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为高翔写一部长篇小说，虽然这是件很难的事情，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来做，但我想我能够坚持下去并完成的。下面是刚想到的小说开头部分的其中一小段：
　　与高翔的初次见面之后，我便开始忙于找工作，没有与她联系。一方面，我疯狂地在网上投递简历；另一方面，我又给全国各地的同学、朋友、前同事们打电话，请他们帮忙介绍工作机会。转眼间，两个星期过去，我依然没有接到任何应聘通知。又听别人说现在留学生不如以前吃香了，有不少留学生回来，半年也找不着合适的工作，只能待业在家，被人戏称为“海带（待）”！我担心被附近邻居问起工作的事情，所以不好意思出门，只有尽量窝在家中。白天昏昏想睡，晚上倒是睡不着，一次次上网打开邮箱，期待能看到应聘邮件，却又一次次失望，心情好像小孩子的吹肥皂泡，刚在空中漂了一会儿，还没升起来就很快爆裂，只留下莫名的惆怅。
　　偶尔也会想起高翔，甚至心底会升起约会她的冲动，可却怕从此惹上麻烦，又犹豫起来。然而寂寞如一堆枯草，冲动的火苗一旦点燃，便不可收拾，仿佛在心里燃起了浓烟，渐渐地在身体里膨胀，整个人都因此而愈发坐立不安。后来实在忍耐不住，我把电话拿起来又放下去，放下去又拿起来，最终还是拨通了高翔的电话号码。
　　“喂，请问是高翔吗？”我的声音有些底气不足。
　　“你…，你终于想起我来了啊！”高翔竟然听出了我的声音，“还以为你不会再找我了呢。”
　　“我…最近一直忙着找工作呢，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硬着头皮撒了个善意的谎言，接着说道：“明天是周六，咱们早晨一起去江边吃牛肉面吧。”
　　“好呀好呀。”高翔在电话那头显得有些兴奋。
　　“早晨八点半，我在你家楼下等你。”我知道高翔家就住在市里的xx大院。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有大亮，东方才露出鱼肚白，晨曦的火焰正一点点地撕开黑色的幕帘，空气中还弥漫着初春拂晓的寒烟。我开着车刚到xx大门，就看见高翔从门口的传达室走出来，远远地向我挥手。她穿着件枣红色的呢子大衣，一头波纹的黑发飘蓬在脑后，脚上穿着黑色长靴子，没几步就已经走到了车前，我连忙打开车门让她上来。
　　“外面有些冷，所以我在传达室里面等你。”高翔边说边坐在了副驾驶的座位上。
　　“系上安全带吧。”我回国后还是保留着在国外养成的驾驶好习惯。
　　高翔没有拒绝我的建议，顺从地系上了安全带。我不想开快，慢慢地在清静的大街上行驶着，两旁的房屋模糊地划过，偶尔能看到几个穿着校服的学生骑车前行，响起几串清亮的笑声，又很快消失在带有寒意的空气中，连点余音也不留下。我摆着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高翔也安静地坐在旁边没有说话，车里只有我们两人有规律的呼吸声交替地响着。
　　行驶到沿江大道的时候，眼前的景象开始热闹起来——沿江大道很宽，靠江的那一边是江堤，现在已经加宽修了风景带，除了错落有致地种着高高矮矮的树之外，还修了不少花坛和凉亭。远处可以看到钢铁结构的大桥，是公路铁路两用的，虽已历经几十年风雨，依然坚固耐用。这座大桥比我的年龄大很多，它对于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而言，是所剩无几的“有历史”的建筑之一，至少承载了三代人的记忆，所以已经演化成了本地人心目中“有感情的”地标，而不再只是件用于交通服务的桥。我们这些在外漂泊的游子，不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看到显现这些地标的画面，心就会立刻脱离躯体，瞬间就飞回了故乡，而且难免还要带出几滴游子泪。一撮一撮的大妈们，在江堤上亢奋地跳着广场舞，音乐声音放得很大，混合着江里行船的汽笛声以及远处大桥上不时而过的火车轰鸣声。如果是在其他地方，我肯定会皱起眉头，低声嘲笑这种中国大陆独有的嘈杂，嘲笑大妈们白天黑夜持续扰民的素质，但当这种嘈杂声的背景换成家乡熟悉的画面，我却没有办法恼怒，反而心里泛起了淡淡的亲切。
　　沿江大道的另一边，零星伫立着几栋居民楼，有些是新开发的楼盘，有些则是多年以前的老楼房。那些供应早餐的牛肉面馆，就开在老楼房的下面，一家挨着一家，门口停着不少汽车。高翔说每天早上都会有不少人开着车来吃牛肉面，生意火爆极了，她边说边引导着我将车停在了其中一家牛肉面馆的门口。这是一家没有装修的简陋的小店，店里店外摆了好几张小桌子，已经坐了不少人，另外还有十几位顾客在柜台前排队点单。高翔说她去点单，让我去靠里的一张空桌子坐下等她。等了好一会儿，才看到伙计端了两碗面走过来，高翔手上拿着筷子跟在后面。
　　“快点趁热吃”，高翔在我对面坐下，把筷子递给我。
　　“吃个面还要排队”，我一向是鄙视中国人为了吃饭而排队，所以说话便有些愤愤然。又抬起眼睛望四周扫了一圈店里的顾客，那些人都没有因为排队等候了挺长时间而面露不悦，正不停地用筷子夹起碗中的面条一趟一趟地往口里送。我也顿时有了胃口，开始搅拌起碗里的面条。刚夹了一筷子准备吃，就发现对面的高翔在看着我笑，当我们的眼光碰在一起，她的脸突然红了，连忙把头低下去，装作若无其事地开始吃面条。我的心里禁不住砰砰地乱跳，一边把面送进口里慢慢地嚼着，一边望着她的脸出神。高翔长着一张端正的圆脸，让我想起从小听的评书中所讲的“面若银盆”。脸上还有两个浅浅的酒涡，眼睛虽然不算很大，可是活泼温柔。她没有化妆，也没有涂口红，透露出年轻女孩特有的素面的光泽，甚至还能隐约看到一些像少女一样的细微的汗毛，这又让我联想起了“开脸”。
　　“你看啥呢？”高翔抬起头，脸比刚才更红了。
　　我从漫无边际的思绪中惊觉过来，没有回答她的提问，只顾低头猛吃。刚吃完坐起身子，高翔就递过来一张餐巾纸，我接过来擦着嘴，挥手招呼伙计：“买单，多少钱？”
　　“刚才在柜台已经买过了呢，”高翔笑着对我说，“这里是先买单后吃饭的。”
　　“啊…啊…,”我虽然在国外呆了好几年，但还是不习惯吃饭由女孩子买单，“那…我们去江边走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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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还没更新。
　　等　　更
　　还没更新
　　我们走出牛肉面馆，天空已经变成了明亮的浅蓝色，丝丝缕缕的白云好像洁白透明的纱巾，再也无法阻挡太阳肆无忌惮地把它的光芒射向江面。江水欢乐地喷吐着白沫，一波一波拍打着钢筋混凝土江堤，然后又反弹回去，形成闪闪发光的金色的浪花，义无返顾地起此起彼伏，一直延伸到云水相连的淡淡的天边。　　我和高翔并排站在江堤上的护栏前，被江风吹拂着头发和衣服。她不停用手整理着长长的头发，以防止被吹得过于凌乱，而我早已沉浸在了眼前的美景之中，甚至忘记了身边还有个女人。　　我想起少年时，每到夏天炎热时节，江边总会聚集起一群群的避暑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穿着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泳衣泳裤，有的拿着专门买来的游泳圈，有的干脆抱着充气的废旧汽车内胎，从四面八方来到“母亲河”，享受她所给予的清凉的庇护。　　爸爸那时候正当壮年，每年都会参加市里举办的渡江游泳活动，但他却严令禁止我们这些小孩子到江里游泳，因为经常有不幸的“游客”在江中溺亡。　　我从小就怕死，不敢随意违抗禁令，但在暑假期间，也偶尔会抵挡不住水中欢乐的诱惑，跟着哥哥以及其他几个年龄较大的邻居孩子，偷偷摸摸地到江里“寻欢”。游完之后，我们会在太阳底下不停狂奔，直到头发全部晒干，才敢慢慢悠悠地回家。然而爸爸长了一副“火眼金睛”，他往往能看出破绽，用指甲在哥哥的胳膊上轻轻一划，顿时会出现一条显眼的白线，然后爸爸便满脸怒气地质问：“你们白天是不是去江里游泳了？”我一般都会经不住拷问，马上叛变，如实向爸爸承认错误，接着哥哥就会受到严厉惩罚，而我因为“坦白从宽”不予追究责任。　　时光流逝，人生弹指一挥间。我睹物生情，忍不住长叹一口气，对着江面大喊：“逝者如斯夫！”　　高翔站在我旁边，可能是被我的突然举动吓到了，急切地问道：“你怎么了？”　　我没有理她，仍旧望着江面发呆，过了几分钟，才扭过头对她说：“我们今天真早，平时我是很少早起的。”　　高翔接过话：“我每天都很早起床，我妈说早起早睡身体好，而且早晨的空气多清鲜啊……。”　　我听着有些扫兴，感觉老这么站着没有多大意思，便找个由头说：“风挺大的，吹得有点冷，我们走吧。”　　高翔没有领会到我情绪的波动，兴致勃勃地提议：“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就在对面老房子那边。”　　我犹豫了片刻，想想回家也没事可做，只好答应了她的请求。 　　她带着我穿过沿江大道，回到吃早餐的牛肉面馆附近，然后向前走了几步，钻进了两栋旧楼之间的一条毫不起眼的小巷子，好像是墙上突然开了个大裂缝把她吸进去了一般。我正纳闷着呢，她又从巷子口走出来，向我招了招手：“跟我来呀。”　　我走进小巷子，那其实连巷子都算不上，就是两排楼房之间空出的间隔，只可以容纳一人通过，伸手可及两边光秃秃的水泥墙壁。高翔在前面走，我紧紧地跟在后面，两个人离得很近，因为我担心她会像刚才那样突然消失在某个楼缝中间让我找不着。另外我还不时地低头看路面，害怕路上会有楼上丢下的垃圾或者脏水坑被我踩到。　　正这么走着，高翔也许是想看看我是否跟上了，猛然停下来回头。而我当时与她只有不到二十厘米的距离，根本刹不住脚步，眼看就要撞上，弄不好会撞出个人仰马翻。我急忙慌慌张张地伸出两臂，一把将她抱住。虽然隔着厚厚的春装，我还是在瞬间感受到了我们身体的接触，感受到了怀里那团肉肉的温软。她的头发轻拂在我的鼻子上，送来淡淡的清香，耳边也能听到她急促的吐着热气的呼吸。　　我连忙放开她，往后退了一步，手足无措地向她解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走得太快…你猛的停下来，我怕会把你撞倒…。”高翔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抬头看我，转过身又开始往前走，不过走得比刚才慢多了。她那穿着长筒皮靴的腿，在坑洼不平的地面上缓缓地动着，好似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接着又走了一百米左右，眼前出现了一条真正的巷子，估计有三米多宽。巷子两旁全是老旧的平房，却连一个居民也没有看到。有些平房门前还矗立着直径接近一米的大树，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这里的“悠久”历史。　　高翔走到其中一间平房的门口，扭头看了我一眼：“我小时候是在这里长大的。”　　“你们家不是住在xx大院吗？”我诧异地问她。　　“这是外婆的房子，我小时候是外婆带大的。”　　“那你爸妈呢？你可是独生子女啊。”我无心地问道。　　高翔盯着眼前的老屋，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始说话，可她的声音很小，又像是自言自语：“（此处隐藏几百字，因为有些细节不能放在这里让别人知道，否则她万一看到了肯定会生我气的，只能等到以后小说写完了，用其他虚构的人物来演绎这些细节...）可惜，外婆去年去世了，这些老房子也马上要拆迁，所以以前的邻居们都已经搬走了。”说到后面，她的声音越来越悲伤，突然就闭上了嘴。　　我本来是和她并排站着，正略有兴致地用目光考察着这座老宅子。听见她说了这些话而且声音也改变了，便吃惊地转过身看她的脸。她马上把脸转到另一边去，不让我看。　　我顿时产生了深深的自责情绪，想说些话安慰她，可拙于言辞，一时想不出适当的话，只好不停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问你这个。”　　高翔回过头来，脸上仍带着几条泪痕：“这跟你说的话没有关系，是我自己偶然想起来的。”她并没有忙着去擦眼泪，反而仰起脸看着我：“你不会因为这个而嫌弃我吧。”　　我忽然察觉到自己的身体开始变得僵硬，嘴巴里慌乱地解释着：“怎么会呢…怎么会呢…我们家姐弟三个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到了小学五年级才跟父母住在了一起。况且我是男的，长大后一直不恋家，成了四处漂泊的游子，留学期间有三个春节都没回家呢。”　　高翔低下头，猛地向前走了一步，伸出两臂环住了我的腰，把脸凑过来贴在我的胸脯上。她低声抽泣着，身子轻微地颤抖，象只受伤的小绵羊。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实在不忍心打破这温馨的场面，只好轻轻地搂住她的肩背，用下颚慢慢靠住她的额头，什么话也说不出口。
　　隐藏的那几百个字很关键啊。
　　在高翔外婆旧宅前的一刻，虽然只有短短的时间，对我而言，却像是过了一个世纪。说不清楚那是什么样的感觉，没有兴奋，没有愉悦，更没有柔情。脑子里一片空白，直到送她回家，然后我自己回家、洗澡、上床睡觉，还是没能清醒过来。　　第二天起床，一种懊悔的情绪突然涌上心头。我开始后悔昨天的举动，似乎在匆忙间犯下了错误，犯下了一个对我和高翔都不负责任的错误。难道我要象大姐所说的我的“那些在本市工作的同学”，年纪轻轻就娶了媳妇、有了孩子，并从此被拴在这块缺乏激情和未来的桎梏中，平庸地消耗生命？不，我绝不会象他们一样在命运的安排中屈服，我必须争取自己的爱情，刻骨铭心的爱情！　　如果爱情是种刻骨铭心的感觉，那么我宁愿孤独地等下去，而不能因为寂寞就放纵自己的原则，最终对别的女人造成伤害。况且，高翔是个很单纯的女孩，象一位邻家小妹。如果与她这样的女孩结婚生子，可以过上安定舒适的生活，可爱情不是简单的方程式求解，不是X和Y的等式。　　想到这里，我点了一直烟，开始思考如何向高翔摊牌，以免自己继续错下去，更深地伤害一个无辜的人。然而我又怕高翔承受不了这突然的打击。毕竟她这方面的经历很少，心理承受能力不强，而且还正承受着外婆去世、父母不和的痛苦，我怎么忍心在这种时候给她雪上加霜呢？　　或许，先冷处理一段时间吧，反正我很快就会去外地工作。如果我们分开两地，或许高翔会主动感觉到我和她的不同生活轨迹，会主动要求结束这段感情，那样她就不会难过了。而且我和她有缘相识，我就有责任尽量让她避免伤害。也许在她成熟之前，我可以象个大哥哥一样给她一些生活的指引和帮助，帮助她走上最适合的人生道路。我相信那个时候，她的很多方面都会发生变化，包括对我的感觉和认识。
　　还没等我想清楚如何处理与高翔之间的关系，上海的前同事就给我来了信儿，说以前公司的领导帮我物色了一个不错的工作机会，让我赶紧到上海去当面谈谈。那时季节的指针已经摆向初夏。五月的上海，气候相当宜人。虽然初夏的阳光也会在中午和下午把气温推上到接近摄氏三十度，但走在树荫笼罩的街道上，并不会觉得热。而且当夜幕降临，习习的凉风便会让温度降下到摄氏二十度多一点，感觉舒适极了。　　上午与老领导见面之后，以前在上海关系要好的同事们，因为久别重逢，便相约一起到楼下的老地方聚餐。和老同事们有说有笑地边走边聊，才发现自己回国后一直呆在家里，渐渐已忽略了季节的变换，如果不出来走走，恐怕很难留意这种既不冷也不热的月份。　　一抬头，看见公司对面的邮局，恍惚间又回到了刚毕业工作时候的情景，仿佛看见那个初入社会大熔炉的懵懂青年，脸上还带着稚气，难掩内心兴奋地揣着第一个月的工资，沐浴着同样舒适的初夏阳光，穿过马路，径直走向这家邮局——我要把第一个月的工资，一分不剩地邮寄给家里！那是个庄严的时刻，是的，我能想象出来，这张汇款单出现在父母面前将意味着什么。我似乎看见，父亲是怎样捏着那张纸片走进了邮政局墨绿色的大门。我买了张汇款单，然后伏在柜台上开始填写，圆珠笔在手里微微地抖着。当我在收款人栏里一笔一划地写上父亲名字的时候，止不住的泪水已经模糊了双眼……　　“还记得那年来公司找你的小姑娘吗？” 同事周睿的问话打断了我的回忆。　　“哦……你说的是……哦……。” 周睿打断了我的一段回忆，却又勾出了我的另外一段回忆。　　是的，那天也是在这个地方，也是周睿突如其来的呼唤终止了我的午间散步。周睿当时还留着与众不同的象女孩子一样的长头发，正满脸坏笑地冲我眨眼睛：“办公室有个美女找你。”　　“真的假的？”虽然刚工作一年多，但同住单身宿舍的周睿已经成了和我关系最好的同事，我们经常相互开玩笑。　　“那女孩等了有一会儿了，我是专门下楼找你的。”周睿边说边拉着我上楼。　　同事们在午休，前台的接待员也不知去向，只有前台斜对面的沙发上坐着一位我从未见过的女孩，正焦急地向大门的方向张望。周睿带我走过去，依然延续着他一贯不正经的语气对女孩说：“美女，这就是你要找的人。”　　那女孩大概也看出了我的茫然无措，直接开门见山地自我介绍起来：“我叫江帆，是宁静的研究生同学。她今年刚考到上海来，虽然知道你在上海工作，但因为对地理位置不熟悉，一直没敢来找你。因为我家就住在这附近，所以今天回家顺路来寻访一下，没想到还真找到你了。”　　“哦，宁静……”，我从茫然无措转变为语无伦次,“我知道，她是我同学……。”　　“下周是她的生日。她经常在我们面前提起你，现在我找到你了，算是给她生日的一份特殊礼物吧”，江帆递给我一张小纸条，“这是宁静的电话号码，回头你电话跟她联系。欢迎有空到我们学校来玩。”　　送走江帆，我依然没能从这突发事件中完全清醒过来。宁静，这个几乎已经淡忘的名字，再次掀起了我内心波澜，把我从当前的世界拉回了高中时候的校园：　　晚春的上午，虽然快九点了，却还能看到操场上的露珠，一颗颗象铅丸般沉重，压得草儿都弯下了腰。校园后面是一片黄澄澄的油菜地，只要有风吹过，那搀杂着泥土味道的香气，就弥漫了整个校园。　　“八二三四，五六七八”，在最后一个课间操动作结束后，站在第一排的我连忙三步并作两步地往教室走去，心里惦记的是那本没有看完的漫画书。刚刚坐下打开抽屉，突然有人从背后猛拍了我一下。扭头一看，是跟我住在同一个大院的同班好朋友潘涛，他啥话也没说，就把我拉出了教室，走到一楼拐角处，四处瞅瞅没人，他才气喘吁吁地开了口：“二班有个小子欺负我女朋友，你现在去把他从教室里叫出来，我已经喊了大院里的其他几个哥们儿，等会儿那小子一出教室门，我们几个就上去把他揍一顿。”　　我上学早，十三岁就进了高中，对男女之间的事情还完全不懂。但潘涛是我的好朋友，欺负他女朋友的人也就是我的敌人，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听从了他的安排。　　第二天中午放学，潘涛让我在教室等他。同学们都走得差不多了，他才回来找我，身边还跟了一位二班的女同学，就是他所说的那位“女朋友”宁静。他们俩站在我对面，先沉默了大概十秒钟，然后潘涛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学校正在调查我们昨天打人的事情呢。”　　“打就打了呗，你这老油条还怕啥”，我一脸玩世不恭地望着他，“顶多给你个处分就是了。”　　“我当然无所谓，但是怕连累了宁静。”潘涛看了一眼站在他身边的“女朋友”。　　“是呀，如果让我爸妈知道，可要天翻地覆了。”宁静在一旁急得跳脚，看样子眼泪都快要出来了。　　听他们这么一说，我也有些心慌，接着又灵机一动：“这好办！学校来问的时候，我就说是二班那个同学欺负了我，所以我让你们替我报仇。”　　“可二班那小子从来没欺负过你啊！”他们俩异口同声。　　“知道岳飞是怎么死的吗—－罪名莫须有！”我调皮地笑笑，反问了一句：“你们觉得老师会相信我的三寸不烂之舌呢，还是会相信二班的那个傻货？”
　　果不出其然，下午还没开始上课，班主任陆老师已经站在教室门口等候我。我也胸有成竹地走上去，给他一个怪怪的笑。“跟我到办公室来！”陆老师挥了挥手，就径自先走了。我跟在陆老师后面，昂首挺胸地走进了教师办公室。这间办公室有六张办公桌，全是属于我们这个年级教师的，数理化语政外，每位老师一张。　　刚进门，就被坐在窗户旁边的潘老师看见了，马上向我抛来一声略带讥讽的干笑：“你又来了啊。”是的，我是这间办公室的常客，经常来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因为我这个十三岁的高中生过于顽皮，隔三岔五地制造调皮捣蛋的恶作剧；另一条是因为我的各科成绩都很优秀，而且还是化学课代表，每次班级搞小测试，老师们忙不过来，都会让我们几个成绩好的学生过来帮忙改试卷。　　看到陆老师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下，我来不及回应潘老师，连忙走到陆老师面前，准备接受他的审讯。陆老师刚一发问，我就象背台词般把早已编好的话翻述了一通，果然是滴水不漏、无可挑剔。陆老师听完，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站起身来：“我现在要去上课，你在这里罚站，反思反思，等我回来再好好收拾你！”　　目送陆老师的身影消失在办公室门口，我马上一屁股坐在了他的椅子上，寻思着怎么才能报复一下刚才笑话我的潘老师。潘老师教英语，脾气温顺且相貌端庄，从未跟班上其他同学发过脾气，却总被我的恶作剧气得满脸通红。这时候，教语文的张老师也走了进来，看见我有些惊讶，连忙问我是不是又闯祸了。张老师年轻漂亮、身材修长，虽然也会偶尔被我气得说不出话，但她心肠软，每次见到我在办公室罚站，总会包庇地尽量帮我开脱。　　俗话说“两个女人等于一千只鸭子”，陆老师前脚刚走，潘老师和张老师又开始了对我苦口婆心的教导。我也象往常一样针锋相对地狡辩着，毫不示弱。最终，一番唇枪舌战之后，两位美丽的女教师被我说得哑口无言、偃旗息鼓，末了只能一声叹息：“你长大了，可以去当外交官！”　　高二分班，我和宁静都进了快班，成了同班同学，也慢慢熟悉起来。上次打人事件之后，宁静的父母不知如何竟也风闻了他们的女儿与潘涛之间的事情，又苦于没有证据，于是隔三岔五地到学校了解“情况”，有时候连中午也到学校来以探望为名，试图侦察到一些“军情”。不过我们这些“童子军”亦非等闲之辈，凭借机智灵敏，多次默契配合，总能化险为夷。有一天中午，宁静突然交给我一个笔记本，要我代为保管。宁静对我说最近风声太紧，老爸老妈总搜查她的东西，所以放在我这里更为安全。　　最美丽的花儿总是最早枯萎，不经意间，三年的高中生活就结束了。这三年，在绝大多数同学眼中，无异于地狱般的黑暗时期，但对于我这样一个仍处于童年和少年过渡期的男孩来说，无疑是人生中最快乐的阶段——没有孤独，没有压力，没有迷惘。它留在我脑海里的几乎全是春天的河柳，夏天的泳池，秋天的野炊和冬天的雪仗。它是如此的美好，虽然其间也有短暂的学业挫折，偶尔的少年烦恼，甚至是厌恶的题海战术，可它们在这三年的生活中，是那么的短暂和微不足道。　　临近高考的几天特别热，似火的骄阳、炙热的大地以及蝉儿的鸣声都使得世界更加烦躁。每天下午我总是坐在窗前，看着弥漫了灰尘的街道，看着在烈日下枯萎的月季花，看着书桌上堆积如山的试卷，心中回荡的竟然是离别的伤感。　　高考结束，雨也奇怪地开始下了，空气重新变得甘甜，仿佛整个世界又有了一次新的开始。估分、报志愿、拿成绩，虽然时间很紧凑，但感觉很轻松，日子在一点期盼中无聊的滑过，偶尔有通知说要去学校，我便马上兴奋地跑去，见到班上的同学，象见到离别多年的老朋友，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八月的一天，宁静来到我家，神情有点沮丧。我以为她还没收到录取通知书，所以不知道该说什么，连忙让她坐下，给她拿饮料、削苹果，忙得不亦乐乎。　　“我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宁静抬起头很平静地告诉我。　　“那太好了！”我高兴地跳起来，“我也是昨天才收到录取通知书的。”　　宁静好象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她又沉默了。坐了一会儿，她突然问我：“那个笔记本呢？”　　“嗷，在我抽屉里保管得好好的，我老爸老妈从来不看我的东西”，我边说边把抽屉抱了过来，“你跟他怎么办？”　　“他已经在家待业，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了。”宁静的声音很低，好象是自言自语。我对男女之间的事情毫无经验，所以只有听的份。　　“好了，我先走了”，宁静站起来，“这是给你的一封信，里面有我在大学的通信地址，以后有空给我写信吧。”　　宁静给我的信里，写她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父母和亲戚都来祝贺，并鼓励她再接再厉以后考上研究生。还说她已经认识到了与潘涛之间的差距，明白他们之间是不可能的，所以她已经下定决心分手，不辜负父母的期望。看完后，我除了佩服宁静的果敢决绝，也为好朋友潘涛感到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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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当代长篇小说纵横论
　　湖北当代长篇小说得力于湖北作家多年的执著探索，在其6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已成长为一个类型多样、色彩丰富、内涵深厚，体现出自身文化风范和独特诗学魅力的叙事文类实体，向中国或可说是向世界的文学书库提供了一系列具有建构意义的创作成果。不过，对湖北长篇小说整体发展轨迹的关注，在至少到最近为止所看得见的各类批评文本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整体阐释和反映，有关长篇小说的批评更多地专注于新近问世的小说，或是在某一作家、某一问题的聚焦点下，成为一种专业化的关注课题，被长篇大论地探讨过；亦或是在某一限定的历史时间段中，可以看到长篇小说研究已经取得的“进展”的程度。　　显示湖北长篇小说创作实绩的最简单的方式，便是它曾经两度获得了标示着中国小说最高成就奖的茅盾文学奖，以及其它各类政府或学会的小说奖项，在省际间潜在的竞争排名中名列前列。但，这并不成为探讨湖北长篇小说的主要前提，至少在我是这么认为。我更看重的，首先是湖北的长篇小说创作实绩的显示，是随岁月的沉淀在读者那里所建构起来的整体印象和声誉。尤其是近些年来，湖北长篇小说快速上升的势头十分显眼，成为当代读者最感兴趣和关注的对象，这起因于湖北长篇小说在当代文坛所频频激起的阅读和评论热点，经常或较多地得到评论和介绍，以及在思想和文本的价值形态上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所形成的潜在冲击和渗透影响。作家、作品的社会知名度和读者的拥趸和认同，可以成为校准我们评判标准的一个参照，但这种认同建构和社会的热点效应，不会成为一种批评的预设，从而改变我对作品的基本认知，因为所有的分析和判断都只能与作品本身有关。　　其二，湖北长篇小说作为一种文化和文学的载体，在其长足的发展和积累过程中，其所提供的思想资源、文化积储和文体智慧，已不再被相对狭小的地域域名、具体的湖北城乡空间、特定的楚地文化符号和地方语言代码所限定，在创作空间和读者的接受空间上，都超越了地方性的文学创作的界限，体现出一种突出的“共享性”，在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中，湖北长篇小说已经成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的显性的部分。　　其三，湖北长篇小说所具有的鲜明时代特色、创作进程和发展流脉，以及由具体作品所呈现出的深层的思情寓意、美学风格、文化品质等，正日益地被学界所重视，成为当代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考察对象，也成为文学研究和课堂讲授的经典范本。在编撰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及对文学史和叙事文学作品的讲授中，不论是以文学史来串联作家及作品，或是以作品与作家来印证文学的发生、发展规律，都无法忽略湖北作家和湖北的长篇小说。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湖北的长篇小说的地位和成就。　　本书的著述，就是基于以上诸种事实而开始的，但也只能算是缘由之一，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作为湖北长篇小说主要发展过程的目击者，在有意或是无意之中，随行考察了这一连续性的动态过程，对其经历过的每个阶段、每种题材类型发生的某些变化，对湖北长篇小说整体延伸发展的历史轨迹，对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一部部作品的推进层递的进步，都有着大致的了解。1996年，在多部门的组织合作下，武汉出版社出版了“金黄鹤文丛”，收有徐世立的《儿科医生》、邓一光的《家在三峡》、董宏量的《遍地黄金》、何祚欢的《舍命的儿子》、彭建新的《孕城》、钱鹏喜的《不远的木屋国》，作为武汉市作协首批推出的6部长篇小说，是由评审组经过多次讨论，并且提出修改意见，最后投票决定出版的，我也曾是一个参与者，一页页读的多是手写的原稿。2010年我参加了省作协组织的湖北省长篇小说重点扶持计划选题招标的过程，认真讨论了湖北近几年将要出版的长篇小说，使我对当下的湖北长篇小说的大体创作走向、题材热点有了比较细致地了解。另一方面，在20世纪后期到新世纪这样一个世纪转型期中，湖北的长篇小说以给人印象深刻的速度积累进入到一个新的繁荣时期，我的批评视角几乎涉及到了这一时期的大部分的长篇小说，参与了有关长篇小说的各种话题和作品的分析，并且对一些文本进行了深度的探寻和阐释。在对它们之间些微差别的研究之下，提升了对作家作品的认知理解，同时也有助于深化我对湖北长篇小说的总体把握和研究。这种目击者与参与者的身份，使我能以一种持续阅读的方式，来延续和完整我对湖北长篇小说的整体印象，使我掌握了更多的可供选择的依据。在这一点上，我赞成保罗·德曼对理论的抵制，他认为“试图从理论上看待文学，倒不如索性让它自身听由下面的事实摆布：它必须从经验的考虑出发。”（［美］保罗·德曼：《对理论的抵制》［A］，王逢振等，《最新西方文论选》［C］，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年，第213页。）我也一直认为，从阅读出发，从文本经验出发，才可能对湖北长篇小说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趋势，做出自己更为恰切的分析判断。　　我对湖北长篇小说主题及其文本形式意义的研究，应该说是起始于平时对作品的解读和对相关的各种话题的关注和批评，这种关注是面向整个湖北文学创作的，而不仅仅是长篇小说。对任何作品我首先感兴趣的是，它在表达上有何新的创见，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一个历史或现实的原生经验和个人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和历史经验体现了怎样的一种陌生化，在想象和思考力度上是否超越了我们原有的想像和阅读尺度，所提供的不是一般的常识的东西，应该符合或是超越了我们的阅读期待。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就是作家如何表现了自我的个性，和自己特有的审美原则，在表达上是否有文学的升华，体现了怎样的文学的深度。对湖北的长篇小说的观照，我希望也秉持这样一个出发点，和最基本的介入阐释态度。　　在此，需强调一下，我对湖北长篇小说的关注，始终是和对中国长篇小说的关注汇合在一起的，毕竟湖北的长篇小说是中国长篇小说的组成部分，在文学、文化和文体的建构上是属于一体的。实际上，评价和阐释湖北的长篇小说始终是脱离不了这个大的背景的，常常是自觉或是非自觉地处在一种潜在的比较性的考察观照中，在不同的题材类型中，作为主要参照点的中国长篇小说的经典作品，往往会成为评价和判断湖北长篇小说的潜在标准，这样我们既可以在中国长篇小说的整体格局中，识辨文学的一些共通的发展规律和价值形态取向，也可以发现作为地域性文学品种的湖北长篇小说的独特品质所在。　　第一节自主的内聚力与叙事范型　　我认为，湖北的长篇小说尽管存在着表面上的异质性，但从整体上来考察其叙事的总体性、普遍性和本质性，可以明显地感到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是湖北的长篇小说具有自为自足的内聚力，二是湖北的长篇小说在其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叙事范型，对中国的长篇小说的创作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一、自为自足的内聚力　　湖北的长篇小说在外部看是具有同质的特点的，主要是作品中所表现的社会语境的趋同趋近性，以及小说叙事和所塑造的人物受限于潜在的地域文化根源，都带有某种地域化的特质，使得湖北的长篇小说在地域特点和文化内质上体现着一种内聚力。这种同质的特点在相互之间体现出的一种连接关系，加深或者说构成了外界对湖北长篇小说的整体印象。　　就湖北几部获得广泛声誉的长篇历史小说来做分析，体现在对叙事对象的选择上，一般被纳入创作视野的历史人物，多与湖北有所关联，这种选择取决于作家的情感的倾向性，或是置身的地理位置。姚雪垠写《李自成》，除了为写农民起义英雄外，主要也与李自成殉难通山，以及他当时在湖北工作有很大关系。他算是就地取材，也就近可以三年中五次去通山亲临事发现场，考察历史遗迹，走访村翁野老。熊召政选择张居正，与张居正是荆州府江陵县人有直接关联，明显体现出一种乡党情感的偏向性。另外熊召政认为楚文化的精髓，就是一个“狂”字，张居正就是中国历史上楚地狂人中的一员。映泉的《楚王》从楚武王写到楚庄王，为古楚文明招魂，发掘和重拾楚地文化的根脉，这种选择和书写，与他作为楚国子民后裔的身份是分不开的。像刘亚洲的《陈胜》（古时楚国人），宁发新的《屈原》、《王昭君》，李叔德的《孟浩然新传》、《风流倜傥米襄阳》（米芾），彭友元的《末代名臣张之洞》，牛维佳的《武汉首义家》，望见蓉的《铁血首义路》，刘章仪的《施洋大律师》等，取材上大多都与地域有关。　　湖北拥有着大江大湖和三峡大坝，写江河湖，写兴修长江水利，写三峡筑坝这一地域性的历史、经济、文化的大事件的作品非常集中，像邓一光的《家在三峡》，方方的《乌泥湖年谱》，池莉、小涢合著的《江河水》和刘继明的《江河湖》，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完全占据了这一题材的优势地位，可以说，作家处身的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作家的心理位置的偏重点。　　由地域文化所形成的内聚力在湖北长篇小说中的乡土叙事和城市叙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小说数量比较大，受众也更广泛，给读者的印象更为深刻。二是其中所体现出的地域文化更多的是一些来自当下现实的、经验性的、“日常化”的东西，这很容易让生活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受众感觉到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就如武汉有着悠久的城市历史，有很长的社会和文化谱系，还有随时代和时间漂移而又稳固的市民文化传统，作家自己可能只是从自身经验的角度去进行叙事，但在外地读者的接受中，却会发现一种文化的反差，能突出地感受到“汉味”文化和“汉味”书写的地域性魅力。　　我在前面曾提到湖北的长篇小说从外部看是具有同质的特点的，但从内部来看结论则可能完全不同。在对湖北长篇小说的总体性的观照中，我们将会发现，湖北作家尽管是身处同一个地理和文化的地域场中，却是以各自不同的思考方式和特定的视角，在创作的主题题材和表现手法上各以种种不同的取向，参与到湖北长篇小说创作的总体过程之中。有意思的是，这种多样化取向的创作，同样也产生着一种内聚力，形成了创作群体的聚合力。这种群体聚合力非常重要，在湖北长篇小说这一总体性的关注框架中，多样性成为最基本的特点，各类题材和不同的创作类型构成了多个聚焦点，比如姚雪垠、熊召政等的历史小说，基本上处于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前沿，包括杨书案的孔子等长篇小说，也是80年代历史小说的前沿性作品。还有邓一光的军旅英雄小说，方方、刘继明的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池莉的市民题材小说，刘醒龙的家族和乡土叙事，陈应松的底层叙事，李传锋的动物叙事，董宏猷、童喜喜等的儿童文学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既成为湖北的长篇小说中类型化的代表，而且也成为印证中国长篇小说成就的主要依据，作为中国文坛主流的创作而受到文学批评的深度关注。　　在表现手法上，现实主义仍是湖北长篇小说创作的主流。注重对社会、对当下现实、对底层生存境遇的关注，真实地描摹世俗人生，再现现实生活，这是湖北文学贯有的创作传统。湖北的长篇小说基本属于现实主义范畴之作，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趋同的同质化的东西，但由于存在创作个性的差异性，在有些方面又体现出趋异的地方，比如说作家在创作上大都秉持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却各有不同的文学表现风格，如写实的现实主义、浪漫或说是理想的现实主义、冷峻奇崛的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等等，这成为湖北长篇小说创作格局中最值得重视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比较一下其它省份的长篇小说，像陕西省也有几部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但基本是一类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叙事模式。而在湖北的主流作家中，每个人都不同于他人，即使是相近相似的选题和题材，在小说的精神内涵和表现手法上都会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这种创作手法上的差异，以及各类题材和不同的创作类型所构成的多个聚焦点，从表面来看，似乎形不成一种集团的气势，分散了中国文坛对湖北长篇小说的集体关注，而像近邻省份湖南和陕西，地域特点明显，文化意识集中，在题材、风格上具有很强的文学群体的凝聚力，从而形成强大的集团军的冲击力，被人称为“湘军”和“陕军”，很快地以群体的力量在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格局中凸显出来。不过在我看来，在创作愈来愈走向个性自觉的时代，湖北长篇小说创作的个体差异性，和“散点”布局的格局形态，反而会渐显地成为一种优势，这更能激发和发挥创作主体人格的个性，在适宜于自己的领域努力发掘自我的创作潜能。而从湖北的长篇小说创作格局来看，几乎是每个主流作家都代表着一种创作类型，类型多样，门类分布比较均衡全面，形成了一个互补的整体结构，反而产生了一种内在聚合的力量，对湖北长篇小说的全面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正是上述种种因素，使得湖北的长篇小说整体上构成了一个自为自足的空间。在这样一个自足的空间中，相对自主的地域文化特质愈来愈受到普遍重视，在整体的同质性和一致性中又体现了独特性。而且各种文类基本是均衡发展，集纳了叙写历史到当代现实题材的所有的长篇小说的叙事类型。更重要的是，从湖北的长篇小说作品中凸显出其不可混同的创作主体特质，可以看到不同的创作个性下显示出的不同创作手法和文本风格，尤其是出现了一批可以代表中国文坛最高水平的长篇小说作家和佳作，他们已经超越了湖北地域的界限，使得这个自足的空间呈现出开放的态势。因此，透过这样一个空间窗口，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对中国当代的长篇小说的发展趋势做出基本的考察。　　二、类型叙事的范式意义　　对湖北长篇小说的各种叙事范型，以及具有积极影响力的范式意义加以考察，这应该在对湖北长篇小说的理论探讨中占有一定的地位。首先要肯定的是，在湖北长篇小说这一动态的成长过程中，主客观的多种因素促成了一些叙事范型的生成，这既显示了湖北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来小说的类型化的创作。　　湖北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经历了中国历史小说发展的各个阶段，几乎囊括了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各种叙事范型。比如姚雪垠的《李自成》，在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中，起步最早，它蕴含历史使命的叙事立场，和宏大历史叙事的方式，对中国当代历史题材的小说叙事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宏大叙事成为历史小说的一种普泛的创作模式。自《李自成》起，追求宏大的史诗规模，体现厚重的历史感，描绘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开始成为历史小说的主要构架方式，此后多数历史题材的作品都受到《李自成》版本形制的影响，以“系列化”和“多卷本”的鸿篇巨制的形式推出。　　邓一光的长篇小说中所塑造的军人形象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一种新的形象模式，甚至具有了某种原型意义。邓一光不是穿军装的作家，一般人并不把他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军旅文学作家，但他却对中国革命战争、对中国军人，应该说是几代中国军人，有着超乎一般人的领悟力，借他人经临的战争，以自己的穿透力及感悟才能，从那些可用的、需要发掘和发现的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经验中，包括有形的、载入史册的文本资料，或是口传于民间的经临者的讲述，或是存活于读者头脑中的各种影像，也包括对战争与人的书写、战场叙事的艺术传达经验的积淀中，不断地挖掘出新的创作审美资源，把并不归属于他的战场写得轰轰烈烈、艰苦卓绝，创造了邓一光式的战场生活具象，输出着属于自己的战争“生命体验”，用一种独具冲击力的传达气势，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最优秀的军人题材作品，在小说中给读者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战争叙事的方式，也给后来的这一类型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构建，一种可以借鉴的经验来源，或是一种生命体验和灵感，以及进行一种新的建构的可能性。至少我在后来的一些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邓一光式的战场、英雄、军人性格模式的影响，也有类似类同的模仿和跟风之作，这也正说明了邓一光对战场、军人的“中国经验”的表达，是卓有成效的，对中国当代的军事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启悟性。　　李传锋的《最后一只白虎》，在当代文坛最早地将动物作为长篇小说的主要刻画对象，这部作品也成为叙写中国当代动物小说的经典之作。他的动物小说叙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有对动物世界的切身体验，又积累了多年的创作经验，对动物小说的特征、动物形象的把握都有自己看法和观点，形成了一套自己创作动物小说的理论，并且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几乎所有有关动物小说的研究都会提到他，李传锋有关动物小说的叙事与研究已成为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王建琳的乡土叙事，使她在新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中脱颖而出，一般都把她定位于叙写新农村小说的作家，她的《风骚的唐白河》、《迷离的滚水河》、《燃情的汉水河》，完整地构成了近20年来中国农村发展进程的全过程，在叙写“新农村题材”上，已经形成了一套凸显出自己个性特点的创作规律和叙事话语风格，相信这对后来的新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二节历史长度与文本深度的探寻　　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考察湖北当代长篇小说的总体发展趋势及其文本的意义，一直成为我的困扰。一种是将湖北长篇小说放入时间的框架中进行纵向的梳理，由此观照其创作发展的整个历程，宏观综合地考察湖北的长篇小说创作在不同的时代、意识形态背景下，以及在不同的社会价值体系中所发生的变化，还有在不断变化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中，经历过哪些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的嬗变。因为任何文学作品都是时代话语建构的结果，都有必要还原到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去考量。还有一种阐释方式，就是选取湖北长篇小说创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创作，以及各种文本类型进行横向的论述，重点去关注那些能够体现出时代性和文学性的文本特质。　　我对湖北当代长篇小说的研究，主要就采用这种纵横结合的形态模式，既具体地分析作品本体，这是文学研究中最根本的核心，又对湖北当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过程进行系统的检视和考察，注意这一过程中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因素，展示湖北当代长篇小说历史发展的整体面貌。　　一、“历时性”的视角阐述　　如果按湖北长篇小说发展的实际轨迹来考察，会明显地发现这一个动态的连续式的发展过程并不是均衡地发生的，我所指的“当代”这一时间形态划定的，是1949年以降到当下的大致历史线段，若是以“历时性”的视角来阐述，会发现整个湖北的小说创作的发展轨迹标示出来很像个“山”型，最开始创作的主打品种是长篇小说，其后最突出的一柱是中短篇小说，这一直是湖北文学创作的拳头产品，湖北的主流作家基本都是成名于中篇，获得的奖项也最多，常作为一种引领文学潮流的观念如“新写实”、“文化关怀”、“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叙事”等，被纳入文学的探讨，这让我们看到湖北文学的重心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中篇那里，而长篇小说在90年代后期才逐渐地赶了上来，但在创作成果和影响力上还是中篇小说领先。若只限于考察长篇小说，其发展轨迹则像个“凹”，即前后有过两次高峰，中国当代的长篇小说也是两次发展高峰，即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而湖北有点差别，一次是60年代，另一次是在新世纪前后，中间间隔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两次高峰前小后大。　　第一次高峰出现在1949年建国后到60年代中期。这17年时间，在长篇小说创作上比较活跃的是一批成名于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作家，还有随军南下的一些作家，创作了一批在当时很有影响的长篇作品。若是按出版时间排序，如碧野《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李尔重《领导》（1950）；碧野《钢铁动脉》（1955）、梁斌《红旗谱》（动笔在武汉1957）、辛雷《万古长青》（1958）、李晓明、韩庆安《平原枪声》、碧野《阳光灿烂照天山》（1959）；马识途《清江壮歌》、柯岗《逐鹿中原》（1961）；姚雪垠《李白成》第一卷（1962）；陈立德《前驱》、王英先《枫橡树》（1964）；李晓明《破晓记》（1965）等，创作题材主要集中于反映不同革命战争时期的艰苦卓绝的阶级斗争，以及表现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建设发展，表现边疆建设兵团的生产活动等方面的新生活。就排序的作品来看，所列举的长篇小说在当时中国整体文学格局中应该是名列前列，作为中南局所在地，湖北当时集聚了一批作家，创作基础比较雄厚。需要提及的是，在后来的湖北文学研究中，为了研究表述的需要，对湖北作家进行了分代，这一时期的作家被认为是湖北当代的第一代作家，他们为湖北的长篇小说创作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年，处在“文革”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十年间不仅是长篇小说，整个湖北的文学创作活动基本停滞，在作品出版时间的排序中我没有看到这一时期的作品。　　从1976年开始，湖北的长篇小说创作就此进入了自己的恢复期和上升期，作品逐年增多，如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刘亚洲《陈胜》、安危《我爱松花江》（1976）；柯岗《三战陇海》、陈立德《翼上》、王精忠《万里战旗红》（1977）；洪洋《长江的黎明》（1978）、碧野《丹凤朝阳》、鄢国培的长江三部曲《漩流》、陈立德的《翼上》（1979）；彭慧的《不尽长江滚滚来》、陈立德的《城下》（1980）；杨书案《九月菊》、鄢国培《巴山月》上（1981）；李晓明、苗冰舒《风扫残云》、刘章仪《铁魂》（1982）；鄢国培《巴山月》下、杨书案《秦娥忆》（1983）、杨书案《长安恨》、《半江瑟瑟半江红》（1985）、鄢国培《沧海浮云》（1986）、刘章仪《枭雄吴佩孚》（1987）、李尔重8卷本的《新战争与和平》（）；杨书案《孔子》（1990）、《炎黄》、徐迟《江南小镇》（1993）、杨书案《孙子》（1995）。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后期，长篇历史小说创作掀起了一个高潮，既有姚雪垠、徐迟这样笔耕不辍的湖北的第一代作家，也有鄢国培、杨书案、刘章仪等第二代湖北作家。姚雪垠的《李自成》、鄢国培的长江三部曲、杨书案为古代圣哲立传的“诸子系列”长篇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与全国长篇小说相比，湖北还是体现出了自己的创作实力，甚至在历史小说上走在了前列。　　年，这20年可以说是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繁荣时期，很多重要作品都诞生于这一时期，如张炜的《古船》（1986）；贾平凹《浮躁》、张承志《金牧场》、霍达《穆斯林的葬礼》（1987）；路遥《平凡的世界》、铁凝《玫瑰门》、杨绛《洗澡》、俞天白《大上海的沉没》（1988）；张承志《心灵史》（1991）、余华《呼喊与细雨》（1992年）、陈忠实《白鹿原》、贾平凹《废都》、刘恒《苍河白日梦》、张炜《九月寓言》、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王蒙《恋爱的季节》、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格非的《敌人》、孙甘露的《呼吸》、吕新的《抚摸》、北村的《施洗的河》（1993）；王小波《黄金时代》、张贤亮《我的菩提树》、王蒙《失恋的季节》、林白《一个人的战争》（1994）、莫言《丰乳肥臀》、余华《许三观卖血记》（1995）；韩少功《马桥词典》、史铁生《务虚笔记》、陈染《私人生活》、周梅森《人间正道》、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1996）等，其中许多作品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长篇小说的这些成就，令每一个时代的经历者和文学的阅读者都有目共睹，正是这种梳理，才能在一种对比中看到这之间的落差，这也是1996年武汉作协和各部门组织出版“金黄鹤文丛”6部长篇小说的缘由，希冀以集团出击的阵势来推动长篇小说的创作。　　相比较而言，这一期间湖北的长篇小说创作明显地滞后，这有几个原因，一是湖北文坛正处在新老交替中，主要主打长篇小说的老作家们陆续退出；二是作为湖北文坛第三代作家的方方、池莉等人创作的重心主要还是在中短篇小说上，他们成名于此，也由此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湖北作家占据着相当优势的地位，而作品在文坛不断地产生轰动效应，也使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篇幅较小的中篇营构上，可以快速地表达和看到成果，无暇去顾及长篇小说创作，或者说一部分长篇小说已经是在酝酿之中。三是湖北的文学创作历来有“慢半拍”之说，总是在创作上滞后于当代文学主潮，仔细地观察一下湖北的长篇小说创作，的确也是在错过峰值之后才渐生起色。　　刘醒龙在90年代中期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威风凛凛》（1994）、《生命是劳动与仁慈》（1996）几部长篇开始大都发表在杂志上。陈应松推出了17万字的长篇《失语的村庄》（1995），邓一光出版了《走出西草地》、《家在三峡》（1996）这些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也许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吸引眼球的作品太多，也有很多是作品之外的东西，对作品的轰动起到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废都》以性与政治、“方框”和稿酬等商业化手段，所进行的成功的推销；林白、陈染的女性身体叙事，《马桥词典》的官司，对王小波的民间写作身份的强调等，就连最正统、主流的宏大历史叙事的《白鹿原》，也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广造获奖舆论来造势，社会经济转型期中的市场营销策略已经渗透到了文学领域。　　年，这一时段基本属于世纪转型期，市场化成为一个强大的推手，开始大举侵蚀一统体制下以传统纯文学为主体的文学空间，开始形成了以市场营销为导向的市场化文学，并迅速地扩展了自己的地盘。长篇小说与其它纯文学门类一样，经临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辉煌后，也渐显出了疲态。但就是在这个物欲突显、世俗化潮流汹涌而来的商品化时代，却给邓一光创造了机会，《我是太阳》（1997）以其追求崇高的创作审美品格，以及对英雄主义的激情书写，成为当时中国社会语境中最显目的创作景观，在荒芜的英雄路上邓一光重塑英雄群像，让英雄主义再度在现实文学视域中流光溢彩，同时也将自己的创作推至了一个新的高峰，这是他创作潜能和生命激情释放和流泻的时期，不仅创作了大量中短篇小说，而且出版了长篇《红雾》（1997）、《组织》（1999）、《想起草原》（2000）。同一时期刘醒龙出版了《至爱无情》（1995）、《寂寞歌唱》、《往事温柔》（1997）、《爱到永远》（1998）；杨书案完成了《庄子》（1997）、《老子》（1998）；刘继明写了《仿生人》（1998）；陈应松有了《失语的村庄》（1999）；池莉、小涢合著有《江河水》（1999）。世纪转型期，也是湖北的长篇小说蕴蓄力量，蓄势而动的时期，一些长篇已经在创作之中，湖北作家不懈的努力和长篇小说创作的实绩，都将留给新的世纪去亮相。　　2000年以降，湖北的长篇小说进入到一个发展的繁盛时期。把湖北的长篇小说置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总体背景中去加以审视观照，可以看到这种发展趋势基本是重合的。中国20世纪的文学，在世纪之尾，呈现出长篇小说创作的繁盛景观，尤其是90年代后期，长篇小说的年出品数量已快接近于千部。进入新世纪后，长篇小说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文学门类，长篇小说发表与出版的数量，逐年成倍地递长，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统计，2009年长篇小说实体书出版达3000余部，去年各种相关信息显示，长篇小说数量已经超过4000部，而网络长篇小说的数量也相当庞大。踏入新世纪，长篇小说成为显示湖北文学创作成长的重要标志，一方面以方方为首的湖北的第三代作家进入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喷发期，长篇小说作品不断；另一方面第四代作家，像刘继明、张执浩、李修文、姚鄂梅、阿毛等开始进入了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而且更年轻的“80后”一代像写出《愤青时代》（2002）的胡坚、写《骑彩虹者》（2006）的蒋方舟等，为湖北的长篇小说创作增添了新生力量。　　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起，湖北作家对长篇小说的创作倾注了更多的心力，随着作品数量的急剧增长，长篇小说的思想和艺术质量在总体上也有很大提高。作家们对历史与现实、时代与生活的认识和表现逐渐深化，对长篇小说艺术规律的探索不断取得进步。这一时期湖北长篇小说的行进势头良好，作品很多，我这里不一一罗列，具体的分析阐释将放在后面的章节中去做。这里只对一些主要作家的作品稍做排序，由此来说明湖北长篇小说显目的创作成果，如方方《乌泥湖年谱》（2000）、《水在时间之下》（2008）、《武昌城》（2011）；刘醒龙《痛失》（2001）、《弥天》（2002）、《圣天门口》（三卷）（2005）、《天行者》（2009）；邓一光《想起草原》（2000）、《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2002）、《江山》（2003）、《亲爱的敌人》（2005）、《我是我的神》上、下（2008）；池莉《水与火的缠绵》、《口红》（与小涢合作）（2004）、《所以》（2007）；陈应松《魂不守舍》（2003）、《猎人峰》（2008）。历史小说有熊召政《张居正》（四卷）（2007）、映泉《楚王》（三卷）（2005）；新生代作家有刘继明《一诺千金》（2003）、《江河湖》（2010）；张执浩《试图与生活和解》（2001）、《天堂施工队》（2004）、《水穷处》（2006）；李修文《滴泪痣》（2002）、《捆绑上天堂》（2003）等。　　进入新世纪后，湖北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上表现出愈来愈充分的自信，首先是作品的社会关注度高，以省划界来观照，湖北的长篇小说受关注度总体上要超过其它省份，报刊评论批评多，各级研讨会多，成为传媒关注和热炒的对象。其二是长篇小说的影视改编率很高，这部分地体现了湖北作家应变时代和市场变化的能力，同时也和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比较好的可改编的基础资质有关。另外这也说明了湖北作家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以及他们在艺术生产的组织者和生产者心里的地位，因为有的作家不是每一部作品都是成功之作，却一一被改编成了电视剧。　　湖北长篇小说的这种发展，按常规性思维，应该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时期。但从另一角度去看，情形却不容乐观。表面看似的繁盛与成为各种传媒的热点，不意味着作品品位和档次的大幅提升。长篇小说数量的激增，并未使长篇小说创作真正实现质的飞跃，因为流于一般化的作品出得较多，不少作家对长篇创作缺乏必要的沉淀，没有充分认识到长篇作为一种独立的小说文体，有其自身的文体要求和文体规范，长篇的意义并不是以篇幅长短的外显形态来体现的，它必须意蕴厚重，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在小说的时间和空间上呈现出全方位的开放姿态，情节构置多线条多向性，在结构上体现出多维立体性和完整性的特点，具有对生活的广阔的涵盖力和艺术的兼容性，与中篇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他们中的一些人只是简单地将长篇小说视为在篇幅上大于中篇的小说，结果字数成为一个首要的衡量标准。不少作品意蕴不厚，人物关系简单，叙事线索单一，充其量只有中篇的内涵，但却靠细节和语言描写上的繁复而成为长篇，给读者展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思考的空间都很有限。这种缺少时间沉淀速成创作的长篇小说，使得一部分长篇成为一次性读本，变成了文学快餐，虽可能引起一些社会反响，却缺少能让人反复咀嚼的深蕴。　　湖北的长篇小说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创作基数，作家也日趋成熟，已经具备了每年出几部长篇精品的基础。如何更多地为读者提供新的生活发现、新的人文价值层面的启迪和提示，以及能体现出作家个性魅力和想象力的新型的文本样式，通过作品帮助读者提升对长篇小说文化与艺术精义的理解和认识，这应该是今后每个作家所要经常思考的问题。　　二、文本发生学的考察　　“历时性”的视角阐述，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只能宏观地考察湖北长篇小说的发展历程，能够看到不同类型的小说、不同的作家在不同的时期所发生的变化，有哪些创作成果。这种“历时性”的描述，大致地描述出了湖北长篇小说的整体轮廓，在读者那里建立起对湖北长篇小说总体的印象，可以快捷地去了解湖北长篇小说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状况。当然，“历时性”视角的阐述也体现出另一种意义，在历时性的文学观照中，可以顺路完成对文本的发生学的考察，这对研究湖北的长篇小说也是很有必要的。　　在湖北的长篇小说的创作中，一个特殊的带有共性的现象是，湖北长篇小说的成书过程许多是由中篇到长篇，对同一题材进行了扩写和重写。湖北的主要创作群体基本都是由写中短篇出名，然后转向长篇小说的创作，而且是中长篇和其它类型文本并驾齐驱。的确，有相当多的人视长篇小说为作家所必须操持的一个创作品种，包括作家自己也不例外，往往为齐全自己的创作门类，而写作长篇小说。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几乎中国所有的作家都写过长篇，大多是顺延着先写中短篇，然后再写长篇的创作路数。而且不论作家在中短篇的创作上已经拥有了怎样的创作声名，却仍然要去写长篇。一些年轻作家以写长篇作为获取创作声名和经济利益的目标，老作家将写长篇作为完善自我创作的终极追求，像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系列中篇，是他用毕生努力构建的独具个人特点的艺术天地，由此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学史的地位，他在花甲之后，又倾力创作了长篇《人之窝》，但在审美意蕴上并未实现对过去创作的超越，仍然体现着以往中篇小说中人物系列组合式的特点。像张一弓，在新时期之初，曾以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反思历史的理性批判精神享誉文坛，在沉寂多年之后，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远去的驿站》，尽管在内容上几乎调动了他全部的人生记忆，写法上却并未有新的提升，这种长篇小说创作的意义，对提升作家声名来说并不大，也多成不了压轴之作，只是配齐了作家自己所操持的小说品种。当然，由中短篇而转向长篇小说的创作，这是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这不是我要探讨的问题，我这里重点要说的是湖北的长篇小说常见的一种营构方式，即同一题材由中篇而发展为长篇。　　这一现象在湖北长篇小说的创作中较为常见，可以通过几位主流作家的创作来进行考察，如：邓一光：中篇《挑夫》——长篇《走出西草地》，中篇《掌声继续》——长篇《组织》，中篇《父亲是个兵》——长篇《我是太阳》，这几部作品基本上属于重写。《掌声继续》中间还经过了三次重写，《掌声继续》——《下一个节目》——《组织》，从2.3万字扩展到26万字。中篇《想起草原》——长篇《想起草原》，先是以6万字的中篇发表于杂志，后应出版社的要求扩展为23万字的长篇。　　刘醒龙：中篇《凤凰琴》——长篇《天行者》，中篇《分享艰难》——长篇《痛失》，都是扩写。两部作品都在结构上分为三大板块，像《痛失》分为“分享艰难”、“脆弱梅花”、“迷你王八”三部分，《天行者》分为“凤凰琴”、“雪笛”、“天行者”，两部作品的第一部分都是以原中篇小说名字来命名，可以算是一种拼接性的扩写。　　池莉：中篇《来来往往》、《小姐你早》，还有《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三篇都是由中篇膨胀成同名的长篇，是在市场的营销策略下扩展为更有利于销售的小长篇。　　方方：中篇《武昌城》——长篇《武昌城》，是续写。先是写了现在的下部“守城篇”，发表在《钟山》杂志上，几年后加写完成了上部“攻城篇”，和下部“守城篇”组合成长篇《武昌城》。　　长篇小说这种营构方式，在中国长篇小说创作中并不少见，这种现象，本身就体现着多重复杂的社会背景及个人原因。这种重写或是扩写、续写，是文学研究领域中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角度，这对研究文学创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共性规律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10多年前，我曾对邓一光的重写提出过批评，（蔚蓝：《血脉父辈英雄——邓一光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21页。）尤其是《想起草原》，长篇比中篇多出近17万字，但对小说的深度内涵及意义扩展都无任何提升，它的基本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线都没有体现出质的变化，后者比前者增加了4倍的篇幅全用在了对细节的浓墨铺叙上。其实，对两种文类版本的实证性的比较分析研究，可以更深层地透析作家对文本进行再度言说行为过程中的创作心理、生命体验的形式特征，以及虚构想象的能力。实际上，像邓一光的这几个重写的文本，为研究长篇小说提供了一种固定的事实，便于我们更直接更有比照性地去进行把握和比较，从而使我们可以对作家的创作动机和创作的行为状态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和判断。刘醒龙的《痛失》、《天行者》，两部长篇在小说的结构上相似，不太像长篇小说的架构，更像是将三部主题、人物相同或稍加扩展的中篇小说合在了一起。刘醒龙有点为成为长篇，而去整合拼接着长篇，采取了最偷懒的办法，不是整体做规划，重新构思人物情节，而是保留原中篇做第一部，再加几节内容拼接为第二部、第三部，彼此相对独立，合并成为一个整体。池莉的《来来往往》、《小姐你早》，人为地拉长了篇幅，被称为“小长篇”，这种营销策略下的扩写，在图书市场很多见，篇幅比一般长篇小，但承载的仍然是中篇的内容，我一般不将其作为长篇小说来进行分析。方方写完中篇《武昌城》后，又有新的史料发现，所以续写了《武昌城》，这应该是有新的发掘意义的创作。还有晓苏的《人性三部曲》的《求爱记》，是由中短篇整合而成，缺少长篇的内在构架，没有一以贯之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此外，在这种扩写中，文本字数上毫无节制的铺排，已成为长篇小说创作中一个突出的弊病，体现着隐性的市场化、商品化的制约。　　当然，以后这种由中篇扩展为长篇的现象会很快消失，作家会直接去写长篇，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长篇小说的时代，各级文化主管部门、作家协会都在重点抓长篇小说的创作，扶持长篇小说创作成为各地作协的主要任务。出版社出版选题现在主要关注的是长篇小说，可以在不同出版社一出再出的是长篇小说。此外，各类报纸的连载也需要大量的长篇小说文本，报纸的受众更多，层次也多样化，是迅速提升作家、作品声誉的途径之一。还有一个新的动向就是，网络已经成为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新载体，点击率决定着文学艺术再生产机构的决策，成为出版社、影视改编的来源，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来源，近两年来大热的影视作品《山楂树之恋》、《与空姐同居的日子》、《婆婆来了》、《裸婚时代》都是由网络长篇小说改编而成。像《与空姐同居的日子》两个月内点击率超过2亿次，累计点击率超过十亿次，后续改编成电视剧、话剧、广播剧等，出版社连印4版，而作者是个大家不熟悉的不到30岁的匿名网络写手三十。这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年青人去写长篇小说，或是去网络上看小说。　　尽管我一直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适宜于长篇小说的创作，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创作有各自的创作规律，需要作家拥有驾驭不同小说文体的能力，有的人一辈子只写长篇，而有的却只善于操持中短篇，作家不必一定要强求自己去创作长篇小说，可以专一于自己的强项，这样可以在不同的小说体裁领域中各显其能，各展其才。这对作家创作、对提高长篇小说的创作质量都有益处。但现实情形却不是这样，很多创作之外的东西左右着作家，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比如长篇的稿费要远远高于中篇，作家会把主要创作精力投入到长篇创作中。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像文学评奖的最高奖项都是长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五个一精品工程奖”对作家都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今后长篇小说会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主导文类。　　在对文本的发生学的考察中，还有一个现象比较明显，就是有的长篇小说最开始都是发表在期刊杂志上，其后再由出版社出版。像方方的《乌泥湖年谱》先发表于《钟山》（），《武昌城》发表于《钟山》（2006.06），都是一年或是几年后成书。作品在期刊杂志上发表，先行试水，根据读者的反馈，再做一定的修改，这样会提升作品成书的质量，也为后期出版社的出版发行做了前期宣传。张执浩的《试图与生活和解》先发表于《小说家》（2001.06）然后由漓江出版社2002年出版。作为年轻作家，又是第一部长篇，以期刊作为第一载体，发表稍微容易一些，获取一定的社会反响可以为出版社正式出版创造条件。王建琳的《燃情的汉水河》也是在《长江》丛刊发表后，再由出版社出版，这一过程中她有机会听取各方面的反映，反复地修改作品。　　　　在对湖北长篇小说整体延伸发展的历史长度，对其经历过的每个阶段进行了检视和考察后，要想对其做深切地透视分析，还必须对湖北长篇小说做“共时性”的研究和参照，也许这种探究更适合对当代湖北长篇小说创作进行批评阐释，可以有明确的聚焦点和充足的文本参与互动比较，因为在作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也更容易去发现不同题材类型中作家创作上的特点和变化。当然，这也可能会受限于文本和书页的界限，受限于批评主体对作品的领悟力，以及所持有的文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