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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文中常见意象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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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文鉴赏
一：什么样的诗算有“意境” 作者：周振南先说“意境”，意境这一词的提出在唐朝。日僧遍照金刚在《文境秘府论》里介绍唐朝的诗论，在《南卷·论文意》里有“夫作文章，但多立意。”“思若不来，即须放情却宽之，令境生。然后以境照之，思则便来，来即作文。”这里所说的“意”，同“情”结合，即情意。所说的“境”，即境界，即把感情色彩著在景物上。“以境照之”，即在境界上产生诗意，就可创作了。托名的《诗格》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日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日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这里的三境就是意境，只是把偏重于写山水的称为物境，偏重于抒情的称为情境，偏重于言志的称为意境。这里讲的物境，主要讲山水诗，要写出泉石云峰之美，这种美的观点在诗人的心里，诗人一定要处身于泉石云峰中，掌握了泉石云峰之美，看得透彻，了然于心，所以能够描绘出泉石云峰的形象。所谓物境，主要有两点，一要看到山水的“极丽绝秀”，即山水之美；二要“形似”，描绘出山水的形象来。因为写出了诗人的美学观点，是形象和美的结合，所以构成意境。情境、意境同物境的分别，只是情境写出了“娱乐愁怨”，意境写出了“意志”，把情意跟景物结合，就成了情境和意境了。其实这三者都是情景和境界的结合，情和意也往往结合着，抒情里有意，达意里有情，写山水里也往往有情意，所以这三境都是意境。　　再来看什么样的诗才算有“意境”，《文心雕龙·物色》里说：“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诗人受到外界景物感触，这种景物互相联接着是无穷的，所以称为万象，只要在视听的范围里所接触到的，着上感情色彩，产生诗意，都可构成创作。流连指在欣赏景物时，不忍离去，这里就产生感情，给景物着上感情色彩，沉吟就在进入创作了。又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图貌”是描绘形象，是写景；“与心”是表达情意，是抒情。这两者结合，就做到情景交融，构成意境了，即情意同境界结合了。“写气”是描写气候，“属采”运用辞采，也是为写境界用的。下面举出具体例子：“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嘤嘤’学草虫之韵。”“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下面就来看看刘勰所举的例子。　　《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状少好)，灼灼(状鲜明)其华。之子于归(
这个女子出嫁)，宜其室家。”“灼灼”，描写桃花的红艳，是“图貌”；也赞美新嫁娘容貌的美艳，是“与心”；即情景交融，就是有意境的诗。这里好象没有写出一种境界来，为什么说有意境呢？王国维《人间词活》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在这里，写桃树的少好和桃花的红艳，用来兴起新嫁娘的年轻和容貌的明艳，反映了诗人喜悦赞美的感情，这就是有境界。不过这种用意没有明白说出，这就属于三境中的情境。　　《诗·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令我来思（助词，犹兮），雨（下）雪霏霏（形容雪大）。”“依依”写军人出征时看到柳枝的柔弱，是“图貌”，又反映了依依不舍的感情，是“与心”，即情景交融，写出了意境。　　《诗·卫风·伯兮》：“其雨其雨，(音搞，状明亮)出日。愿言思怕，甘心首疾（头痛）。”妇人想望丈夫回来，象天旱想望下雨，却是太阳照耀，不会下雨。“杲杲”是状日出，又反映妇人失望的心情，也是情景交融。　　《诗·小雅·角弓》：“雨雪瀌瀌（音标，状雪下得大），见睍（音现）曰消。”受到谗言毁谤的人说，谗言很多，像雪下得大，看到日光说雪要融化，为什么不融化，还是相信谗言呢？“瀌瀌”是图貌，也反映受到谗言毁谤的人的失望心情。
《诗·周南·葛蕈》：“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共鸣喈喈。”“喈喈”描写黄鸟的鸣声，也反映妇人喜悦的心情。　　《诗·召南·草虫》：“喓喓（音腰，状声）草虫，趯趯（音提，状跳跃）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妇人想念丈夫，独自听到虫鸣，感到节令的变化，引起心忧。“喓喓”描写虫声，引起感触，也是情景交融。　　以上引了中的六个例子，“灼灼”“依依”是“图貌”，描绘形貌；“”“瀌瀌”是“写气”，写气候：“喈喈”“喓喓”是“附声”，写声音。这里既“随物宛转”，又“与心徘徊”，做到“情貌无遗”，即情景交融，有意境。作者把感情色彩著在景物上构成境界，含有感情，即情意，所以是意境。这是《诗经》中有意境的诗。　　里又说：“及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到的中描绘意境的作品，就比写的丰富了。　　《九歌·湘夫人》：“帝子（女）降兮北渚（小洲），目眇眇（状远视）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袅袅”描写秋风的柔弱细长，也反映情思的婉转波动。在秋凤中，洞庭湖波的起伏，也反映情思的起伏。这里也是情景交融，对景物的描绘更为丰富，像诗中有画那样，境界也更突出了。　　《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状风声）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憟（犹凄怆）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音穴）寥（状空旷）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积蓄的雨水）而水清。憯（惨）凄增欷（叹息）兮薄寒之中人。”这里写秋天气氛的可悲，下面还有描绘，且不说，光就这里写的，写风声，写草木凋零，写天高气清，潦水尽而水清，写轻寒，再结合远行送别，。用这样多方面的景物来衬托人物愁苦的心情。这里用景物构成的境界内容更丰富了，情感也极强烈。这就构成的特色，与中的写意境不同了。　　里又说：“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这是讲南朝时的山水诗，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檄。林壑敛瞑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这首诗里，“窥情风景”，“钻貌草木”，不是诗人把感情色彩著到景物上来描绘草木的形态，是诗人看到景物本身所具有的情态。如“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结合上联，“出谷日尚早”，不作林壑有微明，结合“入舟阳已微”，不作云霞无夕霏，却作“敛暝色”，“收夕霏”，太阳出来前的夜色被林壑收起来了，晚霞的飞动被云霞收起来了，这是写林壑和云霞本身所具有的情态，带有拟人化，它们会收敛暝色和夕霏了。再像“芰荷迭映蔚”，菱花和荷花反复地光采照映，菱花照荷花，荷花照菱花，蔚是光采，即互相照耀，这也是写菱花和荷花本身所具有的情态。蒲稗是两种水边的草，因依是互相依靠，非常亲密的样子，这也是写出蒲稗的情态。诗人把山水花草当作有情的，看出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各种情态，这是谢灵运山水诗所具有的特点。上引这首诗的末了，作“虑谈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者，试用此道推。”虑淡，思虑安静对于名利就看得轻了，情意恰合自然合理，寄语养生的人，试用这个道理来推求吧。即满足于山水景物的情态，忘掉争名夺利，有利于养生。这就是“志惟深远”。这首诗写景物的情态写出了意境。　　王国维《人间词话》里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谈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里讲的有我之境，即《诗格》里讲的情境或意境；无我之境即物境。冯延巳《鹊踏枝》：“泪眼问化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用“泪眼问花”写妇人的悲哀孤独，无人可问，只好问花了。用“飞过秋千”，秋千正是她同丈夫亲爱时打秋千处，现在丈夫出外游冶，看到秋千，不堪回首。秦观《踏莎行》：“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写出在外飘泊的游子，孤独寂寞凄凉哀怨的心情，把这些心情著在景物上，无我之境象的山水诗，写出景物本身所具有的情态，像元好问《颖亭留别》：“寒波淡谈起，白鸟悠悠下。”写出寒波白鸟本身所具有的情态，没有把自己“怀归人自急”的急迫心情加到“寒波”“白鸟”上去。所谓“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就是用我的感情色彩着到景物上去，与不用我的感情色彩着到景物上去。不用我的感情色彩看到景物上去，还是用我的眼光来看景物本身所具有的情态，象“淡淡”“悠悠”，象上引的“映蔚”“因依”这种景物本身所具有的情态，还是诗人的眼里所看出来的，还是带有诗人的主观成分在内。因此用“以物观物”来说明，还不大确切，倘用摄影来说，照相机是物，所摄的影也是物，但摄影时还要选择角度，注意光线距离，要选择美的镜头来摄影，这里也有摄影者的美学观点在里面。因此，“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川”里，含有诗人爱菊的感情，所以要“采”，含有诗人爱庐山的感情，所以说“见南山”。所谓无我之境就是《诗格》里的物境。　　《人间词话》又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这里提出境界出不出的问题，也就是哪些诗有境界，哪些诗没有境界。一个“闹”字把诗人心头感到的蓬勃春意写出来了，一个“弄”字把诗人欣赏月下花枝在轻风中舞动的美写出来了。这些是诗人的独特感受，写出了这种独特感受，不论是情景交融，诗人把他的感情色彩着到景物上去也好，诗人写出了景物本身所具有的情态也好，都是有意境的。要是作者没有自己的感受，只是把人家写过的意思再写一遍，人云亦云，既没有作者的情意，也行不到景物本身所具有的情态，那就是没有意境的诗了。
二：真相与真魂
作者：臧克家我喜欢郑板桥的为人，我也欣赏他的诗词书画。他在我的家乡——山东，曾两任七品县宫。少年时就读他的“家书”，津津有味。人缘、诗缘两有之。　　《郑板桥集》是我案头上经常翻读的一部书，诗集中有赠扬州八怪之一、号瘿瓢七闽老画师的黄慎的一首，特别引起我的注意，爱之，不释手；诵之，不绝口；书不在眼前，心中有。　　这篇诗之所以好，好在给他的朋友、他的同调，画了一幅精神肖像，其中倾注了他的落落寡合的凄冷诗情。一下手两句，就充满了嫉世愤俗、孤高标举的怪僻气氛。“爱看古庙破苔痕，惯写荒崖乱树根。”诗是心声，无法抑制。世人喜热，他却偏爱冷，这一热一冷之间，感受不同，见出心境之迥异了。我格外欣赏这首诗后边的这两句：　　画到情神飘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　　我觉得，这两个句子，不只道出了黄慎绘画艺术的神魂，更重要的是，他道出了文艺创作中的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年多来，我围绕着这个问题，经常思索，迫忆古今一些大诗人、名画家的有关言论与创作，印证了自己学习写作多年的一点经验，尽力探寻着“真相与真魂”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　　相貌是事物精神的表现，这二者，是既矛盾而又统一的。照相，也叫“写真”，但它也不一定真的能显示出一个人的真魂。人的形象为喜怒哀乐情绪所左右，表现上就有差异。有的“标准像”未必能表现精神的真，好的照相师才能促住一个人物最能显示精神状态的一刹那。东坡说得好：“举体皆似”，未必能“传神”，“得其意思所在”，也就是说贵在把握人物的特征。他推崇吴道子的画不只形似，还能做到神似：“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因此我认为：以艺术之手，以艺术之心，摄自然之貌，摄自然之魂，是高手；叫人摆好架势，弄弄头，拉拉手，这样想摄出人的真魂来，真是戛戛乎难哉！　　就绘画中的写生而言，也不完全是照着葫芦画瓢，即使花草树木，也自有其自然生态，形体之中，含蕴着一种力量，也即是内在的精神，画家以自己的心灵捉着这种精神，用艺术之手出之，才会产生有生命力的艺术高尚作品。　　我们鉴赏文艺作品，不能以描写出客观事物外表的真实与否作为优劣的标准。东坡曾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这是很有见地的，形似下一定能见精神，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拿曹霸与他的弟子韩干对比，他评论说：“将军善画盖有神”，“一洗万古凡马空”。而韩干呢：“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雕丧。”就可以作为例证。但，是否“真魂”可以不凭借形象而完全是艺术家空想的产物呢？是又不然。对事物的形象谙熟于目，感印于心，才能透过艺术的心灵捕捉住它的精神，真魂产生于真相，而前者又可以脱离开后者，造成艺术家创造的另一种境界。司空图所谓的“象外之象”，就是立足于形象实体，而又超过了它，造出一个超然空灵的艺术境界，形成一种风格的美，使人从中品出“味中之味”。　　如果完全脱开或无视形象的作用，使艺术品成为作者主观想象的符号，就会失了形，也就失了真，使人感到怪异，不可理解。我见到一个外国人画的一幅画，如果不标出画的是北京，在我们北京人的眼中，一点看个出他画的是个什么地方。这种现代派画风，完全失去了形象的真实性，也就失去了作品的现实意义，成为既无“真相”又无“真魂”的了。　　文与可是画竹大家：他的“竹数尺”而有“万尺之势”，为苏东坡所倾倒，东坡的墨竹也有名，他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说他画竹独得了与可的画“意”，而且还得到了他的画“法”。这就是“胸有成竹”，“意在笔先”，达到了“见竹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的境界，然后才能够“无穷出清新”。首先，他们十分熟悉而且热爱自己所描绘的对象，主观感情与客观事物融为一体，所画的竹子不是一般的竹子，而是心中的竹子，竹子不是实物，成为他们艺术境界中的有“真魂”的竹子。写意，虽然空灵，但不空虚。写意，扎根于实，着眼于虚。
　　那么，在怎样情况之下，使艺术家在笔下所描写的事物无真相却有真魂呢？回答是：“画到情神飘没处。”　　“悄神飘没处”这五个字很重要。这是一个很高的艺术境界，也就是论诗词的境界说中所揭示的无我之境，也就是“悠然见南山”，“欲辨已忘言”那种情态。艺术家的情神象春风漫吹，草塘水溢，专注到艺术对象中去，目，不暇旁顾；耳，不暇旁听；心，不暇旁想。这种情神状态，是浪漫感情的奔放，渺乎不知其所止，在这一刹那，他的灵感炽如烈火，他的笔下似乎有神。，就凭这种飘没情神，在中，给他几个知心的朋友画了一幅又一幅画像，每个人，只寥寥几笔，却十分传神。写的时候，好似毫不吃力，极为自然。这一幅幅画像，不全凭真相，但写出了真神。“眼化落水井底眠”，这是失真相的；“饮如长鲸吸百川”；“李白一斗诗百篇”……这种夸张，不仅是一般上的手法，而是“情神飘没”的结果。杜甫，十分了解，极为钦佩他的这几位朋友的人格、风格，知面知心，精神契合，他抓住了他们每个人的特点，笔下蘸着强烈真挚的浓情，于是《饮中八仙》千古流传了。　　看到过大画家笔下的一只鸟儿，怒目而视，有点失常，这是作者蕴积心头被压抑的愤懑之情，“画到情神飘没处”的透露。　　不只在艺术创作上有真相与真魂的问题，在向古今大家、名家学艺的时侯，同样也有这种情况。当代大画家有句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如果只求外形的相似，他画小虾，你也画小虾，他画，你也画金鱼，即使学得唯妙唯肖，可以乱真，也是死的东西。齐白石的真魂何在？四个字：创造精神。他想画一幅山泉群蛙，出现在画面上的却是一群蝌蚪，画题云：十里蛙声出山泉。他虽没有画一群青蛙，而却令人想到山谷清流群蛙争鸣的一种美的动的境界。　　大家都知道，在方面是极为推崇李白和的。他高呼：“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杜死之后，他“夜梦多见之”，“举颈遥相望”，向往之情可谓深矣。韩愈诗歌创作的表现艺术与杜甫不同，但受到他的影响，受到他的启发。他不在学习杜甫诗作的外形上下功夫，而是摄其精神，独出心裁。　　在他的名篇《调张籍》中，有下边这样的几个句子：　　我愿生两翼，捕捉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　　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　　这些诗句，充满了创造精神与的昂扬感情，心灵是和相交通的。但他追求捕捉，上下求索，愿以自己的手为开辟出一条崭新的路子。他并没有亦步亦趋地求其“似李杜”，却真是得到了李杜的真魂。　　有一首《醉留东野》的诗，我吟诵之后，觉得有点的神味。杜诗，咏了他的八位酒仙朋友；韩诗，写了他极为推崇的好朋友孟郊。一开篇，就高唱：“皆年因读李白杜哺诗，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并世生，如何复蹑二子踪。”下边接着流溢出“低头拜东野”的满腔热情，最后是以下这样四个句子作结：　　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　　写孟郊的时候，和下笔去为他的朋友“饮中八仙”写照的内心境界，完全是一致的。韩甚至比杜还更加浪漫了一点，更超脱了一点，他学杜，不是学的他的皮毛而得其神髓。　　我想，“是无真相有真魂”的问题，不只有关与绘画，对于文学方面的创造人物，描写现实，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三：漫谈“想诗”
作者：金开诚我曾不止一次听人说，现在报刊上发表的诗词赏析之类的文章，都是作者想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们原来在阅读中并没有欣赏到那么多东两，只是为了写文章，所以才把这些意思想出来，使“赏诗”变成了“想诗”。这些同志还说，广大读者谁会这样去看诗词呢？所以，现在许多赏析文章是脱离群众的欣赏实际的。　　我认为这种议论虽然是有感而发，但却值得商榷。诗词赏析是一种文学研究工作，属于文学评论的范围，不同于随便浏览，所以很需要开动脑筋，力求作出正确深刻的论述。就拿“广大读者”来说，如果想在诗词欣赏中真正得到思想教益和艺术享受，也是必须用心去想的。因为阅读与欣赏的过程主要完成于大脑。当然，接受诗词要通过或耳朵，没有它们，诗词的特殊信息就不能进入大脑；但无论如何，在阅读中间，字与字、音与音之所以会在内容上联系起夹，从而变成一项有意义的欣赏活动，主要还应归功于大脑的分析与综合。由于大脑对外界信息的分析综合早已习惯成了自然，所以人们仿佛觉得阅读与欣赏都是由眼睛（耳朵）就地完成的，但这毕竟是一种错觉。有句俗话叫“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其实“小和尚”也不是完全“无心”的；倘若完全“无心”，那么连的文字或声音符号都不能认知和记忆，也就无法“念经”了。但“小和尚”毕竟用心不够，因此虽然“念经”，还是不解佛经的意义，感受佛经中的形象。所以在诗词的阅读与欣赏中，“想诗”乃是正常的、普遍的现象；赏析作者与一般读者相比，只是想得更深透一些。这也是应该的，因为研究工作毕竟要提高一步，才有助于促进一般的阅读。　　欣赏诗词要想，那么怎样想呢？由于诗词是一种特殊的认识对象，所以就要按照它的特点去想它，具体说来主要有三点：　　一、诗词是语言的艺术，当然要弄懂了语言才能欣赏到艺术。因此，准确地了解诗句的含义，就是第一个要想的问题。　　二、诗词是用语言文字符号的组合写出来的，表现为一句句话或一行行字，本身并没有形象性；然而人们在欣赏中却能产生丰富的形象感。这形象感的产生，从欣赏者一方面来说，乃是因为根据诗句所规定的“再造条件”，进行了“再造想象”的缘故。因此，诗词欣赏者准确地按照诗句所规定的“再造条件”来进行“再造想象”，就是第二个要想的问题。　　三、诗词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点，因此，欣赏者在感受诗词所表现的形象时，还要进行恰当的联想，这就是第三个要想的问题。　　以上所说的“三想”，是由诗词这种认识对象的特点所决定了的。因此，任何人欣赏诗词，不管自觉或不自觉，事实上都在以上三个方面用过心思。现在要迫究的是，为什么有的人用了心思就有较深的心得，而有的人却难以深入呢？这里边当然有种种原因，其中有些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所可以解决的。我现在想要着重谈论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在进行“三想”的时候，不能一头扎到诗词本身之上，而必须善于运用自己各方面的知识经验，把它和所读的诗词准确地联系起来，才会有较为深入的理解与感受。下面主要以《文史知识》所发表的诗词赏析为例，来具体说说这个问题。　　首先在诗词字句的解释上，由于中国古代诗词不但是用古代汉语写的，而且还是精练含蓄、跳跃性较大的“诗家语”，它所反映的又是古代的社会生活和古人的思想感情，因此准确地解释字句既要借助有关的古代汉语知识、历史文化知识，还要借助欣赏古诗词的经验。关于这一点，在欣赏包含典故的诗词时，情况尤为明显。例如《文史知识》81年2期，有倪其心同志分析唐代孟浩然《过故人庄》的一篇文章。《过故人庄》一诗粗看起来明白如话，然而倪其心同志根据律诗的规则和前人的注释，指出诗中第一句“鸡黍”化用《论语·微子》荷蓧丈人典；第五句“开轩”用阮籍《咏怀》“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语点；第六句“桑麻”用陶渊明《归田园居》“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语意；末二句又用陶渊明在重阳节出宅把菊、酌酒醉归典。从而揭示这首诗在叙事、抒情中还有述志之意，写出了孟浩然原来想学孔子“为了行义而谋仕”，后来又像阮籍那样“从现实政治中有所觉悟”；最后“追慕陶渊明的意向”，“有意要归耕田园”。这一层自述志趣变化的含义，在诗句中蕴藏较深，倪其心同志是运用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和诗词欣赏经验才把它挖掘出来的，这就是真正把古诗作为古代人的诗来读，显然表现了对原作各句的深入理解。
　　其次，根据诗词所规定的“再造条件”来进行“再造想象”，这是欣赏中的重要环节，诗词需要反复玩味，所谓“玩味”主要就是指在准确理解诗句的基础上，去想象和感受它所表现的形象与情味。人类心理活动的实际情况是，任何“再造想象”（包括通过说明书去想象物品的样子，根据设计图去想象楼房的形象），都是需要借助想象者本身的知识经验的；而在诗词中，则因为诗句所指示的“再造条件”极其简练、含蓄而富有启发性，所以更需要调动读者的有关知识经验，才有可能把诗词所要表现的抒情形象充分想象出来。例如的“两个鸣翠柳”一首，其最后一句“门泊东吴万里船”所表现的形象，一般都认为是容易想象的，无非是说的门外停泊着远航的船只。然而《文史知识》83年12期所刊同志的《画意与诗情》一文中，却表现了一种新的想象：“诗人欣赏过以窗为框的西山雪景之后，再把眼光投向窗外，又发现了奇观：透过他那院门口，又看到辽远的水面上飘着东去的航船。……这又是一个合乎透视学原理的描绘：他把辽远的‘万里船’和杜家的院门口压在一个平面上来欣赏，以门口为画框，则万里船竟如泊在门中。”这一新的“再造想象”相当精辟有理，而作者之所以会对原句作出这种想象，则是因为他把绘画艺术中的透视学知识与原诗联系起来，从而对原诗所提供的“再造条件”有了新的理解的缘故。关于“门泊东吴万里船”，在《文史知识》81年5
期所刊的问志的文章中，又有不同的“再造想象”，也是言之成理而颇有新意的：“一般都认为四句诗一句一景，全部是诗人凭窗而望时见到的景物，我却以为第四句写的虽是实有之景，却未必会是与黄鹂、、西岭同时出现在诗人眼前的景物，而是浮现于诗人心中的景象。在诗人触动离情的时候，平日久已见惯的‘门泊东吴万里船’之景，顿时浮上心头，历历如在目前，这是十分自然的。”作者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想象，也是把有关的知识经验同原作联系起来的结果（详见原文）。由此可见，就像“门泊东吴万里船”这样一句看来简单的诗，通过仔细玩味及与不同的知识经验相联系，还是可能作出不同的“再造想象”；人们可能一时难以判别哪一种想象更符合诗人的原意，却显然可见两种说法都表现了对原诗的深入理解与感受。　　下面再说一个例了。《文史知识》82年10期中有葛晓音同志的《读的〈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一文，原诗中写到著名画家为“先帝御马玉花骢”写生，那天先帝把这匹马牵到庭前，曹霸受诏作画，须臾画成。接着原诗写道：“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葛晓音同志对这四句是这样说的：“骢马本不应站在御榻之上，一个‘却，字以疑怪的语气造成画马乱真的错觉，榻上庭前两马屹立相对的奇思又使这错觉更为逼真。‘屹’字与上文‘迥’字照应，便从双马昂然的姿态活画出它们矫健的奇骨。‘至尊’和‘圉人太仆’虽是陪衬，简略的神态描绘也都切合各自的身份。玄宗虽喜而只是含笑催促赐金，确乎是帝王风度。养马的国人与掌舆马的太仆在两马相比之下怅然若失，更是马官才有的特殊心理，这就从观者的反应巧妙地点出画马的神骏即使真马也难胜过。”这种“再造想象”在诗词赏析中较为多见，它并没有用上什么特殊的知识经验（如历史资料、艺术理论等），而只是凭着对原诗所提供的“再造条件”的细致理解。来进行“再造想象”，然后把想象的结果准确地记述下来，即成一段较好的赏析文章。说到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目前许多初学者写作诗词赏析往往有一个毛病，就是过多复述原作的内容，同时在复述中穿插一些解释或观感。这样的文章总波认为没有深度，不算有质量的评论。那么，为什么葛晓音同志也是复述原诗的内容井作解释和谈观感，却被认为是较好的赏析呢？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她根据原诗所作的“再造想象”是较为确切而清晰的，可以说是揭示了原诗所表现的生动画面和幽默意趣，说得也较有分寸。这里所表现的“再造想象”，虽然表面看来并未运用特殊的知识经验，实际上却还是与作者的历史知识、文化素养和艺术欣赏经验密切联系的；在思维过程中不充分调动这些因素，也是没法作出这种“再造想象”的。
　　最后说说诗词欣赏中的联想问题。凡是艺术，都有引发联想的功能，而诗词则是引发力较强、留下余地较大的一种。但联想的产生也有待于欣赏者用心玩味思索；假如一目十行，匆匆翻阅，那么连诗中所表现的形象都无法准确“再造”，也就更谈不上由此引发联想并感受隽永的诗味了。宋代司马光在《续诗话》中说：“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近世诗人，惟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司马光举了他读杜诗的一串联想，而明确指出这种联想是必须“思而得之”的。“思而得之”也就是“想诗”。　　诗词欣赏中产生联想的情况相当复杂，但大致可归为两类，可以称之为预期的联想与非预期的联想。所谓“预期的联想”是指诗人在写诗的时候已经期望欣赏者产上这种联想，为此而在诗中作了巧妙的限制与诱导，使读者在欣赏时能循着作者的意图去进行联想；这种预期的联想虽然“意在言外”，却是作者所要表现的诗词内容的有机组成。例如《文史知识》83年11期，吴战垒同志在在《诗的含蓄美》一文中说：“‘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所写既是杨花，又不仅仅是杨花，而包孕着对风尘沦落的女子的深厚同情；‘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所写既是日暮春愁，又不仅仅是日暮春愁，而流露了对国是日非的殷忧和感慨；而且更重要的往往在后面的深层意蕴。”这一段中所举二例都属比喻范围，而被比的对象却是“更重要的”“深层意蕴”；欣赏者对这种“意蕴”是必须通过准确的联想才能发现的，而联想当然又离不开欣赏者已有的知识经验。　　“非预期的联想”，即并非作者在创作中有意表现的内容，只是因为欣赏者另有其特定的思想感情或生活经历，因此在欣赏中产生他所特有的联想。例如《文史知识》82年6期，胡经之同志在《美感和真实》中说：“离别姑苏三十载，怀念之情总是萦回不断。每当想起故乡，自然而然地就想起唐代诗人张继那首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默想之际，自己便不知下觉地进入了诗中的境界，激起我对故乡的美好回忆：静夜河边的点点渔火，深夜启程的乌篷航船，寺院清晨鸹鸹乱叫的树巅群鸦，隔壁庵堂昼夜常响的钟磐之声……重新唤起了我对少年生活的多少怀念。当然我也想起了我曾经见到的枫桥。……那时，苏州刚从日寇铁蹄下挣脱出来，享有盛名的古迹枫桥，满目疮痍，一片衰败景象……”唐代张继在创作此诗时，并没有想要引发读者的思乡之情；广大读者也并非都是苏州人，不一定都有对苏州的那些“美好回忆”，更不一定见过“一片衰败景象”的“古迹枫桥”。因此胡经之同志的那些联想乃是他个人所特有的，当然也是和他本人的知识经验相联系的。　　在诗词赏析中，通过预期的联想把原作的“深层意蕴”挖掘出来，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否则就谈不上深入地认识原作。至于非预期的联想，则在一般阅读中乃是读者的“自由联想”；有时，这种联想也能加深对某一首诗的感受，甚至成为特别喜爱这首诗的原因。但在作为文学研究的诗词赏析中，非预期的联想就可有可无。既然可有可无，那就要运用恰当；像胡经之同志所写的那一段，就很有感染力量，既有利于加深其他读者对原作魅力的认识，也使赏析文章本身很有特色。　　以上主要是谈在对诗词的理解与感受中应该怎样想。由于诗词赏忻属于文学评论的范围，所以如果写作正规的赏析文章，在理解与感受的同时，还不能不对诗词的思想和艺术作出评价，而这就又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文艺理论，还要了解作家、作品的历史背景和文学发展背景等等，把这些知识同赏析对象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才能得出一定的结论。所以，总起来说，诗词赏析始终离不开一个“想”字。
四：什么是“隔”与“不隔” 作者：黄葆真“栏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谢家池上，浦畔，吟魂与离魂。那堪疏雨滴黄昏，更特地忆王孙。——《少年游》。”　　这首小令是的名作。它与林通的《点绛唇》“金谷年年，乱生春色谁为主”，的《苏幕遮》“露堤平，烟墅杳”，并称为词中歌咏春草的三阕绝调。但是认为，其上片“语语都在目前”，是成功的，而下片则是失败的。事实也确是如此。上片以简练的笔触，勾勒出一幅三月春色的美妙图画。作者意在咏草而着墨于人，写一深闺少妇，凭栏远眺，睛川历历，碧草连天，她的心也随之飞向，系念着远行的亲人。这里直接写草的虽然只有“暗碧”一句，但读者却从少妇的思绪中感受到萋萋芳草，绿遍天涯了。象这样写无情草木映入思妇之眼，融进离人之情，就不仅境界广远，而且真切动人。下片呢？还是紧扣春草来写的，但却连用了三个典故。《登池上楼》诗中，有一名句为“池塘生春草”，这里就用“谢家池上”暗指春草；又因为《别赋》里写道：“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所以“江淹浦畔”，也是暗指春草；另外，《楚辞·招隐上》中又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的句子，词中疏雨黄昏，更忆王孙云云，便由此化来，说的还是春草，然而，这三个涉及春草的典故所出的三篇作品，所写的生活境遇，思想情感，是各不相同的。虽然同样描绘了春草，但三者的具体意蕴却差别很大，把它们堆砌在一起，既不能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也没有表达出真切的情感。不知典故出处的人，读来固然不知所云；知道典故出处的人，也只懂得下片事事都说春草，除了感到由辞采、声律带来的低度的形式之美以外，很难与作者的情感共鸣。总之，这首小令的上、下片，创造了两种不同的审美境界，给予人两种不同的审美感受。这在人们以诗词为对象的审美活动中，具有普遍的意义。它虽然早就引起了中国古代理论家们的注意，但直到王国维才用一对相反的审美概念对它作出了理论概括，这就是所谓“隔”与“不隔”。王国维说：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了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阂……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浦畔”则隔矣。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了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　　（《人间词话》第40、41条）　　提出了“隔”与“不隔”这对审美概念，但他只举实例而未加界说。我们根据他所提供的实例来分析，可以知道，“隔”与“不隔”是对诗歌创作和鉴赏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审美活动、审美现象，作出的综合评价和集中概括。从横的方面说，主要有“情”、“景”、“辞”，三大因素；就纵的方面讲，又包括艺术境界的形成、艺术境界的物化、艺术境界的复制三个环节。分开来看，三大因素、三个环节，彼此不同，各自为用，任何一点处理不当，都能影响审美效果，造成不同程度的“隔”；反之，要使作品获得最佳的审美效果，达到较高的审美境界——“不隔”，那又必须诸因素、诸环节辩证统一才行。以写“情”而论，王国维认为，“真”则“不隔”，涂饰则“隔”。前面所举的《古诗十九首》中的两个写情而不隔的例子，其共同特点都是直抒真情，略无隐饰，而《人间词活》的第六十二则中，他又指出：“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久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贫贱，轗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然读之者但觉其深挚动人；非无鄙词，然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为病，而游之为病也。”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情感有贞有淫、有高尚有鄙下，其伦理价值是不同的。但若发之于诗，却只有“真”才能美。不真就不能动人，不真就不能使人产生美感。刘勰说“情者文之经”，因而赞扬“诗人篇什，为情而造立”，批评“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杜甫为诗“直取性情真。”刘熙载评郑板桥“书画是雄还是逸，只写天真”。他们都认为“真情”是艺命作品中美的基础。王国维进而指出，生活中的淫鄙之情，在诗词中出之以“真”，就可以使人产生美感。相反，生活中的高尚情感，在诗词中涂饰出来，成为游词，人知其假就不觉其美了。可见以“情感”为审美对象的诗词作品，其“隔”与“不隔”，表现为真与不真，实质为美与不美。写景体物之作，其“隔”与“不隔”的实质也在于能不能使人产生美感以及产生什么程度的美感，但其所以能使人产生美感又与写情不同。因为它主要在于得景物的“神理”，而不迫求形貌的真实。王国维说：“美成（周邦彦）《青玉案》词‘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姜夔）《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周邦彦以一十六字，不仅画出了雨后新荷（生动的）视觉形象，而且让人感觉它的勃勃生机。姜夔的《念奴娇》、《惜红衣》二词同为写荷之作，其中也不乏“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之类的名句，但却不能让人直接感受到秋荷之美。其主要原因就是姜夔没有把握住“荷之神理”。至于“辞”这个因素当然也很重要，因为它是物化的手段、信息的载体，其自身又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但是，情、景、辞这三大因素，对于构成诗词的审美价值，只有相对的有限的独立作用。艺术作品的“隔”与“不隔”，也不是三者相加的失败或成功，而是三者按照艺术思维的特殊规律，辩证运动、自然融会的结果。而艺术境界的形成，艺术境界的物化，艺术境界的复制，则是创作——鉴赏过程中，艺术思维的三个主要环节。　　首先，在诗词创作的构思阶段，能不能在诗人头脑中形成生动鲜明的艺术境界，这是决定“隔”与“不隔”的第一个环节。但艺术境界的形成，其关键在于如何运用艺术思维，使主观的情、志、意与客观的物、景、境，达到辩证统一、自然妙合。中国的诗歌理论家们，有的说“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范晞文《对床夜语》）。有的说：“景中带情，而有骚雅”，“情景交炼，得言外意”（张炎《词源》）。有的说：“‘诗本乎情景……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谢榛《四溟诗话》）。而王国维的“境界说”则作出了更高的概括。他在署名樊志厚的《人间词乙稿序》中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掳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总之，从观物得意，因景生情到情景交炼，意与境浑，这就是物我统一，情景妙合，在诗人头脑中初步形成生动鲜明的艺术境界的过程。不过，这种艺术境界只有诗人自己能感觉它，它虽然鲜明生动，但往往稍纵即逝，因此优秀的诗人不仅善于运用艺术思维捕捉到生动的艺术境界，而且善于及时地把它物化进语言文字。王国维说：“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这就是说，诗词作品“隔”与“不隔”，不仅要看诗人头脑中有没有形成鲜明生动的艺术境界，还要看诗人能不能把它“镌诸不朽之文字”，否则读者还是不能“自得之”的。因此，境界的物化是决定作品“隔”与“不隔”的第二个重要环节。当然在实际创作中，境界的形成和境界的物化，一般是交叉进行的，很难从时间上分出先后。在境界的物化阶段，造成“隔”与“不隔”的关键则在于如何处理艺术境界与声律、词采的关系。梅尧臣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刘熙载说：“意境与声律相称，乃为当行。”他们都强调词采、声律与艺术境界的高度统一，要求语言文字须把意境充分物化。但是，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另外一类作家，他们程度不同地忽视意境，而把词采华茂，声律谐合，当作诗词创作的主要目的来刻意追求。出于中国古代的文学语言，自西汉以后脱离了口语，而以书面的文字型的文学语言向前发展。在文学创作中，“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也因此成了基本功。在诗歌创作中，古近体之隶事用典自不必说，就像词这种新兴的韵文形式，其文学语言本来是比较接近口语的，但从北宋开始，也逐渐走向文字化了。周邦彦的作品就已经以善于融化前人诗句而闻名，而辛弃疾则进而将经史杂说，任意驱遣了。如果作为物化意境的手段，典故事义用之得当，它所容纳的信息量，确能超过一般词语，可使作品既有合蓄蕴藉之致，又增辞采声韵之美。但是，如果把这一艺术手段绝对化，甚至当作艺术创作的目的本身来追求，就违背了诗词创作的基本规律。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或不能将意境充分物化，或根本没有将意境物化，人们读来，其上者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其下者则除了形式之美外，就别无所有了。王国维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说的就是姜夔没能把意境充分物化，而过分注重了词采、声律本身。至于张炎批评吴文英之作“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词源》）。可以说是指吴文英几乎没有把意境物化。例如：“檀栾金碧，婀娜蓬莱，游亏不蘸芳洲。”这是《声声慢》——闰重九饮郭园词的前三句。他大约是要写修竹垂柳，掩映楼台的郭园之美。我们不能说他头脑中没有构成美的境界，但他物化这一境界时，却以“檀栾”代“竹”，“婀娜”替“柳”，“金碧”暗指“楼台”，几乎成了一串哑谜，而境界全无了。词中的替代字象一堵高墙，把作者与读者几乎隔绝了。当然，在诗词创作中，使事用典“替代”，而终于“不隔”者，也不乏其例；如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马上琵琶关塞黑”以下，一口气连用了五个有关离别的典故，因为它“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一向反对诗词中“隶事”、“替代”的王国维，也说它是“能品而几子神者”（《人间词话》删稿第十六条）。由此可见在诗词创作的意境物化一环中，决定作品“隔”与“不隔”的不在于物化手段即“辞”本身，而在于“辞”能否把意境物化，或物化的程度如何。
　　境界的复制，这是诗词作品“隔”与“不隔”的最终表现。人们通常所说的“隔”与“不隔”，也主要是指物化在诗词的词采、声律中的艺术境界，能不能在读者的头脑中被近似的复制出来。当代西方，有所谓“接受美学”者，认为一切文学作品的价值是由两种因素构成的，一为创作意识，二为接受意识。作者物化在作品中的创作意图，必须经过读者调动生活经验，发挥主观想象，进行丰富、补充、具体化，才能够实现。我们不赞成那种过分夸大读者作用的观点。因为在鉴赏活动中，作者、读者这对矛盾的主导方面还是取决于作者能否创造出鲜明的艺术境界及其物化的程度如何。读者固然可以调动自己的想象对作品的艺术境界进行再创造，但是读者在再创造时使用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还是由物化在词采、声律中的有关信息唤起的。被唤起的读者的生活经验、审美经验的内容和性质也是由物化在作品中的信息的内容、性质所决定的。物化在作品中的艺术境界的有关信息，能否被读者快速而明晰地感知到，以及它被感知以后，能否迅速、明晰而且大量地唤起读者的有关生活经验、审美经验，进而引导读者运用自己的经验迅速而明晰地创造一个近似原作的艺术境界，这个区别就是“隔”与“下隔”。能则“不隔”，不能则“隔”，其快速、明晰的程度不同，也就是程度不同的“隔”与“不隔”。王国维说，欧阳修《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就是指物化在其中的艺术境界，能够在读者头脑中迅速、明晰地复制出来，而其语言文字所携带的信息，对读者的生活经验、审美经验具有特别强大的召唤的力量。而下半阕的“谢家池上，江淹浦畔”，仅只能唤起读者在欣赏有关作品时曾有过的审美感受的余波，加上这些感受的属性不同，很难构成一个完整的境界，因此就不能不觉其“隔”了。
五：诗歌的气象
作者：周振甫
在讲诗歌的气象前，先看一下“气象”这个词的意义。《梁书·徐勉传》引《答客喻》：“仆闻古往今来，理运之常数；春荣秋落，气象之定期。”这个“气象”指自然界的景色。《文心雕龙·物色》：“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这个“物色”相当于上文所引的“气象”。《物色》里又称“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这个“气貌”就跟“气象”更近了，气象相当于“风貌”。又《夸饰》：“至如气貌山海”，就是描写山和海的风貌；“光采炜炜而欲然，声貌岌岌其将动矣”，这种描写，要光采照耀，声貌飞动。这样讲“气貌”，就同诗歌的气象更接近了。因为诗歌中的气象，也要讲描写景物，要描写得光采照耀，声貌飞动。范仲淹《岳阳楼记》：“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这里讲那里的景物变化无穷，也含有光采照耀，声貌飞动的意思。　　就“气貌山海”说，皎然《诗式·明势》说：　　高手述作，如登荆巫，睹三湘、鄢、郢之盛，萦回盘礴，千变万态。文体开阖作用之势。或极天高峙，崒焉不群，气胜势飞，合沓相属；奇势在工。或修江耿耿，万里无波，欻出高深重复之状。奇势雅发。古今逸格，皆造其极矣。　　这段话是讲诗歌描写山水的，注意山水的“千变万态”，即要写出“气象万千”来。有“萦回盘礴”的，有“极天高峙”的，有“合沓相属”的，有“万里无波”的，即讲气象有种种变化。要写出“气胜势飞”，也要写出光采照耀、声貌飞动来。这里没有提“气象”，已接触到诗歌的气象问题，即写气象要注意景物的种种变化，写气象要求“气胜势飞”。　　论诗讲“气象”的，有严羽《沧浪诗话》。他在《诗辨》里说：“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郭绍虞先生《校释》引《诗说杂记》：“气象如人之仪容，必须庄重。”联系讲景物的“气象万千”，那末用气象来指人的仪容，即“仪态万方”了。“气象万千”指自然景物的多种变化；“仪态万方”指人物风貌的无美不备，不限于“庄重”了。就人的气象说，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风貌，在隆重的宴会上显得庄重，在亲戚的情话里显得亲切，对待儿童显得和善，适应不同场合的不同的风貌，都极为美好。那未用气象来论诗，不光指描写景物，也指描写人物和社会各种情态，要写出无美不备的情状，写得光采照耀，气势飞动。这正象《文心雕龙·风骨》里说的：“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不论描写人物或景物或别的，要描写得正确，使“篇体光华”，才有气象。　　《沧浪诗话·诗评》：“虽谢康乐拟邺中诸子之诗，亦气象不类。”这里讲谢灵运《拟魏太子邱中集诗》八首，气象不象邺中诸子的诗。即谢灵运拟人的诗，还是自己的风貌，不象被拟者的风貌。《沧浪诗话·考证》引陶渊明《问来使》：“‘尔从山中来，旦晚发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几丛菊？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予谓此篇诚佳，然其体制气象，与渊明不类；得非大白逸诗，后人谩取以入陶集尔。”这里认为《问来使》这首诗，风貌不象陶渊明，象李白。　　这样讲气象跟风格又有什么不同，又附录《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这里提出“子路事夫子时气象”，即《论语·先进》：“闵子侍侧，訚訚(和悦貌)如也；子路，行行(刚强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刚直貌)如也。”这样看来，气象是指表现在外的气度神态，象闵子、子路、冉有、子贡四个人的气象分为三种，都表现在外，容易辨别。这里又指出苏轼黄庭坚的诗，象米芾的字，笔力劲健，有子路的刚强气象。盛唐诗象颜真卿的字，笔力雄壮，气象浑厚。就风格讲，劲健和雄壮都是刚健的；就气象讲，一象子路的刚强，是外露的；一是浑厚，比较浑成，也比较深厚。这是风格同而气象不同。再结合《文心雕龙·体性》看，它讲八种风格，构成四对，即：“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这是就作品的风格说的。他又指出作家的风格，绪合作家的气质个性讲，就跟八体的讲法不同：“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就这四家的作家风格看，贾谊的“文洁”，近乎作品风格的“精约”，但“体清”又近于“清新”，加上“俊发”，不是“精约”所能概括了。司马相如的“理侈而辞溢”，近于八体中的“繁缛”，但“繁缛”不能概括“傲诞”。扬雄的“志隐而味深”，近于八体中的“远奥”，但“远奥”不能概括“沉寂”。刘向的“趣昭”近于八体中的“显附”，“事博”近于八体中的“繁缛”，但这两体都不能概括“简易。”这里指出作品中的风格不能完全概括作家的风格。作家的风格，除了他的作品的风格外，还要加上作家的气质个性来考虑。那末作家的气象，跟作家的风格又有不同，还要加上作家的气度神态来考虑。诗歌的气象，就是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作品的风格，再加上作家在诗歌中所显示出来的作家的气度神态，这才构成诗歌的气象吧。
　　再结合具体作品来看，陶渊明的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用质朴的风貌来含蕴着精拔的辞采。象《归园田居》：“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又：“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又：“开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把“守拙”“穷巷”“朽株”写进诗里去，诗中所反映的生活比较质朴。可是在他集子里的《问来使》诗，对从山中来的客人，问的是我家里的菊花、蔷薇、秋兰怎样，酿的酒怎样，问得比较超脱，对于开荒、园田等事都不问，缺少陶渊明所具有的质朴的风貌，这就不象陶诗的气象了。　　再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象他拟王粲，称王粲“遭乱流寓，自伤情乡”。他的拟诗：“幽厉昔崩乱，桓灵今板荡。伊洛既燎烟，涵崤没无象。整装辞秦川，秣马赴楚壤。”这六句都是工整的对偶，正显出谢灵运诗讲究辞藻对偶的风貌。再看王粲的《七哀诗》：“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迫攀。”除了用“豺虎”作比喻外，不讲究辞藻，不讲究对偶，反映当时的时代和生活，比较真实。这里显出谢灵运诗的风貌跟王粲不同，所以气象不似。　　《沧浪诗活·诗评》：“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灵运之诗，已是彻首尾成对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这里提到建安气象，同谢灵运诗不同，提出诗歌的时代风貌问题，即建安诗的时代风貌，同东晋到刘宋诗的时代风貌不同。《文心雕龙·明诗》里讲建安诗道：“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它的时代风貌，一是慷慨磊落的才气纵横，二是不追求细密，要求表达情意的鲜明。《明诗》里讲谢灵运诗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即讲究对偶，追求新奇。工于描绘景物。这才说明建安诗的气象同谢灵运诗的气象不同。严羽光就是否可以摘句和有无对偶立说，还不确切。就王粲的《七哀诗》说，它的好处在真实地反映人民的苦难生活，不讲究对偶，也不宜摘句来欣赏。象“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但建安诗并不都是这样，象曹植《美女篇》：“柔条纷冉冉，叶落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以上八句全是对偶，不能用有没有对偶来分别建安诗的气象跟谢诗不同；曹植诗也可以摘句，不能用能不能摘句来分。谢诗的气象，还是象《明诗》讲得确切。如《登江中孤屿》，其中六句：“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他从景物中看到灵异，看到景物中含蕴的真实情意，把它写出来。象“乱流趋正绝”，写一股溪水象有意要冲向河中把正流绝断。“孤屿媚中川”，他看到江中的孤屿象有情似的向中川献媚。他看到云和日、空和水好象有知似的，云日互相辉映，空水共同显示清澄和鲜明。这样来描写景物，显示谢诗的独特风貌，跟建安诗的气象不同了。　　《沧浪诗话·诗评》：“汉魏古诗，气象混炖，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这里提到汉魏古诗的气象，除建安诗外，《文心雕龙·明诗》里提到汉的古诗：“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胡应麟《诗薮》说：“古诗十九首及诸杂诗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词藻气骨，略无可寻，而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这是说，古诗十九首工于抒情写物，写得极为真切，非常感动人，写得又很自然，不迫求词藻。写得比较浑成，融为一体，不宜摘句。这些构成古诗的风貌，形成混炖的气象，跟陶谢诗的可以摘句不同。对于陶、谢诗的气象不同，已见上面所说。　　又《诗评》称：“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这里指出不同时代的诗具有不同风貌，构成不同气象。翁方纲《石洲诗话》称：“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又说：“盛唐诗公全在兴象超诣”，“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这样说明唐宋诗的不同，还不够说明唐宋诗的不同气象。讲气象还要描绘出唐宋诗的不同风貌来。还要说得更具体，使人容易捉摸，象缪钺先生《论宋诗》：“唐、宋诗之异点，粗略言之：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读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读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譬诸修园林，唐诗则如叠石凿池，筑亭辟馆；宋诗则如亭馆之中，饰以绮疏雕槛，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名葩。譬诸游山水，唐诗则如高峰远望，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涧幽寻，情境冷峭。唐诗之弊为肤廓平滑，宋诗之弊为生涩枯淡。”经过这样的多方比喻，才突出唐、宋诗的不同风貌，显出唐、宋诗的不同气象来了。那末所谓诗歌的气象，就是诗歌的风格，再加上诗人在诗歌中所呈现出来的气度神态，构成诗歌的风貌吧。
六：谈谈“情景交融” 作者：任中杰迟日江山丽，春风花鸟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杜哺这一绝句，初看上去，纯然写景，未露丝毫情意。仔细读来，却如罗大经所说：“上二句见两间莫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性”，其中寓有诗人的一片“真乐”。这种写法，即所谓“融情于景物之中，托思于风云之表”（费经虞语）。无怪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情与景，是诗歌创作的两个要素。“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孤不自成，两不相背”（谢榛语）。情因景生，景以情合，二者相互生发与渗透，并从而达成融合无间的状态，于是美妙的诗歌意境便产生了。顾起元说：“作者内激于志，外荡于物，志与物泊然相遭于标举兴会之时，而旖旎佚丽之形出焉。”用现在的话来说，情因景而物态化，景因情而意象化，这便是诗人进行形象思维和艺术构思的基本内容。而触景生情——情景相生——情景交融，便成了诗歌意境创造的基本途径之一。虽则，胡应麟曾称道王勃五言律《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诗，“不著景物，而兴象婉然，气骨苍然，实首启盛中妙境。”张戒也说：对景言情，“此乃众人之所同耳”，杜甫则“对景亦可，不对景亦可”。这是说，诗歌以言情为主，诗中不著景物，也未始不能写出好诗。被称做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题事只一句，余俱写情”，即是如此。然而，从我国的古典诗歌民族传统看，情景交融标志着我们民族基本的审美趣味与审美理想。古典诗歌往往通过借景言情，寓情于景，而使诗情画意高度融合，从而在艺术上表现为含蓄蕴藉，诗味浓郁，使人读之，悠然神远。　　诗歌，或借景言情，或寓情于景，或缘情布景，其中所写景物，不只对诗人所抒之情起着规范作用，显示着诗人思想感情的趋向，使诗人内在的，乃至抽象的情感外化、客观化和对象化，从而加强诗歌的形象性、具体性、生动性。而且，“情融乎内而深且长”，“寓情于景而情愈深”，更加强了诗歌的美感，而耐人寻味。刘熙载说得好：“‘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深入雅致，正在借景言情。若舍景不言，不过日春往冬来，有何意味？”一首简短的《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千载之下，犹能感荡人们的心灵，怕是和它善于写景，“绝去形容，略加点缀，即真相显然，生韵亦流动矣”（陆时雍语）有关。　　情景交融的诗篇，使人仿佛身入其境，感同身受。情景交融的诗篇，景实而情虚，虚实结合，“妙在虚实之间”；景有限而情无限，有限与无限相统一，好在“近而不俘，远而不尽”。这就往往能做到象梅圣俞所说的：“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而“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于意”，各自领略到创作与鉴赏带来的美感。　　诚然，以情景二者而言，情为主，而景为从。因此，徒自描摹，为写景而写景，纵使声、光、色、态俱全，日月迭璧，山川焕绮，也不会产生感人的力量，不足与诗歌意境的创造。大谢（灵运）、小谢（眺），有时不免为后人所诟病，就因为他们的诗作往往景多而情少。更不必说有些摹拟之作，描绘景物，尽成堆垛，其中缺少真情实感，而窒息着诗的生命。深情是诗歌生命之所系，诗人必得“以情会景”。否则，“本自无意，不能融景”。费经虞说得好：“……青山、绿水、白云、红树无诗不有，而必知所以用之，非遂以此为诗也。”刘熙载则提出了“重象尤宜重兴”的说法。他说：“春有草树，山有烟霞，皆是造化自然，非设色之可拟。故赋之为道，重象尤宜重兴。兴不称象，虽纷披繁密而生意索然，能无为识者厌乎？”　　诗人写景抒情，或前景后情，或前情后景，或情景相间，具体写法，不一而足，要在善于变化。试看杜甫如下三首诗：　　竹凉侵卧内，野月满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　　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
　　——《倦夜》　　这首诗前六句写景，一句一个画面，从初更人定依次写到天色微明。前四句仿佛客观地摹写，五、六两句运用比兴手法，将自己的感情融入景物之中，而以飞萤、水鸟相比，暗示着诗人身世的孤凄。第七句点明诗人一夜未眠的原因，第八句总摄全诗，诗人叹息一夜大好时光白白地过去了。这一句，犹如神龙掉尾。有了这一句，前六句景色全活了。原来诗人忧念国事，感叹身世，而一夜未眠。唯其彻夜静卧未眠，对于外界的景物变换方才体察得如此深细，而其间正以情贯之。　　风急天高猿啸哀，诸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合。　　艰难苦恨繁双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登高》　　这首诗前四句写景，后四句抒情，前景后情，融为一体，全诗气象雄浑，丽感慨深沉；用意曲折，而一气流转，诗人面对辽阔的江天，耳听清猿哀鸣，眼见飞鸟栖止不定，长江滚滚，落木萧萧，如何能不引发诗人的身世之感。诗人把新愁旧恨，浓缩在后四句诗里，参差错落，一语百情。由后四句回看前四句，可知全诗情景融洽，不着痕迹。情是景中之情，景是情中应有之景。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江汉》　　这首诗第一联自嘲亦复自负。第二、三联，情景相间，虚实并举，既写景又抒情，浑然融成一片。诗人用“共”、“同”、“犹”、“欲”四字，把客观景物和诗人的思想感情自然融合在一起。最后两句，写出诗人“老骥伏枥”的情怀，意气昂扬。赵汸曾分析中四句说：“此诗中以情景混合言之，云、天、夜、月、落日、秋凤，物也，景也；与天共远，与月同孤，心视落日而犹壮，病遇秋凤而欲苏与，我也，情也。他诗多以景对景，情对情，人亦能效也；或以情对景，则效之者已鲜：若此之虚实一贯，不可分别，则能效之者尤鲜。”　　通过上述三诗，似可约略懂得情景交融变化之法，在此不一一举例了。　　情景交融，关键在融。有些诗，情景并同，然而妍媸各别。谢榛曾说：“韦苏州曰：‘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白乐天曰：‘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司空曙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三诗同一机杼，司空为优；善状目前之景，无限凄感，见乎言表。”这大约是因为，司空曙的两句诗，仿佛信手拈来，抒写自然，善藏善露，能给人以更多的关感。也就是情与景融合得好，不露痕迹。可知，同是情景交融，也自有高低优劣之分，或者说是有程度的不同。而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则是情景浑融，物我两忘的艺术境界。传统的美学观念中有一个显著特色，即认为世界万物具有类似人的精神、意识、性情的表现。因此，诗人们往往迫求一种“山情即我情，山性即我性”的理想艺术境界，物我同一，浑然无迹。正如黄宗羲所说：“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　　与此相联系，诗人抒情写景，莫不“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因此之故，同是情景交融之作，不同的诗人在写法与风格方面，却各呈异彩，各有千秋。比如，“大概李（白）写景入神，王（昌龄）言情造极。”（胡应麟语）又如：“耆卿熔情入景，故淡远；方回熔景人情，故秾丽。”（周济语）如此等等。　　情景交融，说到底不过是创造诗歌意境的一种手段与方式。而要创造出既优美而又深切动人的意境，最终还得看整个诗篇的立意。所谓“情景交融，错综唯意”（胡应麟语），所谓“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惟意所适”（王夫之语）。这都较明确地指出了在情景交融过程中，意所应有的统摄作用。所以，抒情写景，贵在立意，而立意愈高。
七：语不惊人死不休：炼字与炼意
作者：李元洛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诗圣杜甫著名的两句诗，一千多年来的中国诗坛尽管新旧代嬗，但是，“语不惊人死不体”，却是不同时代的诗人都望凤来仪的一面艺术旗帜。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含意是丰富的，“炼字”与“炼意”即其中之一。我国的六典诗歌，在汉魏以前讲究完整的全篇，虽然也有佳句可摘，有如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的“见”字，但“炼字”、“炼句”毕竟是诗歌创作到了高度繁荣的唐代的自觉的产物。我国古代诗论中所说的“诗眼”，“句眼”、“一字眼”等等，就是对诗歌创作中的炼字所作的理论概括，而“吟安一个字，燃断数茎须”（卢延让）、“诗赋以一字见工拙”（苏东坡）等等，则是诗人们自道创作辛苦之辞，而熟悉“推敲”这一炼字的经典式佳话的读者，也不妨去读读元代刘秉忠《藏春集》中的《读遗山诗四首》，其中之一写道：“青云高兴入冥收，一字非工未肯休。直到雪消冰泮后，百川春水自东流。”作者以形象的诗句描绘诗创作中炼字的过程，以及诗人炼得至当至隽的字以后的美好心情。吟诵之余，我们固然可以对炼字之妙得到感性的认识，不也可以分享到诗人的艺术的喜悦吗？　　从大的范围来说，古典诗歌的炼字不出炼实词与炼虚词两个方面。尝一脔而知全鼎，下面，我们有所侧重地引例作一些说明。　　炼数量词。数量词大约和讲究概念与逻辑的数学、物理有某种密切的关系，因此，从文学特别是诗歌的角度来看，它似乎是枯澡乏味的。其实不然，优秀诗人的笔就仿佛是童话中一根可以使沙漠涌出绿洲的魔杖，那经过精心选择提炼的数量词，在他们的驱遣之下却可以产生丰富隽永的诗情。庚信《小园赋》中的“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前人就称之为“读之骚逸欲绝”。李商隐的《锦瑟》，开篇就是“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尽管元遗山慨叹“独恨无人作郑笺”于前，王渔洋表示“一篇锦瑟解人难”于后，“五十弦”、“一弦”、“一柱”这些并非富于诗意的数垦词，在高明的诗人的笔下，却获得了一种朦胧之美与多义之美，却是不争的事实。“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把僧齐己的《早梅》诗中的“数枝开”，改为“一枝开”，齐己因此而拜郑谷为“一字师”，这故事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了，不必赘述。据元代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记载，张桔轩有诗云“半篙流水夜来雨，一树早梅何处春”，元遗山认为既指明了“一树”，就不能又说表疑问的“何处”，同时，一树梅花也绝非早梅，于是他就把“一树”改为“几点”，“几点”本身井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但用在这里描绘逐水而流的梅花，却符合生活的真实，也使全诗气机流畅，韵味平添。　　炼形容词。诗歌是社会生活的主观化的表现，少不了绘景摹状，化抽象为具体，变无形为有形，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触其物，如历其境。这种任务，相当一部分是由形容词来承担的。我国古典诗词中炼形容词，有两种情况值得特别注意，一种是形容词的重叠运用，一种是表颜色的形容词于句首与句末的运用。王维的《积雨辋川庄作》中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鸥”，郭彦深就说“漠漠阴阴，用叠字之法，不独摹景之神，而音调抑扬，气格整暇，悉在四字中”。怎样描绘雪景？《诗经》中的“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大约是最早的答卷了，而黄山谷《咏雪》的“夜听疏疏还密密，晓看整整复斜斜”，可以说是后来居上。“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蝴蝶飞来过墙去，应疑春色在邻家”，这是王驾写的《睛景》，王安石改后两句为“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除了易“蝴”为“蜂”，易“应”为“却”之外，炼字的关键就在于去“飞来”而改为“纷纷”，因为只有蜂忙蝶乱的侧写妙笔，才能令人动情地表现出晚春雨后特有的美景。至于形容词的单用，如吴文英的“乡梦窄，水天宽”（《鹧鸪天·化度寺》），“窄”与“宽”形容与对照俱妙；周密的“梦魂欲度苍茫去，怕梦轻还被愁遮”（《高阳台·寄越中诸友》），以“轻”字描状梦魂，化无形为有形，而且通之于表重量的触觉，更是形容词锤炼中通感的妙用。炼形容词铸于句首或句末，这种诗例也不为少见，如杜甫的“青惜峰峦过，黄知桔柚来”、“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翠干危栈竹，红腻小湖莲”、“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鱼人馔来”，是形容词炼于句首，有如现代的印象派绘画，首先捕捉的是色采鲜明的印象。王维的“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李清照的“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都是形容问炼于句末的范例，而元稹的“寥落古行官，宫花寂寞红”，李商隐的“曾是寂寥全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也是炼形容词于句末，本是表热闹的宫花的“红”，又形容之以表冷清的“寂寞”，炼字而运用矛盾修辞法，更觉合情深婉。李商隐的“暗”与“红”的色调对比，也许是从前人那里得到过启发吧？
　　炼动词。一首诗，是由一些诗的意象按照一定的艺术构思组合而成的，而真正能构成鲜明的化美为媚的意象的词。主要是表动态的具象动词。因为名词在诗句中往往只是一个被陈述的对象，它本身没有表述性，而能给作主语的名词以生动的形态的，主要就是常常充当谓语的动词，这样，具象动词的提炼，就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炼字的主要内容，离开了炼动词，炼字艺术就会黯然失色。是的，欣赏古典诗词中那些精妙的动词。我们只要翻开古典诗词集，就有如仰望夏夜晴空，星光灿烂，目不暇给。庚信的《春赋》中有“月入歌扇，花承节鼓”一句，清人许梿在《六朝文絜》中评为“生锭可喜”，因为班婕妤诗有“裁为合欢扇，团圆似明月”，如果庚信化为“月似歌扇”，当然也无不可，却远不如动词“入”的去熟生新，情韵回荡，而前面所说杜甫的“红入桃花嫩”，恐怕也还是受了庚信的启示。据说，王平甫对自己所作《甘露来》诗中的“平地风烟飞白鸟，半山云木卷苍藤”十分自负，苏东坡以为精神全见于“卷”字，而“飞”字与之大不相称，在王平甫的要求下易以“横”字，结果使他叹眼不已。由此可见，即使同为动词，也要根据诗的规定情境千锤百炼。又如“吐”字，这是最平常易见而没有什么惊人之处的动词了，杜甫有一联诗句是“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苏东坡对此极为欣赏，我想，除了“明”字这一形容词兼摄动词的作用而富于动态之外，就是“吐”字下得极妙。宋代陈与义对此也颇为心折，他在《巴丘书事》中有句是“四年风露侵游子，十月江湖吐乱洲”，高步瀛《唐宋诗举要》赞赏说“言水落而洲出也，吐字下得奇警”。清代的查慎行，大约于此也未能忘情吧，他在《移居道院纳凉》诗中写道：“满城钟磬初生月，隔水帘栊渐吐灯”，写华灯初上灯水交辉的夜景，化静为动，造语奇特，这个富于动力性的“吐”字的运用，真是不让杜甫和陈与义专美于前了。　　虚词的运用，在新诗创作中似乎远不及在古典诗词中地位重要。在古典诗词中，虚词的锤炼恰到好处时，可以获得疏通文气，开合呼应，悠扬委曲，活跃情韵，化板滞为流动等美学效果。罗大经《鹤林玉露》指出“作诗要健字撑拄，活字斡旋。撑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车之有轴”，就是从这个角度看到炼虚字的作用。盛唐诗人善于运用虚字，其中又以杜哺最为擅长。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说：“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殆不可以形迹捕。如‘江山有巴蜀，栋字自齐梁’，远近数千里，上下数百年，只在‘有’与‘自’两字间，而吞纳山川之气，俯仰古今之怀，皆见于言外”。又如他的《寄杜位》：“近闻宽法离新州，想见归怀尚百忧。逐客虽皆万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况复尘随眼，鬓发还应雪满头。玉垒题书心绪乱，何时更得曲江游？”前呼后应，仰承俯注，妙在虚字旋转其间，使气势顿宕，情韵欲流。如果说，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去掉“与”、“共”二字就会大为减色，欧阳修《昼锦堂记》首句本为“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递走后飞骑追加二“而”字成“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因此而使文义大为增光，那么，从上面所引的诗例中，我们就更不难领略诗词中炼虚字的美的消息。　　正如同一个战士要在统一号令之下才能充分发挥战斗力一样，炼字也必须以炼意为前提才具有美的价值。因此，有字无句或无篇，是不足取的。只有篇中炼句，句中炼字，炼字不单是炼声、炼形，同时也是炼意，只有切合题旨，适合情境，做到语意两工，这样炼出来的字才能真正精光四射。沈德潜的意见还是可供参考的：“古人不废炼字法，然以意胜，而不以字胜。故能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从前引诸例来看，成功的炼字都是和炼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炼字，就是使“意”——作者主观的情思和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具体化、生动化、纵深化与美学化，只有炼出具体生动的富于美学内容和启示性的字，才能使“意”具有感染人的力量。　　“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一面严肃的艺术旗帜，而在炼意的前提下炼字，是使这面旗帜飞扬起来的风。
八：诗风格谈
作者：王明居
隽永　　肥肉称为隽，深长叫做永。本意是：吃肥肉而感到滋味深长，谓之隽永。把它借用到文学上面来，就是指风格甘美，意味无穷。早在《汉书·蒯通传》中就用隽永一词来形容作品的风格了。谢榛用“韵贵隽永”(《四溟诗话》)一语，强调了它的重要性。　　隽永特别注重一个味字。这就是梁代的锺味在《诗品序》中提出来的“滋味”。唐代的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强调要“辨于味”。他把味放在诗的首位。不辨味，则不足以言诗。　　这种味，既不是酸味，也不是咸味，而是味在酸咸之外的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这种味，好就好在：它给你的不是生理上的快感，而是心理上的美感。这种美感，妙就妙在：它使你心里感到甜丝丝地、乐滋滋地，然而你却说不出来。刘鹗曾经描绘大明湖畔黑妞的说唱，其好处人说得出，而白妞(王小玉)的好处人说不出。只要你听王小玉的唱，你“五脏六腑里，象熨斗熨过，工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手孔，象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老残游记》第二回)这种体验，何独听书，欣赏隽永的诗词，也是如此，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这种言近旨远、意味无穷的境界，正是隽永所追求的目标。且看李煜的《望江南》：“闲梦远，南国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此词写江南秋色，游子秋思，境界寥廓，意味深长。再读他的一首《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此写李煜离情别绪，与词牌《相见欢》成一鲜明对照，从而更加衬托出词人无言之痛：感方寸已乱，隐忧益深，而为他人所无法理解。其格调哀怨凄婉、清新隽永，令人回味无穷。此外，如范仲淹的《苏幕遮》，写“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欧阳修的《烷溪沙》，写“当路游丝萦醉客，隔花啼鸟唤行人。日斜归去奈何春。”均为隽永之精品。　　隽永在内容上强调一个味字，在仪态上则注重一个秀字。　　因此，它除了具有韵味深长的特点外，还具有俊爽挺秀的特点。它无磅礴厚浊之态，而有刻露清秀之容。所以，它和雄浑不同。雄浑气宇轩昂，气量恢宏，气度豁达，气势磅礴，气魄雄伟。杜甫的《望岳》诗：“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眥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横绝六合，气吞宇宙，胸襟旷达，器宇非凡，为雄浑之绝唱，然而并不隽永。　　隽永和雄浑迥异其趣。雄浑以气取胜，隽永以味见长。雄浑常见于诗，隽永常见于词。像岳飞的《满江红》那样，雄伟悲慨、气壮山河的作品，在宋词中并不多见；而隽永的篇什，却俯拾即是。这大概由山于隽永一格比较适宜在词中生存的缘故。因为词本来是唱的，在都市生活繁荣、社会交往频仍的唐宋时代，词，成为士大夫和市民阶层表达情感及进行娱乐的重要工具。它所歌咏的，往往是：男女之爱，母子之情，朋友之谊，离别之愁，羁旅之劳，里闾之事；而抒发叱咤风云、雄壮慨慷之情者甚少。　　如果说，雄浑喜欢酣畅淋漓、泼墨如雨的话，那么，隽永却着意清爽犀利、入木三分。它雅而不俗，秀而不媚，永远给人以愉悦。它只要刻在作品中，就会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它如夜晚划过长空的流垦，又似西湖深秋时的三潭印月，给人的印象极其鲜明。　　但隽永和雄浑并非水火不容。刘熙载在《艺概》中说：“文之隽者每不雄，雄者每不隽，《国策》乃雄而隽，”岂独《国策》？在诗词中，雄而隽的作品也是有的，不过不多而已。拿辛弃疾的一首《永遇乐》来说，“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堪称为雄；而“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则堪称为隽了。清代陈廷焯说得好：“稼轩词，于雄莽中别饶隽味。”(《白雨斋词话》卷六第二十三节)正道出了辛词的妙处。
　　如果说，雄浑是属于阳刚之美(壮美，崇高)的话，那么，隽永就是一种阴柔之美(优美，秀美)。清代文学家姚鼐说：“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鹊之鸣而入寥廓；……”(《复鲁絜非书》)这些活虽系针对散文而发，但也适用于诗词。雄浑、粗犷、豪放、属阳刚之美；隽永、婉约、清新、俊逸、潇洒、绮丽、含蓄、自然，属阴柔之美。由于美的范畴存在着刚柔之别，故作为具体的特定的隽永风格，就喜欢跟同一范畴的风格和谐相处，特别愿作清新，含蓄、自然的紧邻。为什么呢？　　因为隽永的形象鲜明、姿容秀美，所以它经常主动追求清新。人们也往往把它和清新放在一起，称之为清新隽永。唐代的韦庄称颂许浑的诗：“字字清新句句奇，十斛明珠量不尽”(《题许浑诗卷》)，不仅清新，而且隽永。清新隽永的特点是：境界幽丽，色彩淡雅，气氛爽肃，格调清峻，韵味深长，沁人心脾。且看刘禹锡的诗词：“清光门外一渠水，秋色墙头数点山”(《秋日题窦员外崇德里新居》)，“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秋词二首》)，“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竹枝词》)，“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露似沾中，独笑亦含颦”(《忆江南》)，都是清新隽永之绝唱。　　清新隽永，喜欢宁静，而厌恶喧嚣。在幽邃宜人处，领略着大自然的赏赐，所谓“可人如玉，步履寻幽，载行载止，空碧悠悠”(《诗品》)，正是这一情境的写照。　　正由于它喜欢如此境界，因而它不追求色彩的斑斓，而着意描摹的淡雅素洁。这样，才可给人以静谧恬适之感，又可使人悠然神往、一往情深，反复咀嚼，一唱三叹。　　举凡优美、秀美的风格，都或多或少地同隽永结下不解之缘。在隽永中加点雅致爽峻，就变为清新；如带点秀气，就变成俊逸，再添上柔媚，就形成婉约，如果抹上一点色彩，就显现为绚丽了。　　正由于隽永的风味甘美、意味深长，所以它经常主动接近含蓄。人们也往往把它和含蓄放在一起，称之为含蓄隽永。　　含蓄指言虽尽而意无穷。含是含隐，蓄是蓄秀。所谓隐，就是言外之旨；所谓秀，就是篇中之萃。《文心雕龙·隐秀》云：“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这里不仅道出了含蓄的秘密，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隽永。因为隽永的内涵所强调的味，同“重旨”、“复意”有密切关联。隽永的仪容所显示的秀和“独拔”、“卓绝”也是不可分割的。《红楼梦》第四十八回写香菱品评唐代的王维的名句“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时说，“这‘白’‘青’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尽；念在嘴里，倒象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似的。”刘禹锡写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竹枝词》)，语意双关，既有晴，又有情，是何等含蓄，又何其隽永！但有的作品，在含蓄隽永之中，则各有侧重。如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就重在含蓄；至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则又重在隽永了。　　含蓄和隽永，虽然都推崇韵味，但二者毕竟有别。含蓄追求情感的浓缩，意趣的蕴藉；隽永则着意刻划的清晰、韵味的持续。一切风格，都必须含蓄，方才有味；但不是任何风格都和隽永结伴的。　　隽永也追求潇洒，宋祁的《木兰花》：“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云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这就是隽永潇洒的名篇。　　隽永是自然的姐妹。隽永以自然为依归。它“自然”得“象小鸡一样破壳而出”(布封《论风格》)又如春秋代序、柳树抽条、桃花盛开、长江奔流，毫不做作，从从容容。如此，其韵味才可深深地藏诸于诗词的意境中，而不致中断或遭受阻滞。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何其自然！又何其隽永！　　隽永之味，是来之不易的。它是千锤百炼、炉火纯青、功到自然成的结果。清代诗评家方熏在《山静居诗话》中说：“诗极研炼有隽味”，诚可谓深得隽永之奥秘。　
　沉郁　　沉郁一格，历来为文人所推崇。梁代的文论家锤嵘，在《诗品序》中曾经称赞梁武帝萧衍“体
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足见沉郁的显要地位。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进雕赋表》中，用“沉郁顿挫”四个字，准确地概括出他的作品风格。至于清代的诗评家陈
廷焯，对沉郁的论述更多。他写的《白雨斋词话》一书，通体都强调沉郁。他说：“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卷一)又说：“诗之高境，亦
在沉郁”(卷一)。可见，不论是作诗还是填词，都以沉郁为贵。　　什么叫沉郁呢？　　陈廷焯说：“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它
要“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白雨斋词话》卷一)
这对我们是有启发的。我们认为：沉郁，就是指情感的深厚、浓郁、忧愤。所谓沉，是就情感的深沉而言；所谓郁，是就情感的浓郁、忧愤而言。陈廷焯云：“沉郁
则极深厚”(《白雨斋词话》卷一)，又云：“不患不能沉，患在不能郁。不郁则不深，不深则不厚。”(《白雨斋词话》卷三)反过来说，郁则能深，深则能厚。
可见，深厚是沉郁的根本。　　但沉郁所要求的深厚，却具有自己的特色。首先，它是忠厚的、诚实的，而无半点虚伪和矫饰，所谓“忠厚之至，亦沉郁之
至”(《白雨斋词话》卷一)，所谓“沉郁顿挫，忠厚缠绵”(《白雨斋词话》卷七)，无不把忠厚与深厚连结在一起。唯其忠厚，故喜爱蕴藉。“即比兴中亦须含
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白雨斋词话》卷二)其次，它扎根于生活的最底层，具有浓郁的泥土味，所谓“沉厚之根柢深也”(《白雨斋词话》卷三)。
唯其根深，故必然含蓄。但含蓄不见得都沉郁。二者虽然都有言已殚而意未尽的特点，但含蓄却是泛指，而沉郁则更进一步，它所要求的合蓄是特指。它深邃幽绝，
妙不可测。如刘熙载所说的“一转一深，一深一妙”(《艺概·词曲概》)。它常常山重水复，时时柳暗花明。它把充沛的情感隐藏在心灵深处，让它九曲回肠，尽
情旋转，而从不恣意宣泄、倾泻无余。第三，沉郁所要求的深厚和忧愤结下了不解之缘。它喜欢与悲慨、愤疾结伴，而不愿同诙谐、滑稽为邻。被誊为“词中之龙”
(《白雨斋词话》卷一)的辛弃疾，“沉郁苍凉，跳跃动荡”(《白雨斋词话》卷一)：“悲愤慷慨，郁结于中”(《白雨斋词话》卷一)。其《贺新郎·别茂嘉十
二弟》云：“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堪称沉郁之绝唱。第四，正由于沉郁以深厚
为根本，故在表现时往往不施淡墨，而用浓墨。它的特征是：“淋漓痛快，笔饱墨酣”(《白雨斋词话》卷六)。第五，沉郁所形成的深厚，绝非从天而降，而是作
家气力并用的结果。辛弃疾词，“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自雨斋词话》卷一)。其《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亦“极沉郁顿挫之致。起处‘更能消’三
字，是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真是有力如虎”(《白雨斋词话》卷一)。但这种气力必须用得恰到好处才行。滥用气力，则必露而不藏，而不能沉郁。故陈廷焯
说，学习幸稼轩词，切勿“流入叫嚣”(《白雨斋词话》卷一)，“不必剑拔弩张”(《白雨斋词话》卷一)。气力不足，则必不能形成特定的气概、气魄、气势、
气度，也不能形成足够的能量与力度，这就无法进入沉郁的境界。所以，气与力，相得益彰，缺一不可。有气无力，则其气必不能持久；有力无气，则其力必不能振
荡。气力充沛，则必有助于造成回旋迂折，从而在层层荡漾的情感波涛中，不断强化和深化沉郁之深厚的结构。　　沉郁因情绪色彩的深浅浓谈而不同。有的沉而悲，有的郁而怨，有的沉而雄，有的郁而愤。但沉而谐、郁而谑者，则未之闻。盖谐谑重外露、而不尚隐秀，且与忧愤相悖，故不能为沉郁也。　
　沉郁和顿挫，是水**融地结合为一体的。“沉郁之中，运以顿挫，方是词中最上乘”(《白雨斋词话》卷七)。何独是词？诗亦如此。“如杜陵之诗，包括万
有，空诸依傍，纵横博大，千变万化之中，却极沉郁顿挫，忠厚和平，此子美所以横绝古今，无与为敌也。”(《白雨斋词话》卷八)　　所谓顿挫，从字
面上看，就是指语意的停顿挫折(间歇、转折)。它仿佛是音乐上的休止符，表面上休止了，实际上没有休止，而是韵味的延续与深化。作家在运笔时，可于间歇转
折之际，从从容容，渲染色彩的浓淡，涂抹情感的层次，为寄托沉郁之情提供一个适合的空间与时间，据此，则作家的情绪，就可回旋迂折，缱绻自如。从结构上
看，顿挫往往呈现在起承转合处。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说：“词中承接转换，大抵不外迂徐斗健，交相为用，所贵融会章法，按脉理节拍而出之。”又说：
“词或前景后情，或前情后景，或情景齐到，相间相融，各有其妙。”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