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来谈谈小说（六七） - 简书
我也想来谈谈小说（六七）
上高中后我开始写日记。因为班主任对我们说：“你们都得写日记呀。”这件事起初抓得很紧，虽然很怪诞得是，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具体是谁在抓。有时候是班主任，有时候是学委，有时候是班长，有时候是组长。反正总有人管这件事。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谁也不抓了，也不知道是谁不抓了。
我是最后一个停笔的，一直写到高二下半学期。
上高中的时候，班主任还说：“你们都得练字呀。”结果所有人都拿起了正楷字帖。这件事也坚持了半年，后来也不抓了。
我特别喜欢做这两件事情。虽然半年后班主任曾对我说：“你这个字怎么和人一样，就是没有长进呢？”我到现在也不甚清楚这个“长进”指向何处。
在以前的时候，很多人对我的印象是“太叛逆”，青春期过后，再用“叛逆”这个词又不太合适，于是又有人说：“你太顽固了。”也许下个十年，我的形象便是“执着和认真”。再下个十年是“老顽固的嗝屁”，再下个十年是“茅坑里的石头”等等，谁知道呢！
半年以后，我受到的批评是：“现在学业这么紧，你看谁还有空闲写日记和练字？”所以有时候的情况便是这样子的，你我只能在这个样子里变得不识时务，换句话说，一点长进也没有。
我总是想做一些美好的事情，不是说正确的事情，只是美好的事情。美好有时候正确，有时候不正确。当我认为记日记和练字美好时，在前半年就属于正确的事，在后来的两年半时间里就属于不正确的事。但是美好的东西总该得有人去付出呀！这不该是合情合理吗？其结果便是在众人眼里，我成为一个怪人。怪在于有一个人练了两年半的楷字，后来终于有了长进，又练了两个月的行书，然后高中毕业了；怪在于有个人写了一年半的日记，感觉不过瘾，又写了一年半的小说，然后高中肄业了。
有一个逻辑关系是，当众人认为我是叛逆时，我就是叛逆的；当众人认为我是乖张时，我就成了乖张；当众人不理睬我时，我就想是不是做错了事呢?
我所谓的“自我”，只是舆论之下的一块橡皮泥。不要幸灾乐祸的样子，说不定你也是，你一定也是。对此海明威说：“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换句话说，这个文化人骂了句脏话，对他的读者说：“笑，笑你妈个逼呀，你以为你是个什么好鸟。”
自始而终，所有的科学家，哲学家，还是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都一致认为宇宙是由数据构建而成的——但我不认为这个社会能够被理科生所理解，假如社会也是宇宙一部分的话。
谈小说这个话题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前前后后写了十几遍，有时候几百字打住，有时候几千字打住，总也写不下去。这个原因尚在分析当中，但我觉得其中不乏我的态度问题。
开写小说后，我有好几年的时间并没有接触过杂文，总觉得不合适呀——评论时事不合适，谈自我不合适，悟道理也不合适。到最后就没什么可写了。在《文字的力量》中我曾介绍到：不愿把文字当作武器。把握这个力度可真是难。
所谓态度问题，大概就是这几年在写小说，而忘掉了杂文的形式，总想写出艺术来。在某一天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写小说很累，大概应了卡尔维诺曾说得“以后再也不能这么写小说了。”这时候我不想写小说了，才感觉杂文可能更像是一段视频所配下的字幕，像是视频里某个人正在娓娓道来一些通俗易懂的语言。是那样得平易近人。
心平气和后，我决定用最简单的时间顺序来讲述这个过程。我们总是能够得知很多的写作手法，有时候是在用时间作为顺序，有时候是在用意识作为顺序。后者的确很费脑力，可能也并不适合叙述一个故事。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上帝把“时间”作为第四维的缘由吧。
这一写，便两万字也打不住了。其中我讲到了很多不属于“小说”的内容，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在时间顺序里，一件事情的出现总是有很深的缘由。就像如果没有周公的奇思妙想，便不存在后来腐朽的封建专制；可如果仅仅是他的奇思妙想，也不足以形成腐朽。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不曾写过日记，便不会选择文字这么愚蠢的方式来发泄情绪，后来也不见得要发誓搞写作。这也怪不得谁，所以班主任会很糊涂地反问：“我让你写日记，让你写小说了
吗？”就如你拿着封建专制地腐朽去质问周公，他也会觉得很冤枉。
我也很冤枉，因为写过一年半的日记后，我的拳头也没有之前那么硬了，打在人身上随时有可能骨裂，所以就只能改变去写小说。但我也可以反问：“你以为我愿意写？”
后来班主任很反感我做这些事情，不太乐意让我继续下去。我想人如果能把命运的东西参考在内，其实会发现很多时候你是决定不了做什么的，你就是这样子，不会因为听过一个道理而改变，不会因为看过一则故事而改变，除非很愚蠢。他没能阻止我干任何事情，虽然也不一定是我想干的。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过去很久后，你才发现当时的每一个决定更像是天意的一种愚弄，除了带着无奈的情绪“唉”一口气，也别无他法。
我现在就在“唉”这口气，还想顺便无济于事地骂娘，同时还要感谢天意让我投身于写作。
“练了半年，这个字怎么和人一样没长进呢？”我总是认为这句话有很深的哲理性，像是一个小和尚问老和尚为什么每天得挑水，老和尚就心里想：“不挑水干嘛去呀。”
后来我看过当时写得日记和第一部小说，使劲揣摩那会儿的想法。但终究也无法说服自己，为什么即便这么拙劣的文字还要视之如宝，依旧坚持了那么久。
我想这个答案老和尚刚好回答过了。但我还想补充得是：如果没有长进，时间都去哪儿了呢？老和尚不屑于这么说，是因为说法太肤浅了。直到有一天有人夸小和尚身材好，便咨询他是在哪个健身房练出来的。
我没有读过很多书，只是练字的时候很无聊，喜欢瞎琢磨。
后更七八，初谈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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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一个女孩子对我说，她是个以貌取人的人，她就是这么肤浅的，怎么回答？
我有更好的答案
直接拉黑伺候！肤浅的人，你是没办法去改变她的，只会她经历了一些事情后，才好改变思想！
采纳率：75%
那么你是希望和她如何发展呢
现在怎么回答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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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大家看小说是否过于投入？肤浅怎么写是他的自由，何必骂人呢
终究是小说，人物都是虚拟的，感觉好多人都把自己放进去了，太夸张了吧无论角色如何变化，都是肤浅安排的，他喜欢怎么写就怎么写，喜欢追书的继续追就行了，何必吵着吵那的。
确实，小说吹主角很正常，作者一开始都埋好伏笔了
就张成自己早就旁白多少回了
可惜当时的我却不知道。
有人想绑架作者思想？自己去写去
不想看不看就行了
反正有的是人看
难得理智粉0 0
都是已经沉迷了的
百度小说人气榜
贴吧热议榜
使用签名档&&
保存至快速回贴写作课||村上春树：我是怎么写小说的？
我的图书馆
写作课||村上春树：我是怎么写小说的？
小说家看似风光，却是份孤独的职业。三十五年来，村上春树出版十三部长篇小说，作品拥有超过五十种语言译本。虽然享誉世界，但他是怎样下定决心走上职业小说家之路？对他来说，人生中幸福的事是什么？究竟如何看待芥川奖与诺贝尔文学奖？读者在他的写作中又扮演什么角色？&面对这些问题，村上春树历时六年，以十二章肺腑之言，真挚又不失幽默地讲述自己写作道路上的故事，和追逐梦想与幸福的人生往事。不论是作为声名显赫的作家，还是认真生活的普通人，他的故事都为人们带来信心和勇气。我是怎么写小说的？[日] 村上春树&施小炜 译&在采访中，有人会问我：“村上先生您写小说时，心中设想的是什么样的读者呢？”每次我都颇感困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专门为了谁写小说的意识，现在也仍然没有。&为自己而写，我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倒是真话。尤其是深更半夜在厨房餐桌边写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时，我压根儿没想到它会进入一般读者的视野——真的。大体说来，我仅仅是意识到自己会“变得心情舒畅”而写小说的。把一些存在于心中的意象，运用自己称心满意、妥帖得当的词句描述出来，再把这些词句巧妙地搭配起来，化为文章的形式……脑袋里全是这种东西。总而言之，会有什么样的人来读这本小说（似的东西）？这些人究竟会不会对我写的东西产生共鸣？这其中隐含着什么样的文学信息？像这类麻烦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力气去思考，而且也没有思考的必要。毫不拖泥带水，或者说非常单纯。而且其中大概还有“自我疗愈”的意义。因为一切创作行为中或多或少都包含着修正自我的意图。通过将自己相对化，也就是将自己的灵魂嵌入和现在不同的外形，去消解或升华生存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种种矛盾、错位与扭曲。而且顺利的话，还要与读者共同分享这种作用。我并没有具体地意识到这一点，但那时心中或许在本能地寻求这种自我净化作用，所以才极其自然地想写小说。&然而那部作品获得了文艺杂志新人奖，成书出版后卖得还算不错，成了话题，我姑且算是站到了名为“小说家”的位置上，也不得不硬着头皮意识到“读者”的存在。毕竟自己写的东西变成了书摆在书店的货架上，而且我的名字被堂而皇之地印上了封面，让不少人拿在手中翻看，因此写起来免不了有点神经紧张。话虽如此，我却觉得“为了自己享受而写作”的姿态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要自己写得心情愉悦，想必也同样有读者读起来感到开心吧。人数或许不会太多，但那也无所谓，是不是？假如与这些人心心相通，也算是如愿以偿了吧？继《且听风吟》之后，《1973 年的弹子球》及短篇小说集《去中国的小船》《袋鼠佳日》这些作品，大多是以这种自然而乐观的，抑或说十分轻松的姿态写成的。当时我还拥有一份职业（本职），靠那份收入生活得还算可以。小说嘛，说来不过是当作“业余爱好”，在闲下来的时候写写而已。&有一位声名显赫的文艺批评家（已经过世了），曾严厉批评我的第一本小说《且听风吟》：“如果诸位以为这种水平的东西就是文学，那可就令人尴尬了。”看到这条评论，我老老实实地以为：“嗯，大概也会有这样的意见吧。”尽管受到如此评价，倒也没有心生反感，更没有怒火中烧。此人与我对所谓“文学”的理解，应该从一开始就截然不同。一部小说思想上如何啦，社会作用如何啦，是先锋还是后卫啦，是否属于纯文学啦，这种问题我压根儿就没考虑过。我是从类似“只要写起来开心不就得了嘛”的姿态开始写作的，彼此从根源上就产生了分歧。《且听风吟》里，虚构了一位叫德雷克· 哈特费尔德的作家，他有一部题为《心情愉悦有何不好》的小说，那正是当时盘踞在我大脑正中央的想法。心情愉悦有何不好？如今想想，那真是一个单纯或者说十分粗暴的想法，不过当时我还很年轻（三十岁刚出头），再加上刚刚经历过学生运动的浪潮，因为这样一种时代背景，反抗精神不免有些旺盛，因此还维持着那种堪称“反命题”式的责无旁贷的姿态，喜欢顶撞权威、反抗权势。尽管不无狂妄自大、稚气十足之处，但回首往事，我觉得从结果来看却是好事。&这样的姿态徐徐呈现出变化，是始于写《寻羊冒险记》（一九八二年）的时候。我心中也大致明白，就这么一成不变地死守着“心情愉悦有何不好”的写法，作为职业作家只怕终将钻进死胡同。就算读者眼下把这种小说风格视为“崭新的东西”，表示理解和喜欢，但如果叫人家整天读一模一样的东西，用不了多久就会感到腻烦。“哟，又是这玩意儿。”注定会变成这种状态。当然，连身为作者的我也会感到腻烦的。&况且我并不是想写这种风格的小说才写的，只是还不具备足够的写作技巧去正面叫板和挑战长篇小说，姑且只能采取这种类似“装腔作势”的写法，才写这种类型的东西。碰巧这种“装腔作势”显得新奇又新鲜而已。可是对我来说，既然好不容易当上了小说家，当然想写写更深刻大气一点的小说。虽说是“更深刻大气”，但并不等于那种在文艺上毕恭毕敬的小说、那种显而易见属于主流的文学。我想写那种写起来让自己心情舒畅，同时又具有正面突破能力的小说。不单是把内心的意象零碎而生动地化为文字，还要把灵感和意识更加综合、更加立体地升华为文章——我渐渐开始这样想。&在那前一年，我读了村上龙的长篇小说《寄物柜里的婴孩》，十分佩服：“写得真好！”然而那是只有村上龙才能写出来的作品。我还读过中上健次的几部长篇小说，也深感佩服。可那也是唯独中上先生才能写出来的东西。每一部都和我想写的不一样。理所当然，我只能自己去开拓独特的道路。只能将这些先行登台的作品中蕴含的力量作为具体例证放在心上，把只有我才能写出来的作品坚持写下去。我为了回答这个命题，开始执笔写《寻羊冒险记》。我的基本构想是尽量不让现有的文体变得笨重，不损害“心情的愉悦”（换言之就是不被“纯文学”的装置俘虏），让小说本身变得深刻、厚重起来。为此就必须积极导入故事这个框架。在我看来，这一点非常明确。而如果把故事当作重点，工作起来势必费时耗日，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在“本职”工作之余利用闲暇就能完成了。所以开始写《寻羊冒险记》之前，我卖掉了一直经营的小店，成了一个所谓的职业作家。当时，相比写作，当然还是小店的收入更高，但我仍然横下心来决定牺牲它。因为我想把生活全都集中到小说上，把自己拥有的时间全部用在写小说上。说得稍稍夸张些，就是“破釜沉舟”，无法再走回头路了。&周围的人几乎全体反对：“还是别这样贸然行事呀。”小店的生意大有起色，正逐渐兴隆起来，收入也稳定下来了，此刻转手岂不太可惜了。不如将小店托付给别人经营，自己去写小说，岂不更好？想必大家都不认为我单靠写小说能吃饱饭吧。不过我没有犹豫不决。我一直有一种脾气：“做一件事，倘若不全力以赴、一拼到底，便心情不爽。”性格使然，大概没法“把小店随便托付给别人”。这是人生的紧要关头，得当机立断、痛下决心。哪怕一次也行，总之我想拼尽全力试试写小说，如果不成功，那也没办法，从头再来不就行了。我卖掉了小店，为了能全神贯注地写作长篇小说，搬出东京的住所，远远离开都市，过起了早睡早起的生活。又为了维持体力坚持每天跑步。就这样，我毅然决然地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或许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不得不清晰地意识到读者的存在了。不过那具体是怎样的读者，我却没有多想，因为也没有冥思苦想的必要。那时候我正三十出头，不管怎么想，看我写的东西的不外乎同龄人，要不就是更年轻的一代，也就是“年轻男女们”。当时的我是一个“新进青年作家”（用这样的词叫人有点难为情），支持我作品的显然是年轻一代的读者。至于他们是怎样的人、心里在想些什么，我无须去冥思苦想。身为作者的我与读者理所当然般合而为一。回首当日，那段时期大概是我这个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蜜月期”吧。&……&自那以来岁月流逝，我已经六十过半，来到了距离新进青年作家的境界十分遥远的地方。尽管并没有规划过什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的年龄会自然而然地增加（没办法啊），而阅读我作品的读者阶层，也随着岁月流逝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是理所当然地发生了变化。只是假如有人问我：“那么，现在阅读你作品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我却只能回答：“哎呀，我一无所知。”当真是一无所知。有许多读者写信给我，此外我也有机会和几位读者见过面。然而这些人无论是年龄、性别还是居住区域，都千奇百异各不相同，因此我的书主要是哪些人在阅读，脑海中还真的涌现不出具体的形象。我自己不甚了解，出版社的营销人员只怕也不太清楚吧。除了男女比例大约各占一半、女读者中美貌的居多（这并非谎言）之外，看不出其他的共同特征。从前有种倾向，好像在城市里卖得不错，在地方上却销路欠佳，但现在没有如此鲜明的地域差异了。&那么，你是在对读者形象毫不知情的状态下写小说啰？看来有人要这么问我。不过细想一想，没准还真是这样。我脑海里并没有浮现出具体的读者形象。&据我所知，好像多数作家都会与读者一起成长。也就是说，如果作者上了年纪，一般而言，读者的年龄也会随之增长上去。所以作者与读者的年龄彼此重叠的情况比较多见。这要说好懂的话，的确也挺好懂的。如果是这样，写小说时当然会在心中设想大致与自己同龄的读者。但我的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此外也有一种小说类型，从一开始就将特定的年代和阶层设为目标。比如说青春小说是以十几岁的少男少女，浪漫小说是以二三十岁的女性，历史小说和时代小说则是以中老年男性为目标读者来写。这也容易理解。不过，我写的小说与这些也略有不同。说到底，兜了整整一个大圈子，话又回到了原处：我的书究竟是哪些人在阅读，对此我是一头雾水，于是就成了：“既然如此，就只能为了自己高兴而写啰。”这是否该说是回归原点呢？真有点不可思议。只是，我在成为作家、定期出书之后，学到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不管你写什么、怎么写，最终都难免被人家说三道四。”比如说写个长篇小说，就会有人说：“太长了，显得冗繁，只要一半分量就足够把故事写完了。”诸如此类。写个短一些的，又有人说：“内容肤浅，漏洞百出，明显偷工减料。”同一部小说在这个地方被说成“重复相同的故事，陈旧老套，枯燥无味”，可换个地方又被说成“还是前一部作品好，新的手法白忙活了”。想一想，其实从二十五年前开始，我就一直被人家说到今天：“村上落后于当今的时代，他已经完蛋了。”吹毛求疵大概很简单，反正只管信口开河就行，又不用承担具体责任，而被吹毛求疵的一方想一样样去搭理的话，身子根本吃不消。于是自然而然地变成了“随它去吧，反正都会被人家说坏话，干脆自己想写啥就写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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