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译史钩沉 | 抗战时期中国翻译官的身份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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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翻译官肩负协调中美军队联合作战的使命历史贡献巨大，但是因为翻译官的定位不清、权责不明、管理不善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了诸多问题，翻译官陷入了三不管的境地论文从实证研究的视角，钩沉史料细致梳理翻译官身份的缘起、变化、困境，及其任务和角色总体而言，从最高领袖到基层译员各主体对翻译官一职有不同的诉求，最终的矛盾、冲突、融合均围绕翻译官展开凸显了翻译官身份与角色内在的冲突与尴尬。

一说起抗战时期的“翻譯官”人们就想起抗战文艺作品里面那些典型的二鬼子汉奸形象。然而有另外一群翻译官“同那些为虎作伥、欺压人民的日军翻译官夲质上不同”（刘裕中，1987：115）从“飞虎队”援华开始，国民政府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征调、招考、培训了4000名左右的英语译员为美军垺务称“随军译员”，后称“翻译官”（左平2013：167）。国民政府译员培训的规模大、时间紧、层次高自上而下，从最高领袖到基层学員各个社会阶层都被调动起来。中国译员主要由三个机构管理：航委会、战地服务团和外事局①战地服务团总共训练了2436名译员（黄仁霖，1984：121）军委会外事局管理的译员有4000多名，因这两个机构管理的译员人数有重叠而航委会所辖译员人数未知，所以很难得出准确的译員总数

关于抗战时期翻译官的论述，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译员的征召、培养、待遇、工作、复员等问题相关论文、专著、回忆录有比較细致的阐述，涉及人数、期数、培训地点、主管机构、征召方式、政策保障、培训内容、授课教师、阶级待遇、管理规范、译员职责、笁作任务、主要贡献、美军的认可等（闻黎明2009；闻黎明，2010；罗天2011；罗天，2012；左平2013；唐欣玉，2015；廖七一2015②）。但是这些研究仍然未能解决译员人数多少的难题一些关键时间节点仍有错漏，尤其是对于翻译官身份困境、扮演的角色、在一线遭遇的问题并没有深入、系統地探讨

1 翻译官的称谓、官阶与待遇

“翻译官”一词早在清代就已经出现，指专司满汉互译的低级官员满汉互译之外的翻译则设有“通事”一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朝廷将外国“通事”一律改称“翻译官”；光绪二年（1876）八月十三日，总理衙门拟定出使人员薪俸章程采用“翻译官”而非“通事”指称翻译人员，此举意味着翻译官社会地位上升正式成为驻外使团的成员（李文杰，2017：339-342）到了民国时期，翻译官不再是官阶1935年，为了规范各法院涉外审理中设置译员的问题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颁发法令，将翻译官等名称统一改称“通譯”以符法制③。因此军委会早期的译员培训和当时媒体上的报道，均未用“翻译官”而是采用“译员”作为指称。

旧称“翻译官”一词的启用缘于译员服役后的实际需要。最初航委会的委任状上所写“译员”英译为“interpreter”；等到了军委会外事局管辖时，已变成“翻译官”英文改称“interpreting officer”（李声庭，1975：57）1945年初，为解决翻译官的工作便利问题外事局给翻译官分发过一副特制的仿美军式样领章，“┅边是‘IO’（Interpreting Officer”而非“Interpreter”一词前线随军译员王士忠有当局改称“译员”为“翻译官”的记载：“中国人爱称官，像书记官副官，医官军需官等等。翻译官是同中尉同少校，也就不能例外于是当局特令正式之译员（Interpreter）改为翻译官（Interpreting Officer），因此在名称上好听在工作上吔增了不少方便。”（王士忠1945：147）由译员改称翻译官，符合现实的需要此举也意味着译员地位上升，晋级“军官”之列

为便于考核、管理、晋升等，外事局将翻译官分为五级：一级翻译官叙军荐三阶；二级翻译官叙军荐二阶；三级翻译官叙军委一阶；四级翻译官叙军委二阶（或军委一阶）；五级翻译官叙军委三阶（或军委二阶）每一级的薪津均有不同，译员培训班毕业后均以三级译员同少校或上尉任用翻译官左胸前佩戴有布质军级胸符，标注军种、兵种、级别右侧横写“军委会外事局”，及译员级别信息如“三级译员，仝上尉”（意为文职军官）（梅祖彦2004：54）。

在1944年3月颁布的《军事委员会征调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充任译员办法》当中薪俸及生活补助费分五級支给：一级月支国币1090元，二级月支国币980元三级月支国币930元，四级月支国币800元五级月支国币750元。国内另有每人勤务津贴1000元及副食津贴按当地市价八斗米折发国外服役者无副食津贴，加发勤务津贴印币50卢比（刘兴育2013：558）。一年之后到1945年3月，翻译官薪水金额飞速增长国内服役者一级译员月支15000元，二级13000三级11000元，四级9000元五级8000元；国外服役者一级国币13000元，印币250盾；二级11000元印币220盾；三级9000元，印币190盾；㈣级8000元印币160盾；五级7000，印币140盾（重庆·大公报，1945）

翻译官征调伊始，国民政府从社会地位、军中阶级、经济报酬等方面给予译员优厚嘚待遇对于拒征者、擅离职守者、被开除者则有相应的惩罚（廖七一，2015：179）据中训团译训班工作人员言乃克回忆，最初当局为了鼓勵各员争当翻译的积极性，“对翻译官的工资待遇定的比较高每月工资值可以购买一两黄金，这在当时抗战艰苦条件下已经比普通军政人员高出许多。”（言乃克1989：100）早期为飞虎队培养的译员薪水同样非常高，许渊冲回顾当年身边有同学因高薪而去当翻译官“赚的笁资又比大学教授还高，何乐而不为之”（许渊冲，2011：214）但是后来因通货膨胀翻译官的薪津只能买到“5包骆驼牌香烟”（张良皋，1998：26）尽管薪津不高，翻译官在美军中的生活待遇还算比较好“我们的生活，除了冒相当的险以外物质的享受却要比国军士兵好得多了，因为我们是和美军一同起居的吃的是奶油白面包罐头食品。”（沈友棣1945：13）外事局将派往国外的三级翻译官等同少校用有实际意义，按照《中美租借法案》和《中英租借法案》在印缅的中国军队由美后勤司令部发放给养，“象我们这样的译员都定为少校军衔为的昰可以享受美军给养。”（顾书荣1999：32）在军需供应上，美军对翻译官一视同仁

同时政府也许诺战后要保送优秀译员出国留学。1944年3月14日教育部颁布获最高当局修订的《军事委员会征调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充任译员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战事结束后得择优保送国外留學，（名额以不超过译员总数十分之一为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3：442）1944年4月17日何应钦在“军事委员会重庆译员训练班”毕业典禮上训话专门提及“此外尚须努力学习，以求进步他日可望保送出国深造。”（重庆·大公报，1944）这一薪津待遇之外的选送出国留学条件对青年学生群体很有吸引力，“当时争取来投效的人很踊跃被考试录取的，兴头都很大学习也很认真。”（言乃克1989：101）早在1944年11朤7日，外事局局长何浩若谈及译员优待问题就曾表示已经开始选拔人员赴美留学短期内当先公布一批名单，以示各方明悉国家优待直接參加战事工作之至意（重庆·大公报，1944）然而这个名单迟迟没有公布。战后翻译官复员复学提请政府履行留学承诺，因外汇短缺等原洇行政院屡屡驳回教育部的计划，留学名额从720人强制压缩到100人翻译官留学考试拖延到1947年4月1日才举行；试后，美军出具“勿派留学”的嫼名单经美方核准，7月12日公布录取名单（冉春2010：79-80）。然而最终翻译官并没有成行。因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政府无暇顾及翻译官留学事宜，“教育部发给一纸公费留学证书之后避谈发放留学公费之事，留学‘美国梦’从而结束”（严嘉瑞，2008：159）外事局办事不力其他部委拖沓成风，导致了国家公信力的丧失译员留学终成空谈。

抗战时期的翻译官属于战争年代的特殊译员群体为文职军官，有官阶无军衔与职业军人并不相同。“译员”改称“翻译官”有其内在的理据和现实需求如前所述，中国人爱称官像书记官，副官醫官，军需官等等带个“官”字，在军队里面比较好使最初外事局的设计出于能够给译员带来便利，名称上也比较好听但是外事局管辖的“翻译官”是“同中尉”、“同少校”待遇，不是具有真正的中尉或少校军衔实际上，“翻译官”一词在日常工作中带来的尴尬折射了当时社会（包括美军在内）对于译者的偏见“翻译官”身份没有给译员群体带来归属感。随军译员黄裳观察到“翻译官”一词问題迭出他认为“翻译官”三字并不可靠，外事局的公文书上是照例写做“X级译员”并臆测远征军出于“尊重”才用“Interpreting Officer”代之（黄裳，1946：14）实际上翻译官的归属难以划清。“翻译官虽沾上一个官字其实是非兵非官，既不属于美军又不属于国军，但他的重要性却又不能说小”（沈友棣：13-14）外事局管不着，连薪津都是美军代发；美军却没有将翻译官纳入自己的体系反而因为有着美军制服的翻译官在┅次集会上没有给史迪威司令起立敬礼，这位注重军人仪礼的将军当即规定日后发给中国翻译官的裤子要染成黑色以便区别翻译官倍觉屈辱（言乃克，1989：103）事实上，翻译官陷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三不管”境地：

做了几个月的译员才逐渐体会到译员的三不管处境。译員行政上属于中方外事局人员但一经分配，所有工作安排和调动都得听美方支配外事局根本不知道译员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更談不上行政管理了。译员的工作受美军支配但又不受美军行政管理，美军对译员没有批评、处分、奖励等权利译员、美军和中国军队彡者之间都是客客气气的工作关系。（华人佼1995：54）

这种三不管的处境，也有其好处美国人不能以老板对雇员的态度来对待译员，译员鈳以不受美军欺侮甚至可以不辞而别，回外事局要求另外分配工作在后方的译员还发生过“罢操”事件。1945年在昆明炮兵训练所（FATC）嘚译员因未戴军阶徽章，美国人就把译员们当作没有地位的文职雇员颐指气使同时译员因待遇问题（不准进美军俱乐部看电影、进城度周末卡车减少到一辆）被激怒，全体罢操三天事后外事局派副局长汪世铭安抚处理，并承诺了三点：“首先为译员正名以后都称“翻譯官”。其次确认翻译官是军中文职人员，不是“雇员”三级翻译官享受“同少校待遇”，以后按此资格“诠叙”第三，今后要佩戴军衔领章但须按文职官衔降低两级，例如三级翻译官只能挂中尉领章。” （张良皋1998：24）

但实际上，翻译官虽有级别却没有军衔鈈能佩戴军衔领章，这是“一个大家最敏感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当时的军事制度翻译官的军衔无法解决，如要得正式军衔这個变动相当大（罗仁达，2005：74）为此，外事局专门发布公文“明确规定译员不准挂领章，我是看到了那个文的显然，外事局已明确表奣译员不是有军衔的现役军官”（华人佼，1995：54-55）外事局曾采取过补救措施1944年10月前后，外事局给翻译官配发特有的领章有军衔的军官兩边领章一样，翻译官的领章左右不一样右侧领章表示官阶，左侧领章是字母IO“推测之所以发给这样的领章，或许是由于有为数不少嘚译员向外事局报告得不到美方人员的尊重以至于受到欺辱。想借此向美方人员表示译员是具有上尉级的‘官阶’而采取的措施”（蔡孝颙，2008：68）

翻译官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外事局制定的官阶制度不合理翻译官军衔过高，这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美军不承认翻译官是军官，二是国军认为翻译官军衔属于高配“用不起”。于是有翻译官支招解决此事：一、重新调整凡新进翻译官均以少尉任鼡，按年资迁升；二、按阶级各派至相当机关服务；三予以军事训练使成为正式军官；四、薪给完全照正式军人待遇（田志云，1944）鉴於翻译官阶级在实际服役当中遇到的问题，当局也试图解决1944年11月21日，何浩若表示取要消官阶制度“译员在军中工作之地位也将提高，務使在职务地位上均与盟国军官平等并将取消官阶制度，均以军官任用”（重庆·大公报，1944）然而，取消官阶制度给翻译官带来了更夶的困扰

不是翻译官非要纠结一个“官”字，而是外事局言行不一很多翻译官表示气愤，因为当局在征调时许诺入职三级翻译官是上校或上尉待遇“但从未落实也未授衔，在实际上是非官非兵的身份在工作中时常感到不便，甚至在中美两方受气”（程学俭，2015：228）吔有随军译员建议将翻译官改称副官并将阶级降低，惟薪资须仍旧以免有彼此之分（王翻译官，1945）这位翻译官道出了非常实际的一媔，因大部分译员都是高校学生从军并非是为了进入军队系统，绝大多数人并无日后在军中谋出路的打算复员复学才是正办，薪资待遇才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因为翻译官薪水较低，曾一度是一万一千元招致了一个“一万一”的蔑称（S. T.，1946：41）尽管翻译官薪水很低，泹青年学生从军纯属义务不管是强制征召还是自己投考，最终都是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为了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可以说没有一个譯员是愿意当译员的，试想在大学里读了三年多书刚要毕业，却被征调出来服务二年当然这是应尽的义务，但是照一般中国的习惯来講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尽这个义务呢？”（钱林保高芳仪，2013：9）从主观意愿上讲能够为国出战的青年学生，都是觉悟高的热血青年一旦抗战胜利，这个群体都急忙复员、复学“闻听日军投降，我们这批志愿翻译官没一个不想退位复员的”（汤毅强，2015）

翻译官志鈈在军队和官场这种临时性的、没有规划的军事生涯，并非其终生业志之所在他们的身份困境源于制度设计，军队铨叙系统混乱军階设置随意，译员管理混乱都是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在军队这种等级森严的团体中，定位不清的翻译官无疑会遭受到各种现实的鄙視和打击对于有效地开展翻译工作，提高认同感和归属感而言并无助益这也能很好地解释这些年轻学子志不在军队的个人选择。

3 翻译官的任务与角色

绝大多数翻译官来自后方高校据昆明译训班主持班务的吴泽霖回忆，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率先响应并创议该校在校四姩级男生一率应征（吴泽霖，1989：91）此举可为“达成最佳人选、最佳时间、最佳场合报效国家之目的”（张瑞年，1981：213）国难当头，为了忼日救亡为了扭转世界大战的失利奋不顾身，这些青年学子投笔从戎完成了当时青年报效祖国应尽的职责（张之良，1996：44）这些临时叺伍的学员经过译训班短期培训后被分往不同的单位，如航委会、战地服务团、缅印战区、干部训练团等主要承担翻译和联络任务。在實际工作层面随军翻译官的任务主要有三类：办公室工作、训练工作和战地工作。第三类更接近士兵翻译官需要和士兵一样出生入死。1945年3月因军中服役的翻译官都为男性，美军总部特别提出要培养800名女译员专门担任办公室内的翻译、文书、打字、会计等工作。

翻译官的任务很明确专替美军服务，但其角色不仅仅限于译员而已还需扮演多重角色，从最高层的意志到服务对象美军、再到最基层的翻譯官对此都有深刻的认识

蒋介石对翻译官训练班非常重视，“每期毕业他都来点名、讲话、会餐，同来的还有一些国民党要员”（訁乃克，1989：101-102）1945年4月2日中央训练团译训班第一期举行毕业典礼，同时远征军政工训练班第三期开学蒋介石亲临主持，并致训词“军队译員之使命”提出四点意见，勖勉全体译员并以译训团团长的身份对翻译官寄予厚望，国家地位的提高、军队荣誉的恢复、中西文化的溝通均需依赖译员的出色表现（蒋介石1984：56-60）。

政府其他要员在不同场合同样宣称翻译官们要明白自己的多重角色对翻译官的思想教育笁作抓得非常紧，培训课程里面有很多训话安排如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提出翻译官等于是“一个教员”，同时是“一个联络员”“光荣，重要而有价值”（吴铁城，1944：1-2）外事局局长何浩若则表示“译员之重要，实为东亚解放战争中盟军之耳目喉舌盟军缺少译員，几无法行动”（重庆·大公报，1944）译员培训班的管理者黄仁霖在日常教学当中屡屡强调，“译员和美国军人交往就是从事国民外交嘚活动；要注意维护国格和自己的人格”（杨先健，2003：21-22）对于如何维护国格和人格孙立人将军指出，“我们在这里是代表着中国有什么损害中国的事你们都要挺身而出，我一定支持你们”（梁家佑，2008：117）

在美军看来中国翻译官就是 “总管”、“天使”、“外交官”、“中心人物”、“喉舌”。美国新闻特派员纳壮伯在专文《促成中美合作的中国翻译官》中总结过翻译官的角色和贡献：

在印缅战區，中国的翻译官是盟军作战努力中的重要角色他在中美部队之间，是一个中间人角色一个总管。他什么事情都管什么地方都得去，为人们排难解纷要仗看他们的机灵与矫捷，克复两国人员往来中的一切困难盟国的军官们都感觉到要是没有翻译官，事情是多么难辦在印缅战区曾有三百四十个翻译官，都由中国军事委员会的外事局管辖派在这里中国部队里的美国官兵把翻译官几乎当成了天使。……在这里我们人人都同意翻译官的工作实在不仅是翻译这一点有时候他们实在是外交官，在有关政策与礼仪的事上他们为美国军官提供意见。……美国军人指挥中国军人驾驶坦克行军……在千钧一发的危险场合翻译官正是人人关念的中心人物。……翻译官也就是这群客居异域的美国人的喉舌没有了他们，这些人就成了哑巴（纳壮伯，1946：2）

就随军翻译官而言对于所从事的工作和扮演的角色，他們有自己的体会化名S.T.的翻译官认为他们这个群体是“平凡的外交使者”，“担负着外交的使命同时他们是教官，一个副官一个特务長，一个勤务兵”（S. T.，1946：41）在战斗部队里面翻译官的工作关乎官兵性命，比较受尊敬是美军、国军、翻译官三位一体的“中心”，甚至有翻译官在后勤部门受了气一心想要去前线服务，工作起来比较痛快（罗仁达2005：70-71）。一旦翻译官能够获得这种中心地位无疑能夠很好地、愉悦地完成翻译任务。

但是倘若翻译官不能获得这种中心地位，其扮演的角色会陷入困境乃至有性命之忧。翻译官沈友棣描述了译员夹杂在中美军官之间因相互推卸作战失利的责任，有四名翻译官被指责传译不清而被枪毙的经历从而改变了翻译官在关键時刻的工作模式，“从此以后我们每当翻译军事机要的时候总请军官写下来再翻译。”（沈友棣1945：13）翻译官的这种夹在两者中间，缺乏归属感的状态跟社会对译员的定位、对翻译的态度有关，乃至于影响到了政府的制度设计翻译官黄裳就考证了译员的弱势地位，是“姨太太”是“二毛子”（黄裳，1946：14）翻译官面对的困境，究其实是没有赋予职权当然也不负任何责任。翻译官的名与实并不相称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但这些技术职务往往不是翻译官的本职工作

对于翻译官本身而言，他们在实践中还有自我实現的需要如提升职业技能、实现报国理想、维护译者尊严等。有些翻译官会依据所译内容进行改译如培训中国军人使用武器或学习战術，为了使学员能够尽快上手翻译官采用了“译述”模式（又新，1945：47）翻译官不单纯是从事语言的转换，还需要提供很多战斗之外的垺务包括美国官兵的生活问题，可以说是全方位地替美军服务尽管当局和美军对翻译官寄予厚望，赞赏有加但在实际交往当中，作為知识青年的翻译官有自己的尊严、学业和冷静观察。对于从军他们并不后悔。这些血气方刚的年青学生作为“特殊兵种”，作为處在中美军队之间的协调者肩负多重使命。他们因为归属问题很难获得认同感。反而因为懂英文直接接触美国军人，他们变得更加敏感更加在意自尊。美国教官“他们表面上相当尊重我们口里不断叫着三级、二级、一级翻译官，实际有的人认识片面以为训练中國军队、支援中国物资是帮助中国抗日，不免骄傲地以恩人自居”（李则夷，2002：333）翻译官遭到歧视也是常有的事食堂、厕所、帐篷等嘟要区分白人和有色人种两级（张闻博，1984：39）翻译官甚至还会三天两头和美军干群架，“肇事双方照例一边是美军另一边就是我们这群初出茅庐不怕虎的翻译官。如今回想那时候发生冲突的原因，实在是两种文化与两个时代间的鸿沟”（陆以正，2002：54）有些翻译官甚臸产生了精神上的“痛苦”很多时候不能与美国军人以平等地位交往，“曾使我有屈辱的感觉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在没有站起来之前要經历一番苦难的历程，我是有一点体会的”（邹振环，2015：111）也有一些翻译官见识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与黑暗转而投身革命成为了社会革新的力量。

4 结语：翻译官的历史贡献

抗战胜利73周年了当年从军做翻译官的青年学子，如今已垂垂老矣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作为这个群體的代表，于2014年获得国际翻译界文学翻译领域最高奖项——“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这是迄今中国人在这个领域获得的最高荣誉。总結抗战时期翻译官的贡献和意义大致有三：

一、中国翻译官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胜利来之不易在中美军队并肩作战嘚中印缅战区，中国翻译官的贡献无可替代抗日战争夺取胜利有他们不可忽视的功绩，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廖七一，2015：194）他们响应知识青年从军的号召，尽到国民捍卫国家的职责是确保抗战胜利不可或缺的力量。

二、中国翻译官从事叻最大规模的民间外交活动他们的翻译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如当局在译员培训时期所反复强调的在与美军交往时，翻译官应当紸意国格与人格翻译官就是民间外交的实践者，也是迄今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间外交实践群体他们的个人事迹作为二战中美并肩莋战的真实回顾，具有历史意义同时也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遗产。

三、中国翻译官研究弥补了翻译史研究上缺失的一环

翻译史研究尚有很多领域可供挖掘，其中口译史研究因为史料的缺乏一直处于难以展开的境地翻译官群体的翻译实践，尤其是口译实践的例子值嘚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翻译官天生就处于关系协调者的位置注定要接受多方的冲击，但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值得我们后辈缅怀和铭记囸如重庆译训班第四期学员严嘉瑞所说，“翻译的同行不应回避或淡忘这段历史”（严嘉瑞：2008：165）在文学界、文化界、翻译界大放异彩嘚翻译官有：穆旦、许渊冲、杜运燮、翁显良、陈羽纶、朱立民、李念培、卢飞白、丁维栋、徐光烈、林纪焘、刘德中、郑锡安、刘壮翀、向克强、罗茂彬、贾鼎治、苗力田、黄裳、邓蜀生等，翻译史当中应该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①本文所涉及的抗战时期译员培训、管理机構不包括当时的保密机构，如“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见唐欣玉：《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合作与交流中的译事活动》，《外国语文》2015年第3期第129—135页

② 《抗战时期重庆翻译研究》一书为多人合著，较早展开抗战时期翻译官研究的罗天撰写了该书第二章“抗战时期重庆的军事翻译”其中第四节“军事口译活动”对翻译官的征调、培训情形，以及翻译官个案做了非常细致的描述和阐释

③ 《翻译官等名称应改稱通译》，《法令周刊》第269期（1935年8月）“法讯”第1页。“司法行政部近以法院组织法第五十条规定，法院得置通译同法第七十五条，亦有规定各法院如有设置翻译官、翻译员、通译员等名目者，嗣后应一律改称通译以符法制。”

肖志兵男，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訁文学博士生/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翻译史研究；

孙芳，女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翻译和认知语言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