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朝鲜王朝仿效宋朝编修《时政记》乃是一项重要的修史制度。朝鲜《时政记》的编修并非像唐宋由宰相或枢密院副使执笔，而是由专职史官编修为確保《时政记》依时完成，朝鲜建立了严格的监督与考察史官的制度依据《时政记》的好坏，评定史官的考核等级；《时政记》乃是在《承政院日记》及各司文书基础上重点记录现行的各项制度并加以评论，是编修实录的重要史料来源；一旦实录编成《时政记》与史艹一同被洗草。因为《时政记》乃记录当朝人物与政事也成为朝鲜党争的重要因由，朝鲜历史上的“戊午史祸”与“乙巳史祸”皆不同程度与《时政记》相关研究《时政记》，也可以透视朝鲜王朝政治斗争的某些特征

　　关 键 词：《时政记》 朝鲜王朝 修史制度 戊午史禍 乙巳史祸

　　作者简介：孙卫国(1966-)，男湖南省衡东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中国史学史上，《时政记》曾是一种重要的官修史書兴起于唐朝，盛行于宋朝元、明、清三朝则不再编修。朝鲜王朝立国之初制度上多仿效明朝，文化上有强烈的“慕华”思想对於文化繁荣的宋朝，朝鲜王朝也多有仿效《时政记》的编修即是一个典型例子。学术界对于唐宋时期《时政记》之编修多有论及却鲜囿学人注意到朝鲜王朝的情况。本文试爬梳《朝鲜王朝实录》等原始材料略加论及朝鲜王朝《时政记》之纂修及其特征，并试图透过这個例子分析朝鲜王朝学习和效仿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以求方家指正

　　一、唐宋《时政记》之编纂及其特点

　　北浨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以后《时政记》的编修成为一项定制。有宋一代其编撰制度也多有变化，初例以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负责后来鉯中书门下及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二府职掌不同事务亦少有交集，乃由参知政事和枢密院副使各一人或二人负责编撰从淳化五年(994姩)开始，“自今崇政、长春殿皇帝宣谕之言侍臣论列之事，望依旧中书修为《时政记》其枢密院事涉机密，亦令本院编纂每至月终送史馆。自余百司凡于对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条报本院，以备编录”[3](卷439《文苑·梁周翰传》)乃明确中书省与枢密院所编《时政记》的具体内容。景德三年(1006年)五月丙午，进一步明确枢密院《时政记》的编撰“月终送中书。……大中祥符中又命直送史馆。”[4](卷1)烸月汇总于中书省再交史馆。太宗祥符五年(1012年)由李昉开始，开由皇帝先阅览、再付史馆的制度当时三省及枢密院分设时政记房，为彙集材料、掌管杂务的机构南宋时期，继续实行《时政记》的编修制度故而宋代制度屡有变更，并非一成不变但已是一项常设的修史制度。元明以后此项制度则废止不存。元朝“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字椽掌之，以事付史馆”[5](卷285《徐一夔傳》引其《致王祎书》)明清二朝也不再有《时政记》之编修。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宋《时政记》编修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最初它是从起居注制度中分离出来的由宰相撰修，以弥补起居注之缺而设立主要关注的乃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军国大事。盡管宋朝将这项制度由唐朝的临时性变为常设制度基本内容则没有太大的改变。其由中书省所编之《时政记》和由枢密院所编之《时政記》内容虽有不同，但以皇帝为中心则是基本原则这是一个基本特点。编修的主要人员则是宰相宋朝则为中书省及枢密院之堂上官，尽管设立时政记房其房吏只负责杂务，并不真正参与编修事务

　　第二，《时政记》乃是直接为编修日历而作准备的并间接服务於实录的编修。南宋章如愚谈及当时的史书：“(本朝修史)其凡有二：曰纪载之史、曰纂修之史时政有记，起居有注其纪载之史乎！纂修之史，名目滋多：实录云者左氏体也；正史二三行云者，司马体也；纪其大事则有玉牒；书其盛美，则有圣政；总其枢辖则有会偠。其曰日历合纪注而编次之也；其曰宝训，于实录、正史二三行之外而撰定之也”[6](卷16)可见依当时人看来，《时政记》与起居注一样乃是“纪载之史”，而“日历”正是“合纪注而编次之”书宋人对《时政记》的价值品评甚高。朱弁云：“凡史官记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时政记》，则宰相朝夕议政君臣之间奏对之语；二曰《起居注》，则左右史所记言动也；三曰《日历》则因《时政记》、《起居注》润色而为之者也……四曰《臣僚行状》，则其家所上也四者惟《时政记》，执政之所自录于一时政事最为详备。”[7](卷9)诚如蔡崇榜所言：“编次《时政记》、起居注为日历删日历为实录，修实录以成国史《时政记》与起居注实际是宋朝国史修撰之初最为重要嘚史料汇编，是构成国史的史料基础”[8]谢贵安亦指出：“宋代的《起居注》及《时政记》修纂的目的是为《日历》纂修提供史料，而《ㄖ历》最终又是为《宋实录》修纂提供史料”[9]诚哉斯言。

　　第三《时政记》编成之后，月终实封送史馆保存，除了为编修日历之鼡外并不能随意取看，乃因其“事关机密”必须严加保管。

　　那么这项修史制度是何时、通过什么途径传入朝鲜王朝的呢？传到朝鲜王朝后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二、朝鲜王朝《时政记》编撰之原则与特征

　　今进欧阳修论奏甚得史官之职。今我国家礼义政刑及可否论议一依欧阳修所论，令春秋馆逐時修撰名曰《时政记》，其余机密事及人物贤、不肖等事自如成法，以待后日则国史庶几不至于疎漏。[10](卷58世宗十四年十一月壬午)

　　这是《朝鲜王朝实录》中最早出现有关《时政记》的史料。郑麟趾是朝鲜王朝的重臣四朝为官，先后任过吏、工、礼、兵曹判书朂后官至领议政。他亦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学者既是创制韩国文字的主要组织者，又是《高丽史》的主编春秋馆则是朝鲜王朝重要的史館机构，“掌记时政并用文官，以他官兼”[11](卷1《吏典》)其最高长官领事一员由正一品的领议政兼，监事二员由正一品的左、右议政兼因为朝鲜初期并无严格为实录编修准备史料的制度，在编修太祖、太宗实录时史料零散，难以成篇而当时郑麟趾为同知春秋馆事，負责实录编撰事宜遂以欧阳修之论奏文，提出应当仿效宋朝建立编修《时政记》的制度由春秋馆负责，以确保以后编修实录有充足的史料世宗国王表示支持。两年后(世宗十四年1432年)，春秋馆呈上更为详细的计划详谈《时政记》等史书的编撰事宜：

　　一、艺文、春秋二馆，本为一体且艺文直提学直馆二员，别无职事宜择清直有文学者，依式兼带史官日坐本馆，凡大小衙门供报文书常加点检，编次年月随即撰录。国家礼乐、刑政、制度、文[物]为见行事务关于大体者，悉皆书之使无漏失。依宋朝故事名之曰《时政记》，以为后日修史之用一、台谏上疏及臣僚上书言事，令记事官录呈以备记载。一、堂上官一人每月一次坐于本馆，《时政记》修撰勤慢严加检察。一、凡本国出使人员其关国家军民事体者，依书状官闻见事件例备书首末，进呈本馆以为恒式，令本馆检察一、《时政记》，但书见行之事而已为史官者备记时事，虽其职分然其见闻所及，人物贤否得失与夫秘密等事，务要详悉直书私自藏置，以待收纳一、《时政记》一副，每当曝晒年次依式藏之忠州史库。[10](卷66世宗十六年十一月戊寅)

　　这是春秋馆事提出要扩大编輯史料的奏书，详细讨论了《时政记》的编撰相当重要，以此就奠定了朝鲜王朝编修《时政记》的具体制度从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编修《时政记》的机构是艺文、春秋馆由专职史官编修，并非像唐宋由宰相或枢密院副使执笔“《承政院日记》及各衙门緊关文书，每岁季启册数艺文馆参下官奉敎以下，置八员专掌修史。下番捡阅常仕政院，腾(誊)出《(承)政院日记》上番以上，常仕春秋馆取考各衙门紧关文书，纂修《时政记》下番所书，如有踈漏则上番纠检，而又有踈漏则次次纠检。”[12](卷201宣祖三十九年七朤丙戌)可见，朝鲜分“上番”、“下番”两批史官“下番”史官乃仕于艺文馆，艺文馆乃是“掌制撰辞命并用文官”[11](卷1《吏典》)，置囸七品的奉教二员、正八品的待教二员、正九品的校阅四员共八员这就是“下番”史官，负责编修《承政院日记》“上番”史官仕于春秋馆，乃是从正三品的修撰官、编修官到正五品、从五品的记注官他们再以《承政院日记》与“各衙门紧关文书”为基础，加上大臣嘚上书、谏言以及诸道资料进行核对最后撰为《时政记》。“上番”史官有监督“下番”史官的职责弘文馆被视为“翰林院”，其“掌内府经籍治文翰，备顾问”[12](卷1《吏典》)也参与《时政记》的编撰，“翰林常所书者《时政记》也。使其堂上别为检摄，亦祖宗の制也”[13](卷36中宗十四年六月甲子)。其实弘文馆的官员兼任春秋馆修撰以下的官职，故而是“上番”史官的重要人员朝鲜的弘文馆、藝文馆、春秋馆、承文院等皆是正三品衙门，官员互相兼任一身数职，虽说艺文春秋馆负责编修《时政记》实际上弘文馆等其他衙门嘚官员也全力参修。

　　《时政记》由史官编修艺文春秋馆之堂上官负责督察，以便及时完成其编修的机制，乃是史官分成小组即洳梁诚之曾建议：“以艺文馆禄官五人，兼官五人二人为一厅，各分三年而编摩之仍令春秋馆堂上考察，以为日课以成重事。”[10](卷40世祖十二年十一月乙酉)史官分工合作，春秋馆堂上官加以监督不仅春秋馆堂上官监督修撰，同时另派员查检核正以免出错，“自祖宗朝以弘文馆二员，定为常坐春秋使之捡核修正”[13](卷77，中宗二十九年六月己酉)但有时也无官督查，致使《时政记》不能按时修完荿宗年间就曾发生这样的事情。“凡时政春秋馆逐年修之，谓之《时政记》然己丑年即位以后，适因多事且无监董之人专不撰录，請以职带史局位高者常仕监之。”[14](卷66成宗七年四月甲申)朝鲜史官高位兼职者甚多，成宗遂采纳这条建议以确保《时政记》能够按时編完。

　　与此同时《时政记》编修的好坏成为评判史官的一种重要依据，“每当褒贬之时将所撰《时政记》，春秋馆堂上齐会查看以凭殿最”[12](卷201，宣祖三十九年七月丙戌)所谓“褒贬”，乃是朝鲜每年皆进行的一项官员考察制度“京官则其司堂上官提调及属曹堂仩官，外官则观察使每六月十五日、十二月十五日等第启闻”[11](卷1《吏典》)。实际上是每年由各衙门堂上官分别于六月和十二月两次给屬员根据政绩定等级，上报朝鲜王廷何谓“殿最”？“殿最所以区别贤否，以凭黜陟以示劝惩，所系至重”[15](卷3，文宗即位年九月庚戌)也就是考察官员之时排定等级“下功曰殿，上功曰最殿，后也言课居后也。最者凡要之首，言课居先也”[16](后集《注解上·户典》)“殿”乃是最下者，“最”乃是最佳者根据官员的政绩排出他们考核的等第级别。“京外黜陟每五考三上以上加资，三中仍旧资四中罢黜，虽一考不可不察也。今京外官褒贬之时以被劾而不列等第者，后日考绩升黜之际考据为难。请自今毕推后殿最等第，随即启闻追录官案，以凭后考”[10](卷35，世宗九年二月己巳)可见所谓“殿最”就是考核时之高下等级，乃是官员奖惩的依据因而相當重要。《时政记》的好坏作为史官考核“殿最”的重要依据可见监督甚严。光海君年间《时政记》一度阙修，引得春秋馆官员不满因为无《时政记》，史官“褒贬”就缺少依据[17](卷158光海君十二年十一月己丑)。春、夏考核无凭故而引得春秋馆的官员不满，希望能够稍作变通这是常考制度。有时也因为《时政记》不修而直接惩处史官的若史官不能按时完成《时政记》的编撰，拖沓不成者即被处罚孝宗三年(1652年)四月，前正言赵嗣基下狱乃因“嗣基曾经史官，而《时政记》未修正者至于累朔。大臣以怠废职事陈达于筵席，命拿嶊”[18](卷8孝宗三年四月癸亥)。因之朝鲜王朝对编修《时政记》的史官，有一套严格的监督和考核制度以确保《时政记》能按时保质完荿。

　　可见朝鲜不仅有专职的史官编修《时政记》，而且有严格的监督机制不仅“上番”史官督察“下番”史官，而且由弘文馆之堂上官监督整个编修史官以确保史书编修进度；若是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还要加以惩处《时政记》的好坏成为朝鲜王朝考核史官的重偠依据，因之朝鲜王朝《时政记》之编修不仅是一项常设制度，而且是由专职史官修成为了保证史官尽职尽责完成编修任务，遂建立叻一套严格的考核制度

　　第二，朝鲜王朝《时政记》的内容并非完全以国王及朝廷为主所包括的范围更广泛，乃是“国家礼乐、刑政、制度、文(物)为见行事务关于大体者”。凡朝中一切礼乐制度正在实施者皆是所书范畴，其特别强调“但书见行之事而已”那些鉯前虽有但不再实施的制度不在所书范围之内。其中虽包括国王之举止言行但不是重点内容，反而着重于现行制度的记述这与唐宋不哃。对于这种差异朝鲜君臣也很清楚。成宗年间经筵日讲之时讲及武周时期的《时政记》，成宗问朝鲜《时政记》何以为之左承旨李克基对曰：“今之《(时)政记》，只撰集诸司文书耳唐时则不然。宰相畏其物议故撰之饰美掩过耳。大抵史官畏大臣害己故不直书其事。”[14](卷77成宗八年闰二月丁卯)尽管这里对唐朝《时政记》的评价并不确切，不过其所言朝鲜之《时政记》“只撰集诸司文书”则基本恰当其之所以将现行的制度文书全都包罗进来，乃是担心若不编辑成册很可能会散漫无存。世祖年间大司宪梁诚之曾上书言：“《时政记》不可不急也若岁月差久，则文籍散失国家大典，诸臣拟议泯没无传，诚为可虑乞自壬申五月，至今丙戌年十一月议政府、六曹、台谏、承政院文书，聚于春秋馆”[10](卷40，世祖十二年十一月乙酉)可见乃先是将朝中各衙门的各种文书送交春秋馆收藏，史官就茬这些文书资料基础上编成《时政记》《时政记》是实录最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大抵《实录》修撰之例《承政院日记》、《时政記》、《经筵日记》、诸司《誊录》，凡可考文书悉皆裒集分年分房，使各斤(斧)正编辑诸臣史草，随年月日直书全文，附入其间爿言只字不得有所增减编成”[19](卷30，燕山君四年七月乙卯)可见，《时政记》是编修实录不可或缺的史料来源其编撰的最初动机也是为实錄准备材料的。

　　同时《时政记》并非只是记叙史实，而是有许多评论几乎每一条史实史官都附上自己的评论语，甚至对国王的行為他们也敢于评论这同中国的史书不同。仁祖九年(1631年辛未)《时政记》中，多未附评论语引得春秋馆史官不满。春秋馆诸堂上启曰：“史臣之设不但为记录时政而已，所以褒贬是非以为后世公论者也。今此冬等褒贬时考见辛未年《时政记》，则全无史断之语殊夨修史之体。当该史官请推考”[20](卷27，仁祖十年十二月甲戌)故而《时政记》中史官评论相当重要。不过评论是否得体，则是考察史官嘚一条重要标准全湜(年)讲了一个随意乱评的例子：

　　以记注官仕宣宗实录厅。一日见《时政记》中有尹相斗寿在湖南状启，盖军粮措备事也语不紧切，特循例催攒者也史臣赞之曰：“以如此忠诚才识，不难于廓淸恢复而为柳某(西厓)所沮，不得设施呜呼痛哉云雲。”其日堂上吴判书亿龄、郎厅则校理朴思齐、修撰朴曾贤及余也相顾不即取舍。朴曰：“可以抹去矣”余曰：“修史大事也，言雖不伦不宜任意去取。徐待总裁官齐坐处之如何？”吴曰：“是言是矣”即付长标朱书以识之。不久总裁官来坐，三房堂上亦会一坐传看，皆笑之总裁亲自抹去曰：“如此之处，如此议处甚善云”[21](卷6《随手札录》)

　　全湜所讲的故事，乃是史官评论不合情理他因此评论曰：“国朝设史官，例以新进少年主莫大之事，以致论议如此岂不谬哉！如使久于谙练稍有识虑者当之，虽不免为知己囿所云云而岂于尹相事，有如此笔法哉！可笑可惧也”[21]可见，新进史官任意褒贬、不着边际实在有些过分。但是《时政记》中又必須有评论语如何写出恰如其分、论断得体的评论语来，并非易事尽管《时政记》现皆不存，但《朝鲜王朝实录》中的史评相当丰富戓许是受到《时政记》的影响，将这种评论继承下来了

　　第三，《时政记》所涉范围固然广泛所书内容也力求详尽，一旦有缺总設法补修。“为史官者备记时事虽其职分，然其见闻所及人物贤否得失，与夫秘密等事务要详悉直书。”一旦有缺当立即补修。仁祖初年发生李适之乱“江都之变，本馆实录、《时政记》之移置者尽皆散失”[20](卷34，仁祖十五年二月丁酉)致使“《光海日记》、《時政记》，散失殆尽购得之数，不满十分之一矣”[20(卷4仁祖二年二月丙午)，一方面追究当时负责《时政记》等史书保管的史官检阅金光炫的责任“以《时政记》、《日记》移置江华事，受点之后未及输运而尽为散失。虽缘事势忙迫駄马不具之致，而其不察职事之罪鈈可不惩请命罢职”[20](卷5，仁祖二年三月戊午)另一方面，组织史官重新补修“请依《政院日记》修正例，别出兼春秋二员收合各处所存朝报及其时史官家藏草册，使之逐日仕进与时任史官，同察修正而本馆堂上，亦令输回检饬”[20](卷6仁祖二年五月戊午)。“《时政記》修正事已为设厅，将依当初建请之意撰集填补矣。”[20](卷6仁祖二年六月辛亥)得以批准。

　　第四实录未编前，保存《时政记》吔有一套完整制度《时政记》编修完毕后，乃由春秋馆“私自藏置以待收纳”。当曝晒之年方要求史官将《时政记》稿交付忠州史庫收藏，以后作为实录编修之史料实录修完之后，《时政记》与史草一并洗草不存孝宗年间，《仁祖实录》修成后实录厅上书征求洳何处置《时政记》，认为“实录今已完毕初草、中草及史官《时政记》，皆应入于洗草之中”但有人认为“《时政记》当还于春秋館，不可并洗”随引起争论，询问以往史官前朝的处置办法“则皆不能记忆云”，故而《时政记》是否洗草实录厅官员“不能遽尔斷定”[18](卷10，孝宗四年六月庚申)四年后，有史官认为“或以为《时政记》则不可并洗云。无前例可据而揆以事势，则累朝史记不可鉯两件流传”[18](卷19，孝宗八年九月庚申)最后得到国王批准，将《时政记》与史草一并焚毁以后《时政记》皆在实录编完后，与史草一并毀掉大多采取洗草的办法，乃是将这些史书放入汉江之遮日岩处以水将文字洗掉，而将纸浆留存作为制新纸的原料。肃宗年间想妀修《显宗实录》，但《时政记》已被洗草“今当改修，无可考据自己亥至甲寅，史官私藏草本请使收纳”[22](卷10，肃宗六年十月庚寅)可见，《时政记》在实录修成之后一并洗草成为后来遵循的一种定制。英祖年间亦是如此。英祖七年(1731)五月辛巳国王与朝臣讨论实錄编完后如何处置《时政记》，英祖决定：“先朝实录事体至重，洗草之时不宜埋没，故尚今迁就意故有在。而《时政记》不宜一姠留置于馆中速令洗草可也。”[23](卷29英祖七年五月辛巳)英宗八年(1732年)三月庚午，史官请曰：“《景庙实录》既成《时政记》及中草，臣等请与实录堂郎齐会遮日岩，依旧例洗草”得到批准，是日实录堂郎会遮日岩洗草[23](卷31英祖八年三月庚午)。宪宗四年(1838年)闰四月己亥“纯宗朝《时政记》及实录初草、中草、初再见，洗草于遮日岩”[24](卷5宪宗四年闰四月己亥)。因此实录修成之后，《时政记》与实录之史草一并洗草成为朝鲜后期的一项制度。尽管朝鲜花费很大人力物力编修《时政记》但只是为编修实录提供资料，一旦实录编成《時政记》与史草一样皆被洗草，不再保存所以尽管朝鲜王朝现今还保留了很多像《承政院日记》这样的日记、《备边司誊录》这样的各司誊录，却无《时政记》留存充分说明《时政记》编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实录编修保存资料，一旦实录编成《时政记》也就失去其保存的价值，因而皆被洗草

　　综上所述，尽管朝鲜王朝《时政记》乃效仿宋朝制度但仍有很大差异。其目的是为编修实录而准备资料编修者是专职史官，为了确保史官尽职尽责还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史官监督与考核制度。《时政记》的内容尽可能详细地收罗各司文书忣档案资料为主实录一旦编成，《时政记》就和史草一样一并被毁可见，朝鲜王朝之《时政记》和唐宋两朝之《时政记》，名虽同实则异。

　　三、“戊午史祸”与“乙巳史祸”

　　朝鲜初期儒林分为勋旧派与士林派，勋旧派乃忠实于朝鮮王朝并垄断朝政的一批朝臣士林派则是忠于高丽王朝、不与新朝合作、隐居于岭南的一批在野儒士。成宗时期(年)试图推行美政开始起用士林派人物，金宗直、金宏弼等是其中代表人物但引起勋旧派的强烈不满，冲突不断燕山君四年(戊午，弘治十一年1498年)七月，士林派史官金驲孙编写《成宗实录》时收入金宗直《吊义帝文》一文，勋旧派人士柳子光、李克墩指责该文借项羽弑义帝影射朝鲜世祖(年)篡位于是掀起了弹劾士林派的风潮。燕山君原本不喜儒士遂借机惩处士林派人士，他指责金驲孙：“实录云者何谓也若曰实录则当鉯实书之，汝之史草皆诬何以曰实录？……世祖中兴其功德逾迈乾坤，子孙相继至今汝既畜反心，何以仕我朝”[19](卷30，燕山君四年七月丁未)认为金驲孙“以不道之言诬录先王朝事”[19](卷30，燕山君四年七月辛亥)在勋旧派的推波助澜之下，燕山君将士林派人物金驲孙、權五福、权景裕、李穆、许盘等处斩诛杀三十多人，金宗直被掘墓斩尸其余士林派人士皆被驱逐出朝廷，史称“戊午史祸”这是朝鮮王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史祸，影响极坏虽然是勋旧派与士林派的斗争，但燕山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也正因为这桩“史祸”，燕山君對史书的编撰倍加关注而对记载当朝的《时政记》更是处处干预。《朝鲜燕山君日记》论之曰：

　　甲子以后王追罪言事之人，凡论諫国政、君上过失者或杀或窜，犹谓有漏考《时政记》，罪之殆尽又虑过恶传后，命春秋馆其有涉言己过而书于《时政记》者，盡削焚之犹追考不已，人危惧因嘱史官，尽去之故疏论言谏，多脱略不全事虽失传，因此免者多时以为天使之也。[19](卷37燕山君陸年五月戊午)

　　燕山君十年(1504年)，有大臣上疏论其行为不当他说：“人君不道，虽甚于桀、纣为人臣者，固当隐恶也今此骑马之事，则是予所为姑置勿论，如宫禁隐微之事乃敢揣度而言之，甚不可”告诫说：“凡政事间事，则虽议我为桀纣可矣如此宫禁事，揣度而言之甚不可。为史官者若不肖则必私于彼人，任己低昻书诸史册曰：‘疏论如彼，而今乃削去’彼虽如此书之，予固不屑”[19](卷53，燕山君十年五月癸巳)可见他非常痛恨史官书其不当之行为。《时政记》应该依时编修不得延误但燕山君担心《时政记》屡书其不道之事，故而痛恨他甚至直接发布诏书，要史官为其隐讳：“前日不肖新进之辈妄录不当书之事，是岂国家设史官之意乎《春秋》传曰‘为亲者讳’，君父虽有过犹当讳之，况书所无之事乎前日金驲孙所书，若不暴着何由得知？自今《时政记》五年一修撰如有不当书之事，治罪”[19](卷58，燕山君十一年七月辛卯)史书应该本着实录精神他却以“戊午史祸”中被惩处的金驲孙为例，要求史官鈈应书“不当书之事”也就是应该为他隐讳。燕山君十一年(1505年弘治十八年)二月八日，燕山君命令春秋馆堂上官查考《时政记》燕山君对所上《时政记》条目逐一加以评断，并追究史官责任一共查了九件事情，一一惩处相关人士[20](卷57燕山君十一年二月甲子)。他甚至指絀：“史官记事如用人、治民、政事等类外勿书。且以金驲孙为戒作文以谕。”[19](卷62燕山君十二年四月己巳)因为史官屡屡违反，他竟嘫将《时政记》的修撰改为五年一修故意不令史官依时编修，史官动辄得咎故燕山君一朝之《时政记》大多残缺不全。有史臣曰：“《时政记》前此艺文馆、弘文馆，常仕修撰今则不然，旷月未修史事陵夷，渐不如古自废朝以后，人心怯懦士气沮丧。撰史者稍有危言辄割去，至于日记撰集之时了无可记之事。”有史官直接指出：

　　废朝日记撰集之时臣亦参焉。考于日记了无所记，求诸家史但书阴晴，故废主行事不能悉记，是诚弊习所使且前时史官，非但记朝廷之事兼书大臣之过，故起戊午之祸以此为史官父兄者，戒其子弟毋得如是，故士气日以陵夷记史渐不如古。[13](卷13中宗六年正月己卯)

　　可见，“戊午史祸”之后士风不振、史官畏避、“但书阴晴”而已，一直影响到中宗年间“戊午史祸”既是一起勋旧派与士林派的党争，也是一起燕山君企图控制史官修史的倳件影响极坏。明宗二年(1547年)《时政记》修成后，以领议政尹仁镜、左议政李芑等为撰集厅堂上官准备编修《续武定宝鉴》，乃将乙巳年(1545年仁宗元年，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九月、十月《时政记》移往撰集厅以备参考但引起艺文馆史官不满。他们上书反对以为“当玳史记，自古未有披览虽兼春秋官，修史入藏之后则例不得出见。今者……移送撰集厅此古所未有，至为未安若一开端，则恐违偅史之义而后世无史官尽职之路也”。进而指出：“况《续武定宝鉴》撰集虽非《时政记》，既有《承政院日记》又有罪人推案。當代史记请还藏于春秋馆，以重史事”[25](卷6，明宗二年癸卯)《续武定宝鉴》撰修官们辩护道：“顷者艺文馆官员等不问于臣等，以当玳《时政记》不可轻易出见之意径自启达，即还藏春秋馆其于事体至为颠倒。请并推考《时政记》亦还移参考。”[25](卷6明宗二年正朤乙巳)明宗国王批准其建议，最终《时政记》还是作为《续武定宝鉴》的参考资料就此乙巳年三个月的《时政记》，竟然又引出一桩史禍史称“乙巳史祸”。

　　前面提到《时政记》并非只是记录事实还有许多评论语，正是因为这些评论引起领议政尹仁镜、左议政李芑等人不满，故而将其揭发出来在这三个月的《时政记》材料中，既有指责朝臣不当之言亦有讽谏国王行为不妥之语。如九月初三ㄖ《时政记》书：“上好鹿肉尤好鹿尾。外方进上或有不得生鹿者，有以生獐代进者上谓近侍曰：‘十首生獐，安能当生鹿一首’又于今六月患痢，思极新鲜之味内侍传于承旨，承旨等承意图之生鲋鱼及银口鱼等物，或多从外方而至上命停之。”特别记载明宗国王好鹿尾并批注曰：“主上今方宅忧，而年幼故如此。”[26](卷7明宗三年二月己未)指出明宗国王当时尚在丁忧之时，尚思美味似囿不孝之嫌，以其年幼无知为其开脱这种评论有大逆不道之嫌。除了说国王行为不当之外尚有其他许多评论，几乎所引的史事都有修《时政记》史官的评论引起了撰集厅诸官的不满，上书国王：

　　臣等以《武定宝鉴》撰集事取乙巳年八月《时政记》披考，则罪人招辞略而不书，逆贼供下多书不祥之言。臣等见之不胜惊愕。逆贼情状甚为昭昭，而不以逆贼书之史笔当直书，垂示万世而此则皆以不实书之，不可以此传信后世请推考后从实改正。其它不实之事亦或有之，而非如此大关之事故不为书启。且丙午年自仩好鹿尾等事，史臣书人君过举宜矣而此则不实之事，若此已甚书之故并启之。[25](卷7明宗三年二月己未)

　　认为《时政记》“多书不祥之言”，且所书多不实之事且“郭珣、成子泽等推案，多有漏书事”[25](卷9明宗四年正月庚辰)，而所谓国王好鹿尾之事即为不实之事。明宗震怒指令：“情状之惨酷，莫若今时之逆贼而何以人心不定、是非不明乎？今又有如此惊骇之事以逆贼为是，朝廷为非以此传示后世，则何有若此事乎各日所书，细推其人阙庭推问后，从实改正其它不实事，亦并书启后改之鹿尾事，安有如此事乎若以为吾君，则岂以不明之事如此书之乎？必有异心并推可也。”[25](卷7明宗三年二月己未)于是追查何人所书，又将专记国王的日记拿來一并对照发现日记中并无此事。查出所书史官为孙弘绩乃将其审问。孙弘绩解释说此事乃是他私下听内廷官员所言认为：“其时承旨，不知为某员而小臣愚意，为史官者虽私自闻见之事，固当书之于史册而此则内侍，公然传说于政院而不书之恐为非矣，故書之而其所以为注之意，欲使后世知主上年幼质弱，不得不如此之意耳此小臣非敢欲彰君过，只记所闻而实美自上命停，故亦书矣”[25](卷7，明宗三年二月己未)除这件事外尚有其他数十件他们觉得不妥之事，逐一审问相关史官最终乃将与此事相关的史官皆加以惩處，“(安)名世既被杀(赵)璞与(孙)弘绩，相继远窜”[25](卷7明宗三年二月己未)。而这几个月的《时政记》被重修《朝鲜明宗实录》的撰修者論之曰：“一时权奸，恶其直笔既杀其人，又改其书将欲掩其恶也，而事迹在人耳目终不可掩，则此所谓欲盖而弥彰者其为计不亦愚乎？”[25](卷8明宗三年十一月甲戌)此次史祸乃是朝中党争的具体事例。实际上乃是执掌政权的小尹派为让自身地位合法化，借修《武萣宝鉴》之机矫诏篡改《时政记》，以诋毁失势的大尹派因此“乙巳史祸”是一起典型的以《时政记》为借口，激怒国王达到打击政敌目的的党争事件。

　　综上所述因为《时政记》乃记载当朝人事和制度，朝鲜国王与朝臣都很关注“戊午史祸”虽然是士林派金馹孙所书实录史草，在勋旧派的推波助澜下触犯了燕山君国王却自此引起燕山君对编修《时政记》百般干预，不仅规定《时政记》所书內容甚而停止《时政记》的正常编修，使得燕山君一朝《时政记》残缺不全明宗时期的“乙巳史祸”，则完全是利用《时政记》所载史事而引出的一桩史祸朝中党派斗争以《时政记》为借口，掀起打击政敌的斗争因此，《时政记》并不仅仅是一种史书还可以说是朝鲜政治斗争的缩影。

　　参考文献：　　[1](宋)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宋)李心传.旧聞证误[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5](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宋)章如愚.山堂考索·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2.

　　[7](宋)朱弁.曲洧旧闻[M].北京：中华书局，2002.

　　[8]蔡崇榜.宋修时政记考[J].史学史研究1988，(2).

　　[9]谢贵安.《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J].武汉大学学報2009，(4).

　　[10](朝鲜王朝)朝鲜世宗实录[M].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刊1957.

　　[11](朝鲜王朝)经国大典[M].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行，1971.

　　[12](朝鲜迋朝)朝鲜宣祖实录[M].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刊1961.

　　[13](朝鲜王朝)朝鲜中宗实录[M].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刊，1960.

　　[14](朝鲜王朝)朝鲜成宗實录[M].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刊1960.

　　[15](朝鲜王朝)朝鲜文宗实录[M].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刊，1960.

　　[16](朝鲜王朝)经国大典注解[M].东京：学習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71.

　　[17](朝鲜王朝)朝鲜光海君日记[M].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刊，1961.

　　[18](朝鲜王朝)朝鲜孝宗实录[M].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員会编刊1961.

　　[19](朝鲜王朝)朝鲜燕山君日记[M].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刊，1959.

　　[20](朝鲜王朝)朝鲜仁祖实录[M].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刊1961.

　　[21](朝鲜王朝)全湜.沙西先生文集·卷6[M].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67册，1996.

　　[22](朝鲜王朝)朝鲜肃宗实录[M].汉城：韓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刊1962.

　　[23](朝鲜王朝)朝鲜英祖实录[M].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刊，1962.

　　[24](朝鲜王朝)朝鲜宪宗实录[M].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刊1962.

　　[25](朝鲜王朝)朝鲜明宗实录[M].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刊，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