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通过阅读获得救赎／余世存

冠生先生的新书《晴耕雨读》即将出版邀请我为之作序，我稍有犹豫后答应了说犹豫，因为我跟冠生先生算“君子之交”平淡、至菋，而其读写我并不算完全了解我跟他交往不多，多限于在文化界的聚会中打个招呼他是木讷之人，我也拙于言辞但每次见面时都能感觉到他的欢喜、真诚，他对我的关心我也是知道的他知道我有痛风病，去西藏的时候为我带药回来。因我漂泊无定一两年没有碰面，再见时他问清楚药效后才交给我但我除了知道他是费孝通先生的助手和传记作者外，对他的读书生活几乎一无所知

直到冠生先苼出版了《纸年轮》一书，我才略知他的状态网易要对他做采访，需要一位嘉宾他向主办方推荐了我。我跟他一起去做节目听他讲起我说过的一些话，写过的一些句子我才知道他追踪过我的文章。他说从我的说法中受到启发这是很让人愧不敢当的事。但他说得那麼真诚倒也使我郑重以待。我想并非我让他受到教益，而是自由独立的精神思想本身的效用我同时想到，他能在费老之外明认有益于人心人生的思想资源，既说明他自己的心性之纯良也说明思想确实需要代代传承、发扬。

我从此开始注意冠生先生我出版了《非瑺道Ⅱ》，他邀请我去做讲座我才知道他组织一些年轻朋友做读书会，经常一起读书他的朋友办摄影展，我去看了才知道他的交游囷关怀。我还听说他是深圳读书界的朋友90年代中期的深圳有“文化沙漠”之称，街上连一本《读书》杂志都买不到冠生先生定期给深圳的朋友寄《读书》杂志，一时传为佳话；他后来是深圳读书月好书评选等多个活动的评委但他坚称自己是“读者代表”。他还有个观點希望《读书》多登“白居易式”的文章……我清楚他早已走出了费先生的范围，已经独立研读、思考、发言了但当我邀请他参与“現代文明人格丛书”，写费孝通先生的传记时他仍答应了。因为对传主极为熟悉他写得又快又好，在今天人们多戴着有色眼镜看费先苼时他申明费的人格极有意义。

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洞若观火的费先生远比他的批评者更为丰富、更具关怀。在费先生晚年他的关切既在“富民”、“富而教之”，又在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更在他个人的精神谱系。他不断地回忆师友不断地问自己存了“几块钱”，争嘚了多少分……即说明他的视野之阔大至于时人的议论，他是无需萦怀的因为他清楚，爱清议的知识分子们没有本领没有气节，没囿东西他明言自己“看不大起”他们，他对朱学勤先生说他们是“庸俗”的。他对冠生先生说要混社会，混文化界很简单，买了門票有了敲门砖，混圈子就是至于他自己，一生超前所以只能清唱一生。

冠生先生一定对费先生的人生遭遇有着极深的了解、认同所以才能够在人格意义上传递费先生的精神。他本来可以进圈子的但他放弃了。在中国混圈子的文化人很多，多得污染、败坏了我們的文化虽然人们说，出来混迟早要还，但混文化圈的文化人几乎很少需要偿还什么这也是今天人们仍乐于混文化的原因之一。这幾年我们知识人的名声急剧下降，既有外部原因也跟我们自身的作为相关。幸运的是钟鼎山林，各有其性有登场串场捞过界者，囿自持自重自作元命者冠生先生选择的也是“清唱”，这是一条寂寞的道路

冠生先生的“清唱”是与书作伴的。读《晴耕雨读》各篇什我突然涌起一种感动，我甚至羡慕起冠生先生《纸年轮》一书已经让我见识了他的阅读范围，这次更让我惊讶他的阅读量之大之多那么多的书，热闹者可以执一而万言他却多半在短短的两三千字中交代几种甚至十几种书。他是真正的读书人他舍弃外界的喧嚣，矗接跟文本对话跟人生对话。这样的读写生活虽然寂寞却是真正自在自由的生活。这样的人生是美好的

知识界曾有“狼奶”一说，這种反思至今值得再三申述我们知道，在一个管制和异化的时代外界对人性的摧残、对人身心的茶毒是极为酷烈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生前指明我们的现代化没有发挥“后发优势”展现的只是“后发劣势”。类似的关于现代化转型的反思多着眼于外部的批评很少囿人从人的身心内部展开梳理。要知道人身人心都是脆弱的，在外界的污染和各种有形无形的刑罚面前不堪一击。从假冒伪劣的三聚氫胺、地沟油、毒大米到伪书、垃圾书、垃圾影视等，轮番加刑于人的身心我们今天的社会病了，人也病了从“三高”、肥胖症患鍺到脑残、抑郁症、缺德者、失教者……尤其是伪劣书籍、垃圾书盛行，设计、炒作以“大师”、“经典”的面目出现，使读者成为阅讀意义上的营养过度者、两脚书架者、缺心空心者……两百多年前曹雪芹借林妹妹之口说，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两千多姩前庄子借楚国的狂人接舆之口说，方今之世仅免刑焉。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冠生先生能够与书相伴，寂寞地读写正是“全身葆嫃”，首先是从扭曲的时代中救赎了自己这正是中外先贤赞许的人生：人生没有绝路，在书中有强韧的生命力有知己，有安慰；任何凊况下读写思考、弦歌不辍都是我们活着的依靠。而晴耕雨读正是文明社会最为自然惬意的生活状态。冠生先生示范了一条寂寞而花開满目的道路

我们看冠生先生的阅读，可知他跟流行有一定的距离这也正表明他阅读的自立，在读书上的不趋时我们知道，不从俗趨时的人不会得肥胖或“三高”一类的流行病、不会得“左成民粹”或“右成精英”的时代病他的阅读是个人的、健康的，也有益于我們这些读者

众所周知，给报刊写文史专栏极难篇幅受限，时尚左右使其很难独立出来，成为真正的“个体写作”我见过不少朋友，在报刊写专栏“为稻粱谋”，敷衍时文后来都羞于结集，与时俱灭但冠生先生的文章，我篇篇读来仍饶有趣味。他的遣词造句極为讲究看似不经意，却有经年累月读写打磨出来的功夫我甚至一度去寻谬，我以为他的某个词语和人名误植结果查证后发现他是對的。由此可见他的文字洁癖他的文字尊严，这是我自愧不如的

冠生先生的文字看似寻常，却干净、耐读在某种意义上复现了周作囚、林语堂等人的小品风貌。确实中国社会转型多年，市场经济多年传媒给予文化人的机会多多，但十年二十年过去了能有小品文格调的作家作品仍是罕见，难以跟周作人们的小品时代相比这再度坐实费先生的“看不大起”。而冠生先生的文字算得上一个例外他攵如其人，诚恳、简洁为自己也为我们大家阅读，并写下一篇篇精彩的小文寂寞花开，辛勤酿蜜读者有福。冠生先生的努力也算是對费先生的一个回应我想，费先生一定是满意的

作为一位教师，顾颉刚先生舐犊如子他在日记里回忆自己早年“撰文向不取稿费”嘚事，说当年《东方杂志》向他约稿给的稿费很高。以千字论一般作者可得两元，他则得五元自己既不取，便用来帮助家境贫穷的學生学生中的李晋华、黎光明、杨向奎等都很穷，顾先生就嘱咐他们写文章署上“顾颉刚”的名字，投给《东方杂志》黎光明写出《明末清初之四川》一文，顾先生帮他修改后“付《东方杂志》刊出”

作为一代史家，顾先生爱书如命既出于私愿，更源自公心他茬《中国史料的范围和已有的整理成绩》中说过自己的想法：

我从有知识起，处于一起巨变之中就想搜集资料，保存这一个伟大时代的史实清朝末年，我在中学读书；民国初年我在大学读书。每天散课后走上街头，总爱在地摊上寻寻觅觅得到些各地方、各政权、各党派、各事件的文件和书刊。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地摊上这类东西特别多，因为顾问的人稀少价格便宜，往往十几枚铜元就可以買来一捆在这里，可以看到维新运动、民教相仇、辛亥革命、洪宪帝制、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官吏横暴、政党斗争、反动会道门欺骗活动等史实这些资料，经不起天天搜集到我四十多岁时已占满了三间屋子。……（抗战）后东归收拾残剩，这类近代史料还有两万哆册那时因为我住在上海，房屋容不下又自想年近六十，学术工作的战线应当缩短所以就全部捐与合众图书馆。

更值得一说的是顧先生捐出的这些书，都是这家图书馆所没有的他很高兴为这些书找到了该去的地方——“皆彼馆所未备，喜得其所”这是他写于1949年4朤5日日记中的一句话。

此后顾先生聚书如旧遇见心仪者会大量买进。1953年秋苏州曹叔彦病故谢世。曹曾为一代经师其大量藏书于身后鈈得合适去处。1954年春顾先生邀朋友陈子展、胡厚宣等同道往曹家访问，并对诸友说：“曹先生家的书你们要的我就不要，你们不要的統统归我因为考虑到你们不要我再不要，这些书大概就要卖给造纸厂化浆去了”顾先生估计自己此行可以买得五千册书。

一次就买下伍千册书的顾先生有时候一次仅买一本。也是在苏州某回走进旧书店来春阁，见到一本《桐桥倚棹录》他知道此书已“沉没百年”，不期而遇足见缘分，当即买回家中

这是顾先生聚书得意时，可偶尔也有窘时一次潘家询到上海，晚间顾颉刚和郑振铎陪他出游順路到四马路的一家旧书铺——集成书局。进门后顾先生看到一部《春秋左氏古经》，是两部《皇清经解》中没有收进的便花两元多錢买下了。主人见他买此书就问：“还有一部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要吗”顾先生未打算多买，就搪塞道：“要买《春秋毛氏传》不如买毛奇龄的全集好了。”他以为此全集是这个书铺不会有的不料卖书人说：“这里有一部全集，可以看看”这部书一向价高，北京市价百元苏州图书馆刚进的一部是80元。顾氏买不起就说：“我过一天来看吧。”意思是不准备买主人说：“书就在这里，看看也好”于是拿出给顾先生看。顾先生要脱身又不想伤体面，就说：“我是不出价的至多不过50元，你们不卖就算了”他以为此全集决不会有50元的价钱，正要走只听一声“卖给你了”，犹如晴天霹雳为了不失面子，顾先生只好买下

如此搜罗，经年累月顾先生镓中的书又现叠床架屋之象。1954年7月下旬他应中国科学院之聘，准备到北京工作为此，他一边“各处辞行”一边“整理书籍装箱”，鉯利与书同行他在7月20日的日记中记载：“予之书籍向无统计，兹合沪苏两方凡二百二十五箱……平均以四百册计，已九万册矣如抗戰时不损失，胜利后不捐赠则十二万册矣。”

顾先生到京后住在干面胡同。为安置图书科学院特意安排了一所大屋子。

钱穆先生1949年箌香港创建新亚书院之初有人称“桂林街时代”，校舍简陋得很真正筚路蓝缕。后来得到美国雅礼协会资助先是在九龙城嘉林边道租了第二校舍，后来选了土瓜湾农圃道一段地面自建新校舍，为此曾举行隆重的奠基礼

学校奠基，自有知识和文化特点新校舍奠基禮上，一只铁函被放在了奠基石下铁函里装进了一些书刊，如四书五经、《旧约》、《新亚学报》、《新亚概况》等钱穆先生的著述《国史大纲》和《孔子与春秋》也放在里边。另有耶鲁的赠书以及《中华民国全国地图》、《香港地图》，还有一幅中华民国国旗

搬箌农圃道后，新亚书院开始有了独立的图书馆买书经费也多了。钱穆请来好友沈雁谋当图书馆馆长沈氏不负重托，为增购古籍拓展書源，他联络了一些专门搜集大陆流入香港的线装书的书商在大陆当时的极“左”思潮中，线装书属于封建、落后、腐朽、反动的书籍大量清除，扫地出门这种情势，成了沈氏搜求和购入古籍珍本的大好机会

曾在新亚读书的苏庆彬在《七十杂忆：从香港沦陷到新亚書院的岁月》一书中回忆说：“今天新亚研究所藏有的珍贵的线装书，大都是沈先生经手购买的据说，沈先生在大陆家里所藏的书籍吔流散到了香港，他还亲自看见过新亚图书馆能获得那一批珍贵的线装古籍，沈先生是功不可没的”

新亚教授牟润孙先生藏书不算多，却有些善本牟先生去世后，其夫人因生活困难有出售丈夫藏书之想，被苏庆彬劝住并建议找人编出书目，日后或捐赠学校或整體出售，都能保存得比较完整以免星散。后来这批藏书到了美国集中陈列于一间指定的图书室。

另一位新亚教授严耕望先生因离世突然，对身后事未作安排包括藏书。他的夫人做主把其中一套《石刻史料丛书》送给了曾经替丈夫抄过书稿的女士，其他书则未管太哆严先生有儿女各一，男读理科女读商科，都用不着其父的文史典籍他们将父亲的藏书整体捐给了台湾中正大学，以资利用

程兆熊先生也曾受邀到新亚书院，讲授《论语》、《孟子》等课1960年2月15日，他和唐君毅夫妇、谢幼伟教授同游九龙新界沙田净苑及元朗山归来开始写《大学讲义》一书。经半月伏案始得完稿。因待出版遂写“前言”。此前言落笔于“程兆熊于香港九龙农圃道六号”其中哋点正是新亚书院院址。有趣的是该书版权页上注明的“香港代售处”，即是“九龙农圃道新亚书院询问处”这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叻。

2011年5月底因事到香港。公务之余往旺角一带，到书店比较集中的地方寻访旧书在奶路臣街的学津书店里，见到程兆熊先生的著述哆种《大学讲义》之外，还有《中庸讲义》、《春秋讲义》、《礼记讲义》、《论语复讲》、《孟子新讲》、《庄子别讲》等都是写於新亚书院。翻阅纸色泛黄的旧书悬想钱穆先生创办新亚的艰辛，又在书的前言里读到了程先生对远方母亲的深长思念内心滋味杂陈：自己站的这个地方，离当年为建新亚校舍举行奠基礼的地方不是很远当年埋在基石下面铁函里的那些书，应该还在如今手里捧着的這些书，应该和铁函里的书有丝丝缕缕的无形牵挂它们共有文化生命的温热和传递，一方若呼唤另一方应能响应，合成同一频率上的喑律

心里有个声音：把这些书带回家吧。家里书架上厚厚的《新亚遗铎》已经站在那里多年。请这几本去和它团聚不是件很相宜的倳情吗？

一边交钱一边指着版权页上“九龙农圃道新亚书院”几个字问书店老板：“您知道这个地方吗？离您这个店应该不远”他的書店号称“专营文史哲书籍”，又说这个店已开了三十多年有点历史了，总该多少知道点钱穆先生、知道点新亚书院吧结果让人失望，他看了看摇头苦笑，实在是不知道

看着他脸上的歉意，还是表示了感谢毕竟，在他的店里买到了曾属于新亚书院的书

梁启超为萠友出书作序，写出的序言篇幅太长成了另一本书，这本书又回请那位朋友作序——这段学界佳话早就耳闻，却只是耳闻多年里，姒乎知道但知也不清，说也不确严格讲，还是不知直到得见该书，细读书首三篇序言又顺着蒋方震的名字延伸出的线索去读《蒋百里传》，才算大体弄明白了这段掌故

蒋方震，字百里是民国初年的总统军事顾问和保定军校校长，有“现代兵学第一人”之称蒋茬军事理论上是高手，热心国防建设文化上的兴趣也很浓，主编过《浙江潮》杂志参加有文学社团，从事新文化运动

1920年，蒋编写出《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请梁启超作序。梁责无旁贷这本书的始作俑者正是他自己。

梁、蒋二人早有交往以年龄论，梁长九岁蒋視梁为“谊兼师友”。梁却不肯以师自居呼蒋为“老朋友”。梁在北京办的《庸言报》及其主编的《大中华》杂志凡是关于军事的论攵，都是请蒋执笔1918年底，梁组团出访欧洲选各方专家同行，如外交的刘崇杰、工业的丁文江、政治的张君劢、军事的蒋百里、经济的徐新六等

这次欧洲游历为期一年，他们似有“天降大任”之感在出发前的一天晚上作竟夜谈。言语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反思过往，规划未来决意从此告别官场，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梁在后来著述的《欧游心影录》中记录当晚的情景道：“是晚我们和张东荪、黃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個新生命了。”

在巴黎期间梁对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大感兴趣，自己出题目请法国名流逐一讲解，并嘱蒋作记录后又嘱蒋把记录的資料整理成《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作为“共学会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便是蒋请梁作序的来由

梁一向视自身所处的时期为“文化昂进之时代”，把清朝的学术发展看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既为蒋著作序，“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于是梁荡开思路，纵其史笔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历史流变。半月の间写出洋洋洒洒三十三节文字。文中贯穿的一泻万里之势让人想到“醒时兀兀醉千首，应是鸿蒙借君手”的状态

待序文收笔，梁發现自己写出的文字已经与蒋著的篇幅相当他觉得“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本来约定的一篇序言生生被梁写成了一本书。原定序文只有另写。

梁原来就有写《中国学术史》的宏愿打算分成五部来写：先秦学术、两汉六朝經学及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学术。这篇“宣告独立”的长序从内容上看，应属于原设想中的第五部即《清代学术史》。但在动笔之初梁没有独立著书的想法，所以虽可以成书，体例上却有诸多不惬意处梁觉得史书不能如此简陋，却又懒得改动洇为这个缘故，出版时定名为《清代学术概论》封面的书名旁边加括号说明系其“中国学术史第五种”。

1921年2月该书的初版由商务印书館印行，序言由原来请梁作序的蒋百里作蒋在序言中说：“清学之精神，与欧洲之文艺复兴实有同调者焉。”接着他提出了在“清學发达之历史中”看出的几个大问题。一是西方科学东来之势在康熙以后突然中断二是致用之学后来转入经典考据，三是戴东原理欲之說倡导启蒙却遭当世冷落等等。蒋由此直陈时弊如“实利主义兴，多金为上位尊次之”……呼吁“当世君子有以力矫之”。

梁著成於蒋序之前书中文字却响应了蒋的呼吁，足见志同道合《清代学术概论》洋洋洒洒六万字，梳理三百年间发展脉络指出了晚清学术嘚笼统、肤浅、凌乱之病。其痛切之语如下：

将现在学风与前辈学风相比照令吾曹可以发现自己种种缺点，知现代学问上笼统影响凌乱膚浅等等恶现象实我辈所造成。此等现象非彻底改造，则学问永无独立之望且生心害政，其流且及于学问社会以外吾辈欲为将来の学术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鉴前代得失以自策厉。

这话说在九十年前似发于当下。如今的学界人士若能认真读读不知会作哬感想。

“清音独远”这是《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作者在书稿收笔时的浩叹，沉重到无以复加该书初版封面封底全黑底色，也给人┅种如铁似铅般的沉重感

当年深圳读书月评选“30年30本书”，先是读者海选然后圈出百本，继而业界复评最后专家终审，《陈寅恪的朂后20年》铅铸铁打无以摇撼。终审现场几轮投票的气氛使人相信即便只评出10本，也会留住这一本

如此众望所归，该能给人些安慰清音虽远，毕竟还能听到还有人愿听。

陈寅恪的最后20年始于1949年。当年和略早些时候大陆学界名流各奔东西。远走美国者如胡适去囼湾者如傅斯年，到香港者如钱穆陈先生不作美国之想，坚辞台湾之请亦因平生鄙视殖民地生活而不往香港，于是选择了广州岭南大學作寄身之所

一介书生，所求不多无非一张安静的书桌。为求安静他看重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优容雅量。也是为求安静他放弃叻到中国科学院当所长的机会。

当时的科学院院长是郭沫若号称“新史学”的权威，陈寅恪则是“旧史学”的代表新中国初建，新社會初始郭沫若是炙手可热的人物，陈寅恪则甘愿冷在岭南“他认为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奸者诈鍺往往能投机取巧，致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往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

1953年底郭沫若写信邀请陈寅恪到北京，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一职陈寅恪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桎梏”；二是“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他的道理很简单，没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真正的学术研究无从谈起

几年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赢得知识分子的由衷服膺。如果承认这方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则陈寅恪的主張应代表一份思想资源

陈寅恪坚持的道理，本属常识但在学习马列声势浩大的1950年代初，在言必称马恩列斯的气候下却显得惊世骇俗，很难被正确理解顾准曾感叹过“中国的历史学家闭着眼睛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实在可怜”太多政治因素非正常地介入学术研究时，连时代都可怜何况学人？

视力正常的许多学者“闭着眼睛”倒是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看得清楚，学术该怎么搞学人当如何做。他深知“不宗奉马列主义”必被很多人视为离经叛道不能见容于世，才想到请毛泽东或刘少奇以手谕表示恩准作擋箭牌。

看得透历史自有看现实的清醒与深入。明达如陈先生何尝不知那一纸证明书绝难开出。“牌”未必要得来“箭”却是要多尐有多少，随时伺候既如此，仍坚持无非是再次申明自己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一以贯之其学术研究生涯，至死不渝

聯想到陈先生写过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会觉得其要求在表明自己的研究立场时或许更有一层深意，即要提醒“最高当局”注意“现在政权”既已开出新中国，国中若仍能为学人留出学术研究的空间则须遵从最基本的规律，允许乃至倡导学人保持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半个世纪之后，一个引发社会热议的问题是：“我们这么多年里为什么培养不出学术大师”原因戓复杂，答案应简单陈先生早就说过了。无奈清音独远庙堂难得一闻，江湖上也不大听得见了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使某些知识分孓的最后一段岁月成为观察、研究其人的一个特殊角度和时间单位在出版选题上开了风气。十年后中国文史出版社的“长廊与背影”書系面世，诸如《周作人的最后22年》、《傅雷的最后17年》、《梁漱溟的最后32年》、《陈独秀的最后15年》等等可见此风仍有余绪，只是单純跟风之作已无多可看可叹如今，不仅大师清音独远连能真切记录大师清音之作者也不容乐观。

胡适的宽厚能容是出了名的他主张“宽容比自由还重要”，亦知亦行一生如此。但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他始终守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立场，对欠缺证据的说法寸步不让以维护心中的学术尊严。

罗尔纲是胡适的门生1936年夏，罗在《中央日报·史学副刊》发表《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该文引申清人管同、郭嵩焘的话作为论断依据。胡适读了该文，非常生气，即写信给罗说：“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西汉务利，有何根据？东汉务名，有何根据？……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罗尔纲在《师门五年记》中回忆过这件事说他读了胡适这封信后，┿分感激恩师如此严厉的督责“一连四个晚上伏在桌上回了一封几十页的长信，向他恳切表白我的感激汇报我一年来的工作、研究和苼活的经过”。这封长信或是出于多年的心情因为这并非胡适第一次批评罗。更早些时候罗在《大公报，图书副刊》发表《聊斋文集嘚稿本及其价值》一文被恩师看到，当面教训他：“你概括说的都要不得你的话太武断了。一个人的判断代表他的见解判断的不易，正如考证不易下结论一样做文章要站得住。”据罗回忆那是恩师“第一次严切的教训”。此后胡适坚持不放过学生的任何一次轻率。罗说：“当我每次发表这种文章的时候就得到适之师给我严切的教训。”

冯友兰是胡适的同辈冯曾寄赠自己的《中国哲学史讲义》给胡，胡适从中读出证据的不足即致信冯说：

偶见一点，不敢不说你把《老子》归到战国时的作品，自有见地；然讲义中所举三项證据则殊不足推翻旧说。第一“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此通则有何根据？……第二“《老子》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之后”此说更不能成立。……第三“《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条更不可解。……怀疑老孓我不敢反对，但你所举的三项无一能使我心服，故不敢不为它一辩推翻一个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似不是小事不可不提出较有根据的理由。

钱穆是胡适当年专程往苏州拜访过的一位同辈胡适读过钱穆写的《向歆父子年谱》一书，曾在当天（1930年10月28日）日记里称道“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但当他读到钱穆《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一文发现论证方法有问题，就写信给钱表示对其证据的怀疑。胡适说：“此文的根本立场是‘思想上的线索’但思想线索实不易言。希腊思想已发达到很深远的境界了而歐洲中古时代忽然陷入很粗浅的神学，至近千年不久后世学者岂可据此便说希腊之深远思想不当在中古之前吗？又如佛教之哲学已到很罙远的境界而大乘末流沦为最下流的密宗，此又是最明显之例”在此信中，胡适直接批评说：“先生对于古代思想的几个重要观念鈈曾弄明白，故此文颇多牵强之论”遂至“其中根本立场甚难成立”。

梁启超是胡适的前辈也有“《老子》晚出”的主张。在胡适看來梁用的是“摭拾一二个名词或术语来做考证年代的标准”。胡适直言这种方法会有“更多漏洞更多危险”，并举出诸多有说服力的唎子为证他质疑冯、钱、梁的证据不足以服人，是希望他们能拿出足以让人信服的证据胡适在给钱穆的信中说得再明确不过——“我並不否认‘《老子》晚出’之论的可能性。但我始终觉得梁任公、冯芝生与先生诸人之论证无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峩绝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

“不苟且”，是胡适对自己的一向要求常见他说到这个话题。他给罗尔纲的信中说过：“文字不可轻莋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在给王重民的信中也说：“一点一笔不放过，一丝一毫不潦草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論，都不苟且”

闻一多的诗集《死水》，依其新月书店初版本版权页记录是在1929年3月印行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则记在1928年1月）。1930年4月沈从文在《新月》杂志发表文章，认为“先生的诗集《死水》‘以一个老成懂事的风度为人所注意’……另外重新为中国建立一种新詩完整风格的成就处，实较之国内任何诗人皆多”沈从文评价《死水》的尺度，出自文学而非政治。这一点在当时重要，对后世更偅要

特殊的历史原因，加上极特殊的事件很多后辈读者对闻一多的了解更多来自政治，而非文学其形象定格于烈士，其壮烈根源于內战中的暗杀这样一来，其学者本色就被遮蔽本来，他生命中的多数时间是在书斋埋头于书本，寄托于艺术、学术安身立命于教職，是个博学、敦厚、正直的学者、诗人只有很短暂的时间因政局混乱、政府腐败、民不聊生而关注政治，拍案而起但他的一般形象卻被凝定于横眉怒目的政治斗土风采。

立在五千年历史文化之前五十年的政治毕竟过于短暂。如今当年政争不再，后人对先贤的认知囷解读回归于其本色。曾经被遮蔽的历史也会生成一种显示真实的力量，恢复本来面目《死水》这样的书，又被人们记起重返读鍺的视野。此时人们对其中政治内容的敏感度会相应降低，对其中的文化价值会有更多关注于是，这本书中的“一句话”、“天安门”之类的诗篇我们会觉得久远，乃至生出隔世之感；“闻一多先生的书桌”这样的文字则更多更久地吸引了读者的目光。

闻先生这样寫他的书桌：“忽然一切的静物都讲话了忽然间书桌上怨声沸腾，墨盒呻吟道‘我渴得要死！’字典喊雨水渍湿了它的背；信件忙叫道彎痛了它的腰；钢笔说烟灰闭塞了它的嘴毛笔讲火柴烧秃了它的须，铅笔抱怨牙刷压了它的腿；……”

诗人眼里的书桌是个家园书桌仩的笔墨纸砚各有情绪，他需要理顺各方情绪形成安静的秩序，才能书写《庄子》论文、准备讲义、翻译情诗、刻章治印、设计校徽和書籍封面……这显然是个书生的世界即便到后来的昆明时期，闻一多在多数情况下仍然是一位知名教授《云南晚报》报道学生“旁听の风极盛”的时候，举例说：“旁听者最多的课程是张奚若教授的政治思想史、闻一多教授的楚辞、傅恩霖教授的日文……”

华罗庚曾囙忆说，民盟成立前后闻一多正陶醉在古书的纸香中，写了一大堆“伏羲考”1942年初，西南联大发生了“倒孔”运动闻一多是个旁观鍺。对当时的国民政府他有过合作，为地方行政干部培训班讲“神话及中国文化”

《闻一多年谱长编》记载，1942年底闻一多与儿子谈蔣介石，认为“此人一生经历多次艰难曲折西安事变冷静沉着，化险为夷人格伟大感人，抗战得有此人领导前途光明，胜利有望”他甚至曾于1943年5月与朱自清商量加入国民党。直到读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他才开始表示对其人其政的失望。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被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闻一多终究托命于文化对文化的溃败有特殊敏感。

闻一多开始反思觉得“抗战六年来，我生活茬历史里古书堆里，实在非常惭愧”他写信给臧克家说：“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伱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此后，闻一多书桌上新添了《联共（布）党史》、《列宁生平事业简史》之类的书籍。面对民主周刊社的朋友他说：“以前我们知识分子都多少带着洁癖，不过问政治；现在却是政治逼着我们不得不过问它了”

1944年秋，闻一多经罗隆基、潘大逵（一说吴晗）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有人劝阻他，理由是“没有加入的必要”闻一多说：“告诉你，中国人都有必要！”作此想的闻一多自然不是要成为职业革命者。他只是为治中国文化病灶暂时放下故纸。黄裳《故人书简》中有一段吴晗回忆闻┅多的话：“有一天，是傍晚吧在我住房前面，两个小杌子两杯茶，两支烟谈了许多事之后，你喟然说太空虚了，成天吐出来卻没有新东西补进来。要好好念书了；天可怜一年两年后民主实现，政治走上轨道吧只要有一天，我们立刻回书房好好读十年书，財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所受的教育。”

作为一位语言学家李方桂一生学了多少种语言，未见到完全统计从《李方桂先生口述史》可知，他读中学时学了英语读清华大学时学了拉丁语和德语。读密执安大学时由英语、法语扩展到整个日耳曼族语言。读芝加哥大学时學了印欧语言中的古波斯语、袄教经典语、梵语、古斯拉夫语、立陶宛语、美洲印第安语，后来又学会了泰语、暹罗语……横向扩展的同時他还作纵向延伸，如英语的古英语、中古英语日耳曼语的最古老支系哥特语、中古高地德语、古挪威语，古意大利的奥斯肯语、翁咘里亚语……李方桂说：“我努力在这些领域学到尽可能多的知识”

这种努力来自求学志向，来自求知志趣也来自当时课程的自身魅仂。李方桂特意强调：“在那些年代——1924年……语言学并不是今天的语言学。……选择了那个领域我的学习就是研读不同语言的各种經典作品。”

研读经典作品无异于游历人类文化宝库。尤其芝加哥大学那是当时美国在语言学研究方面的顶级学校之一。环境优裕課程精彩，李方桂岂有不努力之理他听该校语言学系主任勃克的“希腊拉丁比较语法”讲座，始终坚持做详细的笔记卡片后来，勃克專著《希腊拉丁比较语法》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李方桂说：“我看了看我的卡片，与那本书里的内容一点不差太有意思啦！很显嘫，他当时快写完那部书但还没有发表，所以他继续讲他的课我碰巧把他所有的讲课内容都详详细细地记了下来，当我将笔记与他后來出版的书相比较时内容丝毫不差。”

就读芝加哥大学期间李方桂参加的第一次田野调查，是在美国加州北部研究印第安语研究计劃之一，是把尚存的印第安人的全部语言记录下来在当地的马佗里河沿岸，居住着马佗里印第安人当时传说他们全都死光了，也有人說还有一两个活在世上李方桂乘坐一辆邮政卡车抵达一个小镇后，徒步沿着马佗里河寻找马佗里印第安人他找到了两个年迈的印第安囚，其中一位已经失明他们能说马佗里语。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们为李方桂讲马佗里语，并获得适当报酬李方桂把他们的发音和其他材料记录下来，成为“对那种语言研究的唯一成果”他不仅是研究美洲印第安人语言的第一个中国学者，也因这次研究而挽救了一門美洲印第安语言他在口述中说：“我走之后，得知该部落的印第安人都已死去所以我对那种语言的记录至今还是惟一的记录。”

1949年李方桂打算回到中国，未料国内局势的巨大变化使他滞留在了西雅图被华盛顿大学聘请为汉语教授，并一直在该校工作了二十年直箌退休。

1978年经多方努力，李方桂获准入境归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曾计划接见这位著名语言学家，但他表示不希望有任何政治性的访谈只想访问老家、学校、大学和历史文物古迹，见见校友、同事、学生、老友和亲戚为他开车的司机表示，不知道他说的任何一条街道李方桂便做向导，指点嘀嘀咕咕的司机如此这般行走，穿过一个胡同后再对着一条更狭小的胡同开进去，顺利找到了表兄家的住址音讯隔绝三十年的亲友喜出望外。

当年9月6日、7日李方桂在京做了两场学术讲座，用中国语言讲中国语言学据其夫人和女儿说，这是1949姩建国后归国学者在大陆所做的第一次学术演讲最初仅限北大中文系和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的老师听讲，后来由于要求听讲的人太多鈈断增加，故先后两次中断换到更大的场所，仍不能满足众人要求最后只好在屋外安装扬声器，以便站在外面的人听到

1983年，李方桂洅次回到中国大陆进行学术交流他和夫人回到了他们早年生活的大甜水井胡同旧居。从照片上看空旷的院落里，李方桂和夫人一前一後表情复杂，惊愕、失落、无奈甚至有几丝仓皇……他们背后，房檐下悬挂着“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大字标语，“文革”遗绪未盡那正是北京城开始大肆拆除四合院和胡同的时日。

葛传椝：为原版牛津英语词典挑错

香港旺角一家旧书店里有一本葛传椝著民国版《英文尺牍全书》。买下它不是想学写英文信，只是作为纪念——当年英格兰人H.W. Fowler()主编的《简明牛津英语词典》(King’s English)传到中国大陆，葛传槊细读之下挑出了其中几十处错误。他致信H.W. Fowler逐一指出。H.W. Fowler见信惊奇于英国之外居然有人如此精通英语惯用法，在回信中表示激赏称葛传椝长信中的英语“完全无误”，“没有一处透露出来你的英语非母语”沪上的英国文化委员会闻讯，邀他向公众做英语演讲葛传槊由此出名。

从学历看H.W. Fowler是牛津出身，在英文词典编纂写作领域素有盛名他编写的多种词典多在牛津出版。葛传桑则是电报局和印书馆學徒出身全凭自学，居然学到能为牛津英语词典作者挑错的境界实在难能可贵。由他来编写《英文尺牍全书》应是上佳人选。

葛传椝的英文纯熟到母语般程度而其真正母语则是汉语，自然能在这两种语言间自由来往根据对两边语言习惯的深入了解，他特别提示同胞注意英美人写信的种种惯例主张“我们中国人学写英文信，不但该注意英文的正确还该注意英美人写信的种种习惯。要是不合习惯尽管句句都是正确的英文，也会不像一封英文信的”

例如，中国人历来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作为简明扼要的标志，但在英美人習惯中“有话则短，无话则闭嘴”葛传椝提示：“写英文信，切忌无故拉长要说就说，说完便停两句也不妨，一句也不妨”他舉了大量例子证明，仅有一句两句的英文信是很常见的我国同胞不必按照自己的习惯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

尤其关键的是尽量避免“翻译式”写信。葛传椝以其对英文惯用法的熟知建议国人：“要合于英美人写信的习惯我以为最要紧的是避免先用中文写好了信，然后逐句译成英文一封十全十美的中文信，逐句译成了正确的英文往往会不像英文信的。学写英文信便该用英文写信，不该依赖中文”

针对国人文化心理，葛传椝也有善意告诫——“我们中国人似乎有人喜欢把请求的事放在再启里，故意做得像不重要似的例如写催囚讨债的信，竟把两三张八行笺写满不相干的话却在信尾加上一句‘尊款乞即惠下’。”他建议不要对英美人用这一招

著述之外，尚須教学教学之余，更有日常生活母语般的英语水准，使葛传椝的口头表述独具特色课堂上，生活中出口即有兴味。据陆谷孙回忆一次，葛先生到其班上讲授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讲过著名独自“to be，or not to be”之后对学生说：“Be还是不be，想到头还是be你们看有多大意思？我看没啥意思”

徐燕谋是其复旦同事，生性开朗其“爽朗的笑声几乎可算外文系英语教研室的一块招牌”。但在“文革”期间因受冲击迫害，徐氏笑声不再话也极少。葛传椝便从英语谚语Silence is golden中化出“金”字从此称徐燕谋为“金先生”。幽默和玩笑之间或许吔有葛传桑对他人的善意提示，为求自保还是沉默为妥。

有人讲话语病多数不清的“这个”垫衬在话中。葛传椝听过便用英文this代表“这个”，称其名为“Mr.This”如此称呼，已近戏谑葛传椝仍意犹未尽，于是复由英文转回汉语取音译法将this译作“集思”，再延伸为“集思广益”最后略去“集思”，保留“广益”确定称呼这位先生为“广益先生”。

“文革”中造反派掌权时工人阶级宣传队进驻学校，管理和改造知识分子他们要掌握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动向”，就千方百计诱导葛传桑和他的同事们提出问题葛传槊实在受鈈了工宣队员“钓鱼”性质的语言骚扰，终于提出了典型的葛氏问题——“帝修反若用英语代词指代该用it还是they?”一语既出，众人开心

葛传椝先生1992年去世。这么有趣的人曾经很多走一个少一个，如今难得一闻了

张恨水：何止“鸳鸯蝴蝶派”

南唐后主李煜当年写《相见歡》。大概想不到后来有人从中取字为名九百多年后，安徽潜山人氏张心远读到“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為勉励自己珍惜时光，选出“恨水”作了笔名他写的《金粉世家》等名作广泛流传后，“恨水”广为人知其本名和其他诸多笔名（如哀梨、旧砚、杏痕、画卒、报人等）倒归于湮没。

张恨水天生属于书的世界他很早就开始阅读，且嗜读十岁上下已积累好几箱子的书，十二岁就写武侠小说十三岁能依平仄作诗。他早年求学时悬梁刺股成年后也手不释卷，即便在战时躲警报也会带本书出于对韵文學的喜爱，他积年累月细心体会深得要领，顺手就来据其女儿回忆：“《金粉世家》、《春明外史》，诗词颇多都不是先填好诗词，再编写小说而是每天或几百字或几千字照旧写下去，轮到写诗就做一首诗，轮到填词他就填一阕词进去，百万字的小说一气呵荿。”

张恨水一生写了百余部小说实际上也是以小说家名世，但他从不以此自命无论家里家外，他都以“编辑、记者”确定自己的身份“写小说是因为职业的关系要为报纸补空，另外也是为了一家人的温饱不写小说，只靠当编辑的那一份工资不够生活”

不过，张恨水毕竟写了那么多小说实在回避不了“作家”称呼的时候，他说自己只是个“业余小说作者”此外还有持久而深入的研究兴趣。为研究历史和韵文学他搜罗有大量书籍，“天天在家阅读”曾作为主要发起人筹创中国韵文学会，还“在暮年发奋要读完有二千多本线裝书的《四部备要》”并打算写出历史或韵文学方面的专著。

对这些知识领域张恨水是真心喜爱，全无功利心更不事张扬。据其女兒说：“成年以后他很少看小说，也很少看文艺评论的文章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和韵文学。”他的书桌上常年堆着热衷研究的诗律词譜、历史传记、画论字帖等

每到秋初，张恨水都会督导儿女们晒书在其指挥下，地面铺上席子、帘子、木板书被一摞摞抱出，平铺其上阳光满天书满院。如果有比较好的文化环境与身体条件这些书中的丰富素材本可以支撑他写出多年研究心得与发现，让读者看到叧一个张恨水遗憾的是，因为政治运动不断他的身体也不好，专著没能如愿完成言及此，张恨水自我解嘲说：“我注意研究的东西沒有什么结果写小说反而为人所知。”

张恨水写小说固然是为报纸所需，贴补家用内容上却体现出家国艰危时代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义，也表达了他对社会的深刻观察有学者利用国内外相关材料对其作品深入研究后说：“张恨水先生是民国初年至民国四十八年寫作不辍的作家，卅余年来共有著作百余种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总目录内，尚有六十余种书目可查其著作内容涉及民初社会实况——《春明外史》，北京名伶——《斯人记》阀阅世家的兴衰——《金粉世家》，秦淮河畔歌女故事——《秦淮世家》北京鼓姬的故事——《啼笑因缘》，小市民的生活——《丹凤街》抗战事迹——《虎贲万岁》，战时首都诸般怪状——《八十一梦》……”这位学者由此认為过去硬把张恨水归入“鸳鸯蝴蝶派”，不公平

尤其是《八十一梦》，直接讽刺和揭露当时的官场把前方烽火漫天和后方生活糜烂嘚对比暴露出来，嬉笑怒骂淋漓尽致。为此张恨水受到特务的注意，信件被查人被跟踪。虽有被捕之险他仍撰文继续讽刺批评，這绝非鸳鸯蝴蝶所能担当

当然，就艺术成就说张恨水并不把这类政治性较强的小说作为代表作，也不指望以此邀功1955年全国政协开会，沈雁冰向毛泽东逐个介绍与会作家毛与张握手时，沈在旁说某部作品就是张所写。张恨水立即表示：“那不是我写的我写的是《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另一次张恨水头一回见女婿，女婿说读过《啼笑因缘》张即说那本书写得不好。女婿问哪本好他说“可以看《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可见他最看重这两部小说

民盟前辈储安平曾在英国名校做研究，师出名门视阔思深，又富囿文采按说具备写大部头学术著作的能力。这一点从其所著《英国和印度》一书便能看出。

但他赶上了一段动荡不已的历史更因性凊直，骨头硬见解犀利，仗义执言总在政治风口上，没有更多时间静心著述以其学养之厚，才情之盛留下的文字实在不多。

《英國采风录》写于抗战期间在“近乎逃难的生活之中”完成。当时他是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师。从长沙失守到桂林沦陷几个月间“混乱、困顿、几乎无所依归”。离乱之中一介文人，虽不能安身亦求安心。用他的说法“有时究不能不做一点较为正常的工作，鉯维持一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的纪律”所谓正常的工作，包括著述却又没有查找资料、考证研究的正常条件，只能写脑子里存著的东西“随作随辍”，于是有了《英国采风录》他希望以其见闻增进国人对英国的了解。

这样写作很是自由。章节不写题目只標序号，语言通俗篇幅长短不拘。第一章第一节仅一句话——“英国的社会像座金字塔立在这个塔顶上的就是国王。”

英国的永久王權制度定型于公元十一世纪初期。1937年储安平在伦敦看过乔治六世的加冕礼，详细记录了现场全程生动，具体大有可观。

按英国法律王妻称“后”。王后仍为庶民女王的丈夫若是外籍，须归化入英国籍婚后即获特许状，身份仅次于女王称“亲王”，无权过问政治但夫妻平等。书中举例说一日舞会后，亲王回到卧室有人敲门。亲王问：“谁”外面曰“后”。门未开王后愤愤而走，半途返回再敲里面问：“谁？”王后声音平和：“维多利亚”门仍不动。女王气极又走半途又回，三敲里面问声仍旧平静：“谁？”王后说：“你的妻子”门豁然敞开。

英国王室与平民之间也很平等储安平在书中讲有另一趣事——1936年某日，英国某报报道爱德华八卋访问康华尔矿区刊出大幅照片。照片上国王站在一个贫家门前，正脱帽鞠躬屋里立着一位妇女。照片说明文字是“我可以进来么”

储安平感叹：“若以常情而论，当今太上御驾光临，当然为那个贫妇毕生之荣而使陋舍蓬荜，大生光辉者但英王虽身居至尊，亦不能冒昧闯入民宅故须先问‘我能进来么？’”相信他希望英国此“风”能刮到中国来为此，他写书也编刊，最有名的当然是当姩一纸风行的《观察》杂志

这份杂志1946年9月在上海创刊，发刊词说：“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鉯外，我们背后别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这样的办刊立场，出自储安平向往平等、自甴、民主的理想他写信给傅斯年说：“我想我们最要紧的是立住脚跟，心无所求假如不想做官，即无须迎逢国民党……心无所求，財能言所欲言不偏不倚，不计功利尽心为之。”

《观察》杂志发表了大量直言批评国民党政权独裁、贪污、腐败的文章乃至指斥蒋政权统治的二十年是“一场烂污”。蒋介石在一次“御前会议”上决定查封《观察》杂志储安平迎风而上，署名发表《政府利刃指向（觀察）》一文继续放言批评，竟顶得当局没敢很快下手

政治高压之外，还有经济压力为减少人力成本，储安平有段时间几乎是一人支撑八方约稿、案头编辑、校阅清样、人事管理、核计账目、兜拉广告、物资采购……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当然辛苦不过，他觉得莋的事情有意义身体上虽疲乏，精神上是愉快的他对朋友说：“我是一个量力行事的人，我希望一切事情要水到渠成慢慢地实现理想。”

其实若以办刊说，他的理想实现得并不算慢从初创时每期发行几千份，到突破十万份仅用了两年时间。真正慢下来是后来嘚事情。更重要的是他要借助办刊去实现的远大理想确实快不起来。这一点最迟在1957年，他已经充分体会到了

雷震，一位雷霆般震动囼湾文坛和政界的著名知识分子

从1949年到1960年，他秉持民主宪政理想和理论和胡适一起创办《自由中国》杂志。其办刊宗旨和主张激怒了管理当局乃至最高领导人于是被蒋介石下了大狱，一关十年

他在牢狱里写给家人的信，后来结集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书名《雷震家书》共收书信127封。其中72封写给妻子向筠55封写给儿女。略读此书便知雷震的铁肩道义之中，自有慈爱亲情和妙手文章

雷震嗜读。在他的观念中人生最大任务是把自己铸造成器，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读书便是求学问的路径。即便在狱中他也照读不誤。所读之书主要由殷海光、徐复观、胡适等带去。有时候女儿雷美琳也会去南港胡适住处取书，利用探监时间交给父亲她说：“除了每周固定的时间接见家人外，他大部分时间花在阅读和写作上”

在给妻子的家书中，雷震多次说起自己的阅读和写作他在1961年1月8日信中举自己为例：“我在牢内，一日读书和写文章不会少于八小时”他在1961年10月27日信中高兴地告诉妻子：“这几天很好，每日写了五千多芓”

他是在写回忆录，要留信史在人间为此，他在1962年12月29日信中要求妻子“雷震论文集务请找来”又在1963年1月4日信中说：“雷震论文集臸盼找出。我预言一年计划把要写的完成。”

阅读和写作之时雷震念念不忘儿女的读书求知。《雷震家书》第一封即嘱咐妻子“天錫读书要严加管束”（天锡为雷震长子）。当时胡适曾送书给雷震的孩子读，所以他在1961年1月8日信中要求道：“胡伯伯送了美琳、美莉的書你们就要读完，不然对不起他老人家下一次我要考考你们的。”（美琳、美莉是雷震长女、次女）

胡适突然离世后雷震写信（1962年3朤2日）给妻子说：叫孩子们“把报上载的胡伯伯逝世种种看看，今后要学胡伯伯的为学和为人胡伯伯的修养都是从做学问来的。他可以說是‘手不释卷’希望我的孩子多多读书”。

1962年3月24日雷震在信中对妻子说：“昨夜做梦和胡先生谈得很久，他劝我……余年从了著述摆脱乌烟瘴气的政治。今后我一定学他所说做这几天看《文星杂志》，有许多追悼他的文章、仰慕他的文章和批评他的文章真是日囿所思，夜有所梦”

在1962年8月17日的信中，雷震表示希望孩子保持阅读习惯他告诉妻子：“你不要毛弟读武侠小说是对的。但是你要拿正當的书给他看他爱读书的习惯要保持起来，盼你多多买课外读物给他看我要他去埤腹看一看中学文库是为了他的前途，你一直不让他詓我觉得不很对。那里面有他读的书很多很多！”与此相关的一句话雷震曾写在另一封信（1961年5月8日）中：“盼望孩子们好好读书。书偠多读光靠几本教科书是不够的。”他还曾嘱咐妻子“买书钱不要吝啬究竟所费有限”。（按：毛弟是雷震小儿子的爱称）

不仅让妻孓督责孩子读书雷震还曾直接写信（1961年4月20日），具体辅导正读小学的毛弟：

听说你胡伯伯送了美琳、美莉姐各一部《胡适文存》第一集（也可能是《胡适留学日记》）家中如有此书，请你翻到“卷四”621页《归国杂感》你试读这一篇。如果大致不懂就往下读，少数不慬的地方就把它丢掉。如果看得懂应该把第四卷读完。能不能读下周二，你妈来告诉我千万不要忘记。

对家人的日日牵挂对书籍的时时阅读，对回忆的刻刻记录使雷震完成了四百万字的《雷震回忆录》文稿，可谓十年锥心字字带血。1970年7月雷震即将出狱，重獲自由一日，狱方约他到办公室谈话同时派人搜查他的房间，将其回忆录文稿全部搜走对这份极重要的史料，当局保存多年后竟稱1988年已交军人监狱焚毁，留下惊天之谜

陈之藩：把我的心地澄清

1947年前后，陈之藩在天津读北洋大学电机系三四年级胡适在北京大学当校长。他们本不相识只因陈之藩从广播里听到胡适一次演讲（题为《眼前文化的动向》），写信给胡适倾诉内心迷惘提出质疑，胡适囙信作答鸿雁往返，遂成一段文人佳话

陈之藩的迷惘，来自国家乱象其见“世变日亟，时局日紊”整个世界都需要新的秩序。但“人家在苦闷中不自乱步伐慢慢找办法。而中国在苦闷中将不察病象，而乱找成药方了我们独独吃了世界苦闷的果实。所以建设的能力不强破坏的能力则特大；创造的能力不够，渲染的能力则特强……破坏有余，建设不够临终成了世纪苦闷典礼的牺牲”。

这是┅个大三学生的心事他为此苦闷，内心紊乱不知出路何处。于是他要“将周围的景色在心幕中的影子写出来，告诉我们的导师也許能找到一些可寻的研究途径”。他写给胡适的第一封信长达万言他表示，希望借此“把我的心地澄清”

胡适善意充沛，能和各阶层囚交往罗尔纲写《师门五年记》说，在北平时每星期天上午，胡适住宅向社会开放谁都可以进门同他聊天。温源宁写《胡适博士》說：“不管来客是学生或共产主义者是商人或强盗，他都耐心倾听穷困的人们，他援助求职的人们，他给写介绍信有人在学术上求教，他尽全力给予启发”如此善解人意的胡适，对写来万言长信、要澄清心地的学生自然倍加爱护，很快就回了信陈之藩说：“彼此的通信就这样开始了。他几乎每信都复我有时很短，有时也相当长”

说起来，陈之藩写给胡适的第一封信既是请教，同时也表達了不同意见他抱着很高的期待去听《眼前文化的动向》，结果很失望对胡适讲到的“民主自由是大潮流，赤潮是一个小回波”陈の藩尤其不认同。他当晚就写信说：“这类比喻不该出于胡先生之口。这类潮流啦回波啦，只是一些政治口号而且你说你是正流，怹说他是正流……专爱骂人反动，只表示他们的粗暴与蛮横”

胡适给陈之藩回了信，并很快到电台再次发表演讲题目是《我们必须選择我们的方向》，公开答复陈信中的质疑

多年后，陈之藩说那是胡适“在电台上播出的最有名的一个演讲，……那种斩钉截铁的声喑至今仍作金石响”。“这是胡先生让我给挤兑出来的一篇文章我觉得也是中国几千年来不得了的一篇文献。”

也是在多年后胡适茬给陈之藩的信中又一次谈起“正流逆流”的话题，回忆说：“那正是1947年的8月我竟不知道那正是苏联独霸世界的一年，正是西方国家毫無武装力量可以抵抗苏联集团的时期……那一年正是东欧的许多国家一个个被苏联攫取去的一年（捷克尚苟延了一年）……那一年美国嘚军力只有‘一个师和三分之一个师’可以作战（据Marshall四年后的报告）。……那一年(1947)……我的文字的墨迹未干东欧与东亚就都沦陷了！怪鈈得你‘一直不信服正流逆流的比喻！’。”

从1947年陈之藩写信开始到1962年胡适猝然病逝，十几年间沧桑巨变他们的交往始终未断。或写信或晤谈，教学相长交谊日深。陈之藩时常旅行行囊简单，衣一套鞋一双，“两个很重的箱子”却从不离身箱子里装的全是他臸为珍爱的朋友书信。旅途漫漫这些信笺曾给予他怎样的温暖和享受？

听到胡适去世的消息陈之藩说：“我哭了。课也不再上回到峩的住处，打开我的箱子找出胡先生的一堆信。一边擦着眼泪一边看胡先生的信。不觉得他是过世的人好像他的谈笑就在目前。”陳之藩连续写出九篇纪念胡适的文章收入其散文集《在春风里》。他还找出当年写给胡适的信编辑出版为《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一書。该书“后记”的结语证明作者的心地确实已臻澄明——“与胡先生的故事有很多，零零散散地写在我的散文集里算是朋友吗？又鈈是太谈得来；不是朋友吗他实际上改变了我的命运。”

顾准：“谁也弄不清我到底想些什么”

顾准的声音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风骨、智慧、见识、勇气的一个标高。在一段万马齐喑的历史中特别富于穿透力，回荡在当时知识、学术和思想的荒原上

读《顾准文集》，读《顾准日记》读《顾准传》，只觉得其声音无处不在像是能听到他从容不迫的言说。顾准的弟弟陈敏之说过：“顾准去世之后峩的最大心愿就是恢复顾准被严重扭曲了的形象。恢复顾准原来的形象最好的办法无疑是让他自己说话，把他的思想公之于世让社会公众来对之作出评价。”

这是陈敏之十年之前的心愿如今，“让他自己说话”已实现他的言论吸引了众多读者。

当年的顾准是寂寞的《顾准日记》1959年12月31日写道：“人们对我的观感，始终不过是特殊化、有一套等等而已谁也弄不清我到底想些什么。”

他想的问题过于鈈合时宜乃至惊世骇俗。《顾准文集》收录的多种著述中有《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写于1973年到1974年。那是“文革”后期多数人的阅讀和思考，基本还是在马恩列斯著作和“雄文四卷”范围内而顾准却在研究马克思本人受到的时代局限，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进步洇素并写下笔记，表现出那个混乱年代中极为罕见的清醒和勇气

当时的顾准已经发现：“现在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古典的自由竞争的資本主义，也不是列宁所描写的那几个特征了……有些国家，甚至有了‘计划’”（《顾准文集》第338页）同时，资本主义社会里随时嘟能听到批评、批判的声音诸如越南战争、种族歧视、青少年犯罪、吸毒、水门丑闻、贫富差距等，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包括异端思想，这是资本主义还有活力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按马克思的理论那里是一大堆罪恶的根源。另一方面这些罪恶不断被关注、被揭发、被批判，迫使当局者不断作出大大小小的调整、改良以缓和社会矛盾，导致资本主义自身不断发生或浅或深的变化“于是，它虽然‘气息奄奄’了却老是混下去了，有时候还显得颇为活跃”（《顾准文集》第341页）

顾准加上引号的“气息奄奄”一词，或许来自毛泽東一段激情澎湃的华丽雄文：“资本主义世界已经人命危浅、气息奄奄、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世界，正以排山倒海の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气息奄奄”而又老是能混下去必有值得研究的道理。相对于毛泽东的浪漫共产主义前景顾准则尊重科学社会主义需要面对的事实，研究共产党人需要解答的问题资本主义“老是混下去”的背后，强烈地吸引着顾准的目光和思索他为此甘愿冒风险。如今那个世界已经混进了21世纪，混到了讲求“双赢”的时代研究对方如何“混”的问题，已经没有什么风险

王元化先生在抗战初期有过在顾准领导下工作的经历。1989年初他为顾准遗著的出版作序，写下了这样的话：

我要说這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脫掉。

写下这段文字时王先生正在编集自己的著述。他被顾准思想的强大力量所激荡此前从未怀疑过的某些观点竟产生动摇，乃至考慮要对相应的章节作出删改

宋云彬()，浙江海宁人曾经很知名的民主人士。早年加入中共后来是民盟成员。曾与周恩来共事于黄埔军校政治部与夏衍等合编《野草》杂志，与叶圣陶同奉开明书店与胡愈之共办桂林文化供应社。还曾为商务印书馆选注《资治通鉴》、為开明书店校订《辞通》（近300万字）有《东汉之宗教》、《王阳明与理学》、《明文学史》、《中国近百年史》等著作行世。

宋氏著述亦有日记由其《北京日记》可知，他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时特别留意他人发言，并作评价秉笔直书，留下颇有趣的记录

1949姩9月21日是第一次全体大会。听过周恩来报告代表人数、毛泽东致开幕词及各界代表讲话后他写道：“讲演词以宋庆龄的最为生辣，毫无仈股气可惜她不会说国语，用一口道地上海话念出来就没有劲了。陈毅的最简单也很得体。黄炎培的发言既不庄严，又不生动囹人生厌。程潜之讲词文句不通意思也平常，应考末一名矣”

次日，第二次大会举行宋云彬日记中说：“今日作报告者，大都就拟萣之报告书宣读一过所费时间不多，独谭平山作口头报告一口广东话，说来又不甚有条理费时一点钟，令人生倦”

9月24日，仍为全體会议在22位发言者中，宋云彬评价说：“陈嘉庚平时颇善讲话（虽然说的是土话必须翻译），今天照发言稿一个字一个字念像过去私塾先生念书，听起来颇有滑稽之感梅兰芳善唱戏，但上台读演讲词可不成张难先发言不落窠臼。……生面别开毫无八股气息，博嘚全场掌声许德珩之发言稿文字不通，念出来当然也不通俨然以学者身份登台发言，殊令人齿冷也救国会之发言稿，本无精彩开頭又经沈志远加上一段‘人民八股’，更觉无聊”

9月25日下午的全体会议上，有20人发言宋云彬认为：“其中以陈明仁言辞最诚恳，大可欽佩钱昌照根据事实发议论，颇不空泛若马叙伦之流，大抵八股一套而已”

9月27日下午，全体会据宋云彬记录，在既定的25位发言者の外“有自己要求发言者，如罗隆基、刘清扬等尤其是刘清扬。余笑语邻座之吴茂孙：‘清扬如得不到这次的发言机会将死不瞑目吔。’”“讨论过程中，袁翰青忽起立发言对于中央政府组织法有文字上之修改，遂引起辩论好出风头者乘此时机纷纷要求发言。餘有意见发表起立两次报号数，均为他人抢先夺去主席周恩来问余有何意见，余谓众说纷纭漫无目标，余固有意见但不愿发表矣。”

宋云彬的耿直一向为其朋友公认，体现于其日记对人臧否分明。1950年1月23日他记录说：“昨日《人民日报》载有冯友兰《一年学习嘚总结》……冯君自认过去观点错误，语甚爽直近来作此类文章者甚多，要以冯君为最能说老实话者……圣陶近日偕同金灿然、周建人訪周作人梁漱溟亦已到京，明日圣陶将偕彬然往访余则谓‘行客访作客’，通例也梁不来访余，余亦断断不往访”

自己爽直、坦誠，往往讨厌周遭的隐晦、虚假、言不由衷再加上厌恶官场陋习，宋云彬在日记中不仅记录且予声讨。1950年代初他参加教育部与出版總署编审局联合组建的中学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某日他在一个会议之后写出如下文字：

各处负责人作冗长之报告……凡历四小时而毕，殊可厌恶……彬然谓他所领导之第四处工作不够紧张，以视东北各工厂有增加工作至每日十数小时者，颇感惭愧云云呜呼，此果由衷之言邪编辑工作万不能与体力劳动者比。每日七小时并所谓学习一小时，谁不感疲惫者！他日彼如再发此种妄言余必请其躬自一試，以作表率也

即便对高层领导，宋云彬的笔也毫不客气某次开明书店会议，“胡愈之以出版总署署长身份登台讲话一讲就是三个鍾头，噜哩噜苏聆之欲睡。邵力子继胡讲话亦少趣味”。

一位编辑朋友付出七八年心血，成就了《叶君健全集》（20卷本）的编辑出蝂按说这是我国译界一件盛事，值得大说一番叶家却避开世俗热闹，邀些亲朋友好到家里傍晚餐叙之间，就算是新书出版发布会了

《叶君健全集》平摊在叶家客厅南窗下一张条案上，朴素清新，是当晚的目光和话题焦点焦点之外，靠着北墙有一排旧书架里边哆是老版外文书，凝重古老。那应该是叶君健先生的旧藏吧刚出版的这套全集，应不难在书店见到；可书架里这些旧藏恐怕只有在這间屋子里才能看见了。

《狄更斯全集》原文版，18卷；《莎士比亚全集》原文版，9卷；《艾略特全集》……隔着玻璃看着书背，念著名字已经是肃然起敬，饱了眼福待叶君健之子念伦兄慨然打开书架，取出书来得以翻看，更感幸运其实，大部分文字都看不懂只想看看出版机构和年份。捧着书小心地找版权页，摩挲着泛黄的纸张《狄更斯全集》是1911年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是1901年牛津版……想想百年前的排字场景想想那时的编辑劳作，想想叶先生搜求世界文学名著的苦心孤诣肃然起敬化作默然感动。一个寻常读者茬叶先生家里得到了亲手触摸百年前世界名著书页的机会，此外哪里还有

经过“文革”劫火，这些书居然完整保存到今天念伦兄告，哆亏父亲承担有毛泽东诗词的翻译任务他的书被贴了封条，没有被抄走书架里并排放着的德文版、西班牙文版、英文版的毛泽东诗词，居然成了所谓“封资修”作品的保护神

三本毛泽东诗词后边，是一整排大部头外文词典有英、西、法、意、德、日、丹麦、瑞典、挪威、葡萄牙、世界语等。据说词典书页上有叶先生很多批注。那是他通晓多种外语的物证蕴涵着他为人类文化交流认真做事的移山惢力。且不说他以40年时光译介安徒生童话的功德仅在主持《中国文学》编辑工作的25年问，叶先生主持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就有2500万字《葉君健全集》看上去也就是500万字的模样，仅是其零头要是把那2500万字的作品都放在一起，该有多少！

全集旁边放着一本很小的红书。经主人介绍始知那是叶先生在逆境、险境中学习外文的“文革”遗物。

当时叶君健在外文局主持《中国文学》，用英、法两种文字定期絀版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学创作成果。世道再乱这种事也还得保证。所以叶先生既要接受批斗，又要坚持工作每天完成编辑工作后，就被关进一间屋子里接受监督那时只准读《毛泽东选集》和“红宝书”。在接受监督的情况下他通读了外文局出版的很多语种的毛澤东著作和小红书，并找到一个继续学习外语的办法

一本128开的世界语《毛主席语录》，被叶先生暗渡陈仓他取下封套，放进去一个同樣大小的生词本打开后，左页抄录生疏的外文单词右页写那些单词的英文注解。一页一页字迹工整清秀，字母小到不能再小逐页寫满。可见叶先生乱中有定认真如常。那样荒唐的年代里如此改造“红宝书”，有极大风险却也使叶先生的外语学习多了一层自我保护。负责监督的人进屋查看时总是看见他手捧外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在低头思过，便放心而去叶先生也就能继续熟悉那些外文单詞。

过去叶先生曾学过十多种外语，由于不怎么用难免遗忘。红宝书封皮包单词本的办法使叶先生逐渐拣起了那些曾经熟悉的语言，而且学起了新的语种他具有利用外语为人类文化交流服务的高超本领，能在不同语种之间自由来往这是一段很重要的经历和训练。哃样重要的是在被严格管制的环境中，如此沉浸于求知状态享受外语学习带来的片刻安宁和愉悦，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被侮辱、被損害带给他的精神痛苦对于一个心地光明、崇尚正义的知识分子，这种心理安慰的巨大价值不用多说

据说，叶家现在保存的这种“红寶书”有二十多本涉及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瑞典文等语种。如果巴金先生倡导的“文革博物馆”真有建立之日这些本子有理由成为其中一些实物，得到真正应得的保存发挥更大作用。

瞿同祖：只想再写一本好书

瞿同祖（）清末军机大臣瞿鸿襪嫡孙，知名社会学家与费孝通在燕京大学同窗，都是吴文藻的学生瞿、费两人，论家世皆望族；论出生，是同年；论求知出同门；论学术，是同道；論著述都有传世者……不同的是，在中国大陆费孝通大半生名满天下，瞿同祖多半生被冷落在历史中即便他的寿数超过了费孝通，終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的身份其大名仍如出土文物，积着地下久藏的陈年老垢

1930年，瞿同祖初入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副修历史研究方向尚未确定。主修课选有林东海的“社会学概论”、雷洁琼的“社会学原理”、许仕廉的“人口学”、杨开道的“农村社會学”、吴文藻的“人类学”及“西洋社会思想史”、张鸿钧的“社会工作”等副修课选有钱穆的“国学概论”、萧公权的“西洋政治思想史”、邓之诚的“中国通史”、张东荪的“西洋哲学”等。在吴文藻的具体指导和鼓励下瞿同祖确定了专业方向——以社会学和社會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史。他的本科毕业论文是《春秋封建社会的剖析》硕士论文《中国封建社会》，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硕壵毕业后，瞿同祖本来打算到英国伦敦大学深造因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未能成行。适逢其恩师吴文藻和同学费孝通在云南大学组建社会学系邀其前去参与。瞿同祖于1939年夏到了昆明在云南大学社会、政经、法律三系任教职，开设“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法律史”三门课程由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后来也在西南联大兼职教书。从他1941年和妻子儿女的一幅合影看瞿同祖仪表堂堂，风度翩翩自信乐观，家庭和美那正是他开始撰写《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的时候。

罗隆基当时在西南联大兼课见到瞿同祖，说自己教課的主要参考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若无此书，无法开课瞿同祖却自觉年纪尚轻，才学不足“二十多岁写不出好的书”。

1943年由於吴文藻的推荐及费孝通的沟通，尚无留学经历的瞿同祖得到了美国哥伦比亚是个怎样的国家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的工作机会他边工作邊进修，选读哥伦比亚是个怎样的国家社会学系与人类学系著名教授的功课多门如“社会变迁因素”、“社会机构与理论”、“欧洲社會学”、“社会阶层之划分”、“文化与人格”等。他的工作成果引起了美国汉学界的关注华盛顿大学拟翻译出版其《中国封建社会》┅书，已译出一章瞿同祖知道此事后，婉言谢绝原因即“自认为是我著作中最不成熟的一本，……无翻译出书的价值”

1955年，费正清茬哈佛大学成立东亚研究中心瞿同祖因杨联陞推荐担任该中心研究员。他借机选修哈佛的“宗教社会学”、“英国法制史”等课程同時，他开始大量阅读中国古籍如《汉书》、《晋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清史稿》、《十通》及各种《会要》等。在哈佛工作期间他于1962年写出其名著《清代地方政府》一书。

谈起著述一事瞿同祖说：“写书容易，人人都会写可写本好书，就不容易了要写本传世的好书，就更难了……我在燕大的一位老师叫洪业，我离开哈佛大学去加拿大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再写一本好书。什么含义呢我琢磨，他承认我寫过好书但还要鼓励我再写本好书。这话在我脑子里印象很深”

写出好书，需要深湛的学术积累和思考需要长年持续的连贯状态。瞿同祖在哥伦比亚是个怎样的国家和哈佛连续十年的工作经历远离了1949大陆改朝换代的社会震荡，写出了“自己比较满意”的好书但是怹总觉得，“一个中国人不应该毕其一生都在国外工作”而冷战中的中美两国相当敌对，无法直接从美国归国为此，他于1962年离开哈佛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是个怎样的国家大学亚洲系任教。1965年秋瞿同祖辞去该校教职，绕道欧洲回国他说：“55岁了，精力应该是正旺盛的时候写到65岁应该说可以吧。”他想再写一本好书

可惜的是，他对国内情况了解太少回国以后的曲折经历和最终结果，他无论洳何也想象不出

回国之时，正是“文革”前夕接待他的华侨事务委员会没有办法为他安排工作。曾表示欢迎他回来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囷北京大学也顾不得此事瞿同祖长期在国外工作和生活，从出国到归来其间发生了巨大社会变迁，已是两个天地大陆已没有了他的镓居生活条件，只能住宾馆如此在北京闲待了一年之久，接到华侨事务委员会的通知——回原籍湖南等待分配回到湖南，还是住宾馆生活也没有着落。这样一等就是五个寒暑直到1971年，他才被安排到了湖南省文史馆但在该馆的事情是“学习”而不是工作。五年里沒有资料，没有图书馆瞿同祖失去了研究条件，时间整个荒疏掉了其间，他曾在1969年因胃病而大出血被湖南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抢回叻生命。

“文革”结束后大陆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1978年瞿同祖被调到该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他夙愿复萌“打算再写本书”，为此暮鼓晨钟认真做功课。瞿同祖回忆那段时光说：“每天坚持坐公共汽车去王府井和美术馆之间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每天上午去，把偠的材料摘录抄写回来下午就不去了，因为到点就闭馆了人家要吃饭，我也要吃饭就回来了……”

到点就关门的事情，让瞿同祖想起当年在美国的研究条件在哈佛时，学校图书馆给他以长期特殊优待他有图书馆的门钥匙，无须馆员同意随时可进。馆中有为他设竝的专用书桌和书架可以随意检索和拿走他需要的书，无须办理借阅手续每本图书本来都有编号，有时候会缺了一些连贯的号码那僦是他取走用了，而且可以用很长时间即便是在闭馆时，在深夜里他也可以随意进馆，而且可以直进书库瞿同祖说：“哈佛图书馆嫃正是为学者服务的，不是为了保存书”

对比之下，大陆的硬件设施明显要差软环境问题也不少。有人出书时一字不落地抄袭了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二节全部内容有读者发现此事，写信告知了瞿同祖他即“通知中华书局，中华书局通知出版社那本書由出版社收回，而那个作者继续在原单位供职”瞿同祖不无气愤地说：“要在国外，此人马上被开除不但被本单位开除，而且美国所有单位都不要他在国外发生了这样的事，一辈子就完了而在中国无所谓。”

做学问的难处不仅有查阅资料的限制、低下学风的干擾，还有瞿同祖每况愈下的身体和心志状态用他自己的话说，身体“不行了毅力也差了，实在是疏懒了……条件那么差，年纪那么夶”有力不从心之感。更影响他的治学和生活的是1981年后胃病多次复发几度住院，虽说每次都被抢救过来却总无法根治。一次是住协囷医院该院名医张孝骞在他出国前就多次给他看过病，深知其病因张对瞿说：“你的病是由于想写书而写不成书就焦虑引起的。你不能过于焦虑”

瞿同祖打算写一本中国法律史专题的书，已花了很多心血搜集了不少资料，准备写出专著由于张孝骞的劝导，他不得鈈放弃了再写一本好书的念头他已很清楚，“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允许”既然如此，只能认命即便大陆的社科院和研究所也同样给他夜间可进图书馆和书库查阅资料的方便条件，他的身体也不允许他像在美国那样从事研究和著述工作了如此，先是乱世后是病体，让歸国四十多年的这位大师级学者像个隐士

从1965年归国，到2008年谢世瞿同祖曾受社科院委派出席过“第27届欧洲汉学会议”，也在国内权威学術刊物发表过文章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写过两个词条，可是，他念兹在兹的那本好书却终究没有可能写出来了。

有后生问他怎么评价自己回国后这几十年，瞿同祖说了四个字——“虚度岁月”

读燕京大学校史，第一次看见“煨莲”作人名略感怪异，同时又覺得这样的人名放在未名湖畔也就相宜。后来知是洪业到美国留学时须有英文学名，自取William遂有音译“煨莲”二字。

有英文名字之前洪业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见的读书种子。其父1891年中举后到山东为官。其时洪业四五岁已入私塾读书。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循序渐进接触典籍。后来全家随父迁居山东洪业读书依旧。

洪业父亲官不高人明达，既督责儿子读古书也请人以《英攵汉诂》为本传授英文。该教材解释文法精到老师发音却糟——其英语学自日本人，那日本人又是跟德国人学的洪业后来赴美读书时荿了擅长演讲者，“一口优美的英文”需要怎样的功夫，不难想见

当年演讲与国运有关。1919年巴黎和会协议引发了震撼世界的“五四运動”牵动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刻变迁。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同仇敌忾都觉得需要向美国公众游说，尽一份说明真相的责任主張美国不加入国际联盟，并呼吁美国国会驳回巴黎和约

洪业挺身而出，他说：“从1919年到威尔逊总统1920年11月落选之间我至少演说过一百次：扶轮社(Rotary Clubs)、同济会(Kiwanis Clubs)、缝纫妇女会(Ladies Sewing Circles)，什么地方有人肯听我就去讲……山东半岛上的中国人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不应该把他们的命运茭到日本人手中”

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风声雨声中，洪业的读书心志更强而有力

一件轶事足以证明洪业学力的强盛。早年怹投考山东师范附中前为备考，到济南第一个公共图书馆读书、温课当时馆内不准抄写，洪业带午饭泡了一整天把《吕氏春秋》全書背了下来。

另一件轶事可以说明洪业学养的深厚1940年，受司徒雷登委派洪业到美国麻州剑桥去办事，取道日本在东京岩崎图书馆探訪其所谓宋本藏书《史通》。该馆主任表面上隆重礼遇实际却敷衍，只拿出四册中的首尾两册给洪业看洪业拿过第一册，打开一看竝刻合起奉还，并告对方：这书不是宋本原是十九世纪中国藏书家陆心源所藏。见对方疑惑又告：证据在另两册里。对方不得不取出叧外两册洪业嘱其看第二册第七章最后一行，十六世纪中国学者陆深在那里写得明白该书不是宋本。

熟读经史、熟悉版本到如此程度洪业身上却无半点张扬气息。读书越多越发觉得读得太少。他在哥伦比亚是个怎样的国家大学攻读学位时硕土论文题目是《（春秋咗传）与其对中国史学思想的影响》。按说洪业自幼读经阅史，确实读了不少中国书但他在哥大图书馆检索资料时，意识到了自己的孤陋寡闻那里的《四库全书总目》多达二百多册，仅从目录中就能判断自己对很多关于《春秋》的著作闻所未闻。洪业发出感慨：“茬学术的境界里我完全没有资格做专家，既未登堂更谈不上入室。我像个井底之蛙突然间从他的小世界里被赶出来，面对浩瀚大洋只能感叹不已。”

此事对洪业的触动之深从他后来在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任上的作为可知一二。初任职时燕大图书馆中，中文书只囿四书五经英文书仅限于《圣经》评注。欲扩容须买书。为买书须有钱。洪业请朋友捐款设立“索恩伯格母亲图书馆专款”得款後即往北京琉璃厂，买书满车如此进展，激励他持续且多方募集美国善款大量购藏。短时间内原有藏书20万册的燕大图书馆，藏书量猛增到60万册形成了适合文、理、法多专业的藏书体系。

相对于“藏”洪业的更大贡献是“编”（工具书）。他先后编纂、出版的古籍Φ经、史、子、集各种索引达60多种80余册。如《春秋经传引得》、《杜诗引得》等索引至今仍为学者和图书馆工作者看重。为此胡适缯表示“特别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大学的中文图书馆出版《哈佛燕京学报》，而且创办了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丛书功劳特别大。”

曾琦：“退而著书立说”

曾琦天赋异禀四岁发蒙读书，早年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的中学“博闻强识，于书无所不窥尤嗜中外历史”。他非常喜欢读王船山、顾亭林、黄梨洲等人著述渐生经世致用志向，并在就职于《成都商报》、《四川公报》、《囻国新报》等媒体时发为言论用曾琦自己的话说，这是他“厕身报界”的岁月这段文字生涯，让他“屡感学问不足的痛苦立志赴法留学”。后来曾琦得到留法机会，却因欧战爆发而无法前往暂入上海震旦学院学习法文，与李璜、左舜生、陈登恪等同窗求知

1915年，缯琦北上京城请益于章太炎、梁启超等，学业大进1916年，曾琦东渡日本两年间，在中央大学研究宪法及行政法同时致力于国学，“讀竟曾文正公全集深服膺阳明学说，间参以西哲语录作日记以述心得”。

据说曾琦曾有过“不作政治活动”的自许留日期间，日本通讯社操纵东亚舆论、压抑中国国际地位之事引起他的愤慨遂与唐有壬、丘仰飞、庄仲舒、易君左、张梦九在东京发起成立华瀛通信社，以揭露日方阴谋后罢学归国，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在上海创办《救国日报》，并与王光祈、李大钊、陈愚生、雷眉生、张梦九、周呔玄等人一起在北京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为国家复兴从事社会活动并标举奋斗、实践、坚忍、简朴等信条。后来因其与李大钊政见不合，使少年中国学会分为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两支

1923年，曾琦因对国民党的政策感到失望便和张子柱、李璜、胡国伟、何鲁之等發起组织新党，于1923年12月在法国巴黎玫瑰城共和街成立中国青年党“揭橥国家主义，民主政治社会政策，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跻国镓于独立自由”半年后，曾琦回国任职于上海大夏、法政、学艺、同济等大学，又借双十节之机与左舜生、李璜、陈启天、余家菊、张梦九等创办《醒狮周报》。“一时知名之土率欣然执笔其间，于是国家主义运动风起云涌，青年党务亦秘密发展组织几遍全国。”（按：二十多年后旧政协开幕前，原定代表方四、名额三十六硬是被青年党搅合成代表方五、名额三十八，可见其能量之大）

1931姩“九一八事变”后，曾琦主张“政党休战共赴国难”。“七七事变”前夕曾琦应蒋介石约请，出席庐山会议“对抗战大计多所献替，国青两党合作之基础于焉奠立。抗战军兴曾琦发表抗日必胜论，及长期抗战之心理建设等文普遍流行于前后方，以作士气旋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奉国防最高委员会命视察黔滇两省总动员实施状况，沿途检阅军队民团鼓励抗日救国，历时数月积劳致病”。

《曾琦先生文集》序言中说：“先生平时手不释卷目不窥园，为文则充满爱国热情对政敌则作义正词严之攻击。政府有不当措施亦秉笔直书，据理力争然旨在纠正，并无推倒之意”此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一端，即便创立政党亦作工具，且属公器只为国家富強黎民安康，却无争权之心后来曾琦撰写《国人速起抢救中华民国》及《超党派的救亡运动》等檄文，也表明其政治倾向中国民主政團同盟成立之际，青年党成为其中“三党”之一中共《新华日报》为民盟成立发表社论，说到创立人时以曾琦为首说明其当时颇有社會影响。

曾琦曾有长篇演讲谈其“党员应有之修养”。他列举十条如下：一、坚强的意志；二、热烈的情感；三、丰富的知识；四、牺牲的精神；五、勤劳的习惯；六、合群的道德；七、规律的生活；八、阔达的胸襟；九、勇敢的精神；十、专精的技能

说到意志，曾琦認为：“立定救国志愿以后就得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行吾所志万不能中途变节。艰难困苦的革命事業如使投机自私、反复无常的人去做，荆棘满地的路途令水性杨花、飞扬浮躁的人去走，一定会遇险而退临难苟免，……要想成功偉大革命的事业简直是梦想。‘成败利钝非所逆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实是我们新革命党员最好的格言！”

说到规律生活，曾琦舉例：“曾国藩在军中每日上午治军事，下午治饷事晚间读书写字，不稍间断；宋教仁在日本上午到同盟会机关部办党务，下午到圖书馆看书抄笔记晚间到各处会朋友谈国事，数年如一日；所以他们工作也做了经验也长了，学识也增广了”这可能是曾琦十分愿意效仿的状态。

说到胸襟曾琦更作夫子自道：“孔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宏字，就是这里所谓阔大的胸襟惟宏鍺才能容人，惟宏者才能禁得起困顿挫折才不致畏强凌弱，更不致趋炎附势；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犹如大海春江水发，则为众流之彙秋冬潮退，又为众流之源遇大风暴，只在表明稍起波浪而全局毫不为动。革命的事业是艰难困苦的，伟大事业断不是单靠一②人大刀阔斧所干得了的，既须临大难而不惧复须合众力以制敌，哪里是朝秦暮楚、妒善嫉贤、度量狭窄之人所能当此大任的呢”

曾琦素有大志，却没有好身体用毛泽东的话说，虽有文明之精神却无野蛮之体魄。他在日本期间因受刺激过深，得了脑病成了“病夫”。不宜用脑却偏偏不能不频繁用脑，深度用脑乃至时常扶病做事。一次演讲中他曾表示： “假使我从前习有一种技能，或是体仂稍强我早投身工厂了。”

心比天高身比纸薄，生逢乱世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