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忆双亲
清明忆双亲
《论语》里仁篇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懼。&
十五年前，对这句话的体会是那么地深，如今，父母亲都已作古，喜和懼都随着他们离去而不再有了。
母亲去世已经十五年，父亲离开也十年整了。人到中年，整天都是浑浑噩噩地忙，时间飞也似的流去，披星戴月的生活让自己静不下心来思考双亲在与不在对自己生命的意义。
说起来，自己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十五岁之后离开家乡去外地上大学，和他们聚少离多自不必说，十五岁之前，在一起的时候似乎也不多。小时候的事情，记住的不多，十一岁上中学以后，就是住校，初中和高中前半程是每周回家一次；升入高中以后，尤其是高考集训阶段是每月回去一次。可以说，在我自己生命中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和父母亲分开度过的。可是，我分明感觉到他们每天都和我在一起。
他们走之前，对我而言是每日的牵挂，彼此之间的；离开我之后，则是深切的思念，至少我对他们。
事实上，由于某种原因，我和父亲从未真正亲近过；在大部分时间里，我对他都是心怀怨恨的。即使是在他晚年和我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对他也是止于孝道，类似今日那些父子之间的温情是丝毫都谈不上的。我相信父亲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一方面他对我无疑是满意的，他欣赏着自己教育方式的成功，另一方面也在品尝着某种苦涩无奈的心情。回想起来，我很内疚，为我没有能够在他生前与他进行推心置腹的交流，告诉他我早就原谅了他。那时候的我，为生计和未来的事业奔波，加之某种可笑的虚荣心，一直没有和他沟通。直到十年前某个百花盛开的春天日子里，他突然辞世，我才后悔莫及。对他的怨恨立刻就变成了对自己的怨恨。每年他的忌日，我都要在他的遗像前默哀和忏悔，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我不仅早就原谅了他，而且我也渐渐理解了他。但愿他能够听得到我的忏悔！
母亲的一生是受难者的一生，她的身体很早就垮了。从我记事起，一直到她去世，每时每刻，我们姐弟三人都在恐惧母亲是否会随时抛下我们。母亲对我的爱是无边无际的，她在四十五岁的高龄产下了我，迟来的我几乎就是她活着的全部意义了。从未记得母亲对我有任何一次呵责，对我总是那么慈爱、耐心，做成一件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她也会想出一个巧妙的理由给予赞赏和激励。我每次回家，她都是拖着病体张罗要做我爱吃的饭菜，快乐地看着我享用。每次离开家，她都会一直送我到目力不能及为止。我并不总是明白自己对她的意义的，所以也会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做事。记得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问母亲希望我从事什么工作，她的回答很简单，一是有利于我的发展，二是离开她近一些。我对这两点做了折衷。对于母亲，我唯一内疚的是没有在她生前多陪她一些时间。那时候我只觉得来日方长，等到有条件了，就好好伺候她。但疾病却不让她等到我的条件改善的那一天。1994年的盛夏，我请了一周的假，陪昏迷中的母亲走完了最后一程。她在我的面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一刻我觉得天塌下了，巨大的悲伤使我麻木地度过了失去母亲的最初几天。直到料理完后事我去了日本开始独自消化那越来越清晰呈现的剧烈悲痛。
我无法描述父母亲对我们全家的影响，生前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爱我们，死后他们还是家庭凝聚力的源泉。每到一个纪念日，我们一家人都会在一起缅怀父母亲。我每次回到家乡，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双亲的坟前小坐，无论什么时候到家，这个习惯从未改变。我知道父母亲总是想在第一时间见到我，我不能让他们哪怕有一刻的等待。离开家乡之前我肯定是最后一个去他们那里告别的。我只想和他们多呆一会。父母亲的墓地也是我选定的，在大理石碑的前面，有一个半圆形的凳子高的水泥坐圈，祭奠他们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可以围坐在一起，就像他们活着的时候大家在一起的情形。
父母亲的去世，尤其是母亲的去世对我而言所具有的影响是难于言表的。有一点现在清楚起来了，那就是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死亡。因为，对我而言，所谓死亡，就是和世界那一头的父母亲相聚在一起，就是可以改正和完善自己对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重新开始温暖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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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登录：梨花树下忆双亲——特殊的日子，特别的纪念
&前天是我的生日，也是24年来首次在老家过生日，惊人的巧合是家人选择这一天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二叔迁坟，这是家族的大事，日子也是阴阳先生定的，我只能感叹一切都是天意！
爷爷奶奶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在满洲国时期接受教育，二老还是小学同学，算起来怎么也是青梅竹马了。爷爷虽然学业欠佳，但是依然会几句日语；奶奶虽然一辈子操持家务，只是个农村家庭妇女，却识文断字，喜欢《红楼梦》，听评戏，在同龄人中实属罕见。
爷爷性情耿直，为人仗义，但是脾气火爆，却不失善良和慈祥的本性，记忆中最温馨的一幕是他把2、3岁的弟弟架在脖子上看二人转，自豪的祖父，顽皮的孙子，其乐融融。
奶奶身材娇小，在年轻的时候绝对是个大美女，尤其是那双大眼睛，透着精明和干练，我妹妹得其美貌，我得其才干，尤其是口才。
爷爷13岁就开始工作了，在满洲国时期的鞍山制铁所，也就是后来的鞍钢。说起来鞍山这座城市的历史也就是百十来年。一百年前，鞍山还只是辽阳县的一个村庄，辽阳可是历史名城，民间流传着不少辽国萧太后的轶事，我也听奶奶讲过。而如今鞍山的城市规模远超过辽阳了，一切都源自一百年前的日俄战争，随军的日本地质学家，在这里发现了铁矿，这对于资源严重匮乏的日本来说，真是个好消息。
东北的北部受俄罗斯文化影响，而南部受日本影响颇深，所以后来有北满和南满之分。日俄战争本为争夺东北的控制权和富饶的资源，同为黄种人的日本人战胜了更为高大的白种人俄国人，当地老百姓其实是大快人心的！东北的老百姓对日本人没有那么大的仇恨，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收留了那么多的二战遗孤的原因，大部分孤儿不是军人的后代，而是拓荒团的后代，他们也是日本的农民，和当地老百姓就是邻居。我有一个高中同学的母亲就是遗孤，被鞍钢的工人收养。
东北的当地人大部分是山东人闯关东过来的，我们老家也是如此，大致在烟台的小蓬莱附近。只是到东北比较早，所以就在气候条件相对温和的辽南扎下根，再后面来的人只好往北走，到天寒地冻的黑龙江。
清朝末年的大规模移民基本有三个方向：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走西口是与游牧民族做贸易，下南洋也是到东南亚做生意，做苦力，唯独山东人的闯关东依然是从事农业。走西口形成了山西的晋商，近代商业和金融的开端；下南洋的华人大部分在当地都成为富商，是东南亚的犹太人，我在新加坡博物馆看过相关史实。而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山东人却重农抑商，加上东北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很养人。
为了体会先祖当年闯关东的辛酸，我特意从烟台坐船到大连，那个晚上彻夜难眠，在颠簸的船上看着一眼望不到边的茫茫大海，想象着先辈们那种背井离乡的茫然和对未来的忐忑，这何尝不是一种过人的勇气，一个“闯”字活灵活现地表达出那种勇猛和无畏。
然而就是这些闯关东的后代，在东北的新家园享受着富饶的土地，丰厚的收获，变得越来越懒，越来越离不开这片土地。我当年考大学的时候，大部分同学报考的首要目标是能够回鞍山。或许国有经济比例过大，人的眼界所限，现如今的东北人越来越保守，宁愿在家打麻将挣点菜金打发日子，也不愿意到外面闯一闯。
幸运的是我爸爸作为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不仅如此，爸爸的同班同学后来娶了我姑妈，他们彻底改变了弟弟妹妹还有后代的生活环境。
我的爸爸妈妈是高中的同班同学，文革的时候，爸爸还在读大学，他虽然是理工科，却对文史哲有兴趣，在全国一片混乱的时代，爸爸冷眼旁观没有参与其中，成为少有的“逍遥派”，和妈妈在公园里谈恋爱，把无钱回家的山东好友带到家里，奶奶一视同仁感动了这个贫寒学子，他无以为报，娶了我姑妈，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从此他和爸爸一起挑起了家庭的大梁。
1970年，爸爸和姑父大学毕业，分别在秋天和冬天结婚，第二年的5月和9月我和表弟分别降生，那该是多么热闹的一大家子啊！也是那一年，爷爷翻盖了房子，亮堂堂的7间大瓦房，靠着他一个人的工资，还有奶奶的勤俭持家，养活了7口人，如今添丁入口，一下子多了2个小家庭，自然需要更大的房子了。
可惜好景不长，爸爸妈妈结婚以前就受到奶奶的强烈反对，因为我外公是富农，成分高，对儿子寄予厚望的奶奶当然不希望与这样的家庭结亲。结婚以后这对婆媳关系自然十分不睦，所以我不到一岁爸爸就搬出家单过了。
我外公外婆比爷爷奶奶大20多岁，我姥姥44岁生我妈，所以我2个舅舅和爷爷年龄相仿。我姥爷年轻的时候游手好闲，家里有几百亩地，由哥哥照管，他什么农活都不会干。在20年代的时候曾经跟着张作霖的队伍来过北京开过“洋荤”，也养成了“吃喝嫖赌”的恶习，那个时候的奉军在北京的名声特别不好，“妈个巴子当车票”，完全是兵痞。但是姥爷特别聪明，尤其擅长赌博，后来村里人都不愿意跟他玩了，因为他没输过，不知道后来我的概率论学得特别好，是否遗传自他老人家。
我大舅二舅也非常聪明，跟日本工程师学过三角函数，还在40年代给村子拉来电线，用上了电灯。50年代兄弟俩靠自学同时进入鞍山钢铁研究院，可惜大舅身体不好，英年早逝，二舅则在1958年调入北京的钢铁研究总院。二舅是我童年时的偶像，一提起北京的舅舅，还有他带回来的糕点，漂亮的糖纸，在小伙伴面前我就觉得特别有面子。
姥姥是跟我感情最深的人，当妈妈离开婆家是70岁的姥姥收留了我，帮已经又怀孕的妈妈照看我。姥姥身材高大，有1米7多，满脸笑容，虽然不识字，肚子里却有无数的民间故事，每天晚上我躺在她怀里，她就在火盆里埋上几个土豆，然后开始讲故事，故事讲完了，土豆也熟了……
东北的冬天是漫长的，农闲时节男人赌博看二人转，女人抽烟唠家常，孩子们则玩过家家，折纸翻绳，或者到冰冻的河面上抽老牛，滑冰车。姥姥女红极好，我3岁就跟她学针线，缝了好些的钱包，纳鞋底，做布鞋，绣花，后来又跟我妈学织毛衣，自学钩针，一拿起针线就全身放松，完全忘我的状态。
每到我生日的时候，满山的金达莱，野樱桃，灿若云霞，地上有数不清的野菜，蘑菇，我挎着小篮子，跟着大孩子挖野菜，采蘑菇，摘大捧的野花带回家；秋天的时候，野葡萄，酸奶子各种野果，还有榛子，大自然真的是太慷慨了！
我觉得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在农村度过童年，在城市接受良好的教育。
1978年是个转折点，那年春天姨妈家的大表哥开始在吉林大学就读，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而我在秋天也开始上学了。我弟弟也生于那一年。
1982年表哥又考上公派留学生到了美国洛杉矶，这是整个家族为之骄傲的大事。曾几何时，北京的舅舅，美国的表哥一直是我学习生涯的重要动力，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也可以到北京，到美国。
我们本来是普通平常的一家人，当你发现原来教育可以改变命运的时候，那将是多么激励人心的事！整个80年代，都在这样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中度过，表哥之后，我们兄弟姐妹已经拿下所有英语国家的博士了，而表哥的一双儿女则分别就读于哈佛法学院和麻省，那个出生于美国的1米90的小伙子，理想是当美国的大法官，我跟大姨开玩笑说，再过20年，他完全可以竞选美国总统了。
然而到了90年代，东北的经济一蹶不振，这个共和国的长子被抽干了元气，公有经济比重过大导致民营经济十分弱小，下岗职工往往茫然不知所措，这种伤痛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妈妈是个要强的女人，当年因为成分高被大学拒之门外，还得了一场大病——风湿症，后来侵蚀到心脏，确诊为风湿性心脏病，最终导致她不足55岁就早逝了。为了自己的大学梦，中学数学老师的她坚持6年利用寒暑假到辽宁师范大学读函授，在40岁高龄拿下数学系本科文凭！而我不足10岁就担负起家务担子，带年幼的弟弟，做全家7口人的饭。所以当我儿子出生后，我特别从容，这些家务活我全会！
我爸爸则在90年代失去了工作，他们2个一个是有病，一个是没钱，所以每天在家里争吵不断。后来弟弟又曾在大学休学一年，三口人搅在一起，除了唏嘘短叹，就是互相指责，最终的结局是妈妈去世后4年爸爸脑溢血也走了，刚刚花甲之年，弟弟又得了抑郁症。
站在父母坟前，回首往事，恰逢又是我的生日，就这样阴阳两界，生死对白。
我10岁生日的时候，妈妈给我煮了2个鸡蛋，一边在我身上滚来滚去，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滚一圈，长一圈，滚两圈，长大个……”，遗憾的是我最后还是比她矮了5公分。
我20岁生日的时候，曾经给家乡的电台写了封信，为妈妈点了一首《鲁冰花》，自己则在兰州的“黄河母亲”像前留影。妈妈说，她的同事们第二天都说听到这首点给她的歌了，妈妈高兴极了。
我29岁生日的时候，收到的最好礼物是40多天的儿子让我美美的睡了一个整觉。
我30岁生日的时候，胳膊上的黑纱还没有摘掉。我们母女就这样用子宫传递了生命的接力棒，诞生一个新母亲，失去自己的母亲。从此我害怕过生日，不愿意过生日。
我40岁生日的时候，忽然豁然开朗。
没有人能够剥夺你幸福的权利，无论是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重要的是自己内心的感悟。永远不苟且于现在，而是留心生活中的美与诗意，心系远方。
40岁，人生过半，青春不再，但是你依然可以优雅，为自己负责。叶芝的诗《when you are old》说得好，“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抬眼眺望远山，层峦叠嶂，满山梨花宛若一片香雪海，在这样特别的日子里，姑父带领全家站在墓前，读了亲笔书就的千言祭文，这个60年代的工科大学生，古文功底颇深，写得一手好字，让我好不汗颜，回到北京写下这个长篇，算是我的祭文吧。
立夏时节花满地
梨花树下诉别离
双亲早逝事无常
四海为家人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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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刘少奇小女深情忆双亲：想起他们，心中充满了爱
文｜刘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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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少奇平反30周年之际，本刊约潇潇撰文，回顾这段传奇经历的同时，抒发人世间至纯、至真、至善、至美的父爱，寄托女儿无尽的哀思。
1964年，刘少奇同小女儿潇潇在一起。
　　快乐童年：经常给父亲&捣乱&　　提起&父亲&二字，我眼前浮现的是一个高大模糊的身影，从我的窗前走过。那是父亲往返于饭厅和他的办公室，正好路过我和阿姨的房间。书桌就在窗边，我喜欢坐在那里画画、看小人书。　　&文革&前的家，是一个大家庭。爸爸和妈妈，老外婆和众多的哥哥姐姐，加上秘书、卫士等工作人员，一大家人，都在忙着各自的事情，紧张、忙碌而又热闹非凡、生机勃勃。　　我所感受到的世界，充满了欢乐。中南海里，就数我们一家吃饭时最热闹。虽然一般都是炒茄子、粉条、豆角等家常菜，但由于孩子多，开饭时熙熙攘攘。每次开饭时，父亲总是用一个空盘子，一样夹一点，自己埋头吃，吃完就走，从来不多说话。他一夹完，我们这些孩子们上来就抢，很热闹。杨尚昆杨爸爸经常背着手站在后面笑咪咪地看着孩子们抢饭吃。　　我父亲那时的工资是四百多元，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字，但是家里人口多，还是挺紧张的，吃饭都是些家常菜，到现在我们家的孩子们都还认为肉末炒粉丝是一道特别的美味。　　父亲是个极认真的人。中南海的邻居们当中，像小平叔叔、杨尚昆杨爸爸，会时常带着孩子们野餐，我们家孩子也要跟爸爸一起去野餐，我父亲则说不行，我没他们聪明，文件总看不完。小时候，为了让爸爸能在紧张的工作中放松一下，我们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最小的孩子负责隔一段时间就去给父亲&捣捣乱&，跟他玩一会儿、散散步，让他休息一下。我年龄最小，因而独享了不少和爸爸在一起的快乐。　　父亲没有太多时间跟孩子们亲近，但是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亲密无间。那时，每年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办公，孩子们就有了每天跟父亲一起下海游泳的机会。我们的童年充满了亲情、健康和积极向上的情绪。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既严格又宽松，学习不努力要管；道德品质不好要管；不礼貌要管。其它只要不是原则问题，就尽量放手。比如父母从不要求我们得多高的分数，但是他们要求我们必须努力。同时他们也会注意每个孩子的特点，并指出孩子们性格中的&短板&。我姐姐刘亭小的时候特别好强，考试得九十九分就哭，父母就鼓励她去少年宫学打乒乓球、弹钢琴，别只盯着分数。二姐刘涛不是我母亲生的，我母亲会对她更照顾一些，她也习惯事事占先，父亲就教育她不要养成占小便宜的习惯，爱占小便宜的人会吃大亏。这在&文革&中被歪曲为&刘少奇鼓吹吃小亏占大便宜&。　　我有一位哥哥允若出生在上海，小时候被送到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吃了很多苦，受过刺激。上世纪50年代，他到苏联的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飞机无线电仪表。因为和同学处不好关系，写信给父亲，要求留级转系。父亲就劝他：不要骄傲，不要看不起人，要尊重大家的意见，要肯于为大家的事情吃亏。至于转系的意见，父亲建议他：&不管将来干什么，我劝你学一门专业，因为学一门专业，将来不论干什么工作都有好处。&父亲还举例子说：孙中山、鲁迅学医，毛主席学教育，不妨碍他们成为政治家或文学家，要他&安下心来，坚持学习&。　　父亲一向认为，高干子弟更应当自律。三姐平平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写信给她，要她虚心学习别人的优点，关心集体，关心国内外大事。还嘱咐她要多吃点苦、吃点亏，经受得住委屈，鼓励她加入共青团。　　四姐亭亭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就读的时候，父亲把她送到了时传祥的清洁队体验生活，参加掏粪劳动。&被集体被人民抛弃了的人是最可耻的&，他要求我们勤勉、能吃苦、经得住磨难，还要学有所长，培养自己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这就是父亲对我们子女最大的期望。　　&文革&岁月：看遍万般丑恶，人间仍有大爱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六岁。不久，父母就在住所被隔离，哥哥姐姐们又离去，不准回家了。最后，我和保姆赵阿姨也被赶出了中南海。因为我们是最后走的，住校的哥哥姐姐们天天去中南海门口，要求见小妹妹，却不知我早已不在那里了。一家人，彼此都不知道各自的下落，家破人亡，天各一方。　　只有艰辛中的爱，才显得最为珍贵。我六岁离开中南海，保姆赵阿姨带着我住进了中南海工作人员的宿舍，靠每月25块钱生活费，相依为命。那里住的有毛泽东、朱德的厨师，江青的司机等等。这些邻居和他们的孩子们都对我很好。邻居叔叔阿姨的单位里发水果了，就会分给我们吃；学校里的任何活动，从未拒绝让我参加，音乐老师还义务教我拉手风琴；恢复高考后，老师长期为我加课复习，从未要求过任何回报。　　上小学时，有些不懂事的小孩子骂我狗崽子，对我喊口号、扔石子。每天上下学的路上，宿舍院里的小朋友们就把我围在他们中间，不许外面的孩子欺负我。对于他们来说，我就是一个在一起玩的小朋友。后来长大了一些，有一次走在路上听到有人对我喊口号，开始感到困惑了。这时旁边走过一个我并不认识的大人，对我说：别难受，要记住，你的血统是高贵的。当时我听了并不理解，只感觉到那种被安慰的暖意。现在回想起来，他是在设法保护一个少年的自信心。这正说明我父亲是了解人民的，他曾在1967年的夏天叮嘱我们：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　　那时，为刘少奇平反是不可思议的。邻居、老师、小朋友如此帮助我，他们的好意，完全基于最朴实善良的感情，纯粹出于正直人纯朴的同情心，出于老百姓包容一切苦难的博大爱心。这种逆境和委屈中所得到的帮助、安抚和爱护，让人倍感真挚。因此，即使看遍了&文革&的百般丑恶，我仍然相信人间有自然直白的爱。　　我们的幸与不幸，都来源于父亲　　人都有阳光美好的一面，也有阴暗邪恶的一面。&文革&就是带出了人性中最阴暗的那一面的一场运动。二姐刘涛刚考上清华不久，&文革&就开始了，江青亲自找刘涛谈话，说&我是受压的，你也是受压的&，让她站出来揭发自己的父亲。涛涛按照江青的话做了，写了一张充满扭曲的大字报。这让涛涛痛苦了几十年，因为她再没能有机会跟父亲说声对不起。日，父亲去世四十周年的时候，下着大雪，涛涛独自一人坐着火车，来到河南开封，在父亲离世的那个旧银行的金库，嚎啕痛哭&&　　&文革&的丑恶不堪回首，不论是受迫害的，还是&迫害&人的，都不愿再提起，但也抹不去。那场灾难的涉及面极广。仅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有备案的人就多达百万，还有他们的家人，还有其他的专案组，更多的则是根本没有备案的普通人。我有一个同学，她的父亲当年就是北京高校的一名普通青年教师，&文革&武斗时期的一个晚上，几个人冲进她家，砍死了她父亲，当时她母亲怀着孕，背着她鲜血淋漓的父亲往校医院跑，六岁的她，拉着妈妈的衣襟一起跑。这种经历刻骨铭心，而且不仅是她和她的家人，那几个砍人的人，现在也该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当时的疯狂早已不在了，他们想起自己当年的作为就不痛苦吗？但他们没处去说，是吗？要告诉下一代，&文革&这种事不好玩。　　按理说，我们一家和我的不幸，都来源于父亲。但我们家没有谁因受株连而怨恨他。我也从未感觉到人们对父亲有什么痛切之恨，从未觉得自己真是个狗崽子。我心目中父亲的形象，从未遭到过真正的破坏。　　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一名在胜利到来之前倒下的烈士，就义成仁，凛然无憾，虽死犹荣。比起那些自诩公仆、标榜为民，却把自己的名利地位放在人民利益之上的人，父亲的光辉形象，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在为父亲自豪的同时，也有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使我不断思考：父亲无疑是一个好人，但他死得很惨，他是一个失败者，还是一个成功者呢？一个人的成败靠什么衡量？金钱，地位，一时的山呼万岁、顶礼膜拜、权重如山，都不成为最终的标准。最终，功过是非，要经受长期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评判。　　父亲能得到人们的认可，是因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大跃进&后期，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把错误归结到某一个人，而是如何团结一致改正错误。他回老家做调研的时候，就住在自己家的老屋里，离开的时候，他要求停止办他的旧居，把房子让给村里贫苦的乡亲们住。正因为有乡亲们住在那里，&文革&中的造反派没能破坏那些房子，使故居完整地保留下来了。这在家乡被传为一段佳话。　　父母都是有理想的人，他们都有不错的家境，因为理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作为后人，我们很为有这样的父母而自豪。想起他们，心中充满了爱。
　　编者按：刘潇潇乳名小小，1960年生，是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幼女，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刘少奇明白自己的命运已注定，他不能不为自己的儿女担忧。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6岁的潇潇。刘少奇预料自己无法保护和抚养她了，决定把潇潇托付给保姆赵淑君，让她在群众中坚强地活下去。　　在把潇潇托付给保姆带走时，刘少奇对王光美说：&要记住小小的特征，将来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据刘源回忆，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和王光美在受到最惨烈的批斗时，心里作好了最坏的准备，唯一放心不下的一件家事，就是最小的女儿小小，嘴里常念叨着：&小小该上学了，该上学了。&　　潇潇果然不负父母的期望，在人民群众中茁壮成长。她先后就读于北京北长街小学、北京161中学，1979年以北京市总分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大生物系，后赴德留学，1987年学成归国。今天，在少奇平反30周年之际，本刊约潇潇撰文，回顾这段传奇经历的同时，抒发人世间至纯、至真、至善、至美的父爱，寄托女儿无尽的哀思。
来源：《文史参考》
（责任编辑：张淑燕）
少时，毛泽东读完韶山人有限的藏书，常翻山越岭往返几十里，到外婆家向舅、哥借书。向表兄文咏昌借书时，文兄慎道：&相公借书，老虎借猪，所以要先打条子后拿书!&，1915年，毛泽东寒假回家过春节，到外祖母家向八舅父母拜年。顺便向咏昌兄还书，并附便条：咏昌先生：书十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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