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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时代的五种养老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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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A：咏叹调　　一、王者有如北京······················二、情调者有如上海·····················三、包容者有如广州·····················四、豪爽者有如沈阳·····················五、若愚者有如武汉·····················　　　　B：风光史　　六、沧桑者有如西安··············································　　七、消沉者有如太原··············································　　八、苦情者有如开封··············································　　九、婉约者有如扬州··············································　　十、情义者有如徐州··············································　　　　C：双城记　　十一、暧昧者有如成都············································　　十二、火爆者有如重庆············································　　十三、厚重者有如南京············································　　十四、含情者有如杭州············································　　十五、风雅者有如苏锡············································　　　　D：独角戏　　十六、仗义者有如天津············································　　十七、悲情者有如合肥············································　　十八、孤独者有如厦门············································　　十九、尴尬者有如南昌············································　　二十、潜行者有如长沙············································　　　　E：边塞诗　　廿一、先锋者有如深圳············································　　廿二、柔美者有如昆明············································　　廿三、灵秀者有如桂林············································　　廿四、委屈者有如海口············································　　廿五、寂寥者有如兰州············································　　　　F：姽婳词　　廿六、温厚者有如济南············································　　廿七、悠远者有如洛阳············································　　廿八、大气者有如青岛············································　　廿九、前行者有如长春············································　　三十、香醇者有如福州············································一、王者有如北京　　说到北京，想起前一阵子海默在他的畅销书《中国城市批判》中诠释我们首都“经济符号”时列出有一项是“北京现代”，也许，包括海默在内的很多人都是觉得现代集团不错，以至能成为堂堂牛北京的“符号”。其实不然，作为国都，北京是一种象征，不光是要表现在文化上的中国特色，也应该是经济上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把“首钢”列进去，这绝对英明，毕竟“现代”是外来的和尚，不论它有多么多么的强大，作为北京—中国首都的一个经济符号无论如何是不过去的。也许，可以把“广州本田”作为彰显广州经济活力的典范，但北京不行，它是国都，是中国的城市象征。　　或许有人会质问我道：“民族品派里的长春一汽、十堰二汽还有外资合作呢？这‘韩国现代’咋就不能入您法眼？”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不能因为一外国品牌在中国发展的好就拜爹认娘的实行“拿来主义”，比如德国的宝马车在英国卖的火，厂开的规模也大，你就把宝马说成是伦敦或曼切斯特的“经济符号”，对此，英国佬是万难接受的！又如，在1992年，麦当劳在北京王府井开出了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一家麦当劳餐厅，爱者也众，但能说麦当劳是北京的一个经济符号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关于这个议题，在后面还能遇到，且数量还很可观。　　进入正题，随侃北京。大气、王气、霸气是北京留给中国人的原始印象，照理说来，北京相对于国内其他城市应该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但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自从建国以来，北京户籍的管理可以说是全国最严格的，但从全国大串联时期的红卫兵大军到上世纪末开始那股“北漂”大潮看，多少人还是向往着北京的，但很难说这是由北京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决定的，翻番史书，答案就出来了，也很简单：因为它这是首都！　　西汉时，长安（今西安）可是当时（武帝时）全国乃至全世界（主要指亚欧大陆）不折不扣的的经济文化中心！如西蜀司马相如者、广川董仲舒者对长安都是“心向往之”的，看现在的西安，因其是陕西省会，还是比较像样子的（至少在西北无别的地方能出其右）；又如北宋时的开封正是1000年前全世界最繁荣城市，而今却成为没落城市的代表文本，怎么会垮得如此厉害？很大的原因是省会头衔旁落，经济的下滑，造成人才的流失，之前位于开封的曾经河南高校的老大河南大学农学院已迁到了郑州重新成立了河南农业大学，而前几年，很多河南大学的老师都渴望能把学校搬到郑州去，去办河南的河南大学。原因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制度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国家，政治地位永远是第一位的，它远比经济、文化等其他地位重要，动用政治的威力原可以凭空造出一座城，也可立即毁掉一座城（如隋初毁建康），它可顾不了那么多的“市场规律”。　　北京牛，就因为它是首都，更聚集了些明清留下的建筑和“王气”，可能不少外地出差到北京的人都有意无意中感受到了北京城市的这股“霸气”和北京人的“冲天牛气”。拿刚才提到那本书来说吧，“北京人到了外地，千万别带北京朋友到公园去玩，因为外地城市的公园与北京的公园一比，那简直就是一个小院子。”（第4页），的确，北京的公园是大，但也不能漠视地方上公园的存在，拿江南来看吧，不知带北京朋友去杭州西湖玩玩行不行？够大了吧！也够靓，不然当年乾隆皇帝就不会回京后还仿着西湖的样子把颐和园大力改造。去苏州园林玩玩行不行？够美了吧！如果光以面积来论值不值得一游，显然有失偏颇。看来，贪“大”，是北京和地方比较时的一个重要参数。　　我们可以从地图上看到北海、天坛、龙潭湖、陶然亭是多么的“大”，但北京像日坛、月坛这样的公园也不在少,“吹牛”和喊“口号”向来是北京人的拿手好戏，我们可以去认真审视北京足球队那个“国安永远争第一”的大口号，可是真的好，不过却在联赛里至今没争到过，这不，话又说过了。人人都知道，天安门广场够大够气派！对此，北京人没少自豪，自诩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城市广场。但根据数据显示，天安门广场的面积是44公顷，而江苏省地级市无锡的太湖广场面积是67公顷。广场可以再扩，高楼可以再建，像“大”和“高”这种东西拿来比是意思不大的，北京可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最大的主”啊　　北京人的偏见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大城市哪有不偏见和排外的？上海不排外吗？成都不排外吗（针对西南其他城市）？苏南的城市不排外吗（针对安徽和苏北）？事实证明，哪都一样！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而英国人排外可是出了名的，像利物浦这样的贫困老工业区的地层民众尤甚，他们不喜欢看到外来打工者抢走自己的饭碗，也不希望外来暴发户抢占自己的街区。所以，过分苛求北京就有点一相情愿了。公允的说，是户籍制度把中国人限制在了自己的出生地，北京户口意味着身份和地位，意味着可以享受外地享受不到的社会福利，而子女还可以轻轻松松上北京的名牌大学。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国人的心态是被“利”和“欲”严重扭曲而变形的，但同时我们可以从当年那部风靡一时的《北京人在纽约》里看到北京人也有服软的时候。所以，著名记者李承鹏不认为北京是头脑或心脏，“它其实是胃，不排外，可也别指望它怎么热情的待见你”。　　北京城成了首都，北京话也就成了正统，北京人是没事偷着乐了，但全国人民身上表现出来更多的是自嘲：诸如“四川话差一票就成为了中国普通话标准音”、“南京话差一票就成为了普通话”，甚至持“广东话差一票输给了北京话”这种怪论的在网上也不乏其人。历史选择了北京，留给老百姓的只有些谈资罢了。北京话成了“官话”，北京人说起来自然是难免“眉飞色舞、气壮山河”。　　文明的融会从来就是相互的，自满清1644年入关以来，北京在汉化满人的同时不觉的也接受了满化，特别是清朝后期的散漫自大的旗人习气传染了大批北京民众，嘴上是“爷”（而今换作了“您”）叫的那个响，心里却是谁也不服谁，天子脚下，皇城根前，老子天下第一。说到城市规划不力造成北京今天的“堵”状，梁思成先生泉下有知，真要再呕出几大口血来。本身把行政中心放在“皇城”旁边就不是明智之举，既破坏了故都文物与风貌，又造成拥堵，面临即将到来的08奥运，北京市政府是率先坐不住了，2005年年初，国务院原则通过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提出“两轴、两带、多中心”概念。“十一五”期间北京市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课题研究组建议，重新调整铁路车站的职能和布局。而关于市直机关迁出旧城区的问题，课题组设想了各种方案，网上也吵得沸沸扬扬，外迁目的地也出现通州、大兴之争。但政府却否认了中央行政区的外迁传言，认为时机尚未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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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调者有如上海　　　　上海，在旧时，它曾是华丽的“十里洋场”，在如今，它又是璀璨的“东方明珠”。这座在短短百年内充满着太多传奇色彩的城市，背后其实隐藏着太多历史的凝重。它毕竟太年轻了，所以，我们在听那轻快的“夜上海”舞曲时也呼吸到了弥漫在远东大都市浮华夜色里的一层灰。登上历史舞台才过百年的它，承载起了太多的厚重，而它，又义无反顾的肩挑这个“大”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无怪乎国人只闻有大上海，却并无大北京，大广州之类的称呼。而可以看到现实的是，全国各地不少繁华的中小城市仍然纷纷以“小上海”自居而感时髦，这绝对让上海人开胃。其实，在明朝中叶时，上海人还一度为自己有个“小苏州”的名气而骄傲的，而如今，全国城市里自诩为“小上海”的，可谓是一抓一大把。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罗苏文在她所作的《上海传奇》一书中讲到：“黄浦江的改道是上海港兴起的契机……明代上海港口的地位北不如浏河镇，南不如宁波港。清乾嘉之际，由于浏河口淤塞，邻近的浏家港无法继续发挥北洋贸易港口兼漕运基地的功能，漕运又改成走海运。上海港由此而承担起南北沿海中枢港口的角色。”　　上海向来自认是中国最“BB”的城市，加上张爱玲、王安忆、陈丹燕诸多文字的“推波助澜”，上海，早被认为是中国最彰显贵族气质的城市。的确，上海人有他们的骄傲——外滩，那里有当年号称“远东第一大楼”的沙逊大厦（今为和平饭店北楼），有“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百令海峡最华贵建筑”之称的汇丰银行大楼（今为浦东发展银行），有“情深深，雨蒙蒙”着的外白渡桥……能怀旧的地方对上海来讲，早已拥有太多太多。但美丽挡不住中国人回顾被欺负的过去，正如附近黄浦公园外曾经的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耻辱牌一样。外滩的建筑可以被人称为是“万国博览建筑”，但其实，它们也像一部中国被侵略的历史电影中的几格胶片，像模像样的矗立在黄浦江畔。其中较靠南的一处建筑是李鸿章主创盛宣怀主持的轮船招商总局，在浦东回望外滩时，才发觉这幢泛红的三层建筑是外滩建筑群中的小弟，正如晚清政府的世界地位。的确，“富国强兵”只成了一句口号。我们是反对国人以殖民文化来沾沾自喜的。　　易中天教授在名作《读城记》中把上海定位为“滩”，是中西两大文化浪潮冲击而成的产物。其实，说上海是中西两大文化浪潮冲击而成的产物是抬举了上海，至今，历史感的匮乏正是上海人心中的一道剜不去的伤疤。姑且不必搬出上海的城市发展史而去同西安、洛阳、南京、北京等历代的大都市角力，只需上溯到1840年，然后往下粗数便可知上海的大略。所以，西方文化对上海的影响应该来得更深些。绅士风度大抵是好的，把国内城市屈指数来，在这一点上做得好过上海的却不多，甚至可以说没有。以北京、沈阳为代表的北方城市似乎和“大老爷们儿”更为搭界，而以广州、深圳为代表的南方城市（香港除外）更是无法让人将其与“绅士风度”联系在一起，中西部内陆诸城也万难在这一点上胜过上海，所以，放眼国内，海默没必要在儒雅问题上对上海过分为难。　　上海是有文化的，尤其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可谓是群英荟萃。不论是从常德路上快要湮没的张爱玲故居，还是复兴中路上绿树荫蔽的柳亚子故宅，都可以嗅到海上旧日的残留暗香。徐志摩与陆小曼，郁达夫与王映霞，甚至是鲁迅与许广平，文人们似乎不约而同选择了上海作为他们浪漫或不浪漫的生活场所，这里又是文化前沿，有史量才主笔的《申报》，有邹韬奋主创的“三联”，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尤为激烈。一般认为喜欢张爱玲《半生缘》的都不会拒绝王安忆的《长恨歌》。石库门、弄堂、小公寓以及早已逝去的有轨电车，这些东西也是她们书中经常出现的一幕幕背景和道具。谁不想在小说中世钧每晚送曼桢回家的那种小弄里散散步？谁不愿在虚构的“沪上名媛”王琦瑶现身的舞台下静静欣赏台上的一切呢？多伦路，145号是“左联”，可以想象出上世纪三十年代柔石、殷夫、冯铿们于寒夜中在点点星火的灯下赶制油印传单时脸上泛出的微红；可以记起龙华那五声被鲁迅先生记下来昭示世人的枪响。“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可以，他们也是可以的。“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　　艺术，也是文化的一个层面，说上海的影院是中国最有名的并不为过。南京西路上的“大光明”，淮海中路上的“国泰”，西藏中路上的“皇后”，“大世界”……这些就够了，从它们的身上就可以自然的联想到周旋、阮玲玉、胡蝶这些风云人物。“夜上海”也是在这里演绎，“不夜城”正是在这里体现，但“歌舞升平”之下却是太多的浮华，一旦“日出”。就只能在记忆中去寻找它的华灯和舞步，却已无暇去细嚼和回味了。果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么?那却不然，梅兰芳的蓄须既是正气歌，聂耳的大陆歌便是先锋号。李碧华在《霸王别姬》中哀叹“戏子无义”，那也只是传统的定位罢了，在国破家亡的时分，戏子们也有一番凛然大气，他们也能为民族的脊梁。　　电视剧中的上海男人们也总是西装革履，表情严肃，似乎缺少一些前卫和乖张，其实，苏州河畔的艺术仓库照样比比皆是，一点不比“北京798”差，或者，还要好。　　目前的通论认为，我国第一条铁路理应是1876年建成的淞沪铁路。第一条铁路应该从运输旅客和货物的意义上来讲，而宣武门外那段广告铁路虽然出现较早，但仅仅是供人观赏的模型。1876年由英国怡和洋行在吴淞和上海之间擅自修建的公开运输旅客和货物的铁路，是我国第一条铁路。1866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扩大对我国的侵略，不惜采取欺骗手段，借口吴淞至上海间河道不易疏浚，要求建筑铁路，以便把海运至吴淞的货物经铁路运到上海。这一要求未得清政府批准。英国侵略者不甘心，1875年通过英商怡和洋行将铁路器材从英国偷偷运到上海，擅自铺轨筑路。日上海至吴淞全线完工通车。1877年9月清政府用重金赎回这条铁路，但没有加以利用，却昏庸地把长约15公里的铁路线拆掉了。　　上海的出版业在民国时期可谓是波澜壮阔，直到上个世纪中叶还是中国的出版中心，而现在，大凡冠以“中国**出版社”的出版社都深居北京，上海再牛，要和全中国去扳手腕，显然是自不量力。我们不应忽视，至少，和广州、武汉、西安比，上海在这方面优势还是明显的，这就够了。但我们别忘了，谁也不能否认《文汇报》、《上海英文星报》、《少年文艺》等一大批沪上优秀报刊的存在。《新民晚报》看似是“市民化”的报纸吗？其实不然，《新民晚报》的夜光杯照样有艺术，照样讲高雅。　　美国百老汇为什么对那些经典老歌念念不忘呢？酒吧需要情调，《夜来香》这些曲子在很大程度上正可以视作上海的浪漫温柔的情调，代表上海作为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的气质，播这个，总比直接的“崇洋媚外”好得多。李欧梵在他的《上海摩登》一书中坚持认为：“上海作为都会在30年代早期算是登峰造极了，并一直持续到的‘孤岛’时期……在新中国接下来的三个十年中，上海一直受制于新首都北京而低了一头。而且，虽然上海人口不断增加，但从不允曾被允许去改造她的城市建设：整个城市基本上还是40年代的样子，楼房和街道因疏于修理而无可避免地败坏了……而取代她的则是迅猛发展的殖民城市香港。”　　显然，上海真正的重新发展是在上世纪90年代，短短十几年，怎能过分苛求上海，我们勿要拔苗助长，老本要吃，也要逐步慢慢培养新的势力点。当时的计划经济是全国一盘棋，设经济特区那会儿，深圳、汕头、珠海、海南，一个个拱卫着广州这个华南门户，广州在当时也就是处在想不发展都不行那步，反观上海，进入90年代后，党中央、国务院才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改革开放总体部署，作出了“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新飞跃”的重大战略决策，使上海的战略地位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尤其浦东成为既享有经济特区的政策又享有经济特区的政策外加综合改革试验区，上海的各项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中心城市规模扩大，郊区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布局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城市建设的重点逐渐转向塑造现代化国际城市的综合功能。到现在，由上海掌舵的长三角城市群已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群落，同时也已成为继纽约、多伦多与芝加哥、东京、巴黎与阿姆斯特丹、伦敦与曼彻斯特等城市为核心的五大城市群之后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而长三角地区最为自豪的一点，是文化积淀深厚，人才素质高。这才让珠三角感到恐慌，匆忙出台了那个充满争议的“泛珠三角计划”，不错，深圳接改革开放东风走在了前面，可上海也迎头猛赶着，劲头和速度绝对不输给珠三角任何一个城市的，当然，香港除外。　　也正是几十年的停滞发展，上海把中国第一市场的位子让给了香港。迎头猛赶往往让人气喘吁吁，先天不足的地质条件让陆家嘴和徐家汇那些高楼感觉得有点摇摇欲坠，地铁在城市里的横行固然便利了人们的出行，但不可忽视的是近些年地陷程度加剧，而不均匀沉降可能把现有的地铁管片拉裂，导致上海土地的相对海拔迅速降低，周边湿地功能受到严重威胁，一切都悬着呢！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细数过先贤徐光启一人对上海的意义，我亦表示赞同。只是今日之高楼林立的徐家汇丝毫已不能让人联想上海残存的那一点点明代文化。或许，至少在过去，上海本来就是属于20世纪的上海。上海创造了文化，也无意中毁灭了文化。白云观也好，城隍庙也罢，其间的神像在十年动乱中还不是被砸的粉碎，而那座被强行改为“东方红商场”的“大世界”也应和了当年全国的激进风潮。现在的上海人也开始懂得了珍惜，现代化的东方明珠下也没忘保留一份老上海的模样，苏州河畔也建起了一座“梦清园”，“梦清梦清”，正是想找回自我和涤荡净化的上海人们强烈愿望的外部表征。　　上海是临着海的城市，从市标上那艘乘风破浪的船更可见这一点，但很多外地人来到上海都会发现，上海并没有“海”。人们在都市里穿梭来往可看到的只是黄浦江与苏州河。你可以去听航行在它们上面船只的汽笛声，但却感受不到巴塞罗那、利物浦的那种忘情海风。中华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个海洋民族，从大连、青岛、宁波、厦门这些城市的近代发展史中读出的是列强的侵华史。中国可以有自己绚丽的“丝绸之路”，但却无法把郑和的西洋之路铺开。这些港口城市矗立着的那些西洋建筑的确很美，但却换不起中国人的本民族精神。中国历史上只存在着西安、洛阳、北京这种内陆的大城市，被城墙包裹在里面的人们根本望不到墙外的风景，那些“地方保护”的源头便在此了。上海的文化底蕴并不如一些人想得那么肤浅，它有自己的身后，只是没有容纳这么厚的内涵的时间、空间和眼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什么时候，上海有了“海”才会冲破人民广场上那座博物馆“天圆地方”的那种精神樊篱。相信，那时展出的，不仅只有中国古代才有的绚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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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包容者有如广州　　　　不知是不是真的有着历代“山高皇帝远”的原因，广州的媒体向来厉害且尖锐，但时常各持强而执己见，且难得达成同谋，故对广州作出“最说不清楚”的定位也透着丝丝无奈。所以，广州的表情在不少人眼中看来永远是暧昧的，一般来说，“样板城市”的选择首先是要检查这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有多大，不仅在高新技术上作考察，还会在城市管理和领导上考虑，更应在文化层面上对其深究。　　广州在文化上的确存在缺憾，缺少大师，一直是广州的一块心病。无论是从高校数（质）量或院士数量，撇开北京上海不论，连综合实力远不如广州的南京、武汉、西安这些城市也把羊城是远远拉在了后面，于是，有人便急匆匆得出了结论：“广州没有文化，留不住大师”，但余秋雨先生在谈论广州文化时说：“如果时光倒流30年,陈寅恪还在世,就没人敢说广州是文化沙漠了。”看来，广州并不是一座肤浅的金融城市，它是有自己的品格和气质的。　　广州走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前列，也很早就有了地铁（相比于其他大区的非直辖中心城市而言，如武汉、成都、沈阳）但不是全国一流的地铁，最好的似乎应该首推香港，因为香港地铁是目前全世界唯一无政府财政补贴且能盈利的，其次，乘坐过那豪华上海地铁的人也基本对其充满好感，更随着造价最便宜且创全国票价最低的南京地铁之开通恐怕也给广州地铁的发展带来了危机和紧迫感，所以，第一总是相对的，不是永恒的，比如，计划中的杭州地铁或成都地铁修好好难保不再超过南京地铁。而05年年底，被媒体惊暴出的广州地铁员工家属免费乘坐地铁一事”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不满，如此的运营机制，更是无情的拷问着海默眼里所谓的“最好地铁”。　　而说到广州“水货”多，当年的温州、晋江恐怕也是不遑多让，从历史上讲，兵不厌诈最早便出于中国，而国人引以自豪的三十六计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不怎么忠厚老实的计策。中国人最奉行的是斗智不斗力，而斗智通常都带有某种欺骗性，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所积累的政治经验更是丰富无比，所以，孟德斯鸠曾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固执的认为：“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使他们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欲，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信任他们。欧洲商人可很便利地在中国北方沿海的省份与日本贸易，但没有一个欧洲商人敢用中国人的名义；中国人以礼作为生活准则，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中国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标准的秤。” 　　在我的老家四川，下广州（东）远比去上海闯北京更有吸引力，广州（东）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解决了大量就业矛盾的，但要是因此把广州看作只有体力没有智能的人生存的地方就有失偏颇了。广东人精打细算是出了名的。而这几年被媒体大肆报道的混乱和不安也不是专属于广州的，乱就是不乱，不乱就是乱，在貌似混乱的广州城并不防碍市民们悠闲的过日子，看来，广州就是一篇优秀散文，《足球》也认为广州是属于“形散神不散”那一类型的城市。“下广州”不只是一种说法，也绝对不是国内无业、下岗、失业甚至有业的人群中许多人对人生出路的重新定位，整个珠三角的发展是离不开那些到此作出大大小小贡献的“外乡人”的，他们，理应比强大的城市更值得尊敬！　　外地人与广州格格不入的原因应该说首先是语言上的差异，粤语，不可忽视，它已成为时下中国最流行的方言，有因为香港明星们粤语说带来追星效应，更重要的，珠三角经济的巨大发展，让这一地区人对自己语言的信赖和偏好登峰造极，也许，不少高校毕业生在求职简历中已纷纷按用人单位的要求标注上了自己对粤语的熟练程度，更有好事者在网上发布了广东话的“四六级考试样卷”，虽然都不是很正规，但一切又显得是那么的自然。其实，方言方言，本来就是给本地方上的人们用的，既然在广州，人们说说广州话也是很正常的。遍数全国，其实这种现象还是较为普遍的，上海人爱说上海话，成都人老说成都话，东北人就说东北话，而连皇城根下的北京人也不是说的标准普通话，他们说的可是“儿”化音特重的北京话！广州包括大部分南方地区看来是委屈了些，南方话就和普通话差异是比较大的，所以一般外地人听不懂也是很正常的，而北方话和普通话本来就很相近，不论是东北人、河北人、山西人，他们的话对外地人而言都很好懂，那么大家就似乎默许他们说下去了，这一点在每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表现的尤甚，同理，大家就不要因为广州、上海、温州这些地方的话听不懂就忿忿的要去剥夺人家说自己方言的权利，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而在2005年，全国各大媒体也先后发起了一场场“保卫方言”运动，我们有理由珍惜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一份份珍贵遗产，当然，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如何把握这个“度”，那就是需要法律去调整且大家共同努力的了。对此，上海大学教授阮恒辉说：“如果现在的地域方言全部消灭，是不是会产生新的方言？我认为会的，只要有群体的差异，就会有语言的差异，方言是无法消灭的。”似乎，普通话和方言之间，隐隐有一种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关系，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不过，需要正视的是，广州火车站之乱是全国有名的，而日《南方都市报》的一篇长篇报道，回顾了广州火车站二十二年之乱，报道说，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社会的剧烈转型，社会治安开始混乱。广州火车站的乱，就是从1983年开始的。22年来，广州火车站成为黑帮藏污纳垢之地，先后出现了黄牛党倒票帮、拐卖妇女卖淫团伙、黑公话宰客、住店党、黑衣党、双抢党、扎针党、背包党，等等等等。22年来，各级政府每年组织多方力量，开展“严打”行动，大量犯罪团伙被摧毁。然而“严打”的效果，并不能持续很久。整顿过后，故态复萌…… 　　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身为中国华南最繁华城市的广州（当然也是广州军区、广铁集团所驻地的广州），关系着每天进出广州火车站万千人的人身、财务安全的老大难问题竟一托再托，直达22年也无法解决？我们可以拿长三角地区来作个对比，同样每天是大量客流、物流聚集的上海（包括南京、杭州）为什么就能相对处理好火车站地区的安全问题？这些经验更值得广州的相关职能部门借鉴。号人民网、新华网等多家网站刊发了一条惊人消息：成铁公安局成都公安处成都车站派出所的四五十名警察由于与站内小偷勾结谋取不义之财，正在被铁路公安机关依法查处。现实情况是成都火车站派出所有公安干警约150人，此次被查处的警察占了该派出所全部警察总数的三分之一。而网上甚至开始流传着“安全经过广州火车站攻略”的诸多版本，如此猖獗的交易怎能让人安心乘车？可以说，火车站是城市的窗口，要想把城市做大做强，广州（包括其他大中城市）今后的路还是很漫长的，广州在继新白云机场落成后，也在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火车站，广州市规划局于2004年9月公布了位于于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石壁村的新火车站的规划方案，将争取在2008年春运投入使用，最终形成三个新老火车站（广州站、广州东站、新广州火车站）同时运客，分别满足旅客不同层次的需求。新站主要停靠客运专线车，一般为高速直达车，不停站或者少停站。政府规划一个新项目往往都有良好的初衷，不过，究竟实际效果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而我们绝对是希望并支持这一计划能早日达到预期目的，方便人民群众的出行，也顺便一洗广州火车站数年混乱之耻！　　古人曾说“生在杭州，死在柳州，穿在苏州，食在广州”，柳州的棺材是美名远扬的，天堂苏杭的安逸也更不用说，而广州能独自把“食”垄断下来也很不简单，首先是面向大众消费群体的小吃，“物美价廉”是其突出特点。因此，小吃拥有长久性最广大的爱好者，许多小吃则体现了永久旺盛的生命力。同时广州人好吃大餐，也会吃大餐，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中游的，吃来吃去几千年也吃腻了，于是才有了穷尽心思奢食珍惜动物和“怪物”，把人对“食”的渴求和贪欲演绎到了极致，而食、色往往同提。 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凡样商品，只要有了需求就会源源不断的生产。而这种社会上目前日易壮大的“黄色娘子军”们，不论是在北国还是在海疆都已形成了规模浩大的黄色产业，甚至有人戏谑作“全国山河一片黄”。记得当年东南亚地区发展经济曾运用过“牺牲一（三）代少女发展经济”这种荒谬的理论，但至少，她们还受到了一些理解和宽容。而在历来的中国社会，嫖客却往往比妓女更下流，可妓女往往比嫖客更让人轻贱，她们是得不到这个社会的承认和法律的保护的，她们没有阳光下的尊严。我们希望，在打击黄色产业的根本目的是整顿社会风气，同时帮助和保护那些弱势群体。在外来人口本身较多较混杂的广州的确应该大大重视这个问题，昔大禹治水以疏导为正法多年终成，今治此“黄祸”，恐怕也应归本溯源，斩草除根才是正途，广州是冤屈的，“杂乱和破落”并不是城市的本意，城市始终是在人的意志下发展变化的，要是谁凭此光是咒骂古老的城而忽略当政的人，显得不那么公允，人，本应该是有罪的。　　 也许，眼光放到全中国来看，哪个稍微有点钱的地方不是大拆大建，纷纷嚷着要修国际机场，修地铁、修高铁，修大港，甚至刚修好一幢高楼就立马炸掉，刚建成的一个火车站也能迅速拆除，这个，用经济学上的观点来看，就是他们“修好一幢楼，再炸掉这幢楼，然后在原址重新建起一幢新楼，创造了3倍的GDP”。当代的中国，对GDP的认识已从一种崇拜变成了一种厌弃，这也是由于在貌似强大的GDP下，人民的生活条件却长期未能得到改善的原因所致。规划不合理，好大喜功，谋求政绩，把城市改造当成自己饭厅装修……这些种种正成为了目前我国城市畸形扩大化的罪魁祸首。看看经历过“工业化城市阵痛”的西欧就知道，毁坏是多么容易，而重新找回却是那样的难，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告诫过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而城市定位无法一步到位，这也是全国城市的通病，除了北京能高瞻远瞩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外，谁能一口把话说绝？当然，我们期待理性的回归，大城市的畸形发展造成不适已给中小城市的发展敲响了警钟，而中国目前并不是要继续扩大大城市规模，发展新型乡镇才当务之急，如何把握好开发这个度，并不是广州一城的难题，而是全国城市急待解决的难题。　　广州，其实正是中国城市急功近利的一个缩影，也是现代中国人（非传统中国人）的一个缩影，从香港电影中我们可以了解，华南一带的人对数字所代表的意义非常敏感，这正是穷苦而无助惯了的普遍的国人往往都摆脱不了迷茫和迷信，只是广州其表现上更为强烈一些罢了！另外好吃，贪利，好色，贪乐，佛说人生有七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人的一生就是在围绕这七个方面痛苦，在广州，把它们对立面的魔鬼一个个放了出来，在貌似暧昧和华丽的灯下疯狂的群舞，直到衰竭，直到消亡。广州其实是一个英雄的城市，革命的城市，这里爆发过号称中国“巴黎公社”的广州起义，长眠着碧血黄花、浩气长存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矗立着平等博爱、天下为公的中山先生纪念堂……所以广州也选择了红棉花作为自己的市花，要知道，这红棉花可是英雄之花啊！的确，广州是本不应该让人感知如此浮躁的！　　其实，“变”或“不变”并不是广州的要害问题，关键是理念的认同和思想的一致。历史上，岭南人一代代在南方生生不息，巨大的灾变和空前的繁华，在时光中同样只占有一瞬间，而他们生活的核心一直不变，广州的发展并不是要求放弃自身几千年的习俗和文化，只是希望把目光能放远些，眼界能放阔点，否则，那已变成“商业的文化”就只会像泼出去的水，永远不能再收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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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若愚者有如武汉　　　　武汉人乃至湖北人应该是很怀念武汉在过去的一大堆荣耀的，比起民国时代的院辖市（意为现在的直辖市）地位和当年足可指挥六省二市时的的中南局时代，武汉如今的号召力是大不如前了，只留下过去残存的一些“中南”字号（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来聊以自慰。而从鼎鼎大名的“汉阳造”到响当当的“武钢、武重、武船、武锅”等“武字号家族”和“金鸡”、“莺歌”、“荷花“等著名品牌，武汉得到过很多，如今，也失去了很多，至今已是“不作大哥好多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大型的国有企业转制，武汉在不觉中早被推向前台，庆幸的是，武汉不是东北一些单一资源开发型城市，也不是沿海一些单纯靠外资撑起来的城市，大武汉有着自己的文化和内涵，作为中西部科教水平数一数二的城市，武汉的确已经在新世纪的人才竞争中占了先手，但困扰多年的问题是在于如何把武汉的大学、科研机构研究出来的东西内化，现在的武汉留不住人，高校毕业生们纷纷拥向沿海，造成武汉把目光投向湖南、重庆，这一点从活跃在武汉的大批湖南人、重庆人即可觉察。但湖南人还在减少，人家都南下广州深圳去了，武汉的老本总是会啃光的，哪能听之任之，是应该拿出行动来了，哭喊和羞愧没有任何作用。　　近年来，武汉在各种版本的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上节节败退，排行名次虽然没有堕落到最后，但与“大武汉”的身份令人吃惊地不符。2002年，《经济日报》上公布的中国内地24个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上，武汉排名第14位。其实武汉不光面对直辖市的压力，南京。成都这些省会城市的压力，还承受着大连、青岛、宁波、厦门在这些计划单列市兼副省级城市的挑战，它们在级别上是绝对不亚于武汉，而经济上基本是能超过武汉的，然而，沿海这几个城市之所以在常人眼里显得没有武汉重要，那时因为武汉在中部那么大一个区域里多年来未逢敌手，而在竞争激烈的沿海，大连、青岛、宁波、厦门往往不被人们所重视，其实，他们的势力比其各自的省会沈阳、济南、杭州、福州来也是一点不差的。　　副省级市和计划单列市应该都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产物，而远在民国时期，由民族工商业发展起来的江南小城无锡也曾位列过全国城市经济实力第三。中国社科院在《2005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3》中，在200个进行计量的城市(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中的调查显示，综合竞争力排在前10位的依次是上海、深圳、广州、北京、杭州、宁波、苏州、无锡、厦门、天津。可身为中部地区性经济中心的武汉，这次应阴阳错的滑落到了第24位。狭路相逢勇者胜，强中还有强中手，蓝皮书还认为：武汉本身是全国第4位的人口大市，原有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进一步提升竞争力有相当大的难度。人才竞争力很强，排名第九位。人力资源规模较大，质量也较高。熟练工人和各类高级专业人才供给充足，高等教育发达，中等以上教育在校生比重较高，成人高等教育在校人数在50强中居第八位，是保持长期竞争力的一个重要优势因素。所以，紧迫感是要有的，但武汉似乎根本不必妄自菲薄，你的科教实力远远超过了那些明星城市，在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只要能把巨大的科教优势更合理布局和运用，你有理由走的更远。　　武汉首先应该感谢孙中山先生，当年是孙中山首次正式提出了“武汉”的名称，其《建国方略》中写道：“武汉者，指武昌，汉阳，汉口三市而言……于汉水口以桥或隧道联络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市。”而此时，三镇在建置上并未统一，孙中山却已将其视为了一体，从后来的发展看，伟人的这一设想是基本正确的，武汉也在积极出台大大小小的三镇联动方案，比如规划在未来15年内，新建8条过江通道，让长江、汉江两江的过江通道增至21条，来缓解江城过江交通的压力。但由于城市面积过大，武汉一直搞不清自己的城市精神，眼下武汉（尤其武汉大学）的樱花是声名远播，武汉也乐意去推销它们，甚至游人逢上樱花节来武大参观，可是要收门票入校的，但武汉人似乎忘了，自己的市花其实是象征高洁的梅花，而非着日本国花，唐代李白就曾作诗道：“黄鹤楼中闻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足以说明梅花才是武汉自古以来的名品和骄傲，真希望武汉以后少去宣传那些妖冶鬼魅的樱花。可以说日本人走到哪里，就将樱花种到哪里，并常以此为礼物赠给友邦或友人的,这本来并没有什么不好，但一部《武大樱花史略》却给我们讲述了一段辛酸的国耻:“慑于由诸如南京大屠杀等‘过去之教训’所激起的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日军在侵占武汉之后，没有进行过类似的大规模屠杀行为，而出于自行享用之目的，日军果然将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辟为其中原司令部。日军运来樱花栽植于此，以增情调……继引当时武汉大学教职工汤商皓等至文学院前，遥指将栽植樱树之处所。汤商皓对此心有不满，但又不能公开反对，于是针锋相对地提出：‘可同时栽植梅花，因中国人甚爱梅也（樱为日本国花，梅乃当时我国国花）。’但遭日军否决。”因此，这珞珈山上的第一批樱花，可以说是日本侵华的罪证，中华国耻的象征；同时也是今日武大樱花的缘起。　　推之地理上也一样，武汉是九省通衢，未来的中部交通枢纽，甚至《21世纪经济报道》直接把武汉所处之地看成是中国版图的“天元”之位，所以，武汉本可以进行多重定位的，伟人毛泽东也曾作诗赞到：“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但客观综合的分析，武汉人应该是属于南方人的。按我国地理学上通说观点，秦淮线（秦岭淮河一线）是我国亚热带和暖温带分界线（1月平均气温0℃线），湿润和半湿润地区分界线，耕地以水田为主和旱地为主分界线……要是按海默的理解，把长江作为南北分界线，那么四川是在江北，四川人岂不是大部分成了北方，相信，这是绝大部分四川人是不能同意的。　　武汉很早就被誉为“东方芝加哥”，在于它位于中国地理版图的“天元”主位，近代的武汉是得“风气之先”的，当年是京汉铁路（原芦汉铁路）的全线贯通，打破了过去仅依赖于水道与驿道的传统交通网，武汉从此迈入了初期轨道时代。自此从武汉可以东至上海，西抵重庆，北进直隶，争渡争渡！一时引起客轮火车无数！而粤汉铁路首期（武昌—长沙）通车后，把武汉钉在了长江与京汉粤汉铁路的十字交叉点上，“大武汉”的格局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不过后来武汉却被纳入郑州铁路局一并管辖，往日武汉的兴盛就像过去繁盛的汉口大智门火车站（竟一度“沦为”迪厅、KTV）一样慢慢消逝。等等等等……　　多年在郑州铁路局下面混日子让武汉辖下的干支线运转起来没那么得心应手，铁道部也看到的这个问题的日益严重，于日，将由原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襄樊铁路分局合并而成了一个新武汉铁路局，管辖京九铁路蔡山至淮滨段，京广铁路孟庙至蒲圻段，焦柳铁路郜营至西斋段，武九铁路武昌至西河村段，襄渝铁路老河口东至胡家营段宁西铁路叶集至小林段，汉丹、孟宝、麻武、长荆、卫安、小厉铁路全线，以及铁黄、铁灵、铜大、鸦宜等支线。线路直接连接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陕西等6省和重庆市，总延长6265.4公里，营业里程2709.2公里，沿线车站267个。看得出来国家是要极力扶持武汉这个“九省通衢”的大枢纽的，而计划中的沪（上海）汉（武汉）蓉（成都）双线大能力快速通道更是会把武汉的枢纽地位至少提升甚至超过到过去郑州的水平，是武汉大发展的一次巨大契机，而其自身也紧锣密鼓的操作着与此配套的青山区杨春湖东侧的武汉新火车站项目，最终将形成3个大型客运火车站鼎立的格局，这应该是现今中国城市里独一无二的，奇怪的是，易中天教授在《读城记》说“武汉是由三个镇（武昌、汉口、汉阳）组成的城市，直快列车可以在市内停站三次，这在世界是也是独一无二的……”其实，根据铁道部的规定，直快列车是指以“Z”打头其中一站不停的列车，翻阅资料，目前武汉辖内的四趟Z11/12（北京西—武昌，武昌—北京西）、Z37/38（北京西—武昌，武昌—北京西）、Z77/78（北京西—汉口，汉口—北京西）、Z3/4（北京西—汉口，汉口—北京西）都没有出现在武昌、汉口、汉阳连停三次的情况（以上关于直快列车的数据截止到2005年12月），甚是费解。而在一般旅客列车里，像一辆列车连停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的情况到是有（如丹东—北京的K28）。其实，上世纪60、70年代曾红火一时的汉阳由于京广铁路的提速，导致客源稀少，现在似乎多年已不通客运了，不过等到位于杨春湖东侧的武汉新火车站建成，武汉就会重新拥有三个大型客运火车站了。　　而重振中部枢纽的地位的另一只手应该放在武汉港的复兴上，清末民初的《国风报》曾记载：19世纪下半叶，上海是中国贸易的总汇；而汉口是内地贸易之中枢，长江流域其它各港，都不过是它的附庸而已。据专家分析，整个长江水道的航运能力并未得到真正合理有效的开发，最保守的估计,长江干流航运若完全开发,至少相当于10条京广线的运输能力，也许最直观的是下游一座座长江大桥所设的限制，但其中涉及的问题太多太多，上海海事大学城市现代物流规划研究所所长徐剑华教授认为：“长江航道本身存在着许多问题，制约着长江作用的充分发挥。整治长江黄金水道的关键在于航运设施的标准化建设，尤其是集装箱船舶的标准化建设。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统一势在必行。”国家把管辖长江水道的海事法院设在武汉就说明了对武汉在重振长江航运上所寄予的厚望之重，同时这也是考验武汉在处理长江水道上所发生的纠纷的协调能力。　　武汉虽地处南北上下，西进东征的咽喉要道，但武汉历来并非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翻看中国古代历史，在现在湖北一省，能称得上是兵家必争之地的，要是襄阳（今襄樊市）自称老二的话，就没人敢称第一。襄阳位于汉水南岸，隔江与樊城相望，西南方有山地屏障。自春秋时楚国即在此筑城，经历代增修，成为城墙高大坚固、护城河宽阔、易守难攻的堡垒，而历史上就有“铁打襄阳，固若金汤”的说法。《三国志》上曹、刘、孙三家你争我夺的那段历史相信诸公实不能忘，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便言：“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而当时的荆州牧刘表正是把治所设在了襄阳，后来关羽和曹仁惨烈的你争我夺更进一步论证了襄阳在当时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然而蒙古没能把孱弱的南宋一口气吞掉的重要原因就是南宋坚守襄阳的决心、勇气和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不过后来忽必烈派兵攻打襄阳，前后用时六年，最后才用回回炮将对岸的樊城攻破，绝了襄阳外援，这才逼降了襄阳守将吕文焕。襄阳城破后，元军便顺流而下歼灭了已在垂死挣扎中的南宋。反观武汉（非指东汉末的江夏），在南北朝才成为一个大镇，而直到了元、明、清时期，武汉才逐渐成为军事重镇、行政首府、经济和交通中心。　　“武汉话不难懂（毕竟它还属于北方方言区）……武汉男人说话，很霸气，拿腔拿调，我自认为很有男人味。（第61页）”《中国城市批判》的作者湖北人如是说。我们可以想象身为湖北人的他是打小对省府的语言不讨厌的，自然不会有像在他那本书的前面批判上海、广州方言的那股劲头。其实，谁也不比谁高深，就像一位学者说的那样：“你不能因为自己是汉人就说汉语比东北的鄂伦春族的语言高明和先进。”武汉这个地方历来应该是受着楚文化惠泽的，“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的说法是在两湖大地上共同默认的。楚文化历来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博大精深，楚人尚赤，而在诸多乐器中楚人最爱钟，的确，从哲学到文学，从字画到乐舞，无不是独领风骚，彪炳千秋的。武汉即为当代楚文化之中心，自然要肩负起振兴楚文化的时代使命，有意思的是，在武汉城里的风景名胜里，不乏“楚”的烙印，“楚人狂欢岛”这个名字让人很喜欢，“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那种气度是今人学不来的，不过即能怀念，也大抵是不错的。　　武汉也是一个绝对平民化的城市，你甚至可以惊异地发现，这里有的出租车起步价竟然和三轮车一样,只有三元，而一碗热干面只要1块钱,足见武汉的生活成本的确不高，另一层面也说明武汉在经济消费上还有很多课需要补补，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武汉已经运营的轻规亏损之严重可一毫不费力的证明。武汉不够细腻，从记载抗战时“保卫大武汉”的汉口大智门火车站的破败可见一斑，而1995年老武汉展览馆的拆毁则成了不少武汉市民心中的痛，甚至在炸掉当天众多武汉老市民都流下了泪水。原武汉展览馆的前身其实是中苏友好宫，是当时全国四大综合性展览馆之一，而建在北京、上海、广州的另3座同样苏式风格的展馆，至今却保存良好，在成为一道城市风景线的同时也记录着那些过往的风风雨雨，武汉的那座却丢了，而今却只能记忆中去搜寻了，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同样，武汉特色的民居建筑“里份”也不如北京的胡同，上海的石库门宣传和保护的那样到位，看着这些当年被誉为“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标本的老房子们一个个的消逝，心酸是很自然的。　　总体来讲，武汉文化氛围还是不错的，但似乎目前的状况是全国市场普遍敌迷，除了北京，谁也不比谁好哪去。孙中山先生曾在其《建国方略》中预言，未来“武汉将更为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之一矣，尤其在商业方面，立足要把三镇建成中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最终使武汉成为可与纽约、伦敦相媲美的世界大都市。”而近年来包括武汉、鄂州、黄石、大冶、黄冈、咸宁、赤壁、洪湖、仙桃、汉川、潜江、天门、孝感、应城、安陆、麻城共16个城市组合的武汉都市圈的呼之欲出，让武汉看到了机遇，也明显感受到了作为龙头的压力。武汉并非一无是处，也非病入膏肓，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的确是大大拖了后腿，但这似乎也是国内传统老工业城市的瓶颈和通病。武汉又是幸运的，它不会遭遇到东北那种资源型工业城市面临灯枯油尽的窘态，也不会遭遇当年福建一省因为身处战略前线而受到的政策性打压。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积极实施，武汉，面临着一个最好的时代，同时也有着在投资环境上几乎短时间内无法与沿海发达地相比的现实。《双城记》开篇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武汉走到了时代的十字路口，郎咸平认为，时间上的落后并不是问题；相反，正因为发展较晚，政府反而可以借鉴先发展城市的教训，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走得更为顺畅。所以，最后还是套用一句海默式的类似祝福：“武汉，请你拿出古楚人的智慧和辛亥首义时的勇气，争当中部崛起的领头羊，在前行的路上走得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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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暧昧者有如成都　　　　在很多人眼里恐怕是存在着“四川＝成都”这样一个等式的，他们轻佻的认为，四川有成都都有，成都有的四川（其他地方）未必会有，看来，我们有必要对这种观念进行纠正。首先，“天府之国”的称谓一般是指四川而不是仅指成都，当然成都是四川省会，那就算是“天府之国”的代表吧，于情于理似乎都能讲通，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当代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是想当然的把“成都“和”四川“之间划了等号，不少旅游书籍在罗列成都旅游景点时把“九寨沟”和“峨眉山”这两个地方也算了进去，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阿坝人民和乐山人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另外，成都人也不一定会认同。这样就像是错将苏州拙政园当成了南京的风物，误把宁波天一阁算作了杭州的景点，属于张冠李戴。其实，我们嘴上讲的“天府之国”并没有多高级。据考证，“天府”一词最早是见于《周礼》，本是一种官名，其职责是“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藏器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而藏之”。可见，“天府”是专门保管国家珍宝、库藏的一种官吏，后人用以来比喻自然条件优越，形势险固，物产富饶的地方。　　另外，“天府之国”的称呼也决不是只属于成都的，《战国策•秦策》中苏秦对秦王曾说：“大王之国，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变，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而《史记•留侯世家》中记述张良在论证定都关中时也曾说过：“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显然，“天府之国”一开始是指关中平原的，而历史上最早称四川为“天府”出自诸葛亮的《隆中对》：“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注意“高祖因之”这四个字，刘邦当年被封汉王时国都在今陕西汉中一带，诸葛亮之所以说益州是“天府之土”是因为东汉末年汉中这块地方还是属于益州的（一般认为，是由于君主担心四川独立,才不惜割秦岭来把汉中划归陕西，使其成为朝廷监视四川的要地。至今，汉中一带还保留着四川风俗，语言也和四川话接近），诸葛亮当然读过《留侯世家》，故就把“天府之土”拿出来指益州了，实不为过。　　笔者不是成都人，但却是四川人，或许在关于成都的话题上能有些发言权。本来四川人对成都的认同感就一向是异常强烈的，其实这种认同感，在很长一个阶段里，即使用“仰望”来形容也绝不过分。从当年著名的电影《抓壮丁》里我们就可以发现里面大大小小的四川地主农民们都屡屡用“成都省”的说法来代指省城，在他们眼力成都代表了一切富贵和繁华，而不少四川人从小在父母那里得到的教育是：成都是最好的地方，那里是生活最为舒适的地方，有无数的好东西吃，有最好的生活环境。而直到现在，绝大部分四川人还是喜欢到成都工作赚钱，买房休闲。的确，在四川（不是民间广义上包括重庆的大四川），成都是“独孤求败”，根本感受不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南京、杭州在和苏州、宁波竞争的中的压力以及济南、福州在青岛、厦门咄咄逼人下的自危，“锦官不出，谁与争锋”，成都在省内老大的位子是无人能撼动，在加上稳定的环境，舒适的气候，低廉的物价（和沿海大城市相比），美味的川菜……慢慢的就磨出了惰性，舌头在酒精或麻辣后发颤，声音在“血战”和“金花”里起伏，甚至，在不少人眼里，成都已沦为了“玩物丧志”之地。所以《南风窗》才撰文总结：“四川人或者说成都人（我认为大部分四川人生活还是比较紧张的）维持令人羡慕的悠闲生活可能主要靠的是这样三件事情——首先是搞旅游，其次是推广川菜，第三是靠银行贷款。尤其是银行贷款中很大的一块是不良资产，但不良资产“坏在了”四川，意味着“财富”就留在了四川，因此对四川而言就是好事了。中国各地银行业不良资产在数量上，四川可以排进前十名。”　　成都人在很多人眼里是“懒散”和“贪利”的，有人戏称：“成都人恨不得吧街上的公共厕所都改成门面，然后租给外地人，自己坐收房租。”说法虽有些夸张，但也有那么一点点让人认同。不说别的，翻开成都地图（一般是设计成得是北京、上海地图那种超大图），但成都实际面积不够大啊，于是把“大饼”（成都市区正似一张摊开的大饼）再做大点，顺理成章的圈上了还留有不少菜地的“三环”。而当外地游客兴冲冲准备坐车一游锦官城风光时，却发现成都的地图上标注的公交线路只有起点站和终点站，中间站点全被略去了，取而代之的是花花绿绿的各种广告，不是某某宾馆，就是某某楼盘，至于风蚀跌打，妇科广告也是习以为常。问一个成都人怎么坐车，他还会慢吞吞地说：“地图拿在手里，你不会看啊，你个瓜娃儿！”我一个成都的朋友也认为地图上印全公交线太麻烦，并且没人去看。其实不然，要不为什么北京上海广州们能耐烦的牺牲掉广告，把近千多种路线一一标明，这是对外地游客负责任的表现，而据我了解，成都的公交线不过“区区100多条”，并不超过苏州无锡这些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为什么成都地图上不肯标清楚，让大家方便呢？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戏言：“标全了就没得人坐五元一位的富康（成都出租车的主要车型）了。”看来，这种过度简化地图当“门面出租”的做法，也许和海默所指的那种行为也是差不多恶劣了。　　成都人也一向自诩成都是中国茶馆最多的城市，这句话只能说基本对，因为没有人去统计茶馆到底是成都多还是北京广州多，或者还是杭州厦门多。印象中成都的茶馆是多，从人民公园到文殊院，沿府南河至琴台路，大大小小茶馆开的煞是热闹，档次却是良莠不齐。令人可惜的是四川作为饮茶大省，中国“十大名茶”里却难觅蜀茶身影，而成都推及整个四川的多数露天茶馆一般泡得就是沱茶、毛尖、茉莉花茶这些一般品种，有钱人毕竟不多，所以绝大部分四川人都没喝到好茶，无不让人遗憾。可以想象，身处另一个休闲之都的杭州人在西湖边上抿着虎跑泉水泡出的龙井时似乎品味也不必成都差吧？相反，是更雅！至少在文化上不能怀疑人家是不是在喝纯茶。天下茶馆并非成都一家，话不能说得太过绝对。　　有句话道：“一个中国人，闷得发慌。两个中国人，就好商量。三个中国人，做不成事。四个中国人，麻将一场。”有人认为，茶馆在某种程度上是和麻将相辅相成的，泡茶馆打麻将早成了不少四川人的一大嗜好，麻将早已成为四川民间普及率最高切最受欢迎的一种娱乐方式，可“麻风盛行”确实是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一大弊病，并且不同的地方规定的五花八门，名字也是起得邪门透顶，什么“血战到底”、“血流成河”、“尸骨成堆”……千奇百怪，不一而足。但我敢保证茶馆并不是造成“麻风泛滥”的主要原因，全国拥有大量茶馆的城市也不少，怎么“麻风”就没在那些地方蔓延呢，看看四川这边，特别是每年过春节的时候，从爷爷到孙子，经常是全家齐刷刷上阵搓麻，难怪有人戏言，四川的“普九教育”不成功，“普麻教育”却较为成功。有道是“大赌伤性，小赌怡情”，却不是要大肆去鼓励这“怡情小赌”，成都人爱打麻将是四川人爱打麻将的一个缩影，但四川人爱打麻将又何尝不是国人醉心投机的一个缩影。调侃的说法是成都人打麻将泡茶馆拉动了成都的消费，但要是成都人不打或者少打麻将，把打麻将的时间和精力拿来多做点正事，那时成都的经济就绝不是现在这个排名和地位了。“麻之害”已经造成了日常生活的紊乱，对其下大力气整治自然是刻不容缓，或许，像流沙河老先生说得那样，应该再次为成都人（包括四川人）叫魂了。　　的确，国内最厌恶成都的城市似乎只能是重庆，自远古巴蜀两国并立之时起，二者就一直是一对天生的冤家。而重庆自1997年直辖后的飞速发展国人是历历在目的，重庆人之所以“厌恶成都”，原因却很简单，应该说是重庆人在很大程度上认为自己在直辖前被成都利用省会的地位抽榨了大量油水，他们认为重庆每年往四川交了很多的钱而四川在再分配过程中却大大的亏待重庆。网上就流传这样的一个“著名传说”：当时重庆啤酒厂的啤酒做得非常不错，中央有意把重庆啤酒树造成和青岛啤酒并驾齐驱的名牌，于是拨了很大一笔资金用于重庆啤酒厂的改造扩容，但是这笔钱重庆最终一分也没拿到，而是被四川省挪用到成都，在成都建了一个比重庆啤酒厂还大的啤酒厂（有人说这就是后来的蓝剑集团，不知道是否属实），这件事据说成了重庆与四川公开决裂的导火索，从那时起重庆就一直向中央提出脱离四川省的要求。　　或许从历史上来讲，巴蜀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文化。重庆在上个世纪也曾有过陪都的辉煌，长期以来，重庆人的态度是：成都是敌人，四川（除成都以外）是兄弟。团结起四川受成都“压迫”的兄弟们起来造反，推翻成都这个“吸血省会”，甚至民间有了“四川无成都，发展超江苏”这种虚妄的胡诌。而正当四川不少城市（尤其川东）连正规铁路、高速公路的修建计划都没影儿的时候，一条连接“绵阳-成都-峨眉”的城际铁路客运专线却将开建，这条铁路专线2010年建成后，从成都到绵阳仅需半小时，到峨眉山只要1个小时左右。这个爆炸性新闻更让川内其他城市居民感觉四川一切都只在围着成都转，成都作为军区、铁路局、航空管理局、石油管理局等等西南大区中心和四川省会本身的政策性优势，加上西部二级城市良性发展的极度不健全，的确造成了四川省内成都独大。并且省内其他城市的高校也纷纷想往成都“搬”，西南交通大学原在峨嵋，西南石油学院原在南充，都迁到了成都来扩大双方影响力，至于成都合并掉别的城市的企业就数不胜数了（如德阳什仿卷烟厂、德阳蓝剑啤酒），结果却只能是“贫者愈贫，富者恒富”。　　2005年，成都的GDP达到了2371亿，在全国27个省会城市的排名中仅次于位于沿海发达地区的广州（5115.7亿）、杭州（2918.6亿）和南京（2413亿），但同时，位居2005年四川城市里GDP第二名的绵阳（482.5亿）却少了成都1888.5亿，而四川的其他城市则大多在300亿以下挣扎，这是一个极度不健康的城市群，没有强大的二级城市作为腹地，构建和完善成渝经济圈永远是空谈，在过去的一段时期，政府把重心过分放在了大城市成都的身上而忽视了中小城市是一个战略失误。不要说和东部比，就是和中部比也差得老远，我们发现，就是人家河南（以下为2005年数据），GDP能超过绵阳的竟然就有郑州（1647.3亿）、洛阳（1111.5亿）、南阳（1050亿）、许昌（603亿）、周口（592.2亿）、焦作（578.8亿）、平顶山（558.3亿）、商丘（557.2亿）、安阳（556.4亿）、新乡（543亿）、驻马店（496.3亿）和信阳（503.4亿）这十二个城市，整个四川也就有成都这样一个诸葛孔明，一个人的力量再大，也不可能独自振兴诺大一个蜀地啊？对外省人一提成都别人或许会树起大拇指，但谈到内江、遂宁、巴中这些城市时别人可是毫不了解，而要是宜宾没有五粮液，泸州少了老窖，乐山缺了大佛，相信也不会比它们好的了多少。幸好，决策者们也开始在重新认识这一问题，虽说有热认为“成德绵经济圈”的出台是不是为了对抗重庆，泸州港的扩建也是为了对抗重庆港，不管怎样，四川地方上的城市能借这个东风也是趁势发展的一大机遇，也很难得了，成都应该摆正自己的心态，帮助省内兄弟共进是它的义务，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成都虽说也坐过不少割据势力的都城，想创业的刘备、孟之祥们也是一时豪杰，但每每敌军兵临城下时，刘璋、刘禅、孟昶这些末代城主们却是“一片降出石头”，纷纷开门请降了。你看，成都就是在破国之时尚能屡屡免去战乱，其他时代自是一片“歌舞升平”，连上个世纪那场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日祸”也没有给成都造成像武汉、长沙甚至重庆那样的破坏性打击，成都是太安逸了，在不觉中舒适的日子过久了，自然不能保持压力居安思危，自负了起来。把新周刊所封“第四城”的名号收入囊中后，成都不时向重庆、昆明炫耀着成都铁路局的地位，炫耀成都军区的威风，炫耀西南航空管理局的显赫：“看吧，你们没有的我都有，我管着你们呢！”仔细分析，成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仗了过去几十年政策的优势，假设曾是中央西南局驻地的重庆一直保持着直辖市的地位，那么，国家就会把现在成都所拥有的西南大区的各种中心机构放在重庆，若历史真是这样发展，成都的命运会被大大改写。　　可以挑出其中的为成都所自豪成都铁路局来和别的上海铁路局、郑州铁路局、广铁集团等级别相同的铁路局对比一下，成铁局的实力似乎是最弱的，虽说四川盆地边缘崇山峻岭让好车难以为续，但川西平原和川南丘陵上的火车质量也是照样让人不敢恭维，据了解，整个成铁局旗下带“T”字头的车（图定特快列车）只有三列，还只是硬开进京的T8，连接武昌的T245/248和南下东莞的T126（数据截止到日，不包括进藏列车，数据来自精确度较高的极品列车时刻表，以下沿用均同），而成都到上海、重庆这两个重要城市之间“T”车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至今还得让人在“非T列车”上颠簸30多个小时才能到上海，在“非T列车”上颠簸30多个小时才能到上海，而更搞笑的是叫嚷着酝酿着的成渝经济圈下，多年来，成都始发到重庆的列车竟仅有一辆，还是要运行上10个小时的N857（此车被戏称为“成渝两地及沿线的职工跨省通勤车”），即使加上过路车，能从成都到达重庆的列车也仅有三列，寒酸之极了！当然，成都的铁路车速提不上来,再开行特快也就只是少停了几个站(成都局内的车站),实在没有必要。总之，成都铁路局下的成渝交流密度是运逊于京津、沪宁、沪杭、广深甚至连沈大、济青都是不如。很多人都知道这样类似的话：“沪宁高速一堵车，世界笔记本电脑价格就会受到严重波动”，那是因为这条线串起来的城市拥有着世界上1/3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厂商。而成渝呢？哪有这样的重要性。落后就要挨打，近年来，两地之间的关系也开始缓和，今年终于迎来了期盼多年的渝遂线通车，让成渝之间的火车旅程大大缩短，各方也获得了不少好处，是一种多赢。　　其实，不少人都一致认为，成都的交通现状是:空中还行,陆上交通不行,水上交通为零。成都虽地处宝成、成渝、成昆、达成铁路干线的交汇点，但丁字路口的格局注定成都继续坐在西南地区的铁路枢纽这个位置上不会太久，特别是沪汉蓉快速通道建成后，这个位置很可能被十字路口的重庆取而代之。至于省内老二绵阳由于离成都近，很是可怜，连一趟始发车都没有（而往往长途车在成都就满员了，在绵阳上车出川要找到位子非常困难），很多川南人出远门都必须得南辕北辙地到成都转车。曾经的老三“川C城市”自贡更是可怜，自己没有始发车也就算了，但过路车里面连一辆带“K”（图定空调列车）的都没有，西部是穷，但西部人民不都是得接受这样不规律的穷活法，呜呼哀哉！其他方面推而广之，成都的“吸血省会”之名在近年来越来越得到省内兄弟城市的接受。相反，在对外方面，成都人却爱动辄和重庆人去比较外国领事馆数量多少，不过讽刺的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今却发文告从日起，取消来回吉隆坡与成都的航班服务，无疑是对盆地人们的一次不大不小打击。　　成都物价便宜，每每让白领小资们大呼过瘾。但倒声也轰然不绝于耳，据四川大学李蔚教授统计，过去5年，因为选址不当或经营不善等原因，成都倒闭的大型百货商场（包括泰华商场、华励百货在内）竟多竟达41家（见《华西都市报》），而成都人津津乐道的仍然只是春熙路，要知道，上海最有名的是南京路，但上海人却很少光顾那里的商店，他们会多选择淮海路或者四川北路，说明的是上海商圈的多，并不局限于一处，这方面成都可得多加努力啊。游人们似乎尽兴，青羊宫，五块钱；大慈寺，三块钱；望江楼，两块钱；文殊院，一块钱……这是在别的地方不能比的，让人满意，但真家伙可也不含糊，武侯祠和杜甫草堂的六十元高价就让人咋舌，但也只能宰宰外地人了，现在的成都本地人去这两个地方的屈指可数，普遍还是觉得去人民公园鹤鸣茶馆或者川大对面的望江楼泡碗茶实在。而另一个即将在今年承办世界休闲博览会的杭州却早已向世人敞开了西湖，我们知道，当年是成都和杭州两个城市都有申办意象，但由谁来办世界休闲博览会不是中国政府能说了算的，杭州能成为2006年世界休闲博览会的举办城市是在日，由世界休闲组织理事会投票表决，击败温哥华、马德里、米兰后取得举办权的！很难想象，成都能在国际上有那样大的号召力，成都没有上海、南京、武汉那些耐看的新老标志性建筑。成都名记李承鹏也抱怨过成都足以传承的建筑太少，或者干脆说没有。说来惭愧，争取了多年，号称具有一流人居环境的成都至今连一顶“国家园林城市”的帽子都没能拿到，“(火巴)耳朵”（成都一种载人三轮车）满街跑的成都绝对没有杭州的秀丽和温柔。 记得新华网城市论坛上曾有个网友发了个“偶50岁后去哪定居?成都?杭州?”的帖子，接着他列举了他把这两座城市作为候选的原因：成都—美食—价廉—麻将；杭州—山水—传说—情调。没想到下面的“沙发”毫不客气的说：“那得看你有多少钱！穷就去成都，富当然去杭州！”引得坛子里发生了不小的争执。成都不如杭州，似乎本是共识，但由于近年来各地关于成都层出不穷的炒作，让成都的心态陡然变化，我们不妨跳出城市，换一个角度来体会两地的差距，成都平原历来是是四川最富庶的地区，但成都周遍仅有双流这一个四川唯一能进入全国百强县的县级单位，而杭州湾周围竟聚集着临安、富阳、余杭、桐庐等二十多个百强县，这就是两地的腹地的差距，腹地虽不对主城起主要作用，但也具有衡量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后劲的重要参考意义。其实，成都应该找回她自己，她绝不是“东方伊甸园”（伊甸园不属于东方文化），她是锦官城是蓉城，她是大众的成都，兼容并包的吸收着杭州和武汉这两个风格不搭界的城市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高雅俗文化”。尴尬的是，“强势”的成都媒体不停在“炮制”一些发生在成都的异闻、奇闻，甚至全国各大晚报都能经常转载到成都媒体提供的“重磅新闻”，其实更多里面却是哗众取宠。　　长期以来，成都平原的富庶造就了成都人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的心理，懒洋洋的城市，懒洋洋的成都人，所以，“雄起”这个词并不是成都人最早喊出来的，真正的始作俑者还是火爆的重庆人。1997年重庆直辖以前，重庆球迷对当时的四川全兴队的感情恐怕比成都人还狂热，每逢周末，他们会包车、开车来成都看球，然后连夜赶回重庆准备周一上班。这种热度一直持续到了97年重庆拥有了自己的甲A球队前卫寰岛。要是当时调一个头，重庆有球队成都没球队，成都人才不会老远的坐好几个小时的车赶到重庆喊“全兴，雄起！”呢！而现在随着川队水平和成绩的下降，成都人都很少去球场看球了，好几年了，曾经强势的大片“雄起”声，在成体中心（抑或新的龙泉驿）很久没有上演过了，无意中，人们也在把它逐渐淡忘了，近几年来，成都人要是再在亲朋好友面前提出去看看川队的比赛的绝对会被认为是个“瓜娃子”。而日，四川省体育局正式对外宣布四川冠城足球俱乐部解散，所有球员将被挂牌。对此，著名川籍足球记者李承鹏感慨：“四川似乎真的不需要足球了，我的故乡现在更需要李宇春、张靓颖、何洁、纪敏佳，更需要夜夜在“空瓶子”“M98”“MIX”大口大口喝芝华士+绿茶，以至于人们天长日久后，感觉静脉流的是号称12年的芝华士，动脉流的是绿茶——好他妈粗暴庸俗的一种勾兑啊，以至于分不清哪些是血，哪些是芝华士、绿茶？漫卷中国的黄色狂飙，终于穿越过十一年的历史无声无息了，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像曾经的吉林延边、陕西国力一样，当血烧尽后，只剩下昨日黄花的回忆，黄花，加点香油凉扮着吃，挺上口。”也许，成都人似乎终于可以在成体或龙泉摇着串串香做荧光棒为超女们鼓掌助威了，因为不需要维护草皮来踢正式比赛了，区区650万转让费，早已让成都失去了血性，最终，没有人出来拯救川足，也更没有人相信明年还有谁还会在龙泉驿“雄起”？　　李太白在《蜀道难》的最后几句中写道：“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而“少不入川，老不出关”的箴言早在世人面前把成都描绘成了这样一个富贵温柔乡，当局者迷，成都人并未有好好珍惜，2005年巴金逝世后，成都人才记起那早已拆掉的巴老故居———《家》的原形，而新的《巴金故居原址恢复规划方案》不管有多么美好，总是那样的别扭和劳民伤财，至于远去的“皇城”永远成了老成都人心中的一种痛。成都人是在忏悔？似乎成都应该还魂了，这不是那个蜀汉都城的年代，也不是那个唐朝“扬一益二”的年代，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成都，这应该是你玩够了的时候了，应该更加振作和进取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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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哪些城市啊?LZ能否先透露下啊? 重庆、天津、南京、杭州、苏州、无锡、沈阳、西安、深圳、厦门、昆明等等， 六、先锋者有如深圳　　　　 还记得当年风靡一时的《北京人在纽约》开头的一段话：“如果你爱他，就送他去纽约吧，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送他去纽约吧，因为那里是地狱。”似乎，把这句话放到而今的深圳身上也很合适，人们向往深圳但并不热爱深圳。　　回首中国经济特区20年的发展历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五个经济特区中，只有深圳最成功。不错，深圳的发展一方面固然得益于世纪伟人在南海边画的那一个圈，另一方面则和其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用《中国国家地理•风水专辑》上的话来说是：“深圳，天意一半，人为一半！深圳两面临海，地形狭长，形似展翅大鹏，两翼揽水，水聚财，并生万物，是典型的风生水起局。”诚然，当初在南中国共建立的是五个经济特区，也没有过分的厚此薄彼，深圳，东临大亚湾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和伶仃洋，南凭深圳河与香港相联，北部与东莞、惠州两城市接壤，当仁不让充当着改革开放20年来的排头兵。市场规律下的竞争超出了行政约束，深圳以自己便利的交通率先打拼下了自己的一片天空是值得肯定的，但万事万物都难在一个坚持上，特区还能香多久？成了一个深圳永远不能回避的问题。　　深圳病了，并且病得不轻，是一种长期焦虑造成的积劳成疾。看着上海（尤其浦东）追来了，港澳回来了，随着珠三角地区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长三角城市在物流优势下的风生水起，自己在大陆的优势一天天在减少，老本一点一点啃光，而广州还在后面虎视眈眈，深圳是真病了。　　深圳有个梦，希望在文化上能同经济齐步走，借以去除深圳在人们心目中的“暴发户”形象，首先是用高薪挖走全国各地个行业专家、能手，也许金钱的魔力的确是不可小视的，有人说：“‘深圳速度’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在内地用20年培养的一个院士，深圳只用一个电话就能把他挖来。”但人才的堆积并不等于文化上的富有，所以深圳也很苦恼，立地从教育出发的思路是正确的，深圳并没有在全国叫得响的大学，《21世纪经济报道》也在呼吁国家应该把一两所电子技术方面的重点院校转到深圳来，一是提升深圳这个特区城市的文化内涵，二是可以直接为深圳的高新电子技术产业提供现成人才。而过去，深圳也一直热衷区办一些名校的分校。古人说：“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办北大清华的分校的确可以走很多捷径，但那两个名字始终是属于北京而不属于深圳的，在当地更是自始至终就缺少一种归属感。苏州也是一样，兴致勃勃的引进中科大、人大、西安交大的研究生班，但在当地根本得不到像对本地的苏州大学一样认同，而前来上学的学生们也认为受了骗，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一般来讲，所谓的大学城、研究生城的师资和学校本部是有年天壤之别的，也许，深圳大学才是本土资源，如何合理经营全在决策者一念之间。随着“申遗热”和“申名热”的迅速升温，深圳市文化局已向市政府提交了书面报告，对深圳市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可行性进行反复论证，指出正式启动申报工作已是水到渠成之事，建议尽快确定具体的申报工作方案。与此同时，深圳大万世居和鹤湖新居两处客家围屋也正计划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的确，“怀旧”是时下流行的风潮，君不见屡屡有城市在“隆重纪念”自己建市多少多少周年呢？苏州也好，上海也罢，恐怕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复古”还是发展趋势和文化倾向。要是深圳真的成功，我们也不必少见多怪，本身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遗存较为丰富的国家，只要重视并下决心去保护，都能作出些成效的。　　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建制让深圳在过去尝到了不少甜头，由于区位的原因，成为省会是不大可能了，所以，深圳一直还有个梦，梦想着哪一天像重庆一样能成为直辖市，摆脱广东的约束，像重庆一样凭借政策第二次坐上直升飞机。而民间对第５个直辖市的出台也是口水连天，“你希望你们的城市成为下一个直辖市吗？”《中国经济周刊》用电话分别采访了深圳、苏州、沈阳、大连、青岛、南京、武汉、西安、广州等9个城市的居民，回答竟都是肯定的。可见在中国，直辖的魅力和诱惑是多么的大！“上海牌”手表是上海的辉煌，而深圳的电子表在当年也是名躁一时，深圳的经济实力是远胜天津、重庆的，对中央财政的贡献、对全国进出口贸易的贡献更是一般省区所不能比，但直辖市的设立并不是光由经济说了算的，也不是由政治单方面决定的。比如身为福建省省会的苦恼城市福州，不论从政治从文化从历史各个方面看在福建都是当之无愧的老大，但经济的不足决定了其只是个地级市，福州市市长比身为副省级城市的厦门市市长行政级别就低了，更重要的是，福州没有厦门那种可以提高城市经济建设的决策速度，使得城市‘经营’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因地制宜的自主权；再来看苏州、无锡，论经济实力早已超过江苏省省会南京，只因为距离上海、杭州、南京三个巨型城市太近，至今也还仍仅是地级市。对经济发展明显后劲不足的深圳来讲，“直辖”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在一些人眼里用来治愈城市心病的“灵丹妙药”，“遗憾”的是经过各方专家研究，香港的回归，已把深圳的经济辐射面积大大缩小，加上后面积淀深厚的广州，夹在中间的深圳基本不可能成为华南的政治、经济、或文化中任意一中心。而深圳坚持把自己定位成国际性城市，也引发了广州的不满，毕竟，广州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龙头地位是几乎不可动摇的。　　深圳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所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深圳的薪酬水平在大陆是首屈一指的，但与此相配套的房价却没有像上海、杭州、南京那样飞涨，深圳这种类型的移民城市注定了“外地人”更多的只是南下来淘金，淘到金的和淘金“未遂”的都会最终回到淘金者们的原地。正因为中国是这样一个宗族观念还很浓厚的国家，老了以后最终是要回去“寻根问祖”的，怎么可能指望他们就地成为纯粹的深圳人？关于深圳的方言，我却有不同的看法，武断的说深圳有或没有方言都是不准确的，就像现在铺天盖地的各大排名一样，标准不同，结果就可能不一样。深圳市文物保护单位中的一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大鹏古城，其流传的大鹏军话加上横岗和平湖等区域广为使用的土话就是属于深圳地地道道的方言。”深圳在过去是叫宝安、新安的，而新安也是个县一级的建制，其流传下来的语言自然就是属于深圳的方言了，据《晶报》报道，深圳市文化局和市财政局早已联合成立了“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领导小组，而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座谈会已开始着手对这些“珍贵遗产”进行有计划的普查与保护。所以说，深圳是有自己的方言的。说深圳没有方言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合理的，瞧，我们汉语就是这么爱玩“文字游戏”，副省级城市深圳的确缺少自己特色的新方言，满大街上都是操着不同口音的外地人，或许，最流行和易懂的还是普通话，显然，在五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