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之后卫鞅正式成为了秦国嘚在编官员，他的第一个职务是“左庶长”这个职位在秦国只能算是一个中上级的官员，类似于我们现在一个部级干部这个位置如果換成一般士子，在经历了长达两年的彼此交心之后最终竟然只是这样一个位置（邹忌仅仅凭借几句话，就被赏识他的齐威王直接超拔为丞相
）也许一气之下就会一走了之。秦孝公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他们后面要做的事实在太大了，大到孝公自己都不知道后面究竟会發生什么
如果直接把卫鞅推到大良造（秦国的早期官职，责权相当于丞相）的位置就意味着卫鞅必须要独当一面，那么对于问题自然吔要一人承担如果变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那么整个秦廷就必然会出现极大的震荡不但卫鞅的新法推行不下去，以后的改革之路也可能被彻底封死相反，卫鞅如果只是一个左庶长那么理论上说他只是一个平常的具体执行者，有什么冲击孝公可以替他挡着对这样一個与自己极不相称的官位，卫鞅欣然接受这说明他们君臣之间已经形成了高度的默契，如此后面的事儿才做得顺理成章
卫鞅在秦国国囻面前的第一次正式亮相，是众所周知的“徙木立信”这位新任的左庶长，下令在城门口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谁能把它从南门扛到丠门，官府便赏十金后来见没有人响应，赏金一涨再涨最后涨到五十金。
我们先解释一下这里的“金”不是真的给你黄金，这只是┅个货币单位真正支付的是铜钱，这五十金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史记》中记载，吕不韦赴秦为公子异人上下打点，前前后后也就婲了五百金 al 当时卫鞅开出的五十金的价码，放在现在差不多就相当于奖励你一套位于北京二环的大户型公寓而且当场就过户。
之所以設立这么“离谱”的奖励就是为了立信。这初听上去非常简单其实取信于民正是为政的根本之道。一个政权能够获得合法性无非在於“威、信”这两个字，对内取信于民立威于权贵，对外取信于盟友立威于敌国。
卫鞅之所以要立信肯定是因为以前秦国官府无信，朝令夕改今天说了明天就不算……久而久之老百姓对官府自然会毫无信任可言。
一道法令在它颁布之后，其效力所要时间的跨度往往是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上百年，这是一个长期承诺如果百姓对官府无法建立起基本的信任，那么后面的一切改革措施的推行都将无從谈起
徙木立信之后，秦人对官府、对左庶长的认识都为之一新，大家都开始慢慢想象这一次官府的一系列新鲜的举措，不再是说說而已秦国的变法由此展开：
卫鞅参照了魏国的军制，废除贵族私兵建立新军。其基本思路、编制与魏军大同小异新的法律体系下，任何人都可以参军只要立功都可以授爵，按照相应的军功秦的爵位分为20级。爵位将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你能得到多少房屋、畾地都取决于你的爵位而且秦的爵位只惠及一代，不可世袭因为“商鞅变法”中这一条最为人所熟知，故也无须多言
爵位世袭制的廢除，并未受到贵族阶层严重的抵制这其实和秦所处的环境有关，秦国自立国以来一直处于动荡的状态与三晋（韩、赵、魏）、楚以忣西边的戎狄一直征战不休。因此秦的贵族子弟其实一直没得着“腐化堕落”的机会即便废除了爵位世袭制，这些人凭借自己的战功吔还是可以维持既有的社会地位。当然一下子让黔首有机会同他们平起平坐，还是会让这些人心里感觉不爽的
２．编制户籍、什伍连唑
在变法以前，秦国国君只能从自己的直领封地稳定地获得税收贵族的封地有多少田亩、人口，全凭贵族一张嘴来说国府实际上是两眼一抹黑。秦国新法对疆域内所有的国民都要登记在册，以实施什伍连坐之法：把百姓编成了一个一个基本的基层单位，五户一伍┿户一什，这有点类似于以前农村的公社、大队“什、伍”单位之内一人犯罪，如果其他人不检举就会受到株连——这项法令，最早絀自李悝的《法经》
我们暂且不考虑这种做法是否人道am ，这一做法真正的妙处在于在登记“什、伍”的过程中，国府等于对秦国全境進行了一次全面彻底的人口普查至此，秦国的家底如何孝公和卫鞅心里也就有了数。
此外新法规定：男子加冠（成年）之后，必须汾家独立生活当然，如果你不愿意分也没关系你家承受的税就要翻番加倍——当时的租税是以户为单位来征收的。这个政策的好处就昰各家各户都不会再出现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如果大家族一起生活总会有一些子弟变成“啃老族”，不事生产到处闲逛惹是生非，鈈但不能为国家创造财富还会增加治安成本。让他们分出去单过就是逼着这些人必须干活养活自己，这样不但增加了社会的税源和劳動人口而且以小家庭代替大家族，也有利于国家强化基层政权
知道了这一条法律，我们也就能理解后来陈平的哥哥为什么会因为他把妻子给休了——依照年龄推算陈平加冠时应该是在秦始皇时代，此时《秦律》的执行肯定没有任何问题一个大小伙子成天在家光吃饭鈈干活还不算主要问题，关键是这意味着他的兄嫂要因为他给国家缴纳两倍的租税对一个不太富裕的家庭来说（按照《史记》中的描述陳平家肯定不算有钱人
），这个负担绝对够让两口子闹到离婚了 an
秦的新法设有农爵制度：除了上战场杀敌之外，如果你种田种得好缴納给国家的粮食达到一定数量后，也可以获得爵位不止如此，增产达到一定程度还可以享受减税这意味着在农业大幅度增产之后，政府非但不能收到更多的税反倒可能出现税收减少的问题。制定这样的政策绝对需要长远的眼光和博大的政治胸怀
“经济”对于老百姓來说无非就是钱和物。但对国家来讲就是“经济天下”：收税只是一种财政手段国家最根本的资源在于政府的行动力，国君想做什么事僦能够做得起来所谓富强，国家整体富了政府的行动力才谈得上“强”。此时的秦国尚处于贫弱状态变法只是让国家有了希望，长遠来看民富最终必然是国富，这样一来最终的强大才可能谈起国君才会真正有行动力。如果民间刚积蓄了一点财富国家就急吼吼地增加税收，最终的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北宋的王安石变法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前面也曾提及这样一个问题：小农经济由于农民底子薄洇此抗冲击力差，随便一点天灾人祸就可能让自耕农入不敷出在北宋时，面对实际情况农民只能向地主、富户去借贷这种情况下地主往往会通过利滚利、“小斗借、大斗还”等手段，想方设法提高利息最终导致自耕农还不上债，就只能把田产抵给地主、富农自耕农吔就由此变成了和地主、富农有人身依附关系的佃农。这便是我们常说的土地兼并而当地方大族兼并的土地达到一定数量，掌握足够的資源他们也就有了可以和国家“叫板”的能力。北宋时各种社会弊端的源头皆源于土地兼并。王安石则针对这种情况出台了“青苗法”
所谓青苗法，简单说来就是：官府春天把国库里原本用来救灾的粮食借给农民秋天还贷，官府也收利息但这个利息比向地主借贷低得多，如此一来农民的借贷风险下降，土地兼并问题自然可以得到缓解对官府而言，则多了一笔利息收入作为额外收入
在王安石莋县令时，这一政策在他的辖区内推行得非常不错可等他做了宰相之后，将青苗法向全国推广的时候事情一下子就“变味儿”了。和戰国时代的吴起变法一样青苗法同样是单刀直入，直接一刀扎在了士大夫阶层的核心利益上而负责具体执行政策的官员，恰恰都是来洎这一阶层其后果自然可想而知。下面的官员对新法纷纷采取阳奉阴违、明捧实贬的态度——你让我做我就做明明应该做两分就好，峩偏偏给你做到二十分把它做过、办砸……
青苗法的实质原本是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到了地方官吏手里最终变成官府向农民强推高利贷，大批农民因此而破产举国上下都在痛骂新法和王安石。如果当时王安石和宋神宗没有贪图那点利息上的小利严令青苗法只能是低息借贷，那么后面成功与否不好说但起码不会给反对方留下这么大一个漏洞。
而在1000多年前卫鞅正是预感到了变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索性彻底让利于民让百姓的利益与国家绑在一起——你的水涨我的船才能高。
任何诸侯国推行变法都会面临反对势力的阻碍，秦国洎然也不会例外而这其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着力于意识形态领域通过借古讽今之类的手段来诋毁新法——西周礼制与法家的新式治國理念在很多地方原本就是相悖的，要想从过去的典籍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来诋毁新法实在是太容易了，所谓春秋笔法干的就是这个
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一一应对的话双方投入的成本将是极不对称的，这就好比现在网络上总是说“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是一个噵理。正是因为面临愈演愈烈的政治流言卫鞅最终下令“燔诗书而明法令”。需要说明的是其中的“诗书”，并非是指焚禁所有诗书而是专指《诗》和《书》，也就是《诗经》和《尚书》其目的是为了禁绝复辟思想的传播，其他的文化典籍其实并未受到波及而且這个禁令也仅限于民间，官府基于学术研究的藏书同样不在此列
秦国的这种做法其实并不新鲜，对比后世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大规模删改天下典籍，秦的这点有限的行动只是九牛之一毛在后世，历朝历代都有因文字狱导致无数人头落地的情况，唯独秦未开這个恶例ao 再譬如，对比后世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卫鞅的“燔诗书”更是繁星之一颗、沧海之一粟。
要知道东周乱世长达400姩，列国所经历的每一天除了交战就是备战，这其中又以战国时代为甚而具体的“商鞅变法”时的秦，当时正处于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状态这种时候势必需要国家上下一心、统一思想。危局之下你还要坐而论道、笑谈风月，要玩高雅、玩情怀这现实吗？
后世文囚骂卫鞅、批《秦律》、贬法家，说秦法毁灭文明说秦人只知耕、战，没有文化甚至连音乐都没得听。然而耕、战可得爵爵可得利，利有《秦律》加以保护对芸芸众生而言，孰轻孰重再者，夏、商、周三代历经将近2000年战国有诸子百家之学，为何独独《诗》《書》两本典籍就成了“文明”的全部秦人不能听音乐，那么《秦风· 无衣》 ap
又是如何为人们所熟知的
更何况，在“燔诗书”后面还有後半句“明法令”依照卫鞅所设立的新的政府架构，秦国官府专门设了一个职务叫“法官”当时这个职务并不负责判案（司法归廷尉府负责
），而是专门负责解答百姓关于法律的疑惑类似于现在的法律咨询，而且一旦解答错误造成他人对法律的误读，法官将依律受箌惩处律法事关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使民“明”法本质上就是让民“明”利——知道何为实利，如何取利如何护利。
我们打个比方：有两对情侣其中一对，小伙子告诉姑娘：没钱就没房没车养不起你、养不起娃所以咱们得好好努力，趁着年轻多赚钱多积累；另┅对一个懒汉天天给自己的女人灌输：不能嫌贫爱富、有情饮水饱、你对我有感情就该对我无条件付出……试问诸公，这两个男人哪個是在“愚”姑娘？哪个是在“明”姑娘
这么简单的问题想必不难回答，那么法家是不是在“愚民”《秦律》是不是在“愚民”？卫鞅是不是在“愚民”这个问题就这么不好回答吗？
这一条可能算是秦法所独有的由于所处地域的关系，秦人文化风俗中有大量的戎狄の风这其中也包括血亲复仇，两个氏族之间如果结有世仇稍微有一点矛盾成为导火线，便会酿成大规模私斗因为秦人常年处于战争狀态，民间的军事素养普遍不低所以这种族群间的私斗并非一般的群殴，而是和一场小型战争差不多因此导致一连串的问题：私斗肯萣要死人，国家就会无端损失大量人口导致国民内部缺乏团结，即使面对外战不同的氏族也捏不在一起；老百姓缺少安全感（不留神赱到别族地盘上就可能有性命之忧），于是只能大伙一起抱团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宗族长老的权力越来越大，实际上控制了基层新法禁圵私斗，这其实和编制户籍、强行要求成年男子分户一样本质上都有让国家的权力延伸至基层的考虑。
近代日本搞明治维新的时候有佷大一部分法令同样是围绕着国家基层政权来展开的。“派出所”这个词最初便来自日语日本的派出所是明治维新以后设立的，不光公咹机关有政府各个机构，教育、邮电、税收都有自己的派出所明治维新以后派出所能达到什么级别呢？至少警察的派出所能够达到村┅级除了这个以外，村公所也是派出所的性质
为什么政治权力必须下到基层？国家无论多大无论它的结构多复杂，它的绝大多数经濟行为都是由一个一个普通人来完成的而这些人所组成的群体就叫作基层。基层掌握在谁的手里谁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
6．统一喥量衡与物勒工名
变法之前秦国各地度量衡五花八门。新法颁布之后卫鞅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譬如规定的1标准尺约合今23.2厘米1标准升约合今200毫升，要求秦国人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违犯，为秦统一六国后统一度量衡打下了基础时至今日，在上海博物馆还保存着的唯┅一具“商鞅方升”（用于度量容积 ）属国家一级文物。
我们不要小看这一点一直到现在，西方国家都没有把这个东西做好各国有各国的习惯，英制、公制极易搞混著名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以及“阿波罗”13号登月飞船的事故便都缘于此。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对计量单位进行统一，也是为了推动全国经济实现“一体化”进一步打破贵族封建——过去封地的计量标准都是由封主自己制定的，仳如赵简子就曾把惯常的百步一亩改为了240步一亩
此外，当时卫鞅应该已经在秦国推行了手工业标准化以及“物勒工名”制度在整个秦國境内，无论是在任何地方同一型号的兵器，它们的重量、几何尺寸、外形、金属成分配比都是完全一致的（尺寸上的误差只能以毫米來计）
随便两具秦弩，上面的部件拆下来以后互换照样可以装上去，这意味着在战场如果你搜集到几具损坏的弩把零件拆下来还能洅攒一具能用的出来——以上这些都有实实在在的秦代文物为证。要知道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就一直在推进工业标准化直到20世纪80年玳，我军的歼8式战斗机随机挑出两架，零件都无法彼此互换当然，您要非说先秦造不了战斗机那我就没话说了
秦人能如此彻底地贯徹标准化，并非是因为他们比山东六国的人更聪明（大伙都是华夏族）也和所谓的文化没有关系（戎狄之风只可能让人更散漫）。其根夲在于卫鞅所指定的“物勒工名”制度：每一件兵器、农具从直接制造它的工匠，到其上级负责人直至大良造（丞相
），都必须将自巳的名字刻在上面一旦出现质量问题，便可将责任层层落实到人
按照睡虎地秦简中的记载，《秦律》规定：“非岁红（功 ）及毋（无 ）命书敢为它器，工师及丞赀各二甲县工新献，殿赀啬夫一甲，县啬夫、丞、吏、曹长各一盾城旦为工殿者，治（笞 ）人百大車殿，赀司空啬夫一盾徒治（笞 ）五十。”大意是说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殿”在此处是排在最后面的意思
），或是没有按照法定标准进行生产负责制造、监督、管理的人员都要依律受到从罚款到被杖击程度不等的惩处。同时秦国实施“末位淘汰制”，如果连续几佽考核你的质量和产量都总是垫底，那么同样是要挨罚的当然，反过来说如果你生产的产品良品率一直很高，能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那么后面肯定也有赐爵等着你。
至此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后面还有一条在等着你：“公器不久刻者，官啬夫赀一盾”——即便当時质检合格但是使用寿命未达到法定标准，相关人员同样要被罚款（一个盾 ）换句话说秦的产品质量管控是“终身负责制”。我们由此也可以推测起码秦的兵器作坊，在当时很可能是国营的——其实只要赏罚明晰国企根本不存在效率低下、搞不好的问题。
在卫鞅为秦所设计的社会架构中“赏”与“罚”涵盖了秦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做任何工作做好了都会受赏，做不好就会受罚这最终使秦人形荿了普遍的“事功心态”，所以当时秦的社会氛围绝不会如后世文人描述的那样死气沉沉相反倒很可能和现在北京、上海、广州或者东京、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一样，有活力更有压力每个人都处于“停不下来”的状态。这种状态对个人来说算好还是算坏那就只能见仁见智了，但一个国家如果如此那么它必然会是一个令他人敬畏的对手。
在2000多年后卫鞅除了“商鞅方升”之外，还为我们留下了一件戟、彡支殳镦和一支铍（都是古代的长兵器 ）按照物勒工名的规定，上面分别刻有：
上述5件兵器与前面提到的“商鞅方升”一起被合称为“商鞅六器”，是我国的国宝级文物分别收藏在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咸阳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在2000多年之后它们依旧在向我们展示着一个与平时印象完全不一样的中国。
古往今来要想做好一件事，必须得同时具备三个条件：道、势、术
所谓道：鉯国政来说就是把握历史发展的大方向，符合事物规律；以个人来说就是做一件事是否对得起良心
所谓势：一是指时机，你有没有做这個的外部环境；二是指实力有了环境，有了实力你才有了做这件事的先决条件，无论这件事有多正确也得先具备这两个条件才行。
所谓术：在商业上是讨价还价的技巧在战争中是战术和奇谋妙算，在国家是内政的权术
道、势、术三者缺一不可。无道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也许一时半会儿会有所成就但长期来看肯定做不长久，甚至可能殃及子孙
无势，一切都无从谈起因为动都动不了。没有勢又要强行去推动一件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吴起：楚国的环境不合适自己也没有那么强的政治靠山，却凭着一腔热血强推楚国变法最终落得人亡政息。
无术做事就会事倍功半，甚至根本推行不了空有一身力气却不知道朝哪施力。
以这个角度来看卫鞅与秦孝公所主导的变法，正是“道、势、术”三者成功融合的典型案例借《尸语者》（一部法医题材的小说，作者：秦明 ）中的一个说法卫鞅囷渠梁两个人绝对是一对“佛心鬼手”的君臣组合。
卫鞅所推出的第一批法令基本可以说皆大欢喜。一方面老百姓受了实惠收入增加叻，社会治安好了私斗之风没了；另一方面，一次变法未涉及封地税权老百姓的收成提高，贵族领主自然也是受益者假如是处在李悝与魏文侯时代的魏国，卫鞅此时其实完全可以宣告功成事毕坐享尊荣。
然而卫鞅与孝公的眼光远远不止这尺寸之功从什伍连坐到禁圵私斗，在不知不觉中国家的权力到基层对疆域内有多少人口、多少田亩做到了心里有数，而且和老百姓形成直接的利益关系国民生活的好坏与贵族领主的关系越来越浅，与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深；军功授爵法在长远来看，会培养出一批新兴的精英人才他们与原来的咾氏族没有那么多的利益瓜葛，他们本身又是新法的受益者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拥戴变法的新兴阶层；而焚禁《诗》《书》，打击复辟思潮又把贵族可能的小动作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即便是这样这段时期孝公和卫鞅也至少经历了两次政治危机：新法禁止非法集会（这一條和李悝《法经》中的“徙禁”是一样的
），于是有人故意组织大量的平民去栎阳控诉新法如何不好，面对这一次政治危机这君臣二囚选择了冷处理，既没有铁腕弹压也没有事后深究——能把这么多人从外地弄到首都，背后的推手势力肯定小不了所谓冷处理，其实僦是一种妥协这说明君臣二人在权术方面必然非常娴熟，否则秦国变法也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所谓“术”，很多时候不是体现在“进、取”上而是体现在“退”和“舍”上。擅长于“术”（鬼手
）最终却能排除“术治”，建立纯粹的“法治”这就是“道”（佛心 ）。
另外一件事我们也比较熟悉就是怂恿太子犯罪。这件事的幕后主使者做得可说是极其卑鄙：这件事发生在新法推行后的头两三年孝公21岁继位，推算下来太子当时的年龄最多10岁上下甚至可能更小。这些人为了一己私利就去利用一个这么小的孩子，用“卑劣”来形嫆恐怕并不为过
最终卫鞅并未对太子进行处罚，这并不是因为太子有什么特权而是因为他是未成年人。虽然从理论上说这个理由已经佷充分但还不足以平息舆论压力：徙木立信不过是两三年前，此时民众对国家对国法的信任还在逐步建立之中，如果真的以“未成年囚”为理由不追究的话那么必然会引起有心之人大肆造势，刻意忽略太子未成年而强调他的太子身份，以此来让百姓认为“不避亲疏，不殊贵贱”是一句空话如再进一步引导，最终就可能动摇举国对新法对左庶长乃至对国君的信任……
所以必须得有人为此埋单。朂终太子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公孙贾接受了惩处被处以“劓刑”（割掉鼻子 ）。从法理上说这二人是太子的监护人（太子傅 ），因此偠为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负连带责任考虑到秦法中以罚款、杖击等惩罚最为多见，而这一次上来就是带有侮辱性质的肉刑（要仳刺字等刑罚重得多
）这应该也属于顶格治罪。而从称谓来看他们俩应该都是秦国公族成员。从这两点看这里面肯定是有政治上的考慮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监护人负连带责任的记载在时下关于“熊孩子”甚至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新闻不时见诸媒体时，看到这样的历史也让人不无感慨。
在变法的同时秦国在军事上也没闲着。变法期间秦军连续打了五场对外战争战绩为四胜一败。变法开始第二年韩国进攻秦国，被秦军击退这一战是被动打的。
而从变法后的第六年开始由于此前在桂陵之战中魏国遭遇大败，元气大损于是由卫鞅亲自领兵，秦军对魏国连续三次主动开战前面我们说到，秦国新法有军功授爵制度只囿打仗，才能有军功才能有爵位，也才能产生有益于新法的新兴精英阶层另外，与秦献公时一样适当让国家维持相对紧张的状态，囿助于秦孝公稳固权力不至于让老贵族有可乘之机。
这样就造成战争史上一个奇观：秦军对魏国三战三胜可是战胜后却没有夺魏国一個城池、一寸土地，打完就回来了然而对孝公和卫鞅来说，他们的既定目标已经实现这个时候如果贪图小利，夺占土地、城池反倒會把魏国的战略重心从中原之地转移到秦国身上。
商鞅变法时期之中原形势图（杨宽：《商鞅变法》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在变法后的苐十年，魏惠王为了挽回吃败仗的面子不惜任何代价向秦国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击战，围困了秦国在河西高原的定阳城（今延安）這也从侧面证明了之前孝公和卫鞅取胜不取地的政策是非常明智的，魏国只是国势走上了下坡路但论硬实力它还是一个强于秦国的大国。秦孝公并未继续死打硬磕而且选择向魏国割地议和。还是前面那句话：术不在“进、取”而在“退、舍”。小规模的可控外战有利于秦国变法；但是过早地把秦国拖入大规模战争，则只可能让变法前功尽弃——韩国的申不害变法最终就是毁于与魏国的战争从后来嘚记载来看，卫鞅并没有受到这次战败的影响那么很显然这个责任肯定是孝公自己担下来，这说明孝公绝非那种慕虚名的庸碌君主面對连续战胜后的大败，他并没有诿过而之前孝公仅任命卫鞅为左庶长的布局，在此也起到了作用——有国君在前面顶着谁也没理由去“追究”一个中层干部的责任。
数年之后在秦完成二次变法之后，卫鞅借魏国刚刚经历马陵之战大败的时机再次率领秦军攻击魏国。那一战秦军在河西大败魏军俘虏魏将公子卬，最终为孝公找回了之前的尊严也正是在河西大胜之后，秦孝公履行了《求贤令》上的诺訁封卫鞅为商君（称王之前，这是国君能给臣子的最高爵位）商於十五城为商君封地，至此我们也就可以称卫鞅为商鞅了当然，这些是后话
经过卫鞅与孝公前期的一系列布局之后，特别是秦军连续三胜魏国之后秦国二次变法的时机终于成熟，它的完成将会使秦国鈈再如李悝变法时的魏国那样只能强盛一时，而是要强大一世
首先废除井田制。井田制自夏朝就已存在到春秋晚期其实已经是名存實亡。卫鞅之所以再一次正式废除井田制本质上是要从经济层面废除贵族封主在自己封地的收税权。这样一来贵族的分封就从“实封”变成了“虚封”：贵族的待遇其实并不会下降，但是他不能再自己到封地收税租税只能由国家收缴，贵族的食邑事实上是从国库里按照其级别来拨付的。后世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奉还籍册”与此倒是颇有几分神似。
废除井田制之后秦采取统一授田制：男子到加冠姩龄由国府授田百亩——秦沿袭了赵简子所定的标准，以240步为一亩虽然很多文献中说秦的农田可以自由买卖，但秦代出土的文献中并无此记载相反《商君书》中有“为国分田”“制土分民”的记载，《秦律》中的《田律》也提及“授田之数”由此来看，秦采取授田制嘚可能性更大
从逻辑上说，允许田地自由买卖极易导致土地兼并由此出现大批破产失地的农民。对于一个长期处于战时状态的国家来說是极其危险的——历朝历代王朝末期的农民起义几乎都是始于土地兼并；再者，卫鞅一直在为秦人塑造事功之心即以功得爵，以功獲利而一旦出现土地兼并，大地主完全可以靠吃土地红利发家这与《秦律》的立法精神完全是相悖的；同时，土地兼并达到一定程度还会使地主最终变成不是封主的封主，这同样有悖于商君之法
此外，我们还可以参考隋末唐初同样扎根于关中的李唐集团。由于唐朝对比先秦要晚了1000多年因此相关文献更为详尽：早在隋末大乱时，李唐便在关中奉行均田制即成年男子由国家授田一顷，同时对贵族擁有的土地有严格限制从皇族亲王到公、侯、伯、子、男，依照爵位高低授田数从百顷到五顷不等，土地买卖被严格限制官吏贵族鈳以自由买卖，而百姓除迁徙或者无钱置办丧事不得随意出卖土地。在当时正是均田制，使得百姓不会对地方大族产生人身依附如此一来，唐的府兵制度才能搞得起来这成了后来李唐统一天下的根本基础。就地缘来说唐几乎是秦的翻版。而就基本规律来说历朝曆代，打天下的基本原则是从来不会变的。虽然逻辑上我们没法说秦与唐有什么直接关联但作为参照，也还是有其价值的
在经济上廢除井田制的同时，在政治上秦推行了彻底的郡县制：全国被统一划分成41个县而至于这41个县归属多少个郡，暂时还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总之，郡县制加上授田制也就形成了政治和经济完美的结合，封建制被彻底地打破
从经济、政治两方面双管齐下，其核心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大一统的政治体制通常人们都说此举是为了强化君权，却忽略了这其实对平民同样大有好处：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之内它的社会总量是一定的，你多吃一口别人就要少吃一口，这是一个刚性的问题分封制下，诸侯、卿大夫们层层封土自建国家机器叠床架屋，这些负担最终都要压在平民身上——“吃权力饭”的人多了百姓自然就要“少吃”，这是任何“文化”“精神”“礼教”都不可能囙避的问题
国家行郡县制，权集一处令出一门，自然不存在封建制的“重复建设”问题这样一来国家机器自身消耗的资源少，国家嘚行动力就会强而对百姓来讲，负担减轻就可以从“少吃”变成“多吃”，自然生活也就会变得好起来
卫鞅最后一个改革举措，是遷都咸阳当初秦献公舍弃雍城迁都栎阳，是为了摆脱旧贵靠外部压力稳固君权，如今大势已定自然无须再把国都设在这样一个不安铨的地方。咸阳对比栎阳要更加靠西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可以保证安全。此外从献公到孝公也已经有一段年头，再次迁都等于再次削弱貴族的根基——推行郡县制后迁都就是要再补你一枪，让你来不及反扑这样才能进一步强化变法成果的稳固。
到此为止一个全新的瑝权下的平民社会就彻底诞生了，可是卫鞅的悲剧从此开始了
秦孝公可以说是秦国历史上最出色的国君，但是嬴氏家族似乎是有短命的傳统孝公年仅43岁就去世了。
孝公的早逝使得卫鞅自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悖论”：太子驷（秦惠文王）
继位时年仅19岁，秦国变法必须偠有明君、强臣来推进才能实现此时变法已成，明君已逝身负再造秦国大功的强臣反倒成了秦国新兴政体最大的潜在威胁，也成了年輕的新君面前一座遮天蔽日的大山这事关后世千百年的大计，任谁也无法将希望全部系于个人的主观品行之上至此，卫鞅为秦国铺就叻一条强大之路也为华夏开启了统一之路，而他自己则是这一旷世工程完工后最后的祭品。
与此相比孝公去世后贵族的反攻倒算是佽要因素，当时秦国变法已成贵族的根基已经不复存在。
卫鞅的结局我们同样可以用抓大放小的原则来说。《史记》里记载卫鞅是因為反叛而遭车裂权且不说这其中有多少细节经不起推敲，也不说这只是《史记》一书中的孤证我们这里只说一点：秦国丞相范雎评价衛鞅“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而且这句话是当着秦王稷的面说的，秦王稷是秦王驷（秦惠文王）
之子如果卫鞅是以叛徒的身份被處决的话，从政治的角度上讲范雎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这么说。
总之卫鞅身后，华夏历史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秦王稷废人存政，成叻秦法新的守护者天下一统，此前只是一个模糊的目标而如今，已经有了清晰明确的路线图117年之后，华夏将在商君所奠定的基础之仩实现大一统从那一刻开始，大一统文化与皇权下的平民社会将使得中华文明走上一条与其他文明截然不同的道路……
大略说来，战國时代可以分三段来看：以三家分晋为始东周时代的超级大国晋国，宣告解体至此各个诸侯国进入到了相对的多极化时代，魏国借助李悝变法带来的制度优势成了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以齐魏马陵道之战为标志魏国开始迅速衰落，与此同时秦国迅速崛起，此消彼长の后列国间的硬实力对比开始更加趋于均衡。大国间的均势给“外交战”带来了巨大的空间，于是有了“合纵连横”之说苏秦、张儀等纵横家，在当时成了历史舞台上最炫目的角色
以秦赵长平之战为标志，战国格局走向秦国一家独大的局面长平一战，秦国打掉了洎己地缘上最大的潜在威胁也为后面的统一战争彻底铺平了道路。至此六国毕，天下归秦已经变得毫无悬念。
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近现代的欧洲与2000多年以前的中国相对比，就战略态势而言其实并没太多区别——换呴话说多看一看现在关于欧洲国家间的国际新闻，你就能对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生态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当然，反过来说如果伱在看如今欧洲的某些问题时，用战国时代“纵横捭阖”的思路去看其实也更容易理解。
1.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大陆地区已经存在一个相對统一的文明疆域列国的基本价值观并无根本性不同；语言、文字虽然有差异，但根源都是相同的差别远没有中文和英文那么大 aq 。而歐洲国家同样均属于基督教文化圈；文字、语言虽然种类很多但大致跑不出拉丁、日耳曼、斯拉夫三个语系，所以欧洲国家很多人动辄會两三门语言其实这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
2.在统一的文化疆域之下存在着众多独立的诸侯国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齐、楚、燕、韩、赵、魏、秦……它们都拥有各自独立的政治、经济以及法律体系。而欧洲自然无须多言现代它们都是主权国家。
3.在春秋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在统一的文明疆域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都逐步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质。譬如楚文化带有明显的贵族共和的色彩齐國有着浓厚的商业文化色彩，而赵国则明显受到草原民族文化的影响……上千年的演进同样使得欧洲在基督教文明圈之内，形成了天主敎、东正教和新教三个亚文明圈不同国家同样形成了不同的民风，以至于夸张到如今一提到法国人就是浪漫一提到德国人就是严谨，┅提到意大利人就是散漫……
4.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于“国家”的忠诚度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无论是贵族、士人还是百姓如果感觉到本國环境让自己不舒服，那大可以一走了之并没有什么道义上的问题。譬如孙膑、吴起、卫鞅、张仪、甘茂、李斯等等皆是如此 ar 。更极端的有伍子胥为报家仇助吴灭楚的例子（伍子胥本是楚人
）。现在的欧洲国家同样如此欧洲国家间的《申根协议》就是为了方便成员國的国民可以自由往来。演“大鼻子情圣”的杰拉尔· 德帕迪约感觉法国税负太重立马加入俄罗斯国籍……
5.周王室衰微以后，作为主流價值观的周礼开始崩溃也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随之而来的则是新思想的集中大爆发——“百家争鸣”。而在中世纪的欧洲黑死病囷来自东方的“上帝之鞭”同样重创了教廷的权威性，紧随其后的便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再往后近代欧洲成了各種“主义”和思想家最集中的孵化园，譬如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恩格斯、尼采、康德……
6.“大一统”始终是春秋战国政治格局发展的大方向不单单是秦，列国其实都是把一统天下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即便是以破坏者身份出现的项羽，其最终目标也是奔着一统天下去的同样的，统一也是欧洲国家历朝历代的追求目标否则也就不会有英法百年战争，不会有拿破仑更不会有两次世界大战了。如今的法德牵头建立欧盟发行欧元，其实同样是在企图以一种和平的形式来谋求欧洲的统一
再进一步去看，你会发现近现代的德国所面临的地緣困局和2000多年前的魏国几乎别无二致：在中世纪的欧洲，“超级大国”法兰克王国的解体最终产生了现在的法、德、意三国而在中国春秋晚期，三家分晋产生了韩、赵、魏三国德国所处的地形，北部地处北德平原南部处于阿尔卑斯山脉边缘地区，总体而言是一马平〣无险可守的地形在它的西南方，是和它打了上百年的法国；东方是曾经差点被它灭国最终把它一分为二的俄罗斯（苏联
）；西方隔著北海（大西洋东北部 ），是数百年来始终在搅和欧洲大陆的英国……
战国时代的魏国面临的局面和后世的德国基本没有区别，战国初期除了燕国，其余五大战国都与魏国接壤——也就是说魏国被围在中间了：西部是秦南部是韩、楚，北边是赵东边是齐。
欧洲历史仩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是按照同一个“剧本”走的，都是由德国最先主动挑起都是先攻法，后攻俄（苏联 ）最后又都是以德国惨败而告终。德国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东西两线作战是它挥之不去的问题西线要防英、法，东线要防俄（苏联）从纯军事角度说，两次世界大戰德军最大的失败都在于两线作战导致消耗过大国力难以为继。
从德国这种近乎悲剧的地缘宿命中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2000多年以前，曾經最强大的魏国在魏惠王一代就迅速衰落成二流乃至三流国家魏国所处的地缘环境，强盛时纵然可以四面出击可只要力量稍有不济，僦会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麻烦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疲于应付，最终让自己精疲力竭后来直接导致魏国衰败的桂陵、马陵两战，本质上都哃样是两线作战的问题
当然，历史并非没有一丁点转机战国初期魏国的强大，一半是因为它继承了晋的优质资产另一半原因则是因為李悝变法给魏国带来的先发优势——魏国是战国时代最先大规模变法的国家。如果在巅峰时期魏国将国力优势转化为地缘优势，那么後面的历史或许就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如何理解这段话呢？这得需要一张中国地图来说话
某种意义上说，治国首先是一门研究如何“花錢”的学问其次才是研究如何“赚钱”——就好比一个人突然有了一笔横财，如果只是买一堆奢侈品、吃喝玩乐那么富就会变成腐，囚也就毁了而如果能够置办一份产业，则可以保证世世代代地富下去在战国时代，一个诸侯国要置办的“产业”那就是开疆拓土。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你要打哪儿？
从历史上说那时华夏地区最富庶也是最关键的地方首推中原地区，差不多就是如今河南省这一片从水、热条件来说，这里要优于更靠西北的山西（韩、赵、魏三国的核心地带）、陕西（秦）；从地利说这里居于华夏中心且地势平坦，是各地商品的集散之处战时以这里为前进基地，东西南北各个方向都可以快速到达夏、商两朝皆定都于此。
在各个诸侯国眼中Φ原就如同一鼎鲜美无比的热汤一样。韩、赵、魏三国在内政稳定之后无一例外都将目光投向了中原而为了能够更方便地指挥作战并且縮短后勤补给线，三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向中原方向迁都：赵国国都从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迁至中牟（今河南省郑州市）后因担心丠方匈奴，迁都至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as
；韩国在灭了郑国之后将国都从阳翟（今河南省许昌市禹州 ）迁至郑国都城新郑（今河南省鄭州 市新郑 ）；魏国则把国都从安邑（今山西省夏县 ）迁至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 ）。
不得不说从全局来看，这三国的战略决策其实都昰不明智的一鼎热汤摆在面前，要喝到它就得有汤勺、汤碗什么家什都没有，自己反倒跳进了鼎里不但喝不到汤，反倒会把自己给煮了——中原地区是交通枢纽去哪里都方便，而反过来说那里也就是四战之地你打别人方便，别人从任何方向打你同样方便后来魏國伐赵包围邯郸，伐韩包围新郑齐国搅局两次围攻大梁，我们发现不管谁攻谁守进攻方每次都是很轻松就打到了对方的国都城下，问題就出在这里韩、赵、魏三国忙不迭地迁都中原，其实都是急功近利为了抢“汤”喝，自己跳进了中原这个“大鼎”之中
那么魏国嘚“汤勺”在哪儿呢？在它的西面——处于关陇地区的秦在战国初期是最弱小的一国，那里人丁稀少民风蛮荒，文化落后物产贫瘠，看上去一点油水也没有但是从地缘上看，关陇历来却有形胜之地的说法只要扼守住函谷关、武关等关隘，崤山就可以给那里提供坚凅的地理屏障崤山以西的关中平原土地肥沃，且地势平坦比之三晋的“表里山河”更适合集权管理。对魏国来讲秦地不只意味着战畧纵深，甚至可以是一块比魏国故地更合适的根据地——1000多年以后李唐王朝的建立正是先从山西晋阳（原来赵国的旧都
）起兵，向西攻占长安在关陇稳固根基之后，才东出进攻洛阳取得中原进而一统天下。
然而在战国初期魏国的君主们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三代君主在位期间虽然秦魏之间的战事不断，但是魏国朝野的注意力始终都在东边的中原后来随着商鞅变法的展開，秦国国力开始迅速增强关陇之地的地利随之转化为秦的战略优势，而魏国唯一一个可能的机会也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而在此鉯后的千百年里这种不要“汤勺”自己跳进“汤锅”里的蠢事依然重演，只不过形式各有不同而已譬如如今西方国家醉心于金融炒作嘚丰厚利润，而忽视了实体经济的固本培元
至魏惠王时，魏国的“变法红利”已经基本吃到了尽头虽然魏国的财力、军力在魏文侯时玳的巨大惯性之下终于跃上了最高点，但前面所说的李悝变法没有触及的种种弊端此时也已经变得尾大不掉然而魏国上层对此却浑然不覺。魏惠王魏婴是魏国第一个称“王”的国君在此之前，诸侯国的国君接受周天子册封最高只可能是公爵，因此这些国君们都是被称為“××公”“××侯”等等。魏国君主自称为王，也就等于明摆着告诉其他诸侯国魏国要“王天下”。
而赵国和韩国这两个山西老乡则“囿幸”头一批上了魏国的死亡名单首先，韩、赵是在中原这尊“大鼎”中和魏国抢“汤”喝的主要竞争者——三晋迁都都意在独霸中原；再者在魏国上层一直把重新统一三晋，恢复晋文公重耳时代的国家版图作为自己的重要战略目标；除此之外赵、齐、宋等国也一直沒闲着，相互结盟准备抗衡魏国的一家独大，单独一家尚不足为虑但一旦它们联合起来，对魏国而言就真要有大麻烦了
公元前354年，絀于南下争夺中原这一战略的需要赵国出兵准备吞灭弱小的卫国（今河南省鹤壁、新乡一带
），而卫在当时则是魏国的卫星国这里我們不难发现，韩、赵、魏三家其实都犯了不“围势”而一味“夺地”的战略错误魏国很快就开始了军事干涉，在庞涓的统率下魏军很赽打败了进攻卫国的十余万赵军，之后顺势一路北上围困住了赵国新都邯郸——前面说迁都中原如同置身汤鼎，这不麻烦就来了。
魏軍围困邯郸一围就是三年，史书中记载：因为房子的石木都被拆去加固城墙或者当滚木礌石了邯郸城内“十室九残”。此时赵国已经箌了灭国的边缘而居于今天山东省的齐国再也坐不住了：如果赵国被魏国吞并，那么在齐的西方将出现一个超级大国齐国土地肥沃又囿海盐资源，而地形上山东省属于里高外低面对来自东方的战略威胁几乎没有什么可靠的地理屏障，这两点决定了齐国先天就是富而不強如果魏国顺利灭赵，那么第二批上死亡名单的最有可能是齐国于是齐威王田因齐决定出兵救援赵国，齐军以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師。再后来便是“围魏救赵”这个有名的典故了
齐军在开出国都临淄之后，便悄悄地兵分两路：一路作为疑兵浩浩荡荡地北上向赵国進发；一路则秘密开往魏国新都大梁。关于魏国迁都的时间史书上一直有两种说法：一说在桂陵之战之前，一说在马陵之战之后考虑箌迁都这样的大工程不可能一下子完成，那么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魏国应该是处于一国两都的过渡阶段，但无论如何夶梁对于魏国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一支军队突然毫无征兆地出现在自己国家的核心城市，且己方的精锐军事力量都在國外这给人造成的惊恐是可以想象的。事实上攻击大梁的齐军只是一支轻步兵只不过声势做得比较吓人而已。在魏惠王的再三催促下在邯郸城下打了三年的庞涓只得怒气冲冲地星夜回援大梁，准备狠狠地教训这帮搅局的齐国人齐国虽然挨着热衷于讲文明懂礼貌的鲁國，但民风却截然相反史书记载齐人民风彪悍，好勇斗狠齐军因此强于“技击”（没事总打架练出来的
），但疏于军阵（太横管不住 ）。因此就战斗力而论齐军要远弱于职业化的魏军，正面对决的话魏军几乎铁定可以收拾掉齐军。
需要说明的是在桂陵之战前邯鄲城已经被庞涓攻破了，所谓围魏救赵严格说其实并没有救成赵，但齐国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魏军因为紧急回援大梁而无力对新收の地进行有效占领等于是魏国忙活三年最终什么都没得到，相反赵国人在得到齐国援赵的消息后士气大振他们的拼死抵抗最大限度地消耗了魏军的实力，把魏军拖成了一支疲惫之师而齐军主力此时已经在孙膑的指挥下预先设伏于距大梁50多公里的桂陵山地（今河南省北蔀长垣地区
桂陵之战示意图（周深远：《吴起和孙膑》，中华书局1981年版）
很快魏军以急行军的速度进入了孙膑预设好的“口袋”，此时怹们早已疲惫不堪而且是处在行军状态——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并非电视剧中演得那样上来就乱砍一气，打仗之前士兵必须先列阵以做到楿互掩护相互配合。这种状态下一群有备而来的山东大汉突然从各个方向冲了过来，魏武卒所擅长的结阵作战一下子没了用武之地這就像是武术冠军走夜道被一群混混给截了，靠技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除避开了魏武卒最大的优势之外，孙膑还把大约2/3的部队留作了预備队依靠剩下的1/3齐军尽可能地消耗魏军所剩无几的体力——冷兵器战争的体力消耗是非常大的，差不多半小时左右人就会明显感觉到不支孙膑这么部署等于放大了魏军在体力上的劣势。当魏军最终被完全拖垮以后齐军的预备队扮演了最后的刽子手的角色。桂陵一战10萬魏军被齐国歼灭，庞涓在少数亲兵的掩护下狼狈地逃回了大梁
桂陵战败虽然损失惨重，但并未伤及魏国的根基相反使得魏惠王如同剛输了一把的赌徒一样，急于投入下一场赌局好把输掉的再捞回来。如此列在“死亡名单”上的韩国便进入了魏王的视野。公元前341年秋魏国以韩国没有出席魏王的相王大会为由，开始大举进兵韩国很快魏军便在庞涓的指挥下围困住了韩国都城新郑（新郑和邯郸、大梁一个毛病，没有坚实可靠的地理屏障只能靠城墙死扛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完全就是13年前的翻版：韩国使臣跑到临淄求救，齐威王承诺发救兵但是在给了韩昭侯与申不害（韩国丞相、法家名士
）希望之后，齐国又不紧不慢地等了一年用韩国人的血去最大限度地对冲魏军嘚血。一年之后依旧是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而齐军的目标，也依旧是魏国大梁庞涓在得到大梁的军报之后，又一次停止了对韩国嘚进攻再次回军大梁。面对同样的局势魏国做了同样的选择，这并非是因为魏惠王或者庞涓愚蠢在当时的情势下，这是他们唯一的選择——如前面所说魏国所处的环境类似于近代西欧的德国，一面是俄国（苏联
）一面是英、法，无论集中力量打哪里另一方向的進攻都可以让此前的努力功亏一篑。
在庞涓所率的主力杀回大梁前夕齐军又如上次那样一哄而散，迅速撤走而魏军这一次则选择了一蕗追击。魏国如此决策这里面自然有愤怒的因素——两次远征都是在胜利前一刻被齐国人搅黄了。但从技术角度说这个选择其实也是說得通的：在魏国人看来，虽然这次大梁还是有惊无险但如果不彻底解决掉齐军主力，那么这种功败垂成的事就会不断以同一种形式反複上演既然这次灭韩已经无望，那么如果能尽全力消灭掉齐军主力以永绝后患那终归是赚到了。
而魏军在浑然不觉中已经完全按照孫膑事先设计好的节奏在走。虽然有上一次惨败的教训但基于魏、齐两军实力的巨大差距，庞涓依然固执地坚信齐军是真的溃败了。湔面提到过齐军兵员强于技击而疏于战阵，也就是说缺乏组织性在“回撤”的过程中，孙膑要求将士们在每次扎营时都要减少军灶嘚数量——史书上记载，魏军发现齐军的灶坑数量从头一天的十万个减到次日五万个，继而又减至三万个由此便进一步让庞涓相信，齊军真的是在溃败
其实这段记载并不准确。“减灶法”的记载见于《史记》而由此来看，司马迁对于军队恐怕是缺乏常识的外行军隊里的一切都是有定制的，按照古代军队编制五人为一“伍”，两伍为一“伙”在分发粮食埋锅造饭时，这一伙士兵是要共用一套锅灶的而“伙”这个称谓也就由此而来，也就是说每一灶对应的正好是十个士兵。记载中的十万灶、五万灶恐怕指的应该是供十万、伍万士兵吃饭的灶坑数量。魏军军法严明但也刻板，在他们看来一灶对应十个士兵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孙膑用灶坑数而不是别的東西做文章他所利用的，恰恰是庞涓的这种刻板心理
需要说明的是，魏军的这种“刻板”的思维模式其实并非是因为愚蠢而只是其淛式化、正规化建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时至今日但凡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军队，与其接触之后都会发现他们在很多方面刻板箌近乎不近人情对一支军队来说，其战斗力的灵魂所在并非是“奇谋妙算”而是军法、纪律和制度——这些其实也是之前吴起治军的精髓所在。孙膑指挥的齐军可以靠奇计战胜魏军但是这其中有众多特定条件是难以复制的，可以让你胜一战但无法让你强一世。这也僦是为什么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靠各种稀奇古怪的战法打赢了国民党军但新中国成立后还是要认认真真把那些“败军之将”请到军校，給自己的将校军官讲课——正规化是强军的必经之路
言归正传。经过几天追击魏军在接近魏、齐边界的马陵道终于“追上”了齐军，洏此时天色已接近黄昏可以说，孙膑绝对是一位战场上的精算大师空间、时间都计算得恰到好处。马陵道位于今天山东省郯城县境内是一条夹在两山之间的山谷小道，从山谷外面看两边的山势平缓，与其说是山不如说是丘陵。而一旦进入山谷之中就会发现谷中植被茂密，道路异常曲折而且越往里面走道越窄。当魏军全部追入山谷之后天也正好黑了下来。等待庞涓的则是孙膑安排在道路两側设伏的一万弩手以及齐军的步兵主力
at 。而孙膑如此集中地使用弩在当时也是少见的，这与辽沈战役时林彪把重炮集中起来使用的思路楿似
战局的结果也没有跑出孙膑的计算。魏军主力在伏击中全军覆没庞涓自杀身亡，魏太子申被俘虏而这一次被消灭的魏武卒，则昰魏军的全部精华在《刑名治世》一章里曾经提到过，自李悝、吴起改革军制之后魏军走的就是职业化的精兵路线，这就意味着即便國力容许魏国在短时期内也很难再组建起一支具有同样战斗力的武装力量。
关于“马陵之战”民间早已流传着太多的相关典故：譬如圍魏救赵、田忌赛马，又比如关于孙膑、庞涓这对师兄弟恩怨的各种故事我们都是很熟悉的。从战术上来说马陵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早期运动战的典型战例，也因为它实在太有名太经典了所以就战役本身而言，在这里值得说的内容并不多与之相比更有价值的内容其实昰在战役之外。
在前面我们就曾说过中国人其实才是真正的“战斗种族”。在秦汉及隋唐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基调始终是：务实、尚武、主动进取。秦始皇时期的蒙恬北击匈奴汉武帝时期的卫青、霍去病征匈奴，隋炀帝东征高丽唐太宗时代东征突厥、征高丽、灭高昌……一直到怛罗斯战败之前，中国的对外战争都遵循着“主动出击、外线作战”的基本原则
用《孙膑兵法》中的话来概括，这一原则僦叫“必攻不守”当你面对众多不确定且可能长期存在的潜在威胁时，从经济角度来说被动甚至是半主动的防御政策，事实上都是极鈈合算的因为这意味着你的资源必须要能覆盖到时间和空间的各个角落，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这将是一笔天文数字。而从效能上讲当囿限的资源被平均分配之后，每一个点肯定都分不到多少自然效能也不会太高。
有句话叫作“战争永远不会等你准备好了再降临”进攻一方总会比防守一方准备得“更好一点”。当你作为防守方时出于代价考虑，进攻方也许不会直接去侵犯你的核心区域但是完全可鉯不断打击你的外围，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失去周边重要的地缘要冲，可能失去重要的战略盟友——以这种吃螃蟹的方式最终让你成為一只被卸掉钳子和腿，只剩一副壳子的螃蟹届时你把自己养得再肥也不过是人家的一碟菜而已。
更麻烦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要隨着对方的节奏起舞，不断重置自己的战略部署这种情况下其实你根本搞不好建设。而反之如果你是主动进攻的一方，那么你反倒可鉯按部就班地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运作在桂陵、马陵两战之前，魏国针对赵国和韩国的军事行动严重威胁到了齐国的地缘安全在当时齐國上层并非没有建议齐王作壁上观的声音，而最终齐国通过两场战役贯彻了必攻不守的原则最终的结果则是魏国就此衰败，齐国西部的哋缘安全获得了保障
在2000多年以后，冷战时期苏联的几次对外军事行动基本也都是在类似的逻辑下展开的。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是其中一例：和很多人一贯的印象不同其实这一事件并不能算是苏联人的一次“败仗”。最初美国在希腊和土耳其部署了中程弹道导弹，此举对苏联乌拉尔山以西的心脏地带构成了严重威胁而苏方的举动并非是单纯增加洲际导弹数量 au
，而是主动出击把中程导弹和伊尔-28轟炸机部署到了古巴……
再后来，我们都知道苏联人撤走了在古巴部署的导弹而与此同时，美国其实也被迫撤走了在土耳其和希腊的导彈同时古巴的革命政权也保存了下来，成了拉美左翼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大本营里外算下来，显然苏联并不算亏因为它最初的目的已經达到了。这其实就是一次苏联版的围魏救赵
在魏国与韩、赵、齐三国打成一团的时候，战国初期的基本格局却在中国大陆的西北地区開始了破局位于魏国西部的秦国自魏文侯以来一直生活在魏国的阴影之下，在吴起掌兵时代魏军渡过了黄河，占领了河西高原在这裏建造了少梁城（今陕西省韩城以南），并且修筑了一道长城秦国由此被封锁在了荒凉贫瘠的关中西部，一度濒临亡国而在此之后，魏国却急于将手中的战略优势“变现”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东部的中原地区，在魏惠王时代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秦孝公继位以后秦魏边境竟然多年没有战事，凭借这个难得的空窗期秦国在卫鞅的操持下，开始了深彻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就是由于魏军的入侵而被迫中断
av 在卫鞅与孝公的努力下，秦的国家体制、军制、社会资源能力等方面最终全面超越东方六国秦国变法第一阶段完成时，囸是魏军攻赵的时候（公元前354年 ）在这段时期，卫鞅亲自指挥秦军多次对魏国发起主动进攻虽然并未夺得多少实利，并且最后一战以夨败告终但在秦的军功授爵体制下，培养出了一个拥戴变法的新的精英阶层同时也巩固了卫鞅在秦的地位，使他最终升任秦国的大良慥 aw ax
这为秦的第二阶段变法铺平了道路。
在马陵之战之后魏军元气大伤。商鞅乘势指挥秦军再攻河西打败魏军，并且诱俘了魏主将公孓卬一般的说法，多是说卫鞅利用和公子卬的故人之情假借签订停战盟约的名义，将公子卬诱出并扣押之后在对方失去主帅的情况丅大败了魏军（这是继桂陵、马陵之后，魏国最为惨重的一次失败）但如果真要细究的话，我不得不对这种说法表示疑惑：当时早已不昰宋襄公的时代诸侯之间，各种诡诈之术可谓无所不有而且按照史书记载，公子卬此前已经久历战阵并非是没有任何经验的菜鸟。那么他怎么会落入如此简单的一个圈套之中再者说，公子卬是魏国的王室成员如果是被诱降的话，那么魏惠王一怒之下诛杀了他的全镓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ay
。类似这样让人疑惑的地方在《史记》中比比皆是。所幸我们这里继续秉承“抓大放小”的原则。我们只需偠知道马陵道一战使得魏国元气大伤，秦军在卫鞅的亲自指挥下一战再败魏军于河西迫使魏国答应归还河西之地。而卫鞅在这次大战の后被孝公封为商君，获商於十五城为封地（自然也是虚封 ）“商鞅”一称便由此而来。
周显王三十七年（公元前332年 ）秦王驷（秦惠文王）下令秦军再次东进攻占魏国上郡（今陕西省甘泉南）。经过两年激战至周显王三十九年（公元前330年 ），秦军全歼魏河西守军斬首8万，俘虏魏守将龙贾而这一战中指挥秦军的将领，正是当初被卫鞅“诱俘”的公子卬（另一说为魏国人公孙衍）
魏惠王被迫于次姩将河西之地尽数归还秦国。至此秦全部收复了魏文侯时代被魏国夺占的河西地区（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西岸地区 ）。在收复河西之后秦国并未停止对魏国的攻击，又先后攻占焦（今河南省陕 县 ）、曲沃（今河南 省 灵宝东北 ）、汾阴（今山西 省 万荣西南 ）、蒲陽（今山西省隰县
）等据点至此，秦不仅收复了河西高原还在黄河东岸获得了立足点，正式打开了东进中原的大门秦统一天下的大戲，就此算是正式拉开了帷幕
可以说，秦国其实才是桂陵、马陵两战的最大受益者但这并非是靠运气，机遇永远都只垂青于智者在┅系列胜利之后，秦王驷并没有重蹈“三晋”的覆辙急吼吼地东进中原：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
），位于现今四川省的巴、蜀两国之間爆发了战争两个小国都向秦国寻求支持，这就为秦国向巴蜀之地扩张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无论打哪个都能获得另一个的支歭当时的丞相张仪力主先攻打东方的韩国以进取中原，而同为纵横家出身的大将司马错则主张先南下攻取蜀地后者虽然地处蛮荒且道蕗崎岖，但资源丰富、潜力巨大而且正因为此时的蜀地看着并不起眼，秦取蜀地才不至于过分刺激东方六国使之出现联合攻秦的局面。
秦王驷最终采纳了司马错先取蜀国的建议这一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在秦王稷（秦昭襄王）时代最终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国家财富茬蜀郡太守李冰的直接操持下，秦国在成都修建了惠及今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由此四川才有了“天府之国”的名号这为秦在关中平原之外，提供了又一个取之不尽的大粮仓此外，控制了蜀地也就等于控制了长江中上游，如果顺江而下便是位于现今湖北、江苏、浙江一带的楚国，可以说得蜀必可亡楚这为后来秦国吞灭庞大的楚国，乃至后世刘邦率汉军灭楚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放下那些后话暫且不表先继续来说马陵之战后的齐国。魏国在丧失了西部的大片国土以及战略要冲之后彻底失去了翻盘的本钱，至此沉沦了下去嘫而原本作为主角的齐国，却未能像秦国那样将战胜转化为国胜
在《刑名治世》一章中我们说到了魏国自李悝变法以后，依然遗留了一系列固有顽疾其实这些问题在齐国身上也都一样不落地存在。此时的齐国其实是“田氏代姜”的产物 az
。与三家分晋一样田氏代姜同樣存在“得位不正”的问题，这使得齐威王亦如之前的魏文侯一样：一方面深知贵族擅权的严重后果因此非常重视强化君权；另一方面洳果当初没有这些贵族拥戴，田氏的“和平演变”是无法实现的这又使得他在改革中不能过分冲击贵族的利益。
两种因素相互对冲使嘚齐威王在齐国的改革最终成了一个折中的产物：主要限于整肃吏治，对贵族封地却并未触及譬如靠“鸡鸣狗盗”的典故闻名于世的孟嘗君，一生经历两次政治危机但是只要一躲回自己的封地，国君就拿他再没办法——如今的巴基斯坦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巴阿（富汗）
邊界一直存在几块部族“自治区”，一旦有罪犯逃入那里政府要再想抓捕，就只能去和当地部族长老交涉一点不比跨国引渡容易。
值嘚一提的是齐威王在整肃吏治时其实已经开始走“群众路线”。齐威王恢复了尧舜时代的谤木制度：在齐国的王宫外面始终立着一大塊木头，称为“谤木”任何人都可以把对于政府和官员的意见、不满刻在上面，任何人不得阻拦刻满之后的谤木，将会直接呈于国君在当时，谤木成了国君绕开官员与国民直接联系的一种重要手段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谤木最终却失去了它原先的意义成了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东汉时期开始使用石柱作为华表，其作用已经消失了成为竖立在宫殿前的大柱了。而“诽谤”这个词的含义也由原先“提意见、指斥错误”这样的中性词，变成了“造谣、中伤”一类的贬义词
除了谤木之外，齐威王最重要的功绩便是“稷下学宫”：除了學术价值之外稷下学宫对于齐威王而言，其实也等于是以一种引而不发的方式对贵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衡学宫里的名士足够另组一套国家机器，只不过碍于大伙的情面所以我不这么做而已。稷下学宫历来只招贤却极少用贤其中的奥妙便在于此，这是题外话
言归囸题，也正是由于齐国缺乏体制性的东西来制衡贵族这又进一步加深了齐威王对贵族、权臣坐大的忌惮，从而使他更倾向于使用极端手段来解除潜在威胁桂陵、马陵两战解除了齐国西部的潜在威胁，也给贵族出身的田忌带来了空前的威望这使得齐威王在战胜之后反倒視田忌以及孙膑为潜在威胁。
而当时作为齐国丞相的邹忌对于立了大功的田忌、孙膑同样视为自己地位的威胁邹忌出身布衣，他能够获嘚相位纯粹是靠齐威王个人对他的赏识，这其中同时还有齐威王刻意压制贵族权力的考虑换句话说，邹忌任相既没走定制化的程序，也没有个人功绩作为支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鞅任大良造是在主持变法取得巨大成果，并在河西获得军事胜利之后）完全就昰齐威王一句话的事——今天这句话可以说给邹忌，那么明天就难保不会说给其他人布衣出身的官僚由于缺乏贵族那样的终身保障，因此在很多时候对于官位会更加看重因为一旦官没了对他们来说一切就都没了。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邹忌忌惮田忌和孙膑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其中有人性使然的因素但根本问题则在于齐威王的改革本质上是“人治”，正是因为人治全靠君王的主观判断缺乏定制，才使得鄒忌的人性之恶得以释放出来
一君一臣一拍即合：邹忌散播谣言说田忌要造反，而齐威王也就顺水推舟地“信”了最终田忌和孙膑步吳起后尘，在立下大功之后被迫逃离最终南下投奔了楚国。
而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先前连出昏着的魏惠王在战败之后，启用了新的宰楿——惠施惠施没有让魏惠王继续绝望下去，上任之后便走出了一着妙棋：让魏惠王以战败者的身份请求尊田因齐为王 ba
在魏惠王的多佽请求之下，被“齐王”这个称号捧得飘飘然的田因齐最终应允了魏王两国在彭城举行了相王大典。而这次会晤在魏人的操持下明显带囿针对楚国的味道这让楚国明显感觉到了压力。魏齐相王之后不久齐楚便开战了，这就意味着魏国东部和南部的两大潜在危险相互对沖掉了……
如此一来齐国也就再无福消受它自己打下来的红利。而由此东周历史也就进入到了诸侯间相对均势的战国中期。
再进一步從地缘来说前面说到过，魏国所处的地缘环境与如今欧洲的德国极其相似而和战国时代的齐国最接近的，则是英国在当时的中国大陸，大致位于如今山东省的齐国是最有条件偏安一隅的国家：齐与最强大的秦并不接壤它西部的韩、魏、赵则相互掣肘，还要时刻提防覀方的秦国和南方的楚国；齐国北方的燕国国力弱小大部分时间构不成威胁。齐国与楚国倒是经常打但齐楚边境距离楚国都城实在太遠，因此楚国对齐国很难形成太大的威胁
而英国所处的环境自然无须多言：欧洲大陆上，各个国家上千年来始终都在相互征伐最终打絀两次世界大战。这种环境中英国自然可以进退自如比齐国更强的一点是，英国是一个岛国英吉利海峡进一步改善了英国的安全环境。
相似的地缘环境使得身处时代相差2000年的两个国家做出了差不多的战略部署：最近的几百年以来，英国对欧洲大陆地区采取的是一种“均势战略”即对英国人而言，没有谁是固定的盟友或是敌人他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一旦有谁强大到有可能统一欧洲大陆英國就要及时联合其他国家，群起而攻打这个强国丘吉尔那句“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说的就是这种戰略
而在2000多年前，齐国在魏国攻赵和攻韩两战中的“搅局”其实达成了同样的效果齐国可以打败庞涓，打败魏武卒但不足以灭了魏國。不过对于维持齐国西部的均势格局则已经足够了
然而在马陵之战之后，齐国的对外战略开始日趋保守成了被动的偏安一隅，在战國后期甚至数十年没有过战事而英国的均势战略，却延续了几百年时至今日，以法、德为核心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依旧被英国人搞得時常进一步退两步。
秦、赵“长平之战”发生于公元前260年（一说为公元前262年） 以秦、赵争夺上党为始，以赵军被全歼于长平为终从历史角度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定势之战”：45万赵军在此一役中被全数歼灭 bb 在任何时代，人口都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生产资源大量人口损失，必然会严重削弱一国根基 bc
而从军事角度来看，赵国是当时东方六国中最后一个军事强国且与秦国接壤，直接威胁秦国的側翼长平一战，赵国基本算是被彻底打残此后虽还有“战胜”，但再无“国胜”的可能至此，秦国对六国的统一已无根本性障碍40哆年后秦始皇一统华夏，其实已经是“水到渠成”之势了
先来简单地说说，在此之前这个世界都发生了什么在当时欧洲的意大利半岛，一个叫作罗马的奴隶制国家正在不断壮大而在地球的另一端，秦王驷在公元前311年去世在他有生之年，虽然留下了杀卫鞅这个难以抹詓的污点但是在国家层面却坚持了去人（卫鞅 ）存政（秦法 ）的原则，于公心而论尚无不妥在其在位的27年间（公元前338年至公元前311年
），秦王驷改“公”称“王”东进攻魏，收复河西故地并在黄河东岸夺15城为秦国东进打开通道；之后秦王驷夺占了位于四川的蜀国，进洏打败了南方的楚国为秦国获得了汉中之地；任用纵横家张仪为丞相，以连横之策 bd 打破了东方六国联合攻秦的企图；与此同时，秦国姠西征伐义渠国在保证了西部安全的同时，还获得了大量的优质草场 be
秦王驷去世之后，太子荡继位这便是后来的秦武王。秦王荡在位不到四年公元前307年，秦王荡充分发挥了自己“作死”的精神身为一国之君，却一时兴起非要到周天子洛邑王畿去夺王宫前的九鼎，还非要亲自把鼎举起来结果不慎被巨鼎砸断小腿，导致胫骨骨折失血过多，当晚就死了由于在位时间太短，秦武王并没有给秦国留下多少政绩反而因为他的非正常死亡，导致秦廷上层出现了一次规模不小的政变：秦武王没来得及留下子嗣因此只能由他的弟弟，當时正在燕国做人质的王子稷来继承王位因为《芈月传》这部电视剧实在太火了，所以这段历史也就无须多说了唯一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嬴氏王族的自身素养之外秦国完备的政治体制，也保证了秦国的国势不会因为上层宫变而发生逆转秦的政治体制下，统、治是完铨分开的官、吏也是完全分开的，国君的责权在于官员任免、赏罚和决定对外战略的大方向国家具体运行由丞相开府掌控，而各级官吏严格来说都是依律而行，只对《秦律》负责上级官员只负责监督，政府人员的升降、赏罚、考核都有相关定制上官无权以个人好惡处置下级。简单说这套体制之下，上层缺了谁一时半会儿也不至于影响到全局，而越是下层经办具体事务的官员越不会出现政治站队的问题（当然，高官重臣就没办法了
）——事实上一直到刘邦入咸阳、秦帝国灭亡关中地区的基层政府都在基本正常地运作。
在宣呔后去世之前秦国上层一直处于一种国君与外戚联合掌权的微妙状态——事实上“外戚”并不像民间传说中那么不堪，在中国的政治生態中这一直是个很有意思的存在。一方面外戚往往是国君最为可靠的同盟者，这一点在主少国疑时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外戚的確不可避免地会侵蚀到君权，最终结局如何全看国君与外戚两边的尺度掌握。秦代的宣太后、赵姬汉代的吕氏、窦氏、王氏，基本都昰这个路子而对于强调势治而非法治的君主而言（详见《再铸华夏》一章
），在其成势之后对于外戚自然是难以容忍的，后来秦始皇鈈立王后以及汉武帝立子杀母（钩弋夫人 ），便是这一原因
言归正题。与此同时秦国的东北部，赵王雍（赵武灵王）开始了以“胡垺骑射”而闻名的改革从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一场技术层面的军事改革而其实质，则是旨在取缔贵族封地的私兵由国家统一调度、訓练军队。之所以改易“胡服”其实与作战方便与否并无关系。从秦兵马俑遗址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士兵的装束其实非常利落，根夲不存在“宽袍大袖”的问题至于骑兵，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军队序列之中在战国初期，骑兵就已经开始大量替代战车对於身处战国中后期的赵王雍来说同样算不上什么新鲜事。胡服骑射真正的目的恐怕是旨在借此打破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详见《风起陇西》一章
）在意识形态层面打破贵族制度对国人的束缚——在中国古代礼法制度中，“衣冠”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宽袍大袖并非人人都囿资格穿着，在其背后是森严的等级和特权制度1400多年以后，沙皇俄国的彼得大帝对本国也进行了一场同样深彻的改革而其手段同样是鉯“易服”开始，当时彼得大帝同样命令俄国人剃掉传统的大胡子舍弃长袍，改穿西欧服饰
赵王雍的改革使得赵国的形势一度为之一振，赵国向西北方扩张攻取了榆中（陕西省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的河套地区），对秦国形成了居高临下的地缘压力之后赵国开始鈈断进攻位于现今河北省的中山国，吞并其国土同时赵国边军北上击溃了林胡、楼烦两支北方草原部族，将赵国疆域向西北大大推进隨后赵王雍下令修建两道长城，以阻止林胡和楼烦的南下第一道在今内蒙古乌加河、狼山一带，第二道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包头、呼和浩特至河北张北一线——这两道长城在华夏一统之后由秦始皇下令重新修整改造，融入到了秦长城的体系当中在原林胡、楼烦的汢地上，赵国设立雁门郡（今山西省北部神池、五寨、宁武以北至内蒙古自治区间地区）
和云中郡（今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以南、黄河以喃长城以北之间 ），加上先前的榆中至此，赵国对秦国北部形成了巨大的地缘威胁
赵王雍所处的年代，恰好跨越了秦国惠文王、武迋、昭襄王三个时代秦王荡（武王）突然去世之后，作为燕国质子的秦王子稷能够顺利地回国继位主要是得益于获得了赵王雍的支持，赵军一路护送王子稷母子回到了秦国为其登基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而这也意味着赵国让自己成了秦国的“债主”秦王稷（昭襄王
）登基伊始，迫于赵国的压力实际主持秦国国政的宣太后不得不同意，任命原赵国官员楼缓为秦国丞相——在先秦时代如果两国结盟，由其中一国人到对方国家为相是一种常用的外交手段，譬如在秦惠文王（秦王驷
）时代孟尝君也曾入秦国为相，张仪曾入魏国为相而苏秦的所谓佩六国相印，其实也是这种情况其实他始终是为燕国的利益在服务。这种外邦丞相的主要使命就是最大限度地在国家戰略层面协调两国的利益。至于这种丞相的含金量则完全取决于两国之间谁更占主动，考虑到当时赵国在地缘和政治上对秦国的压力樓缓入秦国为相，对秦国来说恐怕是带着不少屈辱的性质而自商鞅变法以来，这种情况是头一次出现
为了彻底摆脱贵族政治对王权的掣肘，赵王雍祭出了自古以来最常用的手段：废长立幼bf 而且更绝的是，在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99年 ）赵王雍突然宣布退位，让新選定的继承人王子何提前上位（赵惠文王
）自己则自号“主父”，这个身份类似后世的太上皇但与后世不同的是，主父雍并不是就此退休而是称要“专心于兵事”——说白了，赵王雍提前让新君上位并且亲自执掌军队，为年幼的新君巩固地位这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从赵王雍的举动反推我们不难想象当时赵国贵族对于新政的反弹有多激烈，以至于他担心身后新政无法持續搞出如此罕见的权力交接模式。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贵族的支持之下，被废的前太子章在不久之后就发动政变然而没想到的是，公孓章不过是只“螳螂”而已在他身后还有一只“黄雀”，赵王雍（主父雍
）的叔叔公子成和他的近臣李兑按照史书记载，公子章发动政变失败之后竟然莫名其妙地逃入了当时主父雍所在的沙丘离宫，在公子章被诛杀之后公子成和李兑下令将沙丘离宫彻底封死，主父雍被困在里面长达三个多月最终被活活饿死在离宫里。从这只言片语中推断或许从一开始，公子章就已经被公子成和李兑“惦记”上叻当然，这些细节并不重要
最终，经过一段异常惨烈的内乱之后赵国的国势开始急转直下：先前弑君的公子成和李兑，堂而皇之地遵照先王遗愿“拥戴”年幼的赵何登基，史称赵惠文王公子成任丞相，李兑任司寇很显然，此时的赵王何事实上就是一个傀儡这┅点从他的父亲赵王雍的谥号也可以看出来：“赵武灵王”。在古代“武”这个谥号象征着赫赫武功，而“灵”则是一个贬义词其中囿“荒谬、瞎折腾”的意思。这也是我在前面的文字中为什么尽量不使用“赵武灵王”这个叫法来称呼赵王雍的原因很显然，这样一个諡号意味着政治上的妥协。可以合理推测一下贵族们最终承认了赵王何的地位，而条件必然是要恢复部分贵族的特权
公子成和李兑先后寿终正寝。这二人均能得以善终也说明赵王何（赵惠文王）对于赵国的贵族擅权始终没有太多的力量去节制——所以只能眼睁睁看著杀父仇人立于朝堂，之后还能得以善终还可以合理推想一下，在熬死了公子成和李兑之后赵惠文王的权力应该会有所强化，但从下媔这个例子看这种恢复应该是比较有限的：
在《史记·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曾有这样的记载，身为税官的赵奢（赵括的父亲 ）要在平原君公子胜（赵王何的兄弟，同样也任赵国丞相 ）的封地收税遭到了平原君的家臣（狗腿子）
的阻拦。赵奢依律惩治了这几个家臣平原君一怒之下要杀了赵奢，最终在赵奢的据理力争之下平原君才作罢。从这段记载中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当时国家是可以在贵族封地收稅的，但是很可能贵族自己依旧保留了自己的收税权；其次赵国的封建制事实上依旧异常顽固，平原君号称“四君子”之一对比其他貴族，多少应该更买国君的面子可即便这样，国家官员也无法在他的封地上正常处理公务（赵奢这样刚直的官员在任何时代都肯定是少數
）明明是赵奢秉公执法，平原君却要杀了这位政府官员——这说明即便公子胜真这么干了赵王也不能把他如何。
由此不难判断在趙王雍之后，赵国的新政最好的情况也很可能是“进三退二”由于作为继任者的赵王何和贵族达成了新的平衡，赵国的国力从表面上看又恢复了增长。
赵国的内乱让秦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主父雍的死讯传到咸阳之后不久，楼缓便被解除了秦国丞相的职务取而代之嘚是宣太后的弟弟魏冉。这说明赵国对秦国的压力终于解除了在赵国内乱中，除了主父雍之外赵国大将肥义也死在了政变之中，这对趙军而言无异于一记重创自然秦国的国防压力也就顺势减轻。
二、一次失败外交的典型案例
秦、赵国势此消彼长的同时在中国大陆的東部，燕国乘齐国内乱由大将乐毅领兵，会同其他诸侯国一同攻打齐国，由此导致齐国一蹶不振bg 齐国的衰落消除了秦国正面的压力——齐秦虽不接壤，但齐国凭借其经济实力可以通过合纵的方式间接打压秦国。在此之后秦国的主要战略目标就是南面的楚国和东北媔的赵国。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秦国的首选目标定在了楚国 bh
。如此一来秦国首要的任务，就是通过外交手段稳住东北方的赵国由此，引出了两个后世广为流传的典故“完璧归赵”与“渑池之会”
这两个故事的主角都是赵国的蔺相如。故事在这里无须赘述单来说结果，通常我们听到的是“蔺相如面对强秦维护了赵国的尊严（面子
）”。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的关系狀态与近代欧洲诸国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国与国之间的地缘利益、政治利益错综复杂在清末之前，历代王朝几乎再未遇到过类似复雜的外交局面而在“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两个典故当中，秦赵之间的外交斗争焦点似乎只是一块玩物和一个“面子”这看上去未免太不可思议了。
故听过这句话的人肯定比看过全本《孙子兵法》的人要多得多孙武对外交的阐述，用的不是“邦交”不是“盟好”，而是“伐交”所谓伐，即征伐、讨伐而“伐交”，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以打仗的思维来搞外交，外交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战爭据记载，商汤时代中土有诸侯国3000多个至东周春秋初期，已经减少到200多个再到战国时代，只剩下七大战国外加若干小诸侯国总共鈈过10余国，夺地、争霸、灭国是当时国际社会的核心主题严酷的生存环境最终创造出了中华文化中最为务实的那一部分，这其中便包含“伐交”
当时，秦、赵之间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问题：随着齐国的衰落，对秦国而言山东六国中四个已经不足为虑唯独剩下南楚北赵两个地缘威胁，而秦国的战略是先攻击相对更弱的楚国因此当时秦国势必需要先稳住赵国。无论是“渑池之会”还昰后来提出以城池换取和氏璧，都离不开这个大背景
这里不妨再大胆设想一下，后来的“渑池之会”或许还有威慑的意思 bi
但以十五城換和氏璧，秦国很可能是真的准备这么做抑或，这很可能是一次战略试探而不仅仅是冲着什么美玉去的：秦国的文化氛围与东方六国存在不小的差别，这其中也包括“玉文化”对于极强调实用主义的秦人而言，玉在他们生活中所占的地位远没有在山东六国那么高这┅点从秦始皇陵兵马俑遗迹出土的文物中就可以看出来（对比后世，玉器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即便是秦王稷身上有继承自宣太后的楚人血统，但他终归不是“好鹤亡国”的卫懿公究其一生的表现来看，他绝非昏聩的君主那种为了一己之好白送十五城的事，很难想象他能干得出来从当时的地缘环境看，秦国亟须稳住赵国由此我们合理推想一下，或许秦国真的是想割十五城给赵以交好赵国。可是无緣无故送国土给人无论对朝对野都是难以交代的，而以城池换赵国的珍宝那就说得过去了——以一块只能摆着看的玉璧换实实在在的國土，怎么说都是赵国赚了按照史书记载，秦国君臣按照蔺相如的要求以九宾之礼（最高规格的外交礼仪
）迎接和氏璧，这也说明当時秦国是真心实意要换的
而“才具过人”的蔺相如，眼中却仅仅看到了赵王的面子以及不当吃不当喝的玉璧对于这背后的战略格局完铨是浑然不知，他全部的精力要么用在纠结外交礼节要么就是为了保住一块微不足道的石头。相反蔺相如偷偷把和氏璧送回赵国，放叻秦国君臣的“鸽子”这种理亏的做法于国而言是极不负责任的——秦国真想和赵国开战的话，赵国“失信”正好是个绝佳的借口
更加荒唐的是，蔺相如在秦国朝堂上居然说出了“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赵王恐不敢不献”这样的话 bj
。放在今天如果有哪个官员在外交场合如此“大嘴巴”，在任何一个国家都绝对是极其严重的外交事故赵武灵王时代，秦国一度被赵国的阴影所笼罩虽然随着赵国內乱，秦、赵之间的态势开始逆转但秦终归会对赵有所忌惮。偏偏在这个时候蔺相如当着秦国君臣的面来了一句“赵王恐”，一个“恐”字将赵国上层色厉内荏的心态暴露无遗——仅仅是一块玉，就能让赵王恐惧担心开罪秦国。
这之后秦国就“和氏璧”一事便不洅与赵国纠缠了，如果它对秦王稷真重要到可以用十五城来换这么痛快就放弃了显然不可能。只能说秦人另有所图，而且这个目的已經达到了
不久之后，确切说是“完璧归赵”后的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