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海国魂（下）_参考网
血海国魂（下）
蒋巍里夫+叶文武汉三镇，位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雄踞中国版图之中央，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城市。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抗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大会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战场延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发生大小战斗数百次，历时4个半月。“保卫大武汉”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次会战。为准备武汉大战，日军先后投入9个师团、3个旅团和两个野战重炮旅团，共计25万人，并有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各类舰艇120艘，飞机500余架参战，总兵力接近35万人。另有20多万新兵随时准备增调，日本本土仅留的一个近卫师团也待命驰援武汉。10月4日，伤亡过半的守军不得不撤出田家镇要塞，未能实现蒋中正“固守两月以上的准备”的指令。不过，田家镇守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为武汉军民的大撤退赢得宝贵的时间。据当地老人回忆，战后，日军每天都要焚烧战死者尸体，仅在田家镇大法寺附近一次就焚化400具，焦臭味传播数里。守军连同外围援军在持续半个月苦战中，也付出1.7万人的重大牺牲。其中，26军伤亡失踪5712人，剩4955人，103师牺牲2000多人，57师残部700人仅编成几个连并入第9师。在敌军炮火猛轰之下，我军将士大部分身躯已支离破碎，加之烈日暴晒，迅速腐烂。战后，当地民众将搜寻到1000具稍微完整的57师烈士遗体埋葬在五福寺旁，立碑以为永世纪念。国军从田家镇撤退后，意味着长江的大门被撞开了。武汉会战打到了10月中旬，外围要点尽失。更要命的是，蒋中正没想到这时日军竟然分兵在广东登陆并很快于21日占领了广州。广州一失，粤汉铁路被切断，武汉就更不值得重兵防守了。面对这种情况，蒋中正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决定不做孤城困守，保存有生力量，遂放弃武汉。日，日军占领武汉三镇，武汉保卫战至此结束。冯安邦上将：“化民”改“安邦”1884年，冯安邦生于山东省无棣县一个耕读之家，原名冯化民。父亲自幼学文习武，曾担任清朝五品武官。1895年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清王朝遭受重创，父亲忧愤不已，常为孩子讲授兵法武学，激励他们长大后从军报国。辛亥革命后，冯安邦投入冯玉祥第17混成旅当了一名骑兵，因在讨伐张勋“辫子军”复辟、平定宁夏叛乱等多次大战中表现英勇，善用奇兵，1928年升任第二十六师师长兼宁夏省主席。1931年，奉蒋中正之命，冯安邦随孙连仲第26路军开往江西兴国、瑞金、宁都一带，参与围剿中央苏区红军。该军因长期受冯玉祥爱民思想影响，“不愿意打老百姓”，与红军遭遇时经常朝天放枪，经中共地下党策动，该军高级将领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率17000名官兵在宁都起义，投入红军。第26路军元气大伤，几成空壳，孙连仲被迫缩编，冯安邦出任旅长。“九·一八”事变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救亡运动席卷全国，国军中也有大批将领公开吁请抗日，冯安邦的态度尤为激烈，多次向孙连仲陈情说：“身为军人，眼见国土沦丧而不能战，此乃一生之奇耻大辱也！”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兴起。7月9日，26路军接到开赴河北、驰援第29路军保卫平津的命令。行前，时任第27师师长的冯安邦在部队动员大会上宣布，从即日起改“化民”之名为“安邦”，以铭报国之志。他对全师将士们说：“杀敌报国，就在此时！贪生怕死，便是国民革命军的败类！” 北上后，冯安邦率第27师布防于北平以南琉璃河一线。8月中旬，日军攻占北平后沿平汉路南下，日军第20师团向27师阵地发起攻击。冯安邦亲临前线指挥官兵应战，打退日军多次进攻。身边参谋、副官多有战死，鲜血染红了冯安邦的军衣，部属们劝他后撤，将军愤呼：“再有言撤者，杀无赦！”9月下旬，27师奉命撤离琉璃河，担任平汉线以南的守备。此时第26路军扩编为第2集团军，孙连仲任总司令，冯安邦升任第42军军长。平津保卫战打完了，冯安邦部又参加了太原会战。其间歼灭日军第20师团第77联队联队长鲤登行一大佐以下千余人。再后参加了徐州会战，日，台儿庄城内守军伤亡近半，西北门、东门、北门、东南门均沦入敌手，守军仅据有北站、西关和南门。为了支援城内守军，冯安邦特令敢死队二百余人和一营士兵从东门攻入城内，与日军坂本支队展开空前激烈的阵地战。冯安邦冒着炮火乘马来往奔驰督战，官兵们视死如归，予敌以沉重打击。日军战地记者在报道中称：“敌第二十七师第八十旅自昨日以来投入战斗，其勇战气概令人意外……全部守军顽强抵抗直到最后，以至于狭窄的散兵战壕内重叠相枕，力战而死者难以计数，虽为敌人，睹其惨烈之状亦将为之感叹。我军官曾派遣翻译至战地高喊劝其投降，应者绝无。”5月5日，冯安邦以及第27师师长黄椎松亲率该师主力与日军第10师团第63联队激战于泥沟西庄，毙敌大队长吉帜重冶少佐以下400余人，国民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徐州会战结束后，冯安邦部奉命开往大别山区，参加武汉保卫战的外线战斗，死守阵地40余天。1938年10月，冯部奉命向襄樊转移。11月3日，日军航空兵对襄阳实施猛烈空袭，全城几成废墟，正在春风旅社一个房间编制作战计划的冯安邦将军身负重伤，不幸于当日殉国，享年54岁。冯安邦身材魁伟，勇武过人，爱兵如子，军中俸禄大都捐助贫困、资助地方教育了。将军牺牲后，遗体运回故里，家中竟无钱安葬，其部属同僚凑钱为冯安邦料理了后事。蒋中正闻讯后深为感动，特令发给治丧费一万元，并追授陆军上将，照准抚恤。日，国民政府发布褒奖令，表彰了冯安邦“奋迹戎行，战必先驱”的抗日功勋。日，冯安邦纪念馆在其家乡山东省无棣县正式开馆。馆内展出了冯将军的名章、诗稿、奖状勋章等，并立有冯安邦将军半身汉白玉雕像，雕像基座前面是台湾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题写的“冯安邦将军”。同期阵亡的十一位将领是：范荩中将、陈德馨中将、王锡山少将、李秉君少将、梅一平海军少将、李大中少将、王桢祥少将、蔡劭少将、田耘少将、毛麟义少将、毛岱钧少将、
范筑先少将：全国为之下半旗1881年，范筑先出生于山东省馆陶县（今属河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9岁入私塾，13岁时因父病故辍学。1904年加入北洋军，后入天津北洋陆军讲武堂炮兵科深造。辛亥革命后升至中央陆军第四师第八旅旅长。后因厌恶军阀混战和官场恶浊，断然挂印封金，辞去旅长之职回乡隐居，自号“竹仙”，吟诗著文，倡办教育，以存清高之节。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志在荡平军阀混战之乱象，范筑先毅然复出，投入冯玉祥帐下任高级参议，并更名筑先，以示其甘为革命先驱之决心。1930年在冯玉祥、阎锡山发动的反蒋中原大战中，范筑先任冯部第一路军参谋长。战事失败后回到老家山东，出任韩复榘第三路军少将参议，又先后任山东省沂水县、临沂县县长。在县长任上，他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关注民生，多方周济贫苦百姓，深得民众的爱戴和尊敬。平时衣着俭朴，布鞋便袜，粗茶淡饭，以“不烟、不酒、不茶”著称，人称“三不县长”。每到区、乡视察，从不接受招待，一饭一菜一汤而已，或到小学与教师同吃同住。上级机关来人，不备烟，不置酒，更不设宴。亲友来求其谋职办事，一概婉言谢绝。在任期间，他还大力禁烟禁赌，致力于革除陋俗，将吸毒的种种危害编成歌曲，绘制漫画，广泛宣传，并发布规章制度，对种鸦片及吸毒者从重惩处。他还亲自带人赴各区、乡实地检查，凡发现鸦片烟苗，一律铲除净尽。对赌博者，亦责令各区乡严加查缉惩处，使吸毒、赌博之风逐渐绝迹。他还大力整顿吏治，严惩恶绅，采取了重新陈报土地、调整税收负担等项措施，并组织扩街修桥，建立公园，修建医院，赈济灾民和救济残疾人等。1936年7月，范筑先调离临沂县时，临沂城上万民众夹道相送，沿街摆了许多桌子，桌上铺红纸，都写着民众深情送别的话语，并置明镜一面，清水一盆 （喻范筑先官明如镜，清廉似水） 。范筑先让车辆先行，自己一路步行，不断向沿街民众拱手致谢。送行的人泣不成声，范筑先也泪流满面。直至中午，范筑先一行才走出长街。1936年11月，范筑先出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全面抗战兴起后，他被委任为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员，通过大力发动民众，建立了很多抗日武装，并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1937年10月下旬，日军进犯黄河北岸，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闻风而逃，并电令各地方官员和军队撤退，范筑先断然拒绝，韩复榘又发专电给范筑先称：“黄河以北已无中国军队，你再不撤就来不及了。”范筑先将其电文撕得粉碎，过后在聊城主持各界誓师大会，并发出致全国军民的抗日通电，通电称：“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誓率我游击健儿及武装民众，以与倭奴相周旋。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鞠躬尽瘁，亦所不惜！”堂堂省主席望风而逃，区区一县长誓战到底，全国各大报纷纷转载这份通电，同声赞扬范筑先的爱国精神，怒斥韩复榘不战而退的叛国行径。事后，韩复榘被蒋中正下令枪决。范筑先对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精神深感钦佩，多次与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等中共干部共商抗日大计，双方肝胆相照，精诚合作，共同开辟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在二十多个沦陷县建立起抗日政权，多半由共产党员出任县长，同时组建了35个抗日武装支队、3路民军，总人数达6万人左右。根据地还出版了《山东人》、《抗战日报》、《先锋月刊》、《战线》等刊物，使鲁西北成为地域广阔、坚强活跃的抗日堡垒，小股日伪军根本不敢出来活动，时有“山东红了半边天”的说法。1937年11月，日军一支骑兵侦察队窜入堂邑一带活动，范筑先率部队在溧水镇设伏，全歼十几名日军。1938年3月，他率部两次攻入日军占据的范县，毙伤许多日伪军。徐州会战期间，他组织地方武装和民众后援队，给予前线作战的国军极大支持，并率部参与阻击了前来增援的土肥原师团。1938年8月，范筑先的次子、青年抗日挺进队大队长范树民在济南战役中壮烈殉国。范筑先又任命年仅20岁的二女儿范树琨为挺进大队队长，并先后将长子、长女、三女儿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堪称满门忠烈。范筑先忠诚爱国、誓死抗日的精神深深感动了社会各界，也感动了毛泽东。1938年10月，黎玉和张经武带领派往山东的200名中共干部路经聊城，范筑先亲切接见了他们，黎玉转交了毛泽东写给范筑先的亲笔信及《论持久战》一书。毛泽东在信中高度赞扬了范筑先在敌后坚持抗战的爱国热忱，勉励抗战到底，共期胜利。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蓬勃发展令敌人大感恐慌，日，日军由济南、德州、禹城分三路进攻鲁西北，中心目标是聊城。 范筑先决定把各机关、学校全部转移到农村，枪支弹药运到城西南的张炉集，并动员群众出城避免伤亡，同时任命军法处处长刘佩之任城防司令，率游击营和第二支队两个连负责城防。 14日上午9时，日军的先头部队步炮兵300余人、汽车坦克10余辆，在飞机配合下发动了对聊城的进攻。范筑先和中共党员张郁光、姚第鸿指挥游击营、卫队营、手枪连、传令队等部队守城作战，下午4时，整座城池已陷入日军包围中。15日上午9时，日军用大炮平射，将东门轰开后蜂拥入城。激战中，守城官兵大部牺牲，范筑先多处受伤，腿骨被打断，他仰天长叹：“天不成我，只能以死报国了！”遂举枪自戕，时年57岁。下午5时许，聊城被日军占领。范筑先将军和共产党员张郁光、姚第鸿及城防副司令郑佐衡、警察局局长林金堂等守城壮士700余人壮烈殉国。范筑先将军殉国的消息传出后，举国痛悼。12月13日，重庆举行追悼大会，蒋中正及国民政府要员，中共方面的朱德、彭德怀、吴玉章、董必武等分别送了挽联。蒋中正送的挽联是：碧血为山河，百里危城留与社会树模范；浩气存天地，千秋青史合为民族表英雄。朱德、彭德怀送的挽联是：战事方酣，忍看多士伤亡，显其忠勇；吾侪尚在，势必长期抵抗，还我河山。吴玉章、董必武送的挽联是：三友见精神，松道遒，竹身直，梅花亦自清高，格老气苍，直到岁寒全晚节；
一门尽忠义，夫殉职，妻为民，子女都称勇武，品廉儒立，共纾国难绍遗风。国民政府“特令褒扬”，通令全国下半旗三天。1988年，聊城市修建了范筑先纪念馆，邓小平为纪念碑题写了“民族英雄范筑先殉国处”，徐向前元帅写下了“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的题词。刘桂五中将：英雄头颅今何在西安。日早晨，天上飘着清雪，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军官骑着一匹黑骏马疾风般驰入张学良下榻的公馆西楼。卫士报号的声音刚落，张学良就喊：“快进！”侍卫副官处的上校副官刘桂五应声而入。刘桂五1902年出生于辽宁朝阳县，比张学良小一岁，容貌英俊，性情开朗，是个很有激情的铁血汉子，抗战以来一直主张“放弃内战，打回东北老家去”，因此很受张学良的欣赏。此刻，身穿睡袍的张学良一脸疲惫，满眼血丝，像是一夜未睡的样子。刘桂五刚刚跨步进门，张学良当胸就给了刘桂五一拳，刘桂五笔直挺立，纹丝不动。张学良微微一笑说：“好小子！是块料！看来我可以把一件大事交给你办了。”“少帅请讲！”刘桂五朗声说。“我要交你办的可是天大的事，搞不好小命就丢了，你敢吗？”“下官受少帅信用之恩，愿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张学良缓缓坐到雕花太师椅上，端起碗茶呷了一口说：“我要你去把杨虎城干掉。”刘桂五一愣：“少帅，杨将军和你志同道合，同舟共济，亲如兄弟，而且一心一意致力于抗日救国大业。何来如此深仇大恨？要把杨将军干掉？”张学良冷眼一抬，瞟瞟刘桂五：“不要问理由，你干不干？”“只要少帅有令，万死不辞！”张学良哈哈大笑：“好！我不过是试试你的胆气，不愧我的心腹爱将！其实，我要你办的是另一件比天还大的事。”接下来，张学良简要讲述了这几天他向蒋中正进谏的情况。12月4日，蒋中正率领国民党文武大员和侍卫队宪兵第三团飞到西安，当天，他就把张、杨两将军召到临潼华清池，劈头盖脸训斥了将近一个小时，责备他们没有认真执行他的“剿匪”计划。张、杨两将军泣泪痛陈：“国难当头，我们的很多官兵都出生在东北，期望停战，打回老家。恳请委座放弃‘剿匪计划，发兵抗日。”蒋中正大怒，说：“你们是军人，应当懂得打仗必须取胜的道理。国家乱成这个样子，要我怎么抗日？”杨虎城说：“眼下全国民众呼声甚急，共党那边也在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委座是国家领袖，只要发一声号令，停止内战，团结全国，动员起四万万军民，何愁倭寇不能驱除！”蒋中正说：“‘共匪不除，国无宁日，你们不必多言，‘攘外必先安内是既定国策。我拿军费养着你们二十多万大军，剿匪这点小事都办不了，要你们何用？你们如果不办，我就调中央军过来。”蒋中正是日本军校训练出来的，日本军人的铁血意志，他本人的固执而决绝的性格，再加上中国文化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古来传统，令他一旦想定、决定的事情很难改变。此后张学良又数次苦苦进谏，都遭蒋中正拒绝，两人甚至发生激烈争吵。怒气冲冲的蒋中正甚至把邵力子叫来，要他在《大公报》发表国民政府对张、杨两将军的弹劾并撤职查办的消息。事情彻底搞僵了。说到这里，张学良长叹一口气，对刘桂五说：“我和杨将军多次苦谏、泣谏都不管用，现在蒋还要撤我们的职，换中央军过来‘剿匪，那样的话，内战必将导致两败俱伤，国家就没救了。”张学良的眼圈红了。刘桂五怒气填膺说：“要是再打内战，我就辞职不干了，拉一支队伍回东北老家抗日去！”张学良沉吟着说：“我和杨将军商量过，要让蒋改变主意，只剩下兵谏一招了，把他抓起来，拿枪逼着他抗日！你年轻时在东北当过胡子，善于砸窑掏窝子，我把你召来，就是要你带兵办这件事。”刘桂五摸摸脑袋说：“可我没见过蒋中正，华清池住了那么多文武要员，万一抓错了怎么办啊？”“这好办，我带你去见见蒋。”两天后，张学良以部下要求拜见领袖、当面陈情为由，带着刘桂五和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见了蒋中正一面。日，西安事变发生，白凤翔、刘桂五等人顺利完成捉蒋任务。后来蒋中正还责备张学良说：“你当初就是为了捉我，才带白凤翔、刘桂五来见我的吧？”事变后，国共合作、举国一致共同抗日的大局形成了。但蒋中正对此事耿耿于怀，张学良被囚禁起来，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被免职，东北军被拆散。但蒋中正网开一面，对参与西安事变的团职以下干部免予追责，刘桂五得以幸免。1937年，打响抗战第一枪的马占山将军受命在山西大同组织“东北挺进先遣军”，顾名思义，这支军队就是准备打回东北老家的，刘桂五被任命为骑兵六师师长，划归先遣军建制。在缺少足够后勤给养的艰苦条件下，刘桂五率领骑六师驻守绥远，浴血奋战了八个月，有力遏制了日军进攻。后来马占山受命“警卫伊盟，兼守河防”，拒敌于黄河以北。刘桂五的骑六师是先遣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其夫人也手持双枪，随军作战。该师铁骑纵横，军刀闪闪，来去如风，多次奇袭日军据点，曾一度攻占萨拉奇火车站，切断了平绥铁路，还活捉了卖身求荣的伪蒙康王，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给养。马占山将军笑说：“咱们一边杀鬼子，一边还得感谢鬼子，因为咱先遣军就是靠鬼子武装起来的！”1938年4月，马占山率军迫近敌军据点张北，日军得知先遣军司令官就是打响抗战第一枪的马占山，必欲除之而后快。此前鬼子吃够了刘桂五骑兵师快速来去的苦头，遂调集4个摩托化师团迎击，双方激战五昼夜，马部给敌人以重创，但自己亦损失重大，弹粮将尽，不得不退入武川县一带。但日军闻风而至，4月21日拂晓，日寇将马占山部团团包围在黄油干子村。敌人100余辆汽车、50多辆铁甲车载着数千鬼子，又有33架飞机配合，发动了对马占山部的疯狂进攻。激战中，刘桂五力请马占山和军部择路先撤，同时让夫人也跟着撤。夫人不肯，要与他“死活都在一起”，刘桂五吼道：“我身为军人，只求为国捐躯。你得好好活着，咱们还有老人和孩子啊！”夫人不得不上马与丈夫泣泪而别，随军部撤退。刘桂五率部在黄油干子村北的树林中顽强向日军还击，不幸中弹殉国，年仅36岁，骑六师官兵也大部牺牲。
听说心腹爱将刘桂五牺牲，马占山热泪喷涌，不顾随行官兵阻拦，调转马头疾驰到村北树林中，跪倒在英雄遗体前抚尸大哭。他叮嘱仍在顽强抵抗的骑六师官兵将刘桂五遗体就地掩埋，等战后再隆重入殓。数小时后，日军攻入树林，发现了掩埋刘桂五的那片新土 ，他们遂掘土搜尸，割下头颅拿回去报功。血战结束后，马占山派人和刘夫人一起找回英雄的无头遗体，运到西安，安上木雕假头隆重安葬。国民政府追授刘桂五陆军中将军衔。蒋中正的挽联是：绝塞扫犯夷，百万雄师奋越石；大风思猛士，九边毅魂似睢阳。朱德、彭德怀的挽联是：贵军由西而东，我军由南而北，正期会合进攻，遽报沉星丧战友；亡国虽生何乐，殉国虽死犹荣，伫看最后胜利，待收失地奠忠魂。黄油干子一役，粉碎了日寇全歼马占山部的企图，“东北先遣军”在马占山率领下，在伊盟一带站稳了脚跟，与兄弟部队坚持抗战八年，使拒敌于黄河以北成为现实，日寇始终未能跨过黄河一步，为保卫大西北，保卫陕甘宁做出重大贡献。战后，有人说，刘桂五将军的头颅被日寇割去运回东京，被泡在福尔马林溶液的玻璃瓶里当做战利品在国内展示，以“鼓舞军心和民气”。时过70周年，至今英雄头颅不知所在。第八章 两军对峙，血战不休武汉会战后，中国政府和全民族的抗战意志绝无动摇，日本意识到速胜中国已不可能，于是变换手法，加强了对中国政界人物的诱降。曾自诩为“总理接班人”的汪精卫自蒋中正独揽国民政府军政大权后深感失意又不甘寂寞，常与蒋氏唱反调。眼见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相继失守，时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遂与政坛上一些软骨头组成一个所谓“低调俱乐部”，专门唱衰中国，主张放弃抵抗，与日媾和。经与日方代表重光葵多次秘密沟通商谈条件，1938年12月，汪精卫突然出走越南河内，并发表决意卖身投靠日本的“艳电”。 1939年1月，国民党中常委召开临时会议，宣布撤消汪精卫的一切职务并永远开除其党籍。1940年3月，以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陈公博、林柏生为骨干分子的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日，蒋中正发表公开信：《告全国军民书》和《告友邦人士书》。信中指出：汪精卫集团之“善邻友好”，实质是日华合并；所谓“共同防共”，实质是永久占领；说是“经济提携”，实质是经济独占。他表示决心加倍努力，驱逐日军。号召全国军民勿受敌人煽惑，团结抗战，粉碎敌人的阴谋。希望国际友邦不要供给日本军火，揭露日本企图征服世界的野心。希望友邦速效予以制裁。对于战争形势可能出现的变化，毛泽东做出了敏锐的预言。1938年9月至11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他强调指出，目前虽然整个力量对比还没有改变，日本尚有一些余威，但经过前一段时期的较量，日本兵力不足和分散的弱点将更加暴露，而且，日本还要北抗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因此，日本的进攻已接近顶点，敌我相持的局面即将到来。陈安宝上将：被炸飞的遗体1891年，陈安宝出生于浙江省黄岩县一个贫苦农家，从小父母双亡，靠长兄支撑家庭生活。他聪明好学，放牛割草之余，常跑到附近的作新小学偷听老师讲课。一位老师发现后，建议校长说：“这么好学的孩子将来一定会成大器的，我们应当把他收进来。”校长慨然允诺，陈安宝由此成为作新小学第一个免费生。作新小学的师长也成为陈安宝视为“恩同父母”的一生敬重与牵挂。辛亥革命后，陈安宝满怀报国之志，从家乡徒步赶到南京报名从军，因表现优异，被送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科第三期学习，毕业后参加北伐，屡立战功，从排长一路飚升，至抗战时升任国民革命军第26军79师少将师长。陈安宝每次战斗、提升，都写信告诉家乡作新小学的校长老师，感谢他们的教育和培养。校长每信必回，称陈安宝是“家乡民众和全校师生的光荣”，期待他精忠报国，杀敌立功，为家乡争光。有一段时间，校长好长时间没有来信了，陈安宝心甚不安，赶紧给家乡的同学和友人写信打听，才知道作新小学因家乡发生台风，教室倒塌，学校又无钱修复，只好停办了。陈安宝当即慷慨解囊寄回家乡，请校长重新选址，建一所新的作新小学。并题写了一张条幅“努力学习，光明在前”，赠送给全校师生。新校舍很快在洋屿街边建起来了，学校有平整的操场，教室和老师的教研室都是新式的小洋房，成为当时全县条件、设备最好的学校。家乡民众为感念陈将军的义举，共同决议把作新小学更名为“安宝小学”。1938年淞沪会战中，陈安宝率79师固守阵地10天，官兵死伤累累，日军却不能前进一步。过后，79师在奉命撤退时主动突入敌后，在德清、崇德，新市、青镇一带收编当地散兵游勇五千余人，在杭州、嘉兴等地多次与日军进行游击作战，其间击毙敌人、缴获枪械、炸毁车辆、击沉艇船无法统计。1938年7月下旬，陈安宝因战功升任第26军军长兼79师师长，不久专任军长。日，南昌反击战开始，陈安宝率79师等部强渡抚河，攻至南昌东南城郊，与各部队向纵深发展，连克机场、车站，并突入南昌城防工事与日军展开肉搏，工事几度易手。日军飞机、大炮随即向我军后方阵地狂轰滥炸并施放毒气，79师伤亡惨重，师长段朗如胆怯畏缩，不听军令，率先撤退，导致我军阵脚大乱，蒋中正下令将段郎如“军前正法”。5月5日，陈安宝亲赴莲塘战场指挥3个师主攻南昌，敌我双方陷入血战。6日下午4时许，陈安宝仅带数名副官和卫士冒着炮火赶往前线督战，途经姚庄时遭遇日机轰炸，陈将军被炸得血肉横飞，当场壮烈牺牲，战场仅拾得一腿，终年49岁。第二天，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惊闻陈安宝军长以身殉国，悲痛难当，特致电蒋中正称：“安宝南浔苦战，迭挫凶锋。今安宝壮烈殉国，伤悼已深，敬请重恤。岳指挥无方，南昌未克，而丧我忠良，敬请重罚，以慰英烈。”蒋中正深知此时南昌已难以克复，于是下令停止反击战。
此役日军伤亡2万4千余人，中国军队伤亡5万余人。国民政府追授陈安宝为陆军上将，中共也在延安为陈安宝将军举行了公祭大会。日，黄岩县人民政府决定，抗战初期由陈将军捐资重建的作新小学，恢复以烈士命名的“安宝小学”。1995年，黄岩县新建了由前国防部长张爱萍题名的陈安宝烈士陵园。同战阵亡的3位将领是：王禹九中将、龚选登少将、杨生少将。唐聚五中将：插在伪“满洲国”腹部的尖刀1898年，唐聚五出生于双城堡（时归吉林省管辖）兰陵镇新化屯，原名唐福隆，正黄旗人。1915年，17岁的唐聚五加入东北奉军，随军开到奉天（沈阳），以后多次入关作战，有一次追击晋军时鞋跑丢了，光脚丫子追出十多里，扛回三条枪，时任旅长的张学良对他大为欣赏，点名送他进入东北讲武堂学习，1928年毕业后当了辽宁省边防军第1旅第1团中校团副，驻防凤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奉“不抵抗”之命全线溃退。防守凤城的第1团在唐聚五的组织下略做抵抗，团长便宣布投降，官兵们随之四散，唐聚五化装成农民，随难民或乘火车或步行，赶到北京，找到张学良下榻的协和医院住处，进屋没说话先大哭。张学良自然明白他的心情，一直默不作声，等唐聚五哭够了才问他：“你想怎么办？”唐聚五悲愤地说：“自己的祖宗地都丢给鬼子了，那还叫中国军人吗？请少帅给个令，我要回去召集旧部打鬼子！”张学良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沉吟一会，他说：“打鬼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本想把你留在身边的，不过你既然想回去，报国之志理当支持，我就委你做第1旅第1团长吧。”他当即签发了委任状。第二天，在通往关外的交通线上，无论铁路公路还是乡间小路，挤满了拖家带口逃往关内的难民，却有一名打扮成农民模样的表情坚毅的中年汉子逆流而上，他就是唐聚五。十几天后，他到达辽宁省东部的桓仁县（现属本溪市），这里与唐聚五的老家吉林接壤，是满族聚居地。唐聚五所在的1旅1团旧部很多官兵都是桓仁人，“九·一八”事变后因奉“不抵抗”之令脱离部队，逃回家乡。唐聚五走东串西，慷慨陈词，动员他们出来参加抗战。一传十、十传百，经广泛联络，桓仁县及周边各县很多爱国青年表示愿意跟着唐聚五打鬼子，不少商贾乡绅也慷慨解囊，赞助军费。日，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更名“新京”的长春宣告成立，唐聚五激愤不已，于21日在桓仁召开秘密建军会议，出席会议的各县、乡代表约30余人。会上，决定成立辽宁民众救国会和辽宁民众自卫队，救国会设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各代表公推唐聚五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4月21日，辽宁民众自卫军正式亮出抗日义旗，第一战就兵分四路，一举夺下桓仁县两个镇的日伪据点并开仓放粮，同时派人潜入各县到处张贴布告，宣布辽宁民众自卫军是中华民国的抗日队伍，以收复东三省失地为目标，伪“满洲国”的一切法令无效，并号召民众“不当亡国奴，参加自卫军”。在唐聚五领导下，辽宁民众自卫队发展迅猛，许多地方小股抗日武装和有正义感的胡子队伍自愿投入其麾下。至8月，自卫军扩大到37路，号称有20万大军。他们与日伪军战斗100多次，曾先后收复辽吉两省14个县，“唐司令”的威名传遍辽宁大地，“唐家军”被内地报纸誉为“插在伪满洲国腹部的一把尖刀”。自卫军的一位团长解麟阁是中共地下党员，出生于桓仁县，他动员全家老小都投入抗战，其中5人牺牲在战场上，堪称“满门忠烈”。1934年解麟阁奉地下党指派，进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任参谋长。日，他带警卫员返回桓仁老家为部队筹款和购买枪支药品，被日伪军发现包围，突围时中弹牺牲。辽宁民众自卫军打出的赫赫声威赢得张学良的高度赞赏，也为他争了光。张学良因在“九·一八”事变中不放一枪一弹放弃了东三省而遭全国民众声讨，“不抵抗将军”之名传遍域中。1932年8月，张学良为一雪耻辱，表达他的抗日决心，在通化成立了辽宁省临时政府，委任唐聚五为辽宁省政府代主席兼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授中将军衔。1933年，日军进攻山海关，我守军进行了著名的长城抗战，唐聚五率领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也参加了战斗。此后，张学良和东北军被调往陕西“剿匪”日军在东三省大大增强了兵力并加紧了对抗日武装的围剿，唐聚五将军孤力难支又缺少后援，只好率部退入关内，他本人出任北平军事委员分会中将参议兼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团司令官。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遭到蒋中正软禁，被视为张学良亲信的唐聚五自然遭到冷落，他的官职也成了基本上无事可干、无仗可打的闲职。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唐聚五在参加中央军事会议时两次请求晋见蒋中正，痛陈东北家乡失陷之苦，请求上阵杀敌，言谈中声泪俱下，数度哽咽难言，令蒋中正大为感动。1938年8月，唐聚五被任命为东北游击总队总司令，率领一批东北出身的官兵从汉口秘密北上，于9月到达已经沦陷的冀东宝坻。在唐聚五的带领下，他们分别深入各地乡镇展开宣传动员，广招兵马。三个月后，东北游击总队正式组建成功，下辖6个纵队，每个纵队约1200人，分别在迁安、玉田、宝坻、遵化、青龙等县展开游击战。官兵们依靠群众掩护，神出鬼没，来去如风，夺据点，设埋伏，炸铁路，烧仓库，有几个县的伪县长或在出游路上，或在烟馆里或在小妾家，先后被游击队干掉，门口还张贴了东北游击总队唐司令署名的布告。鬼子不得不换了新的伪县长，没几天又被干掉了，搞得投敌的土豪劣绅没人再敢出面，出面的也成了“阴阳人”，表面上与鬼子虚与委蛇，私底下帮助游击队做事。在迁安，游击队先后寻战9次，毙伤敌军数百人，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200余支。在热河省青龙县等地作战5次，有一次设伏毙敌一个小分队，而我军无一伤亡。威名大震的“唐司令”成了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把唐聚五的画像挂在墙上，几乎天天对属下叫骂，要唐聚五的人头。日晨，日军侦获唐聚五所部转移到迁安县平台山一带休整，随即乘大雾掩护，派重兵包围了唐军驻地。危急之中，唐聚五将部队分成两部，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突围。最后大部队成功冲破包围圈，而唐将军所率的一支遭遇大批敌人和重武器阻击，激战中他身负重伤，壮烈殉国，时年41岁，随行200余名官兵也全部战死。
国民政府在重庆为唐聚五举行了隆重追悼仪式。延安《新华日报》称颂唐聚五是“九·一八”事变后揭起抗日旗帜的民族英雄之一。张自忠上将：“活关公”威镇敌胆张自忠，字荩忱，1891年生于山东省临清县一个耕读之家，姊妹兄弟七人，自忠排行第五。父亲张树桂曾在江苏省当过县巡按，政声良好，深得人望，后来病逝于任上，母亲带着7个孩子归返临清老家，家境由此转为艰难。张自忠少读私塾，后考入县立学校，16岁由母亲作主，与临清县议员李化南之女李敏慧结婚。辛亥革命爆发后，世风大变，人心激荡，一代有志知识青年纷纷走出家门，或“南漂”或“北漂”，渴望在大时代的巨变中一搏风云——18岁的毛泽东就在此时投笔从戎，当了半年大兵。20岁的张自忠也是如此，他离妻别子，拜辞慈母，拉上五个同乡同学，从山东北上沈阳，投奔了38旅17团团长、临清老乡车震。车震与张自忠的三兄张自清是同窗好友，他对性情慷慨激昂又颇通诗书的张自忠十分欣赏，当即收为侍从，车震升为师长后，又任命张自忠当了师部参谋。1916年，奉军入关作战失败，车震解甲归田，张自忠随他一起回了老家临清。转年，不甘寂寞的车震带上张自忠等人转而投奔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当时，心高气傲的冯玉祥根本没把这位败军之将放在眼里，并未重用，不过他见张自忠模样英朗，仪表堂堂，便打发他进了鹿仲麟教导团当学员，意思是看他“究竟是块什么料”。鹿仲麟官不大，却是民国初期名噪一时的人物。武昌首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之后，全国群起响应，1912年2月，袁世凯决定顺应大势，迫使末代皇帝溥仪逊位，鹿仲麟受冯玉祥指派，进宫办理此事。当时鹿仲麟一手持驳壳枪，一手拿着一个手雷，带了一个排的士兵闯进皇宫，他笑嘻嘻对摄政王载沣和一帮大臣说：“你们要是不听我的话，这颗手雷扔出去皇宫就全塌了。”年仅7岁的溥仪哪见过这阵势，吓得尿都出来了。数日后，慈安太后代签了逊位昭书，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宣告终结。在鹿仲麟教导团的结业式上，学员们进行了射击投弹、擒拿格斗、越障攀高等各个科目的汇报演示，高大威猛的张自忠项项名列前茅，亲往检阅的冯玉祥对张自忠赞不绝口，称他是“模范学员”，当场任命他为新兵连连长。此后张自忠成为冯玉祥的帐下爱将，一路飚升，数年后升任第25师师长兼西北军官学校校长。1930年，由冯玉祥、阎锡山策划的反蒋“中原大战”因未能得到少帅张学良的支持而一败涂地，冯玉祥通电下野，冯军大部被蒋中正收编，张自忠被任命为宋哲元第29军第38师师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张自忠性情忠厚刚烈，爱憎分明，军纪严明，非常注重对官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爱民教育，“九·一八”事变后特别请人编创了《国耻歌》、《爱民歌》和《悔过歌》令官兵学唱。部属中凡有侵扰百姓者一律军法从事，一条军棍打得违纪官兵皮开肉绽，鬼哭狼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是他的口头禅，一个腊月天，天降大雪，寒风呼啸，教导团头头领着学员上操，这些学员都是连级干部，平时管教大兵很严，轮到自己时却缩手缩脚不愿意动，没想到张自忠突然出现在队列前。平时除了参加高级军事会议，张自忠很少穿黄呢军服，都是和一般官兵一样，推光头，吃大锅饭，穿大棉裤大棉袄。他黑着脸大吼：“他妈的！你们都是带兵打仗的，平时练出一副好体格，上了战场才能杀敌打胜仗。手无缚鸡之力，打不能打，跑不能跑，上了战场你们先完蛋了，大兵们听谁的！”他喝令将领操的教导团副团长当场杖责三十军棍，而且要扒下棉裤打。过后，他当众甩掉棉袄、内衣和棉鞋，大喊：“都脱光上身和鞋子，跟我跑！”茫茫风雪中，二百多名血性汉子赤足裸身，跟着张自忠来回跑了十多公里，麾下官兵由此送他一个绰号“张扒皮”。不过，张自忠爱兵如子也是有口皆碑。为照顾回民官兵习惯，他命各部队专设回民灶，由他们自行管理。一次深入兵营视察，发现一个士兵捧着家信大哭不止，班长向他报告说，这个士兵家里极为贫困，最近母亲生病，家中无钱治疗，兄长便把他的媳妇卖进窑子当了“窑姐儿”。张自忠当即下令发给这个士兵30块大洋，要他火速回家为母亲医病并把媳妇赎回来。全班士兵闻言无不泪下，一起跪倒向张将军谢恩。1936年夏，一名人力车夫在天津英租界内遭到英国巡捕暴打，激起公愤，张自忠下令通知全市数千人力车夫全部进入英租界，以“候客”为名静坐抗议，致使租界内交通堵塞，全面瘫痪。英国领事馆不得不请市政府出面解决，张自忠提出“惩办打人凶手，保证今后不得再犯”两条要求，英领事只好乖乖接受。1937年4月，日本邀请宋哲元访日，宋哲元未经国民政府批准，擅自决定由张自忠率冀察平津军政工商考察团前往日本访问，并参加名古屋国际博览会。日本媒体借机对此事大加渲染，国内不明真相，一片哗然，均对张自忠口诛笔伐，称之为冀察政权“头号亲日分子”。在日期间，日本为制造“中日亲善”的假象，请张自忠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参观国际博览会并参加开幕式的剪彩。当天早晨张自忠到达现场后，发现博览会对面的建筑物上张挂着伪“满洲国”的“国旗”，他立即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承认伪“满洲国”，要求必须把该旗撤下，否则他拒绝参加剪彩。当时数十国家的首脑和要员都已抵达会场，时间拖不得，日方只好把伪“满洲国”旗撤了下来。面对国内沸沸扬扬的舆论，当年的大刀队团长董升堂曾当面问张自忠究竟是否真心抗战？张自忠慨然说：“就是把我张自忠的骨头轧成碎粉，用化学（方法）分析，也不会有一点儿汉奸的气味！”北平保卫战失败后，29军全线撤退，张自忠身背“汉奸”之名到南京请罪，蒋中正自然知道他的委屈，未加深究，后经李宗仁力荐，委任张自忠为59军军长。59军的前身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张自忠又是西北军中的名将，将领们同出一门，情谊深厚，相知甚深。张自忠到任的那一天，全体将领前往火车站迎接，令张自忠深为感动。经过一段时间的“魔鬼训练”，59军很快成为一支军纪森严、作风凌厉的铁军。1938年3月，徐州会战打响，素称“王牌”之称的坂垣征四郎第5师团有25000人，是日军五大甲级师团之一，装备精良，作风强悍，并配有飞机大炮。该师团从北向南逼近临沂城后，迅即发动猛攻，其战略意图是攻下临沂之后，与从南向北进攻的矶谷第10师团会师台儿庄，再一举拿下孤城徐州。从地图上可以看到，临沂、滕县、台儿庄地处鲁南地区，呈三角之势，为徐州东北门户、战略要地，三城一失，徐州必然不保。
负责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第3军团。徐州会战时，庞炳勋奉命率第3军团防守临沂，其实这个第3军团是个虚名，麾下只有一个师计5个团，且因出身地方杂牌，武器装备十分落后，与坂垣的王牌之师完全不能相比。战前，负责指挥徐州会战的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深知庞炳勋一向注重“保存实力”的毛病，也知道他的战力不济，曾找他谈话问“这一仗能不能打下来？”此时59岁的庞炳勋已两鬓斑白，他凛然表示：“过去愚兄在军阀混战中搅和多年，今天想来实在没有意义。当此之际，愚兄愿绝死一战，报效国家！”战斗打响后，庞炳勋指挥所部浴血奋战，整整死守了近两周，部队伤亡三分之二，连炊事员、勤务员、马夫都上了战场，庞炳勋不得不向李宗仁连连告急，请求支援。派谁去？李宗仁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张自忠的59军，当时该军作为徐州会战中的机动预备队，正待命于商丘。不过，李宗仁也有一个难以排解的担忧，他知道，军阀混战的年代里，同为西北军将领出身的庞炳勋和张自忠之间曾有过一战，庞炳勋发兵奇袭，张自忠受了轻伤，还差一点被逮着。自此两人结下深仇，抗战兴起后，两人在军事会议上遇见，为人圆滑的庞炳勋多次满脸堆笑迎上去，想和张自忠套近乎，张自忠都是扭头就走，形同陌路。李宗仁为此电询张自忠，问他能不能前来增援庞部。张自忠只说了一句话：“请长官放心，在下坚决服从命令！”3月12日，张自忠率59军3万将士一昼夜疾奔180公里，以惊雷不及掩耳之势抵达临沂境内。14日凌晨，全军乘夜色暗渡沂水，以“围魏救赵”之策向坂垣第5师团侧背发起攻击。日军大为惊慌，不得不放弃正面攻城，转而集中主力对付59军。16日晚，59军在沂河两岸向坂垣师团之坂本顺之21旅团9000余人发动全线攻势，中国铁军遇日军王牌，3万将士同仇敌忾，奋勇向前。一位团长为鼓舞士气，给每位官兵当场发钞票百元，官兵们大吼：“命都不要了，要钱何用？”于是纷纷将钞票撕碎，抛向空中。战至凌晨3时，敌第三大队自大队长牟田以下悉数被歼，遗尸400余具，59军也付出伤亡近千的代价。守军庞炳勋第3军团余部得知援军大胜，趁势出击，与59军形成夹击之势。坂顺支队腹背受敌，不得不撤到汤头镇缩头不出。李宗仁得知59军伤亡很大，曾来电建议撤退。张自忠回电说：“敌我双方伤亡均十分惨重，眼下都在苦撑，最终胜利取决于谁能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既然同敌人干上了，我们就要拼命打到底，不败日寇，誓不退兵！”经过数昼夜血战，日军王牌第5师团终被击溃，张、庞两军共毙敌近2000人，伤敌近5000人，其中包括日军大佐、中佐和大队长各一名，此战被誉为第一次临沂大捷。此时，沿津浦线北上的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已攻下滕县，川军师长王铭章阵亡。滕县一失，等于徐州门户的三角防线被突破，第59军遂奉李宗仁命令，留一旅协助庞军固守临沂，其余驰援津浦线。得知59军转战费县，坂垣师团经补充兵员给养后，再度向临沂发起攻击，城外防线接连被突破，守军只好退守城池，据险抗击。此时蒋中正和李宗仁都明白，在滕县已失的情况下再失临沂，日军第5师团和第10师团会师台儿庄，徐州会战将全线崩溃。李宗仁一方面电令庞炳勋“务必死守待援”，同时急令张自忠调头二度驰援临沂。24日，59军又奇迹般地出现在临沂战场上，部队虽然屡经大战未得休整，且几度长途行军疲惫已极，但士气不减。战至29日，其他援军也紧急赶到，各部于30日发动总反攻，获得第二次临沂大捷，据说撤退时坂垣征四郎丢弃了大衣和手杖，乘坦克逃得一命。两次临沂战役，张、庞两部共歼敌5000余人，彻底粉碎了坂垣、矶谷两师团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此后矶谷师团孤军深入台儿庄，进入我军包围圈，悉数围歼，台儿庄大捷名震全国。1938年10月，张自忠由第59军军长升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后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1938年11月到1939年4月初，张自忠指挥所部在鄂北先后进行了4次中小规模的战役，歼敌数千，国民政府特授予张自忠上将军衔。1939年5月，随枣会战开始，张自忠率部取得“鄂北大捷”。12月，又率右翼兵团歼敌4500余人，取得“襄东大捷”。每战，张自忠无不慷慨誓军，激励官兵报国杀敌，并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其勇猛善战令日军闻风胆寒，很多日军将领对他深感敬畏，私下称之为“活关公”。日，枣宜会战打响。张自忠当天亲笔书谕第33集团诸位将领：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黄）维纲、（刘）月轩、（樊）伦山、（祝）常德、（刘）振山、（金）子烈、（刘）纯德、铭秦、（张）德顺、（张）德俊、（吴）迪吉、（翟）紫封、（李）九思、（范）绍桢、（安）克敏、（杨）斡三、（陈）芳芝、（于）之哲、（张）文海、（朱）春芳诸弟小兄张自忠手启 五、一10日，我第5战区主力开始向枣阳地区展开反攻，先后收复信阳和枣阳，日军陷入被动。5月中旬，张自忠部与日军主力第39师团作战。为达到阻截目的，张自忠决定和副总司令李文田亲率第74师两个团和总部特务营，冒险渡过襄水河迎击日军，计划再由主力部队38师、180师在外面形成包围，打一个歼灭战。幕僚和参谋们都力劝张自忠不可冒此风险，说：“长官身为第5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万一有失，后果不堪设想。”此时的张自忠早已抱定为国捐躯的决心，他说：“你们不必多说了，文官敢言，武将敢死，国家才有救！” 10日拂晓，张自忠将指挥权移交给副总司令冯治安，遂与李文田率两个团和总部特务营共2000余人突入敌腹地，据守山头与日军激战，双方持续血战五昼夜。此时在外线，因敌军顽强阻击，我38师、180师无法及时构成包围圈。在内线，日军尽遣援军5000余人将张自忠和所部官兵团团包围。敌我双方拼命厮杀，血肉横飞，山头阵地得而复失多次，张自忠被迫退守南瓜店。
16日，日军通信部队截获张自忠司令部所发出的无线电讯，当即通报给第39师团称“敌第33集团军总部即在沟圆（南瓜店）”。第39师团得知“活关公”张自忠就在包围圈内，随即发动持续猛攻，飞机大炮将南瓜店轰成一片火海。这时张自忠如果选择西渡汉水或东撤大洪山，仍有脱离险境的希望。部下多次劝张自忠退走，均遭坚决拒绝。战至5月16日下午5时，我军伤亡殆尽，张自忠左肩中弹仍不后退，奋臂向余部大呼：“青山处处埋忠骨，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和鬼子拼了！”未几胸部再中数弹，身体倒地，他厉声命令部属：“你们快走，我自己有办法！”遂举枪欲行自刎，副官朱增源扑上去把枪抢下来，然后招呼士兵把将军背起来，且战且走，未几将军因力竭血尽，壮烈殉国，终年50岁。随行官佐及特务营营长除战死者外，为免受敌辱，都饮弹自尽，日军目睹现场，无不惊骇异常，深感震慑。冯治安惊悉噩耗，第二天致电李宗仁报告了张自忠牺牲过程，并称“将军遗体正在寻觅中”。随同张自忠作战的副总司令李文田和极少数官兵在突围激战中滚下山崖，与张自忠失去联络，途中遇到张自忠的卫兵谷瑞雪，才得知将军殉国的详情。蒋中正得知张自忠殉国后，立即下令第5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当夜，黄维纲师长亲率数百名官兵突入南瓜店，找到张自忠的遗体抬回。18日上午，张自忠遗骸运抵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将士痛哭相迎，副总司令冯治安含泪查看将军伤势并重新收殓遗体。此后将军遗体由陆路运至宜昌，停灵东山寺。消息传出，宜昌民众前来祭悼者逾数万人。28日，灵柩运至重庆，蒋中正、冯玉祥等军政要员肃立码头迎灵。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并为张自忠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蒋中正题词“勋烈常昭”，李宗仁题词“英风不泯”，冯玉祥题词“荩忱不死”。8月，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题写了“尽忠报国”的挽词。张自忠在5月7日赴河东战场的前一天，也就是6日晚，亲笔给冯治安留下临阵遗嘱：“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如不能与各师取得联系，奔着最终之目标，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此安慰，以后公私，请弟负责。由现在起，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张将军壮烈殉国后，夫人李敏慧悲痛万分，肝胆欲碎，绝食七日而亡。在枣宜会战中阵亡的还有张敬中将、蓝挺少将。钟毅中将：饮弹自尽的沙场诗人钟毅，字天任，白面长身，儒雅博学，1899年生于广西扶南县（今扶绥县）长沙村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钟曦堂为清末秀才，后到南宁设馆教书，三子三女都入馆就学，饱读诗书，成人后三子皆成大器，钟毅当了国军中将师长，次子钟纪当了国军军长，三子钟协当了扶南县县长。其中钟毅最显天资聪颖，博闻强记，治学也最为刻苦，少年时便能吟诗作画，挥笔成文，议论风生，深得老父喜爱。1917年，18岁的钟毅以第三名成绩考入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后目睹国家战乱烽起，遂投笔从戎又考入韵关讲武堂，其时写有自题诗一首：男儿仗剑出乡关，不斩楼兰誓不还太息中原长板荡，要将只手挽河山讲武堂毕业后，钟毅参加北伐，因作战英勇升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上校团长。他的学识及文笔深得李宗仁欣赏，后被派往日本学习军事，归国后入第4集团军总部任上校参议，兼广西大学军训大队长，1934年再入陆军大学深造。全面抗战爆发后，钟毅被任命为第31军138师第414旅少将旅长，随军北上抗日，先后参加了徐州会战和武汉保卫战。1940年4月，日寇集中5个师团的兵力，配备大量装甲车、大炮，并以空军配合，发动了第二次随县、枣阳战役，钟毅率173师和174师（师长张光玮）、189师（师长凌压西），固守随县、枣阳正面。5月5日，日军突破左邻部队防线，我军被迫撤退，军部指示173师担任后卫，牵制日军，掩护主力撤至唐县镇一线。激战中，我军、师及长官部的无线电通讯全部失灵，伤亡过半的173师与上级失去联系，在枣阳以北的太平镇被敌包围，钟毅组织部队边打边退，至5月9日，钟毅胸部中弹，身边只剩下十几个卫士。于是他下令士兵各自分散突围，然后将作战资料、信件、日记本及印章等物埋在芦苇丛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冒着弹雨中挺身而起，仰天长啸：“中华民族奋起呀！抗日必胜，建国必成！”遂举枪自尽，时年40岁。钟毅牺牲后，国民政府在唐河县湖阳镇创办了“钟毅纪念中学”，在其牺牲地苍台镇丁湾村建了衣冠冢，竖有“钟毅将军殉国处纪念碑”，同时在钟毅将军的家乡——扶南县长沙村创办了“天任中学”，以示永久纪念。马玉仁中将：从横行江湖到抗战老将1875年，马玉仁出生于盐城县陆沟乡马家墩村，父亲马京元是庄稼汉，少时习武，性情豪爽，爱打抱不平，农闲时以贩盐补贴家用。家有孩子三男四女，马玉仁在男孩中排行老大。马玉仁从小活泼好动，仗着身高力蛮经常欺负同学，结果读了两年私塾就被老师撵了出来。此后他一边随父贩盐，一边拜师习武，16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家境一落千丈，生活重担全部落在他和守寡返家的三姐身上。到20岁出头，马玉仁已长成近两米高的壮汉且有一身武艺，马上马下，拳脚套路，刀枪剑戟，无不精通。有一次与邻村发生群殴，他使一条红缨长枪放倒数名大汉，自此名声大震。1905年参加县级武考，名列第八，按理就可以等着发文参加州府武考了。不想清廷很快宣布废除科举制度，马玉仁见仕途无望，惆怅不已，不过这倒激发了他打拼人生、扬名立世的雄心壮志，这个庄稼汉的儿子再也不肯安心做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了。因生活所迫，马玉仁和三姐再次投身贩盐之业。一次，途中遇上两个税警盘查，税警见三姐美貌可人，不仅要把马匹贷物全部没收，还要绑人，言语中对三姐多有调戏。马玉仁大怒，操起长竹扁担，三招两式就把两个税警打得脑浆迸溅，倒地而亡。过后他让三姐躲避到亲戚家，他拣了两支枪加入一个青帮盐贩团伙，开始闯荡于江湖。两年后，他凭着丰富的贩盐经验和一身超绝武功，成了团伙首领，所率船队有土枪、土炮和毛瑟洋枪（时称五子钢枪），一时名声大震，连官衙缉私营的官兵都闻之颇为胆寒。就在他的黑道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之际，水路上却遇到无锡盐霸刘广福的阻拦，双方船队多次发生碰撞、冲突和交火，刘广福仗着有官府内线暗中支持，使得马玉仁屡遭查办，货物多次被没收，由此发生了1908年夏的一场火并，刘广福被杀，其船队和团练部属全归了马玉仁。
自此，马玉仁横行于江河湖海，成了江苏沿江一带最大的贩盐团伙，并且多次与缉私营官兵发生武装对抗，致使多名官兵伤亡。两江总督刘坤一闻之大为震怒，传檄淮安府所辖六县派遣成营成连的官兵，设防于水陆要道，协力缉拿马玉仁。这下马玉仁顶不住了，只好四处奔逃避难。次年，有家归不得的马玉仁处了一个相好卜寡妇，靠她介绍，扬州游击统领徐宝山（人称徐老虎）收留他当了伍长。自此马玉仁踏上军旅之路，而这正是他少年时代的梦想。凭着壮猛的身体和一身武功，他在徐宝山军中一路飚升，很快当了管带（营长）。辛亥革命爆发后，徐宝山率部投向革命党。在攻打驻扎南京的辫子军（张勋部）时，马玉仁自告奋勇率队突击攻城，他精选一批会武术的士兵，组织起两排进攻部队，一排人手一把毛瑟枪，一排以藤牌做护身、以长矛大刀为武器。攻城时，马玉仁冲锋在前，所辖官兵个个武功高强，攀墙如猴，辫子军被杀得落花流水，后边革命军跟着大批涌入，一战拿下雨花台，马玉仁因战功升任标统（团长），其“虎将”之称也传遍大江南北。1912年5月，马玉仁率部在娄山镇剿匪时三战三捷，袁世凯给予传令嘉奖，并获一等金色奖章。1913年5月，革命党人发动“讨袁之战”，袁世凯任命马玉仁为混成旅旅长，他率部攻六合，克镇江，逼南京，连战皆捷，最后经血战十昼夜首破太平门，著名革命党人黄兴所部败退如潮，“马旅”之名一时威震沪宁，其战绩经常成为中外报纸的头条新闻。11月，北洋政府授马玉仁为陆军中将，实授扬州游击统领。战事稍停，时有空闲。此时雄心勃勃的马玉仁已有功成名就之感，他为再图大业，自悔少时读书不用功，作战时读文书、写军令、看地图都有困难，常被同僚们取笑，于是下决心“恶补”文化。他请来师范教师当家庭教师，事先做好读书习字课程表，日日严格遵守。每次老师进门时，马玉仁都立正迎候，待老师发话请坐时，他才就坐听课。同时马玉仁还要求子侄跟着读书，并为他们设立了三等奖励：甲等为洋琴一台，乙等为手表一只，丙等为笔墨文具一套。其下属后来回忆说，当时马玉仁年近五旬，且已是陆军中将，但学习精神极为刻苦，社会应酬一概拒绝。官佐们去请示公务，只听马府内书声琅琅，读书、学琴、习画蔚然成风，完全不见纸牌麻将的踪影。年近六旬时，马玉仁请求解甲归田。他对乡亲说，自己年轻时做过不少糊涂事，对不起家乡父老，期望在有生之年能为家乡多做些好事，以补愧疚。此后他致力于围垦开荒，兴修水利，创办工商，扶助贫困，为盐城县民众做出很多贡献。1937年抗战兴起，62岁的马玉仁目睹山河破碎，日军暴行，民生涂炭，深感悲愤。他决意倾全部家产投身抗日，子侄们劝他说：“打仗是年轻人的事情，老人家就找个安静地方好好养息身体吧。”马玉仁慨然表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倭寇来犯，正是男儿报国时。吾虽老矣，依然愿将未亡之躯献身疆场，马革裹尸，何所惧哉！我曾当了半辈子军人，就是要找这个好死场！”随后他秉笔上书国民政府，请缨赴战。不久，国民政府发来蒋中正亲笔签发的委任状，任命马玉仁为苏鲁战区第一路游击司令。为表达抗日决心，马玉仁毅然剃掉颏下一绺山羊胡，重穿军服，广散家产，招兵买马，购买武器弹药，集训家乡青壮年，组织起近千人的抗日游击队。上海、南京、武汉等各大城市陷落后，江苏已沦为敌占区，马玉仁率领这支孤军转战于盐城与阜宁之间，与日军作战数十次，毙伤日伪军80多人，击毁日军汽艇1艘，处决数十名汉奸。他激励所部官兵学习岳飞精忠报国的爱国精神，称“为国捐躯，流芳百世；叛变投敌，遗臭万年。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不是马家人，谁当汉奸我打死谁！”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放弃了优渥的富足生活，倾其家产，自费抗战，率领部队转战山野，风餐露宿，这是何等难能可贵的精神呵！日，游击队在新吴乡与大批日军遭遇。马玉仁意识到，只有冲破敌军防线才有存活的一线之机，但一些战士见日军众多，心生畏惧，不敢冲锋，马玉仁端着冲锋枪冲在最前面，边冲边喊：“子弹不打有福的孩子！”激战中，马玉仁小腿和腹部先后中弹，倒地不起。他自感性命难保，便解下围巾，将手枪、金链怀表等物包裹起来，抛出丈外，以免被日军识破受辱。冲锋枪的子弹打光后，马玉仁仰对苍天浩叹：“天亡我也！”遂瞑目而亡，时年65岁。他是抗战中战死疆场的年龄最大的将军。同期殉职的将领还有郑作民中将、邵一之少将、赖传湘中将、李翰卿中将、黄红少将、刘世炎少将、张胥行上将。赖传湘，1903年出生于江西南康县东山乡，家境贫困，兄弟4人中唯有他学业优良，得以继续读书。小学毕业后，家中无力支持他去南昌继续学业，校长陈赞贤是一位热血青年，当即解囊相助，赞助了一笔路费（后来陈赞贤加入中共，在赣南建立了第一个中共支部，国共合作时出任南康县县长，领导成立了赣州总工会并当选委员长，在南康县，他大刀阔斧改革旧政，废除苛捐杂税，严行禁烟、禁赌、禁娼，使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南康人民特为他挂匾“德在民生”，誉称“铁面县长”，1927年遭国民党杀害）。路费有了，但学费仍无着落。恰在这时，两年前在战乱中跑到家里的一头母猪生下一窝猪崽，父亲把猪崽卖了，正好够学费之用。临行前，校长陈赞贤找赖传湘谈了一次话，指出眼下国运衰弱，战乱不断，民生艰难，有赖于有志青年立报国之心，展大鹏之志，拯救国家和人民。赖传湘唯唯铭记，一生不忘这位恩师。传湘到达南昌后，如愿考入省立第一中学，此后每年的学费都来自家中母猪生育小崽卖的钱。传湘毕业了，那头母猪也累死了。经恩师陈赞贤指点，毕业后赖传湘报考了黄埔军校四期，1926年毕业入伍后参加了北伐。卢沟桥事变后，传湘参加了淞沪战役，战后晋升上校团长。次年在武宁保卫战中晋升为陆军第3师少将旅长。在指挥官的任上，传湘一直与恩师陈赞贤保持着书信联系，对陈赞贤在南康县的广泛民望有所了解。受此影响，传湘也以身作则，严肃军纪，大力在部队中贯彻爱兵爱民的思想。士兵受伤或有病，传湘常亲往探视，解囊相助，严令官兵不得随便进出民房，不允许拿群众一针一线。1937年5月，传湘部队在株洲整训。妻子带着孩子到部队小住。看到传湘每天带领战士修路、挖井、种树，并在屋前屋后种花种草，妻子对他说：“你又不长住此地，何必如此费力。”传湘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部队走了，民众以后有路走，有水喝，留一点德政给地方，这是好事嘛。”
因赖传湘所部军纪严明，在株洲为民众做了许多好事善事，深得百姓爱戴，当地官府、士绅两次代表民众赠予他“万民伞”，成为一段佳话。赖传湘有3个儿子，分别取名振中、复中、兴中，其立志报效国家、期望民族复兴的赤子之心，尽显其中。1941年8月上旬，为备战第二次长沙保卫战，第3师奉命开赴湘北待命。其间他抽空儿回了江西老家一趟，意在告别。临行前，传湘对妻子说：“此次日寇调十数万大军，准备大举进犯长沙，看来鬼子是志在必夺。战场上时刻都有牺牲危险，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我本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我所不放心的是你太年轻，又有五个孩子拖累，如果我有什么事，就辛苦你好好孝敬母亲，努力把孩子培养成材吧。”离家的那天凌晨，传湘亲吻着几个酣睡的孩子，老母站在一旁默默流泪。妻子强忍泪水对他说：“家中有我，你放心，打了胜仗早点回家。”传湘安慰母亲说：“我小时候你就说我是‘吉人自有天相，上中学没学费时，老母猪就不断生下一窝窝小崽供我读书。我当兵以后身经百战，同事们都说我是常胜将军，妈请放心吧，到了战场上，子弹见了我都会拐弯儿的！”母亲和妻子一直送他到村口，直到传湘那高大的身影消失在晨雾中。1941年9月上旬，第二次长沙保卫战全面展开，战斗异常激烈。敌人出动了大批飞机、坦克，并第一次使用空降兵配合作战。190师师长朱岳畏战不前，借口手负轻伤，逃离战场躲进衡阳的医院（后因抗战不力，贪生怕死，被蒋中正下令枪决），赖传湘奉命代理师长，指挥作战。9月8日，激战中传湘左臂中弹，弹留臂中，警卫员黄桂林给他包扎了伤口，并让担架队把将军抬下去，赖传湘怒喝：“你难道让我做第二个朱岳吗！”赖传湘继续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这时敌人的炮火愈来愈猛，敌机轮番对我阵地进行轰炸，赖传湘不幸又被飞机扫射击中，胸前血流如注，警卫员黄桂林奋力将他背起来，赖传湘命令身边官佐继续指挥战斗，然后叮嘱黄桂林说：“我不行了，你以后回南康告诉太太，说我为国捐躯，虽死犹荣，不必过于悲伤。太太身体不好，你要多帮助太太照顾好小少爷。”遗言说完，气绝而亡，时年38岁。战斗结束后，老百姓上山帮助掩埋我军阵亡将士，看到赖传湘魁梧的身躯，都说这个人不像是一般人，肯定是个大官，遂将传湘遗体单独掩埋，并竖起一块无名碑，为后来政府重新安葬将军创造了条件。战后，国民政府追授陆军中将。第九章 中国游击战：三里一队长，十里一司令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激起全中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侨在内的强烈反抗，英雄的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以空前的规模动员起来，团结起来，从风雪塞北到杏花江南，从东海之滨到西北边陲，亿万人民用刀用枪用笔，出人出力出钱，前仆后继投入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景比比皆是。中华大地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时称“三里一队长，十里一司令”。其中有些数据是我们必须记住的，譬如：抗战期间，人口小省贵州征兵45.7万，人口大省四川出兵350多万人，其中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新疆各族人民在抗战头三年捐款折合银元222万元，至1944年共捐献飞机154架；在14年抗战中，约有400万华侨为祖国捐过款，占华侨总数二分之一。从七七事变到1941年，中国军费开支123亿元，其间侨汇总额达53亿元，占军费近一半，并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余辆，卡车数百辆，仅南洋华侨就捐献棉衣700余万件，夏装30万套。日，毛泽东电令八路军：“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7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华北抗战的总结》报告，他信心满满地说：“正因为华北抗战有着决定中日战争胜负的伟大意义，我坚决相信有了华北抗战将近三年所奠定的基础，有了全国抗战的配合，特别是有了我们党中央坚强的正确领导，我们一定能够坚持华北抗战到底，参加全国的反攻，而一直打到鸭绿江江边去。”8月8日，八路军总部下达“百团大战”《战役行动命令》。8月20日，在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左权指挥下，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20、129师和抗日决死队第1、2、3、4纵队等部共105个团的兵力，对华北日军展开了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战斗历时三个半月，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515人；俘虏日官兵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投诚47人，伪军反正人员1845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公里，车站、桥梁和隧道260余处；缴获各种大炮53门，各种枪枝近6000支（挺）。八路军伤亡17000余人。9月，蒋中正得知百团大战取得赫赫战果，特别致电八路军朱德副司令长官、彭德怀副总司令，电文如下：“朱副长官、彭副总司令，迭电均悉，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除电饬其他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部作战外，仍希速饬所部积极行动，勿予敌喘息机会，彻底断绝其交通为要。”项英：蒋中正解不开的“仇共心结”1898年，项英出生在武汉一个贫苦工人家庭，小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小工厂当学徒。在那个灾难深重、血泪横流、黑暗冰冷、两极分化的时代，马克思的激情宣言充满不可抵御的感召力：在打碎旧世界的战斗中，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一条锁链，而将获得整个世界。项英站到了马克思主义战士的行列中。1922年，中共仅有195名党员，项英是其中之一，作为武汉地区代表出席了中共“二大”。1929年，31岁的项英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当时，36岁的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项双雄并立，成为中共党内分别领导中国工农运动的领袖人物，不过那时项英在党内的地位比毛泽东高得多，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黄陂区小布村成立，33岁的项英出任代理书记（书记周恩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为委员。此后他与毛泽东、朱德一起，创建了红军总政治部，同时他以极大的热忱参与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临时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个与国民党政权对立的共和国的雏形从此诞生！在项英主持下，苏维埃政府建立起司法机构，制定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旨在解放妇女的法规。在项英提议下，还建立了红军立功授勋制度，设立了“八·一”建军节，创办了工农红军大学等等，所有这些举措，在中国人民军队发展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项英这些杰出的革命活动受到中外媒体的关注，美国作家尼姆·韦尔斯将毛泽东、朱德、项英并称为“中华苏维埃的三巨头”。抗战中，项英出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军长为叶挺）。新四军在江南各地展开积极勇敢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取得赫赫战果，部队也发展很快，显示出超强的战斗力。1938年12月，西方记者贝尔墩赴新四军军部采访项英，后来他写道，“他有时跟活的《共产党宣言》一样和你谈话，过会又用中国式的殷勤款待你”，并称项英是“新四军的灵魂”。日，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6日，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大规模袭击。叶、项急电延安，请求速向重庆政府交涉，等到周恩来协调下来，仗已经基本打完了。新四军激战7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牺牲。军长叶挺前往国军司令部交涉时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战死。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带着数人突出重围，潜入濂坑村地下党员姜德贵家，姜德贵带着他们躲藏到附近山上的一个山洞，当地称蜜蜂洞。跟来的战士有项英的警卫员黄诚，还有在后勤部门管理马匹的干部刘厚总。以后数日，姜德贵不时送些粮食蔬菜上来，项英都坚持付费。这个细节被刘厚总注意到了，他发现项英、周子昆随身带着新四军军费，其中有金条、银元和法币。眼见新四军溃败四散，刘厚总自感前途无望，遂起叛逃之心。事发当晚，为排解心情，项英和周子昆点上油灯，用树枝做成的棋子下棋，刘厚总在旁观看，不时响起的笑声稍稍驱散了连日来悲怆的心情。下半夜，大家都睡着了，刘厚总悄悄起身，摸黑向项英、周子昆和警卫员黄诚连开数枪，随后带上金条、银元和法币仓皇而逃。项英、周子昆当场牺牲，警卫员黄诚重伤。他挣扎着追出山洞，但在夜色掩护下，刘厚总已窜进林子不见了踪影。项英遇害时年43岁。刘厚总跑下山以后，路遇国民党军的哨卡，随身所带钱财当即被没收，押送指挥部受审。军官见他蓬头垢面，破衣烂褂，身上居然带了那么多钱财，肯定不是好人。刘厚总说自己枪杀了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是前来投奔国军的。但军官就是不信他——也许是为了私吞新四军那些军费——还上了大刑，把刘厚总打得皮开肉绽，狼哭鬼嚎。不久他们把刘厚总押送重庆，关进渣滓洞整整5年，直到解放前夕才放出来。出狱后，刘厚总改名换姓，流落到江西省新余县，在一家盐铺当账房先生。1952年，当地公安局局长在巡察工作时意外撞见刘厚总，这位局长是新四军老战士，认识刘厚总，知道这个叛徒杀害了项英和周子昆，随即将刘厚总逮捕，经审判执行枪决。同战牺牲的将领还有：罗忠毅、廖海涛、周子昆、袁国平。左权：悲歌一曲唱大风日，左权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黄茅岭村（解放后改名将军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58年当地修建水库，这个村子便沉睡在浩浩烟波之下了。1924年，新建的黄埔军校从1200名考生中录取了350名一期生，19岁的左权名列其中。1925年12月，因左权学业出众，在作战中表现英勇，经中共党组织运作，军校特别选送他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专修军事课程。1930年，25岁的左权学成归国，被党组织派往闽西苏区担任红军军官学校一分校校长。毛泽东得知从苏联回来一个黄埔一期生和伏龙芝军事学校的高才生左权，而且是自己的湖南小老乡，对他十分关注，一个月后将左权调入中央苏区做参谋工作，经过一段考察后，对左权的军事才能和人品非常欣赏，不久又派他回闽西，出任闽西工农革命委员会常委，再任红军新12军军长。此后，左权率部以“盘式打圈子”的游击战术，配合中央苏区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他的军情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其战略战术思想和畅达简练的文笔深得毛泽东的赞赏，夸他“两杆子都行”。第二次反围剿开始后，毛泽东便将左权调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任参谋处长，分管作战计划。抗战爆发后，朱德任八路军总司令，左权出任副参谋长、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其时，参谋长叶剑英受中央委派，经常在重庆与周恩来处理与国民政府的相关公务，协调关系，参加会议，参谋长的职责实际上大部落在左权的肩上。此时，对左权恩重如山的叔父左铭三写信告知左权，其大哥左毓林病故，家中只有老母孤身一人艰难度日（其二哥童年时即病亡），希望他能回湖南老家看望。左权十分难过，但国难当头，重任在肩，实难成行，他回信说：“……我以己任不能不在外奔走，家中所持者全系林哥。不幸林哥作古，家失柱石，使我悲痛万分。叔父！我虽一时不能回家，但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愿以我的成功的事业报你与我母亲对我的恩爱，报我林哥对我的培养。”老家的亲人听说左权当了八路军的大官，大概有所期待吧，日，左权致信慈母说：“母亲，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我们决心与华北人民同甘苦共生死。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草，准备还吃草。”
赤子之心，报国之情，掷地有声！抗战中，左权多次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1938年2月，日军4万人分三路进攻临汾，与八路军总部遭遇。在左权指挥下，我军坚守阵地3昼夜，保证了数十个村庄的群众安全转移，国民党在临汾、洪洞的军政机关也顺利撤退。两个月后，日军3万余人对山西晋东南地区发动9路围攻。左权根据日军兵力分散的弱点，在内线以游击战牵制和袭击敌军，主力部队则调到外线，寻机歼敌。4月15日光复武乡县城，16日又在武乡县布下口袋阵，全歼日伪军3000余人。随后在张店再歼敌1000余人，并一鼓作气收复辽县、黎城等18座县城，解放人口百余万人，彻底粉碎了日军的9路围攻，一举奠定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基础。官兵们在日夜奔袭的运动中忽东忽西，忍饥挨饿，吃尽了苦头，甚至不知道自己运动到哪里，也不知道日军在哪里，等到打了胜仗才恍然大悟，都夸“左参”用兵神出鬼没，“鬼都不知道他脑子里打什么主意”。1939年底到1940年初，蒋中正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朱怀冰第97军与冀察战区鹿钟麟、石友三部纠集在一起，猛扑太行抗日根据地。身兼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的左权，指挥部队在平汉路一带发起自卫反击战，经4天4夜激战，彻底击溃石友三部的进攻，全歼朱怀冰等部10个团，取得赫赫战果，从此国民党军不敢再越雷池一步，保住了太行抗日根据地。日至12月5日，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我总指挥所设在武乡县王家峪村，左权协助彭德怀投入作战指挥，战役的部署安排得出神入化，进退有序，打击的全是日军的最痛处或最薄弱处，称得上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其间他协助彭德怀出色地指挥了关家垴战役，日军第36师团冈崎大队500余人，除60余人逃脱外，其余均被歼。连北平日军的报纸也说，“此次华军出动之情形，实有精密之组织”。左权工作作风严谨求实，特别注重调查研究。为兴建黄崖洞（位于辽县、黎城交界处）兵工厂，他实地勘测地形，亲手规划工厂布局及防御军事设施的配置，经过一年建设，一座年产武器可装备16个团的兵工厂建立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八路军装备匮乏的现状。黄崖洞兵工厂很快成了日军的重点进攻目标。1941年11月，日军第36师团及独立混成旅团一部7000余人向黄崖洞发动进攻，负责保卫黄崖洞的是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左权要求该团在保卫战中要“以守为攻，以静制动，以变应变”，战斗打响后，经数日激战，在日军已了解我军防守部署，准备集中兵力再行猛攻时，左权忽然下令转移主力，变更防御，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19日，我军在三十亩、曹庄一带设下伏兵，日军进入伏击圈后，即被我密集火力打得阵脚大乱，伤亡惨重，不得不向黎城方向溃逃。21日，我军乘胜追击，一举收复了黎城。此仗我军以1500多人的部队抗击了5000多敌人的进犯，歼敌1000余人，我军仅伤亡100多人，敌我伤亡之比为6：1，创造了抗战以来中日军队死亡对比“前所未有的纪录”。中央军委认为，这次保卫战是反扫荡中“最成功的一次”，应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自此一代将才威震敌胆，这也导致左权牺牲后，日军一定要找到他的遗体而大做宣传。左权不仅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同时还是有创新精神、有独到建树的军事理论家。他与刘伯承合译的《苏联工农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被八路军列为步兵战术教育的基本教材，要求“今后本军关于现代步兵战术的研究，均应以此为蓝本”。左权对游击战术的研究颇具创新精神，从1939年至1941年，他撰写了《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战术问题》、《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重要军事指导性文章40余篇，逾30万字。这些文章都曾被国共两军干部当作教材，在训练班上学习过，因此左权被誉为“中国著名的游击战术创始人之一”。1942年5月，日军纠集3万兵力和大批重武器，再次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当时我主力部队已转到外线作战，而北方局、总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军械部、军工部以及新华日报社等都处于日军的合击圈内，我方能够应敌的兵力只有为数不多的警卫部队。此前，由于多次扫荡遭遇失败，开战前日军专门组建了几支“特别挺进杀人队”先行潜入我根据地，其队员均着便衣，打扮成农民模样，而且大多会讲汉话。他们四出刺探情报，然后把对话人悄悄杀掉，以免透露风声。因此日军在扫荡开始之前，已经把我根据地的情况包括主要军政机关所在地基本摸清。无疑，等待八路军总部的将是一场极其艰苦、残酷的战斗。在彭德怀、左权的周密部署下，八路军总部于5月23日开始转移。5月24日凌晨，掩护撤退的总部警卫连扼守的虎头山、前阳坡、军寨等阵地都爆发了惨烈战斗。但多路日军不顾一切，扔下死伤士兵拼命扑向麻田——那里正是八路军首脑机关所在地。警卫连200多战士顽强地抵御着2000多日伪军的轮番进攻，阵地上弹雨纷飞，炮火连天，左权不顾危险，始终站在虎头山的阵地上，镇定地指挥战斗和机关突围。25日上午，南艾铺、高家坡一线的山沟里，集结着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党校、新华社的几千人马，日伪军的包围圈在一步步地收紧，日机也不时俯冲投弹扫射，受惊的骡子狂奔乱跳，在突围队伍中造成极大混乱。按战前部署，左权率司令部和北方局机关人员为1纵队，沿清漳河向北突围；罗瑞卿率野战政治部直属队和党校、新华日报社为2纵队，向东面突围；杨立三率后勤部门为第3纵队，向东北角突围。此时左权见彭德怀一直策马来回驰奔于路边，大吼大叫着指挥部队和机关人员按序撤退，他迅即赶过去督促彭德怀赶快撤离：“你的转移事关重大，只要你安全突围，什么事情都好办！”但是，彭德怀坐在高大的马背上就是不动。左权急了，以强硬的口气命令警卫连长唐万成：“连人带马，给我推！”彭德怀被感动了，他深情地瞅了左权一眼，然后挥起马鞭，在警卫战士的掩护下向西北方向疾驰而去。左权转向又奔向司令部直属队，继续指挥着大队人马突围。下午2时许，左权突然发现警卫连长唐万成又回来了，他怒喝：“不是让你护送彭总转移吗？”唐万成说：“彭总已冲过封锁线，他特别嘱咐我回来，让你也尽快转移！”左权大吼：“我不用你管！你赶快去追彭总，一定要保护好他！他的安全不仅是个人问题，而且事关八路军的荣誉啊！”说到最后，左权的话语已带了泣下之声。
唐万成不肯走，上前紧紧攥住首长的胳膊不放。左权拔出左轮手枪喝道：“要是彭总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毙了你！”唐万成只得松了手，立正向他无比敬爱的“左参”敬了一个军礼，然后转身朝彭总突围的方向赶去。左权继续来回奔跑着，一边指挥警卫连阻击敌军，一边指挥大家迅速向深山密林中分散转移。时近傍晚，左权指挥突围队伍撤到十字岭处，接连两发炮弹突然落在他身边，碎石土柱冲天而起，身中多枚弹片的左权将军猝然倒下。日，一位才华横溢、智勇双全的八路军高级将领，一位年轻的军事奇才，就这样捐躯在抗日的战场上，年仅37岁。当时北方局党校的3名青年学员跑过山坡时发现了左权将军的遗体，其左额、胸部、腿部都被弹片击中，血流如注，灰斜纹布军装被染得通红，右手仍然紧握着一把左轮手枪。他们取下左权的手枪，迅速将遗体抬到荆棘丛中，拿一床军被盖好，又遮盖了一些树枝。突围出去后他们在一个村子里找到彭总，见面即失声大恸，说左参谋长已经牺牲，并呈上跟随左权多年的左轮手枪。彭总闻言泪下，难过得转过身去，没有接枪……战事结束后，总部警卫连指导员带战士重上十字岭，找到附近老乡买了棺木，将左权遗体就地掩埋。第二天，日军截获到我方“左权牺牲”的电报，特别派了一支部队在十字岭上到处挖掘，发现了将军遗体。事后，日本报纸刊登了左权将军遗体的照片，借以大肆渲染“皇军的胜利”。日军这次大扫荡给我军造成惨重损失，除左权殉国外，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失踪后被俘，在太原监狱中就义；总部通讯科科长海凤阁、新华社华北分社社长何云、北方局调研室主任张衡宇和全室十余名工作人员，以及朝鲜共产党领导人金白渊均在突围中牺牲。这是抗日战争以来我军遭受的最大一次损失。左权牺牲后，在全党全军引起极大震动。毛泽东决定将左权作为我党抗日军人的楷模大力宣传，树立他的崇高的民族英雄形象，号召根椐地全体军民团结起来，为英雄复仇，为取得抗战最终胜利而英勇战斗。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撰文说：“左权同志不仅是革命军人，而且是革命党员。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时代，这成为他以后二十年政治生活中的准绳。他之牺牲，证明他无愧于他所信仰者，而且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赋诗一首，以志悼念，这首诗在朱老总的诗作中当是流传最广的：名将以身殉国家，愿将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轻易不动笔不动情的“三猛将军”林彪，为纪念这位亲密战友，当着左权妻子刘志兰的面，一气呵成，挥泪写下一首长达百多行的抒情诗，题为《悼左权同志》，其风格近似白话，如泣如诉，情感真挚，摘要如下：左权！亲爱的同志，亲爱的战友，你！你躺下了！在你鲜红的血泊中躺下了，静静的无言的永别了。我惭愧，我们本来是在一起的，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战斗。然而当着你战死沙场的时候，我却没有亲自在你旁边，看着你、救护你、抚着你，握着你脉搏跳动停止了的手，马革裹尸还葬你的遗体。当着噩耗传来的时候，我从谈笑中立刻转入了沉默，坠入了沉思：这是巨大的损失！可惜一个忠勤笃实的革命者啊！1932年我们东征打下了漳州，这是我们共事的开始，你不说空话，你忠心干实事……为纪念左权将军，根据太行人民的请求，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批准，日，党政军民等5000余人举行了辽县易名典礼，从此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彭雪枫：人生中十一个难忘的秋天日，彭雪枫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七里庄一个清贫的耕读之家。那是他生命的起点，人生中第一个秋天。将军乳名隆兴，学名修道，兄弟四人，排行为长。父亲彭延泰是“文化农民”，很有头脑，有些积累后便把家迁到县城，前店后厂，以织绸贩绸为业。彭氏家族里有好几位教书先生，爷爷彭如澜、伯父彭延庆都是饱学之士，开了私塾，因此家里文化氛围很浓。彭雪枫从小就表现出对读书的强烈兴趣，5岁时，家里便让他跟随爷爷彭如澜在私塾里读书识字。1928年秋，党组织派他前往天津从事地下工作。转赴天津之前，彭雪枫到北京西山赏了一次秋景，傍晚，夕阳如血，那漫山遍野、层林尽染的红叶映得半边天都是红的。登高望远、极目纵怀之际，他一定十分激动。红色，是血的颜色，革命的颜色，是忠诚、激情、献身的象征。转到天津后，因为隐蔽身份的需要，也出于文学的感怀，他借杜牧诗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之意正式改名雪枫，境界更高一层：雪，取其高洁与坚忍；枫，取其热烈与忠诚。1930年，彭雪枫在地下工作中显露出的智慧与文采引起党中央注意，于是奉调上海中央军委，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他觉得与其过这种“纸上谈兵”的日子，不如到苏区“拿起枪杆子，痛痛快快打上几仗”，周恩来很高兴，说：“红军正需要你这样有文化的干部。”遂批准了他的要求，一代英才终于走上他所渴望的广阔战场，进入正在湖南南征北战的红军第三军团。两个月后他即参加了攻占长沙的战斗，时任一纵队政委的彭雪枫率部首先登城，打开城门，迎接主力部队潮水般涌入，此后为营救被困同志，冒着敌军炮火两度入城，得到军团总指挥彭德怀的通令嘉奖，彭雪枫一战成名。这年9月，他奉命率部从长沙转入江西中央苏区，开始了创建苏维埃政权的战斗，由此成为将军第四个难忘的秋天。1938年秋，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在金秋时节于湘东会师，组成红军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彭雪枫任第六师政委，自此朱、毛认识了这位英姿勃发的青年将军。12月，蒋中正调集10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任命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剿匪”总指挥。张辉瓒一向视红军为一群“草寇”，自恃兵多将广、武器精良，率9000余人长驱直入，时在宁都一间茅屋里的朱、毛二人，在地图上看到这位骄兵之将终于钻进为他张开的“口袋”，相对会意一笑。一声令下，红军12个师分路穿插，把张辉瓒的9000余人分割包围，动弹不得。至30日傍晚，彭雪枫率红六师直扑敌司令部，第八团第一连在一处山口活捉了张辉瓒。毛泽东得到战报，欣喜异常，挥笔写下《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一词：“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接着，在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的战斗中，彭雪枫指挥红六师连战皆捷，赢得“铁师”之称，后转任红二师政委。
1932年9月，国民党陈诚、罗卓英率军进攻我根据地乐安、宜黄等地。红二师为避敌锋芒，师长郭炳生、政委彭雪枫、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各率一团分头转移。行军途中，彭雪枫得知师长郭炳生违背原计划，带着第五团正向白区方向靠近，心知有异，立即带上15名骑兵昼夜驰追，找到第五团驻地。彭雪枫让15名骑兵在外警戒，他只身一人，大步流星直闯郭炳生住室，厉声问他，把五团拉到这里是什么意思？郭炳生满脸通红，无言以对。彭雪枫说：“人各有志，来去自由。现在我们就召开干部会，问大家怎么办？走哪条路？”会上，群情激昂，纷纷要求回到苏区。当夜，师长郭炳生只身逃往白区叛变投敌，竟然没带走一个兵！经过13昼夜强行军，彭雪枫率第五团返回中央苏区。在欢迎大会上，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盛赞彭雪枫挽救了红五团，表现出“应变的机智和勇气”。中央军委授予他“红星奖章”一枚。在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彭雪枫腹部受伤，伤愈后任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0月初，彭雪枫调任中央红军第一野战纵队第一梯队队长兼政委，率部踏上长征之路。他指挥的部队一路担任前锋，在二渡赤水，回师遵义，巧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进军天全城，爬雪山过草地，吴起镇斩尾巴，直罗镇奠基礼等重大战斗中屡立战功。尤其在遵义之战中，他率部一路强行军，出敌意料一举拿下娄山关，并配合兄弟部队击溃敌8个团，再占遵义城，为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打开了胜利之门。深感欣慰的毛泽东挥毫写下《娄山关》一词，其中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之句，足见毛泽东的豪迈之情。在毛泽东战争年代的数十首诗词中，有两首与彭雪枫的战斗有关，这在红军将领中鲜有其匹。两年后，彭雪枫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娄山关前后》，毛泽东读后对他说：“支援主力部队打下娄山关并再克遵义，你是立下首功的。你的《娄山关前后》一文写得好，看来你很有写作天赋，今后可多写一些。”毛泽东还对彭老总说，这个年轻人“有都督之胆，孔明之才”。日，彭雪枫同红军20名高级将领，联名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同年9月，平津危急，华北危急，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响彻大江南北，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的爱国将领们也纷纷疾呼抗战。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委派叶剑英、彭雪枫、朱理治到西安与张学良密商双方停火、联合抗日事宜。三位都是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的儒将：叶剑英，黄埔军校创始人之一，苏联留学两年；彭雪枫，考入北平民国大学而未能入学，写得一手好文章；朱理治，与彭雪枫同岁，生于南通中医世家，清华大学学生。9月24日，叶剑英、徐向前和彭雪枫打扮成商人模样，一袭长衫、足登革履，悄悄进入西安，张学良迅速将他们安排到一个秘密住处。经过多次商洽，双方达成默契。没有这次中共代表与张学良的秘密会商，就不可有后来的“西安事变”和国共第二次合作。张学良谈成了，彭雪枫又以毛泽东特使和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化名彭雨峰，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赶往兰州，会见国民党甘肃省主席、第51军军长于学忠上将，传达了中共方面愿意联手抗日的意愿。于学忠是东北军的核心将领，也是少帅张学良的左膀右臂，两人彻夜深谈，达成一致。此后彭雪枫再到包头，会见了绥远省主席、国民党第55军军长傅作义。11月又赴太原会见阎锡山，临行前毛泽东叮嘱他说：“放心，对人诚恳是不会失败的。”出使兰州、包头、太原的斡旋行动十分成功，彭雪枫的学识、诚恳、忠直和强烈的爱国之心赢得了对方的尊重，两方均达成停止敌对行动、联合抗日的协议。城府极深、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