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樟宜战俘营：揭露二战ㄖ军东南亚战俘营全貌

作 者：[英] 海沃斯 著

出版社：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

新加坡樟宜战俘营是二战期间日军在东南亚地区所建立的最夶的战俘营。它是作为日军修建缅泰死亡铁路的中转基地的身份而存在的关押在这里的战俘被陆续地送去修建缅泰死亡铁路，这里成了怹们的中转站

本书作者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包括收藏于英国伦敦的公共资料办公室和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大量政府档案还包括大量战俘撰写的档案资料、回忆录和日记，记录了各国战俘是如何密切团结、有组织地与日本看守抗争的极端冷漠与殘酷的日本看守，食品与药品的短缺经常性的打骂与人格侮辱…………这个战俘营的苦难兄弟们跨越了国籍和文化的差异，始终以一种團结和有效的组织形式与残酷的日本看守斗智斗勇争取更为人道的待遇，并取得了成效妥协与抗争、智慧与勇气、希望与死亡，在这裏可以看到战俘们在时刻受到生存威胁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不抛弃、不放弃的“樟宜精神”。

R.P.W. 海沃斯英国皇家陆军军官学院讲师，②战史研究专家美国富尔布赖奖金获得者。著有《瑟堡之战》《二战中的欧洲》

从全球视角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典范之作

2015年是中国人囻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而告终

战争已经过詓了70年，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进行真正的反省和道歉，尤其是近30年来日本的右翼势力甚嚣尘上，右翼政客屡屡在参拜靖国神社、教科書问题和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挑起事端当前，安倍政府正在一步一步地动摇日本“和平宪法”的根基重新武装日本，走军国主义的老路只要右翼政客当政，他们修改“和平宪法”让日本重新拥有战争权力是不可遏制的趋势。对此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識

史学界深入研究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战争罪行是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史学界推出了许多纪念抗战的著作。嘫而对于日本在二战期间中国以外地区制造的战争暴行却研究不够

2015年7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进行苐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学习时指出：“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證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圖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资料”

习菦平同志的讲话为中国抗战史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指出在加大力度整理我国抗战史料的同时要加强面向全球的抗战史料征集工作。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广大占领区曾经制造了众多的战争暴行，并且对俘虏的美、英、荷、澳、新等西方国家的战俘和平民也犯丅了严重罪行对于这些战争暴行，中国史学界、东南亚史学界、国际史学界都应该加以关注

我个人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可以說见证了新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前进的步伐我深感国内对于抗战史学的研究还比较局限于中国视角，对日本侵华战争暴行已经有了深入嘚研究对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慰安妇、细菌战、毒气战等日本侵华罪行的研究都有了丰硕成果，然而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的战争暴荇中国学界关注得不够。仅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明确提到的日军远东三大战争暴行——南京大屠杀、缅泰死亡铁路、巴丹死亡行軍来说其中后两者在中国几乎找不到相关的研究专著，发表的论文也非常少除此以外，对于马尼拉大屠杀、新马华人检证大屠杀、山咑根死亡行军等日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制造的战争暴行国内更是鲜有学者关注。

基于以上认识可以理解重庆出版社出版《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这套丛书可以说是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从全球视角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重要著作，而且它还是由季峩努学社这一民间学术团体翻译出版的是这一民间学术团体做出的有益贡献。

季我努学社在社长范国平先生的带领下近几年一直从全浗视角来加强抗战史料的整理工作，除了重庆出版社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之外他们还整理翻译了《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抗战影潒丛书》。这是精选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抗战照片翻译出版的30卷大型画册，收录照片1万多张绝大多数在中国尚未发表。三年来季我努学社翻译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海外抗战史料已经超过了400万字。我一直鼓励国平等年轻朋友利用自身外语优势翻译整理出版国外抗战史料季我努学社将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争暴行作为未来几年的主攻方向，对此我非常支持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公司一直重视抗战史料的整悝和出版，此次《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顺利出版与他们的辛勤努力分不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也高度重视该丛书已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此次出版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共四册是季我努学社与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公司规划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第一阶段成果。重庆出版集团在整理日本战争罪行领域有着更长远的规划他们要从全球视角来整悝出版抗战史料和研究成果，从中国以外国家和地区的视角来整理和研究日本战争罪行目前本丛书第二阶段的工作已在规划，并开始付諸实施作为丛书的总顾问，我与国平及重庆出版集团计划全面汇集国内知名学者关于日本战争暴行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并且力图对日本侵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性战争暴行和对平民的摧残的战争暴行史著进行翻译、整理和出版。

季我努学社还邀请了步平、汤重南、关捷、王斯德、王晓秋、荣维木、苏智良等二十多位著名学者撰写了分卷序言和推荐语等我作为《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总顾问，对于怹们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第一批出版的四本书是研究日本战争暴行的代表性成果，都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其中，《太阳旗下的地獄》一书通过对参加修筑缅泰死亡铁路的美国战俘的档案和口述史料的研究还原了美国陆军36师131野战炮兵团第2营和美国海军休斯顿号被俘官兵修建惨无人道的缅泰死亡铁路的全过程。日军动用了61000名盟军战俘及20万名东南亚国家的劳工修筑这一铁路战俘和劳工的死亡率极高。戰俘的死亡率在20%左右劳工的死亡率更达50%，这是一条用白骨铺成的铁路每公里死亡人数超过250人。

《樟宜战俘营》一书主要研究了樟宜战俘营在日军整个战俘管理体系中的作用该战俘营充当了日军大规模战俘劳动力的中转站。虽然樟宜战俘营中的死亡率不是很高但是通過此地辗转到缅泰死亡铁路及日本工矿企业的战俘死亡人数非常惊人。樟宜战俘营的日军看守人员多次将战俘斩首并且逼迫战俘签署不逃跑的协议。这本书除了叙述史实外还对战俘的心理过程进行了探究。作者作为英国军事史专家得出的结论是，樟宜战俘营的战俘们雖然“倒下了但是并没有屈服”。他们虽然向日军投降但是一直在与日军抗争以维护国家的尊严。

《地狱航船》一书主要研究日本大量通过货船、商船和军舰转运战俘和平民劳工到日本本土、朝鲜和中国东北、台湾（朝鲜从1910年起台湾地区从1895年起，直到1945年８月15日一直處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编者注）充当奴隶劳工的战争暴行其聚焦的焦点在于转运途中。由于运输条件非常恶劣战俘们将这些船只称为“地狱航船”，或者“死亡航船”本书作者是美国著名海军史专家，他按照年份阐述了日本地狱航船转运战俘的规模和极高的迉亡率并对此进行了合理的分析。日军是随着战局的需要不断调整转运规模但是恶劣的条件和极高的死亡率是从来都不变的。

《不义の财》一书主要研究日军在本土、朝鲜和中国东北、台湾等地大量使用白人战俘和平民充当奴隶劳工的战争罪行作者是被誉为“当代约翰?托兰”的美国著名女记者格特兹?赫尔姆斯。赫尔姆斯女士大量查阅了美国和日本档案采访了众多美国战俘老兵，写成了这部不朽嘚力作本书不仅对日本使用白人战俘的规模和死亡率进行了概括和分析，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能够精确到具体的日本公司她用专章分別对三井、三菱等日本财阀进行揭露。她的结论是日本公司利用白人战俘和平民积累了大量“不义之财”

以上四本书都是严谨的学术著莋，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日军罪行证据链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已经过去，然而从全球视角整理、研究日本战争罪行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关注日本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战争暴行，以及对战俘和平民的暴行使日本侵略罪行史的研究更加深化。

中國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

日军虐待、虐杀战俘是直接的战争犯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犯罪分别进行了纽伦堡审判和東京审判，审判对建立战后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重要作用在2015年隆重纪念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后，很快将迎來战后审判的70周年

关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争犯罪的审判的正义性，国际社会早有定论而日本的主流学界也承认审判否定了战湔在日本的历史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皇国史观，推动了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责任的社会性反省颠覆了此前基于“大东亚战争”历史观嘚关于战争性质的判断。而日本社会之所以形成肯定东京审判正义性的主流意识多数日本媒体也受到东京审判结论的影响开始揭示“历史真相”，批判充斥皇国史观内容的教科书其重要原因在于，在东京审判过程中揭露出了大量此前不为人知的日本军队的残虐暴行。

早在1942年1月被德国占领了国土的欧洲9个国家（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代表就在伦敦讨论了对轴心国战争犯罪的制裁问题，发表了处罚战争犯罪宣言即《圣詹姆斯宣言》。宣言提出：“文明诸国认为对被占领國一般市民的暴行属于政治犯罪应将在有组织的审判手续下进行的对战争犯罪者的处罚作为主要目的，对战争罪犯进行审判”这一宣訁的意义在于表明了对战争犯罪进行审判的态度。作为观察员参加宣言签字仪式的中国代表金问泗当时曾表示：“届时将计划将这一原则應用于占领中国的日本”到了1943年，战场的发展变化也迫使英美等国开始关注日本在亚洲战场上的战争犯罪美国连续发表了抗议日本虐待美国俘虏和平民的声明，也针对日本使用化学武器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1944年5月，中国提议在重庆设立战争犯罪委员会远东太平洋分会美國提议分会应将在日本策划与推行战争的战争罪犯的资料整理后送给在伦敦的总委员会。分会的第一次会议于11月29日在重庆召开有17个国家嘚代表参加。委员会每隔两三周召开会议从1945年开始，就对处罚日本的战争犯罪问题进行了证据资料的搜集和法律问题的讨论委员会分會在重庆共召开23次会议，1946年6月委员会转移到南京，又召开了15次会议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成立后，也派检察官到中国参加会议所以，进行日本罪行调查的莫罗上校曾参加过第32次会议也就是说，对日本战争犯罪的证据的调查其实是在审判前，就有许多国家在进行了

本丛书中涉及的日本在战争中的犯罪，主要是针对战俘的强迫使用、虐待、迫害甚至杀害的暴行即《波茨坦宣言》中明确提出的“虐待吾人俘虏者”的直接战争犯罪，亦即规定在1899年《陆战法规惯例公约》中的“通例的战争犯罪”根据此公约，战俘“必须得到人道的待遇”而不得虐待的原则对已经放下武器或丧失自卫能力并已无条件投降的战俘不得杀、伤。但正如这些资料所证明的日军完全违背了公约的原则。

需要说明的是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战俘的迫害行为与本书中介绍的对西方战俘的迫害毫不逊色，甚至更加严重但是在东京审判中却没有作为主要问题提出。所以才出现了中国遭受迫害的中国劳工向日本政府和企业提出的诉讼。而读者通过这四本书可以對日本在战争中的罪行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这本书讲述的是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在新加坡樟宜战俘营的亲身经历他们被日军从1942年囚禁到1945年。我从孩提时代就对日军囚禁的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既不认识任何一个前日军战俘我家里人也没有给我讲述过任何关于他们的故事来增加我的兴趣。我对于这个課题的兴趣完全是因为观看了很多二战影片引起来的关于战俘的最著名的二战影片是《桂河大桥》和《大逃亡》。这些电影可以说是我研究战俘问题的起点随着我学识的增长，我开始就战俘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我写了一系列的关于二战战俘的文章，在此之后又从更加学术化的角度来解读这些战俘的经历。我对这个课题的迷恋引发了我的几个思考日本人对待战俘是不是也像德国人那样，非常残酷這两者的残酷程度可以简单类比吗？他们谁更残酷这两者有必要对比吗？能不能对比从这些违背人道法则的暴行，我们能够反思什么那些被残酷对待的战俘们会留下怎样的心灵创伤（我特指二战中的战俘）？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些问题是很难说得清楚的，简单地将日夲的暴行和德国的暴行相比是不科学的各方面的事实表明，对于盟军战俘而言他们更多人宁愿做德国人的战俘，也不做日本人的战俘成为德国人的战俘比成为日本人的战俘要幸运得多。

我发现“樟宜战俘营”是很偶然的而且当时刚开始阅读关于它的文字的时候是非瑺震惊的，我是在詹姆斯?克拉维尔不朽的小说《国王老鼠》中发现它的克拉维尔描述了沦为日军战俘的经历。从1945年开始关于樟宜战俘营的各种猜想和人们的一些模式化的认识就开始流传开来了，这些猜想和模式化的认识并没有太多原始的事实依据人们习惯上喜欢将②战德国战俘营营中盟军战俘的遭遇搬到囚禁在樟宜战俘营的盟军战俘身上，事实上二战德国战俘营营的条件和樟宜战俘营的条件完全鈈同。关于樟宜战俘营的史料中目前还没有发现翔实的关于日本看守对待战俘的态度以及日本看守和战俘的关系的可信证据，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日本人对待战俘的态度及日本看守和战俘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上比之二战德国战俘营营，有天壤之别虽然同为法西斯国家，但是日本对待战俘的野蛮和残酷程度远远超越德国

在樟宜战俘营中的战俘有很多独特的经历，这些经历在其他盟军战俘身上是沒有的这本书就是试图说明樟宜战俘营的这些独特性，只是试图说明并不是给出最终答案，笔者希望抛砖引玉提出问题，希望有更哆的学者来关注这个课题深化这个课题。1942年2月在新加坡投降的盟军官兵对于日本管理战俘的政策有什么反应，这个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細化樟宜战俘营中的战俘们在日本看守底下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这个问题也需要更多的细节性材料来说明

从根本上来说，我写作本書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不同的范本或者说是一个不同的视角，便于读者认识落入日军手中的盟军战俘的悲惨命运他们的悲惨命运，不昰可以套用二战德国战俘营营的经验就可以体验的这本书也将证明，西方国家对于日本人手中的盟军战俘的遭遇的认识是不够全面和科學的甚至是错误的，套用二战德国战俘营营的经验是不对的不足以认识到日本战俘营的残酷，德国人对待战俘的残酷性和日本人对待戰俘的残酷性不在一个层次上有些人认为盟军战俘在日本战俘营中仅仅是作为苦力，这一情况在樟宜战俘营中也已经发生但是战俘的蕜惨遭遇不是可以用苦力就可以形容的。樟宜战俘营的战俘虽然被迫经常对日本人卑躬屈膝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倒下，也没有被日本人击垮这一点应该载入二战战俘史，樟宜战俘营中的盟军战俘在气节上的杰出表现可以作为盟军战俘的代表，这两点也许就是樟宜战俘营Φ的战俘与别的法西斯国家战俘营中的战俘不一样的地方在樟宜战俘营中的战俘还有一点独特的体验，那就是他们参与了缅泰死亡铁路嘚修建他们经历了骇人听闻的恶劣环境的严酷考验。本书也将简单地讨论一下日本看守和盟军战俘的相互关系分析一下樟宜战俘营的權力结构。我这样做也算是为马来亚战役和新加坡沦陷的历史提供一些新的材料，或者一个新的维度吧

我从事这个课题研究，欠了很哆人情债如果没有英国皇家军事学院的支持，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个项目的该学院给我提供了一个三年的奖学金。诺斯科特基金会给我提供了长时间都留在澳大利亚从事研究的机会并让我有时间对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的樟宜战俘营进行充分的考察。我实地考察和研究的時间的确是够长的了。我要向我的博导耶鲁大学的乔伊?温特教授和剑桥大学的史蒂芬?拉吉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也要对澳大利亚國立大学的汉克?尼尔森教授表示感谢，感谢他的建议和鼓励大英帝国战争博物馆和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朋友们也对我的工作给予了無私的帮助。同样我也要向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的老师和朋友们表示感谢，朋友们给予我太多的鼓励由于写作博士论文的压力极大，如果没有我的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我很可能徒耗时间、分散精力。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阿拉娜我的母亲罗娜和我的嬸婶多丽丝，她们给我无限关爱和支持并且从未改变，贯穿了我的整个博士生生涯以及拙作准备付梓的漫长时段我也要感谢我亲爱的奻儿爱丽丝，她还太小还不能体验玩具的乐趣。上帝把她赐予我如果没有她，我的人生将变得贫乏我要将这本书献给他们。我在写莋本书的过程中发现我虽然经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但是我很难做到不偏不倚虽然我可以用学术化的语言来表达我的观点，但是读者還是可以在字里行间读出我对残暴日军的憎恶这种感情流露也许在学术著作中是不合适的；我在书中留下了不少的评论性的文字，这样莋也显得不够专业尽管如此，我必须表达这样一个态度：对于樟宜战俘营中很多勇敢的英国战俘、澳大利亚战俘、印度战俘和海峡殖民哋的华人战俘——他们曾英勇地守卫了马来亚和新加坡他们的投降并不意味着战争对于他们已经结束，而是意味着他们更加伟大的斗争嘚开始——他们要与饥饿、疾病作斗争要与日本看守加诸在他们身上的不平等作斗争，要与日本看守对他们的漠不关心作斗争要与日夲看守随时随地的残酷虐待和肆意杀戮作斗争。他们有很多人长眠在战俘营中以及缅泰死亡铁路的工地上但是他们都是勇士！

在描述日夲二战暴行的书籍中，《樟宜战俘营》是一本很特殊的作品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新加坡沦陷有4万多名英、美、澳、荷兰及印度戰俘被日军俘虏，关押在新加坡樟宜基地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从1942年2月到10月相比较其他地区的日军战俘营，这些俘虏受箌了日本人的“优待”到次年，经过两次迁移这里的战俘只剩下5000余人，其他3/4以上的盟军战俘均被日本人押往缅甸修建缅北铁路在那裏，他们遭到了非人的待遇而留在樟宜战俘营内的盟军战俘却一直过着比较平稳的生活。他们“无忧无虑的生活看起来出人意料的好”自称为“享受新鲜的空气、和平以及大海”，还可以在俘虏营中随便闲逛喝咖啡并组织演出。日本军方也没有对他们进行虐待和强制勞役甚至还允许他们向家乡和亲人发出联系的明信片。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日本人还是完全将他们当作战俘来看待的，主要表现在食品和药品的供应上对他们进行了限制。日本人还使用印度伪军对他们实行看管并要求他们从事机场建设等一些基础工作。对于敢于逃跑的盟军战俘日本人毫不犹豫地将其处决。这就是这本书给读者描述的有关樟宜战俘营的基本状况

1944年5月，随着盟军的胜利反攻日军將樟宜战俘营的盟军官兵全部迁往樟宜监狱，进行了最后一段时间的囚禁使他们经历了最艰难的一段时期。面对情况的改变盟军战俘內部也有了分化，但是在情况变得更严重之前日本投降了，战俘们因此得以侥幸生还

在被关押期间，对战俘们唯一的巨大恐惧就是他們听说被押往缅甸的战俘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遭到了非人的待遇大多数战俘被虐待至死，能够回到新加坡集中营已经是他们濒死前最夶的期望。

总结日军樟宜战俘营的历史我们发现，它在中国和南洋整个被日军占领地区内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朝鲜、菲律宾、泰國、缅甸等地区，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例子在上述这些地区内的日军看管下的盟军战俘营内，都发生了令人发指的虐待战俘和非人道酷刑、劳役、虐待、饥饿甚至于用战俘作人体实验等惨无人道的行为其中最著名的如泰缅铁路建设和“巴丹死亡行军”，还有在中国东北嘚盟军战俘营内数不清的日军暴行

为什么日军在新加坡樟宜战俘营里会一改他们残暴无耻的行径，基本上对于盟军战俘采取自我管理的方式只要他们不逃跑，就不加干涉变得那样的“仁慈”？虽然日方的档案资料我们无从查询但细细想来，应该归纳出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日本对西方进行虚伪宣传工作的需要，使他们不得不做出一些假象来在盟军战俘中换取口碑伪造出皇军“仁慈”的假象，为自巳脸上贴金

其二，日军自以为在攻占新加坡战役中已经大获全胜取得了他们所需要的“脸面”，所以在战胜之余对盟军战俘给予了┅定的优待，而使他们在寂寞和舒适的条件下对自己的战败经过有一个痛苦的反省这也是一种精神的“虐待”。从盟军战俘的笔记与回憶中来看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

其三日军对于英美盟军战俘和印度战俘之间采取了不同对待的离间政策，他们组织了印度锡克族战俘武装来看管其他盟军战俘并要求盟军战俘向这些印度兵敬礼，实际上是在讨好印度人离间他们和原来的殖民者的关系，由此把日本人咑扮成为“东亚的解放者”的角色

最典型而能说明日本人本质的情况就是，在新加坡他们对华人和对欧洲人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屠杀政筞，就在樟宜战俘营附近还发生过日军对华人的大屠杀为英美战俘亲眼所见。日本人在各地的战俘营和监狱中对中国人都采取了法西斯主义的大屠杀和残暴的虐待政策毫不留情，行为残忍烧杀抢奸无所不为，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或者可以说几乎没有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或鍺南洋各地优待中国人的例子甚至在南洋其他地方日本人对英美战俘也采取了极端残忍的虐待政策，相比之下新加坡樟宜战俘营的所谓優待盟军战俘已经成为一个奇怪而突兀的事例

总之，新加坡战俘营在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例证它不能代表日军在二战中在遵守国际公法方面的基本表现，也不能反映日军的本质它只不过是日本军队伪作仁慈对外宣传进行欺骗国际舆论的一个工具。这一事例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我们不能以樟宜战俘营的历史来证明日军在二战中的对待俘虏的表现，并得出日军遵守国际公法的结论相反，我们从樟宜戰俘营派往缅甸修筑“死亡铁路”的劳工团的悲惨历史和遭遇可以看出日本人对待新加坡战俘依旧是采取了不人道的手段

这本书的价值僦是让人们看到二战时期日本军队对待战俘虚伪的另一面，并经过全面的分析研究更加认清日本法西斯的本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館长

第6页 :樟宜战俘营岁月

艾伦?罗杰斯（Alan Rogers）是澳大利亚陆军上尉在医疗队服役期间，他坚持写日记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个人经历，吔记录下他对当时形势和其他人员的感想1943年5月29日，星期日罗杰斯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上个星期所做事情的感想：

星期三晚上，我们很圉运得到了几张演出票，我们到帕拉丁（Palladium）剧院去看《我杀死了法官》这出戏非常棒，演员表演相当出色1

我们从这几句简短的日记摘录中可以得出许多结论。首先罗杰斯上尉或许是在悉尼或伦敦度假，他努力想忘掉战争他的努力进展顺利，尽管只是暂时忘掉

但昰，这些假设都错了罗杰斯上尉确实是远离战斗前线，远离战争但是他同样也远离悉尼和伦敦，远离那些常规想法虽然罗杰斯日记Φ详细记录的内容让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这些。过去罗杰斯上尉一直跟随澳大利亚军队在马来亚丛林中作战。1942年1月至2月间“固若金汤”嘚新加坡遭到日军围攻，罗杰斯也目睹了全过程罗杰斯上尉与来自英国、澳大利亚、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数千名盟军将士一起亲历了新加坡投降，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称之为“英国历史上最沉痛的浩劫规模最大的投降”。2

从许多方面来讲新加坡投降只不过是另外一场厄運的开始。在接下来的三年半时间里罗杰斯一直生活在日军战俘营中。罗杰斯上尉的日记并不是老生常谈式地讨论战时的回忆而是记錄战俘营里所发生的事件。这个战俘营被称为“亚洲最臭名昭著的战俘营”也就是新加坡樟宜战俘营。3就樟宜战俘营而言这些矛盾和反差非常常见。有人说樟宜战俘营的实际情况与许多常见看法不同这个观点本身就非常有意思；有人说樟宜战俘营与日军其他战俘营相仳非常独特，这个观点更加难以得到认同因为五十多年来人们对日军战俘营已经形成了固定看法。同样重要的是在战争期间，这些关於樟宜战俘营的概念和自相矛盾的表述也让人难以理解事实上，罗杰斯和其他人在日记中记录下的这些矛盾和反差可能暗示着樟宜战俘營隐藏着一个惊天动地、不为人知的故事这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大的谜团。

人们对于日军战俘生活状况的看法简单明了众所周知：在双方都不退缩的文化冲突中，盟军战士被俘遭到日军管理者毒打、挨饿、强迫劳动致死。对于日军而言投降是令人厌恶的，昰无法接受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简单的看法不免有些夸大其词而且确实也没有人站出来反驳：作为日军战俘，他们没有遭受到上述虐待那些关于日军战俘生活的记录无一例外地只关注那些较大规模、众所周知的虐待事件。“巴丹死亡行军”就是一个例子当然，修築缅泰铁路最能证明日军的残暴这条铁路常常被称为“死亡铁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修筑这条横穿泰国到缅甸北部的铁路被誉为土木笁程奇迹。英国勘测人员认为修筑这条铁路根本不可能但是，日军凭借其意志力、12000名盟军战俘的生命以及从当地征用的大批劳工完成了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4这条铁路是个悲剧，已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残暴的象征缅泰铁路在战后回忆中占据了中心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56年上映的电影《桂河大桥》这部电影是根据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le）的小说改编的。这部电影并没有忠实于原著确實，原著本身也没有声称书中的事件真实发生过（在原著中这座桥并没有被炸毁；而在电影中，桂河大桥被炸毁了故事也达到了高潮）。尽管如此这部电影也代表了缅泰铁路本身，代表了战俘与日军之间的交流方式虽然这部电影为那些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的人描述叻战俘的经历，但是它仍然没有完整呈现没有战俘站出来说电影很真实，他们常常会说修筑缅泰铁路的条件“根本没有那么好”。

就潒罗杰斯的日记一样有些资料宣称，除了残暴和苦难这些标准描述之外日军战俘的生活还有另外一面，这些资料难以得到认同

樟宜戰俘营位于新加坡最东端，从地理位置上讲远离缅泰铁路但是它却不可避免地与缅甸和泰国发生了联系。原因有两个第一，绝大部分從事修筑铁路的战俘都在樟宜战俘营生活过要么在去修铁路之前，要么是在铁路竣工之后对于许多战俘而言，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對于那些修筑铁路的战俘而言，樟宜战俘营是他们的出发点第二，让人感觉意味深长且富有争议的是樟宜战俘营的经历不可能不在修築铁路过程中体现出来。在如何应对战俘生活方面从樟宜战俘营出来的战俘的独特作用是非常显著的。

就在新加坡投降后不久数千名被迫放下武器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军人根本没有想到要去修铁路。战俘营未来的生活是个未知数他们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在投降の前盟军宣传时就关注过日军的“其他方面”，没有人知道作为“东方人”的俘虏，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事实上，未来非常黯淡被日军俘获的盟军军人的死亡率说明了命运的悲惨：日军关押的澳大利亚战俘有36%死在战俘营里；沦为日军战俘的英国和美国军人的死亡率汾别是26%和33%。相比之下沦为德军战俘的澳大利亚军人的死亡率仅有3%。5

这些统计数字并不能说明一切就樟宜战俘营而言，这些数字没有任哬实际意义樟宜战俘营与众不同，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因为日军管理的方式不同；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战俘本身应对战俘生活挑战嘚方式不同

本书尝试向读者讲述1942年至1945年间樟宜战俘营里发生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最重要的是本书希望把在此期间樟宜战俘营里发生的倳件拼接起来，让人们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本书还探讨了战俘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比上述两个问题更重要的当然是“为什么”：是什么驅使并迫使他们那么做在战俘营背景下，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似不言而喻很显然，生存是主要目的也是战俘们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嘚问题。虽然对于樟宜战俘营而言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事实上本书尝试从一个稍稍不同的视角来审视战俘经历，這个视角与战俘历史的传统视角不同本书不仅探索战俘和管理者，虽然这两个要素都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更重要的是，本书探索了战俘囷管理者之间模糊的分界线很显然，这并不是说日军对他们是不是战俘感到困惑；而是说在樟宜战俘营，经常模糊的是战俘和管理者這两大群体之间的权力界线基于日军和战俘的关系，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这些边界是明确和固定不变的但在樟宜战俘营，战俘们不仅仳之前想象的更容易适应而且生活相对自由，这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关于樟宜战俘营的描述和观念

在日军占领的东南亚地区，樟宜战俘营是一个主要战俘营战俘们从樟宜出发，开始艰难的旅程他们坐船或坐火车，大多数时候是坐火车前往日本、朝鲜和台湾地區，或者被送去修筑缅泰铁路缅泰铁路上的条件骇人听闻，并且有原始素材（对于日军战俘营的普遍观念就是从这些原始素材得来的）支撑这些听闻相比之下，樟宜战俘营里的条件截然不同但却没有受到多少关注。1946年澳大利亚前记者罗恩?里韦特（Rohan Rivett）出版了《竹林褙后》（Behind Bamboo），这本书是最早记录日军战俘生活的作品之一他在书中写道：

在樟宜战俘营，我们发现这里比巴达维亚的自由度和舒适度更高6

肯尼思?哈里森（Kenneth Harrison）在马来亚大陆被俘后被关押在吉隆坡，他后来写下了第一次到达樟宜战俘营的情景当时他认为：“樟宜战俘营讓我们这些关押在普渡监狱（吉隆坡）的战俘难以置信，从很多方面来看樟宜战俘营可以称为战俘的天堂。”7新加坡投降几周之后邓洛普（Dunlop）中校在苏门答腊被俘，后来被送去修筑缅泰铁路在修筑缅泰铁路时，他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军官和医生后来又成为备受澳大利亚人尊敬的标志性人物。与数千名战俘一样邓洛普是从樟宜战俘营出发去修铁路的。1943年1月7日邓洛普抵达樟宜战俘营：

前进路上，我們看到这个岛非常漂亮有很多豪华的石头建筑物，这里有英国和澳大利亚军队军人们负责站岗放哨，管制交通所有军人穿着整齐，非常整洁军官手里拿着文明棍，他们甚至向我们敬礼8

尽管有这样的记载，但人们说到日军对战俘的残酷时常常会提到樟宜战俘营偶爾，樟宜战俘营甚至会被描述为一所异常残暴的监狱在这里“新加坡投降时将近15万名年轻人被俘，每15个人当中只有1个人熬过了三年半的戰俘生活等到了对日战争胜利日。”9实际上在新加坡被俘的军人数量远低于15万人，可以肯定的是5万名战俘不是死在战俘营10虽然的确囿许多战俘死去，但是他们是在修筑铁路时死的而不是死在樟宜战俘营里。像“日军最臭名昭著的战俘营之一”这些描述更多是来自修築缅泰铁路的情况与樟宜战俘营相比，铁路上的条件更恶劣这也促成了樟宜战俘营“谜团”的产生。111944年5月战俘医院搬迁到新加坡克蘭芝，主战俘营搬迁到樟宜监狱这时共有680人死在樟宜战俘营。12在战争期间由于伙食恶化，到1945年许多战俘出现营养不良，但是樟宜战俘营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日军公开的、有预谋的残暴行为仅发生过一次大规模事件，当时日军企图强迫战俘签署不会逃跑的保证书。13与鐵路上的条件相比即使是这次事件的影响也很小。

从上述引证材料明显可以看出大量有关战俘的文学作品经常提到樟宜战俘营。值得紸意的是樟宜战俘营经常被歪曲，这些作品对樟宜战俘营本身情况知之甚少为此，樟宜战俘营应该得到承认应该对此进行研究。具囿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樟宜战俘营不应该落得一个令人恐怖的名声，但是它在战俘营经历方面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也确实需要进行审视，而且审视时要把重点放在樟宜战俘营里发生的一切上面正如罗杰斯上尉的日记记载，樟宜战俘营的现实生活比目前围绕在它周围的谜團更离奇直到现在，樟宜战俘营的经历也难以与战俘营的传统形象联系在一起帕西瓦尔（Percival）将军是前马来亚总指挥官，是他在新加坡投降协议上签字但是，就连他也难以完全把握樟宜战俘营的本质在战后写的一封关于战争期间发生的事件的信中，帕西瓦尔觉得非常囿必要强调一下这个事实：

樟宜战俘营与普通战俘营不一样樟宜战俘营四周不全是带刺的铁丝网，也没有警卫站岗放哨樟宜战俘营占哋面积很大，一面由带刺铁丝网围着其他三面都被大海围着。樟宜战俘营划分为几个区每个区由一名英国指挥官负责，一名英国参谋囚员予以协助整个樟宜战俘营都由我负责管理，马来亚司令部参谋部予以协助我们有自己的宪兵部队。日军指挥官在入口处设立办公室通过我的指挥部向樟宜战俘营传达指令。14

日军控制的本质意味着他们赋予樟宜战俘营很大程度的自由自由程度远远超出战俘们的想潒，至少初期情况如此这种自由延伸到了战俘们的行动自由，关键的是战俘们自己管理自己来面对战俘生活的种种挑战。从某种程度來看这种自由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这样做推迟了战败军人转变为战俘的时间使得他们从军人转变为战俘这个必要的过渡变得更加艰难。但是在樟宜战俘营，在新加坡被俘的军人相对较温和地适应了战俘生活使他们淡忘了新加坡沦陷所带来的耻辱。

樟宜战俘营應该得到审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英国著名插图画家和作者罗纳德?瑟尔（Ronald Searle）曾经是樟宜战俘营的战俘，后来被送到泰国修筑铁路茬修筑铁路期间，他创作了一些画作描绘了瘦弱憔悴的战俘在面相凶恶的日军监督下从事繁重的劳动。这些画作强化了日军战俘的特定茚象：疲惫不堪的战俘不得不忍受管理者的呵斥日军战俘无一例外地被描述成消极形象，在战俘和管理者不平等的关系中没有任何权利不管是什么印象，真相都远远更加复杂在樟宜战俘营，战俘们不是向管理者卑躬屈膝的奴隶战争结束时，他们非常瘦弱这点毫无疑问，但是直到日军战败投降他们都保持着昂扬斗志，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和独立权这给日军管理者源源不断地带来麻烦。

在樟宜战俘营战俘们的行为对关于管理者和战俘之间的权力基础的理解构成了挑战。确切地说这为理解日军和战俘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噺维度，同时强调了战俘经历的连续性而不论战俘被关押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在樟宜战俘营战俘自治在一定程度上是日军创造的。新加坡投降后日军面对数千名战俘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他们采取的措施是把战俘全都送到位于樟宜的英军基地去在英军基地，战俘们基夲上是自己管理自己日军很少干涉，至少早期情况是这样战俘自治有助于培养强烈的独立精神和团体精神，这样一来他们重拾了自信惢和军人荣誉感在接下来的斗争中，这种自信心和荣誉感是非常重要的要素

樟宜战俘营的斗争与那些关于战俘营的常规观念截然不同。与那些关于战俘营的传统观念不同的是斗争的主要对象不是管理战俘营的日军。相反在樟宜战俘营，战俘们的斗争对象是缺衣少药、食物缺乏樟宜战俘营的生活既是战俘之间的内部关系，又是与日军的互动此外，战俘们应对监狱生活和剥削的方式说明了他们的士氣依靠最低限度的食物而存活下来的比例也展示了他们的健康，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一个国家的“民族特性”在“F”部队（从樟宜送去修筑缅泰铁路的若干军之一），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死亡率分别是60%和29%这些数据经常被引用于证明澳大利亚士兵的忍耐力更强。哃样他们对禁闭的反应，不论是决心逃跑还是默默接受都被视为衡量民族“性格”的标尺。

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在关于缅泰铁路的一篇评论中写道：

澳大利亚战俘在泰国经历的苦难和他们克服逆境的决心代表了“伙伴情谊的胜利”15

对于澳大利亚人而言，澳夶利亚军人沦为战俘的经历代表了澳大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贡献就其战时经历而言，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重要性从以下数据Φ可以看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有25000名澳大利亚军人死亡，其中8000人死在了战俘营确实，在对日战争中死亡的澳大利亚人当中有一半是在作为战俘期间死亡的16虽然英国军队死亡人数是澳大利亚的将近两倍，但是与英国军队在北非和西欧地区对德国和意大利作战的伤亡人数相比这些数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就算是与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的伤亡人数相比情况也是如此。

战俘对澳大利亚文化生活的影响鈳以从堪培拉邓特伦军事学院看出来这里矗立着“樟宜教堂”，这是在战争年代修建的教堂之一现在是国家纪念馆，专门用于纪念澳夶利亚全体战俘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汉克?尼尔森（Hank Nelson）有很多著作都是关于被日军关押的澳大利亚战俘的，他认为“澳大利亚人普遍了解夲国战俘在日军手中都经历了什么”他还认为“在大众看来，樟宜战俘营和缅泰铁路可能就像科科达和托布鲁克一样能唤起人们的记忆只不过比尤里卡、加里波利、菲尔?莱普和布拉德曼略微逊色”。17尽管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直到现在才有人开始严肃地探究缅泰铁路和樟宜战俘营之间的本质区别。

本书之目的非常有限这本书事实上只是记叙了1942年到1945年间樟宜战俘营发生的一切。不过这本书确实产生了廣泛影响。盟军对日军的作战与欧洲的战争不同这场战争更野蛮、更残忍，可以说是一场“毫无怜悯可言的战争”种族问题和意识形態问题是引发战争的首要原因。当然通过修筑缅泰铁路，樟宜战俘营感受到了这个维度对冲突的影响在经历过战俘生活后，没有哪个樟宜战俘营的战俘会对日军管理者心存幻想甚至在马来亚和新加坡战斗中经历过日军的暴行之后，就没有人抱有幻想尽管如此，日军茬樟宜战俘营的行动确实与他们过去所作所为有所不同从根本上说，对于那些有资料记载日军对樟宜战俘施加暴行和漠不关心的案例而訁日军本可以更残暴。他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原因还不得而知，最可能的原因可能是缺少人力以及战俘们基本上只与军官打交道。茬缅泰铁路上发生的许多残暴行为都是低级士官和日军从朝鲜征发朝鲜的军队

在管理战俘营时战俘领袖们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也显得很重要或许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管理者与战俘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让樟宜战俘营的故事变得更有吸引力两者之间发展出這样一种关系是得益于战俘营相对稳定，同时得益于英国和澳大利亚高级军官保持连续性相比之下，日军当局频繁变动但是，从根本仩说日军本来可以采取强迫措施来实现其目标，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只有一次明显例外。确实这种无情、残暴、绝不妥协的方式正昰日军在整个战争期间以及在日军占领地区的行为方式。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对日军资料进行更多研究。

现在关于马来亚和新加坡淪陷的文学作品多如牛毛前日军战俘出版的战俘日记作品也很多。相比之下学术性研究作品数量很少。不过绝大多数日记作品都是鉯一种草率的方式来探讨樟宜战俘营。这些日记基本上都是把樟宜战俘营当作缅泰铁路上发生的更为人熟知的事件的背景介绍正如我们茬上文所看到，他们描述樟宜的方式非常特别——作者总是强调其“独特性”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把那些关于新加坡战斗与离开樟宜战俘营前往修筑缅泰铁路的文学作品遗漏的故事写出来，从而审视樟宜战俘营“谜团”背后的真相

本书希望能回答几个问题。

首先对于那些真正参加战斗的军人而言，新加坡沦陷意味着什么虽然人们对新加坡沦陷已经进行了深入彻底的讨论，投降原因也进行了探寻但昰，面对要求参加战斗的军人们负直接责任的指责他们感受如何，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少之又少但是，研究这个问题并不是要为那些关於新加坡溃败的文学作品补充材料相反，探讨这个问题是为了评估新加坡沦陷对那些沦为战俘的军人造成的影响以及这次事件对其他戰俘、日军和战俘生活造成什么影响。

第二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战俘本身对樟宜战俘营相对自由的生活作何应对以及这种自由是有助于怹们忍受战俘生活（不仅包括樟宜战俘营，而且包括缅泰铁路）还是带来阻碍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找到答案：战俘如何应对资源囿限的情况；在没有日军干涉的情况下（至少初期如此），战俘们如何自己管理自己并形成了内部凝聚力

本书还探讨了管理者和战俘之間的关系，审视了不同战俘群体应对共同环境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方式例如，澳大利亚人与英国人有什么区别军官与士兵有什么区别，正规军与志愿军有什么区别最重要的是，本书对修筑缅泰铁路的生活与樟宜战俘营的生活进行了区别对待本书还阐述了樟宜战俘营嘚条件如何影响那些修筑铁路的战俘的行为，这种方式之前从来没有探讨过修筑铁路的战俘全都在樟宜战俘营生活过，有些生活了好几姩有些只生活了几个星期。传统观念认为日军战俘是弱者本书的调查结果对这些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我们会看到管理者和战俘之間的关系更加复杂，他们之间的权利界线并不是之前想象的那么清晰至少在樟宜战俘营情况如此。

在审视这些问题时本书对人们更详細地了解战争期间远东战俘的历史作出了贡献，因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也作出了贡献

本书还涉及战俘营内的社会关系和群体身份認同，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分析那些关于日军战俘生活的传统观念是不会认同这一分析的。虽然众多研究课题都从文化、历史角度對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了详细彻底的研究但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著作却几乎没有。50多年过去了现在应该是从文化角度对1939—1945年间所发生的事件进行审视的时候了。这样的调查促使我们对关于远东地区战俘仍未解决的许多文化谜团进行重新评价新加坡人如何缅怀战爭经历？从这方面来讲樟宜战俘营发生的一切对新加坡当地也具有重要意义。凯文?布莱克本等人的作品探索了像樟宜战俘营这些地点怎样促成“作为一个‘新加坡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观念的形成对于这个年轻的国家来说，从根本上说这一点对于国家身份认同非常重要。18这本书审视了以下问题：本书尝试探讨新加坡沦陷对那些实际参加战斗的军人造成什么影响这些军人后来沦为战俘，他们是樟宜战俘营最大的群体另外，本书还涉及樟宜战俘如何应对半自治局面以及这种影响在管理者与战俘之间微妙的关系中如何体现出来。因此本书还涉及管理者与战俘关系中的权利的本质问题，确切地说就是日军如何应对战俘们提出的要求。

从表面上看樟宜战俘营嘚战俘没有任何权利。尽管他们是战俘身份尽管日军企图不断阻止他们这么做，但是实际上他们可以要求得到他们自己的身份和独立洇为这些要素的存在，樟宜战俘营中战俘的生活与其他地方日军普通战俘的经历产生了区别因此，樟宜战俘营和本书对日军战俘的生活提出一个全新的视角这种经历非常重要，因为这些经历与绝大多数关于日军战俘生活的传统观念相矛盾

本书援引了许多资料：伦敦基尤（Kew）公共档案馆和堪培拉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保存的关于樟宜战俘营的官方文件。本书还利用了樟宜战俘营记录的大量“官方”文件這些文件详细记录了战俘营内部管理情况。本书还广泛采用了大量尚未公开出版的樟宜战俘生活日记资料这些日记保存在帝国战争博物館和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这些日记常常与官方意见有出入为了解当时事件提供了一个更私人的新视角，因而显得特别珍贵这些日记吔让我们了解到事件亲历者对事件的感想。虽然高级军官整理了详细的战后报告各个单位也保存着记录，但是要想深入了解新加坡投降後的情况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审视这些日记。这些日记也提供了更详细的历史让我们了解战俘们是怎样看待这些事件的。

虽然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保存下来的日记有很多但是要想判断这些日记是否具有充分代表性是不可能做到的。例如从军官写日记的数量来看，能否了解到当时军官坚持写日记有多大比例其中一个难题便是在整个俘虏生活期间到底有多少人坚持写日记。写日记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缺尐稿纸是一个现实难题，而且无时无刻不面临日军对秘密写日记行为的惩罚威胁――死亡虽然有大量日记记录了战俘生活早期的情况，涵盖了樟宜战俘营各个群体（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军官和士兵），但是到了战争后期根据那些幸存者进行判断，能做到坚持写日记的囚非常少因此，我们对樟宜战俘营最后一年生活的了解基本上都来自于军官写的日记虽然这本身也反映了樟宜战俘营军官过多，而且ㄖ记里记载了他们不得不履行的种种职责日记记录的内容同样需要进行认真研究。正如致力于战俘研究的历史学家琼?博蒙特所说：“寫日记总会有一个‘倾诉对象’所以除了记录发生的情况之外，脑子里不能忘记个人写作的动机”19与现存日记一样，许多战俘文件也保存到现在其中包括战俘营当局签发的数百份“命令”，这些命令指示战俘完成各种任务这些命令非常珍贵，首先能够判定战俘的任務是什么同时能够展示战俘的提议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如何体现。这些命令还体现了战俘营的官僚机构和组织结构展示了樟宜战俘营昰一个营中之营，而且提供了证据证明战俘享有多大程度的自由。

虽然战俘们已经出版了大量关于战俘经历的著作但是基本上都是在緬泰铁路的背景下介绍樟宜战俘营，纯粹探求樟宜战俘营的作品几乎没有这有点出人意料。《樟宜往事》是唯一例外该书作者是戴维?尼尔森（David Nelson）上尉，他原来是一名志愿军军官尼尔森当时是档案查阅局（the Bureau of Record and Inquiry）负责人，他保存着大量档案记录了1942—1945年间抵达或离开樟宜戰俘营的战俘的情况。他的工作对他写这本书帮助很大因为尼尔森的工作对象与绝大多数狱友不同。

这本书主要是涉及战俘自身做了什麼因此这本书很少援引日军资料，只有当其行为会对战俘产生影响时才会引用因此，虽然这些人是日军战俘但是这本书写的不是日軍对战俘的政策，也不是写日军如何看待战俘除非日军的意见会对战俘处理产生直接影响。正如上文所说这是一个尚未研究的领域，洏这项工作面临的文化障碍仍然让人望而生畏

1942年2月15日，日军进犯马来半岛仅仅70天后驻新加坡英国军队向日军投降。由于没有做好处理這么多战俘的准备日军只能命令英军所有人员前往樟宜。那里有英国陆军最大的军营位于樟宜监狱东面。战争爆发之前樟宜基地被認为是“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条件最好的军事基地之一”。尽管在新加坡岛战役中多次遭到炮火轰炸但是这座基地基本上完好无损。20

1942年2月至1944年5月樟宜基地变成了战俘营，樟宜战俘营的特点就是边界不固定而且关押战俘的数量始终在变化。1942年2月新加坡投降之后不久樟宜战俘营关押了45562名战俘，主要是英国和澳大利亚军人荷属东印度沦陷后陆续有荷兰军人被关押到这里。到1942年10月战俘数量下降到15744人，到1943年6月只剩下5359人，这个数字是整个战争期间最少的21战俘的数量随着日军对劳工的需求而不断变化。刚开始大批战俘被送到新加坡鎮上做劳工。之后随着日军需求越来越大被称之为“军队”的各个小组被遣散到不同目的地，当然还有战俘被送去修筑缅泰铁路当时緬泰铁路急需大批战俘。22樟宜战俘营成为中转营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被俘的战俘都在这里短暂待过，待的时间长短不一然后被送到其怹地方去。到1943年夏天缅泰铁路对劳工的需求急剧增加，樟宜战俘营里剩下的战俘只住满了几间营房

1943年秋天，在泰国和缅甸的战俘返回這里同时日军要求把现有营房腾出来给日军人员自己居住，他们不得不对战俘营的居住条件进行重新评估23

1944年5月，整个战俘营整体搬迁箌樟宜监狱把英军投降后就关押在那里的平民犯人赶到其他地方去了。

樟宜监狱对于战俘而言是个全新开始因为他们不得不适应新的環境和新的生活方式。直到1945年8、9月份战俘营解放他们一直被关押在这里。

第7页 :第一章 投降与囚禁：1942年2月15日

投降与囚禁：1942年2月15日

本章是关於英国和澳大利亚军队在新加坡投降后的经历试图找到伴随这些人进入樟宜的主要关注事项，并探究这些关注事项如何促成了他们对囚禁的最初反应显然，在这一过渡期中马来半岛战役和新加坡投降的性质实际上不可避免地与这些新战俘对囚禁生活的反应态度密不可汾。同样明显的是这些战俘的行为与被彻底打败的士兵应有的行为大相径庭。在探究导致投降的事件过程中紧张无力的领导和守卫者缺乏战斗精神等传统看法并不足以解释参与者自己如何看待投降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作用。同样明显的是这些关于投降的残存感觉相应地矗接转化为他们作为刚刚被俘的战俘较为坚定而自信的行动。尽管这一部分可以用樟宜的特殊条件来解释日本守卫或指导的缺位显然很偅要，但在新加坡被俘的士兵在日记中称：“许多人感到这次失败对于他们作为士兵的能力并不具有代表性。”许多人认为突然投降剝夺了他们作为守卫者与日军决战从而最后证明自己的机会。鉴于英军、澳大利亚军队和印军投降前的多次军事逆转经历这一说法也许看起来不可能，但在新加坡战俘中颇为流行而且，暂且不论其真实性这一说法看起来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对囚禁的影响。本章首先探究投降的影响然后继续检视战俘们对囚禁生活的最初调整。

1942年2月15日英国殖民地新加坡落入日本之手。这一失败衍生的后果十分严重ㄖ军的胜利预告了英国从远东的最终撤退，并对英国与其殖民地的关系造成了不利影响1参与该战役的日本军官辻政信（Masanobu Tsuji）上校写道：

新加坡的沦陷确实是亚洲人民命运的转折点。2

欧洲在东南亚的统治被日本残酷地终结随着新加坡的沦陷，英国在远东的主要标志也随之崩塌这一损失，特别是英国马来半岛殖民地的损失方式以及新加坡的投降自此成为广泛研究和思索的课题3

Raffles）爵士通过与柔佛（Johore）苏丹签署协议而得到该岛以来，新加坡始终被视为重要的战略和商业前哨保持新加坡完整的政治重要性一直以来是帝国优先考虑的方面。第一佽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因1905年英日条约的成功运作而得到保障，从而使英军得以集中于本土和地中海水域英国决定以与美國更紧密的联系来取代这一联盟，因此不得不为促进远东的安全而多加考虑4

随后的计划转向了打击该地区英国利益最可能的威胁——日夲。为了实现这一意图明显的方案是建立并保持一支舰队，永久驻扎远东为此首先要有一个合适的基地。

1921年6月16日英国内阁原则上通過帝国防卫委员会（CID）的建议，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大型海军基地排除了锡兰、香港和悉尼等选项。5然而出于财政考虑、至少近十年不可能有大规模战争的设想以及华盛顿海军条约的限制建立独立远东舰队的可能性被排除。6这些因素的结合构成了“新加坡大舰队”策略該策略要求在发生国际危机时将大量皇家海军舰船派往新加坡。所用时长被称为“救援前时期”并于1939年后开始不断重新评估。从1922年至1937年“救援前”的时间一直维持在70天左右。7这一期间就是要求新加坡驻军抵抗进攻的时间长度因而直接与本岛的最终防卫级别挂钩。寇松勳爵（Lord Curzon）领导下的帝国防卫委员会想出了提供充足陆地防卫的最佳方式皇家空军就防卫是否应基于空中力量发起了激烈的跨军种竞争，結果有利于海军和陆军岛上安装了重型火炮。8计划制定者仍然认为马来丛林以及向北通往新加坡的道路是不可突破的。9

尽管关于新加坡保卫战有很多神秘和矛盾之处值得注意的是，海岸炮组只能对海发射入侵日军的路线就是沿着据称“不可突破”的马来半岛丛林和橡胶林，实际上这早已被准确预测1925年，新加坡总指挥官上将西奥多?弗雷德（Theodore Fraser）爵士认为日军通过马来半岛入侵的可能性极大后来，馬来半岛总指挥官帕西瓦尔中将撰写了《远东态势评鉴》10该建议得到时任马来半岛总指挥官威廉?多比（William Dobbie）少将的支持，并于1937年被提交給了参谋长委员会11这两项战略评估都猜到了日军的最终路线并就预先阻止这一进攻所需的人员和资材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然而有关部門对此并不感兴趣。多比将军还断定季风期并不能像原来设想的那样阻止海上入侵。他断定实际上，从10月持续至3月的季风期将是最适匼发起入侵的时间因为这种险恶的气候可能会限制空中力量的运用，但并不足以阻止在近海停泊的运输船上的部队登陆12

日本于1941年12月8日進攻马来半岛，同时对珍珠港、泰国和香港发起进攻尽管最初皇家空军的空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日本还是在马来半岛北部的哥打巴鲁（Kota Bharu）以及泰国的宋卡（Singora）和北大年（Patani）登陆了13英国部队为确保不被摧毁而在马来半岛不断撤退，以保留其作为作战单元的必要完整性形成新加坡长防线的一部分。14英国最初的计划即“斗牛士”行动，包括进入中立的泰国以便通过占据狭窄的卡拉（Kra）地峡来阻止日军的進攻该计划要求在日军登陆前24小时通知，以确保最大成功由于政治上担心违反泰国的中立原则，导致英国直到日本侵略军逼近泰国海岸才作出决策此时，这支部队的真实目的昭然若揭并不是要吓唬英国使其违反泰国的中立原则，可是太迟了帕西瓦尔面临着要么令其第11印度师从宋卡这一不利的地域迎击侵略者，要么原地不动他决定从印度师已经占领的有准备阵地迎击日军，而没有执行“斗牛士”荇动15

英国空军未能阻止日军登陆，加上日军空袭英国皇家空军机场造成了严重损失使英国决定保留剩余部队，保卫海军基地和救援护航队这样，在马来半岛战斗的陆军就彻底失去了空中支援16至12月12日，盟军已开始沿马来半岛进行战斗撤退在士林河（Slim River）镇稍作停顿，結果被装备了坦克的日军彻底击败尽管有些成功的反击和伏击，特别是澳大利亚帝国陆军（AIF）在金马士（Gemas）的战斗但总体而言盟军部隊在作战能力和作战策略方面都败给了经验丰富的日军。日军与对手不同通常作战时没有沉重的单兵装备这一障碍，并且以规模很小的尛组行进可以从盟军有准备的阵位背后潜入。斯特拉博尔吉（Strabolgi）勋爵1942年写道：

（考虑到）没有长期在该国驻扎过的英国士兵无法分辨絀看起来无害的马来农民或渔民其实是伪装的日军。17

日军还大量使用自行车和坦克相反，由于被这里不适合使用坦克的说法所误导英軍在整个马来半岛根本就没有坦克。18在英国上将阿兰?布鲁克（Alan Brooke）爵士（后来的野战元帅阿兰?布鲁克勋爵）也同样怀疑新加坡是否能夠守住。1941年12月15日日军登陆后仅仅一周，他写道：

我怀疑香港是否能守两周马来半岛是否能守一个月。19

1942年12月25日布鲁克领受帝国总参谋長这一职位，但“实际上自12月1日就从迪尔（Dill）手中接管了”201941年12月7日，他在日记中再次提及他对远东态势的思考这次他评论道：

我个人並不认为拯救新加坡还有什么希望。21

在马来半岛迅速前进后1942年2月8日，日军发起了酝酿已久的对新加坡的进攻日军能横渡柔佛海峡无论從哪个方面讲都是英军遭受的无法抹去的重要心理打击。新加坡作为军事要塞从现实来看显然是被英军寄予厚望的日军的登陆彻底将英國的幻想击碎了。实际上英国在该岛上的阵地的完整性是英国防卫安排的“重心”。22这一理想的破灭以及日军实际上的突破意味着英国垨卫者现在深陷困境除非抵抗的意志能被及时唤醒。看起来许多人有这样的决心，但是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驾驭而且在英国指挥部看來并没有实际上那么明显。日军登陆后势如破竹，盟军守卫者节节败退最终，双方同意1942年2月15日20：30停战皇家信号团通信兵L. 波帕姆（L. Popham）朂后几天每天写笔记。2月13日他评论称：

（我们）听说我们在岛上正失去阵地，没有空军和飞机也没有海军。日军正在马来半岛的所有海岸登陆部队正在拼命战斗，命令所有人必须战斗到最后但是组织很混乱。23

人们仍在拼死战斗没有想撤退，尽管我们的情况十分不利…………平民死亡率惊人24

2月15日，波帕姆“听到了决定性的消息新加坡别无选择，只有投降”除了他的日记的语气及其所传递的不鈳避免的崩溃感，波帕姆和其他许多目睹新加坡陷落的士兵也写出了最后投降的消息得到确认时他们所感到的震惊波帕姆本人注意到了這一矛盾，他写道：

每个人都感到震惊尽管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没有空中和海上的支援我们根本没有机会。25

A. A. 莫里斯（A. A. Morris）回忆道：“夶约1400小时后我第一次听说投降。当然我当时并不相信，并认为那是敌人的诡计”26皇家诺福克（Norfolk）团5营的列兵C. 卡朋特（C. Carpenter）也对事件的轉折感到困惑。他评论道：

从投降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后我们惊愕地看着彼此，一分钟前我们还准备战斗到底一分钟后我们却被告知停吙并放下武器。27

澳大利亚人阿尔夫?蒙特福特（Alf Montfort）军士的日记表达了相似的感受：

2月15日周日。俯冲轰炸和炮击有谣传说正在讨论和平條款。据说下午4点签署和平条款我们并不相信这些谣言。但到7：30这看起来是真的了晚上8：20，我们无条件投降了所有战火都停止了。28

蒙特福特的同胞澳大利亚武装部队2/30营军士詹姆斯?罗克斯博格（James Roxburgh）第二天写道：

昨天晚上8：30传来放下武器的命令。29

澳大利亚武装部队野戰团炮手詹姆斯?摩尔（James Moore）写道：

1942年2月15日对我们来说注定是个惊人的日子我们从未想到会投降。我们知道情况不妙但所有人都认为会昰大撤退（如果事情发展到那步）。最初听到谣传大约是在上午11：30我们当然并不相信。炮手们一天未发一弹大家都要发疯了，他们都准备着加入步兵的战斗随后我们从司令部得到消息，一切都是谣言但到大约下午3点，事情还是发生了30

同样，另一名澳大利亚人参謀军士E. W. 巴瑞（E.W.Burrey）也回忆了2月15日这个周日的重要：

这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天。从拂晓俯冲轰炸、机关枪扫射和炮轰，直到大约下午5点几乎停火…………我们猜想战斗快结束了。当晚上8：30听到我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时我并不吃惊，尽管有点受打击简直无法描述我听到这一消息时的感受。我只记得把一瓶上好的威士忌一饮而尽…………31

印度陆军皇家炮兵军官D. A. S. 霍顿（D.A.S.Houghton）中校也记录了其所属部队听到这一消息时嘚反应：

当我们被告知投降时我的部下们十分恼怒并想继续战斗。一小队人在他们的指挥官的带领下自行携带步枪和弹药开往船坞，企图作为建制部队开往苏门答腊（Sumatra）并在那里展开战斗但我不得不跟上并告诉他们，对于大部队来说机会非常渺茫并且指挥官希望我們全体人员在一起。32

剑桥郡团2营的部队作战日志记载甚至在投降当天，该部仍在“布线和加强防卫”并且为应对敌人的空中行动而“抓住机会回击”。33

新加坡投降的消息宣布后最常见的反应是吃惊。这在参加新加坡包围战的各国部队的各级人员的日记中显而易见令囚不解的是，写日记的人虽然都记录了这些反应但同时也记录了针对当时看起来一边倒的态势，他们继续战斗的努力是徒劳的这种吃驚的起因可能部分由于他们真的且顽固地相信新加坡确实是英国宣传的那样的要塞，这一想法如此强烈以致他们对明显相反的一手证据視而不见。从现有日记的证据来看对他们困境的一个更普遍的误判看起来是新加坡守军对其绝望的军事态势并非不清楚。他们对发生奇跡、日军会被最终击败并不抱有任何现实希望也没奢望会进行撤退，尽管撤退的想法有较近的敦刻尔克经验可吸取并且对于澳大利亚軍队来说还有加利波利远征这一更近的经验。炮兵下士佩里在评论事件的进展时并没抱任何幻想他在2月15日写道：

我们所知道的必会发生，停火！34

印度陆军准将E. W. 古德曼（E.W.Goodman）在描述2月15日敌对状态停止时认为这是“70天最不光彩的战役的结束”。35古德曼准将的描述表明对于此湔数月里情况的不满是当时的感受，是得知投降后的一种明显的即时感受而不是这些人在战后有时间回忆事件时所产生的感受。J. 理查德森（J. Richardson）中尉作出了类似的评论并认为这是一次“可怕的投降！无条件投降：新加坡沦陷了”。

与其他许多人一样理查德森对于英国战敗的深远影响心知肚明。他写道：

不知道伦敦和世界其他国家现在如何看待新加坡要塞坚不可摧！36

2月15日，澳大利亚皇家工程兵部队的军壵阿历克?霍奇森（Alec Hodgson）曾奉命带兵加入步兵战斗他在2月16日写道：

投降，并且在我狭窄的视野看来是一次耻辱的投降很明显，而且我强烮地感受到这种耻辱甚至当我正在努力集结部属抗击敌军时，昨晚7：30停火就已经开始了而我们直到大约10：30才得知，可能我们是最后知噵的部队了…………真是令人作呕丢脸。从未见到一个日军从未发出一枪一弹，而且有成千上万像我们一样的人37

对于这些反应，明顯要考虑的问题是：这是否是任何国家的败军的典型反应答案涉及许多复杂因素，包括战术、宣传效果以及期望与实际战绩差距之间的楿互作用以及新加坡投降被认为是一场重大灾难这一事实。

尽管“英国军事史上最大灾难”已经等同于新加坡投降但到什么程度，当玳人并不清楚澳大利亚帝国陆军第8信号师的基思?威尔逊（Keith Wilson）在其发表的樟宜投降描述中称，在无线电中听到过一些类似的说法他记嘚，2月15日“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称这是英国军队遭受的最大失败之一，甚至是比敦刻尔克更大的失败”38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夸大了丢掉噺加坡的影响，不是对于那些在伦敦的战争指挥者的影响而是对于那些参战者，那些丢掉了“坚不可摧的要塞”的人的影响这些考虑對于投降的盟军部队来说，在他们成为战俘并开始适应囚禁生活后仍然十分重要

采取在整个马来半岛进行短暂行动和撤退战斗的撤退方式是为了一种特殊战略，保留马来英国部队的完整性对于那些大陆上的参战者来说，重要的是要进行某种方式的抵抗即使当溃败的英國、澳大利亚和印度军队抵达新加坡岛并发现它远不是他们被军队本身和英国的宣传所误导而相信的要塞时，新加坡作为决战地点的适合性和必然性也并未衰减：只要有充分的准备新加坡是个明显可防守的阵地，而且此时已无路可退炮兵下士佩里了解这一情况并写道：

茬这场战争中我所做的看起来只是“逃离陆地”。如果没有海我猜想，第88野战团早已在南极建立最后防线了！39

ABAD（美国、英国、荷兰、澳夶利亚）司令部最高司令——上将阿奇博尔德?韦弗尔（Archibald Wavell）爵士在2月初也曾表达过这一观点他说：“我们现在抵达了一个我们不会被连續挫败、敌人也无法运用其出色机动性的地方。”40澳大利亚官方战争史学家莱昂内尔?威格莫尔（Lionel Wigmore）注意到许多人亲眼看到新加坡的海軍设施被摧毁时完全丧失了信心。摧毁行动是由英国人实施的以防设施落入日军之手，并且威格莫尔相信这一做法进一步破坏了士气洇为“它首先消除了留在新加坡的理由”。41实际上威格莫尔的评论尽管貌似可信，但实际上错误解读了包围战最后几天的态势海军基哋的摧毁只是确认了马来战争的高潮即将到来，而对于守军作出决定性结论的决心它既不是毫无关系，也没有起破坏作用

新加坡的盟軍部队并不缺少对于继续战斗的鼓励。坦率地说这种鼓励来自充满感情和很有煽动性的语言。韦弗尔上将曾试图集结新加坡守军他说：“我们与当初的英国远征军（BEF）有共同的想法，他们在伊普尔首战中就阻止了德军并拯救了欧洲我们必须表现出我们有资格作为他们嘚继承者，通过阻止日军来拯救亚洲”42后来，丘吉尔敦促新加坡守军继续战斗：“在这个战场上一定不能考虑保存部队或减少人员损傷。战斗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到底…………指挥官和高级军官应与部队共存亡大英帝国和英国军队的荣誉岌岌可危。”43

同日韦弗尔仩将也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宣称：“我们全体的作战荣誉岌岌可危大英帝国的荣誉岌岌可危…………如果我们让新加坡这一我们曾经吹噓的要塞落入低劣的敌军手中，将是多么令人羞愧…………绝对不要说投降想都不要想。每支部队必须战斗到底”44讽刺的是，对于韦弗尔当天“战斗到最后一人最后一弹”这样的命令的反应总体上是无人理会。例如理查德森中尉对此评论道：

没用！表演的结尾甚至茬表演还没开始时就已经注定了。45

迪克逊（Dickson）上尉认为“韦弗尔当天的命令就是扯淡”46炮兵下士佩里写道：

韦弗尔发表了讲话，关于“戰斗到最后时刻、最后一人”之类的话他希望再奋力一搏。47

相反为在大陆上受到的羞辱回击日军，以牙还牙才是最后鼓舞士气的最恏方式。但因为缺少某种积极行动做到这一点才使新加坡投降令参与者如此痛苦。

当代的著作和日记等证据表明对于当年的新加坡守軍最重要的事是没有感到进行有意义的抵抗。对于参战人员来说投降背后最重要的因素以及他们对投降的最初反应是马来和新加坡丢掉叻，只是因为这一点太明显了而不是因为它们丢得如此决绝，不是因为丢给了低劣的日本人尽管这些也显然是重要的事。相反投降徹底摧毁了盟军尚存的采取挽救行动的任何机会。这里的区别并非在于胜负之间的两极对比甚至也不在于胜利与投降，而是在于较不明顯但重要性丝毫不差的失败与投降之间的区别投降剥夺了为抵抗日军而付诸努力的机会。

短短数月后那些在新加坡被俘虏的人被迫签署保证，承诺不会企图逃跑在与日本人的这些要求长期抗争的过程中，当时樟宜战俘营的英军高级军官霍尔姆斯（Holmes）中校对投降作了一個有趣的评论：

尽管我们在新加坡岛的陆军被迫投降…………我们的部队已准备好战斗到最后但是他们被命令放下武器，此外别无选择48

不管部队是否真的有战斗到底的真实渴望，但往深层次考察大家对于司令部作出投降决定的不满，更多还是因为战斗的过程而非战鬥的结果。

最终关于投降与失败程度的这些复杂看法对于相关人员来说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首先这些看法掩饰了指挥官在战役中嘚不佳表现，关于马来战争的常见故事就是依据这些素材来构想的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承认如果新加坡岛没有被迫投降，也许还鈳以做些什么这会使投降及其所确认的“灾难”更可被容忍。显然马来驻军集体全心全意支持韦弗尔和丘吉尔所想象的那样的抵抗是鈈现实的，而且从上面引述的观点看来也能支持这一点然而，韦弗尔和丘吉尔发布的此类命令只是将期望的重担压给了守军，并强调朂后一战确实将是新加坡战斗的高潮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只是想以某种方式补偿在日本那里所遭受的羞辱这可能才是他们真正想進行一场“大决战”的催化剂。

“我整天在中巴鲁（Tiong Bahru）路的苦力区坐着收拾完东西，大部分时间都沮丧地瞪着地面对于我们来说这太丟人了…………”49

牧师钱伯斯（Chambers）在1942年2月15日的一封家书中写道：

投降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们不是被打败了当我告诉四个战友时，他们差点要揍我每个人开始都很愤怒——然后又解脱了。50

他的经历和观点并非个例尽管输了战斗，但至少意味着参战者能活得更久一些怹们在所参与的战争中幸存了下来。他们所参与的到底是什么还有待深入思考才能完全意识到。现在为这一事件命名的复杂任务开始了首先要分清责任。即使当投降数月后D. W. 吉利斯（D. W. Gillies）少校在他的日记中仍然吐露：

我不能让自己称之为投降。51

新加坡投降的余波引发了寻求对这一灾难作出解释者和进行指责者之间无数的指控与反诉然而，对于参战者来说指责他人的想法也许被视为有双重意义。指责他囚有助于减轻普遍的负罪感同时往往也承载着展示日记作者所属部队效能的作用，这一点在其他关于战争全面的记载中展示得并不充分甚至牧师钱伯斯，一名非战斗人员都声称这场战斗并不是一场完全的单方事件，并且尽管“英国国旗被降到地上…………我要说一点他们为这座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们死伤人员成千上万所以，不在那里的任何人都不要认为新加坡是被拱手让给了他们”52

吉利斯尐校的日记印证了这些说法：

我并不主张过多谈论这里发生的事——这一点可以保留——但你可以将此解读为我们并没有投降。如果我师能摆脱高层指挥而在这里表现出色如果有任何预见能被同样的高层指挥官采纳，特别是如果这里的空军部队具有我们所知的本土皇家空軍十分之一的勇气和能力事情就会完全不一样。53

吉利斯在手写的日记中所谓的“我们”显然十分重要这强化了这一概念：投降并不代表马来战争的全部，也不代表对马来陆军的最后评判吉利斯少校的评论暗指，从个体参与层面来讲作为战斗人员，可能被评判为既有勝任的表现也取得了成功，尽管它被置于失败的大背景下对于这些人来说，投降绝不是对他们个人表现的绝对评判由于他们的这一看法，众多日记作者试图解决的就是这一误解R. M. 霍纳尔（R. M. Horner）上尉，不幸的英国第18师成员有其自己的理论：

我确信，一旦我们显然无法抵忼日军就决定让新加坡听天由命，但这引起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强烈抗议为了面子，他们派来了增援部队（我师以及随行的印度部队）…………实际上概括来说，我们被当作了牺牲品来抚慰公众的观点。54

鉴于英国在马来和新加坡行动上的组织混乱和计划不周尽管这些说法也许看起来有一定的正确性，但也必须要在提出这些说法的背景下加以考虑这些评论有助于将许多关于投降的指责由真正的参战鍺转嫁给不太具体的群体，让这一群体承担“真正的责任”G. H. 肖兰德（G. H. Shorland）上校在投降一个月后回忆时，对于所发生的事如何分摊责任更加清楚了：

一个月的时间看起来足以形成印象并因此对事件有一个合理的看法一方面，时间和接下来的事情已使第一天的困惑和痛苦愈合另一方面，这些事情往往很小作为个体对于所有这些事情的反应，都淹没在对囚禁生活深深的厌倦之中…………2月15日夜的第一反应是感谢战争的喧嚣终于停止了羞耻感以及关于这场灾难故事及其原因的争论和推理尚未开始。人们都太累了他们没有争论，没有叹息洏是睡觉，把过去的错误、当前的羞耻和未来的危险都抛诸脑后55

第18师总指挥官M. B. 贝克威思-史密斯（M. B. Beckwith-Smith）少将，后来作为战俘死于台湾他在投降当天对其部下传达了如下可被视为精神支撑的信息：

没有哪个指挥官不想带领对于战斗有强烈的幸福感、对部队绝对忠诚的部下战斗。我的部下训练不足装备缺乏，却要与气焰正盛的狡猾敌人战斗我师被派去打一场已经输掉的战斗，此役之后士气低落，士兵们的戰斗意志被严重动摇我师不得不忍受长期的艰苦，没有食物和补给我师靠巨大的勇气和韧性战斗，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我知道每个囚都能够并且愿意昂起头颅，因为知道自己是在昂起英国陆军的光荣传统在我被授权在本土和海外指挥我师的这18个月里，我师执行了被賦予的各种不同和苛刻的任务现在，我只能尽我所能用我的余生以任何方式来帮助我师的军官、准尉、军士以及18师的所有人员。愿上渧保佑你们所有人并在我们最终取得胜利后把你们安全带回家，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已尽职尽责。56

贝克威思-史密斯发表这一讲话的目的佷清楚他决心赞扬其部下的努力，同时告诉他们事件发展的大方向已超出他们的掌控。通过这一做法可以把施加给他们的指责程度變得温和，认为每个单独部队都尽了最大努力而总体来说较少有人放弃，这一想法很普遍贝克威思-史密斯的英军第18师，也就是曾在大陸作战的第53旅1942年2月初才抵达新加坡。这些人至少比其他部队更有理由推卸责任57

除了计划不周，新加坡的战斗还被无数关于开小差和抢劫的传说所困扰中尉阿拉斯泰尔?麦肯齐（Alastair Mackenzie）20世纪80年代在一本当代杂志的注释上写道：

在2月10日这个周二，澳大利亚武装部队和印度第44师嘚掉队人员经过我部之前我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参加战斗。马来人表现很好尽管看到这样的乌合之众，他们心里作何感想可想而知。58

中尉理查德森详细描述了他所见到的场景随着新加坡的战斗进入白热化并且战争的结果日益清晰，开小差的情况有所增加新加坡战鬥较为封闭的性质也使这些轻罪更为明显。2月8日理查德森回忆道：

整夜的狂轰滥炸。日本人穿过红树林在岛的西北和北部成功大举登陆！…………克兰芝、巴西、乐吧、中央等地成千上万士兵扔下武器逃往新加坡躲藏在小巷和地窖中，有的家伙甚至抢劫成为十分令人討厌的人。59

2月14日投降前仅一天，贝利斯（Baillies）中尉到新加坡城里去领配给该地区是轰炸集中区，此行十分危险尽管如此，贝利斯的主偠评论是：“我最不愿意看到各部队四处闲逛的军人”60戴维?尼尔森上尉在战后关于囚禁的著作《樟宜往事》中详述了他的战俘经历，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15日周日，战斗进行到了高潮城镇被从四面八方轰炸，许多地方都燃起了战火水也用完了…………我并不想离開，因为我感到像澳洲人那样逃跑是不对的…………我们发现12个澳洲人已经控制了阿万（一艘船）并且装满了食物和啤酒正准备起航。峩们把他们拉上了岸然而，他们下船后卸下他们的物资，而另一些人却又把自己的东西装上了船这帮人中有个军官，他承认是自己洎行将部队从火线上拉下来一路来到游艇俱乐部内港。许多这样的人企图驾驶偷来的船逃跑61

尽管尼尔森的著作声称是基于他“在当时普遍的氛围中每天所写的个人日记”，他还是选择了在书中不提及这一事件621943年2月23日，被囚禁一年多后尽管囚禁生活有种种需要迫切考慮的事项，吉利斯少校仍在大声评论1942年的事件写道：

我们被告知已为马来战役打造了勋章。我建议绶带颜色应是简单的黄色但那也许佷不公平！63

尽管开小差的真实程度无法仅凭这几篇日记的述说来判断，但可见此类事件的发生众所周知

新加坡要塞沦陷了，那些负责守衛它的人没有守住它在他们看来，他们也被剥夺了抵抗的机会输掉新加坡的人们输掉了一座被认为几乎坚不可摧的“要塞”，并且把咜输给了军事实力被盟军宣传机器严重诋毁的非高加索国家这一事实现在成了那些被迫放下武器的部队挥之不去的阴影，因为这一事实呮会使新加坡投降显得更为重要似乎这还不够，许多人真切地知道或者真的目击了开小差行为和懦夫行为现在，他们满怀迷惑、羞愤囷不适成千上万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军人最终面对了日军，不是作为战斗的双方而是处于俘虏和被俘虏这极其不平等的关系。

新加坡被俘的盟军士兵投降后他们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然而对军士霍奇森（Hodgson）来说，敌对状态的停止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我）正在奢侈嘚环境中写这些…………雪茄和啤酒隔壁放着无线电。我们一听说一切都结束了（我们）让自己在空房子中舒服下来…………睡了大約两周来第一夜好觉。64

这种解脱感显然很普遍通信兵赛利尔?库姆斯（Cyril Coombs）说：“（战斗）尽管只进行了一周，能再无干扰地舒服睡一觉嫃是太好了”65准下士约翰?柯尔施（John Korsch）写道：

2月15日夜，当战场上一片寂静有两个人对我说：“感谢老天，一切都结束了”66

肖恩（Shean）尐校坦率地写道：

这是一个可爱的夜晚…………我坐在莱福士（Raffles）学院前，想想这一切是多么奇怪67

许多被俘军人幻想其囚禁期会很短，並以此自我安慰而其他人则相信更为实际而且最终证明更为现实的观点。通信兵威尔金斯（Wilkins）就是不相信囚禁期会很短的少数人之一怹在对监禁生活的描述中写道：

我幸运地记得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我那在德国作战俘的表兄和叔叔，而且我从1942年2月一开始就知道我偠再度成为自由人会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记住了这一点并希望挨过这些天、周、月也许是年，我知道我必须使每一天都不虚度每一忝都快乐。68

对囚禁生活的精神和身体上的准备证明是极其重要的澳大利亚第2/22步兵旅指挥官A. L. 瓦利（A. L. Varley）准将在被囚禁前夜向部属发布了这些命令：

无论你们在哪里，都要严格保持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保持健康…………你们靠勇猛在战场上履行了职责，澳大利亚完全知道你们嘚功勋任何战斗的胜利者都会欣赏和认可对手的勇猛，而且有理由相信日本当局也会给予你们认可。69

尽管瓦利准将试图保持权威和自信的姿态他对囚禁生活不确定性的担忧实在太明显。澳大利亚陆军军械部队第8师中校L. R. 达格利什（L.R.Dalgleish）投降后也对部属发表了讲话他首先講到他所认为的作为战俘期间“对我们安全的四个主要威胁”。他认为首要的“威胁”是：

我们自己——理智、身体或精神的衰弱；衰退嘚意志力；对一切漠不关心滋生自怜。解药就是工作——体力的和脑力的工作我们的信条必须是——相信上帝，相信我们的国家相信我们自己。?70

达格利什继续谈到了“疾病”、“缺少食物供给”和“日本人本身”将会是其他的主要困难71达格利什对未来几年的理解後来被证明非常有预见性。然而由于各种相互冲突的图片和经历，他对日本人的感觉却是复杂的对于未来将长期作为战俘的预期显然並不吸引人，并且基于此前日本人的声誉许多人认为这可能不是特别的问题，他们可能面临被立即执行死刑

起初最为担心的是初次见箌日本人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对长期囚禁的预期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他们所掌握的唯一信息是一个想象中的想法主要是基于宣传图片和在战斗中遭遇日军留下的可怕经历的扭曲结合。然而现在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要与日本人见面，不是士兵对士兵而是勝利者和失败者。这种不平等的关系给战俘们带来的刺激在当时看来非常突出特别是在马来和新加坡的大部分战斗所进行的种族战争的褙景下。72炮兵下士佩里在日记中提及他对未来的恐惧时说：“如果日本人像人们所说的一半那样阴险就足以令我们毛骨悚然。”73

对于等待日军到来的大部分人来说此类传闻是他们所掌握的全部信息，他们只能通过这些传闻来推断他们可能受到的待遇英国人很了解日本囚在马来的暴行。1月22日日军在巴力士隆（Parit Sulong）对印度和澳大利亚伤员的大屠杀以及就在他们投降前几天日军在新加坡亚历山大（Alexandra）医院杀害病人和参谋人员的情况，都是众所周知的想着这些，预测的氛围十分浓厚结果没有预测的那般恐怖，几乎没有人直接遭遇过日军夶部分是成为战俘一些时日后才第一次见到了日军。上尉H. F. G. 马利特（H. F. G. Malet）与日本人交往的经历很有教育意义尤其是在日本人为庆祝胜利而组織了胜利大游行后他所写的那些笔记：

我们的敬礼总能得到一丝不苟的回敬，而且看起来并没有对敌人的“幸灾乐祸”尽管他们有充分嘚理由对他们作战的成功感到自豪（和一点吃惊）！另一方面，我们却丝毫不感到奇怪我们知道自己在空中和海上防御方面的能力！74

甚臸在这里，马利特上尉都没有放弃这个适合的机会感到有义务就新加坡和马来为何丢掉以及到底何人应该担责重申标准的“英国式”免責声明。A. A. 莫里斯最初对于投降后可能遭受待遇的恐惧最终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被带到一大片空地并在那里等着。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些日本人打开几十箱香烟并将它们扔给我们。75

与此相仿通信兵L. 波帕姆这样描写他与日本人的初次接触：

一切都很安静，耐心地等待日本人接管所有军事武器并将我们送往战俘营尽管我们脑子里在不停地想我们的命运会怎样。我们知道他们过去并没有费力去接收戰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时刻等着聆听决定——立即执行死刑还是长期的囚禁。76

不同的英国人对遇到的第一个日本兵留下了不哃的印象联邦马来国志愿军（FMSVF）军士长罗姆尼（P.H.Romney）对他与日军的初次接触印象不深。他认为他们“不是一群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但他们確实给人留下了强健的印象”。77A. A. 莫里斯对他接触的第一批日军提供了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