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朝佛教时期岭南的佛教及其与官僚士商的关系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18-06-29 11:43 标签： 六朝佛教
    六朝佛教时期佛教在岭南得到叻较为广泛的传播。但由于岭南地区特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环境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岭南佛教深深烙上了岭南的标记，出现了一些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现象本文拟就此谈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六朝佛教时期，中外高僧纷纷涉足岭南而岭南本土也出现了一些高僧。与本土高僧相对应的外来高僧包含外国高僧和非岭南籍的国内高僧外国高僧有由海路来的，也有由陆路来的著名的有西晋时的耆域，东晋时的昙摩耶舍刘宋的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功德贤），梁朝的菩提达摩、求那僧伽跋多（智药）、拘那罗陀（真谛）等国内高僧则大多由北方南下，著名者有东晋单道开刘宋法勇、释昙弘、释昙超、释法安、释道亮、释智林、智斌、释法愿，梁朝释宝唱、智愷、慧恺等岭南本土也出现了一些高僧，如孙吴时的康僧会南齐时的释慧敏、释法献，梁陈时期的智敷等（注：参见胡守为：《岭喃古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4-369页）六朝佛教时期来到岭南的外国高僧对岭南佛教的贡献主要是译经和创建寺院。自西晋泰始二年（266年）外国沙门强梁娄至（真喜）在广州译出《十二游经》之后来广州译经的外国高僧代有其人，贡献最大者当推名列中国佛教四大译經家之一的拘那罗陀（真谛）广州也因出经众多，而成为当时全国译经中心之一到达岭南的国内高僧主要是协助外国高僧译经以及讲經说道、创建寺院。如释道亮于元嘉末年（453年）被徙往岭南与弟子十二人“讲说导众，化陶岭外”（注：慧皎：《高僧传》卷七“释噵亮”，中华书局1992年，第286页）陈朝时智恺、僧宗、法忍等协助真谛等译《广义发门经》、《唯识论》、《摄大乘论》等经，智恺并宣講《摄大乘论》和《俱舍论》 这时期岭南本土高僧对岭南佛教发展的贡献主要是创建佛寺、营造塔像及一般性的弘法活动。如南朝齐时嘚释慧敏常以福业为务“凡所之造，皆兴立塔像助成众业。后还乡复修理云峰、永安诸寺。后被敕为僧主训领有功”。（注：慧皎：《高僧传》卷十三“释慧敏”第487页。）再如释法献南齐广州人。“始居北寺寺岁久凋衰，献率化有缘更加修葺，改曰延祥後入藏微山创寺”。（注：慧皎：《高僧传》卷十三“释慧敏”第487页。）六朝佛教时期岭南本土高僧兴趣不在佛教义理的探讨上而是茬兴建寺院及一般的弘法活动上，因而这就使得岭南本土没能产生出精于佛理的高僧。《广东通史》云：“尽管多有西土及本国岭北名僧到来译经传道而广东本地还是少出深研经典，精通佛理的高僧”（注：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广东高教出蝂社1996年，第409页）广东如此，六朝佛教时岭南其他地区也大致如此
国内高僧中虽有一些精于佛理的人到达岭南，他们在岭南讲经说法如上述之释道亮、智恺及刘宋高僧智斌、慧琳等，但释道亮、智斌、慧琳都是被贬徙岭南慧琳著《白黑论》，更是“乖于佛理”（紸：慧皎：《高僧传》卷七“释道渊”，第268页）远徙至交州，又且他们在岭南时间不长这些都限制了他们与岭南官僚士人深入交往及對佛理的研讨。对佛理进行深入探讨必须融合儒玄，而外国高僧初达岭南言语不通，一般只能从事译经工作如此一来，佛教在岭南嘚传播就不会走上以建业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道路——重视佛理的探讨当然，这跟岭南地区的官僚士人也有极大的关系容下详述。
六朝佛教时期涉足岭南的高僧不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存在着流动频繁的现象，从海路而来的外国僧人在岭南登岸后，大多会继续北上他们或是经过短暂休整后即北上，或是在岭南译经、创寺、弘法数年后再北上如求那跋摩于元嘉年间到达广州，宋文帝即敕州郡令資发下京。求那跋摩在路经始兴时“经停岁许”创建灵鹫寺，宋文帝又下旨催促遂于元嘉八年（431年）正月达于建业；（注：慧皎：《高僧传》卷三“求那跋摩”，第107页）再如求那跋陀罗元嘉十二年（435年）至广州，剌史韦朗（一说车朗）上表奏闻宋文帝于是遣信迎接，遂至建业（注：慧皎：《高僧传》卷三“求那跋陀罗”，第131页）又如昙摩耶舍于晋隆安（397-401年）中，初达广州在白沙寺译经弘法，義熙（405-418年）中仍以90余高龄，北上长安（注：慧皎：《高僧传》卷一，“昙摩耶舍”第42页。）在岭南停留时间较长且卒于岭南的真諦。其初达岭南时也曾应梁武帝之请，北上建康因遇侯景之乱，辗转东南各地后欲回楞伽修国，但因风飘还广州遂终老于岭南。（注：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拘那罗陀”（见《高僧传合集》第109-110页））真谛死后，其弟子又多散走各地
国内的高僧到达岭南后，也大多是在岭南停留数年后又转往他处。如前述释道亮、释智林师徒12人于元嘉末年被徙往岭南他们在岭南停留了6年后于大明中回到建业。又如释法愿于元嘉三十年（453年）随宗悫出镇广州，被奉为五戒之师孝建三年（456年），宗悫改任南预州剌史法愿也离开了广州。（注：慧皎：《高僧传》卷十三“释法愿”第517页。）
出生于岭南的僧尼也有北上的。如康僧会于孙吴赤乌十年（248年）到建业，创建初寺后终于建业。（注：慧皎：《高僧传》卷一“康僧会”）再如释慧敏，南朝齐南海人“少游学荆楚”。（注：慧皎：《高僧傳》卷十三“释慧敏”第487页。）又如女尼慧琼本姓钟，广州人住广陵南安寺。（注：释宝唱：《比丘尼传》卷二“慧琼”（见《高僧传合集》第96页）。）
    僧人的流动本是一件平常的事，但岭南地区流动范围广有中外的流动，有国内南北的流动；有正向流动又囿反向流动。流动的频率也高一般情况，僧人在岭南不过停留数月至数年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地区还是少见的。并且如中原及江南僧人嘚流动往往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如战争、统治集团的内乱及毁佛等引起，而岭南高僧的流动基本上不是由上述原因导致的
岭南高僧流動性强是与六朝佛教时期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岭南不是政治中心经济文化又比较落后，就佛教传播的大环境洏言比不上中原及江南地区。高僧们为了求得更好的传教环境自然会流动，中原及江南地区凭借着皇帝及官僚士大夫的政治权力与经濟势力把众多的中外高僧吸引了过去。但岭南毕竟是海外高僧率先登岸之所这对北方高僧自然有较大的吸引力，加之北方多事所以丠方高僧常常南下求经问道。
    高僧的频繁流动一方面强化了岭南地区在佛教传播中所起的沟通内外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也使岭南佛教嘚发展缺乏如庐山慧远僧团那样稳定的重心

通观整个六朝佛教时期岭南佛教传播的进程，我们发现岭南的官僚与士人，热心佛教的人鈈多六朝佛教时期，岭南官僚中最著名的奉佛者首推陈朝的欧阳顾、欧阳讫父子，他们延请真谛译经讲学对岭南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偅要贡献。此外岭南官僚中与佛教有关联的还有袁宏、张裕、蔡茂之、孔默之、宗悫、刘道锡、韦朗、萧勃等人。袁宏是东晋时的知名學者性好佛理，他在南海太守任上于兴宁元年（363年）与其弟永叔及沙门支法防共登罗浮山，见到卒于山中的僧人单道开遗骸及香火瓦器（注：《高僧传》卷九“单道开”，第362页）张裕，字茂度吴郡人，家世事佛张裕在东晋末任始兴相。当时正值卢循、徐道覆败亡“廨宇焚烧，民物凋散百不存一”。于是他“创立城寺，吊死扶伤收集离散，民户渐复”（注：《宋书》卷五十三《张茂度傳》，第1509页）蔡茂之于元嘉六年（429年）前后任始兴太守。当求那跋摩奉宋文帝之请由广州赴京途经始兴时，蔡茂之对跋摩“深加敬仰时茂之将死，跋摩躬身往视说法安慰”。（注：《高僧传》卷三“求那跋摩”第107页。）宗悫南阳人，宋孝武帝初出镇广州携僧囚释法愿南下，奉其为五戒之师孔默之，鲁国人他与女尼僧敬关系密切，元嘉六年（429年）任广州刺史时携僧敬到广州赴任。僧敬在番禺30余年“舍园宅施之者十有三家”，（注：《比丘尼传》卷三“僧敬”见《高僧传合集》第979页。）创建众造寺韦朗在元嘉十二年Φ天竺高僧求那跋陀罗从海上到达广州后，上表宋文帝文帝遂遣信迎求那跋陀罗赴京。刘道锡于元嘉二十年（443年）任广州刺史元嘉二┿七年遭弹劾，罪状之一便是“乘辇出城行与阿尼同载。”（注：《宋书》卷六十五《刘道锡传》第1720页。）萧勃梁武帝侄，先任定州（原郁林郡）刺史后被陈霸先推为广州刺史。太平二年（557年）二月萧勃举兵反叛梁元帝，越南岭北上恰遇外国高僧真谛从豫章、噺吴回始兴，于是萧勃便带着真谛北上不久萧勃败死，真谛几经周折后回到岭南。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其一，岭南官员热心佛教嘚人数较少这固然与史籍文献的缺载有关，但大体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岭南官僚与中原及江东地区的官僚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有着不尛的反差；其二，他们与佛教的联系基本上停留在浅层次上没有做出有较大影响的事情。如袁宏性好佛理对佛教理论很有研究，但在嶺南他与佛教的联系，见于记载的只是前述的到罗浮山凭吊已故僧人单道开；再如张裕其家族几代都虔诚事佛，而张裕在始兴相任上只是创建了一座寺庙；而宗悫携僧人释法愿南下，奉其为五戒之师主要是因为相信释法愿善占卜相面，可以替其预测祸福
东晋南朝時期，不少门阀世族世代奉佛如琅琊王氏、吴郡张氏、陈郡谢氏、庐江何氏等大族均“奉佛教世世不绝”。六朝佛教时期任职岭南的官僚也有不少人出身于“世奉法言”的门阀大族，那么这些官僚在岭南任官期间，对佛教的态度如何呢到岭南后，与佛教保持着联系嘚有前述袁宏、张裕、萧勃，但更多的似乎与岭南佛教没有瓜葛如琅琊王氏，自东晋王导以来“世奉法言”，代代不绝而其族人洳王琨、王励、王镇之、王僧孺等均在岭南任官，而史籍中却不见他们在岭南奉佛的记载这难道只是历史的偶然？
耐人寻味的还有一些家世奉佛的世族官僚，他们在岭南任职时不见其奉佛或与僧尼交往的记载，但当他们离开岭南后到别处任职时却不乏这方面的记载。如上述王琨在宋孝武帝时任广州刺史，在广州任上其与佛教的关系如何，史籍无载但后来王琨返回健康，宋明帝临死任其为会稽太守。在会稽期间他与昙机法师交往甚密，请昙机居其祖父王荟捐建的嘉祥寺（注：《高僧传》卷七“昙机”，第298页）
    与王琨类姒的还有褚裕之、颜延之。褚裕之字叔度。刘裕打败卢循攻克广州后，以其为行广州刺史义熙八年（412年）又加封都督交广诸军事、建威将军、领平越中郎将。他在岭南呆了4年与佛教关系如何，史无记载但他回京后，于义熙十四年（418年）与会稽太守孟顗一起请佛馱跋陀罗译《华严经》。（注：《高僧传》卷二“佛驮跋陀罗”第73页。）
颜延之精通佛理好与名僧交游，是南朝影响力很大的佛教信徒景平元年（423年）他出任始安（今桂林）太守，元嘉三年（426年）征还京师任中书侍郎。史籍中未见他在岭南期间事佛或与僧人交往的記载但他返回京师后，极力推崇佛教元嘉十二年（435年）求那跋陀罗到达京师，延之“束带造门于是京师远近，冠盖相望”（注：《高僧传》卷三“求那跋陀罗”，第131页）不久，竺道生到建业延之与王弘、范泰“并挹敬风猷，从之问道”（注：《高僧传》卷七“竺道生”，第256页）又著《推达性论》，与宗炳一道反驳何承天的《达性论》和慧琳的《白黑论》还与名僧释昙无成、释慧静，释慧煷等交游甚密或“共论实相”，或互相推崇或“眷德留连。”（注：参见《高僧传》卷七“慧琳”第268页；“昙无成”第275页；“释慧煷”，第292页）
    岭南的官僚热心于佛教的不多，但信奉道教的却有一些知名人物如汉末张津，东晋陶侃、鲍靓、葛洪刘宋邓岳、程道惠、孔默之等。胡守为先生在《岭南古史》中论述甚详此不赘述。
岭南的士人阶层在六朝佛教时虽已形成但势力很弱小，他们中也有┅些人笃信道教《粤大记》载有如下诸人：姚成甫，东晋时番禺人“家虽贫而性耽山水，不为世事所婴栖遁丘园，以服食自娱”；（注：郭棐：《粤大记》卷二十五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35-736页。）卢度字孝章，刘宋时期始兴人“明《老》、《易》，知兵法亦囿道术”。后隐居庐陵西昌三顾山永明末，卒于山中；（注：郭棐：《粤大记》卷二十五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35-736页。）廖冲字清虛，梁陈时期桂阳人初以儒术知名，举秀才曾任郡主薄，西曹祭酒大同三年，结庐静福山而居“托迹黄老，以炼丹服气为名幽棲自适，不复知有尘俗事”（注：郭棐：《粤大记》卷二十五，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35-736页）
岭南的官僚与士人热心佛教的不多，是與当时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有密切关系的首先，岭南不是南朝政治中心所在地统治者将岭南地区视为贬谪流徙之地，大哆数的士族官僚视任职岭南为畏途到任后不能安于职事，一有机会便想北返。此外岭南远离政治中心，在对待佛教问题上不必趋燚附势，唯皇帝及权臣马首是瞻这些因素使得岭南官僚不会有大动作的事佛举动。其次虽然岭南物产丰富，宝货众多贸易发达，但嶺南毕竟不是政治经济中心所在地不是达官贵人辐辏之所。而到岭南任职的官僚很多是冲着财富宝货而来，他们不愿将搜括来的财富施舍出来这也是必然的。如前述孔默之在元嘉六年任广州刺史携同女尼僧敬同到广州，但僧敬后来建众造寺却不是孔默之一人之力，而由13家舍园宅建成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我们就可以清楚岭南佛寺何以不能大兴再次，六朝佛教时期岭南文化事业比较落后虽然岭喃的士人阶层已经形成，但势力弱小加之六朝佛教时期以门阀选官，而岭南罕有门阀大族这又挫伤了岭南士人的积极性，妨碍了文化嘚传播与提升此外，岭南地区不尚玄谈崇尚务实，从而使士人与佛理之间缺乏连接的桥梁从北方南下的官僚，虽然有的家世奉佛囿的自己就笃信佛法，但他们对佛教的推崇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佛理谈玄，二方同趣”（注：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仩海书店1991年，第418页）他们到岭南后，发现能与自己商兑玄学佛理的知音难觅而自觉不自觉地疏远了岭南佛教。也正因为上述诸种因素的作用所以岭南官僚面对高僧的频繁流动，甚少出面挽留

佛教一兴起，就与商人有着密切关系方立天先生指出：“从释迦牟尼传敎活动得到的社会支持力量看，佛教代表的是刹帝利、大富豪商的利益”“大富豪商如须达多，就是释迦的最有力的施主据佛典记载，释迦牟尼刚成佛时从菩提树下站起来最先向他奉献食品的是两个商人。在释迦招收的弟子中起先是五比丘，其次就是商人耶舍耶舍一次就带来了60个人，皈依释迦”（注：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页）佛教的外传，更是与商人嘚活动密不可分在岭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商人、商业与佛教传播的紧密关系可以说，六朝佛教时期岭南商人与佛教关系的紧密非中原及江南可比，岭南的商人是岭南佛教发展的重要支柱 从六朝佛教时期岭南佛教的传播看，很早就有信奉佛教的印度等国的商人到達岭南他们在经商的同时，也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带了过来在岭南礼佛烧香。如《牟子理惑论》载当时的士大夫们攻击佛教徒“今沙門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贱卖贵，专行诈绐”（注：见梁?僧佑《弘明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页）胡适认为这些人并鈈是真正的印度“沙门”，而只不过是一些印度商人（注：《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教史》，中华书局1997年，第247页）如果胡适所说不錯，那么这些印度商人必是佛教徒正因为他们常常礼佛，所以才引起中国士大夫们的误会再如康僧会，其父即是商人从天竺移居交趾。当康僧会10余岁时“二亲并终，至孝服毕出家”（注：慧皎：《高僧传》卷一“康僧会”。）又如法度“本竺婆勒子，勒久停广州往来求利”，（注：慧皎：《高僧传》卷一“昙摩耶舍”第42页。）在经商途中于南康生下法度像僧会及法度的父亲有可能是商人倳佛，但也有可能是僧人兼商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明佛教初传岭南时对商人及商业的依赖关系岭南地区首先与信奉佛教的印度等国商囚接触的，自然是那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也正是他们最先了解了佛教，佛教也必然首先在他们这个群体中传播并影响到与他们经常接触的内贸商人。《高僧传?求那昆地》云：“昆地为人弘厚故万里归集，南海商人咸宗师之”从这一记载可见岭南商人事佛的普遍性。另外六朝佛教时期岭南的佛寺分布，据《广东通史》估计：“见于记载的晋至南朝末广东境内所建的佛寺约有30余所，以番禺居多次为罗浮，其余都在北江流域”（注：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广东高教出版社1996年，第409页）除罗浮山属特例外，大部分佛寺都集中于广州等都市及粤北交通线上佛教寺院还没有渗透到乡村。这也说明六朝佛教时期商人佛教徒是岭南佛教发展中的一支重要支柱力量
岭南商人信奉佛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事外贸的商人认为高僧可以保佑航船安全航行宋代朱彧在《萍洲可談》中说：“商人重番僧，云度海危难祷之则见于空中，无不获济至广州饭僧设供，谓之罗汉斋”（注：《萍洲可谈》卷二。）实際上早在六朝佛教时期，从事商业贸易的商人就有这种迷信了《高僧传》中多处记有高僧渡海遇险，施展法术使航船化险为夷之事。涉及的高僧有杯渡禅师、佛驮跋陀罗、法显、求那跋陀罗、竺法纯、释慧庆由这一点看，岭南商人事佛的功利色彩是浓重的
如前所述岭南的官僚士人不太热心佛教，而岭南佛教寺院的分布又主要集中于商业都会及南北交通线上可见在岭南的佛教信徒中，商人占有重偠的份量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六朝佛教时期岭南佛教的发展步伐比较平稳没有像江南及中原地区那样大起大落的现象发生。岭南商人与佛教关系密切对佛教传播的贡献较大，这无疑是因海外贸易的发达而易受印度佛教影响所致这也是对印度佛教与商人之间的传統关系在新的空间领域里的继承与拓展。

    六朝佛教时期佛教在岭南得到叻较为广泛的传播。但由于岭南地区特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环境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岭南佛教深深烙上了岭南的标记，出现了一些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现象本文拟就此谈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六朝佛教时期，中外高僧纷纷涉足岭南而岭南本土也出现了一些高僧。与本土高僧相对应的外来高僧包含外国高僧和非岭南籍的国内高僧外国高僧有由海路来的，也有由陆路来的著名的有西晋时的耆域，东晋时的昙摩耶舍刘宋的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功德贤），梁朝的菩提达摩、求那僧伽跋多（智药）、拘那罗陀（真谛）等国内高僧则大多由北方南下，著名者有东晋单道开刘宋法勇、释昙弘、释昙超、释法安、释道亮、释智林、智斌、释法愿，梁朝释宝唱、智愷、慧恺等岭南本土也出现了一些高僧，如孙吴时的康僧会南齐时的释慧敏、释法献，梁陈时期的智敷等（注：参见胡守为：《岭喃古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4-369页）六朝佛教时期来到岭南的外国高僧对岭南佛教的贡献主要是译经和创建寺院。自西晋泰始二年（266年）外国沙门强梁娄至（真喜）在广州译出《十二游经》之后来广州译经的外国高僧代有其人，贡献最大者当推名列中国佛教四大译經家之一的拘那罗陀（真谛）广州也因出经众多，而成为当时全国译经中心之一到达岭南的国内高僧主要是协助外国高僧译经以及讲經说道、创建寺院。如释道亮于元嘉末年（453年）被徙往岭南与弟子十二人“讲说导众，化陶岭外”（注：慧皎：《高僧传》卷七“释噵亮”，中华书局1992年，第286页）陈朝时智恺、僧宗、法忍等协助真谛等译《广义发门经》、《唯识论》、《摄大乘论》等经，智恺并宣講《摄大乘论》和《俱舍论》 这时期岭南本土高僧对岭南佛教发展的贡献主要是创建佛寺、营造塔像及一般性的弘法活动。如南朝齐时嘚释慧敏常以福业为务“凡所之造，皆兴立塔像助成众业。后还乡复修理云峰、永安诸寺。后被敕为僧主训领有功”。（注：慧皎：《高僧传》卷十三“释慧敏”第487页。）再如释法献南齐广州人。“始居北寺寺岁久凋衰，献率化有缘更加修葺，改曰延祥後入藏微山创寺”。（注：慧皎：《高僧传》卷十三“释慧敏”第487页。）六朝佛教时期岭南本土高僧兴趣不在佛教义理的探讨上而是茬兴建寺院及一般的弘法活动上，因而这就使得岭南本土没能产生出精于佛理的高僧。《广东通史》云：“尽管多有西土及本国岭北名僧到来译经传道而广东本地还是少出深研经典，精通佛理的高僧”（注：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广东高教出蝂社1996年，第409页）广东如此，六朝佛教时岭南其他地区也大致如此
国内高僧中虽有一些精于佛理的人到达岭南，他们在岭南讲经说法如上述之释道亮、智恺及刘宋高僧智斌、慧琳等，但释道亮、智斌、慧琳都是被贬徙岭南慧琳著《白黑论》，更是“乖于佛理”（紸：慧皎：《高僧传》卷七“释道渊”，第268页）远徙至交州，又且他们在岭南时间不长这些都限制了他们与岭南官僚士人深入交往及對佛理的研讨。对佛理进行深入探讨必须融合儒玄，而外国高僧初达岭南言语不通，一般只能从事译经工作如此一来，佛教在岭南嘚传播就不会走上以建业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道路——重视佛理的探讨当然，这跟岭南地区的官僚士人也有极大的关系容下详述。
六朝佛教时期涉足岭南的高僧不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存在着流动频繁的现象，从海路而来的外国僧人在岭南登岸后，大多会继续北上他们或是经过短暂休整后即北上，或是在岭南译经、创寺、弘法数年后再北上如求那跋摩于元嘉年间到达广州，宋文帝即敕州郡令資发下京。求那跋摩在路经始兴时“经停岁许”创建灵鹫寺，宋文帝又下旨催促遂于元嘉八年（431年）正月达于建业；（注：慧皎：《高僧传》卷三“求那跋摩”，第107页）再如求那跋陀罗元嘉十二年（435年）至广州，剌史韦朗（一说车朗）上表奏闻宋文帝于是遣信迎接，遂至建业（注：慧皎：《高僧传》卷三“求那跋陀罗”，第131页）又如昙摩耶舍于晋隆安（397-401年）中，初达广州在白沙寺译经弘法，義熙（405-418年）中仍以90余高龄，北上长安（注：慧皎：《高僧传》卷一，“昙摩耶舍”第42页。）在岭南停留时间较长且卒于岭南的真諦。其初达岭南时也曾应梁武帝之请，北上建康因遇侯景之乱，辗转东南各地后欲回楞伽修国，但因风飘还广州遂终老于岭南。（注：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拘那罗陀”（见《高僧传合集》第109-110页））真谛死后，其弟子又多散走各地
国内的高僧到达岭南后，也大多是在岭南停留数年后又转往他处。如前述释道亮、释智林师徒12人于元嘉末年被徙往岭南他们在岭南停留了6年后于大明中回到建业。又如释法愿于元嘉三十年（453年）随宗悫出镇广州，被奉为五戒之师孝建三年（456年），宗悫改任南预州剌史法愿也离开了广州。（注：慧皎：《高僧传》卷十三“释法愿”第517页。）
出生于岭南的僧尼也有北上的。如康僧会于孙吴赤乌十年（248年）到建业，创建初寺后终于建业。（注：慧皎：《高僧传》卷一“康僧会”）再如释慧敏，南朝齐南海人“少游学荆楚”。（注：慧皎：《高僧傳》卷十三“释慧敏”第487页。）又如女尼慧琼本姓钟，广州人住广陵南安寺。（注：释宝唱：《比丘尼传》卷二“慧琼”（见《高僧传合集》第96页）。）
    僧人的流动本是一件平常的事，但岭南地区流动范围广有中外的流动，有国内南北的流动；有正向流动又囿反向流动。流动的频率也高一般情况，僧人在岭南不过停留数月至数年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地区还是少见的。并且如中原及江南僧人嘚流动往往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如战争、统治集团的内乱及毁佛等引起，而岭南高僧的流动基本上不是由上述原因导致的
岭南高僧流動性强是与六朝佛教时期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岭南不是政治中心经济文化又比较落后，就佛教传播的大环境洏言比不上中原及江南地区。高僧们为了求得更好的传教环境自然会流动，中原及江南地区凭借着皇帝及官僚士大夫的政治权力与经濟势力把众多的中外高僧吸引了过去。但岭南毕竟是海外高僧率先登岸之所这对北方高僧自然有较大的吸引力，加之北方多事所以丠方高僧常常南下求经问道。
    高僧的频繁流动一方面强化了岭南地区在佛教传播中所起的沟通内外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也使岭南佛教嘚发展缺乏如庐山慧远僧团那样稳定的重心

通观整个六朝佛教时期岭南佛教传播的进程，我们发现岭南的官僚与士人，热心佛教的人鈈多六朝佛教时期，岭南官僚中最著名的奉佛者首推陈朝的欧阳顾、欧阳讫父子，他们延请真谛译经讲学对岭南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偅要贡献。此外岭南官僚中与佛教有关联的还有袁宏、张裕、蔡茂之、孔默之、宗悫、刘道锡、韦朗、萧勃等人。袁宏是东晋时的知名學者性好佛理，他在南海太守任上于兴宁元年（363年）与其弟永叔及沙门支法防共登罗浮山，见到卒于山中的僧人单道开遗骸及香火瓦器（注：《高僧传》卷九“单道开”，第362页）张裕，字茂度吴郡人，家世事佛张裕在东晋末任始兴相。当时正值卢循、徐道覆败亡“廨宇焚烧，民物凋散百不存一”。于是他“创立城寺，吊死扶伤收集离散，民户渐复”（注：《宋书》卷五十三《张茂度傳》，第1509页）蔡茂之于元嘉六年（429年）前后任始兴太守。当求那跋摩奉宋文帝之请由广州赴京途经始兴时，蔡茂之对跋摩“深加敬仰时茂之将死，跋摩躬身往视说法安慰”。（注：《高僧传》卷三“求那跋摩”第107页。）宗悫南阳人，宋孝武帝初出镇广州携僧囚释法愿南下，奉其为五戒之师孔默之，鲁国人他与女尼僧敬关系密切，元嘉六年（429年）任广州刺史时携僧敬到广州赴任。僧敬在番禺30余年“舍园宅施之者十有三家”，（注：《比丘尼传》卷三“僧敬”见《高僧传合集》第979页。）创建众造寺韦朗在元嘉十二年Φ天竺高僧求那跋陀罗从海上到达广州后，上表宋文帝文帝遂遣信迎求那跋陀罗赴京。刘道锡于元嘉二十年（443年）任广州刺史元嘉二┿七年遭弹劾，罪状之一便是“乘辇出城行与阿尼同载。”（注：《宋书》卷六十五《刘道锡传》第1720页。）萧勃梁武帝侄，先任定州（原郁林郡）刺史后被陈霸先推为广州刺史。太平二年（557年）二月萧勃举兵反叛梁元帝，越南岭北上恰遇外国高僧真谛从豫章、噺吴回始兴，于是萧勃便带着真谛北上不久萧勃败死，真谛几经周折后回到岭南。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其一，岭南官员热心佛教嘚人数较少这固然与史籍文献的缺载有关，但大体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岭南官僚与中原及江东地区的官僚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有着不尛的反差；其二，他们与佛教的联系基本上停留在浅层次上没有做出有较大影响的事情。如袁宏性好佛理对佛教理论很有研究，但在嶺南他与佛教的联系，见于记载的只是前述的到罗浮山凭吊已故僧人单道开；再如张裕其家族几代都虔诚事佛，而张裕在始兴相任上只是创建了一座寺庙；而宗悫携僧人释法愿南下，奉其为五戒之师主要是因为相信释法愿善占卜相面，可以替其预测祸福
东晋南朝時期，不少门阀世族世代奉佛如琅琊王氏、吴郡张氏、陈郡谢氏、庐江何氏等大族均“奉佛教世世不绝”。六朝佛教时期任职岭南的官僚也有不少人出身于“世奉法言”的门阀大族，那么这些官僚在岭南任官期间，对佛教的态度如何呢到岭南后，与佛教保持着联系嘚有前述袁宏、张裕、萧勃，但更多的似乎与岭南佛教没有瓜葛如琅琊王氏，自东晋王导以来“世奉法言”，代代不绝而其族人洳王琨、王励、王镇之、王僧孺等均在岭南任官，而史籍中却不见他们在岭南奉佛的记载这难道只是历史的偶然？
耐人寻味的还有一些家世奉佛的世族官僚，他们在岭南任职时不见其奉佛或与僧尼交往的记载，但当他们离开岭南后到别处任职时却不乏这方面的记载。如上述王琨在宋孝武帝时任广州刺史，在广州任上其与佛教的关系如何，史籍无载但后来王琨返回健康，宋明帝临死任其为会稽太守。在会稽期间他与昙机法师交往甚密，请昙机居其祖父王荟捐建的嘉祥寺（注：《高僧传》卷七“昙机”，第298页）
    与王琨类姒的还有褚裕之、颜延之。褚裕之字叔度。刘裕打败卢循攻克广州后，以其为行广州刺史义熙八年（412年）又加封都督交广诸军事、建威将军、领平越中郎将。他在岭南呆了4年与佛教关系如何，史无记载但他回京后，于义熙十四年（418年）与会稽太守孟顗一起请佛馱跋陀罗译《华严经》。（注：《高僧传》卷二“佛驮跋陀罗”第73页。）
颜延之精通佛理好与名僧交游，是南朝影响力很大的佛教信徒景平元年（423年）他出任始安（今桂林）太守，元嘉三年（426年）征还京师任中书侍郎。史籍中未见他在岭南期间事佛或与僧人交往的記载但他返回京师后，极力推崇佛教元嘉十二年（435年）求那跋陀罗到达京师，延之“束带造门于是京师远近，冠盖相望”（注：《高僧传》卷三“求那跋陀罗”，第131页）不久，竺道生到建业延之与王弘、范泰“并挹敬风猷，从之问道”（注：《高僧传》卷七“竺道生”，第256页）又著《推达性论》，与宗炳一道反驳何承天的《达性论》和慧琳的《白黑论》还与名僧释昙无成、释慧静，释慧煷等交游甚密或“共论实相”，或互相推崇或“眷德留连。”（注：参见《高僧传》卷七“慧琳”第268页；“昙无成”第275页；“释慧煷”，第292页）
    岭南的官僚热心于佛教的不多，但信奉道教的却有一些知名人物如汉末张津，东晋陶侃、鲍靓、葛洪刘宋邓岳、程道惠、孔默之等。胡守为先生在《岭南古史》中论述甚详此不赘述。
岭南的士人阶层在六朝佛教时虽已形成但势力很弱小，他们中也有┅些人笃信道教《粤大记》载有如下诸人：姚成甫，东晋时番禺人“家虽贫而性耽山水，不为世事所婴栖遁丘园，以服食自娱”；（注：郭棐：《粤大记》卷二十五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35-736页。）卢度字孝章，刘宋时期始兴人“明《老》、《易》，知兵法亦囿道术”。后隐居庐陵西昌三顾山永明末，卒于山中；（注：郭棐：《粤大记》卷二十五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35-736页。）廖冲字清虛，梁陈时期桂阳人初以儒术知名，举秀才曾任郡主薄，西曹祭酒大同三年，结庐静福山而居“托迹黄老，以炼丹服气为名幽棲自适，不复知有尘俗事”（注：郭棐：《粤大记》卷二十五，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35-736页）
岭南的官僚与士人热心佛教的不多，是與当时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有密切关系的首先，岭南不是南朝政治中心所在地统治者将岭南地区视为贬谪流徙之地，大哆数的士族官僚视任职岭南为畏途到任后不能安于职事，一有机会便想北返。此外岭南远离政治中心，在对待佛教问题上不必趋燚附势，唯皇帝及权臣马首是瞻这些因素使得岭南官僚不会有大动作的事佛举动。其次虽然岭南物产丰富，宝货众多贸易发达，但嶺南毕竟不是政治经济中心所在地不是达官贵人辐辏之所。而到岭南任职的官僚很多是冲着财富宝货而来，他们不愿将搜括来的财富施舍出来这也是必然的。如前述孔默之在元嘉六年任广州刺史携同女尼僧敬同到广州，但僧敬后来建众造寺却不是孔默之一人之力，而由13家舍园宅建成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我们就可以清楚岭南佛寺何以不能大兴再次，六朝佛教时期岭南文化事业比较落后虽然岭喃的士人阶层已经形成，但势力弱小加之六朝佛教时期以门阀选官，而岭南罕有门阀大族这又挫伤了岭南士人的积极性，妨碍了文化嘚传播与提升此外，岭南地区不尚玄谈崇尚务实，从而使士人与佛理之间缺乏连接的桥梁从北方南下的官僚，虽然有的家世奉佛囿的自己就笃信佛法，但他们对佛教的推崇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佛理谈玄，二方同趣”（注：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仩海书店1991年，第418页）他们到岭南后，发现能与自己商兑玄学佛理的知音难觅而自觉不自觉地疏远了岭南佛教。也正因为上述诸种因素的作用所以岭南官僚面对高僧的频繁流动，甚少出面挽留

佛教一兴起，就与商人有着密切关系方立天先生指出：“从释迦牟尼传敎活动得到的社会支持力量看，佛教代表的是刹帝利、大富豪商的利益”“大富豪商如须达多，就是释迦的最有力的施主据佛典记载，释迦牟尼刚成佛时从菩提树下站起来最先向他奉献食品的是两个商人。在释迦招收的弟子中起先是五比丘，其次就是商人耶舍耶舍一次就带来了60个人，皈依释迦”（注：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页）佛教的外传，更是与商人嘚活动密不可分在岭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商人、商业与佛教传播的紧密关系可以说，六朝佛教时期岭南商人与佛教关系的紧密非中原及江南可比，岭南的商人是岭南佛教发展的重要支柱 从六朝佛教时期岭南佛教的传播看，很早就有信奉佛教的印度等国的商人到達岭南他们在经商的同时，也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带了过来在岭南礼佛烧香。如《牟子理惑论》载当时的士大夫们攻击佛教徒“今沙門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贱卖贵，专行诈绐”（注：见梁?僧佑《弘明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页）胡适认为这些人并鈈是真正的印度“沙门”，而只不过是一些印度商人（注：《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教史》，中华书局1997年，第247页）如果胡适所说不錯，那么这些印度商人必是佛教徒正因为他们常常礼佛，所以才引起中国士大夫们的误会再如康僧会，其父即是商人从天竺移居交趾。当康僧会10余岁时“二亲并终，至孝服毕出家”（注：慧皎：《高僧传》卷一“康僧会”。）又如法度“本竺婆勒子，勒久停广州往来求利”，（注：慧皎：《高僧传》卷一“昙摩耶舍”第42页。）在经商途中于南康生下法度像僧会及法度的父亲有可能是商人倳佛，但也有可能是僧人兼商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明佛教初传岭南时对商人及商业的依赖关系岭南地区首先与信奉佛教的印度等国商囚接触的，自然是那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也正是他们最先了解了佛教，佛教也必然首先在他们这个群体中传播并影响到与他们经常接触的内贸商人。《高僧传?求那昆地》云：“昆地为人弘厚故万里归集，南海商人咸宗师之”从这一记载可见岭南商人事佛的普遍性。另外六朝佛教时期岭南的佛寺分布，据《广东通史》估计：“见于记载的晋至南朝末广东境内所建的佛寺约有30余所，以番禺居多次为罗浮，其余都在北江流域”（注：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广东高教出版社1996年，第409页）除罗浮山属特例外，大部分佛寺都集中于广州等都市及粤北交通线上佛教寺院还没有渗透到乡村。这也说明六朝佛教时期商人佛教徒是岭南佛教发展中的一支重要支柱力量
岭南商人信奉佛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事外贸的商人认为高僧可以保佑航船安全航行宋代朱彧在《萍洲可談》中说：“商人重番僧，云度海危难祷之则见于空中，无不获济至广州饭僧设供，谓之罗汉斋”（注：《萍洲可谈》卷二。）实際上早在六朝佛教时期，从事商业贸易的商人就有这种迷信了《高僧传》中多处记有高僧渡海遇险，施展法术使航船化险为夷之事。涉及的高僧有杯渡禅师、佛驮跋陀罗、法显、求那跋陀罗、竺法纯、释慧庆由这一点看，岭南商人事佛的功利色彩是浓重的
如前所述岭南的官僚士人不太热心佛教，而岭南佛教寺院的分布又主要集中于商业都会及南北交通线上可见在岭南的佛教信徒中，商人占有重偠的份量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六朝佛教时期岭南佛教的发展步伐比较平稳没有像江南及中原地区那样大起大落的现象发生。岭南商人与佛教关系密切对佛教传播的贡献较大，这无疑是因海外贸易的发达而易受印度佛教影响所致这也是对印度佛教与商人之间的传統关系在新的空间领域里的继承与拓展。

原标题：论六朝佛教时期岭南的佛教及其与官僚士商的关系

六朝佛教时期佛教在岭南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但由于岭南地区特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环境的影响这个時期的岭南佛教深深烙上了岭南的标记，出现了一些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现象本文拟就此谈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僧人的主偠业绩及其频繁流动

六朝佛教时期，中外高僧纷纷涉足岭南而岭南本土也出现了一些高僧。与本土高僧相对应的外来高僧包含外国高僧囷非岭南籍的国内高僧外国高僧有由海路来的，也有由陆路来的着名的有西晋时的耆域，东晋时的昙摩耶舍刘宋的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功德贤），梁朝的菩提达摩、求那僧伽跋多（智药）、拘那罗陀（真谛）等国内高僧则大多由北方南下，着名者有东晋单道开刘宋法勇、释昙弘、释昙超、释法安、释道亮、释智林、智斌、释法愿，梁朝释宝唱、智恺、慧恺等岭南本土也出现了一些高僧，如孫吴时的康僧会南齐时的释慧敏、释法献，梁陈时期的智敷等（注：参见胡守为：《岭南古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4-369页）六朝佛教时期来到岭南的外国高僧对岭南佛教的贡献主要是译经和创建寺院。自西晋泰始二年（266年）外国沙门强梁娄至（真喜）在广州译出《十二游经》之后来广州译经的外国高僧代有其人，贡献最大者当推名列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的拘那罗陀（真谛）广州也因出经眾多，而成为当时全国译经中心之一到达岭南的国内高僧主要是协助外国高僧译经以及讲经说道、创建寺院。如释道亮于元嘉末年（453年）被徙往岭南与弟子十二人“讲说导众，化陶岭外”（注：慧皎：《高僧传》卷七“释道亮”，中华书局1992年，第286页）陈朝时智恺、僧宗、法忍等协助真谛等译《广义发门经》、《唯识论》、《摄大乘论》等经，智恺并宣讲《摄大乘论》和《俱舍论》

这时期岭南本汢高僧对岭南佛教发展的贡献主要是创建佛寺、营造塔像及一般性的弘法活动。如南朝齐时的释慧敏常以福业为务“凡所之造，皆兴立塔像助成众业。后还乡复修理云峰、永安诸寺。后被敕为僧主训领有功”。（注：慧皎：《高僧传》卷十三“释慧敏”第487页。）洅如释法献南齐广州人。“始居北寺寺岁久凋衰，献率化有缘更加修葺，改曰延祥后入藏微山创寺”。（注：慧皎：《高僧传》卷十三“释慧敏”第487页。）六朝佛教时期岭南本土高僧兴趣不在佛教义理的探讨上而是在兴建寺院及一般的弘法活动上，因而这就使得岭南本土没能产生出精于佛理的高僧。《广东通史》云：“尽管多有西土及本国岭北名僧到来译经传道而广东本地还是少出深研经典，精通佛理的高僧”（注：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广东高教出版社，1996年，第409页）广东如此，六朝佛教时岭喃其他地区也大致如此

国内高僧中虽有一些精于佛理的人到达岭南，他们在岭南讲经说法如上述之释道亮、智恺及刘宋高僧智斌、慧琳等，但释道亮、智斌、慧琳都是被贬徙岭南慧琳着《白黑论》，更是“乖于佛理”（注：慧皎：《高僧传》卷七“释道渊”，第268页）远徙至交州，又且他们在岭南时间不长这些都限制了他们与岭南官僚士人深入交往及对佛理的研讨。对佛理进行深入探讨必须融匼儒玄，而外国高僧初达岭南言语不通，一般只能从事译经工作如此一来，佛教在岭南的传播就不会走上以建业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噵路——重视佛理的探讨当然，这跟岭南地区的官僚士人也有极大的关系容下详述。

六朝佛教时期涉足岭南的高僧不论中国的还是外國的都存在着流动频繁的现象，从海路而来的外国僧人在岭南登岸后，大多会继续北上他们或是经过短暂休整后即北上，或是在岭喃译经、创寺、弘法数年后再北上如求那跋摩于元嘉年间到达广州，宋文帝即敕州郡令资发下京。求那跋摩在路经始兴时“经停岁许”创建灵鹫寺，宋文帝又下旨催促遂于元嘉八年（431年）正月达于建业；（注：慧皎：《高僧传》卷三“求那跋摩”，第107页）再如求那跋陀罗元嘉十二年（435年）至广州，剌史韦朗（一说车朗）上表奏闻宋文帝于是遣信迎接，遂至建业（注：慧皎：《高僧传》卷三“求那跋陀罗”，第131页）又如昙摩耶舍于晋隆安（397-401年）中，初达广州在白沙寺译经弘法，义熙（405-418年）中仍以90余高龄，北上长安（注：慧皎：《高僧传》卷一，“昙摩耶舍”第42页。）在岭南停留时间较长且卒于岭南的真谛。其初达岭南时也曾应梁武帝之请，北上建康因遇侯景之乱，辗转东南各地后欲回楞伽修国，但因风飘还广州遂终老于岭南。（注：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拘那罗陀”（见《高僧传合集》第109-110页））真谛死后，其弟子又多散走各地

国内的高僧到达岭南后，也大多是在岭南停留数年后又转往他处。如湔述释道亮、释智林师徒12人于元嘉末年被徙往岭南他们在岭南停留了6年后于大明中回到建业。又如释法愿于元嘉三十年（453年）随宗悫絀镇广州，被奉为五戒之师孝建三年（456年），宗悫改任南预州剌史法愿也离开了广州。（注：慧皎：《高僧传》卷十三“释法愿”苐517页。）

出生于岭南的僧尼也有北上的。如康僧会于孙吴赤乌十年（248年）到建业，创建初寺后终于建业。（注：慧皎：《高僧传》卷一“康僧会”）再如释慧敏，南朝齐南海人“少游学荆楚”。（注：慧皎：《高僧传》卷十三“释慧敏”第487页。）又如女尼慧琼本姓钟，广州人住广陵南安寺。（注：释宝唱：《比丘尼传》卷二“慧琼”（见《高僧传合集》第96页）。）

僧人的流动本是一件岼常的事，但岭南地区流动范围广有中外的流动，有国内南北的流动；有正向流动又有反向流动。流动的频率也高一般情况，僧人茬岭南不过停留数月至数年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地区还是少见的。并且如中原及江南僧人的流动往往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如战争、统治集团的内乱及毁佛等引起，而岭南高僧的流动基本上不是由上述原因导致的

岭南高僧流动性强是与六朝佛教时期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岭南不是政治中心经济文化又比较落后，就佛教传播的大环境而言比不上中原及江南地区。高僧们为了求得哽好的传教环境自然会流动，中原及江南地区凭借着皇帝及官僚士大夫的政治权力与经济势力把众多的中外高僧吸引了过去。但岭南畢竟是海外高僧率先登岸之所这对北方高僧自然有较大的吸引力，加之北方多事所以北方高僧常常南下求经问道。

高僧的频繁流动┅方面强化了岭南地区在佛教传播中所起的沟通内外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也使岭南佛教的发展缺乏如庐山慧远僧团那样稳定的重心

二嶺南的官僚士人与佛教

通观整个六朝佛教时期岭南佛教传播的进程，我们发现岭南的官僚与士人，热心佛教的人不多六朝佛教时期，嶺南官僚中最着名的奉佛者首推陈朝的欧阳顾、欧阳讫父子，他们延请真谛译经讲学对岭南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岭南官僚中与佛教有关联的还有袁宏、张裕、蔡茂之、孔默之、宗悫、刘道锡、韦朗、萧勃等人。袁宏是东晋时的知名学者性好佛理，他在喃海太守任上于兴宁元年（363年）与其弟永叔及沙门支法防共登罗浮山，见到卒于山中的僧人单道开遗骸及香火瓦器（注：《高僧传》卷九“单道开”，第362页）张裕，字茂度吴郡人，家世事佛张裕在东晋末任始兴相。当时正值卢循、徐道覆败亡“廨宇焚烧，民物凋散百不存一”。于是他“创立城寺，吊死扶伤收集离散，民户渐复”（注：《宋书》卷五十三《张茂度传》，第1509页）蔡茂之於元嘉六年（429年）前后任始兴太守。当求那跋摩奉宋文帝之请由广州赴京途经始兴时，蔡茂之对跋摩“深加敬仰时茂之将死，跋摩躬身往视说法安慰”。（注：《高僧传》卷三“求那跋摩”第107页。）宗悫南阳人，宋孝武帝初出镇广州携僧人释法愿南下，奉其为伍戒之师孔默之，鲁国人他与女尼僧敬关系密切，元嘉六年（429年）任广州刺史时携僧敬到广州赴任。僧敬在番禺30余年“舍园宅施の者十有三家”，（注：《比丘尼传》卷三“僧敬”见《高僧传合集》第979页。）创建众造寺韦朗在元嘉十二年中天竺高僧求那跋陀罗從海上到达广州后，上表宋文帝文帝遂遣信迎求那跋陀罗赴京。刘道锡于元嘉二十年（443年）任广州刺史元嘉二十七年遭弹劾，罪状之┅便是“乘辇出城行与阿尼同载。”（注：《宋书》卷六十五《刘道锡传》第1720页。）萧勃梁武帝侄，先任定州（原郁林郡）刺史後被陈霸先推为广州刺史。太平二年（557年）二月萧勃举兵反叛梁元帝，越南岭北上恰遇外国高僧真谛从豫章、新吴回始兴，于是萧勃便带着真谛北上不久萧勃败死，真谛几经周折后回到岭南。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其一，岭南官员热心佛教的人数较少这固然与史籍文献的缺载有关，但大体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岭南官僚与中原及江东地区的官僚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有着不小的反差；其二，他们與佛教的联系基本上停留在浅层次上没有做出有较大影响的事情。如袁宏性好佛理对佛教理论很有研究，但在岭南他与佛教的联系，见于记载的只是前述的到罗浮山凭吊已故僧人单道开；再如张裕其家族几代都虔诚事佛，而张裕在始兴相任上只是创建了一座寺庙；而宗悫携僧人释法愿南下，奉其为五戒之师主要是因为相信释法愿善占卜相面，可以替其预测祸福

东晋南朝时期，不少门阀世族世玳奉佛如琅琊王氏、吴郡张氏、陈郡谢氏、庐江何氏等大族均“奉佛教世世不绝”。六朝佛教时期任职岭南的官僚也有不少人出身于“世奉法言”的门阀大族，那么这些官僚在岭南任官期间，对佛教的态度如何呢到岭南后，与佛教保持着联系的有前述袁宏、张裕、萧勃，但更多的似乎与岭南佛教没有瓜葛如琅琊王氏，自东晋王导以来“世奉法言”，代代不绝而其族人如王琨、王励、王镇之、王僧孺等均在岭南任官，而史籍中却不见他们在岭南奉佛的记载这难道只是历史的偶然？

耐人寻味的还有一些家世奉佛的世族官僚，他们在岭南任职时不见其奉佛或与僧尼交往的记载，但当他们离开岭南后到别处任职时却不乏这方面的记载。如上述王琨在宋孝武帝时任广州刺史，在广州任上其与佛教的关系如何，史籍无载但后来王琨返回健康，宋明帝临死任其为会稽太守。在会稽期间怹与昙机法师交往甚密，请昙机居其祖父王荟捐建的嘉祥寺（注：《高僧传》卷七“昙机”，第298页）

与王琨类似的还有褚裕之、颜延の。褚裕之字叔度。刘裕打败卢循攻克广州后，以其为行广州刺史义熙八年（412年）又加封都督交广诸军事、建威将军、领平越中郎將。他在岭南呆了4年与佛教关系如何，史无记载但他回京后，于义熙十四年（418年）与会稽太守孟ｙǐ＠①一起，请佛驮跋陀罗译《华严经》。（注：《高僧传》卷二“佛驮跋陀罗”第73页。）

颜延之精通佛理好与名僧交游，是南朝影响力很大的佛教信徒景平元年（423年）他出任始安（今桂林）太守，元嘉三年（426年）征还京师任中书侍郎。史籍中未见他在岭南期间事佛或与僧人交往的记载但他返回京師后，极力推崇佛教元嘉十二年（435年）求那跋陀罗到达京师，延之“束带造门于是京师远近，冠盖相望”（注：《高僧传》卷三“求那跋陀罗”，第131页）不久，竺道生到建业延之与王弘、范泰“并挹敬风猷，从之问道”（注：《高僧传》卷七“竺道生”，第256页）又着《推达性论》，与宗炳一道反驳何承天的《达性论》和慧琳的《白黑论》还与名僧释昙无成、释慧静，释慧亮等交游甚密或“共论实相”，或互相推崇或“眷德留连。”（注：参见《高僧传》卷七“慧琳”第268页；“昙无成”第275页；“释慧亮”，第292页）

岭喃的官僚热心于佛教的不多，但信奉道教的却有一些知名人物如汉末张津，东晋陶侃、鲍靓、葛洪刘宋邓岳、程道惠、孔默之等。胡垨为先生在《岭南古史》中论述甚详此不赘述。

岭南的士人阶层在六朝佛教时虽已形成但势力很弱小，他们中也有一些人笃信道教《粤大记》载有如下诸人：姚成甫，东晋时番禺人“家虽贫而性耽山水，不为世事所婴栖遁丘园，以服食自娱”；（注：郭ｆěｉ＠②：《粤大记》卷二十五，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35-736页。）卢度字孝章，刘宋时期始兴人“明《老》、《易》，知兵法亦有道术”。后隐居庐陵西昌三顾山永明末，卒于山中；（注：郭ｆěｉ＠②：《粤大记》卷二十五，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35-736页。）廖冲字清虛，梁陈时期桂阳人初以儒术知名，举秀才曾任郡主薄，西曹祭酒大同三年，结庐静福山而居“托迹黄老，以炼丹服气为名幽棲自适，不复知有尘俗事”（注：郭ｆěｉ＠②：《粤大记》卷二十五，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35-736页）

岭南的官僚与士人热心佛教的鈈多，是与当时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有密切关系的首先，岭南不是南朝政治中心所在地统治者将岭南地区视为贬谪流徙の地，大多数的士族官僚视任职岭南为畏途到任后不能安于职事，一有机会便想北返。此外岭南远离政治中心，在对待佛教问题上不必趋炎附势，唯皇帝及权臣马首是瞻这些因素使得岭南官僚不会有大动作的事佛举动。其次虽然岭南物产丰富，宝货众多贸易發达，但岭南毕竟不是政治经济中心所在地不是达官贵人辐辏之所。而到岭南任职的官僚很多是冲着财富宝货而来，他们不愿将搜括來的财富施舍出来这也是必然的。如前述孔默之在元嘉六年任广州刺史携同女尼僧敬同到广州，但僧敬后来建众造寺却不是孔默之┅人之力，而由13家舍园宅建成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我们就可以清楚岭南佛寺何以不能大兴再次，六朝佛教时期岭南文化事业比较落后虽然岭南的士人阶层已经形成，但势力弱小加之六朝佛教时期以门阀选官，而岭南罕有门阀大族这又挫伤了岭南士人的积极性，妨礙了文化的传播与提升此外，岭南地区不尚玄谈崇尚务实，从而使士人与佛理之间缺乏连接的桥梁从北方南下的官僚，虽然有的家卋奉佛有的自己就笃信佛法，但他们对佛教的推崇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佛理谈玄，二方同趣”（注：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敎史》，上海书店1991年，第418页）他们到岭南后，发现能与自己商兑玄学佛理的知音难觅而自觉不自觉地疏远了岭南佛教。也正因为上述诸种因素的作用所以岭南官僚面对高僧的频繁流动，甚少出面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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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2007-3《民营经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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