力掩护他们。1932年11月下旬，听说有一个叛徒在盯杨之华的梢。瞿秋白转移到鲁迅家中暂避。为了鲁迅的安全，在甩掉叛徒之前，杨之华在街上转了3天3夜，才来鲁迅的住所。
1933年2月上旬，中共上海中央局得到情报，说国民党特务要在当晚破坏紫霞路一处机关，中央局组织部长黄文容赶来，要瞿秋白夫妇迅速转移。瞿秋白决定到鲁迅家。于是，傍晚时，由黄文容护送，他们再次到鲁迅家中避难。
分别前夜促膝长谈
在1933年2月底，黄文容到鲁迅家，把瞿秋白接到中央局内部交通主任高文华家去住。这样频繁的流离搬迁，使鲁迅寝食不安，总想替他们寻找一处比较安全的住房。3月初，鲁迅通过内山完造夫人的帮助，在北四川路施高塔路东穗里12号租到一间亭子间。3月1日、3日，鲁迅两次去看房。4日和5日，瞿秋白夫妇就迁到这里。6日下午，鲁迅拿着一盆堇花来到寓所，看望瞿秋白夫妇，祝贺乔迁。小小的亭子间经过一番布置，特别是挂起了鲁迅手书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对联，竟使满室生辉。
4月11日，鲁迅全家由北川公寓迁居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两家在同一条马路上，相距不足十分钟的路。鲁迅和瞿秋白来往十分方便，几乎每天都可以见面。
有了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瞿秋白在短时间内，写了一批精美的杂文，用鲁迅的各种笔名，由许广平抄过，由鲁迅当作自己的文章寄出发表。这些文章是：《王道诗话》 、《伸冤》（原题《苦闷的答复》）、《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子夜〉和国货年》、《关于女子》、《真假堂·吉诃德》、《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原题《人才易得》）、《儿时》、《中国文与中国人》等。
其中有几篇是瞿秋白与鲁迅两人漫谈后写成的。许广平说：“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两人交换意见，有时候会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他下笔很迅速，住在我们家里时，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时为休息时间，我们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都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吟吟地带着牺牲午睡写的短文一二篇，给鲁迅来看。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绝伦，其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已经达到了那个历史时期杂文的高峰，堪与鲁迅并驾齐驱，成为领袖群伦的大手笔。”
鲁迅是文化革命战线的主将，敌人攻击他，朋友误解他。瞿秋白把正确地评价鲁迅看成当时文化革命战线上一个重大任务。因此，他白天专心研究鲁迅著作，夜深人静时伏在一张小方桌上写作，花了四夜功夫，写成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这篇长达17000字的《序言》，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文献。形形色色的反动文人惧怕鲁迅，侮蔑鲁迅，贬低鲁迅杂文的战斗意义，说他是一个“杂感家”，有的进步刊物甚至攻击他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瞿秋白的《序言》却对鲁迅的杂文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对于鲁迅本人，瞿秋白称誉他：“是封建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特别应该指出，瞿秋白的《序言》不只是评价了鲁迅杂文和鲁迅的价值，而且通过对鲁迅的研究，阐明了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提出但还没有充分阐明的一个问题，即关于从旧式士大夫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后来归附于无产阶级、成为共产主义思想家的问题。从而在这一问题上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为了使人们通过鲁迅一生的主要著作杂感，正确认识鲁迅是怎样一个人，鲁迅的思想是如何发展的。瞿秋白从鲁迅一生文学活动和革命活动中概括了如下的结论：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言：“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无可惜他的溃灭，后来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唯有新兴的资产阶级才有将来”。
瞿秋白把鲁迅及其思想，放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他既指出鲁迅世界观或思想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的发展过程，又指出鲁迅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的革命战斗的过程。他把两个过程紧密结合起来，显示出鲁迅不仅是文学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和革命家，这个符合实际的绪论，具有足以使人信服的说服力。
瞿秋白是对鲁迅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对鲁迅思想的形成、发展和特点，给予科学评价的第一人。他在《序言》中所阐明的观点，即便是经过了半个世纪，在今天看来也是精彩的。后来的论者，还没有或者还未能完全逾越这个权威的巅峰。
由于安全的原因，瞿秋白夫妇于6月初从东照里搬到王家沙鸣玉坊一家花店的楼上，这里是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冯雪峰也住这里。但7月10日的下午，这里的安全又发生问题，必须即刻转移。瞿秋白夫妇决定到鲁迅家去。他们冒着大雨，坐上黄包车，扯下车篷，安全地到了鲁迅寓所，住了一个短时期。
这以后，杨之华到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做秘书工作，夫妇两人就搬到机关去住，与高文华一家住在一起。大约9月间，一天深夜，突然传来警报，要他们马上离开机关，这时已是凌晨两点钟。瞿秋白和杨之华决定还是到鲁迅家去。
这一次在鲁迅家只住了几天，就转移到另外的机关里。
转眼到了1934年1月。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到中共苏区。临行前几天，他有一种无法排遣的渴望，一股不可压抑的深情，一定要当面向鲁迅、茅盾辞行，并与他们长谈一次。他是预料到，今后天各一方，难得再有见面的机会。杨之华深深理解他的心情，但为了他的安全，让他晚上去，在鲁迅那里住上一天，第二天晚上回家。
1月4日晚，瞿秋白来到鲁迅家。两个人三个多月没有见面，而这一次相见后就将是长久的离别，两人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但两个人都希望倾听对方的谈话，从中体味战友的深情。晚上，鲁迅一定要让瞿秋白睡在自己的床上，他与许广平睡在地板上。
杨之华在家中，焦急地等了瞿秋白一天一夜，等到第二天晚上他平安归来，才算一块石头落地。瞿秋白为实现这次辞行很高兴。他笑容满面地说：“要见的都见到了，要说的话也说了。大先生和茅盾身体都好，海婴也没病。”但在心里，瞿秋白是有点郁悒的，除了惜别之情，也许是因为不得不离开他喜爱的文艺战线，不得不离开肝胆相照的挚友。
1月9日，鲁迅收到瞿秋白临行前写给他的信。28日，又收到瞿秋白将要到达苏区时在途中写来的信。鲁迅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鲁迅和瞿秋白之间披肝沥胆、生死与共的友谊，摆脱了世俗的利害，达到了圣洁的境界。它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最有光彩与诗情、最有意义的篇章，历久不衰。闯王后人丁玲：与瞿秋白的特殊情缘_历史频道_新浪网
闯王后人丁玲：与瞿秋白的特殊情缘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36年12月，毛泽东挥笔写下这首《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后，立即用电报发给已随红军到达陇东前线的丁玲。在毛泽东诗词中，题赠作家而且以电报方式发给，只有丁玲一人，足见毛泽东与丁玲的交往至深至真。
　　今天，当我们来到临澧县寻访丁玲故居旧址，走进坐落在临澧城关安福镇的丁玲广场和丁玲文献陈列室时，再一次被丁玲那坎坷曲折而又矢志不渝的人生经历和对社会的杰出贡献所深深打动！
　　半堵墙，承载着太多的故事传说和太厚重的文化积淀
　　说起湖南文化名人，丁玲无疑是一面旗帜，一面独秀于湖南人物之林的杰出女性的旗帜。
　　她是中国左翼女作家，是投身革命解放运动的新女性的代表。
　　而写丁玲不能不先提到湖南临澧，不能不先写临澧县城西十五里地远的佘市镇高丰村(原修梅乡黑胡子冲)的蒋家大院。因为这里是生她养她的地方，为她后来的思想和行动涂上了基准色。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日，她在临澧黑胡子冲一座远近闻名的豪宅大院----蒋家大院中呱呱落地。
　　现在，我们看到的蒋家大院，昔日的豪华和盛世风光不再。这座建于清道光初年、坐北向南、占地面积20余亩、建筑面积约13200平方米、五进四天井、大小共120余间房的豪宅大院已荡然无存，呈现在面前的仅是一段高两米、长十多米的破败的青石砖墙、一些散落的石凳、一些残碎的石板和一个很开阔的大屋场。
　　即便如此，我们仍能从半堵墙和屋场旧迹中看到蒋家大院昔日辉煌的影子，感受到其中积淀的厚重的文化气息。对这位享誉世界的作家的身世，临澧民间有这样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说法：闯王李自成兵败京城之后，携家眷、随从经佘市桥前往夹山寺，在佘市桥边的黑胡子冲，将富可敌国的财产留给自己的一位王妃，并赐姓蒋。因继承了闯王的血脉，浸润着佘市桥的灵气，蒋家哺育出了后世的杰出女性蒋冰之(丁玲为其笔名)。
　　的确，丁玲上世纪80年代谈到自己身世时，也曾说过自己祖上是李自成的后裔。
　　对这些民间传说，我们也能从一些文字记载和老人的回忆中得到佐证：丁玲祖上，清代安福县(今临澧县)蒋家是全国巨富之一。蒋家自光字辈下共授、封一至七品官职的约有150人，其鼎盛时期拥有田地60余万亩，并在各地商埠开设48典当、72钱庄，发行银票流通汇兑。与陕西霍家、山东尉迟家、湖北黄家并称为全国三个半大财主。当时蒋家的人进京，可以不住驿馆客舍，而由自家的金号、银号、典当铺接待；家中金玉古玩更是车载斗量。蒋家豪宅、花园、祠堂、戏台等建筑的壮观和秀丽，刘毓吾所著《蒋家花园回顾》一文中有生动描述：蒋家花园“广厦千间，水绕四门；堰水贯于中部，浮桥过于两端；亭台楼阁，布满园内；画舟小艇，漂荡池中；四季花卉，件件俱全；百色果实，历历可数。麒麟狮象之肖像，虎豹豺狼之写真。大有登东山而小临澧、临池沼以昭日月之慨。其布置之雅观，真不亚于北京紫苑；而风景之宜人，且远过长沙朱园”。曾国藩的湘军过境时，蒋家一次就捐了30万两军饷。
　　这一说法，我们还可以从丁玲自己后来的回忆中得到印证：“安福县蒋家，是一个有钱的人家，是一个人丁兴旺的人家，在我的爷爷时代，据说那些爷爷们，这房、那房、远房、近房究竟有多少房、多少人，连姓蒋的自己人也分不清楚，外人就更无从知道，只知凡是安福县的大房子，一片一片的，都姓蒋。这些人都是财主，大财主，大地主，家家都做官，这个官，那个官，皇帝封的金匾，家家挂，节烈夫人的石牌坊处处有。对这家人的传说很多。”
　　但是，到丁玲出生时，蒋家家道开始破落。特别是蒋父去世后，丁玲母亲再也无法在蒋家呆下去，便带着只有5岁的她离开临澧蒋家到了常德。丁玲对这段历史刻骨铭心，她后来回忆说：“可是当我五岁，离开这个家时，我却是一个破产了的家庭里的孤儿，随着寡母和抱在我母亲怀里吃奶的刚足一岁的小弟弟，我同这家人隔断了关系。”
　　不久，丁玲母亲考入常德速成女子师范学校，她也进了这所学校附设的幼稚班。母女俩早出晚归，同来同去，一起读书上课。在这里，丁玲认识了勤奋好学且具有强烈民主革命思想的母亲的结拜妹妹----她称之为九姨的向警予。向警予也非常喜欢丁玲，经常鼓励她认真读书。
　　1918年，丁玲小学毕业后进了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读书，不久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五四”运动爆发后，丁玲在母亲的支持下先后到长沙、上海等地求学，从此离开家乡踏上了自己的革命人生旅途。
　　有研究者曾认为，丁玲的性格由两种相辅相成的特质构建：其一是坚毅、勇敢、倔强、叛逆和激烈，其二是浪漫、敏感和文雅。其实，这两种性格特质，我们透过蒋家大院残留的半堵墙，仍能看出个中奥秘。因为被毛泽东誉为“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丁玲，其手中那支能抵“三千毛瑟精兵”的“纤笔”就是从这里开始书写自己一生传奇的。
　　对于现在有人提出丁玲是否真是李闯王的后人，我们姑且不去考究，但她骨子里那与生俱有的坚毅、倔强、叛逆、富于革命理想而又浪漫、狂热、敏感和无所顾忌的个性，倒可以在李闯王当年的反叛与霸气的性格中得到印证。
　　丁玲从小就有一种反抗精神。这种反抗精神最初体现在她对自己那桩旧式婚约的反抗。她从小就由外婆做主，与大表哥订下婚约。丁玲对大表哥印象虽然不坏，但却因为曾经目睹了外祖父这个大家庭中妇女的不幸生活，因而不愿再成为封建家庭的殉葬品。小时候的丁玲表面上虽然温顺听话，内心却蕴藏着一种倔强高傲的气质。后来，经过在长沙周南女中、白云中学学习，她的视野更加开阔，对个性自由、婚姻自由的追求更为强烈，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参加争取妇女解放、维护妇女权益的一些活动后，更增添了她冲破旧式婚姻枷锁的勇气。在这场解除婚约的抗争中，丁玲那勇敢、坚毅、叛逆的个性充分展示出来。她亲自参加家庭会议，与舅父展开激烈的争论，并誓死不承认这样的婚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她的态度自然激怒了舅父，于是大骂丁玲不成体统。丁玲也不示弱，便在常德《民国日报》发表文章，揭露舅父假道学的面孔，并从此两家亲情断绝。经过丁玲自己的努力与母亲的鼎力支持，这场解除婚约的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此后的丁玲就像一只飞出牢笼的小鸟，得以在广阔的天地中自由翱翔。
　　大概因为丁玲的这种革命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以及倔强、叛逆、坚毅、向上的个性，使得她与我们党多位早期革命领导人有过亲密接触和交往。
　　丁玲与毛泽东接触和交往的时间最早。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丁玲从白区到达延安后与毛泽东那次对话。毛泽东问丁玲想干什么，她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当红军！”对丁玲的心直口快，毛泽东大为赞赏。于是便有了前面提到的那首《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其实，这不是毛泽东与丁玲的第一次认识。早在“五四”期间，他们就彼此听说过。丁玲在长沙读中学时，就听湖南第一师范的人说毛泽东是一个奇人，于是便有了见见毛泽东的想法。不过，由于多种原因，他们之间只是闻其名而未见其人。但丁玲早就认识毛泽东的挚友向警予，而且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曾是丁玲的同学，并多次向她谈起过毛泽东，后来在上海大学读书时，丁玲又从瞿秋白、施存统等人那里听说过毛泽东的一些情况。而毛泽东也通过上面那些关系，多少了解一些丁玲的家庭及个性，所以，他们在延安一见面就有一种神交已久的感觉。对此，丁玲在上世纪80年代写给孙女的信中，专门谈到了她与毛泽东、杨开慧的关系。她说：“暑假中，一些比较要求进步的学生，自己组织，由男子第一师范的部分教员和毕业生协助办了一个多月的暑期补习班。补习班设在王船山先生书院。还说毛润之先生也要来给我们上课。我是这时知道毛泽东同志的。但他始终未来讲课。而补习班也是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之下办起来的。杨开慧、杨开秀(开慧的堂妹)都在这里，也都在暑期班学习，我也参加了。”
　　丁玲与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达也交往甚深。她是李达的学生，而且与李达夫人王会悟以姐妹相称。1921年冬，李达根据党的“一大”做出的决定，在上海创办了平民女学，专门为党培养妇女干部，丁玲就是这时候从长沙到了上海，进了平民女学，成为李达的学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达是丁玲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引路人。
　　丁玲与瞿秋白的关系比较特殊。这不仅仅因为瞿秋白曾是她在上海大学的老师，是她的好朋友王剑虹的爱人，而且彼此也曾产生过爱慕之情。对此，我们从丁玲上世纪80年代初写的回忆录《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摘录几段，足可以说明他们之间是非同一般的感情，因为这篇文字从头至尾流露出丁玲对瞿秋白的敬重与留恋。她说：“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秋白站在书桌对面，用有兴趣的、探索的目光，亲切地望着我，试探着说道：‘你们还是学俄文吧，我一定每天去教。怎么，你一个人来的吗？’……我无声地、轻轻地把剑虹的诗慎重地交给了他，他退到一边去读诗。读了很久，才又走过来，用颤抖的声音问道：‘这是剑虹写的？’我答道：‘自然是剑虹。你要知道，剑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她还写道：“有一次，我问他我将来究竟学什么好，干什么好，现在应该怎么搞。秋白毫不思考地昂首答道：‘你么，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吧，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你是一个需要展翅高飞的鸟儿。’他的话当时给我无穷的信心，给我很大的力量。我相信了他的话，决定了自己的主张。”后来，为了怀念他们这一段非同寻常的情感，丁玲以瞿秋白的笔名“韦护”为题写了一个中篇，发表在1929年末的《小说月报》上。
　　也是因为丁玲这种坚毅、倔强、直爽与直白和奋发向上的个性，她才能以《莎菲女士的日记》而蜚声文坛，以一篇《“三八”节有感》而震动当时延安的高层，以一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走进世界文坛。
　　这一切的一切，你难道还不认为正是蒋家大院这半堵墙给了丁玲的力量与勇气，使她收获了自由、自信与成功吗？
　　半堵墙，一本厚重的历史书，唤起大院主人对故土的长久记忆
　　半堵墙，代表着一个历史的符号，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书。它还像一块碑，一块无字的丰碑，记载着当年蒋家大院的辉煌和与它相关联的人。
　　丁玲无疑是其中最突出者。
　　尽管她走南闯北，很少回蒋家大院，但在其内心深处却一直认为临澧老家房子的漂亮是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拟的。即便这漂亮后来被埋进了青草丛中，只残存这半堵墙，但丁玲仍这样认为。
　　1982年金秋十月，一代文学巨星丁玲回到阔别六十年之久的故乡----临澧。
　　虽然离开家乡已经60多年了，但她一直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心系故乡的父老乡亲。那次，丁玲一到家乡，就到了母亲曾经教过书的临澧城关完小，与校长、教师共商教书育人大计。作为一代文学巨匠，她关心着家乡文学事业的发展，专门抽出时间与家乡的文学青年就文学创作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座谈。在短短的的四天时间里，她的足迹踏遍了澧水两岸七个乡镇的工厂、农场、农村和学校。
　　然而，令她遗憾的是，那几天因为秋雨绵绵，泥泞路滑，去故址黑胡子冲蒋家大院的路非常难行，已经78岁高龄的丁玲未能实现到蒋家大院故址看看的愿望。即便如此，她仍坚持到了离老家不远的向阳水库管理所，站在黑胡子冲对面的大堤上，流着泪水，一声声深情地呼唤：“黑胡子啊！黑胡子！你离乡60年的孙女儿回家咯！”
　　熟悉的乡音，让陪同者都流下了眼泪。历史与现实交织，分不清到底哪段是历史，哪段是现实。
　　丁玲对故乡的这份深厚情感，我们还可以从她上世纪80年代初回故乡时那篇充满热情、充满期待的广播讲话中得到更深入的理解。她深情地说：
　　“六十年前，我怀着对封建家族的不满，离开临澧，辞别了故乡人民，去长沙，去上海，去北京，寻找人生之路，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六十年后，当我七十八岁、满头白发的时候，我回到了临澧，回到了你们身边。我发现，临澧的面貌已经大大改变了，变得我不认识她了！古老的、封建的、苦难的、旧的临澧已经不再存在了！
　　“当我满怀兴奋、喜悦，欢呼这些崭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候，我感激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缅怀为夺取革命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我也敬重那更多年轻的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上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呕心沥血的同志们。
　　“在即将离开你们的时刻，我希望你们，祝福你们，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努力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把澧水两岸，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兴旺、繁荣，让她成为芙蓉王国里一朵更加美丽鲜艳的花朵。”
　　丁玲这番朴素而深情的讲话，数十年来，一直激励着临澧人民奋斗不息，豪迈地谱写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崭新乐章。
(责编：zhoushao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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