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王小波：“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我的图书馆
怀念王小波：“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王小波（日-日）这个稀奇古怪的家伙活着时不安分，死去了仍让世界不安分。王小波曾在“孤岛访谈录”中说，“我喜欢披头士，主要是因为一听到披头士的音乐有时候就会想起70年代。当时，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奋斗，都在想改造社会，共塑一个美好的未来。”艾晓明：“小波写了真正美好的爱情和性，写了他的人物如何地想要生活在一个可以创造发明，可以爱，可以探讨人的一切自由的可能性的时代。而这个时代永不到来。”一、王小波忌辰8年记：生前寂寞，死后哀荣日“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这是王小波在小说《万寿寺》中的一句话，也是他最真实的内心写照。位于海淀区苏州街的万寿寺即北京艺术博物馆。8年过去，重复这句话，却是在阜城门白塔寺附近的鲁迅博物馆。日，王小波八周年忌辰（日- 日）。从4月10日起，“王小波生平展”在鲁迅博物馆举行，将持续到5月13日，之后赴上海、广州等地高校巡展。74面图文展板由王小波之妻李银河编撰，展出了王小波各个时期的照片、手稿、书信、藏书、奖杯和电脑等实物，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摘选自他的文章。作品历历在目，记忆仍然熟悉，人却已经杳然不在。每年都会纪念或仪式，次次都是重温或误读，写自由和有趣文字的人死了，活着的人只能这般无奈和无趣。尽管王小波并不喜欢鲁迅的激愤和抑郁，但并不妨碍人们把他俩拿来比较，更不要说王小波生平展在鲁迅博物馆举行这一象征意义了。知识分子说话就是特别，馆长说展览的目的不是为了“神化”王小波，一老头说作家都可以“进博物馆了”。开幕当天，来了很多文艺界的朋友、学者、学生、文学爱好者，百多号人。八年前在八宝山送别他时还没有这么多人。院子里阳光灿烂，树上红花白花盛开。李银河因为骨折在杭州没出席，王小波82岁的妈妈宋华和姐姐王小芹在场。代表的讲话都很简短，何兆武说王小波是思想的现代化，徐友渔欣赏他的理性和日常经验，秦晖不谈主义。当天还进行了“王小波与文学的无限可能”研讨会，有读者、编辑、出版人士发言。任何一个人的照片从小到大摆在一起都会让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眼前这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你通过文字和思想来想像的那个人。不过也算拜谒一次了，1997年那次俺还在成都上大学呢，1999年李银河到成都签名售书，俺在报社实习还采访了她呢，2002年《四联活着周刊》做了王小波去世5周年的封面，其时俺正在杂志工作呢。睹物思人，望文生忆。任何一个人的一生都不可能简单展现，但借此集中重温一下王小波也还是有意义的。又感慨一遍“生前寂寞，死后哀荣”。王小波的一生分为六个主题：青少年时代（从出生到上山下乡）、读书岁月（阅读生活）、浪漫骑士（夫妻国外游历）、行吟诗人（小说创作历史）、自由思想者（在杂志、报纸上发表的散文、杂文）和纪念——存作品的十几张磁盘（记着“寻找无双”、“革命时期”等）、拨号上网的Moderm、《黄金时代》和《未来世界》获《联合报》文学奖的奖杯、《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的奖杯、生前用的毛衣、台灯、李银河送给他的30岁生日礼物金星牌钢笔等。终于看到了王小波情书的原样：“你好哇，李银河……”以及那封写在五线谱上的，“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还有王小波写在大开纸上的最早的小说《绿毛水怪》的手稿：“……你看这个夜雾，我们怎么形容它呢？……我们好象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妖妖忽然大惊小怪地叫起来：陈辉，你是诗人呢！……田间、朱自清、杨朔！！！妖妖，你叫我干什么？你干脆用钢笔尖扎死我吧！……”再次看到《唐人秘传故事》、《王二风流史》的题目，奇妙的反讽仍然令人忍禁不俊。王小波的藏书如马克·吐温、契诃夫、卡尔维诺、杜拉斯、卡夫卡、伯尔、图尼埃尔、罗素、傅雷、王道乾、20世纪法国世纪文学丛书、武侠小说等，这些早已成为后辈读书指南。至于发表在1994年《青年作家》上的《阴阳两界》，1997年《花城》的《革命时期的爱情》，《小说界》的《红拂夜奔》，1999年《芙蓉》的《似水柔情》，令人怀念当年的阅读时光。展览现场播着王小波坐客《读书时间》的节目，但没放意大利记者的采访录音。在王小波的文字中，经常有“胸口闷/想到死”的字眼，死的意象最集中的可能是他最早写的《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在我小的时候，常有一种冰冷的恐怖使我从睡梦中惊醒我久久地凝视着黑夜。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死。到我死时，一切感觉都会停止，我会消失在一片混沌之中。我害怕毫无感觉，宁愿有一种感觉会永久存在。哪怕它是疼。长大了一点的时候，我开始苦苦思索。我知道宇宙和永恒是无限的，而我自己和一切人一样都是有限的。我非常非常不喜欢这个对比，老想把它否定掉。于是我开始去思考是否有一种比人和人类都更伟大的意义。想明白了从人的角度看来这种意义是不存在的以后，我面前就出现了一片寂寞的大海。人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些死前的游戏……”无需向王小波致敬，也不用在心中掀起波澜，我们可以记住他的有趣和诗意，自由和理性：“假如我今天死掉，恐怕就不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说道：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也不能像司汤达一样说：活过，爱过，写过。我很怕落到什么都说不出的结果，所以我正在努力工作。”“罗素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在《茫茫黑夜漫游》一文中引用塞利纳同名小说中的诗句：“我们生活在漫漫寒夜，人生好似长途旅行，仰望天空寻找方向，天际却无引路的明星。”二、王小波忌辰11年记：王二，不要脸！这么大的东西就往这里杵！日新浪博客做了个“我们是否还需要王小波”的专题。据说在清明节“谁是你最想祭祀的人”的调查中，王小波位列榜尾。唉。高明还是愚蠢，真诚还是虚伪，反思还是消费。我丝毫不怀疑李银河对王小波的怀念，对“人和事”的惆怅，这个中国最有名的文化寡妇，像大野洋子之于约翰·列侬一样，无可挽回地变得不合时宜，她不再是自己，她不是再是活的自己，属于她自己的性学研究总是惹争议和被误读。所以，这也许是一种讽刺，也许是一种致敬——我所在的商业杂志在元宵节那天电话采访了李银河，请她谈性歧视、中国女性的成长及在商界的女权进步。多么怪异和不靠谱啊！不知道这个月淫媒还会怎么“做”王小波，去年某雕塑家把王二脱得精光，其反讽效果像《黄金时代》中写的，“大家对这种明火执仗的破鞋行径是如此的害怕，以致连说都不敢啦。”其幽默效果用《三十而立》小转铃说的，“王二，不要脸！这么大的东西就往这里杵！”我之所以想到这个人，是永远记得他说，“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但现实世界混乱复杂，我经常无聊地想，如果他还活着，看着眼前发生的社会演进、观念冲突、贫富差距、媒体论战、娱乐当道、媚俗和刻奇（Kitsch）、网络Geek和Kira、世界是平的、不安全的时代、非理性繁荣、和谐社会……他会保持清醒，一针见血，帮我们解决浊流，拨乱反正，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我们上升吗？骇。三、王小波忌辰5年记：一个人和他坚守的生活2002年4月说来惭愧，之所以踩着阴暗的楼梯，忍受多年的腐味，上到5楼过期报刊室，在一张桌子堵住的门口填票查书等半天，把图书证押下，抱着一年的《花城》杂志合订本，走回3楼亮堂的自习室，喘一口气，有点兴奋——其实，我的目的只有一个，用文学术语来讲，即暗含的是林白、陈染、迟子建等女作家的“所指”，而不是冲着苏童、余华、韩少功等知名作家的“能指”。……时值初春，阳光懒懒地，穿过碧绿的树叶照下来，稀疏，错落，令人恍惚。与其说这给阅读提供了背景光，勿宁说小说就是背景文字；这样的句子突然击中了我：“（武斗）只剩下那个倒霉蛋扔下枪在地上旋转，还有我被困在树上。他就那么一圈圈地转着，嘴里‘呃呃’的叫唤。大夏天的，我觉得冷起来了，心里爱莫能助地想着：瞧着罢，已经只会发元音，不会发辅音了。”“小时候我看到那只公鸡离地起飞时，觉得是个令人感动的场面。作为一只鸡，它怎么会有了飞上天的主意？我觉得一只鸡只要有了飞上五楼的业绩，就算没有枉活一世。”……这是王小波1996年发表在《花城》上的《革命时期的爱情》（后又登了《未来世界》）。世间居然还有如此精妙的语言和怪异的思维，尤其在性的态度上，不卑不亢，不由分说就扭转了我的女性本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文坛高手……就是作者名字糙了点。1个月过后，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接下来的事情都知道了，很多人开始谬托知己，纷纷发言，我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用大学同学的话说，“这些破事都抖露出来，你不想在江湖上混了！”王小波培养了众人讲“师承”、论出处的习惯，我在心底里说，“我可是在你撤手之前就有看你的文章的啊。”这近乎无聊，但当时只有这样想才显得自己卓而不群和不被舆论所笼罩，20几岁的人总要自我标傍——其实与当事人无关，何况这时我已经修行过了“后现代主义大法”，“凡是敌人同意的，就是我们反对的”，法国学者布迪厄说，“文化的表述立场只能是双向否定（Double Refusal），它的深层结构是：我讨厌X，但我同样讨厌X的相反。”我承认自己有点走火入魔，作态也实足象个文化贩卖者，我也做过贩卖的事情，卖得并不彻底。但在我喜欢的两个作家（王小波和村上春树）身上，我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非要温习以王小波为关键词的“文化考古学”（福柯语），我只能说“革命时期的爱情”。这与村上春树不同。也不同于那个女同事与村上春树“晴朗的早上，遇到一个100％的女孩”式的相遇，“然后，就开始喜欢鼠写的小说了，从头到尾没有人死去，也没有性交场面……”后来她成了一个美女作家。个人的文学情结作祟最严重时，我以“周星驰与后现代”为题，写了篇毕业论文。我是新闻系的，新闻无学，也最自由，四年的大学时光净剩下了体验。毕业后一年，我在北京接到一个电话，说那篇论文在《天涯》杂志上发表了，赶快去认领。文章先是在网上流传的，后来周星驰也.com了，该文还被收入《大话西游宝典》，算是给我的不羁的大学以及……文学作了个了结。很难想象一个在高中时读鲁迅自我觉醒、大二重读王朔开始反叛的人，他会不喜欢王小波。也不难猜测，一旦沦为社会工厂一分子，他还可能玩味文学。于是，在村上春树风靡中，我缺席了……要知道，从进大学起，我一直在寻找的两本书之一就是《听风歌》。我曾经是个文学青年，So What？那是几年前的文学，那时文学青年是一个神圣的字眼。哪像现在，世道变得太快了，任何标签都显得好笑。所幸从一开始我就没被“话语权”套住，我喜欢文学，但性格使然，我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太过私人的东西，如果有共同性或被纳入某种体系，我又感觉不自在；在我还没有成为文学青年之前我就结束了自己的文学生涯。我转而投入了生活。相信“沉默的”大多数人也都如此。我去中文系旁听，也无非是看漂亮的女生。那一年王小波是话题，《青铜时代》如80年代的《存在与虚无》一样是手中必携物，以至于教现代小说的老师专门有一堂课讲王小波——在《似水流年》中，老父跳楼脑浆迸裂，儿子在遗迹那儿守夜……认为这极具时代氛围。我和一个同学在下面翻着书，一一对照，忽然狂笑起来，老师提到一个叫“龟头血肿”的老头时省略了前面两个字，课堂气氛一时尴尬。这个同学劝过我，“你什么时候走出大师的阴影，扛着他们的尸体？”我想，当一个人在青年时，总会被某种东西神灵附体，诚惶诚恐。我的意思并不是把王小波也看成大师，但这个稀奇古怪的家伙活着时不安分，死去了仍让世界不安分——为什么《情人》屡被提及，卡尔唯诺成为谈资，菲茨杰拉德也因为村上春树的青睐而重新流行。我相信真有人按图索骥去读莫迪阿诺的《暗店街》，杜伦马特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或罗伯·格里耶的《窥视者》。王小波推崇的罗素说过，“一本大书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个灾难”，诚如斯言。大三时我们学摄影，我做了围绕王小波的第一件倒胃的事，成都有一家够地道的酒吧，女主人被称为“成都摇滚之母”，其夫是国内有名的画全家福的画家。我拍了这家小酒吧，题目是：“我的精神家园”！？暑假坐火车回家，“茫茫黑夜漫游”可不是一件有聊的事，我提起了王小波，哪知对面一个女孩说她也喜欢。她长得挺丰满，后来我尊称她“王大波”。下车时我暗用典故，“有机会敦伦伟大的友谊”，她桀然一笑。开学后，不知为什么，王大波一直躲着我，爱情还没开始又结束了。这是正常的，王小波已经过时了，她也看出了我的不好怀意。大四我在报社实习，本来跑社会新闻，第一篇稿子却是“李银河蓉城谈性”。9月成都举行全国书展，“时代三部曲”是绝对的“票房指数”，其时王小波哀荣一年多了。5日上午，一袭黑裙的李银河在二环外一健身广场作“性法律”报告，间歇，我鼓足勇气走到她面前，“我们尊称王小波为大哥，请允许我叫您一声大嫂……”由于紧张，没注意李银河脸上的表情，但后来想肯定牙齿都酸掉了。在《黄金时代》中，王二的阳物是陈清扬的噩梦，她决定让自己深深埋藏。而在读者那儿，“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是最大的噩梦。这一代人原本严肃、认真、聪明、复杂又有游戏色彩，着迷于美学家伽达默尔所说的“这种人并不想严肃的对待可能性，因此这可能性也就不会含有这种风险：他选择了某种决定并因此束缚住了自己”。2002年元旦前，北京一群大学生排演话剧《似水柔情》，那股背台词的认真劲儿，那种病态般的自我欣赏，我逃也似地离开了现场。我已经忘光了所有关于大学、关于文学的支离破碎记忆——那是一种精神遗产，是青春的记忆的一部分，直到那天又一次辞职时，我误以为能追随他学东西的头儿说：“你这种性格，做一个王小波那样的自由职业者更合适。”无论这是一种抬举还是鄙夷，我都不会当真了。我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就像“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有可能那是微不足道的生活，而“一个人和他坚守的生活”，更大的事实是他失守的和坚守不住的生活。王小波曾在“孤岛访谈录”中说，“我喜欢披头士，主要是因为一听到披头士的音乐有时候就会想起70年代。当时，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奋斗，都在想改造社会，共塑一个美好的未来。”想必他并不知道对于理想主义有一句调侃：“做一个披头士并不是人生的终极。”有人试图用卡尔唯诺的“童话三部曲”来概括王小波一生的姿态，即“在树上——升到空中——回到大地”，但钱钟书在《写在人生边上·论快乐》中早就洞悉了此中三昧，“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逝世18周年经典重温一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里，写了一个不肯长大的人。小奥斯卡发现周围的世界太过荒诞，就暗下决心要永远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成全了他的决心，所以他就成了个侏儒。这个故事太过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远做小孩子虽办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办到的。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经历了严酷的时期（“文革”），后来才发现，这是中国人的通病。龙应台女士就大发感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说话。她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几乎变成了个心直口快的外国人。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这是不对的。沉默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但是中国人，外国人中也有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我就知道这样一个例子：他是前苏联的大作曲家萧斯塔科维奇。有好长一段时间他写自己的音乐，一声也不吭。后来忽然口授了一厚本回忆录，并在每一页上都签了名，然后他就死掉了。据我所知，回忆录的主要内容，就是谈自己在沉默中的感受。阅读那本书时，我得到了很大的乐趣——当然，当时我在沉默中。把这本书借给一个话语圈子里的朋友去看，他却得不到任何的乐趣，还说这本书格调低下，气氛阴暗。那本书里有一段讲到了苏联三十年代，有好多人忽然就不见了，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人们之间都不说话。邻里之间起了争纷都不敢吵架，所以有了另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往别人烧水的壶里吐痰。顺便说一句，苏联人盖过一些宿舍式的房子，有公用的卫生间、盥洗室和厨房，这就给吐痰提供了方便。我觉得有趣，是因为像萧斯塔科维奇那样的大音乐家，戴着夹鼻眼镜，留着山羊胡子，吐起痰来一定多有不便。可以想见，他必定要一手抓住眼镜，另一手护住胡子，探着头去吐。假如就这样被人逮到揍上一顿，那就更有趣了。其实萧斯塔科维奇长得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象他是这个样子，然后就哈哈大笑。我的朋友看了这一段就不笑，他以为这样吐痰动作不美，境界不高，思想也不好。这使我不敢与他争辩——再争辩就要涉入某些话语的范畴，而这些话语，就是阴阳两界的分界线。看过《铁皮鼓》的人都知道，小奥斯卡后来改变了他的决心，也长大了。我现在已决定了要说话，这样我就不是小奥斯卡，而是大奥斯卡。我现在当然能同意往别人的水壶里吐痰是思想不好，境界不高。不过有些事继续发生在我身边，举个住楼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设有人常把一辆自行车放在你门口的楼道上，挡了你的路，你可以开口去说——打电话给居委会；或者直接找到车主，说道：同志，“五讲四美”，请你注意。此后他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证。我估计他最起码要说你“事儿”，假如你是女的，他还会说你“事儿妈”，不管你有多大岁数，够不够做他妈。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沉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种行为的厌恶之情：把他车胎里的气放掉。干这件事时，当然要注意别被车主看见。还有一种更损的方式，不值得推荐，那就是在车胎上按上个图钉。有人按了图钉再拔下来，这样车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儿，补胎时更困难。假如车子可以搬动，把它挪到难找的地方去，让车主找不着它，也是一种选择。这方面就说这么多，因为我不想教坏。这些事使我想到了福柯先生的话：话语即权力。这话应该倒过来说：权力即话语。就以上面的例子来说，你要给人讲“五讲四美”，最好是戴上个红箍。根据我对事实的了解，红箍还不大够用，最好穿上一身警服。“五讲四美”虽然是些好话，讲的时候最好有实力或者说是身份作为保证。话说到这个地步，可以说说当年和朋友讨论萧斯塔科维奇，他一说到思想、境界等，我为什么就一声不吭——朋友倒是个很好的朋友，但我怕他挑我的毛病。一般人从七岁开始走进教室，开始接受话语的熏陶。我觉得自己还要早些，因为从我记事时开始，外面总是装着高音喇叭，没黑没夜地乱嚷嚷。从这些话里我知道了土平炉可以炼钢，这种东西和做饭的灶相仿，装了一台小鼓风机，嗡嗡地响着，好像一窝飞行的屎壳郎。炼出的东西是一团团火红的粘在一起的锅片子，看起来是牛屎的样子。有一位手持钢钎的叔叔说，这就是钢。那一年我只有六岁，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听到“钢铁”这个词，我就会想到牛屎。从那些话里我还知道了一亩地可以产三十万斤粮，然后我们就饿得要死。总而言之，从小我对讲出来的话就不大相信，越是声色俱厉，嗓门高亢，我越是不信。这种怀疑态度起源于我饥饿的肚肠。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除了怀疑话语，我还有一个恶习，就是吃铅笔。上小学时，在课桌后面一坐定就开始吃。那种铅笔一毛三一支，后面有橡皮头。我从后面吃起，先吃掉柔软可口的橡皮，再吃掉柔韧爽口的铁皮，吃到木头笔杆以后，软糟糟的没什么味道，但有一点香料味，诱使我接着吃。终于把整支铅笔吃得只剩了一支铅芯，用橡皮膏缠上接着使。除了铅笔之外，课本、练习本，甚至课桌都可以吃。我说到的这些东西，有些被吃掉了，有些被啃得十分狼藉。这也是一个真理，但没有用话语来表达过：饥饿可以把小孩子变成白蚁。这个世界上有个很大的误会，那就是以为人的种种想法都是由话语教出来的。假设如此，话语就是思维的样板。我说它是个误会，是因为世界还有阴的一面。除此之外，同样的话语也可能教出些很不同的想法。从我懂事的年龄起，就常听人们说：我们这一代，生于一个神圣的时代，多么幸福，而且肩负着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等等。同年龄的人听了都很振奋，很爱听，但我总有点疑问，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赶上了。除此之外，我以为这种说法不够含蓄。而含蓄是我们的家教。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天开饭时，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腊肉。我弟弟见了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冲上阳台，朝全世界放声高呼：我们家吃大鱼大肉了！结果是被我爸爸拖回来臭揍了一顿。经过这样的教育，我一直比较深沉。所以听到别人说我们多么幸福，多么神圣，别人在受苦，我们没有受，等等，心里老在想着：假如我们真遇上了这么多美事，不把它说出来会不会更好。当然，这不是说，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对于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这么想的：与其大呼小叫说要去解放他们，让人家苦等，倒不如一声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们解放，给他们一个意外惊喜。总而言之，我总是从实际的方面去考虑，而且考虑得很周到。幼年的经历、家教和天性谨慎，是我变得沉默的起因。二在我小时候，话语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起鸡皮疙瘩。但不管怎么说吧，人来到世间，仿佛是来游泳的，迟早要跳进去。我可没有想到自己会保持沉默直到四十岁，假如想到了，未必有继续生活的勇气。不管怎么说吧，我听到的话也不总是那么疯，是一阵疯，一阵不疯。所以在十四岁之前，我并没有终身沉默的决心。小的时候，我们只有听人说话的份儿。当我的同龄人开始说话时，给我一种极恶劣的印象。有位朋友写了一本书，写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书名为《血统》。可以想见，她出身不好。她要我给她的书写个序。这件事使我想起来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见所闻。“文革”开始时，我十四岁，正上初中一年级。有一天，忽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班上的一部分同学忽然变成了红五类，另一部分则成了黑五类。我自己的情况特殊，还说不清是哪一类。当然，这红和黑的说法并不是我们发明出来，这个变化也不是由我们发起的。在这方面我们毫无责任。只是我们中间的一些人，该负一点欺负同学的责任。照我看来，红的同学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这是值得祝贺的。黑的同学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也值得同情。不等我对他们一一表示祝贺和同情，一些红的同学就把脑袋刮光，束上了大皮带，站在校门口，问每一个想进来的人：你什么出身？他们对同班同学问得格外仔细，一听到他们报出不好的出身，就从牙缝里迸出三个字：“狗崽子！”当然，我能理解他们突然变成了红五类的狂喜，但为此非要使自己的同学在大庭广众下变成狗崽子，未免也太过分。当年我就这么想，现在我也这么想：话语教给我们很多，但善恶还是可以自明。话语想要教给我们，人与人生来就不平等。在人间，尊卑有序是永恒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听。我上小学六年级时，暑期布置的读书作业是《南方来信》。那是一本记述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读物，其中充满了处决、拷打和虐杀。看完以后，心里充满了怪怪的想法。那时正在青春期的前沿，差一点要变成个性变态了。总而言之，假如对我的那种教育完全成功，换言之，假如那些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我的期望得以实现，我就想象不出现在我怎能不嗜杀成性、怎能不残忍，或者说，在我身上，怎么还会保留了一些人性。好在人不光是在书本上学习，还会在沉默中学习。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至于话语，它教给我的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当时话语正站在人性的反面上。假如完全相信它，就不会有人性。三现在我来说明自己为什么人性尚存：“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我住在一所大学里。有一天，我从校外回来，遇上一大伙人，正在向校门口行进。走在前面的是一伙大学生，彼此争论不休，而且嗓门很大；当然是在用时髦话语争吵，除了毛主席的教导，还经常提到“十六条”。所谓十六条，是中央颁布的展开“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规定，其中有一条叫做“要文斗，不要武斗”，制定出来就是供大家违反之用。在那些争论的人之中，有一个人居于中心地位。但他双唇紧闭，一声不吭，唇边似有血迹。在场的大学生有一半在追问他，要他开口说话，另一半则在维护他，不让他说话。“文化革命”里到处都有两派之争，这是个具体的例子。至于队伍的后半部分，是一帮像我这么大的男孩子，一个个也是双唇紧闭，一声不吭，但唇边没有血迹，阴魂不散地跟在后面。有几个大学生想把他们拦住，但是不成功，你把正面拦住，他们就从侧面绕过去，但保持着一声不吭的态度。这件事相当古怪，因为我们院里的孩子相当地厉害，不但敢吵敢骂，而且动起手来，大学生还未必是个儿，那天真是令人意外的老实。我立刻投身其中，问他们出了什么事，怪的是这些孩子都不理我，继续双唇紧闭，两眼发直，显出一种坚忍的态度，继续向前行进——这情形好像他们发了一种集体性的癔症。有关癔症，我们知道，有一种一声不吭，只顾扬尘舞蹈；另一种喋喋不休，就不大扬尘舞蹈。不管哪一种，心里想的和表现出来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在北方插队时，村里有几个妇女有癔症，其中有一位，假如你信她的说法，她其实是个死去多年的狐狸，成天和丈夫（假定此说成立，这位丈夫就是个兽奸犯）吵吵闹闹，以狐狸的名义要求吃肉。但肉割来以后，她要求把肉煮熟，并以大蒜佐餐。很显然，这不合乎狐狸的饮食习惯。所以，实际上是她，而不是它要吃肉。至于“文化革命”，有几分像场集体性的癔症，大家闹的和心里想的也不是一回事。当然，这要把世界阴的一面考虑在内。只考虑阳的一面，结论就只能是：当年大家胡打乱闹，确实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但是我说的那些大学里的男孩子其实没有犯癔症。后来，我揪住了一个和我很熟的孩子，问出了这件事的始末：原来，在大学生宿舍的盥洗室里，有两个学生在洗脸时相遇，为各自不同的观点争辩起来。争着争着，就打了起来。其中一位受了伤，已被送到医院。另一位没受伤，理所当然地成了打人凶手，就是走在队伍前列的那一位。这一大伙人在理论上是前往某个机构（叫做校革委还是筹委会，我已经不记得了）讲理，实际上是在校园里做无目标的布朗运动。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线索：被打伤的学生血肉模糊，有一只耳朵（是左耳还是右耳已经记不得，但我肯定是两者之一）的一部分不见了，在现场也没有找到。根据一种阿加莎·克里斯蒂式的推理，这块耳朵不会在别的地方，只能在打人的学生嘴里，假如他还没把它吃下去的话；因为此君不但脾气暴躁，急了的时候还会咬人，而且咬了不止一次了。我急于交代这件事的要点，忽略了一些细节，比方说，受伤的学生曾经惨叫了一声，别人就闻声而来，使打人者没有机会把耳朵吐出来藏起来，等等。总之，此君现在只有两个选择，或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把耳朵吐出来，证明自己的品行恶劣，或者把它吞下去。我听到这些话，马上就加入了尾随的行列，双唇紧闭，牙关紧咬，并且感觉到自己嘴里仿佛含了一块咸咸的东西。现在我必须承认，我没有看到那件事的结局；因为天晚了，回家太晚会有麻烦。但我的确关心着这件事的进展，几乎失眠。这件事的结局是别人告诉我的：最后，那个咬人的学生把耳朵吐了出来，并且被人逮住了。不知你会怎么看，反正当时我觉得如释重负：不管怎么说，人性尚存。同类不会相食，也不会把别人的一部分吞下去。当然，这件事可能会说明一些别的东西：比方说，咬掉的耳朵块太大，咬人的学生嗓子眼太细，但这些可能性我都不愿意考虑。我说到这件事，是想说明我自己曾在沉默中学到了一点东西。你可以说，这些东西还不够；但这些东西是好的，虽然学到它的方式不值得推广。我把一个咬人的大学生称为人性的教师，肯定要把一些人气得发狂。但我有自己的道理：一个脾气暴躁、动辄使用牙齿的人，尚且不肯吞下别人的肉体，这一课看起来更有力量。再说，在“文化革命”的那一阶段里，人也不可能学到更好的东西了。有一段时间常听到年长的人说我们这一代人不好，是“文革”中的红卫兵，品格低劣。考虑到红卫兵也不是孤儿院里的孩子，他们都是学校教育出来的，对于这种低劣品行，学校和家庭教育应该负一定的责任。除此之外，对我们的品行，大家也过虑了。这是因为，世界不光有阳的一面，还有阴的一面。后来我们这些人就去插队。在插队时，同学们之间表现得相当友爱，最起码这是可圈可点的。我的亲身经历就可证明：有一次农忙时期我生了重病，闹得实在熬不过去了，当时没人来管我，只有一个同样在生病的同学，半搀半拖，送我涉过了南宛河，到了医院。那条河虽然不深，但当时足有五公里宽，因为它已经泛滥得连岸都找不着了。假如别人生了病，我也会这样送他。因为有这些表现，我以为我们并不坏，不必青春无悔，留在农村不回来；也不必听从某种暗示而集体自杀，给现在的年轻人空出位子来。而我们的人品的一切可取之处，都该感谢沉默的教诲。四有一件事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可以在沉默和话语两种文化中选择。我个人经历过很多选择的机会，比方说，插队的时候，有些插友就选择了说点什么，到“积代会”上去“讲用”，然后就会有些好处。有些话年轻的朋友不熟悉，我只能简单地解释道：积代会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讲用是指讲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参加了积代会，就是积极分子。而积极分子是个好意思。另一种机会是当学生时，假如在会上积极发言，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就可能当学生干部，学生干部又是个好意思。这些机会我都自愿地放弃了。选择了说话的朋友可能不相信我是自愿放弃的，他们会认为，我不会说话或者不够档次，不配说话。因为话语即权力，权力又是个好意思，所以的确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进话语的圈子，甚至在争夺“话语权”。我说我是自愿放弃的，有人会不信——好在还有不少人会相信。主要的原因是进了那个圈子就要说那种话，甚至要以那种话来思索，我觉得不够有意思。据我所知，那个圈子里常常犯着贫乏症。二十多年前，我在云南当知青。除了穿着比较干净、皮肤比较白皙之外，当地人怎么看待我们，是个很费猜的问题。我觉得，他们以为我们都是台面上的人，必须用台面上的语言和我们交谈——最起码在我们刚去时，他们是这样想的。这当然是一个误会，但并不讨厌。还有个讨厌的误会是：他们以为我们很有钱，在集市上死命地朝我们要高价，以致我们买点东西，总要比当地人多花一两倍的钱。后来我们就用一种独特的方法买东西：不还价，甩下一叠毛票让你慢慢数，同时把货物抱走。等你数清了毛票，连人带货都找不到了。起初我们给的是公道价，后来有人就越给越少，甚至在毛票里杂有些分票。假如我说自己洁身自好，没干过这种事，你一定不相信，所以我决定不争辩。终于有一天，有个学生在这样买东西时被老乡扯住了——但这个人绝不是我。那位老乡决定要说该同学一顿，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才说出：哇！不行啦！思想啦！斗私批修啦！后来我们回家去，为该老乡的话语笑得打滚。可想而知，在今天，那老乡就会说：哇！不行啦！“五讲”啦！“四美”啦！“三热爱”啦！同样也会使我们笑得要死。从当时的情形和该老乡的情绪来看，他想说的只是一句很简单的话，那一句话的头一个字发音和洗澡的澡有些相似。我举这个例子，绝不是讨了便宜又要卖乖，只是想说明一下话语的贫乏。用它来说话都相当困难，更不要说用它来思想了。话语圈子里的朋友会说，我举了一个很恶劣的例子——我记住这种事，只是为了丑化生活；但我自己觉得不是的。我在沉默中过了很多年：插队，当工人，当大学生，后来又在大学里任过教。当教师的人保持沉默似不可能，但我教的是技术性的课程，在讲台上只讲技术性的话，下了课我就走人。照我看，不管干什么都可以保持沉默。当然，我还有一个终生爱好，就是写小说。但是写好了不拿去发表，同样也保持了沉默。至于沉默的理由，很是简单。那就是信不过话语圈。从我短短的人生经历来看，它是一座声名狼藉的疯人院。当时我怀疑的不仅是说过亩产三十万斤粮、炸过精神原子弹的那个话语圈，而是一切话语圈子。假如在今天能证明我当时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我会感到无限的幸福。五我说自己多年以来保持了沉默，你可能会不信；这说明你是个过来人。你不信我从未在会议上“表过态”，也没写过批判稿。这种怀疑是对的：因为我既不能证明自己是哑巴，也不能证明自己不会写字，所以这两件事我都是干过的。但是照我的标准，那不叫说话，而是上着一种话语的捐税。我们听说，在过去的年代里，连一些伟大的人物都“讲过一些违心的话”，这说明征税面非常地宽。因为有征话语捐的事，不管我们讲过什么，都可以不必自责：话是上面让说的嘛。但假如一切话语都是征来的捐税，事情就不很妙。拿这些东西可以干什么？它是话，不是钱，既不能用来修水坝，也不能拿来修电站；只能搁在那里臭掉，供后人耻笑。当然，拿征募来的话语干什么，不是我该考虑的事；也许它还有别的用处我没有想到。我要说的是：征收话语捐的事是古已有之。说话的人往往有种输捐纳税的意识，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口头上。在这方面有个例子，是古典名著《红楼梦》。在那本书里，有两个姑娘在大观园里联句，联着联着，冒出了颂圣的词句。这件事让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躲在后花园里，半夜三更作几句诗，都忘不了颂圣，这叫什么事？仔细推敲起来，毛病当然出在写书人的身上，是他有这种毛病。这种毛病就是：在使用话语时总想交税的强迫症。我认为，可以在话语的世界里分出两极。一极是圣贤的话语，这些话是自愿的捐献；另一极是沉默者的话语，这些话是强征来的税金。在这两极之间的话，全都暧昧难明：既是捐献，又是税金。在那些说话的人心里都有一个税吏。中国的读书人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就是缴纳税金，做一个好的纳税人——这是难听的说法。好听的说法就是以天下为己任。我曾经是个沉默的人，这就是说，我不喜欢在各种会议上发言，也不喜欢写稿子。这一点最近已经发生了改变，参加会议时也会发言，有时也写点稿。对这种改变我有种强烈的感受，有如丧失了童贞。这就意味着我违背了多年以来的积习，不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了。我还不至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点轻微的失落感。开口说话并不意味着恢复了缴纳税金的责任感，假设我真是这么想，大家就会见到一个最大的废话篓子。我有的是另一种责任感。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些社会学研究，因此接触了一些“弱势群体”，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同性恋者。做过了这些研究之后，我忽然猛省到：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在中国，人们以为同性恋者不存在。在外国，人们知道同性恋者存在，但不知他们是谁。有两位人类学家给同性恋者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做Word is out。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作为最后这种人，也有义务谈谈自己的所见所闻。六我现在写的东西大体属于文学的范畴。所谓文学，在我看来就是：先把文章写好看了再说，别的就管他妈的。除了文学，我想不到有什么地方可以接受我这些古怪想法。赖在文学上，可以给自己在圈子中找到一个立脚点。有这样一个立脚点，就可以攻击这个圈子，攻击整个阳的世界。几年前，我在美国读书。有个洋鬼子这样问我们：你们中国那个阴阳学说，怎么一切好的东西都属阳，一点不给阴剩下？当然，她这样发问，是因为她正是一个五体不全之阴人。但是这话也有些道理。话语权属于阳的一方，它当然不会说阴的一方任何好话。就是夫子也未能免俗，他把妇女和小人攻击了一通。这句话几千年来总被人引用，但我就没听到受攻击一方有任何回应。人们只是小心提防着不要做小人，至于怎样不做妇人，这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就是到了现代，女变男的变性手术也是一个难题，而且也不宜推广——这世界上假男人太多，真男人就会找不到老婆。简言之，话语圈里总是在说些不会遇到反驳的话。往好听里说，这叫做自说自话；往难听里说，就让人想起了一个形容缺德行为的顺口溜：打聋子骂哑巴扒绝户坟。仔细考较起来，恐怕聋子、哑巴、绝户都属阴的一类，所以遇到种种不幸也是活该——笔者的国学不够精深，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但我知道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任何人说话都会有毛病，圣贤说话也有毛病，这种毛病还相当严重。假如一般人犯了这种病，就会被说成精神分裂症。在现实生活里，我们就是这样看待自说自话的人。如今我也挤进了话语圈子。这只能说明一件事：这个圈子已经分崩离析。基于这种不幸的现实，可以听到各种要求振奋的话语：让我们来重建中国的精神结构，等等。作为从另一个圈子里来的人，我对新圈子里的朋友有个建议：让我们来检查一下自己，看看傻不傻，疯不疯？有各种各样的镜子可供检查自己之用：中国的传统是一面镜子，外国文化是另一面镜子。还有一面更大的镜子，就在我们身边，那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议论当然是有感而发的。几年前，我刚刚走出沉默，写了一本书，送给长者看。他不喜欢这本书，认为书不能这样来写。照他看来，写书应该能教育人民，提升人的灵魂。这真是金玉良言。但是在这世界上的一切人之中，我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一个，就是我自己。这话很卑鄙，很自私，也很诚实。
馆藏&256377
TA的最新馆藏
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