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有传吗,类似左氏传 公羊传pdf那样的

经书浅谈 杨伯峻等-《左 传》 _国学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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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左传》的传授过程
  前一章讲到《春秋》一书。因为《春秋》叙一件事,只是寥寥几个字,很不容易了解,于是后人有给它作解说的“传”。根据《汉书?艺文志》,解说的《春秋》“传”有五家:
  (一)《左氏传》三十卷
  (二)《公羊传》十一卷
  (三)《谷梁传》十一卷
  (四)《邹氏传》十一卷
  (五)《夹氏传》十一卷
  但《汉书?艺文志》又说:“邹氏无师”,就是没有人为它传授下来。又说:“夹氏未有书”,连成文的课本都没有。因此,现在所存的只有《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三种。
  《左氏传》简称《左传》。古代《春秋》和“三传”(即左、公、谷)本“各自单行”,就是《春秋》是一种书,《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各自单独成书。《左传》不附《春秋》“经”文是肯定的。到后来,《春秋》经文按年分别写在《左氏传》文每年之前,成了目前这种本字。
  《左氏传》成于战国时,本是用战国时文字写的。到汉朝,通行当时的隶书。《公羊传》和《谷梁传》写于汉代,当然是用汉隶写的。所以便把《左氏传》叫“古文”(“文”就是“字”),《公羊》和《谷梁》叫“今文”。《公羊传》和《谷梁传》两者“立于学官”,就是在国立大学开设专门课程,请专家讲授;《左氏传》却只在民间传授。
  《左传》的流行,在战国已经开始。现在举出几条确凿无疑的证据。
  (一)战国时,楚威王时有个太傅叫铎椒的,曾经摘钞《左传》,写过一本叫《抄撮》书,尽八卷。《抄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名为《铎氏微》,《汉书?艺文志》说《铎氏微》只有三篇。
  (二)战国赵孝成王时,宰相虞卿也采取《左氏传》,写了八篇,叫《虞氏春秋》,既见于《十二诸侯年表序》,又见于《史记?虞卿列传》。《虞氏春秋》,根据孔颖达《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的疏引刘向《别录》也叫《抄撮》,一共九卷,似乎比铎椒的《抄撮》丰富一些。
  (三)西晋武帝咸宁五年,汲郡人叫不准的,盗掘魏襄王墓,发现一本叫《师春》的书,完全抄录了《左传》有关卜卦占筮的文字,连上下次第都没有改动。杜预和束皙都亲眼看到这书,并且认为师春是抄录者的姓名。
  由以上三事看来,《左传》已被战国时人所爱好,并且采摘成书。
  到汉代,汉高祖刘邦的谟诰便引用过《左传》,汉初的张苍,曾为秦朝御史,主持四方所上文书,也曾从荀卿学习《左传》,张苍又把《左传》传给贾谊,贾谊又传授给自己孙子贾嘉,贾嘉传给河间献王博士贯公,贯公传给自己小儿子贯长卿,贯长卿传给张敞和张禹,张禹传给萧望之和尹更始,尹更始传给自己儿子尹咸和翟方进及胡常,胡常传给贾护,贾护传给陈钦。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古籍,发现孔壁中古文《左氏传》,又从尹咸和翟方进学习《左传》。这是西汉一代私人传习《左传》的过程。
  第二节 《左传》是怎样解说《春秋》的
  刘向、刘歆父子都喜爱《左传》,刘向作《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采用不少《左传》的内容。刘歆曾竭力争取使《左传》“立学官”, 在国立大学开设专门课程。但遭到守旧派的一些人反对,反对理由之一,说“《左氏》为不传《春秋》”。《左传》究竟传不传《春秋》,必须由《左传》自己说话。我们考察《左传》,肯定它是“传”《春秋》的。它传《春秋》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说明书法。如隐公元年《春秋》:
  元年春王正月
  《左传》则说: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传文对经文作了二个解释。第一个解释“王正月”的“王”,《左传》在“王”下加一“周”字,说明这王是周王,也就说明,这个“春正月”是遵循周王朝所颁布的历法而定的。第二个解释是,因为依照《春秋》条例,鲁国十二君,于其元年,应该写“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而隐公元年却没写“公即位”三字,《左传》加以解释,因为隐公只是代桓公摄政,所以不写“公即位”。这个理由是有根据的。隐公元年冬十月,改葬隐公和桓公的父亲惠公,隐公却不为丧主,便是不敢以继承君主者自居,传文也明白地表示惠公在世,桓公已被立为太子,一也。二年冬十二月,桓公的母亲子氏死了,用夫人礼,史书薨,而隐公自己母亲于第二年夏四月死了,却不用夫人礼,只写“君氏卒”,便说明隐公自己只是摄政(代行政事)者,桓公实际将为正式鲁君,所以用夫人礼对待桓公母,而对待字迹母亲却却不用夫人礼,二也。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就是替桓公之亡母别立一庙而落成之,这表示对待桓公之母何等尊重,也就表示隐公之把幼小的异母弟桓公视为鲁君了,三也。隐公十一年传:
  羽父(即公子)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同“太”)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地名),吾将老焉。”
  就是说明羽父请求隐公允许他把桓公杀死,他自己以此要求太宰的官。隐公说:“因为他(桓公)年轻,所以我代他为国君,我不久便把君位交还给他。我已派人在菟裘这地建筑房屋,打算在那儿过老。”这更表明隐公无意于留恋君位,这杀证据之四。由此足以说明《左传》之说隐公代桓公摄行政治,完全是当时史实,鲁太史因此不书隐公即位。这种说明“书法”之处很多,这不过是一例罢了。
  第二种方式是,用事实补充甚至说明《春秋》。鲁隐公实是被杀而死。羽父求隐公杀桓公,隐公不同意,并且表示本心,但隐公太不警惕了,对羽父这样的坏人未加处置。羽父反而害怕,因此向桓公挑拨,这样,隐公被暗杀,并且使某些无辜者作了替罪羊。而《春秋》只写“公薨”二字,好象是病死的。《左传》便把这事源源本本叙述出来。
  第三种方式是订正《春秋》的错误,如襄公二十七年《春秋》:
  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传》则是: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下略)
  “日有食之”是当时习惯语,等于今天说“日蚀”。《春秋》和《左传》只有一字之差,《春秋》是“十二月”,《左传》是“十一月”。《左传》有一条例,杜预叫做“传皆不虚载经文”。意思是《左传》作者,如果对《春秋》经文某些条文没有补充、修改或说明,便不为这条经文立传,所以《左传》中有不少经文没有传文。这一条传文,则是《左传》作者订正《春秋》经文的错误。根据古代天文历法家,如后秦姜岌(姜岌是世界上第一位能追算日食并发现蒙气差的天文学家)、元代郭守敬(郭守敬是元代大天文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家)等人的计算,实是十一月乙亥朔入食限,根据今法计算,这是当时公历十月十三日的日全蚀,乙亥朔应在周正十一月,日蚀就在这天。《春秋》作“十二月”,可能是当时的笔误,也可能为后人的误钞,而《左传》作者根据更可靠的资料改订为“十一月”。
  第四种方式是,《春秋》经所不载的,《左传》作者认为有必要写出来流传后代,于是有“无经之传”。《左传》开头便写了“惠公元妃孟子”一段,这本是和“元年春王正月”相连结为一章的,因后人分经之年,每年必以“元年春”开始,有时便截断上下文,把“元年春”的上文截置于上年的传尾。这一段也是如此,还不能算是“无经之传”。以隐公元年论,《春秋经》共七条,都有《传》;《传》有十四条,有七条是“无经之传”,而且传文都说明太史所以不书于《春秋》的缘故,这些都是对《春秋》史料阙失地补充。《春秋》经文仅一万六千多字,除掉无传之经,还不足一万字,而传文则有十八万多字,绝大多数是叙述史实的,而且行文简练含蓄,流畅活泼;描写人物,千姿百态,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既是较可信的史料,又可作为文学作品欣赏,如果没有《左传》,《春秋》的价值便会大大下降。例如鲁庄公二十六年《春秋经》:“曹杀其大夫。”僖公二十五年经又书:“宋杀其大夫。”这两条都没有传来说明或补充,那么,杀者是谁,被杀者又是谁,为什么被杀,其经过如何,一切无法知道。杜预作注,也只得说,“其事则未闻”。无怪乎东汉初桓谭在《新论》中说:
  《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这是《经》待《传》而明的例子。也有《传》待《经》而明的例子。如成公十七年《经》:
  夏,公会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伐郑。
  《传》却说:
  公会尹武公、单襄公及诸侯伐郑,自戏童至于曲洧。
  《传》仅说“诸侯”,如果没有《经》所记载的“晋侯、齐侯”等,离开了《经》,谁也不知道“诸侯”是哪些国君。桓谭说《经》不能离开《左传》;其实,《左传》也不能离开《春秋经》。
  由此,可以得一结论:《左氏传》是“传”《春秋经》的。它和《春秋经》相结合,正如桓谭所论,好比衣服之有表有里,不过它的“传”《春秋》是根据大量可靠史料来补充、甚至订正《春秋》脱露和错误的,也有说明“书法”的,不像《公羊传》《谷梁传》多逞臆说罢了。
  第三节 《左传》著作年代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左氏春秋》(即《左传》)成于左丘明,西汉初的严彭祖甚至说,孔丘和左丘明一同到周王朝看所藏史料,一个作《春秋经》,一个作《左氏传》(见《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孔颖达《正义》引沈氏说),这些话虽然是西汉人说的,却不能相信。左丘明这个人,见于《论语?公冶长篇》: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慝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孔丘引左丘明以自重,说明其人至少和孔丘同时,年龄或许还大于孔丘。可是《左传》最后记事到鲁哀公二十七年,最后一段说明智伯被灭,还称赵无恤为襄子,足以说明《左传》之作在赵无恤死后。智伯被灭距孔丘之死已经二十六年,距赵襄子之死已经五十三年。孔丘活到七十二岁,假若左丘明和孔丘同年,赵无恤死时他已一百二十五岁,怎么还能著书?
  根据上文说楚威王太傅铎椒曾经采择《左传》作《抄撮》,那在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末年)以前《左传》便已流行,《左传》当完成于公元前329年以前。闵公元年《左传》说:
  (上略)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赐毕万魏,以为大夫。…… 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
  初,毕万筮仕于晋,……辛廖占之,曰:“吉。…… 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毕万本是周代毕国的后代,到他本人,早已为衰微,沦为一般自由民。到此时,刚到晋国做官,得到魏邑的赏赐,职位为大夫。《左传》作者说毕万所占得的卦是“公侯之卦”,他的后代一定会“复其始”,意思是恢复为国君。《左传》作者好讲预言。预言灵验的,便是《左传》作者所目见耳闻的;不灵验的,便是预测错了,他未尝料想到的。他的毕万之后代一定昌盛而恢复为公侯,证明他曾见到魏文侯为侯,却不曾见到其后称王。那么,由此可以推测,《左传》作于周威列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即魏斯称侯以后。
  《左传》作者不可能是左丘明,因此,我们不纠缠作者为谁的问题。但著作年代却在战国初年,公元前403年以后。
  宣公三年《左传》说:
  成王定鼎于郏r,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这里有个问题:周的世数和年数应从文王计算起,还是从武王灭纣后算起,还是根据这段文字从成王定鼎算起。我认为“成王定鼎于郏r”,只是说明卜世卜年的时间和背景,而卜世卜年应该包括周王朝所传之世、所得之年,至迟应该从武王算起。《晋书?裴楷传》说:“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数多少。”这也是从西晋开国计算起,正和成王卜世相类。《汉书?律历志》说:“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岁。”西、东周总共三十四王,《律历志》说“三十六王”,是把东周的哀王和思王计算在内。若说卜世三十,到安王便已三十王。安王末年(二十六年)为公元前376年,东周年代近四百年,加上西周约三百年,《左传》成书年代很难到周安王年代。我们可以大胆推定,《左传》成书在公元前403年以后,公元前386年前,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
  第四节 怎样读《左传》
  《春秋左氏传》是一部重要典籍,研究先秦史者固然必须读它,研究先秦文学者也一定要读它。但它所包内容比较丰富,某些地方不大容易理解。从西汉贾谊作《春秋左氏传训故》以来,便不断有人替《左传》作注释,但在西晋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以后,以前那些注释《左传》的书都已先后亡佚。杜预作《集解》时,还见到十多家注解《左传》的书,也曾采用西汉末刘歆、后汉贾徽、贾逵父子、许淑、颖容之说,为什么没有采用当时尚存的服虔《春秋左氏传解》(见《后汉书?儒林传下》)呢?孔颖达《正义》认为“服虔之徒,殊劣于此辈(指上文刘、贾、许、颖五家),故弃而不论也”。杜预作《集解》,的确费了很大功力。他自称有“左传癖”。他作《集解》之外,还有《春秋释例》、《春秋经传长历》当书,可惜都已散佚,《春秋释例》,《永乐大典》中尚存三十篇,其余则仅存于孔颖达《正义》的引文中。《春秋左传注疏》是《十三经注疏》之一,今天还有参考价值。
  杜预以后还有一些关于《左传》的著作,但比较完善的却没有。清洪亮吉《左传诂》,着笔不多,有意排斥杜预的注释,而引用贾逵、服虔之余说较多,谈不到通释《左传》。刘文淇有意作《春秋左氏传》新疏,可惜他和他儿子、孙子几代用功,还仅写到襄公初为止。而且从今天看来,难以使人满意。一则为他们所处时代所限制,缺乏科学性;二则刘氏过于相信《周礼》,用《周礼》来套《左传》,往往龃龉不合,反而不如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往往能够求学术之真。
  最近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已经出版,和《春秋左传注》相配合的有沈玉成的《左传译文》(已出版),杨伯峻的《春秋左传词典》也即将出版。这是目前通释《春秋左传》的一部较有功力的书。作者广泛采取古今中外有关春秋一代历史的研究成果,加以己意,务求探索本意,不主一家之言。尤其重视更可靠的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地下发掘文物等加以印证,是一部较好的《春秋左氏传》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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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各句中,标点符号使用正确的一句是A.以晚周的文献而论,《论语》《孟子》的语言跟《左传》的语言不一样,《左传》的语 言跟《公羊传》《谷梁传》的语言不一样。B.时下,一些娱乐新闻成了“愚乐新闻”,有些娱乐记者被视为“狗仔队”,人们不禁要问我们需要怎样的娱乐新闻?C.北大方正的创始人王选把科技领域里的人才喻为三类:指兔子的人,打兔子的人,捡兔子的人,他自认为是第二种人。D.我喜欢平淡,因为平淡中蕴含着深沉。正如平淡的香水,在似有似无之间,给人一种飘逸,正如平淡的画,在简简疏疏之中,予人一种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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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销售和发货,并提供售后服务《春秋左传》全译
●春秋左传昭公卷(三)(起十二年尽二十年)
()()!(niǔnǜ)(作地名时音b&,亦作)(xī)
1.《左传》的名称
2.《左传》与《春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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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春秋时代的瞽史
卡佤族(西盟)有一种传代木刻,也是记事性质的木刻。他们在每年第一次吃新米的时候,要召集全村老小一齐尝新,由年老的人口头传述本村历史,就拿出历代相传的一根木刻。木刻两侧都刻着许多刻口。每刻口代表着一桩事件,刻口深的,表示重大事件;浅小的表示事件轻小。有时新发生一桩事件,也照样加刻上一个刻口。讲述的老人主要是指示给族人某一刻口是记本村的某事和某村人结下怨仇,已经报复过或未报复过,其意义是要族人记着仇怨不忘报复而已。而村中其他事件也借这个机会,口耳相传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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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左传》成书的年代
(妥—cchck注)
9.《左传》的流传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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