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红录——红楼梦背后的兴亡史》一书大约60万字，将在“煮酒论史”版块与作者在天涯所开博客同步发表，更详细信息请访问本人博客“扫红录”。　　本书扉页题：　　名花珍异惜如珠，满地飘残胡不扫？　　——吴伟业　　以下是序言：　　人云“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男不看西游，女不看红楼”。我青少年时代痴迷于《三国演义》之忠义肝胆、叱咤风云。三十岁之后才开始读《红楼梦》，是有感于世事变幻无常，人的一生终究值得珍贵的东西只有自己的节操。　　当第一回中疯癫的道人唱完“好了歌”，甄士隐此时已是心如看客，笑着和唱道“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第二回贾雨村在荒郊野外见破庙与老僧，对联上写着：“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第五回《红楼梦曲》终以“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结尾……里面的人生百味，非一定阅历难以体会。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小说里面有一句诗“月浦空余禾黍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不是包含有名的典故“禾黍之悲”吗？难怪我读小说总觉得里面流露一种兴亡之感！大者如国家兴亡，小者如人生悲欢。我想，只有在国运兴衰中，人的命运才显得特别坎坷无常吧。　　以后我就留心小说所自然流露的时代背景等东西，尤其注意是否隐藏什么历史事件。多年来我对第五回的金陵十二钗判词回味的比较多，自然有所领悟。　　有一次我偶然发现一处有意思的证据，就是在宝蟾这个人物的陪衬下，夏金桂“桂花夏（谐音‘下’）家”只可能指“吴（刚）家”。我在想作者是不是有意将夏金桂影射为吴三桂呢？进一步研究的结果是肯定的。因而，我的思维终于打开一个关键性的缺口，而且觉得有必要对小说全文进行通篇再认识。至于把大家早已指出的“耶律雄奴”、“林四娘”等题材联系起来，整部小说的写作背景就更好解释了。　　经过几年努力，终于写成本书。文史本非我的专业，我从事某专业技术多年，只是一位普通的文史业余爱好者。所以，着手撰写本书的初衷只是因为我认为当初确有特殊发现，而且企图尝试将我技术专业的思维模式试着运用到人文研究领域中来。　　本书内容将鄙陋之至，自然无复多言，所以还诚望读者能看到书中的闪光点。我相信因为某些偶然发现，而翻开了《红楼梦》研究新的一章。另外本书还挖掘出一些比较少见的史料，让人以别致的角度来解读明清兴替的历史。所以我觉得即使读者不赞同本书对小说的解读也没关系，尽可当成一本另类史书来阅读也不无趣味。　　闲石 谨识于湖南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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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诗曰：　　千年冤魄化为禽，永逐悲风叫远林。愁血滴花春艳死，月明飘浪冷光沉。凝成紫塞风前泪，惊破红楼梦里心。肠断楚词归不得，剑门迢递蜀江深。　　此诗并非本书作者杜撰，出自唐·蔡京《咏子规》。这首诗字字滴血，颇合小说《红楼梦》之味。所以不能保证，小说作者的灵感不是来自这首诗。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东方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古代小说。世人将其当做一般情节的小说读是可以的，只可惜少有人能真正读下去，把小说一字不落读完。就是研究《红》的学者与爱好者，读小说也难免断章取义。其实问题还是出在小说本身上，不得不承认小说本身存在线索支离破碎、隐言暗语太多的问题。　　因为这部小说的事件背景实际上是以1644年甲申国变为核心时间点，既批1644年前中国的某些传统制度阻碍社会发展，又批1644年后外族侵略者的野蛮行径。这是一部把国家兴亡假托在一个家族身上的隐喻式小说。它深受明末启蒙思想的影响，深刻检讨传统农业意识和君主专制制度，更不能接受一个比传统农业社会观念更落后的野蛮民族来统治业已处于前工业社会的中国。作者的小说既是一部启蒙作品，又是一部反侵略的爱国作品。放在世界文学史上，这种思想性也是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　　再者，作为一部隐喻式小说，明暗两条线实际不关联。为了让人有可能读懂小说的暗线，作者不惜使明线变得支离破碎，并加入大量令人一时难以猜透的隐语。所以，小说暗线是主线，明线是作者用来散播作品的工具。这固然是逃脱当时日益桎梏的文网的必要，但是这种写作手法也呈现出古今中外小说史上独一无二的特色。　　第三，小说在文面上也是一部高超的现实主义作品。它赋予各个主要人物复杂的人格，跌宕起伏的互动关系。它成功逃脱中国传统小说才子佳人、善恶分明、因果报应的惯性思路，写下了人性与社会最真实的一面。而且小说的文采以及里面的诗词都代表东方通俗文学的最高水平。　　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得失都比较复杂，没有绝对的坏人，更没有完人。贾环是可恶之人，其也有可怜之处；凤姐心机诡诈之人，犯蠢的时候也很多，典型的大愚若智，心狠手辣的同时，也有怜悯施恩的时候；王夫人待人似乎较宽，但是涉及到她的根本利益的时候，也是毫不留情；宝玉就不用说了，二十一回批语说他三大病较中肯；黛玉是小说中一个相对完美的人，但是作者也暗示她“失之于严”；作者实际上最想贬低的人是宝钗，但是还是赋予她很多优点——没有优点的人本身是不可想象的，何况宝钗在现实中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胜利者；即使是薛蟠，他有时候也有傻得可爱之处……对人物性格多重性的表现，表明小说跨越了理想主义色彩，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但是对各种人物多重性的表现，并不妨碍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个人的喜恶，这种喜恶决定小说的价值取向。　　综上可言，《红》可以算得上世界文学史上的翘楚。
　　导言（接上）　　小说中可以找到诸多的证据，可以证明作者是在写明朝和明末清初的事，但是咋一看缺乏特异性，因为后人可以写前人的事，没有时间的限制。乾隆，甚至嘉庆年写明朝、明末清初的事情理论上不是不可以。　　小说中说：“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言辞恳切之至。因而，“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其实这句话是提醒读者一定要深思细察，反复阅读，才能读出小说的原旨。“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首先我找到了一处有意思的证据，就是在宝蟾这个人物的陪衬下，夏金桂“桂花夏（谐音‘下’）家”只可能指“吴（刚）家”，结合其它证据，得以肯定夏金桂是指叛明降清后的吴三桂。因而我们又得出合理推测：作者构思并写下夏金桂这个人物，时间断代在1644年甲申国变吴三桂投清之后，1673年吴三桂云南起兵反清之前。因为夏金桂显然是一个负面人物，吴三桂作为历史负面人物登场是在1644年；作者对吴三桂又讳莫如深，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作者是在用夏金桂影射吴三桂，可见当时的吴三桂仍是位极人臣、权倾朝野的清朝亲王，所以写作断代又在吴三桂1673年叛清之前。再看看第二十六回，冯紫英被兔鹘翅膀扫伤面部是影射吴三桂早年万军之中英勇救父的故事，可见小说中还藏着另外一个吴三桂。又可发现，香菱的原型是陈圆圆，薛蟠的原型是明朝崇祯皇帝宠妃田贵妃的父亲田弘遇，作者开始准备将薛宝钗描画成田贵妃的，这些推论将在本书中得到较精确的指证。总之，吴三桂、陈圆圆、田弘遇、田贵妃……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关注，追溯明末清初的文人，舍吴伟业（梅村）其谁？　　本书将系统分析小说本身，还原小说的成书过程，破解出小说中作者的系列隐意和重大史实，并初步论证吴伟业乃底本作者的可能性。本书将力求保证证据的可信度，并保证所有的证据脱离小说文本本身不致太远，且所有的证据相互呼应。读完本书后，读者将会真正体会到作者所讲的“字字看来皆是血”。本书将比之前任何一部研究《红楼梦》的著作都更加讲求证据，更加贴近文本，更多采用内证，更加注意小说的整体性和证据的系统性。　　小说的手法是“真事隐”“假语存”。小说已暗示甄士隐百年之后的墓穴将是北邙山，北邙山是何许地方？乃是集中安葬古今帝王将相的名山，这里已提示隐去的真事就是帝王将相之事。而贾家虽也是公侯，但是身份、规格肯定是配不上北邙山埋葬的那些帝王将相的。所以小说的基本构思就是用望族的兴衰之事来影射国家的兴亡之事。小说的“家世说”、“自传说”是不成立的。　　第十五回铁槛寺、馒头庵的名称来自一句诗“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典出范成大《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家山随处可行楸，荷锸携壶似醉刘。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三轮世界犹灰劫，四大形骸强首丘。蝼蚁乌鸢何厚薄，临风拊掌菊花秋。”“土馒头”就是坟墓，“馒头庵”意味着死亡。“铁槛寺”“馒头庵”“不远”的含义从甲戌批，是说即使再荣华富贵最终也逃脱不了死亡的结局，包含小说中“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繁花覆锦”“烈火烹油”的含义。作者说馒头庵的来由是馒头做得好，可见是掩人耳目的笔法，分析小说一定要注意这种笔法。　　蔡元培先生认为《红楼梦》小说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我认为应该换数个字，小说乃“吊天下之亡，揭明之失”。小说中大量揭露社会弊端的内容乃是针砭明朝之弊端，并非主要针对清朝；如顾炎武指出清代明是亡天下，不是普通的改朝换代，所以小说作者所吊的是中华之多舛，绝不能简单地说是明朝的灭亡；至于小说中大量隐现的反清内容是作者吊天下之亡的情绪的必然反映。　　《红楼梦》作者称“字字读来都是血”，我认为能达到这种境界真不容易啊，内心要多么大的创痛、多么坚定的信念才能将这血泪化作这么一部长篇小说，难道不就是张岱躲在山洞里忍死偷生写《石匮书》的精神吗？多年来，我一直都在逐字分析、细细体味，小说中到底有多少字是真的带血的。根据我的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字眼确实是带血的，而且沾血的方式多样，角度隐蔽，总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由于本人的水平有限，还有少量的文字没有找到血腥味，我想这可能意味着机会将会留给未来的研究者。
　　很多索隐者都隐隐感觉到小说是写明清之交国家兴亡的，但作者是谁各种猜测莫衷一是。比如有认为是洪升的，也有认为是石涛的，甚至有人为是崇祯第五皇子朱慈焕的，自1975年台湾的杜世杰先生提出了吴伟业（梅村）作者说，吴伟业创作小说的可能性也多次受到海内外研究人员的关注。但是上述的研究方法与表述方式是有缺陷的，证据的说服力也远远不够。具体的结论要全面系统地解析小说文本以后才能得出，所以请大家看我一步步解析，我的结论是否可信请大家自行判断。吴伟业（）是一代文坛宗主，多才多艺，文史两方面功力均非同凡响，在明清之交这个中国文化的新高峰期领袖风骚几十年，理论上他具备撰写《红楼梦》这样艺术性、思想性两方面高水准长篇小说的笔力；另外，倘若小说真的隐藏着明清兴亡史的脉络，以“诗史”著称的吴伟业先生则具备创作小说的动机。不过，以上显然属于猜测，读者有必要在通览本书的过程中体会证据。　　闲话少说，真奔主题。话说当年《红楼》学界有索隐派与考证派之分。考证派后来居上，只因其元勋大将胡适斥索隐派为“猜笨谜”，所以不想当笨人者俱不战自溃，考证派大获全胜，一统江湖，稳坐江山几十年。看来，“只因一句话，胜过百万兵”绝不是虚妄之说。　　有些学者对索隐法嗤之以鼻，认为犯了古代文人喜欢用春秋字法来解读文本、上纲上线的恶习，甚至有“文字狱”之嫌。胡适嘲笑蔡元培搞索隐是在“猜笨谜”。其实这些反索隐派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古人固然喜欢搞春秋“微言大义”这一套，但别忘了小说作者也是古人。他只知道“隐语”、“玄学”，可不知道什么胡适先生“科学论证”一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他要把自己不为当局所容的思想巧妙地潜藏在一部看似普通的文学作品里面是完全合理的。清朝所谓的“文字狱”也并不是冤狱，这些文人确实潜藏反清之志，满清当局基本上没有冤枉他们。我们今天谴责“文字狱”，是因为清朝的统治者对待文人的残酷，并造成思想禁锢的事实。　　吴伟业自号“灌隐”，意思是将隐事、隐情灌入到他的文学作品当中。我们尽管当一回索隐者，又何乐而不为？所以我认为索隐应该是读小说的主要方式，作者就是在小说中埋藏了大量的宝藏等着读者来索隐。但是索隐并不代表随意地牵强附会，必须讲证据。索隐就是寻找宝藏，小说就是一张藏宝图——这张图上的许多暗语就是寻宝路径，我们必须按照作者的指示一步一步走下去才能找到宝藏，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先揣测作者的思路，然后在充足证据上进行破解，整本书尽量按照一个主题思想进行破解。本书的特点就是要用证据来索隐。　　证据分为硬证据和软证据，硬证具有排他性，软证据不具排他性。多重软证据可以化成硬证据，硬证据和软证据结合使硬证据更硬，有硬证据的存在也可使软证据变成硬证据，有一些是铁证。本书将构成一个证据网。另外还要注意反证据。本书的证据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自证，就是用小说本身提供的方法来证明小说其它的隐意。　　本书在主要采用可靠的证据和可信的分析确立小说的大框架的情况下，仍然采用少数属于推测性的分析供读者参考，一方面增加本书的可读性，另一方面在大框架被破解的情况下这些推测比一般性的推测肯定具有更强的合理性。
　　首先我们要从小说内部找到作者设置那么多险语、谜语的玄机。　　第十九回宝玉给黛玉说的“扬州林子洞的小耗子变香玉”的故事，属于作者告诉读者猜笨谜的一种方式。即谐音法、会意法。　　第二十二回大部分的灯谜其实就是咏物诗，称不上谜语。可见作者一是善于咏物不善制谜，二是醉翁之意不在“谜”，而在于通过谜面与谜底搞剧透，以让小说的情节显得更加神秘，勾起读者的探索欲望。后回薛宝琴新编怀古诗其实也是咏史、感时，作者有传诗之意，并非真正的让读者去猜谜。　　第五十回、第五十一回的谜语都是一系列“笨谜”，从谜面到谜底都没妙处，解释得也很牵强，小说也自称是“刁钻古怪的”。所谓的猜谜只是一种掩护，作者仍然是在说世事，而且与上面对宝琴的分析密切相关。（见相关章节具体解释，具体谜语本人的解读可以通过书后的“索引”查到）　　尤其是谜面是十三首七绝的这一组谜语，其中宝琴的十首是怀古诗，作者全部都没有给谜底。由于前面五则谜语从猜谜的角度来看都设计得非常不合情理，我认为后面没给谜底的谜语都没有猜测谜底的必要。而且，小说哪里是让大家猜谜语？明明都是借谜说事，用谜语来掩盖作者歌咏敏感事件的根本目的。宝琴的怀古诗，小说中也讲了“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其实已经告诉大家不要作谜猜。　　据我分析，这十三首诗全部都是说的明末清初的人物和事件，有些人物还相当隐僻，出人意料。但是正是这些隐僻的人物在小说中的浮现是证明小说的作者乃吴伟业的铁证——吴伟业的诗歌和《绥寇纪略》记录了一系列独特的史料，反映了他独一无二的观察当时历史的角度，也反映了他独特的人生经历。这些在这一组诗乃至整部小说都得到充分反映。　　解这组诗，要解得自然，解得透彻，原则上是每首诗的每个字都要得解，尤其是一些特殊字眼，一定要挖出作者使用的目的。看罢我的分析，相信读者都会心服口服。其实我也感叹作者神匠一般的笔力，将事主的名姓居然以这样隐藏进去！　　关于十首怀古诗中的后两首不见于信史，大观园内出现争论，李纨的发言是：　　况且他原是到过这个地方的。这两件事虽无考，古往今来，以讹传讹，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这古迹来以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时节，单是关夫子的坟，倒见了三四处。关夫子一生事业，皆是有据的，如何又有许多的坟？自然是后来人敬爱他生前为人，只怕从这敬爱上穿凿出来，也是有的。及至看《广舆记》上，不止关夫子的坟多，自古来有些名望的人，坟就不少，无考的古迹更多。如今这两首虽无考，凡说书唱戏，甚至于求的签上皆有注批，老小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况且又并不是看了《西厢》《牡丹》的词曲，怕看了邪书。这竟无妨，只管留着。　　这一段言论坐证作者是在穿凿史实，借题发挥。“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证明十首怀古诗包括前面三首诗都不是真正意义的谜语，劝读者不要往谜语上猜。而要往“敬爱上”去猜，也就是往大家尊敬的人物，或者心爱的人物上去猜。　　第五回贾宝玉进入太虚幻境以后，主要看了金陵十二钗的判词，听了红楼梦十二曲子。一般人相信，整部小说的灵魂正浓缩在此。数百年来，人们对判词的解读、争论、疑惑都很多，但是公认这里是最关键。总的来说，对判词的解读都浮于表象，而且一直被“曹雪芹自传说”所困顿，所以明知山上有金矿，就是没挖对坑。　　我们再回顾一下前文很关键的两点提示。　　凡例中“……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是说作者要给金陵十二钗立传，所以写了这本书。　　第二回，贾雨村说“更妙在甄家的风俗，女儿之名，亦皆从男子之名命字……”实际上是说贾家的十二钗本来在现实中都是男儿。　　综合起来，就是作者要给一群男人立传。立什么传呢？当然是写史，某某某列传！谁能上史书上的列传？当然是帝王将相！　　所以，小说的内容就是“帝王本纪”加“名臣名将列传”。明末清初诸如吴伟业等人，以诗传史，以剧隐史，讳莫如深；这里作者以小说传史，隐含更深。　　十二判词连带十二支曲子确实难以捉摸，但我相信作者的玄机在于列举诸公之事为其次，因为小说正文还有大量的空间可以列举其事；在里面暗含诸公的姓名倒是一件要紧的事，否则读者再没有机会去猜测他们的姓名以坐证其是。我们将踏上一次“猜笨谜”之旅。　　善于用女性题材来寄托兴亡之感是吴伟业诗歌的一大特色，上至皇贵妃、公主，下至自己的情人、女艺人、妓女等都是他的写作题材。他笔下田贵妃、长公主、卞玉京、陈圆圆、冬儿、楚云等等的故事背后都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写女性就要涉及到“西昆体”、“香奁体”等风格，钱谦益对吴伟业艳体诗的评价如“顷读梅村宫詹艳体诗，见其声律妍秀，风怀恻怆，于歌禾赋麦之时，为题柳看花之句”，其中“歌禾赋麦”就是指亡国之恨。
　　我们要注意小说中反复玩文字游戏，大概稍好一点的文学作者都不会在自己作品当中玩无聊的文字游戏，凡是涉及文字游戏必有所指，《红楼梦》当尤其如此。可惜至今鲜有结合小说的主题深研其中的含意者。　　小说中射覆的途径相当古怪曲折，几乎没有什么道理和规则可言，所以在现实中不可能真的会有人射中。尤其是用“窗”字射“埘”字，完全靠作者自我曲解。这里只能说明，小说中的一切游戏都不过是掩饰作者情感寄托的一种幌子，谜语也好，牌令、酒令也好，还是射覆，答案都是作者自己说了算，有答案的要从“面”到“底”解析作者的情感寄托，而不是去问答案为什么是这样。如果没有答案的，可能真的没有答案，作者的寄托只限于“面”上。作者在小说中玩这一类游戏，都是擅长引经据典，我们只要找准典故或者诗句等的出处，其实不难发现作者的情感所在。　　小说常常在一些伤感的情景中，说话的人反而笑着说。大概如八大山人的“笑之”、“哭之”是分不清的，“哭”和“笑”两个字写草一点是不太容易分清楚的。在小说中，以笑代哭，情如八大山人。　　小说里面很多玄机，是用突兀的、怪异的或者夸张的笔调表现出来的，我称为“险文”，请读者特别注意。　　第八回贾宝玉与薛宝钗正在比通灵的时候，林黛玉来了。这一段作为写小说，是情节上的正文。林黛玉爱吃醋，心里多丘壑，但是实际上内心没有薛宝钗复杂。林黛玉胸中的丘壑，其实就是作者胸中的丘壑，作者的丘壑比起林妹妹来不知道要大多少，才能写成这样一部小说。　　既然索隐，其中肯定就存在着与现实的影射关系。这个研究起来难度大，历来索隐派的成果缺乏说服力正在此处。我觉得从判词、诗谜和一些险语中直接解出所影射对象的人名，是一种可以尝试的办法。　　小说之写成，是将各种史实破碎化、意象化、感情化后重组成小说化的情节的。　　我们不能机械地看待小说中的影射关系，作者当然要影射一部分的典型人和事来反映明末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和军事矛盾，但这种影射经过作者艺术化的再组合已融入成为小说的一部分。力图让读者把这本书看成一本小说，然后又能从小说中还原部分史实是作者的写作初衷。这种手法的意义本身值得商榷，解读复原的难度很高，而且这也可能是导致小说变得碎片化的重要原因。然而，无论是在君权至上、政治争斗高度复杂的明朝，还是在文网森严、异族统治桎梏高压的清朝，作者都不至于会露骨地宣称自己的作品是在议论朝政。在不想被抓住辫子的同时，如果作者在写作的初衷完全不能被读者所理解，那也是作者的悲哀、作品的失败。为此，作者只有用以下方法来破解这一难题：第一，是豁出去了，比如芳官改名的一节，直接犯忌，但又最后收一收、顿一顿，稍微给自己留下点余地；第二，用夸张、不合理的笔调引起读者的注意；第三，用传统的方法，把隐笔藏在诗词、灯谜、酒令等文字游戏里面。　　所以小说中直接出现的天子始终以一位至孝纯仁的圣君示人，这只是一种虚像。真正的天子藏在大观园里面，还不止一个，很多皇帝可以附于不同人物的身上同台表演，这就是小说。　　作者用明朝中后期的一些政治和社会素材重构了一个小说式的框架，但是所要反映的思想就是对社会的堕落、国家的崩塌进行批判和反思，这些思想是通过这些素材来折射的，小说化的处理并没有破坏这些素材原本的意义。　　所以，小说中有远早于崇祯的嘉靖、甚至老祖宗洪武爷亲自登场，并和很晚的史实发生交互穿插，从小说的角度来说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每一个被作者安排出场的人，都是紧紧缠绕着小说的主题思想和作者的灵魂深处的。我们必须从作者的立场和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两个方面着手去理解小说，以重新梳理小说原本的脉络。　　小说的写作明显的经过了三个阶段，我的初步断代是：年（早本）；1655年-1658年（中期本）；年（定本）。前后跨越三十年沧海桑田的巨变。　　小说的内容分为三个基本体系，相互干扰小。第一个是凤姐系统（含平儿、贾琏、贾赦、王夫人等），和风月关系大，发生地点在（北方）某大户人家，秦可卿系统是其衍生的支系统；第二个是贾宝玉系统（主要包括他房里的那些人），发生地点在绛云轩，后改称怡红院，挪进大观园中；第三个是林薛、四春系统，发生地点是大观园（实际上作者已回到南方家乡，一切地理特征归于南方），主要形式是吟诗与游戏，也包括贾林薛三者的斗争，薛宝琴、邢岫烟等是本系统后期的支系统。后二者通过贾、林、薛的交往而交叉，是作者后面确立的小说主要骨架；第一二个系统略微交叉，是作者为了保持全书的统一性做了少量技术性榫接；第一三系统几乎不交叉。显然，三个体系与写作的三个阶段密不可分。
　　索隐者有强烈的直觉，感到小说在影射明清交替的历史。但是过去他们往往把视野至多上推至南明史，后来发现小说中还是有大量内容难解，或者解释得非常牵强。当我们论证出吴伟业创作了小说底本这个结论时，应该意识到要把视野放得更宽一点。小说中贾宝玉在茗烟的唆使下忘情阅读稗史小说和一些剧本，很可能是吴伟业早年某个生活片段的写照。成年以后的吴伟业进入朝廷为官，面对激烈的党争，他可能产生了写一本模仿《金瓶梅》的寓言式小说的写作意图。所以他起意撰写小说的最开始的动机就是写崇祯朝的军政大事。至于后来几经大幅修改，那是世道变迁所致。　　文法与诗学才是研究小说作者的重要依据，因为文法与诗学犹如一个人的嗓音是具有高度特异性的，所谓“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原理是可以用于小说作者研究的。任何研究所推测出来的作者如果在文法与诗学上不相符合，那这个结果是不足采信的；相反，如果明、清两代中的某位文人在文法与诗学上与小说高度吻合，那仅凭这一点就几乎可以锁定作者。要知为什么具有高度特异性，须得阅读本书的正文，尤其是第76章“寻香一路到梅村”。　　陈寅恪撰《柳如是别传》几乎也全是从钱谦益、柳如是、陈子龙等人的诗句里面寻找痕迹，还原一段隐秘的历史。本书的研究角度虽并不与此完全相同，但以小说诗词为重点寻找蛛丝马迹也算是有点形似。　　找到小说底本的作者相对容易一点，其实透解小说最大的难度就是要理解吴伟业写作中跳跃式、发散式的思维与散漫的叙事风格。当找到了大量的证据表明梅村的作品中广泛存在这种风格，我们就不难理解小说影射历史的方式是飘忽不定，而且有些人或事所影射的对象很难首尾一贯。　　因为作者写小说有传诗之意，所以本书多处从小说内嵌之诗、吴伟业之诗或其他人之诗来解读小说，更有本人拙拟的古风一章，以助雅兴，并通贯本书写作线索。所以本书又名《红楼梦诗传》。　　而立足于小说内容，以文本内容为主要证据，自证为主，将小说前后贯通作完全性解读。从方法上本书又别开生面，所以书名曾经打算拟为《红楼梦内证研究》。书名定为《扫红录》者，正是蕴含通扫全书，以形成完整的内证体系之意。　　以经我琢磨后的结论，小说的内容不啻可用明清兴替间所发生的一系列史实来贯通。我撰写此书想告诉读者的，是小说作者使用一击两鸣、绛树二歌的手法，暗中隐含一部江山更替的历史，所以拟副书名为“《红楼梦》背后的兴亡史”，这是本书写作的主线索。　　观察明清兴替的历史，吴伟业站在最佳角度，他先后出仕崇祯、弘光、顺治三朝，并长期担任史官，又对时局始终保持着莫大的关注。他不仅是一位被称为“诗史”的诗人，而且他的的确确撰写了系列重要的史乘，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我们将在附篇“吴伟业小传”中浏览他特殊的一生，以及他重要的文史成就。“小说的原创者是吴伟业”与“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写兴亡史”是可以互证的两个方面。　　下表总结了本书的主要索隐成就：　　表格 1小说主要人物在不同版本中的影射对象或象征意义一览表　　（表格要到博客才能看清楚）　　表格中有诸多不能确定的点，很大程度是因为受到后世改动对小说原作的干扰，也有笔者认识水平的原因，原作者自己的原因（如一些人物在较晚的版本中消失），后三十回佚失的原因等等。　　需要解释下这个问题：同一作者为什么会在同一作品中赋予某些人物前后那么大变化的象征意义？我以为，这正体现了明清易代的过程中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之莫测往往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比如：弘光朝灭亡之快出乎世人的意料；当弘光朝灭亡，世人又以为事情会很快结束了，谁又料到后面出现多次反清高潮？江西、广东、山西等省的反正与郑成功、李定国等英雄人物登上历史舞台，都绝非预定的剧本。所以，往往新的形势会令作者原有本子里面所藏的内容意义大大冲淡；何况，年代跨越几十年，每个人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注定会在不断淡忘过去中产生新的际遇……种种原因都会促使作者产生新的创作欲望，在不舍弃原作的心态的基础上唯有不断改动原作，以谋求作品具有更大的时空纵深与更高的历史定位。　　以贾宝玉为例，在早本中小说着重刻画他的尊严和正统，俨然就是象征着皇权；中期本的他则是一个成天到处厮混，甚至到处播“淫”的公子少爷，此时的他又同林黛玉发生着朦胧的感情；晚期本则是一个参与在大观园吟诗作赋、猜谜斗牌的配角，既不荒也不淫，连与黛玉的感情都似乎不太提及了。连男主角前后变化之大都到了如此程度！　　小说是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在创作过程中作者根据表现需要有对既有材料自由剪裁加工的权力，主要目的是要达到最大的艺术感染力。就像《三国》、《水浒》、《西游》等长篇小说都有其本，但是艺术加工的程度又各不相同，以《三国演义》最接近史实。但是我们知道《三国演义》为了渲染的需要大幅度加工了史书《三国志》，所以《三国演义》的感染力与影响力比《三国志》大得多，《红楼梦》的作者在创作时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现象。显然忠于史实并不是小说创作的必要原则；一成不变、呆板机械、生搬硬套更不是一部优秀小说的风格。所以我们要理解《红楼梦》在影射史实与人物的时候，一不会牺牲小说的文学艺术性，二不会脱离早就设计好了的中心思想。在这两个前提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小说才尽量勾勒史实，而且尽量把小说中的人物与史实人物对应起来；如果为了表现方便，或者为了躲避当局的审查，作者也可以让小说中的人物映射的对象发生各种变化，前后变化、一人影射两人、两人影射一人等等各种情况都会出现。本书将拿出有力的证据，并进行系统性论述，以破解这些复杂的情况，敬请读者拭目以待。　　在解读全书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个问题，即在小说写作的第一阶段，出场的人物所影射的对象是非常含混的。大概此时为明末，作者的讽刺与批判以意象写照手法为主，针对人的情况并不多。在中期本反映南明的人和事的时候，影射对应的痕迹最明显，而且中期本所新增的内容是小说最重要、最精彩的部分。
　　今存本小说仅见八十回，在原本中实际上可能相当于七十八回，加上小说批语提示的后面还有三十回，小说全本应该是一百零八回本。由于这样大容量的内容阙如，本书不可能根据小说内容能够完整复原明清兴亡史。所以有些内容可能只能找到一些零星片段，有一些则根本找不到。这种遗憾有望根据本书循史探源的思路建立新的探佚学路径予以部分解决。　　至于本书中有些拆字、猜人名等文字游戏属于本人臆测管窥：一方面给读者提供一种思路，因为小说中藏着系列文字游戏是肯定的，只是我不一定猜对了；另一方面增强本书的趣味性，博君一笑耳。但这些内容并不影响本书解读小说主线索的可靠性，相信读者阅读时可以甄别。　　关于小说抄本的版本问题，不妨提醒一下读者，如“甲戌本”并不代表该本抄写时间在甲戌年；“庚辰本”之类的本子也是收藏者经过多年通过多种渠道积累的大杂烩本子（抄配本）；“蒙府本”并无确定证据为某蒙古亲王所藏；甲戌年之类的年份在六十年一循环的甲子纪年法中并不特指某一确定年份，具体是哪一年需要有其它佐证。所以现今能见到的各个本子基本上都已说不清来由了，根据笔者判断，大多数是清乾隆之后的抄本，抄成的时间可能晚于程伟元的印刷本，但是部分章回根据年代久远的原作者残稿或早期抄本抄配成，从原稿本（1667年左右成稿）到今存抄本（多在1820年左右抄配成，最晚可能至清末）的时间跨度可能在一百五十年左右，部分达到两百年以上。　　笔者根据小说创作的历史背景，有感而发，创古风一首，题名《落红叹》，寓一代兴亡于其中；并将此诗分解，以每句依次为本书的章目名。诗曰：　　大荒末景弥烟尘，故明风流忆纷纷。峨冠临江伤春暮，江上晚晴照乱云。十里春风桃叶渡，百年弦歌王谢门。武安府第入新妇，依稀江南采莲人。妙曼绿珠迷金谷，酲醉红颜拥王孙。镜中幻影鉴风月，梦里妖娆辨假真。玉光徘徊帝京楼，一轮满月照石头。钟山王气紫云聚，飘向燕赵黯然收。多事只为多情故，悔叫男儿觅封侯。飞檄连传渔阳鼓，羌笛新谱玉门秋。吹折杨柳舞黄沙，寂寂蟾宫飞寒鸦。繁花盛处中华地，风扫乱红堕天涯。龙蛇缠斗三山坠，虎兕相逢九鼎沉。春水潇潇斑竹泪，洒向煤山见血痕。吴家本在桂下住，为索红颜直灭陈。　　南朝多少歌舞台，如今落寞惹尘埃。蝉哀兔走鱼在罟，堂前燕雀自怜才。翠栊扬州春梦断，一江樯帆采石开。积粮有术袁公路，渡江无策孙伯符。潮涨潮落田横岛，野火烧尽水仙槁。海市买鱼失鲛绡，瑶台借种配金貂。生子当如孙仲谋，直许周郎带吴钩。千帆过海破铁锁，欲取江东八十州。君侯喜展豫章卷，旗鼓重振越王楼。君不见，千古不绝潇湘水，流到巴陵已到头。岭上梅花空泣血，羊城丛骨皆首丘。芙蓉开在琴川上，西望桂林霜横秋。龙城飞将出滇黔，马革裹尸不得还。白门空负黄龙誓，黑潮浪卷下台湾。望门投止饮咒水，杜鹃啼血昆明弦。　　神州钟秀归瀚海，百代衣冠一朝改。铁岭望高苍隼旋，雪原阒寂蝇成醢。剑履上殿皇阿父，割鲜渴饮橐驼奶。五台山门昨夜开，房星坠落下莲台。北风吹折江南草，离人恨重柳枝裁。可怜父老哭茂陵，身在禅门心在明。三生石上旧精魂，桃叶桃枝总离分。桃花逐水欲何往？寻香一路到梅村。梅魂写就春秋笔，沧海明月悬诗心。阅江楼台吊西风，故国回首乱石中。此恨绵绵向谁诉，神游西山问石公。孤舟江海从此逝，古原星野问仙踪。噫吁戏！烽火江山苦寻主，北邙萧瑟茔头树。血海漂杵成往事，金瓯残缺尚可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终难恕！　　读者一定觉得本诗所述内容与小说表面的情节有较大差距。清朝的戚蓼生及部分点评者早就指出小说一击两鸣、一喉二歌的写作特色，而这种差异可能正是作者这种写作意图的反映。　　《落红叹》共90句，所以本书共分90章，分列上、中、下三编。上编讲述小说总的写作背景和所反映的明末政治军事纷争；中编叙述小说与南明史的关联；下编叙述遗民眼中的清初统治及搜集、分析吴伟业撰写小说底本的主要证据。　　（导言终）
　　上编　　1大荒末景弥烟尘　　被发何时下大荒？河山举目共凄凉。客来古寺谈秋雨，天为幽人驻夕阳。　　——黄周星《秋日与杜子过高座寺登雨花台》摘句　　黄周星（）是明末清初知名遗民诗人，湖广湘潭人，晚年游历于吴越之间。该诗中“秋雨”、“夕阳”何所指？读完本书自有分晓。我们首先应注意到“大荒”两个字在《红楼梦》小说中是一个很显眼的词。　　小说开篇即曰故事起源于“大荒山”。不仅如此，作者在第八回中又刻意强调“大荒”是一个单独的有特殊意义的词。　　小说正文包含“大荒”或“大荒山”的段落有：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练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第一回）　　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第一回）　　宝钗托于掌上，只见大如雀卵，灿若明霞，莹润如酥，五色花纹缠护。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的幻相。后人曾有诗嘲云：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臭皮囊。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第八回）　　《红楼梦》的主要架构显然就是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三角感情故事，但是我们今天已看不到完本，无法判断小说的真正结局。可以确认，宝、黛二人是真感情，贾宝玉对薛宝钗起初没有感情，可能终究不会有。一般的直觉就是将来宝、黛会结为百年之好，实现木石前盟，但是有一天林黛玉为贾宝玉泪尽而亡。薛宝钗等待宝二奶奶的位置很久了，应会有机会实现，结局不好确定，很可能始乱终弃。贾宝玉可能出家，可能云游，晚年遇到了史湘云。　　此架构蔡元培（）理解为清朝的皇子争夺皇权，而潘重规（）则理解为这是明、清两股力量争夺全国统治权的一种隐喻。潘先生早就指出贾宝玉象征传国玉玺，林黛玉象征明朝，薛宝钗象征清廷。据我分析，林黛玉是带有崇祯帝影子的，而薛所影射的对象也可以指向顺治这一具体人物。潘先生将小说定位为一部亡国血泪史，本书采信潘先生的研究成果，并呼吁读者以这条见解为阅读小说之根本。　　明清鼎革于中国历史进程来说是一次变轨，对于一般人来说也是宛如天崩地裂，对于在孔孟夷夏之辨思想教育下的传统文人更是不可接受。站在当时人的角度设身处地看这一巨变，尤其是被迫更改衣冠、发型的那一段岁月，大概都是以为世界末日来临，死了也无颜面对自己的列祖列宗，而且相信永不能超生。如归庄（）《断发》诗“发乃父母生，毁伤贻大辱。弃华而从夷，我罪今莫赎。”文人们甚至认为，清廷大概这一次会逐步毁灭中华文化，并断绝中华血脉。君不见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张岱、屈大均等人几十年虽茅屋石洞、瓦灶绳床，仍笔耕不辍，乃至每位传给后世的都是著作等身。因为他们意识到保存民族文化血胤的紧迫感，如果有一天在这片土地上中华文化已经湮灭了，或许会有一位已经被胡化的后人或者异族人找到这些书，从而能解读出曾经辉煌的中华文化。中华上下五千年，大概只有这一次给全体汉人一种“末世”的感觉。　　“末世”是小说的大背景。小说中出现的“末世”二字有：　　这贾雨村原系胡州人氏，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第一回）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第五回）　　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第五回）　　还有，小说中丫头多十六岁，可能“十六”二字可凑成一个“末”字，就是末世的意思。小说中常出现一些隐性的数字，比如很多重要人物都是排行第二，我又认为，“二”者，不仁也，也是为了揭示大家都生在天地不仁的末世、乱世。　　脂本批语中也出现多处“末世”，都是暗示小说中写的“末世”是荣、宁二府贾氏家族的末世，实际上加批者是把作者原意中的天下末世引向家族末世，从而让人产生“末世”就是影射曹氏家族衰亡史的错觉。我们从正文中出现的三处“末世”，尤其是讲贾雨村生在末世可以看出，作者讲的末世与加批者讲的末世并不是一个意思，因为贾雨村并非贾府中的一员。据此我们可以怀疑，加批者有可能在故意掩饰，以帮小说及作者避祸。
　　顾炎武（）曾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1]”意思就是明朝如果被李自成建立的顺朝所代替，那是亡国；如果被异族建立的清朝代替，那就是亡天下。站在民族立场辨析，二者是有根本区别的。清朝代替明朝的过程是一个极其血腥野蛮的过程，而且浩劫后建立的新国家将充满着野蛮的气息，顾炎武用“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等来形容文明的倒退，因而他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吁，认为每一位华夏子孙都应该站出来保种、保文明。可以认为，小说中的“末世”就是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　　“末世”在明末清初遗民们笔下具体是指甲乙国变。甲乙国变是1644年甲申国变与1645年乙酉国变的合称。　　1644年为甲申年。众所周知，在当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进入北京，崇祯皇帝在故宫后面的煤山上吊自杀。接着吴三桂叛国降清，引清军入关，李自成不敌清吴联军，很快就弃京逃走，清军顺势占领北京，当年十月清廷宣布迁都北京。同年五月，福王朱由崧宣布在南京继承明正统政权，改元弘光。统治二百七十多年的明朝全国性政权顷刻土崩瓦解，中国进入长达四十年的明清争战时期。北京城头数月间三换旗帜，让人瞠目结舌。其间无数忠臣志士为国死难，也有不少人当了三姓家奴。这一系列事件称为“甲申国变”。　　1645年为乙酉年。由于明
朱元璋定鼎南京，明成祖靖难后中央政权迁移到北京，但是一直保持南北两京同时经营的局面，南京一直是大明王朝合法首都。而且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经济实力一直远远强于北京一带，大明王朝的中央官员也长期多在南直与浙江等省选拔。北京本来就位于边境线上，失去北京固然震撼人心，但是并没让大明王朝的实力受到根本动摇。所以甲申国变后，逐鹿中原的各方实力最强大者仍然是明朝南京新政权。可惜这个弘光皇帝并非中兴之主，是一个典型的败家子。当时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致使这个王朝陷入一团乱麻的内斗。弘光即位后仅仅一年时间，清军就攻到了南京城下。明弘光政权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江南王朝。包括吴伟业在内的众多明朝精英从此成了亡国奴，这是他们一年前想都没想到过的事情。所以这一年整个江南地区迅速沦亡，史称“乙酉国变”。　　当时江南著名的遗民吴炎（，吴江人，与潘柽章同死于明史案）有诗《红阁诏》[2]记甲申之变云：“苍天已死，朱天当升，三九末世，犬不吠，瞎儿骑马翔神京。”　　《桃花扇传奇》（以下简称《桃花扇》）是清初孔尚任（，曲阜人，孔子后裔）所撰写的一部南曲剧本，是清代少有的公开歌颂抗清英雄的大型文学作品之一。当然该剧的主题和小说一样，是讲明朝内部奸臣当道、争权夺利、腐化堕落这些弊端，总结明亡教训的。该剧将是本书参照讨论的重点之一。　　孔尚任在《桃花扇》的小引中自云：　　《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来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概涕零，亦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可知在孔尚任笔下，“末世”也是等同于明亡。　　第一回写贾雨村：　　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　　末世的凄惨景象首先从贾雨村的身世上展入读者眼帘，非战乱不可解释。他当时寄居在苏州城内的葫芦庙，后来“葫芦僧”的名号与此有关。“葫芦”据甲戌本批语，谐音为“糊涂”，大概是方言的关系。后文将分析贾雨村这一人物的真实来源，了解到真人真事以后，称其糊涂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一回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告诫石头云：　　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　　说的是作者对明亡的感悟，所以有“人非物换”四个字。“美中不足”、“好事多魔”、“乐极生悲”、“人非物换”、“到头一梦”、“万境归空”一连六组词，又在贾雨村所影射的人物身上反映得特别明显。小说中，我们大概知道了甄士隐的悲剧，谁知道贾雨村的命运将会更惨呢？说起来，都是末世的悲哀。　　贾雨村开始是一个望门投止的寒酸书生，后来升官发财，与甄士隐的命运恰恰相反。但是作者认为这一切都是假象，贾雨村的结局注定因为“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难回头”而惨死异乡。还比不上甄士隐至少全身而退，升入仙界。　　当然，作者不会自己去触碰文字大狱的高墙的，所以无论如何不会直称“末世”就是“当今”。但见第二回就借贾雨村之口开始颂圣：“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　　小说的背景明明写的是末世，第一回写甄士隐住在乡下一片兵荒马乱等。但作者唯恐招来文网之祸，所以小说中每每用“颂圣”之语加以掩饰，这些文字反倒证明作者声称不干涉朝政是句大假话。　　第八回通过薛宝钗之眼描述了一番通灵宝玉的样子，又题诗一首：　　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臭皮囊。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　　作者写《红楼梦》（《石头记》）的主要立意都藏在这首诗里面，所以理解这首诗对读懂小说中至为关键。　　“女娲炼石已荒唐”，女娲炼石是为了补天，作者认为天崩了以后不能补。小说从女娲补天的传说入局，至此已让我们明白，原来是想说明清鼎革确实如天崩地裂，即使是女娲再世也无济于事。　　“又向荒唐演大荒”，大荒是指历经朝代交替，毁于兵燹的中土大地千里无人烟的荒芜景象，前文“大荒山”的意思与此相同。东汉郑玄注《周礼》曰：“大荒，大凶年也。” 唐人杨倞注《荀子》曰：“大荒，谓都荒废不治也。”著名抗清义士张煌言有诗云“可是大荒犹杀运，难将燮理佐当今”；“大荒”也是黄周星诗中说的“河山举目共凄凉”。由于文网森森，风刀霜剑，作者只能借助一则荒唐的传说来引入一部描写“大荒”的小说。　　颔联“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臭皮囊”，从这里看出，书中“幻”的意思是谐音“换”，指朝代更替，物是人非。因为“失去”与“换来”是工对。两句还是在说明小说创作的手法，就是把石头化成的通灵宝玉托身于贾宝玉身上，好让剧情得以上演。另外更明显的，作者是用这一句自嘲在异族统治下苟且偷生。　　颈联“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讲小说的结局，“金”指薛宝钗，“玉”指宝黛二人，三个人都是悲剧的结尾。　　最后用尾联来归纳小说的主要思想。　　从描述通灵宝玉忽然引出这样的词句：“白骨如山忘姓氏”。一个家族的消亡不可能用白骨如山来形容，这种场面是和小说的历史背景“末世”相对应的，是指朝代的更替，兆亿受到大规模的杀戮。“忘姓氏”则指多少人隐姓埋名，逃避深山或者禅寺藏身。这句诗是两种场景并存——世上的人要么被杀戮，变成累累白骨，要么屈从于入侵者苟活于世间。接着“无非公子与红妆”，作者是在感叹，这些人就是当初卿卿我我、风流倜傥的公子们与美人们呀。尾联两句合起来就是“风月宝鉴”的真实含义——风花雪月的背后就是白骨累累。我们从这一联也可以看出，这是一部借“公子与红妆”来写“白骨如山忘姓氏”的小说。　　还应该注意到，这一联也是吴伟业《圆圆曲》中的一联的翻版：“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追寻《圆圆曲》的写作背景可能有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小说作者的用意。大概其一，白骨、红妆组成的句式是作者的用词习惯；其二，白骨累累、红颜凋零又是作者一生际遇中最受震撼之处。　　在第七十七回中，晴雯在连自己父母都不知是谁的情况下，却知道有一门稀泥巴糊不上墙的表哥，按常理是不可思议的事，是作者故意调侃，应证了“白骨如山忘姓氏”这句话。　　吴伟业《送胡彦远南还河渚》有“还家早便更名姓，只恐青山尚未深”，意思是“朋友你回家后应该改名换姓，逃得越远越好”，当时吴伟业尚在清廷中，但对清廷的痛恨之心由此可鉴，也足见梅村出仕清廷绝非本心。　　“白骨累累”是与小说中的“蓼汀花溆”、“黛玉葬花”、“龄官划蔷”等情节是相呼应的，具体见相关章节。　　第七十四回：　　王夫人叹道：“你说的何尝不是，但从公细想，你这几个姊妹也甚可怜了。也不用远比，只说如今你林妹妹的母亲，未出阁时，是何等的娇生惯养，是何等的金尊玉贵，那才象个千金小姐的体统。如今这几个姊妹，不过比人家的丫头略强些罢了。通共每人只有两三个丫头象个人样，余者纵有四五个小丫头子，竟是庙里的小鬼。如今还要裁革了去，不但于我心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虽然艰难，难不至此。我虽没受过大荣华富贵，比你们是强的。如今我宁可省些，别委曲了他们。以后要省俭先从我来倒使的……”　　贾府的太太、小姐们待遇一辈不如一辈，小说在抄检大观园之前，曲折通过王夫人之口，再次表现贾府的“末世”境况。　　(第一章终)
　　欢迎提问，欢迎讨论
　　马克　　
　　夏金桂，夏是华夏，金是后金，吴三桂先是华夏后是满清
　　宝钗若是田贵妇，估计lz写的就不值得看了，lz不妨看看兰国沧海客与v哥掰谎的帖子，
　　是顺治　　
　　宝钗若是田贵妇，估计lz写的就不值得看了，lz不妨看看兰国沧海客与v哥掰谎的帖子，（来自天涯社区客户端）　　————　　是顺治　　
　　夏金桂，夏是华夏，金是后金，吴三桂先是华夏后是满清（来自天涯社区客户端）　　————　　精彩在后头，夏金桂的来由一定让看官心服口服　　
　　从头看完，一字不落。留名。　　
　　吴伟业画作《南湖春雨图》，上方全文抄录《鸳湖曲》，右上钤印“灌隐”二字。　　
　　吴伟业手迹　　
　　火钳刘明　　
　　拜读、学习
　　楼主弃楼了？　　
　　2故明风流忆纷纷　　吴伟业在《王奉常烟客[1]七十序》一文中称生于1592年（万历二十年）的王时敏是出生在盛世，而自己出生在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则接近末世了，所以很多盛况自己没有看到：“余生也晚，奉常筮仕，犹及见先朝之郅隆，而余已駸駸乎末造，时就奉常，以访吾所不逮。”在此文的后文中，吴伟业称大明的全盛期是嘉靖、隆庆年间[2]。诚哉斯言，因为仅凭一件史实就可见一斑——明朝本来唯一的大敌就是蒙古，经隆庆和议，蒙古与内地的关系彻底和解，并奠定了漠南蒙古诸部今后内附于中原的政治基础；而且在隆庆年间骚扰东南沿海多年的倭寇也已荡平。所以经一代明君隆庆帝大治，只能用“天下无事”，“海内升平”来形容当时的局面了，他交给他的儿子万历帝一个非常好的局面，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万历中后期。动摇国家全盛局面的本源就是国本之争，本书将有详述。这也就是吴伟业提到的1592年与1609年的差别。王烟客即王时敏（年），太仓人，娄东画派的开创者。　　在《吴母徐太夫人七十序》文中吴伟业具体解释了他对盛世的理解：“（虚台公）繇都给事中抗疏争国本为名世。盖神宗皇帝以忠孝福泽养天下士大夫敢言之气。太夫人亲见其舅若父居要津，持物望，道重于朝廷，身安于畎亩，从容俯仰，受国恩而娱乐晩节，此余所谓极盛之世，盖幸而遇焉者也。”他所解释的“极盛”、“全盛”必须包含皇帝对不同意见的宽容。　　晚明的中国，风起云涌，绚烂多姿。社会迸发出挣脱传统的激情，又表现出孕育新生命的阵痛。开明的文人士大夫，为完成这一转变，热衷于哲学、科技、艺术和政治等各方面的探索，并积极主张接纳域外的先进文化成分，在中华文明史上掀起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新大潮。　　明代嘉靖之后诸多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不朽，如地理学家徐宏祖（霞客），药物学家李时珍，医学家张介宾（景岳），科学家宋应星、徐光启，书画家徐渭、陈洪绶、董其昌，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等等。　　在世俗世界，更多的公子、士人热衷于探索新的生活方式：或游山玩水，或眠花宿柳，或焚香煮茗，或燕集唱酬，或狷狂不经……多样化的生活方式的背后其实加剧了贪婪与倾轧。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绚烂时刻却是夜幕即将来临，眼前这一切美好只是斜阳下最后一道美丽的风景。　　陈宝良指出：“通过学术界多年的研究努力，无疑已经显示，16世纪晚期与17世纪早期，是中国社会、文化史最具‘活力’（vitality）和‘多样性’（diversity）的时代”[3]，这也是事实。不过详尽论证中晚明的活力与多样性并非本书的重点，何况学界研究这方面的纸卷也早已汗牛充栋，所以我将只会提到与小说关联性较强的几个重要背景。　　如前所述，明朝中晚期方方面面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这个变化首先是从哲学思想领域发生的，王守仁（阳明）、李贽（卓吾）等人推动了新的思想体系的形成；到明末清初，黄宗羲（梨洲）、顾炎武（亭林）、王夫之（船山）和朱之瑜（舜水）等人结合民族思想又给新思潮带来重大补充。明朝中叶以来的哲学思想盛况是继先秦以来中国的第二波高潮，其深度与高度其实已超越先秦，开启了中国社会像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一样的近代化进程。　　如李贽宣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反击世上的道学家，又进一步说：“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夺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原是要紧之事，亦原是最难之事。”此番高论在《红楼梦》小说中也可谓贯彻得淋漓尽致。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日渐繁荣，东南地区形成了市民社会为主导的局面，新的生产关系在对外贸易、东西交流的刺激下正在生根发芽。重商主义在社会上日渐抬头，一反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王阳明说：“古者四民异业而道同，其尽心焉一也……”李贽更是公然为提高商人阶层社会地位鼓与吹：“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明末张溥等人立复社，暗中扶助周延儒等出相，打算通过在朝中安插党羽来实现其重商主义的政治抱负。明末出现的“士商相混”、“士商结交”的社会风气[4]。实际上小说中文人官僚贾雨村与商人冷子兴一壶浊酒喜相逢，称兄道弟，把酒言欢等情景就是反映了这个社会背景。更有趣的是，程日兴这个人在小说中既是贾政的门客，又是古董行的商人，还是一位擅长画美人的画师，可见当时某些人社会身份的模糊与跨越。　　白谦慎在《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一书中剖析了晚明社会求新尚奇的美学思潮。以李贽为哲学代表，汤显祖为文学代表，董其昌为书画艺术界的代表，凌濛初等人为通俗文化的代表，而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则因引进海外奇器异玩而很可能是这种“尚奇”思潮的重要启动者。　　此时各种艺术和日常用品都在力求创新，大胆尝试各种变化，以不落俗套为要。《红楼梦》的小说风格，也像是这种思潮的产物，所以评者反复赞叹作者立意与笔法的新颖。　　当时的工艺、园冶讲求新奇、讲求天然之美，线条简单而见风骨。当今很多文人、藏家都略知明式家具与清式家具的区别。有明一代，是我国工艺制造艺术水准的巅峰，也是园林艺术的顶峰。大观园的风格，是属于典型的明朝风格，小说中原文称其“果然不落富丽俗套”。　　这种思潮一直延续到清初，如李渔可为代表——意味着随着晚明时代出生的清初文学艺术家们逐渐离世，中国社会逐渐失去了追求“尚奇”的推动力。　　第五十三回一段描写表现了贾母等人高雅的生活情趣，求新样、逐奇巧、尚古雅、喜洋货，又体现了明末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奢靡风气：　　这边贾母花厅之上共摆了十来席。每一席旁边设一几，几上设炉瓶三事，焚着御赐百合宫香。又有八寸来长四五寸宽二三寸高的点着山石布满青苔的小盆景，俱是新鲜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盘，内放着旧窑茶杯并十锦小茶吊，里面泡着上等名茶。一色皆是紫檀透雕，嵌着大红纱透绣花卉并草字诗词的璎珞。　　江南吴地的奢靡之风兴起于明朝中叶，据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记载：　　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重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之俭也……　　自金陵而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常，中为姑苏。其民利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争趋效之……　　王家范在《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明清江南消费风气历史探测》一书中指出：　　（明末江南士族）巨额的高消费却用之于追求雕琢、新奇或足以炫耀门第的婚丧喜庆珍宝重器与豪华的园林别墅，更有甚者，则是为追求功名利禄、官场拚搏的政治性发展费用，以及满足青楼姬妾、歌舞彻夜、酒池肉林的费用，几似无底之洞，非倾囊而尽，决不罢手。[5]　　无底洞似的奢靡消费自然会导致外强中干，贾府如此，明代末年的整个中国社会亦会如此，崩塌是迟早的事情。这正是作者在小说中反复强调的重点内容，也是本书后文将要赘述的一个重点方面。　　小说还有诸多细节让我们确证作者是明朝过来人。
　　如第二回贾雨村说：　　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　　这些人物被作者分为两组，一组是前代人，另一组是近日人。我们可以看出前代人都是明朝以前的人，近日人都是明朝的人（倪云林生于元朝，死于明朝）。可见作者此时是站在明朝的时间点写小说的，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个明朝过来人在清朝立国之初习惯上还是用明朝的视野回顾历史。不管怎样，不可能由一个纯粹生于清朝、长于清朝的人来写出这样的文章。　　第三回，有的版本回目是“金陵城起复贾雨村，荣国府收养林黛玉”，这个回目是错误的（该回有多种版本的回目，在此不细表）。小说中，金陵是一个省，不是一座城。如第二回说甄家老爷是“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幻境，看到的十二钗册子也是本省籍（金陵省）的册子；第三回下文还有“不上两个月，金陵应天府缺出”这样的标示，可以看出应天府隶属于金陵省。应天府是明朝南都的正式名称，习称“南京”，小说中出现“应天府”字样三处，出现“南京”字样共十处。相应的北都是顺天府，习称“北京”，在小说中被称为“长安”、“长安大都”，此乃明清文人笔下惯称，非小说特有。明朝设南北二都，分别叫应天府与顺天府，其周边相当于省级行政区的中央直辖区域分别叫南直隶与北直隶。1645年清兵攻占应天府以后，改南直隶为江南省，改应天府为江宁府（第十三回在贾蓉的履历中出现了“江南江宁府”字样），废除了应天府国都的地位。1661年（顺治十八年）江南省又被一分为二，1667年（康熙六年）新设立的两省被命名为江苏省和安徽省。“应天府”这个名称本来就包含国都的意思，在清朝是不能随便称“应天府”、“南京”等称呼的。　　综上所述，从地名称呼“应天府”“南京”来看，作者是一个明朝人或者明朝过来人。至于小说中出现“江南江宁府”字样则属于清朝早期的特征，也不排除为后人所改，因为只独见此一处。即使这样，也可以表明小说写成于1667年苏、徽两省正式分家之前。　　我们再分析下为什么贾家分为宁国府、荣国府。小说中宁国府或称东府，荣国府或称西府的，又是为什么？　　原来宁、荣二祖是分别影射明
、明成祖的，明人也称他们为二祖，如瞿式耜《浩气吟》有“二祖江山人尽掷”句。因为明
在南京建立了基业，到了成祖手里又迁都北京，但又没有废弃南京首都的地位，形成了明朝南北两京的特有政治格局，但是实际上的政治中心显然是北京，南京之事陪都而已，不过祖陵即孝陵在南京。这样，我们就能迅速领会为什么小说的主要故事发生地以及最高权威都在荣国府，但为什么宗祠却在宁国府。由于长江在九江到仪征段呈西南-东北走向，所以自古长江以南地区又称江东，尤其南京临江，而且芜湖至南京江段是长江呈南北走向最明显的江段，说南京为江东不为过。所以作者又暗示宁国府为东府，相对来说荣国府就是西府了。　　第七十四回“余者皆在南方各有执事”一句也似乎影射明朝南北二京的政治格局。因为当时南京有着和北京几乎一模一样的中央行政班子，如内阁、六部等，只是没有实权，属于备用性质的班子。只有北京的中央政权突然崩解，这个班子才开始自动接替，行使中央政府职权，就像现今某些国家副总统的那种性质。　　具体来说，小说用西府来影射崇祯政权，东府来影射弘光政权。至于“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则是指凤姐所影射的对象从崇祯朝的杨嗣昌转向影射弘光朝的阮大铖。详见后文分析。
　　又如第四十二回：　　王太医便不敢抬头，忙上来请了安。贾母见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御医了，也便含笑问：“供奉好？”因问贾珍：“这位供奉贵姓？”贾珍等忙回：“姓王。”贾母道：“当日太医院正堂王君效，好脉息。”王太医忙躬身低头，含笑回说：“那是晚晚生家叔祖。”贾母听了，笑道：“原来这样，也是世交了。”　　据考证[6]，明代的太医往往也是世袭的，所以也是单独占籍。小说的这一处细节应证了此点。　　第七十九回，孙绍祖“现袭指挥之职”，可能肯定他所担任的是一个明朝的武职。因为历代多有“指挥使”这一武职，只有明朝各卫所设指挥使可以世袭。　　第七十八回：　　宝玉笑道：“不但不丢丑，倒拐了许多东西来。”接着，就有老婆子们从二门上小厮手内接了东西来。王夫人一看时，只见扇子三把，扇坠三个，笔墨共六匣，香珠三串，玉绦环三个。宝玉说道：“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杨侍郎送 ，这是李员外送的，每人一分。”说着又向怀中取出一个旃檀香小护身佛来，说：“这是庆国公单给我的。”　　“国公”指一等公爵，爵位低于郡王，见于明朝及明朝以前的一些朝代。清朝公爵分一至三等，超品，只加美号，不加国号、邑号，如忠勇一等公。所以“庆国公”这种称呼虽然是虚拟的，但是具有典型的明朝特色。而“荣国公”“宁国公”本身就是国公称号。“（李）员外”这样的称呼也仅见于明朝，《水浒》中称呼卢俊义为“卢员外”其实是富有明朝特色的，因为只有明朝富人可以向官府捐钱获得一个员外的称号。　　第七回，凤姐说：“临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礼已经打点了，派谁送去呢？”明朝多以地名为爵号，且各等爵位多外封在全国各地。小说此处已暗示是让江南的甄家给捎带人情过去，显然临安伯的居所在离南京较近的地方，在“长安大都”之外。清朝各等封爵者多为满、蒙之人，同上面说的公爵一样不加国号、邑号，府第仅限于建在北京和沈阳。显然“临安伯”不仅爵名加邑号，而且确确实实被分封到外邑，比“庆国公”流露出更强烈的明朝政治特征。　　（第二章终）
　　王时敏小像　　
　　董其昌像　　
　　娄东十老图（局部），娄东即江苏太仓。　　
　　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该画作以明代中期的苏州为蓝本　　
　　为辛勤码字的楼主顶个赞　　
　　顶　　
　　3峨冠临江伤春暮　　《红楼梦》中的人物基本穿的是明朝服饰，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第一回“俄而大轿抬着一个乌帽猩袍的官府过去”，此人便是贾雨村；又如第三回贾宝玉出场时的穿戴，详见后文；第六回描写贾蓉是“轻裘宝带、美服华冠”；第十五回北静王水溶“头上戴着洁白簪缨银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龙白蟒袍，系着碧玉红鞓带”；第五十三回“宁荣二祖遗像，皆是披蟒腰玉”等等。　　或许有人会说：小说既然假托一个虚拟的朝代，其中人物的穿戴以明朝为蓝本也未尝不可。但下面几个细节表明这个论点未必成立：　　在第七十八回有一段描写服饰的笔法显得很自然：　　当下麝月秋纹已带了两个丫头来等候……宝玉满口里说“好热”，一壁走，一壁便摘冠解带，将外面的大衣服都脱下来麝月拿着，只穿着一件松花绫子夹袄，袄内露出血点般大红裤子来……秋纹将麝月拉了一把，笑道：“这裤子配着松花色袄儿、石青靴子，越显出这靛青的头，雪白的脸来了。”……麝月道：“我们去了就来。两个人手里都有东西，倒向摆执事的，一个捧着文房四宝，一个捧着冠袍带履，成个什么样子。”宝玉听见，正中心怀，便让他两个去了。　　这里透露的信息：　　第一是贾宝玉已成年，早行了冠礼，其实第三回出场的贾宝玉就是一位峨冠博带的小青年了，后文有分析；　　第二小丫鬟手中捧着“冠”“袍”“带”“履”四样东西都是非清朝的服饰；　　第三，这里的服饰“松花色”“大红色”都是明朝服饰常见的颜色。　　第四，“靛青的头”是指一头乌发，显然没有剃头。　　第三十三回“贾环忙上前拉住贾政的袍襟”，这个细节表明贾政穿的是一件袍子。宽袍、大袖、右衽是古代汉人服饰特征，清朝男人不穿明代的那种大袍子，多穿褂子，对襟、窄袖。　　明清两朝的服饰变化对比可见于当时经历者所撰的多种文献，以《研塘见闻杂录》为例，可以看出入清以后当局是如何强制平民改变衣冠的：　　士在明朝，多方巾大袖，雍容儒雅。至本朝定鼎，乱离之后，士多戴平头小帽，以自晦匿。而功令严敕，方巾为世大禁，士遂无平顶帽者。虽巨绅孝廉，出与齐民无二。间有惜饩羊遗意，私居偶戴方巾，一夫窥瞷，惨祸立发。琴川二子，于按公行香日，方巾杂众中，按公瞥见，即杖之数十。题疏上闻，将二士枭斩于市。又其初，士皆大袖翩翩，既而严革禁，短衫窄袖，一如武装。间有乡愚不知法律，偶入城市，乃服其衣，蹩躠行道中，无不褫衣陵逼，赤身露归，即为厚幸。后幸禁少弛。　　第六十七回，凤姐密讯兴儿，“兴儿见说出这件事来，越发着了慌，连忙把帽子抓下来在砖地上咕咚咕咚碰的头山响”，注意这小厮头顶戴着“帽子”，而且是抓下来的，可见是一顶软帽。清朝的官员都是戴斗笠，平民必须露顶。我们平日从戏剧中可以看到，倒是明朝的小厮一般是戴一顶歪歪斜斜的软帽子的。　　说到帽子，第九回有“吓的李贵忙双膝跪下，摘了帽子，碰头有声”；第二十九回还有：“贾珍站在阶矶上，因问‘管家在那里？’……登时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子跑了来”。可见当时贾府的下人都是戴一顶帽子的，与清朝时只有官吏才可以戴一顶斗笠（簟）的现象显然有区别。
　　第六十八回都察院派出“青衣”去贾府传旺儿。“青衣”是什么身份？先看叶梦珠（？）《阅世编》中的一段：　　（明朝）捕快则小帽青衣，加红布背甲于外，腰束青丝织带。舆隶之属，则戴毡笠上插鹭尾，威仪秩秩矣……此余所及见前朝冠服之制也。　　本朝于顺治二年五月，克定江南时，郡邑长吏，犹循前朝之旧，仍服纱帽圆领，升堂视事，士子公服、便服，皆如旧式。惟营兵则变服满装，武弁临戎亦然，平居接客则否。故剃发之后，加冠者必仍带网巾于内，发顶亦大，无辫发者但小帽改用尖顶，士流亦间从之。至三年丙戌春暮，招抚内院大学士亨九洪公承畴刊示严禁云：岂有现为大清臣子而敢故违君父之命，放肆藐玩，莫此为甚！于是各属凛凛奉法，始加钱顶辫发，上去网巾，下不服裙边，衣不装领，暖帽用皮，凉帽用簟，俱上覆红纬，或凉帽覆红缨，一如满州之制。然而细缎织锦，僭及龙衮，遍身刺绣，或施鸾凤，夸多斗靡，竞为华丽，上下无章，公私无别，草昧之初，莫知禁令也。　　钱谦益《西湖杂感》其十九“青衣苦效侏离语，红粉欣看回鹘人”，是说衙门的差役开始苦学满洲语，红粉佳人则被迫被异族人凌辱。可见“青衣”是明朝人对差役的习称，到了清朝这种称呼逐渐不再有。　　明朝人写《水浒》、《金瓶梅》假托宋朝之事，实际上都是写的明朝的生活场景，穿戴、称谓都是从作者当时。《红楼梦》中一些活生生的穿戴细节，不是作者所亲历能够表现出来的话，那是很难想象的。　　今天见到的各抄本第六十七回文字差异甚巨。但以上细节也表明，程高本、蒙府本所采用的第六十七回版本为原本，戚序本等出现“顶带”一词，应该是清朝某人改本。　　以上谈论的都是生活现象，足以证明小说的时代特征。小说又流露一些思想倾向，更让我们从骨子里明白作者从何而来。　　上文提到中晚明的王守仁、李贽等贤哲力图冲破传统的社会思想藩篱，在整个当时社会引起不小的骚动，追随者甚众。据不完全统计，仅李贽的粉丝就包括袁中道、袁宏道、焦宏、汤显祖……沈德符、钱谦益等社会名流[1]。而小说所体现的一些社会政治观点，则正是呼应了李贽的主张。　　第十九回袭人对宝玉进行批评与劝谏，提出三件要求：　　宝玉忙笑道：“你说，那几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亲姐姐，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那里去就去了。”话未说完，急的袭人忙握他的嘴，说：“好好的，正为劝你这些，倒更说的狠了。”宝玉忙说道：“再不说这话了。”袭人道：“这是头一件要改的。”宝玉道：“改了。再要说，你就拧嘴。还有什么？”　　袭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读书也罢，假喜也罢，只是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你别只管批驳诮谤，只作出个喜读书的样子来，也教老爷少生些气，在人前也好说嘴。他心里想着，我家代代念书，只从有了你，不承望你不喜读书，已经他心里又气又恼了。而且背前背后乱说那些混话，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名字叫作‘禄蠹’；又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这些话，你怎么怨得老爷不气？不时时打你。叫别人怎么想你？”宝玉笑道：“再不说了。那原是那小时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说，如今再不敢说了。还有什么？”　　袭人道：“再不许毁僧谤道，调脂弄粉。还有更要紧的一件，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宝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么，快说。”袭人笑道：“再也没有了。只是百事检点些，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你若果都依了，便拿八人轿也抬不出我去了。”宝玉笑道：“你在这里长远了，不怕没八人轿你坐。”袭人冷笑道：“这我可不希罕的。有那个福气，没有那个道理。纵坐了，也没甚趣。”　　袭人既然早成了贾宝玉的“女人”，那“小两口”关起门来说的定是些要紧的话。所以小说中只要出现贾宝玉和袭人在一起絮絮叨叨、儿女情长，读者一定要多注意些，多半里面都是些“不可外传”的议题。要知道，作者胸中的愤懑多是借贾宝玉信口胡说出来的。　　这里作者做了掩饰处理，三件事其实只有第二件事是紧要的。通过袭人之口娇嗔道来，读起来“犯上作乱”的气息又消减了不少。　　这袭人有点味道，其实并不想宝玉成就功名（否则她的地位就悬了），但又不想让她心中的公公觉得她拖了宝玉的后腿。两全之策，就是劝宝玉假读书，十足的小女人心思。小说的妙处也正在这里。
　　后面都说了，贾宝玉向来把求取功名的人骂作禄蠹，又说除“明明德”（指《大学》，见下文）之外无书。到了第三十六回更离谱了：　　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导劝，（宝玉）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因此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众人见他如此疯颠，也都不向他说这些正经话了。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　　在第三十二回中，贾宝玉不满别人谈论经济（指经邦济世）学问，体现对程朱理学的不满：　　湘云笑道：“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些什么！”宝玉听了道：“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　　在第七十三回中，贾宝玉更是痛骂：“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此道，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　　第七十八回又从贾政的角度幡然醒悟求取功名之路原来好像梦一场：　　近日贾政年迈，名利大灰，然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因在子侄辈中，少不得规以正路。近见宝玉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们，各各亦皆如此，虽有深精举业的，也不曾发迹过一个，看来此亦贾门之数……。　　以上信息似乎表明作者是一位科场屡试不第的失意者，其实不然。“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这是吴伟业晚年忏悔的名句，他早年科名春风得意，曾任明朝翰林院编修、左庶子。明亡后被迫屈节事清，北上在顺治朝任国子监祭酒，让天下仰望他的士子们大失所望，因而遭到时人的非议。此事让他始终难以释怀，在悔恨和苦闷中走完余生，因而写下这首《自叹》。　　他的心迹更往前推，见他给长子吴暻的遗书《与子暻疏》，里面说他早在崇祯朝为官时就历尽官场斗争的险恶，即使被不断升官，仍“绝意仕进”，当他出现这个念头的时候，甲申国变发生了。吴伟业一生出仕崇祯、弘光、顺治三朝，三次找借口请归，说明他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家乡之情、父母之亲和田园之趣，并非有政治野心的人。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小说中贾宝玉为什么这么反科举，贾政为什么最终会醒悟了。　　吴伟业生于明末的江南富庶繁华、人文鼎盛之地，时代与地理特征让他不可避免受到启蒙思潮的影响。细思小说中对科道的攻击，以及对《大学》“明明德”的高度肯定，原来是来源于李贽力推的对“大学明德”新见解。　　李贽（李卓吾）是王守仁（王阳明）之后极重要的思想家，也是一个成功的实践者。他与王阳明的关系相当于孔子和孟子的关系。在传承发扬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同时，提出了系列更加反叛传统儒家思想的主张。比如他认为人的私心天然存在，无法泯灭，所以他曾反驳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反功利主义思想，更猛烈抨击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性主张，主张充分利用人性之私来更好组织社会秩序；他也批判孔子，明确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主张把《大学》明德与《中庸》明道有机结合起来，把儒、释、道三教汇通，因为他认为三教其实追求共同目标，说法不一样而已，总的来说，他把自己归为一位儒者，以追求成为“圣人”为人的最高价值体现，具体操作层面有更偏向于黄老之术；经世问题上他主张推进商品流通和海外贸易，主张男女平等，主张儒者习武……
　　对《大学》明德旨意的发挥是李贽思想体系的支柱之一。他认为《大学》是孔子著作中最有价值的一部。他用《焚书》、《续焚书》两本书集中对大学明德的含义进行解读。《大学》开篇即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据他的理解，为“明德为本，亲民在末”，这部儒家经典经他阐释充满着老庄之味。　　为了读者更直接了解李贽的大学明德见解，兹举《焚书·答周若庄》全文如下：　　明德本也，亲民末也，故曰“物有本末”。又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苟不明德以修其身，是本乱而求未之治，胡可得也。人之至厚者莫如身，苟不能明德以修身，则所厚者薄无所不薄，而谓所薄者厚，无是理也。故曰“未之有也”。今之谈者，乃舍明德而直言亲民，何哉？不几于舍本而图未，薄所厚而欲厚所薄乎！意者亲民即明德事耶！　　吾之德既明，然后推其所有者以明明德于天下，此大人成己、成物之道所当如是，非调亲民然后可以明吾之明德之谓也！且明德者吾之所本有，明明德于天下者，亦非强人之所本无。　　故又示之曰“在止于至善”而已。无善无恶，是谓至善，于此而知所止，则明明德之能事毕矣。由是而推其馀者以及于人，于以亲民，不亦易易乎！　　故终篇更不言民如何亲，而但曰明德；更不言德如何明，而但曰止至善；不曰善如何止，而但曰知止；不曰止如何知，而直曰格物以致其知而已。所格者何物？所致者何知？盖格物则自无物，无物则自无知。故既知所止，则所知亦止；苟所知未止，亦未为知止也。故知止其所不知，斯致矣。予观《大学》如此详悉开示，无非以德未易明，止未易知。故又赞之曰：“人能知止，则常寂而敞也，至静而无欲也，安安而不迁也，百虑而一致也。”今之谈者，切己自反，果能常寂而敞乎？至静而无欲乎？安固而不摇乎？百虑而致之一乎？是未可知耳。　　奈之何遽以知止自许、明德自任，而欲上同于大人亲民之学也！然则颜子终身以好学称，曾子终身以守约名，而竟不敢言及亲民事者，果皆非邪，果皆偏而不全之学耶！　　世固有终其身觅良师友、亲近善知识，而卒不得收宁止之功者，亦多有之，况未尝一日亲近善知识而遂以善知识自任，可乎！　　李贽说他对《大学》的见解由于切中时弊，将为人所恨，他年必遭焚毁，因而他的这个集子取名《焚书》。小说中贾宝玉将除四书之外的书籍焚毁，其中的含义，我认为是体现作者对李贽的推崇。小说作者对四书，尤其是《大学》的偏爱，对“明明德”的强调，反映作者向来崇拜、师法卓吾之学。　　小说中贾宝玉所看不起的“禄蠹”，也就是“国贼禄鬼”并不是泛泛而指那些把科场得意、功成名就当成人生目标的整个儒生群体，而应该是有具体所指的。吴伟业一生吃尽官场相互构陷、背后捅刀子的苦头，更看尽某些官僚丧失民族气节，背叛儒家最基本的义务，助纣为虐，导致山河破碎、生民涂炭。所以“禄蠹”当指这些坏事做尽的假道学。　　话说回来，袭人暗示贾宝玉可以假读书，此乃假道学的虚伪之举，是王阳明、李卓吾最反对的这种人。贾宝玉若是阳明、卓吾的追随者，现在一时情痴不得以讨好袭人，将来分道扬镳是迟早的事。我们都看见了，贾宝玉为了心中反“经济学问”的理想，和很多人都翻脸了。　　（第三章终）
　　有v哥掰谎的帖子在前，难免人气就低了好多，不过v哥和兰国沧海客都只写了个半截子就弃楼了，估计是迫于某中压力，希望lz能写完
　　红楼梦是明遗臣写的是明末，这个方向是对的，吴梅村最有可能是作者，安徽范丽丽那个108回的藏本也应是真的，80回后那个架构，还有那个情榜也不是除了作者之外的人能弄出来的，
　　胡适是胡说
　　@大诗兄
07:16　　红楼梦是明遗臣写的是明末，这个方向是对的，吴梅村最有可能是作者，安徽范丽丽那个108回的藏本也应是真的，80回后那个架构，还有那个情榜也不是除了作者之外的人能弄出来的，
闲石1667 　　......　　-----------------------------　　怎么说呢，红楼梦不都是真真假假，藏就藏得很深，几百年来，没几个看出来，一个个红学家都成了笑话，露也露的很明显，看大的架构，
　　@大诗兄
红楼梦是明遗臣写的是明末，这个方向是对的，吴梅村最有可能是作者，安徽范丽丽那个108回的藏本也应是真的，80回后那个架构，还有那个情榜也不是除了作者之外的人能弄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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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怎么说呢，红楼梦不都是真真假假，藏就藏得很深，几百年来，没几个看出来，一个个红学家都成了笑话，露也露的很明显，看大的架构，
闲石1667 　　......　　-----------------------------　　一家之言
　　@大诗兄
红楼梦是明遗臣写的是明末，这个方向是对的，吴梅村最有可能是作者，安徽范丽丽那个108回的藏本也应是真的，80回后那个架构，还有那个情榜也不是除了作者之外的人能弄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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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呢，红楼梦不都是真真假假，藏就藏得很深，几百年来，没几个看出来，一个个红学家都成了笑话，露也露的很明显，看大的架构，
-----------------------------　　@大诗兄
10:41　　一家之言
闲石1667 　　楼主:
　　......　　-----------------------------　　格律或者是小疵，论其伪多也，非独你，纵使后人所做，不读懂无以做，后世读懂红的少而又少，你比较一下刘心武续的，续不是说一下那么简单。范丽丽的说辞中有闪烁其辞的地方，但那个本子不是一句现代人所做这么简单。
　　@大诗兄
红楼梦是明遗臣写的是明末，这个方向是对的，吴梅村最有可能是作者，安徽范丽丽那个108回的藏本也应是真的，80回后那个架构，还有那个情榜也不是除了作者之外的人能弄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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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呢，红楼梦不都是真真假假，藏就藏得很深，几百年来，没几个看出来，一个个红学家都成了笑话，露也露的很明显，看大的架构，
-----------------------------　　@大诗兄
10:41　　一家之言
闲石1667 　　楼主:
　　......　　-----------------------------　　跟你一样，开始，从语言与诗词方面感觉有很多地方不对劲，9章一节共108回比120回更符合情节安排，那个情榜，书中人物的命运与谶诗符合的相当好等等
　　月浦空余禾黍香　　
　　坐等文章高潮迭起　　
　　@大诗兄
07:16 红楼梦是明遗臣写的是明末，这个方向是对的，吴梅村最有可能是作者，安徽范丽丽那个108回的藏本也应是真的，80回后那个架构，还有那个情榜也不是除了作者之外的人能弄出来的， 闲石1667 ...... ----------------------------- @大诗兄
10:24 怎么说呢，红楼梦不都是真真假假，藏就藏得很深，几百年来，没几个看出来，一个个红学家都成了笑话，露也露的很明显，看大的架构， 闲石1667 ...... 　　—————————————————　　@大诗兄
10:41 　　一家之言 闲石1667 　　楼主: 　　...... 　　—————————————————　　@大诗兄
12:30:00　　跟你一样，开始，从语言与诗词方面感觉有很多地方不对劲，9章一节共108回比120回更符合情节安排，那个情榜，书中人物的命运与谶诗符合的相当好等等　　—————————————————　　哈哈，这本书卖了几万本了？　　
　　4江上晚晴照乱云　　覆舟西望接陂陀，千顷澄潭长绿莎。六代楼船供士女，百年版籍重山河。平川岂习昆明战，禁地须通太液波。烟水不关兴废感，夕阳闻已唱渔歌。　　——吴伟业《玄武湖》　　且说作者在小说中一提起科举制度便愤愤难平，因而特意设计了一个科道中的反面人物贾雨村。　　贾雨村和甄士隐是小说中开篇出现的人物。作者为什么不直接导入贾府人物，而迂回选用这么两个远离贾府的人打头阵？我想，谐音、寓意固然是要紧的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人其实是作者一生中所遇到的几个遭遇不同的人的缩影，他们的际遇引发作者陷入人的一生“富贵无常”的沉思。作者写贾府的兴衰其实是直接反映国家兴亡的，这种大的格局又可以从两三个人的人生沉浮中折射出来。以小见大，由近及远是小说的写作技巧之一。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文虽浅近，其意则深。（有甲戌侧批：一部书之总批）”，这都是小说中的原话。若以自传说立论，那就太小看作者的功力与用心了。我们必须先把这部书当做纯属虚构的小说看，而后才能平心静气地发现作者的创作目的和素材源泉。　　第二回贾雨村闲步扬州郊外看到“智通寺”上的一副发人深省的对联，则在吴伟业《鸳湖曲》中能找到强烈的共鸣。　　我想先说一说《鸳湖曲》的主人公吴昌时与小说的关系。　　吴昌时早已湮没于浩瀚青史，现在不算出名。但是对于研究明史的专业人士来说，他一度是明季风口浪尖的人物之一；或对于研究明清文学的人来说，他是某些文学题材之一；或翻阅嘉兴地方志时，他会因他的私家园林而著名。所以从多个专业角度来看，其实他也是个很容易触碰到的人。　　吴伟业《鸳湖曲》被认为是他最优秀的诗作之一，不但辞藻华丽，笔法到位，而且思想深刻。我感到诗歌所反映的思想也正是《红楼梦》所震撼人之处，全诗抄录如下：　　鸳鸯湖畔草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烟雨迷离不知处，旧堤却认门前树。树上流莺三两声，十年此地扁舟住。主人爱客锦筵开，水闻风吹笑语来。画鼓队催桃叶伎，玉箫声出柘枝台。轻靴窄袖娇妆束，脆管繁弦竞追逐。云鬟子弟按霓裳，雪面参军舞鸜鹆。酒尽移船曲榭西，满湖灯火醉人归。朝来别奏新翻曲，更出红妆向柳堤。欢乐朝朝兼暮暮，七贵三公何足数！十幅蒲帆几尺风，吹君直上长安路。长安富贵玉骢骄，侍女薰香护早朝。分付南湖旧花柳，好留烟月伴归桡。那知转眼浮生梦，萧萧日影悲风动。中散弹琴竞未终，山公启事成何用！东市朝衣一旦休，北邙抔土亦难留。白杨尚作他人树，红粉知非旧日楼。烽火名园窜狐兔，画图偷窥老兵怒。宁使当时没县官，不堪朝市都非故！我来倚棹向湖边，烟雨台空倍惘然。芳草乍疑歌扇绿，落英错认舞衣鲜[1]。人生苦乐皆陈迹，年去年来堪痛惜。闻笛休嗟石季伦，衔杯且效陶彭泽。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世人无限风波苦，输与江湖钓叟知。　　1642年（崇祯十五年）正月，吴伟业往杭州游西湖，取道嘉兴，曾过访吴昌时的竹亭湖墅。1650年（顺治七年），江南各地文士在嘉兴南湖举行“十郡文会”，吴伟业受邀参加，遂得重访竹亭湖墅。眼前一片今非昔比，吴昌时又是他的旧识，内心的复杂可想而知。　　1652年春，吴伟业再过嘉兴，又作《鸳湖感旧》：　　序：予曾过吴来之竹亭湖墅，出家乐张饮，后来之以事见法，重游感赋此诗。　　落日晴湖放檝回，故人曾此共登台。风流顿尽溪山改，富贵何常箫管哀？燕去妓堂荒蔓合，雨侵铃阁野棠开。停桡却望烟深处，记得当年载酒来。
　　按吴昌时因为贪渎于1643年被崇祯帝处斩，既然是大贪官，位于其家乡嘉兴的别墅一定非同一般的豪华。吴伟业在明末吴昌时得意时造访其竹亭湖墅也好，在1650年、1652年两次路过旧址也好，场景对他来说一定都是相当震撼的，对比之强烈一定是更震撼的，达到了久久不难释怀的地步，所以他两度用诗歌谱写他的心曲。　　从吴昌时的命运我们看到了小说中贾雨村的影子；从贾雨村的游历所感悟的人生哲理更是与吴伟业写两首《鸳湖》何其相似！智通寺那副对联“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与《鸳湖曲》中的“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其实文异而意同。吴昌时的形象也贴合小说中贾雨村的形象，二者的人生历程似乎也很相似。贾雨村的表字时飞，包含有“时非”之意，窃以为又何尝不是因为包含吴昌时的“时”！　　吴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