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著名诗人乔延凤应邀到界首诗歌讲座全国著名诗人乔延凤应邀到界首诗歌讲座历史只要百家号4月20日下午，阜阳科技工程学校一派喜气洋洋地景象。这座在阜阳市教育系统早已享有盛名声誉的学校因为全国著名诗人乔延凤先生亲临该校举办诗词讲座引来了一大批诗词爱好者和地方各家媒体的关注。界首市作协主席王瑞主持了讲座会，阜阳科技工程学校闫锋校长致欢迎辞，全国著名诗人乔延凤先生就诗词歌赋作了深入浅岀言简意赅的讲解，这位大家风范的学者从古代到现代深刻论述了各个历史时期诗词歌赋的特征和发展。乔大师的演讲细腻透彻，具有亲和力，不仅震撼人心，而且润物于无声，引起满堂师生和广大学者的共呜。《中华风》杂志执行主编、青年诗人王长征评论道：“乔延凤老师的讲座和观点有助于当下中国诗歌民族化、本土化、中国化的重新构建，中国诗歌走向世界有了新的目标和深远意义”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历史只要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历史对事业的是否崇高，是以它的结果来评定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全国著名诗人乔延凤应邀在阜阳科技工程学校诗歌讲座全国著名诗人乔延凤应邀在阜阳科技工程学校诗歌讲座人文说说百家号4月20日，全国著名诗人乔延凤老师诗词讲座在阜阳科技工程学校举行。界首市作家协会主席王瑞参加讲座。乔延凤讲到诗歌发展的语言、意蕴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并引用名诗名句现场分析。乔延凤强调诗歌是传达感情的媒介，和生活密切相关，写诗要从生活中来再回到生活中去。讲座细腻透彻、言简意赅具有亲和力，对学生文学素养的提高有很大帮助。乔延凤是全国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长期任报刊编辑，在古诗词的学习和运用上颇有研究，此次到阜阳科技工程学校的讲座也为我市诗歌爱好创作者提供一次难得交流机会。阜阳科技工程学校是安徽省教育厅命名的省级示范中等职业学校，界首市职教中心，安徽汽车职业教育集团理事单位。该校始建于1983年，原名为界首市高级职业中学，2014年8月改制为普通中专学校，更名为阜阳科技工程学校。该校在丰富学生生活、提升学生文化素养方面比较注重，此次邀请全国著名诗人乔延凤讲座受到社会各界人士赞赏。（李立）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人文说说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说说你所关心的人文事，分享你关心的人文事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江头五咏__杜甫心影录__黄坤&著
古典诗词漫话·杜甫心影录
&& 　肃宗上元三年（即代宗宝应元年，762）春，杜甫在成都锦江畔漫游，面对丁香吐芳，丽春斗艳，栀子照水，以及笼中鸂鶒、阶前花鸭，心有所感，写了《江头五咏》。这组诗在杜甫集中虽非上乘之作，但首首含有寓意，浦起龙说：“江头之五物，即是草堂之一老。时而自防，时而自惜，时而自悔，时而自宽，时而自警。非观我观世、备尝交惕者，不能为此言。”（《读杜心解》）作为寓言诗看，自有其一定的价值。
　　春日花园，万紫千红，争妍竞丽。惟有丁香，心甘冷落，娇羞无语。作为花中君子，它似乎只能与隐士为伴，如果堕入靡丽的花丛之中，就不能自保其身了。杜甫自从抛弃官职，携家远游后，对仕进已经心灰意冷，只求能保全晚节：“衰年甘屏迹，幽事供高卧。”“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屏迹三首》）故借吟咏丁香，以见其意：“深栽小斋后，庶使幽人占。晚堕兰麝中，休怀粉身念。”（《丁香》）这几句诗，若护若诫，深婉可味。
　　要全身保节，只有离开险恶的仕途，隐居山野之中，这样，当然不为世人所知了。眼前的丽春（又名虞美人），盈盈多姿，脉脉含情，风韵为春花之最。不过在诗人看来，其可贵之处，尚不在颜色鲜艳、枝头繁茂，而在“纷纷桃李姿，处处总能移。如何此贵重，却怕有人知”。那些妖桃冶李，都只是凡俗之物，随移随活，处处能生。惟独丽春，分外贵重，似乎不愿让人知道它，始终固守本土。诗人通过吟咏丽春，以喻世上屈己从人、竞进谋利者多，而自己独耿介自守，不移本性。
　　不与人争，不求人知，并非自暴自弃，甘居末流。栀子既可染色，“于身色有用”；也可入药，能“治五内邪气，胃中热气，其能理气明矣”（《神农本草》），即所谓“与道气相和”；还可作食料，用蜜煎后，其味甚美；在众多的花木中，显得十分突出。不过栀子却钟情山野，但愿映照江波。而无心移植到园林之中：“无情移得汝，贵在映江波。”诗人借吟咏栀子，自喻才堪济世，而与时不合，惟有傍山临水，孤芳自赏而已。
　　虽然杜甫在《栀子》诗中表示甘愿老死江湖，但句中却含不平之意。诗人远离朝廷，跼居西南一隅，不能有所作为，颇有如笼中鸟兽，不能高飞远走的哀怨。当他看到鸂鶒被关在笼中，触景生情，必然会深致其慨。鸂鶒是一种水鸟，形体较小，羽毛五彩，惹人喜爱。如今在笼中，空对着行云流水，怅望呼号：“看云犹怅望，失水任呼号。”更惨的是，它的羽毛已被剪去，即使从笼中放出，也无法在空中飞翔了：“六翮曾经剪，孤飞卒未高。”
鸂鶒被关入笼中，不能行动，当然不是它甘愿如此。但在无可奈何的前提下，退一步讲，这样也有好处，至少可以不忧猛禽的袭击，避开不测之祸了：“且无鹰隼虑，留滞莫辞劳。”
　　但这种安于命运、聊以自慰的说法，并不能遮掩诗人一生空度的叹息，于是面对花鸭，对自己的立身行事，作了更加深刻的反思：“羽毛知独立，黑白太分明。”花鸭毛色，黑白相间，对照分明，这真是他皭然自异之处。但惟其“独立”，故招来群小的妒忌；惟其“分明”，故引起众人的惊疑。“不觉群心妒，休牵众眼惊”。这是对花鸭的告诫，也是花鸭的悲哀。屈原被流放，全因“世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三国吴张温才华出众，在当时享有盛誉，但却无故得罪，险遭不测，诸葛亮听到这消息后，想了好几天，才明白他得罪的原因：“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杜甫自思沦落到此也全在不能和光混世，随俗浮沉，于是借花鸭的悲哀，抒写自身的悲哀。诗人在政治上受到致命打击，以至一蹶不振，全为任左拾遗时上书疏救房琯一事，便又借花鸭当食必鸣，作告诫之语：“稻粱沾汝在，作意莫先鸣。”以示人在坐享俸禄之时，切不可谔谔直言，为天下先，以招忌害。但从诗中所表现的不平之意，从诗人前后所作的众多直指时事的作品看，这实际上只是一种愤激之词而已。同屈原一样，“举世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渔父》）这种人生观，杜甫是决不会信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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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中的全身远害意识
内容提要&&
历来的评论者一提到杜甫总是把他拔高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其实，杜甫诗中也流露出了他作为凡人的一面。无庸讳言，在对皇帝失去信心时，在政治理想无法实现时，在被奸佞小人排挤谗害时，他思想中也出现了全身远害意识。
杜甫 诗作 全身远害意识
在中国文学史上，杜甫因他那一千多首忧国忧民之作而被奉以“诗圣”的桂冠。但是如果排除传统观念的影响，以一颗虚静的心灵去深入体味杜甫全部诗作的话就会发现，杜甫并非像传统教育灌输给我们的那样完全成了儒家思想的化身，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也有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注，也有他世俗的一面。为了全面深入地认识杜甫，本文拟从全身远害这一角度来分析杜甫的思想。
一、杜甫诗中全身远害意识的表现
叶嘉莹先生说：“杜甫写诗的一个特色，就是真正把他内心的情意投注进去。……他的诗里面有他的志意和理念，是他整个儿的人格、心灵的涌现。”[1]的确，杜甫的一部诗作可说是他一生的心灵写照。
杜甫诗作中明显表现出全身远害意识是从乾元元年(758)以后开始的。但其思想中的全身远害意识则早 在至德二载(757)他任左拾遗时就出现了。这从乾元二年(759)他在秦州时写的《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中就可看出此种端倪：
昔在凤翔都，共通金闺籍。天子犹蒙尘，东郊暗长戟。兵家忌间谍，此辈常接跡。台中领举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杀无辜，所以分白黑。上官权许与，失意见迁斥。朝廷非不知，闭口休叹息。……余时忝诤臣，丹陛实咫尺。相看受狼狈，至死难塞责。行迈心多违，出门无与适。于公负明义，惆怅头更白。
&& 所写事件发生在他任左拾遗期间，忠贞刚直的吴郁为了挽救无辜百姓而取忤朝贵，被贬外放。当时身为谏官的杜甫无论就他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教义要求，还是按他拾遗补缺的本职责任都应挺身而出为其主持公道。但刚经历过疏救房琯政治风波的杜甫对凶险万端的朝堂内情已有所体验。他清楚“举朝上下，非不心知无罪，而莫肯抗言者。或恶直丑正，或阿合取容”[2]，自己若再次冒然犯谏，不仅吴郁不可能幸免，自己也极可能因再次触忤某些权豪势要而惨遭杀戮。而“在中国文化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其真正意义之所在，乃在杀一己之身，舍一己之生，以成就更多数人之身，以救济更多数人之生”[3]；并非提倡为了得到统治者所标榜的虚名空誉而作无实际价值的弃生。因此，杜甫违背了他一向引以自傲的儒家信条而噤口不言；可这有悖良心的行为让他终身愧耻。仇兆鳌说：“公方营救房琯，惴惴不安，故侍御之斥，力不能为耳，与他人缄默取容者不同。但身为谏官，而坐视其贬，终有负于明义，所以痛自刻责耳。”[4]诚是笃论，迫于无奈耳！但由此即可看出全身远害意识此时已开始潜在地影响他的行为了。
按照先秦哲人庄子的观念，人欲全身远害最好的办法是绝圣弃智，成为无用之材。《庄子·山木》中“意怠鸟”形象的塑造可说是这一观念的最好体现：
东海有鸟焉， 其名曰意怠。其为鸟也， (羽分)
(羽失)，而似无能；引援而飞，迫肋而栖，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食不敢先尝，必取其绪。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患。
庄子认为，在社会中只有像“意怠”这样不露才扬己、招摇过市，总把自己掩隐于群体之中才是最安全的；否则，则“直木先伐，甘井先竭”难免于患了。杜甫在很多诗中都流露了对这一观念的认同，而最能体现他这一痛楚人生体验的要数他乾元二年(759)之后的一部分咏物诗。与前期诗中那些骁腾扬厉、刚健勇猛，急欲一飞冲天、一鸣惊人，为世人所羡、所知、所用的物象不同；此期的物象大都变得微弱纤细、弱不禁风，不敢自炫才德、自矜其能，只求处身僻远、深藏密隐以免招灾惹祸。如秦州时所写的《苦竹》：
青冥亦自守，软弱强扶持。
味苦夏虫避，丛卑春鸟疑。
轩墀曾不重，剪伐欲无辞。
幸近幽人屋，霜根结在兹。
诗中的“苦竹”尽管柔弱易折，但因“味苦”故夏虫不来剥蚀，“丛卑”故春鸟不来结巢，不堪做栋梁之材故不遭剪伐之祸，结根于“青冥”之所故得以自全。王嗣琯曰：“此章‘亦自守’，见保身之哲。”[5]此
“苦竹”可说是《庄子·人间世》中“不才之木”形象的翻版，只不过杜甫是带着一种无可奈何、自我宽解的语调写的，给人以自悲自怜的感伤情调；而庄子则是以一种自觉的心态去追求此一人生境界，故给人以自得自足的愉悦情调，但他们在其中蕴含的全身远祸意识则是一致的。
又如四川时所写的《江头五咏》：
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
细叶带浮毛，疏花披素艳。
深栽小斋后，庶使幽人占。
晚堕兰麝中，休怀粉身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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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香》)
百草竞春华，丽春应最胜。
少须颜色好，多漫枝条剩。
纷纷桃李姿，处处总能移。
如何此贵重，却怕有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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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春》)
栀子比众木，人间诚未多。
于身色有用，与道气相和。
红取风霜实，青看雨露柯。
无情移得汝，贵在映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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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子》)
故使笼宽织，须知动损毛。
看云犹怅望，失水任呼号。
六翮曾经剪，孤飞卒未高。
且无鹰隼虑，留滞莫辞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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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鸂鶒》)
花鸭无泥滓，阶前每缓行。
羽毛知独立，黑白太分明。
不觉群心妒，休牵众眼惊。
稻粱霑汝在，作意莫先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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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鸭》)
诗中，杜甫处处替各种弱小者设计全身远祸的最好方案：劝告丁香要安于被弃，不要怀非分之念以免招灾，张上若云：“此公自喻见弃远方，安分隐退，不复更怀末路之荣以蛊惑也。”[6]叮嘱丽春应擅自保全，别露才显能，浦起龙说：“有
‘最胜’之姿，而能自保，‘少’故也……稍欲见‘知’，则‘怕’者亦至矣。”[7]奉劝栀子既与世相违就应甘于偏远，“挟异材者，惟不戾于俗，为能处众；‘伤和’则有用而见忌矣。夫既赋此戾俗之禀，则安于偏远可矣。”[8]安慰鸂鶒，尽管失去自由，但能免于猛禽的袭击也应庆幸。警告花鸭不要招摇过市，避免招来嫉恨伤害，杨伦说：“此公自喻以直言救琯外斥，惟恐易招世忌，而欲有心韬晦也。”[9]可以说，写的是物，其实就是杜甫在借物尽力警诫自己不要再张扬外露、免遭忌恨。浦起龙说：“江头之五物，即是草堂之一老。时而自防，时而自惜，时而自悔，时而自宽，时而自警，非观我、观世，备尝交惕者，不能为此言。”[10]可谓深得杜甫本怀。
再看他夔州时写的几首同类诗歌：
鹦鹉含愁思，聪明忆别离。
翠衿浑短尽，红嘴漫多知。
未有开笼日，空残旧宿枝。
世人怜复损，何用羽毛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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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鹉》)
永与清溪别，蒙将玉馔俱。
无才逐仙隐，不敢恨庖厨。
乱世轻全物，微声及祸枢。
衣冠兼盗贼，饕餮用斯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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袅袅啼虚壁，萧萧挂冷枝。
艰难人不免，隐见尔如知。
惯习元从众，全生或用奇。
前林腾每及，父子莫相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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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鹉因“红嘴多知”“羽毛奇”招人喜爱而被捉进笼子里，永远不能飞回故枝，这于其自身来说岂非一种祸根吗？浦起龙说：“彼以多知婴罗网者，岂独鹦鹉哉？……何不学庄生之书，以不才终而至于此极也！遂写得鹦鹉聪明，遂有‘明哲保身’四字隐隐笔端。”[11]麂以“微声”招祸丧生出于藏身不密，顾宸曰：“自古文人才士，生逢乱世，出婴祸患，何一不从声名中得之，中郎之于董卓，中散之于司马，及祸虽异，其以微声致累则同也。”[12]邱俊鹏先生说：“《麂》《猿》两诗，就是以猿之善于全生，麂之微声及祸，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在艰难时世中全身远祸的人生经验。……
‘隐见尔如知’‘无才逐仙隐’，所兴起的个人行藏用舍之感，是何等的沉痛愤激。”[13]均注意到杜甫在这些诗中所倾注的全身远害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与四川时的五首咏物诗不同，这里杜甫已不再局限于具体情景地谆谆告诫它们应如何避害躲灾了，而是跳出重围，以旁观者的身份理智地推究致祸根由，已开始试图从宇宙、历史的宏观视野来思考自然、社会、人生之道。他已经阅尽了世间一切的盛衰，他已经参透了人生的荣辱浮沉，真切地体认到了个人的渺小与无力。在这些诗中，他所表现的已不再是从前那种“穷年忧黎元”的呼号和“朱门酒肉臭”的控诉；而是在自觉地推绎天地间那生机勃发、井然有序的大“道”本体，这是把事物加以推衍后的一种哲学化智慧。因此此期的诗中尽管仍渗透着无奈与凄苦，但总让人感到一种坚定的精神力量。诗中时时透出一种旷达超然的气度，使人读后得到生存的智慧、力量。诗中的主人公也时时呈现出一种哲人气象，而不仅仅只是一个让人悲悯的末路英雄。
二、杜甫产生全身远害意识的原因
杜甫生自“奉儒守官”世家，本是一个严格恪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士子，为什么其诗作中会出现这种有违儒家教义的观念呢？
从其诗中可知，促使杜甫产生全身远害意识的首要原因是他对皇帝的彻底失望。杜甫入仕的主要动机是得君泽民，而支撑他百折不挠奔竞于仕途的最大支柱就是他一直认为自己“生逢尧舜君”，是应该大有作为之朝代。杜甫在《有事于南郊赋》中对当时的社会心理有精到概括：“盖九五之后，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来，家家自以为稷契。”盛唐人都认为他们遇到了像尧舜那样的贤明君主，都怀着稷契之梦急欲飞黄腾达。杜甫也不例外。即便他已亲眼看到现实中有许多不理想的现象，但他坚信只要他能接近皇帝，就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朱子就曾说：“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14]“不可为”的现实，是自孔子以来中国士人最大的悲剧。当杜甫好不容易走近皇帝，在政治漩涡中心经历一番之后，他才逐渐明白，儒家所描绘的那一幅美妙的圣君贤相图在现实中是根本不能实现的。从恋君到怨君，再从怨君到自恋，这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普遍精神历程，杜甫也无法突破这一文化宿命。疏救房琯一事可说是杜甫政治生涯的转捩点。《新唐书》说“帝自是不甚省录”[15]，敏感的诗人对皇帝态度的转变不会没有察觉；但毕竟皇帝没有撕破那层纸，因而杜甫内心仍存一丝侥幸，希望通过自己以后的努力改变皇帝的态度。然而，尽管杜甫一再委曲求全，但他的忠心并没有打动皇帝。从他在《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二十中所写：“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即可看出当时肃宗对他谏言的置若罔闻及杜甫对此的强烈愤懑。这进一步动摇了他对皇帝的信心。他本是抱着兼济天下的宏伟志向走近皇帝、欲匡时救弊的，可是事与愿违，片言不纳、忠而见疑，这怎能使他安于尸位素餐的职位呢？尽管孔子提出，出仕是士人君子的天然义务，“不仕无义”，但其目的却是为了行道；而非仅只奉君取禄而已。假如君王无意行道，孔子的原则是：“以道事君，不合则去。”[16]孟子也说过：“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17]但几十年的儒学教养，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百废待兴的中兴大业使他徘徊不定。然而他依恋皇帝，皇帝并不在乎他。乾元元年六月，随着房琯等人的贬黜，他也被视为琯党出为华州司功参军。他忠心耿耿为之舍生忘死的唐王朝就这样一次次残酷无情地打击着他的热情；他得君济民的愿望已成了南柯一梦。他既无法主宰自己的政治命运，更无力改变国家的政治势态。这种无力回天的处境和心态，使他转而把视野从外在事功回归到自我生命本体的关注上来。
杜甫产生全身远害意识的直接导火线可说是当时朝堂内险恶小人的迫害。他刚任左拾遗时对盘根错节、危机四伏的朝堂内幕并不了解，只是凭着一颗忠心奋然行事，在险遭不测的疏救房琯事件之后，他才逐渐体会到政治的险恶。杜甫后期很多作品中都反映了小人们给他心灵上烙下的这一难以磨灭的疮痕。如《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中说：：“小臣用权，尊贵倏忽。……贬官厌路，谗口到骨。”赵次公曰：“小臣二语，盖谓李辅国也。”[18]朱注：“谗口，谓肃宗入贺兰进明之谮，恶，贬之。”[19]李辅国因在肃宗即位过程中起过定策之功，因此肃宗还京后任由其专权用事、恣意妄为。而贺兰进明因与房琯有隙，故在肃宗面前诋毁他首倡的分制之策是不忠于肃宗；使肃宗对玄宗旧臣起了疑心，统统黜斥朝外。小人们的卑劣手段让杜甫刻骨铭心，一再在诗中痛心疾首地大加斥责。又如《石笋行》曰：“惜哉俗态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错迕失大体，坐看倾危受厚恩”，《忆昔二首》其一曰：“邺城反复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至令今上犹拨乱，劳心焦思补四方”，《种莴苣》曰：“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没齿”等等，在这些不顾国家安危，只顾争宠固恩、嫉贤妒能的宵小所把持的朝堂里；杜甫既不愿做无价值的牺牲，也不愿与奸佞小人同流合污的话，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采取明哲保身的方式抽身而退了。
三、全身远害意识的历史心理积淀
在中国，对传统士子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儒、道两家，而在儒道两家文化中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全身远害意识。
按照儒家教义，士子们首先应积极执着地寻求入仕机会，所谓“不仕无义”“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孔孟先哲们当初也许已经看到理想与现实是难以真正统一的，因而又给士人们指出了一条保持人格独立保全自己的路子。即君主必须是“有道”之君，值得士子们去为之献忠尽恺；否则，如果令群下绝望，则可以抽身而退。在孔子那里，就没有严格的忠君观念，臣下的自由度要大得多。如孔子曾说：“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20]可以看出，与史鱼的“有道无道，行直如矢”比较，孔子更推崇蘧伯玉的“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灵活和全身远害，推崇他为“君子”。而且孔子在很多场合都明确表达了对“愚忠”的反对和对明哲保身、相机行事的肯定。如“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并“以其兄之子妻之。”[21]称羡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22]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23]等等。秦永洲先生说：“孔子儒学的博大精深就在于它的‘中庸’，……
‘仁’的品格，既有为了‘仁’所表现出的牺牲精神和历史责任感，……又有全身免害，明哲保身的灵活和对责任、义务的冷淡、逃避。”[24]孟子也曾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25]，可见儒家先贤是主张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灵活机动，随机应变的。这种理念给中国士人的仕途选择以相当大的张力，为他们在遭遇“无道”之主时的权宜之计——退隐提供了心理依据。
对中国士人的立身行事原则起着同样重要影响的道家，虽然并不乏建功立业愿望，但鉴于社会的混乱、统治者的残暴，道家则更加关注生命的保全，这从《庄子·缮性》中即可得到证明：“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26]不论是否逢遇时机，都应深藏缄默、不显形迹，从而达到全身远害的目的。
深受儒道两大本土文化浸润的中国士子在其人生去就选择上无不以这种富有机动性的模式为圭臬。得遇明君，奋发扬厉、锐意进取；不逢时机，退而自全、恬淡自修。自小“读书破万卷”的杜甫对于古圣先贤们所倡导、奉行的出处去就原则自然了然于心，这些潜在地影响着他的人生去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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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M].中华书局，.
作者：徐建芳，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710062。
原载：《杜甫研究学刊》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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