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a Visitor System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文学？――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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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文学？
　　我们生活在干净、整饬、现代化的城市，一切都为舒适便利而设计。饥饿早已不是问题，如今的问题是营养过剩或消化不良。但当周围那么多人只为兑换更多华服美食、现金支票而愿耗尽生命，当越来越极端的刺激也不能使人震动时，或者当我们看到簇拥在地铁上、橱窗前那些极度麻木的面孔时，我们是否能看到这一点：人们的灵魂正在挨饿；我们是否能感到这城市在日渐丧失一种活力？那不是建筑工地或者噪音所能制造的活力，而是位于人类心灵中的感受力和灵性!
　　-当一个人成为文学阅读者
　　就会感受到自身存在的独特和尊严
　　从表面看，感受力的丧失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听到了更多的声音，从各个方向传来；也看到应接不暇的画面，包括新产品广告、电视新闻、肥皂剧……但是，就像强光能让人变得盲目一样，铺天盖地的信息也可能让人退化成接收器。商业利益制定的潮流将人变成附庸；全速转动的政治风向标发出轰然而沉闷的声音，世界成了各类大潮流、大事件、大人物和抽象数据理论构成的庞然大物。一个人甚至一群人的面孔就模糊在这庞然大物的背后。迷失、空虚占据了披着虚荣外衣的人们。
　　而在一切喧嚣之中，文学却传达着一个清晰无误的信息：一个人是独特而宝贵的，一个人的面孔是值得被清晰地塑造出来、书写下来的，一个人的感受是重要的，因为他不是世界的几十亿分之一，他的此生就是他的整个世界。法国作家卡缪说：“文学唯一的辩护，是为弱者的辩护。”克莱齐奥说：“如果说作家手中的笔必须具备一条美德的话，那就是：它永远不应该被用来颂扬那些富贵权势之人，哪怕是以最随意的口吻。”文学拒绝任何以大欺小的理论或做法，坚定地守护着“人”―― 一个脆弱的、容易被庞然大物压垮、被生活挤得干瘪变形的人。
　　文学捍卫着个体的独特性，它将一个人清晰化，不厌其烦地探索他的喜好、悲欢，探讨其生命深层的意义。譬如，文学从来不会把某个死者仅仅当作某事件中无数个死者之一，它不会把数字和人等同，更不会用经济基础之类的抽象理论草草解释一些人的苦难和牺牲。作家深知个人是多么宝贵，其感受决不应该被忽略、被抹杀。因此，文学教会我们的第一件事是视每个人为绝无仅有，从而更尊重、更爱他，并且维护人的个性和他的自由。因此，文学是强调步调一致、整齐划一的专制政府的头号仇敌。而当一个人成为文学阅读者，他就会感受到自身存在的独特和尊严。
　　-文学也许是
　　人类最坚实的防线
　　文学的这个天性注定了它将捍卫人道精神，因此，文学反对以各种借口(包括各种主义、宏大利益)剥夺人的幸福和生命。
　　布罗茨基说：“与一个没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更难为着任何一种理由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我谈的是对文学的阅读，而不是识字、教育。识字的人也好，受过教育的人也好，完全可能一边宣读这样那样的政治论文，一边杀害自己的同类，甚至还能因此体验到一种信仰的喜悦……”这段话指向历史的黑暗之处。但在这种黑暗之处例如古拉格群岛的杀人场上，也会闪动着一些文学的微光。一支笔在书写，不是书写大事件和伟人们的历史，而是书写人性和心灵的历史。在守卫人道和自由方面，文学也许是人类最坚实的防线。
　　-一个良好的阅读者
　　能免于被庸俗所伤
　　文学试着让浮躁不安的人沉静地坐下来，阅读、思考他人的生活、他人的感受，从而缓缓走进自身的内在，逐渐唤醒他生命里本就存在的各种感受力。因此，抢救人的感受力，令他通过阅读重获感受欢乐、悲伤、同情、愤怒的能力，使他苏醒，重新充满活力和激情，成为精神健全、饱满的人，这无疑是另一个为什么我们今天更需要文学的理由。大部分人不会为了思考而去思考，但他们却会因为强烈的感受而去思考。因此，文学经由激发一个人独特的感受力而促使他去思考，这样的思考会更深邃、独立而富于人性。
　　如今，谁告诉我们什么是美？是电视广告、选美机构，还是无所不在的时尚口舌？无怪乎人类的口味越来越庸俗了，因为美已沦为肤浅的娱乐。但一个口味良好的阅读者却能免于被庸俗所伤，因为他能经由阅读而体会到文字之美、人性之美和世界之美。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美拯救世界”时，他也许太理想主义，但不管美能否拯救世界，美却能拯救一个人，能让他从粗糙卑污、暗淡无光的生活中挣脱出来。文学经由其特有方式揭示的美会让人震动，令人的精神升华，这本身就具有“解放”的意义。
　　-没有文学，语言将慢慢退化萎缩
　　有了文学，人们得以在想象的天空中轻盈飞翔，高于生活、俯瞰现实。文学不只是现实的复制，文学是创造。文学这种最神奇的创造运用的基本材料是作为“文明之根”的语言，和个人独特的感受力、想象力，勤奋工作精神，对前人写作传统的敬畏，传承和突破。文学(不是电脑游戏)才是孩子们想象力的最好养料，勤于阅读的成人会更富有情味和创造性。此外，更不该忽略文学在不断丰富、保护着我们的语言。这一点早已为众多伟大作家所揭示：没有文学，语言将慢慢退化、萎缩，而作为众多文明方式的起源和载体，语言的萎缩将意味着思想、文明的退化和萎缩。
　　文学消除了不同社会、人群之间的陌生感和距离感，模糊了边境和文化的界限。当一个非洲人阅读某篇法国小说时，他几乎能闻到巴黎街道上散发的气息，这气息和当年普鲁斯特、萨特闻到的气息相差无几，而当一个英国人阅读《一千零一夜》时，他不会再觉得自己比阿拉丁优越多少。经由阅读，我们可轻易地越过贫富、等级、地界，抵达另一文明中另一个人的生活和内心。文学使我们发现，我们和其它人类是血脉相连的！我们的命运也许不同，却有类似的痛苦、喜悦、不安，以及人生麻烦。文学在让我们认识自身的独特价值之外，也让我们知道，其它人类是我们的兄弟；就像文学在强调鲜明的民族语言风格时，也坚守着普世的文明价值。于是，在政治家和经济家们仍为全球化喋喋不休时，文学早已帮助它的读者实现了世界大同。
　　-骨子里的优雅要靠文学陶冶出来
　　最后一个理由可能更现实。没有良好的文学口味和一批好读者与创作者，一个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优雅，所以中文有“文雅”这个词。我强调的是真正的文学阅读，如阅读福楼拜、托尔斯泰、契诃夫、卡夫卡、福克纳、鲁尔弗、鲁迅、沈从文……如今很有一些人在炮制粗劣的文字，而美其名曰“文学”，这在我所谈论的“文学”之外。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浅显的礼节或许好模仿，但骨子里的优雅却不是技术和金钱就能堆出来的，而要靠文学艺术陶冶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人大体上比美国人优雅。
　　所以，如果我们安于麻木，安于一种粗鄙无文的枯槁生活，或者认为这个把个性等同于奇装异服，以及在身体各处打洞的时代很完美，认为肤浅的语言足以支撑深邃的思想、蓬勃的创造力，那么我们可以不要文学了。否则，我们仍需要文学，因为唯有文学才能把上述的一切价值完美地熔铸，再以其独特的方式赋予人类；唯有文学，才能以它独有的方式到达人心中最深沉而敏感的部分。
　　-文学是作家追求永恒的方式
　　有一个说法是，文学式微似乎已成世界性的趋势，这说明人类不需要文学了。这个说法是荒谬的，这就好像说，由于大气污染、环境恶化是目前的趋势，因此人类就不需要纯净的空气和美好的家园了。相反，这恰恰说明，我们需要做些补救。
　　其实，类似这些趋势的不美好现实正关系到为什么写作者需要文学。不如承认，写作者总怀有一个天真的、孩童般的愿望，希望现实能更美好。但现实总不能公正、美好，他们就只好自己创造一个世界、一套价值。文学是最理想主义的艺术方式，因为它负载着作家对人类、世界的希望。作家需要文学，因为在他看来，没有比阅读、创作最幸福的存在方式，此外，他可能还有个隐秘的奢望：在他已经化为泥土或轻烟之后，他的书还躺在某个书架上，即便落满尘土却也可能被随时取下、翻阅。还有比这更好的、追求永恒的方式吗？
　　(摘自《联合早报》 作者：张惠雯)
【编辑:官志雄】
----- 海外华文报摘精选 -----
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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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鲁迅
　　【编者的话】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1939年1月生于四川重庆， 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年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师范学校任教。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先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2002年退休。 中国论文网 /4/view-4188061.htm　　日，钱理群先生曾在北京万圣书园就这一题目做过演讲。前不久，经作者重新审定后，由本刊首次公开发表。 　　我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是有争议的，很多人认为今天不需要鲁迅。而我很坚定地说，我们今天依然需要鲁迅。 　　下面我来陈述一下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鲁迅，讲一个我理解的鲁迅。我先从一件小事情说起，就是前年，拍摄了一部电影叫《鲁迅》，在拍的过程中，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就提了一个很不客气的一个意见。说这个电影的中心是要表现一个人情味的鲁迅，写了很多很富有人的情性的鲁迅，就是塑造了一个好爸爸、好老师、好丈夫、好朋友的这么一个鲁迅。当然，它这方面塑造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很长时间人们对鲁迅感到不亲切，现在需要把鲁迅变成一个人，使他感到亲切，特别是年轻人都愿意接近鲁迅。所以，这样一种描写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但是，我同时就向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说中国为什么需要鲁迅？难道仅仅因为他是个好爸爸、好儿子、好老师、好朋友吗？那么，在中国举出好爸爸、好儿子、好老师的多得是，如果仅仅有一个好爸爸、好儿子这么一个鲁迅的话，那我们何必要他，可以不需要他。 　　鲁迅到底是谁？鲁迅是什么？ 　　我现在经常讲两句话，第一句话，鲁迅是人，和我们一样的人，因此我们觉得很亲近。但是，鲁迅又是一个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鲁迅是一个稀有动物，因为他稀有、特别，我们才需要他。所以，这就涉及到鲁迅到底是谁、鲁迅是什么？鲁迅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上到底占据什么地位和起什么作用？ 　　我们要对已有的很多说法提出质疑。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可能在中学读书时就读过，说鲁迅的方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鲁迅是不是方向？他跟“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到底怎么样？鲁迅确实是新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但是，他不是主将。对“主将”现在学术界也有了一致的看法，“主将”是陈独秀。鲁迅自己说，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是胡适，我只是用我的文学作品来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际成绩。他不是倡导者，不是登高欲呼的人物，而是一个创造者、一个实践者。陈独秀回忆说，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在我们《新青年》同仁中，他们两个都不是核心人物，但是，他们是大家都很尊重的两个人。 　　这是从事实上来说，如果从理论层面来说，实际上鲁迅对“五四”的启蒙、科学、民主三个基本概念，他是既支持，同时又提出怀疑的，他并不是无条件地认同“五四”运动三个基本概念。比如说启蒙主义，鲁迅自己说，我写作是为启蒙主义的，他确实是有启蒙这一面。但是，鲁迅同时对启蒙是提出质疑的。我想朋友们可能读过《呐喊自序》，那里说得很清楚，第一个，铁屋子打不打得破，你靠启蒙就能把铁屋子打破吗？第二个，你把铁屋子打破了以后，你给青年指出出路了吗？你把青年唤醒了，你能不能指出出路？让别人更痛苦，你到底有多大意义？关于科学，鲁迅当然赞成科学，同时他提出，如果把科学发展到极端，变成科学主义，变成科学崇拜，那就有问题；关于民主，鲁迅说民主很好，他支持，但他又说，因为民主有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那么这里有可能压制少数。所以，现在民主可不可能变成多数独裁、多数压迫少数呢？ 　　关于说他是左翼文艺运动的主将，是左联领袖的说法。鲁迅当然支持左翼、重视左联，后来中央宣布要解散左翼的时候，鲁迅是不同意的，闹了很大的矛盾。他写信给朋友说，这些人拉我加入，无非是把我当梯子，我认为他们的目的是正确的，所以，当梯子也无妨，所以，我接受了，我愿意当你的梯子。但是，我心里是有数的，你是把我当梯子，你不可能是真正听我的，事实上也不是真正听他的。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鲁迅对于左翼运动中的一些基本概念，他依然是这样既坚持又怀疑，比如革命。鲁迅是支持革命的，他对孙中山先生有一个最高的评价，说孙中山先生是一个永远的革命者。他说大学里面空气太沉闷，应该注入革命新的东西。那么，他理解的革命，其实就是一个批判、一个创造、一个革新，和我们讲的暴力革命不是同一个概念。 　　那么，他是不是导师？鲁迅也不是导师。他一生最痛恨的就是导师。 　　从古到今，中国知识分子是有一个通病，就喜欢当导师，而且特别想当国师。所以为什么诸葛亮在知识分子中有那么大影响。三顾茅庐的故事，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神往的东西。这几乎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很难避免的东西，不想当导师，就是想当国师。鲁迅最讨厌别人喊他导师。因为他说我自己都在找路，路都找不着，我怎么去给别人指路呢。他警告年轻一代，你们千万不要相信那些“鸟”导师，他们是骗你的。他说，与其找这些导师，不如自己联合起来走自己的路。我研究鲁迅，查遍鲁迅全部著作，他唯一用了这么一个脏字 “鸟”，就是说导师。 　　鲁迅是建构者又是解构者 　　鲁迅不是主将，不是方向，不是导师，他是什么呢？他在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系当中，是处在边缘位置，他始终是少数也是异数。 　　鲁迅对于现代思想文化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启蒙、民主、科学、平等、社会主义、革命、自由等等，他既支持又质疑。所以，我对鲁迅的概括，他是中国思想中现代文化的一个建构者，同时又是解构者。这个在中国思想界是非常之少的。 　　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建构者，同时我们也可以举出无数的解构者，而鲁迅一身兼二任，处在非常的特殊位置。这也是由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后发国家的时代，它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存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我们的理念是矛盾的，一方面我们可以接受最现代的观念，但同时我们又生活在一个巨大、现代的很多弊病已经显露出来的时代。因此，鲁迅一看到这个弊病，他就特别有一种怀疑和警惕。这也造成了鲁迅的矛盾。鲁迅通体都是矛盾。他并没有解决矛盾，鲁迅为什么这么痛苦，那么多毛病，就因为有两种东西在他身上交织，又坚持，又质疑，又质疑，又坚持。这个人就非常痛苦，非常复杂。这就是鲁迅的一个实际的地位。 　　那么，这样一个鲁迅，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我想，把它概括出来，是三个“拒绝收编”。 　　第一，因为他不想当导师，他特别不想当国师，因此他和那些想当导师、想当国师的那些知识分子，就有着根本的区别。就是他不愿意进入中心位置。用他的话来说，他是站在沙漠上看到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他在体制外的批判中，来寻求相对的思想独立和自由。他的追求是这样的，是体制外的批判。鲁迅原来是大学教师，为什么他最后选择到上海去做一个自由职业者，靠稿费谋生，原因就是想脱离体制，他对大学体制是深恶痛绝的。当然，这个自由是相对的。在中国，即使像鲁迅在体制外或者体制边缘的人，也不可能逃脱体制的控制。但是，他是拒绝被体制收编的。 　　第二，他拒绝被一切文化体系所收编。一方面鲁迅提倡拿来主义，他写过很有名的文章，叫《拿来主义》。他是主张最广泛地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思想文化遗产，同时又提醒我们，我们可以接受，可以拿来，但是以我为主，我不能成为思想体系的一个俘虏。鲁迅明显受尼采的影响非常深，但是他绝不是尼采主义者。我们可以说鲁迅受到各种思想的影响是非常丰富的，但是，他从来不是任何一个思想体系的俘虏。所以，我们今天就很难给鲁迅命名，你说他是自由主义者吗？又像又不像；说他是人道主义者吗？凭他对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的批评，他也不完全像；说他是一个革命者吗？是又不是。他各种体系都沾边，因为他广泛吸收，同时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和批判。所以，鲁迅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难以归类，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地位。所以，我只能说是非常独特地叫做鲁迅思想。他始终坚持着思想的独立性和主体性。 　　第三，他也不想收编他人。我想这可能是更可贵的。我如果问鲁迅路该怎么走，他会坦率地告诉你，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走，我们一起走吧。他是这么一个人。我曾经比较过鲁迅和胡适在北大的演讲，他们都很喜欢演讲，在大学生中很有影响的。他们两个人的演讲风格非常不一样。胡适是有导师情结、国师情结的，而且很自信，他觉得他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他演讲的特点是非常清楚明确，就是全听我，跟我走就行了，他本身是指路的人，讲完之后热血沸腾，跟我胡先生走就行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听胡适演讲很痛快、很舒服。但是，听鲁迅演讲就不行了，鲁迅刚刚讲完一个命题，紧接着就自己把自己否定掉了。比如说，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演讲叫《娜拉走后怎么办》。在“五四”时期，娜拉走出家庭，就是妇女解放的道路。有人提问，娜拉走后怎么办？鲁迅说，最后恐怕要回来的。紧接着别人就问，你说娜拉走不走出家庭？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娜拉还要回来。又问，再答，回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鲁迅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中国的改革非常困难，即便搬一个铁炉子，从这儿搬到那儿，都要流血。但是，怎么改，我也不知道。所以，他刚讲一个命题的时候，他立刻自己把这个命题就否定，就提出怀疑，他不给你指出一个明确的路，不是不给，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听鲁迅演讲就会非常吃力，拼命地想，去拼命地考虑问题，他逼着你思考。 　　我有个体会，看鲁迅作品是有一个过程的，刚开始看他文章的时候，是常常抵制的，不相信他说的。所以，你听鲁迅演讲或者看鲁迅的作品，你常常是首先和他辩论，然后和自己辩论。是一个不断辩论、不断思考的那样一个过程。所以，鲁迅的最大价值，是他保持我们在鲁迅面前是独立自主的，他也要求我们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并不要求大家听他的，也不要求大家跟他走。他说，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你跟着我走了，万一走错了怎么办。所以鲁迅说，别人一鼓掌，我就紧张。一鼓掌，可能要把我搞死了。他的演讲就经常讲这个话。 　　鲁迅在今天的中国，是特别稀少的 　　当然，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年代，读懂鲁迅的只是少数，不仅鲁迅自己在这个文化体系中是少数，而且在任何时候读懂他的也是少数。一个大家都接受的鲁迅，那就不是鲁迅了。我曾经在北大跟学生讲过，这个不仅和鲁迅，和大家，和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你和他相遇的话，要有缘分的。特别是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讲缘分，不是你读了很多书，读多了你就和他有缘。 　　怎么能跟鲁迅有缘分呢？根据我的观察和多年的经验，跟人所处的处境有关。当你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你觉得一切都满意，或者很相信别人告诉你的一切话，你说老师讲的都是对的，报纸上讲的也都是对的，领导做的报告也是对的，文件讲的都是对的。如果你处于这样一种精神状态的时候，你去读鲁迅，你绝对读不进去，而且你怀疑他。因为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和你听来的这些话都是不一样的，你是不可能和鲁迅相通的。当你对你的生活不满意了，你对周边讲的话都产生怀疑了，或特别很苦恼的时候，你想选择和你现有的生活方式、和你现有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另外一种可能性的时候，这是你和鲁迅相遇的最佳时间。或者说一个人倒霉的时候，一个人处在绝境的时候，就是接近鲁迅的最佳时期。 　　我这一生和鲁迅有过两次相遇，第一次是在“文革”后期，我处在绝望的时候，这时候读鲁迅，一下读通了。我的第一本关于鲁迅的书《心灵的探寻》，就是这样产生的。第二次是在2000年，我曾经遭遇过一个大批判，差点被赶出北大，处在我生活的最低谷，那个时候也是绝望痛苦极了，身心交瘁。这个时候读鲁迅，又觉得和鲁迅相遇了。后来就有了我的《和鲁迅相遇》这本书。鲁迅是异端、是少数，他可以给你提供另外一种可能性，当你想寻找另外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你就读鲁迅。当然这么说有点绝对，如果说得更普遍一点，我是觉得，在中国只要具备两个条件的人，迟早要和鲁迅相遇。第一个条件，就是所谓具有中等以上的文化程度，你看不懂，你无法相遇。鲁迅的文字不是很好懂的，你读懂它当然要有一定文化程度。第二个条件，你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不管你什么动因，你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你迟早要和鲁迅相遇。至于相遇的程度是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想强调一点，鲁迅的那种既肯定又否定的思维方式，那种看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对我们今天有很大的启示。因为当下的中国是处在一个矛盾交织、问题多多且空前复杂的时代。我常常感慨，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思维单一、非此即彼，已经失去了认识和把握外在世界的能力了。 　　我觉得鲁迅还有一个可贵的地方是能够把自己思想变成实践的知识分子。他不是虚无主义者，也不是一个逃避实践的人。鲁迅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真的知识阶级。他讲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有两个标准，第一条，是永远的批判者，是永远不满足现状。第二条，是永远地站在底层民众中间，站在那些被侮辱、被损害、被压迫的人们之中，为他们悲哀、叫喊和战斗。 　　通常对鲁迅有一个批评，说鲁迅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实际上这是不对的。鲁迅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建设，且不说，鲁迅实际上还坚持做一些非常琐碎的非常具体的一些建设性的工作。鲁迅非常关心年轻人，他经常倡导青年人有泥土精神，就是不怕做小事情的精神。鲁迅就做了大量的建设性的看起来很琐碎具体的工作。我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鲁迅是日去世的，在1936年1月到10月这段时间，正是鲁迅病情愈来愈重期间。就在这段时间，他编了一本杂文集《花边文学》，一本小说集《故事新编》，翻译了果戈理的《死魂灵》的第二部，编辑出版了包括瞿秋白的《海上树林》《死魂灵》百图、科林徽司的版画选集等一大堆书。另外，还参与了《海燕》和《译文》两个杂志的编写工作。他的生命最后都耗尽在这点点滴滴具体的琐事的工作中去了。而在他看来，这样的工作对中国、对未来是有好处的。鲁迅是仰望星空，但同时又脚踏大地，想大事情，做小事情。这是我学鲁迅的一个体会。 　　鲁迅的命运 　　我几乎每次演讲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如果鲁迅活着，会怎么样？这个问题在鲁迅死了之后，中国人就非常焦灼地不断地提这个问题。据我知道的就已经提过几次。第一次是在抗战时候，胡峰提过这个问题，现在鲁迅活着会怎么样。胡峰的答案是：鲁迅现在活着，会被大家看成是汉奸。什么原因呢？鲁迅对于中国的各种思想都是怀疑的，他对爱国主义就有自己很独特的一种见解。他认为中国问题更多是在自身，他老批判中国。真正爱国的话，就把自己国家搞好，一个民族应该有自我批评力，你才越强大，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所以，他把主要精力确立在批评中国。如果你看他的著作，不批判日本，日本侵略中国，他都不批评它，而且强调我们要向日本学习。这是一般中国人绝对不能接受的。可见鲁迅是汉奸。而鲁迅的理由是，两个人打架，你怎么把对方打倒，你只有把他最强大的东西吸收过来之后，你比他更强大，你才能把他打倒。你越弱越欺负你。鲁迅经常讲，天天叫着爱国的，那是假爱国主义者。真的爱国，要向自己的敌人学习，这才是真的爱国主义。所以，那个时候胡峰就说，抗战时期，鲁迅要活着肯定被看成汉奸。 　　第二次就是1957年，对鲁迅活着会怎么样的提问，毛泽东回答说，鲁迅活着的话，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沉默，一个可能就是继续反对，然后把他关到监狱里面，他继续写。我认为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两个历史人物是不可回避的，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鲁迅。他们都深知对方。在我看来，最了解毛泽东的是鲁迅，最了解鲁迅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喜欢鲁迅，毛泽东什么时候喜欢鲁迅的呢？也是在倒霉的时候。1931年，他被排挤出中央领导层，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是一个鬼都不上门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孤独，他寂寞了，读鲁迅。他就接近鲁迅。那个时候冯雪峰到了瑞金，毛泽东就一天拉着冯雪峰，他说，来来，我们今天只谈鲁迅。冯雪峰告诉毛泽东，鲁迅说，有日本人说，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蒋介石，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非常得意。因为那个时候，毛泽东的地位很低。冯雪峰曾经把毛泽东的诗词给鲁迅看过，现在不知到底是哪一首诗词，我估计是《井冈山》，鲁迅看了之后哈哈大笑，他说这是个山大王。然后，冯雪峰把这话传给毛泽东，毛泽东听了也哈哈大笑，说我就是山大王。所以，鲁迅和毛泽东有一场对话，就是以冯雪峰为中介，也就是说，鲁迅看来，毛泽东是个山大王，而毛泽东自命为山大王。 　　那毛泽东怎么看鲁迅呢？这里有两个方面的想法，一个方面就是作为个人的毛泽东，他很欣赏鲁迅。他们之间有些地方是相似的，毛泽东这个人是非常特别的，毛泽东说我身上既有虎气又有豪气，豪气的一面，就是老不满足现状，老想把一个东西推翻掉。这是跟鲁迅是极其相似的地方。鲁迅永远不满足现状，作为人来说，他们两个都有不安定的反抗的灵魂。这是他们相通的地方。但是，毛泽东不是一般的个人，他是个政治家，他又深深地知道鲁迅的危险和鲁迅的可利用之处。他看清楚了鲁迅的危险性。毛泽东对鲁迅有一个评价，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最早对鲁迅的评价，说鲁迅是中国的圣人。在毛泽东思想体系里面有两个概念，叫豪杰和圣人，所谓豪杰指的就是在某一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人，如在军事上、政治上有建树。圣人是影响人思想、灵魂的人。而毛泽东青年时代就立志要当豪杰又要当圣人。所以，我们可以从毛泽东的《沁园春》做一个解读。在他看来，秦始皇、汉武帝这些人，都不过豪杰而已，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要当豪杰，还要当圣人。这是毛泽东和别的领袖的不同之处。但是，在他羽翼未丰之前，他不能自己说我是圣人，故而他说鲁迅是圣人。他看中的是鲁迅巨大的思想影响。但是，毛泽东深信一点，把鲁迅拿过来是很危险的。实际上也是如此，“文革”初期大家学鲁迅的造反精神，真正起来造反了，就不谈鲁迅了。 　　因为这就面临一个矛盾，毛泽东已经先把鲁迅作为一个圣人了，但解放后毛泽东要当圣人了，中国不能有两个圣人，这就形成矛盾。所以，到“文革”时期宣传什么呢？宣传鲁迅是毛泽东的一个小兵。林彪事件发生之后，毛泽东到武汉去接见解放军干部的时候说，现在看来，中国的圣人还是鲁迅。我不是圣人。在他去世前还说，我们大家还是来读鲁迅吧。 　　鲁迅与胡适、孔子与传统 　　要区分思想者和实践者，思想者的逻辑和实践者的逻辑是不一样的。思想者的逻辑，是强调思想彻底性，而且思想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强调思想的批判性而不考虑现实可能性。而实践者强调把思想者的东西怎么转化成现实条件，作为一定的妥协。鲁迅强调实践，但从整体上看，从思想文化贡献上看，主要偏重思想者。鲁迅给自己的定位，他说我是精神界的战士，关注的是精神问题。他能够提供新的思想、理念，能够让人们认识现实的种种不足，所以他在中国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没有思想者，我们的实践就没有方向，但思想者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它应该由实践者来解决。所以，任何一种选择它都有它自己的一个限度。我不认同当下中国更需要实践者这种观点，好像思想者批判者是次要的。在当下中国，思想者和批判者还特别有意义，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批判能力基本没有了。 　　现在有一个争论很厉害，说鲁迅强调改造国民性，胡适强调制度建设。现在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制度最重要，所以，胡适比鲁迅更重要。实际上中国问题的解决，两个都要，没有制度不行，只改变制度就行了吗？鲁迅说过一句话，中国是个染缸，外国再好的制度到中国来全部变了颜色。所以，要改变这染缸就涉及到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国民性的概念是舶来品，它是西方殖民语言。我觉得鲁迅对国民性的认识，是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判断出发的，是自己的问题，这个命题并不是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他有一个思想体系，鲁迅思想终归是立人，他希望中国人能够立起来。他说，立国首先要立人。立人指的是个体的精神独立和自由。他认为这是立国之本，批判奴隶性之后，人才立得起来的。中国的根本问题是立人，是人心的问题，要改变人心，才能改变中国的问题。鲁迅对奴隶性这个问题特别地死抓住不放，是跟他的理想连在一起、跟他的中国问题的判断联系在一起的。胡适是另外一个判断，他认为中国问题是制度问题。这两个判断各有各的价值。 　　当下的中国既需要鲁迅，又需要胡适。我们既不能把启蒙神话，不能搞启蒙崇拜，也不能搞制度崇拜。没有必要把这两个人绝对对立起来，非鲁即胡，或非胡即鲁。 　　我在一篇文章曾提出，中国进入小康社会以后，我们要面临四个重建：就是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生活重建。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弱点，就是喜欢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在某个时期强调精神至上，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某个时期强调物质至上；一个时期是底层崇拜，一个时期是精英主义、精英至上；一个时期强调集体主义，牺牲个人，一个时期强调个人主义。现在就是个人主义泛滥、个人中心、物欲横流。我们老在这两个极端跳来跳去，我称之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钟摆现象。我觉得现在可能要回到终点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中庸之道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我们现在需要在物质和思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在底层民众和精英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我讲这样的重建，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重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寻找历史经验，找到一个我们今天比较合理的一种处理这些问题的一个方式。我想可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样一个任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继承中国传统非常重要。现在一讲传统，就是孔子、国学，这是不全面的。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全面的传统的观念，不仅有古代传统，也包括鲁迅的传统、民间的传统。即使古代的传统，也是多元化的，还有诸子百家传统。所以，我们不仅不能把鲁迅、胡适对立起来，也不能把鲁迅和孔子对立起来。我曾经说过一句很沉重的话，我现在再重复一下：我们中国人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孔子，现在好不容易有了鲁迅，好不容易有了胡适，这就很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中国人老喜欢把他们对立起来，把孔子和鲁迅对立起来，有孔无鲁，有鲁无孔，有鲁无胡，有胡无鲁。这太愚蠢了。我们民族就这么几个宝贝，而这几个都是被世界承认的宝贝，世界承认的我们中国人并不多，我们自己为什么把他们对立起来？当然，就个体来说，我们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比如我个人就更倾向于鲁迅。 　　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鲁迅的根本弱点在哪里？ 　　我认为一个真正的研究者，他的最大成功，就是他研究的结果，能够找到那个被研究者的最大的问题，你能够成为那个研究者的对手，而且你能击中他的要害。鲁迅说他希望别人能击中他的要害，但是，鲁迅一生没有遇到任何一个能够击中他要害的人。这是鲁迅的悲哀，也是中国文化的悲哀。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对鲁迅好多批评，比如说他狭隘、爱发脾气等等，这种批评也不是没道理，但是没击中要害。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鲁迅当年就有真正的对手和他论战的话，他的那种思想，越战越有劲，对手水平越高，越能激发他的思想。如果真有一个能击中鲁迅要害的人出来的话，鲁迅的思想可能不像今天这样，还要更丰富。但是可惜没有。我曾经想过，有可能成为他对手的是他的弟弟周作人。但是，他是他弟弟，这就不可能了。虽然周作人对鲁迅也有批评，但他不可能真正地作为对手出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我极想做鲁迅的对手，但是我做不到。曾经有人批评我，说钱理群是走在鲁迅的阴影下。这是我们这一代鲁迅研究者的一个最大的痛苦。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就是一个真正的研究者，他既要进得去，又能跳得出来。 　　很多人说，你对你的鲁迅研究评价如何，我以为，第一，我进去了，我部分出来了。这个也可以自豪。第二，没有根本出来。为什么呢？就是我没有更强大的思想力量。这是一个研究者自己无法克制的弱点，这是最大的悲哀。要讲我研究鲁迅一辈子最大的痛苦，就是我没有跳出来，我没有成为鲁迅的对手。但是，我有很朦胧的想法，这个想法和大家的想法也不一样，我认为鲁迅的局限，可能就是中国文化的局限。和很多认为鲁迅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反叛者、持否定者相反，我认为鲁迅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好的东西都吸收了。如果他有毛病的话，或有不足的话，可能是中国文化本身的问题。所以，实际上我们要真的对鲁迅进行批判，可能要涉及到对整个中国文化的重新的反省，这是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所以，我只能有这么一个想法。 　　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关系，也是被经常问及，我曾经有一个演讲，专门讨论他们的关系。今天我简要地说说。 　　鲁迅和周作人，他们在很多问题上的基本关注是非常接近的，但重点、发挥点不太一样。比如周作人更多地关注妇女、儿童这些问题，鲁迅虽然也关注，但更多地是在其他方面展开了。他们对很多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非常接近，区别在于他们各自做出的选择不一样。总体来说，鲁迅比较接近儒家思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周作人更接近道家思想，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所以，鲁迅更积极一点，周作人显得消极一点。鲁迅的散文诗《过客》里面，其实已经写了他们俩兄弟的形象。《过客》里有三个人物，一个小女孩，一个老人，一个过客。小女孩是个年轻人，是个理想主义者，说前面是鲜花，而这个老人和过客是现实主义者，说前面是坟。周作人和鲁迅认为前面都是坟，在这点是一致的。前面是坟怎么办呢？过客说，我还要往前走，即使是坟我也要往前走。老人说，别走了，坐下来休息休息吧。这个形象比喻大概是他们俩的一个区别。 　　鲁迅和周作人把人性的两个侧面发挥到了极致。鲁迅把人的不安定的一面、激情的一面发挥到极点，周作人把人的安定的一面、沉静的一面也发挥到极点。我曾经提过一个概念，当然这是我的一个幻想，我提到鲁迅和周作人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代表中国文化、人际文化的共同体。应该从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当中去把握。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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