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史学有这么一个特点：传世的历史作品的作者，他们的身世大都不甚清楚。李维和塔西佗就是突出的例子。撒路斯提乌斯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他的生平事迹也十分模糊。后人读其书，想了解其生平，也只能把其他作品里提到他的片言只语连缀起来，看一个轮廓而已。这些史料散见于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塔西佗、奥路斯?盖利乌斯（AulusGellius）、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耶洛尼姆斯（Hieronymus，通称圣?吉罗姆St．Jerome）以及阿斯科尼乌斯（Asconius）给西塞罗的演说所作的注释、塞尔维乌斯（Servius）给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Aeneas）所作的注释。本来阿斯科尼乌斯有一篇《撒路斯提乌斯生平》（VitaSallustii），可惜失传了。生平点滴盖乌斯?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GaiusSallustiusCr－ispus）公元前86年即我国汉昭帝始元元年，生于罗马东北约90公里的小城镇阿米特尔努姆（Amiternum）。城镇位于意大利大岩壁（GranSassod′Italia）之下，是萨宾人聚居之区。萨宾人可以说是罗马人与之最早打交道的一个部族，虽然罗马传说中罗慕路斯国王时代诱骗萨宾妇女作妻子的故事未必可信，但萨宾人很早便和罗马人融合，而且他们的文化后来成为罗马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萨宾人是一个文化落后但是爱好自由的山区部族，自古以来便过着迁徙不定的牧民生活。他们的村落分布在山顶、山坡或山脚下，但筑城而居的情况极为少见。和萨宾人属于同一个部族集团的萨谟奈人则特别骁勇善战。据史书（李维、狄奥尼西乌斯）的记载，从王政时期开始直到公元前449年，罗马人和萨宾人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公元前449年，罗马人对萨宾人取得了一次巨大的胜利，这之后因史无明文，我们对萨宾人的活动不得其详。而我们在李维的《罗马史》提要（11）里再看到玛尔库斯?库里乌斯?丹塔图斯（MarcusCuriusDentatus）征服萨宾人的记载，那已是公元前290年的事情了。萨宾人被征服后，一部分人被变卖为奴隶，他们的一部分土地被没收，而其余的萨宾人则成了没有选举权的公民（civessinesueeragio）。萨宾人成为有充分公民权的公民是公元前268年的事情了。这时实际上他们已经和罗马人融合为一体了。萨宾人又因其落后而保有浓厚的宗教气氛。罗马人吸收了他们很多宗教仪式。从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可以看到，当时预言者还几乎是清一色的萨宾人。了解萨宾人被征服、被融合的这个背景，可以理解为什么从这一地区的骑士等级的平民家族出身的撒路斯提乌斯始终对罗马的新旧权贵抱着十分敌视的态度。当然，这一地区也产生过另一些在罗马历史上有过影响的人物，比如离阿米特尔努姆不远的列阿特（Reate）就产生过瓦罗和后来的皇帝韦伯芗（Vespasianus）这样一些大人物。阿米特尔努姆、列阿特和努尔西亚（Nursia）是萨宾人地区的主要城市。骑士等级家庭出身的子弟只要经济条件允许，一般是要送到罗马来受教育的。西塞罗兄弟（玛尔库斯和克温图斯）是这样，撒路斯提乌斯当然也不例外。条件更好的还可以东渡到希腊和小亚细亚去从名师，到罗马来讲学的希腊名师也不少。西塞罗时期在罗马颇负盛名的希腊著名学者路奇乌斯?阿泰乌斯?普莱特克斯塔图斯?腓洛洛古斯（LuciusAteiusPraetextatusPhilologus）也是撒路斯提乌斯的老师；而据苏埃托尼乌斯，他曾把全部罗马史的提要提供给撒路斯提乌斯。罗马这里固然有学习的方便，但共和末期罗马侈靡放荡的风习对青年人是很不利的。归在西塞罗名下的《对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的抨击》（以下简称《抨击》，［M．TulliiCiceronis］inSallustiumCrispumOratio）现在在学术界已被一致确认为2世纪的修辞学习作，但其中反映的问题，比如撒路斯提乌斯当他父亲在世时便卖掉他父亲的房产，未必没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因为当时去古未远，可以看到我们已看不到的资料）。而证之以后来他因品德问题被开除出元老院这一情况，那么年轻时的撒路斯提乌斯有此等行径，便不是捕风捉影之谈了。但是我们不可忘记，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当时罗马青年几乎都有道德败坏（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的记录，它和成年人的贪赃枉法可以说是同样普遍。在政治斗争中以这方面的事情作为攻击的借口，可以说是俯拾即是，不必过于认真对待。罗马人的“仕途”（cursushonorum）一般是从财务官（quaest－or）开始的，财务官从苏拉时期其定额增加到20人，顾名思义，应当是负责财政方面的事务，但实际上除管理国库（aerarium）之外，还有不少财务官充当统帅在外的助手，不仅管理财务，也负责军事指挥的责任，例如在对朱古达作战期间，苏拉便是以财务官的身分隶属于马略的部下，并分掌他的部分作战指挥权。由于财务官是仕途的开始，所以照例由青年人担任。撒路斯提乌斯自己说：“当我个人还十分年轻的时候，起初我也像其他许多人那样投身于政治活动……”但是他在哪一年担任财务官――从《抨击》的记述来看，他担任过财务官是没有问题的――法译本译者J．罗曼定为公元前59年，英译本译者罗尔夫说无法确定。苏联的罗马文学专家格拉巴里一帕锡克则定为公元前54年。我还没有找到罗曼和格拉巴里―帕锡克所提出的年代的依据，也可能是根据担任财务官的法定年龄（30岁）推算出来的，所以只好都罗列在这里，供进一步的探索。不过这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只要知道他在年轻时担任过财务官就够了。公元前52年他因自己的骑士等级的出身而出任保民官。在这一年我们看到了他的有记载的第一个政治活动。这就是：在这一年的1月18日，深受民众欢迎的克劳狄乌斯在群殴中被杀死之后，撒路斯提乌斯和自己的同僚克温图斯?庞培（QuintusPompeius）与提图斯?穆纳提乌斯（TitusMunatius）一道持反对西塞罗和杀害克劳狄乌斯的米洛的立场。克劳狄乌斯在公元前64年本来是极力反对喀提林的活动的，应当说是站在西塞罗的一面，不想两年后，却卷入了一场丑闻之中。原来在公元前62年12月，在当时担任最高司祭的优利乌斯?恺撒宅中举行纪念古意大利丰饶女神（B－onaDea）的节日时，这个克劳狄乌斯竟化装成妇女混到这只许妇女参加的活动中去。其原因只是作为恺撒的妻子庞培娅（Pompeia）的情夫，他想借机混进去幽会罢了。这一骇人听闻的渎神行为引起的轩然大波自然使克劳狄乌斯受到了指控，但是在一切都可以出卖的罗马，他仍然能用钱打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偏偏西塞罗提出了克劳狄乌斯那天确实在场的证据，使他大失面子。克劳狄乌斯这方面也千方百计为此向西塞罗进行报复。公元前59年即恺撒任执政官的一年，克劳狄乌斯迂回作战，先是借恺撒的力量――恺撒竟容忍自己妻子的情夫，可见这是当时罗马的风气――使自己转入平民等级，然后当选为公元前58年度的保民官。继而他用讨好民众的办法在取消了埃利乌斯和富菲乌斯法（LegesAeliaetfueia）之后又通过了一项法律，法律规定不经审判处死罗马公民的任何人的行为都是非法的。这样，西塞罗在对付喀提林的阴谋时处死罗马公民的做法便旧事重提，受到了制裁。西塞罗为此只好亡命而离开罗马，克劳狄乌斯除了赶走西塞罗之外。还和庞培作对，而从恺撒（在克拉苏的一派里）和庞培两种势力抗衡的背景上看，克劳狄乌斯显然是受到恺撒的支持的。一般史书说撒路斯提乌斯从公元前49年便站到了恺撒一面，其实他们的关系还要早得多。另一方面，米洛则是站在庞培，因而也就是西塞罗一面的。米洛和克劳狄乌斯的斗争在恺撒和庞培的较量中表现为直接的、明火执仗的格斗，它在几年当中把罗马搅得乌烟瘴气。西塞罗被迫亡命后，米洛极力活动使西塞罗返回罗马。此人后来（公元前48年）因勾结玛尔库斯?凯利乌斯?茹福斯（MarcusCaeliusRueus）进行反恺撒的活动而被杀。据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述，撒路斯提乌斯由于批评了庞培而受到庞培的一名被释奴隶的还击，这个名叫列奈乌斯（Lenaeus）的被释奴隶在一篇措词尖锐的讽刺文中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公元前50年撒路斯提乌斯由于监察官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凯尔（AppiusClaudiusPulcher）的活动而被开除出元老院。克劳狄乌斯?普尔凯尔是个有名的庞培派。公元前54年任执政官之后，他到奇利奇亚去任长官，公元前50年回来任监察官。他设法把恺撒派撒路斯提乌斯赶出元老院是顺理成章的事，而要从生活上找一些丑闻作借口并不困难，这也是当时罗马政治斗争的惯用手法。至于这是怎样一件丑闻，有的历史学家把它同奥路斯?盖利乌斯（AulusGellius）根据瓦罗的材料提供的一件事联系起来。原来撒路斯提乌斯在和米洛的妻子、独裁官苏拉的女儿法乌斯塔（Fausta）私通时，当场被米洛堵住，结果不仅挨了一顿鞭子，还狠狠地被惩罚一番。但是我们知道，瓦罗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庞培派，他的话的可信性是大可怀疑的。不过，撒路斯提乌斯在《喀提林阴谋》（第3章）里所说的干了不光采的事情云云可能就包括上面的那件。因为众所周知的事情一定要想回避或隐瞒是很不明智的作法。公元前49年罗马成了恺撒的一统天下，也正是撒路斯提乌斯感到日子好过的时候。恺撒一下子把财务官从20人增加到40人，撒路斯提乌斯于是再度成了财务官，同时也就成了元老院的一员。庞培东渡时两位执政官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朗图路斯?克茹斯（LuciusCorneliusLentulusCrus）和盖乌斯?克劳狄乌斯?《语法论》，第16章。玛尔凯路斯（CaiusClaudiusMarcellus）以及大部分元老也一道逃走了。恺撒正好把自己的人，甚至他的老兵和被释奴隶都补充进元老院，元老院一下子扩充到900人，反正这时的元老院已不同于过去，它已是恺撒个人的囊中之物，即使不说它是个点缀，顶多也不过是个咨询机构而已。撒路斯提乌斯虽然后来在著述方面有所成就，但在军事方面是个不高明的指挥官，这是违反古罗马人的传统的。公元前48年他在伊利里库姆（Illyricum）统率着恺撒的一个军团，却败在屋大维和司克里波尼乌斯?利波（ScriboniusLibo）（赛克斯图斯?庞培的岳父）的手下。公元前47年，撒路斯提乌斯任行政长官，也有人认为他担任这一职务是在公元前46年，但无论哪一年担任都取决于恺撒的“任命”，实际上区别不大。此时驻坎佩尼亚的军团奉调去西西里，但是传达这项命令给军团的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PubliusCorneliusSulla）――独裁者苏拉的侄子，曾参加喀提林的阴谋，现在是恺撒的副帅。他在公元前65年担任过执政官――受到了士兵的凌辱。军团士兵对于不能得到土地和应有的赏赐，不能得到合法的退役显然极为不满，因而不听从调动的命令。撒路斯提乌斯继而被派去处理此事，不但未能成功，反而自己差点也送了性命。事实上已经有奉派到那里去的两位元老死在军团士兵的手里了。问题是军团士兵（第十军团）到罗马后由恺撒亲自出面才解决的。但是在第二年即公元前46年年初，恺撒在阿非利加战争中正处于焦急等待支援的困境时，撒路斯提乌斯登上了和小叙尔提斯相对的凯尔奇那岛（Circina），并把敌人在那里的大批粮食及时地运到茹斯皮那附近恺撒的营地里。他的这一行动对于恺撒之取得最后胜利起了很大作用。所以为了酬谢他的服务，恺撒任命他担任新成立的新阿非利加行省（AericaNova）的长官。我们知道，共和国时期的罗马高级官吏都是没有薪金的，大致相当于薪金概念的拉丁词salarium（来自sal这个词，sal意为盐，象征生活中最必需之物，今天英语的salary即来自这个词）是到帝国时期才有的。官员一般靠什么生活，我们没有十分具体的材料，但到行省一次出任长官所得便可一生享用不尽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平时人们以服务的酬劳的方式所得的也会远远超过后来法定的收入。否则人们就不会这样热衷于竞选高级官吏了。秦奇乌斯法（LexCin－cia）禁止人们在辩护方面收费，可见这以前是要花钱的，法律后来虽禁止取酬，但变相的酬谢可能费用更高。恺撒在公元前61年去远西班牙任长官（行政长官衔）之前在罗马因生活挥霍和搞政治活动负下了天文数字的债，赴任前若不是克拉苏的帮忙几乎不能脱身，但一任归来不但还清了债，而且成了大富豪，成了很多人的债主。最清廉的如西塞罗，一任奇利奇亚（在小亚细亚）那样一个穷苦地方的长官，仅份内所得用今天（90年代）的购买力加以计算至少也有上千万元人民币，更不用说富裕的行省了。行省居民虽然可以到罗马元老院控诉长官贪赃枉法，但十之八九只是走个过场而已（有派别斗争背景者除外），行省居民是不会得到补偿的。罗马竞选官职，举办各种讨好民众的活动，豢养为自己奔走的门客，都要个人出钱，若非权贵出身或有权贵撑腰，一般人是绝对应付不了的，这一点和现代美国竞选总统要有财团支持有点相似。所以罗马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往往造成了许多负债累累的人，成为社会上的一个不安定因素。了解这一点，才可以了解为什么喀提林如此不顾一切地要竞选执政官。说穿了也不过是为了将来外放时搜括财富，以便还债和供他继续挥霍而已。撒路斯提乌斯这一任长官果然使他立刻成了巨富，因此可见此公尽管一直在进行着要人们蔑视财富的说教，但他自己依然是一位搜括的能手。当然，这也怪不得他，这已成了罗马当时的一种风气。搜括手段的残酷当然会使他因勒索（extorsio）的罪名受到追究，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恺撒只需打一个招呼他就可以过关了。据《抨击》的不十分可靠的说法，撒路斯提乌斯为此曾贿赂了恺撒120万谢斯特尔提乌斯。对于此事，一则事实的真伪尚难确定，只能姑妄听之。但按情理推度，拥有独裁权力并且一贯慷慨大度的恺撒决不会把区区这样一点钱放到眼里。以这样一点点钱视为恺撒和撒路斯提乌斯之间达成的一笔交易，只能是作者的一种可怜的想象，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撒路斯提乌斯的财富多到何等程度，从他在恺撒死后买下了他的别墅和置办了一所闻名于后世的所谓撒路斯提乌斯园（HortiSallustiani）可以看出。撒路斯提乌斯园在罗马北端科利努斯门附近，和路库路斯园邻接，位于今天的平西欧山（MontePincio）之上，再向西就是著名的玛尔斯广场了。这个地方后来成了尼禄、韦伯芗、涅尔瓦和奥勒略的皇家园林。作为平民派，撒路斯提乌斯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和恺撒相终始的。撒路斯提乌斯在恺撒的庇护下是个不折不扣的既得利益者，但另一方面他又看透了也恨透了罗马共和国末期元老权贵当权的社会，如果相信他写给恺撒的信和他对恺撒的演说的话，那末他的恢复古罗马传统美德的理想的确是寄希望于雄才大略的恺撒身上，恺撒一死，他的理想随之破灭，从此退出政治舞台，生活在回忆和想象之中，不再参预后来的政治斗争，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他的卒年一般定为公元前35年，那已经是罗马帝国的前夜了。此外，据耶洛尼姆斯的记述，撒路斯提乌斯娶了西塞罗的离婚的妻子特伦提娅（Terentia）。特伦提娅和西塞罗在公元前46年离婚，西塞罗已经60岁，这时他虽然得到恺撒的谅解返回意大利，但过的却是寄人篱下悒郁寡欢的日子。特伦提娅这时离开他等于是雪上加霜，对他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特伦提娅的生年史无明文，假定他们相差10岁，而她离婚后立即再嫁或在公元45年再嫁，她也至少比撒路斯提乌斯大10岁。富家出身的特伦提娅一直苦于西塞罗经济方面的拮据，这很可能是他们夫妻不和的原因之一，因此成为暴发户的撒路斯提乌斯会对她有较大的吸引力，就没有什么奇怪了。撒路斯提乌斯退出政治活动以后的日子并不是无所事事，悠游林下。他拿起了笔从事著述，而最后这10年的著述活动反而使他不朽，成为罗马的著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撒路斯提乌斯在文字修养方面是有准备的，这一点从他的成果得到证明。在这将近10年中间，他写了两部专题的历史，一部通史，但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只有《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片段保存下来的是他最后的力作《历史》。此外还有给恺撒的演说和书信各一篇也保存下来，但这是在公元前44年以前写的。如果给这些作品系年的话，那末情况大致是这样：《对晚年的恺撒发表的演说:论共和国》（ADCAEASAREM，SENEMDEREPUBLICAORATIO）写于公元前50年之前，也就是在恺撒与庞培对峙时期；《给晚年的恺撒的信。论共和国》（ADCAESAREMSENEMDEREPUBLICAEPISTULA）写于公元前46年即恺撒基本上战败了庞培和庞培派的军队之后；《喀提林阴谋》（BellumCatilinae直译是《喀提林战争》）发表于公元前43年左右；《朱古达战争》（BelAlumIugurthinum）发表于公元前41年左右。似乎在《喀提林阴谋》问世后不久作者即着手写作此书。　　《历史》（Historiae）记述从公元前78年到公元前67年大约12年间的事情，它们完全是作者亲自经历过的；西森纳的《历史》写到苏拉之死即公元前78年，此书可以视为它的一个续篇；但此书大部分已经失传，完整保存下来的有四篇演说，即《执政官雷比达对罗马人民的演说》（OratioLepidicos．adpopulumRomanum），演说发表于公元前78年，是抨击苏拉的统治的；《腓力普斯在元老院的演说》（OratioPhilippiinsenatu），这是贵族派领袖路奇乌斯?玛尔奇乌斯?腓力普斯对前一演说的反驳，因为雷比达要求连任执政官并恢复保民官的权利；《盖乌斯?科塔对罗马人民的演说》（OratioC．CottaeadpopulumRomanum科塔是公元前75年度执政官，鉴于民众在这一年对权贵的攻击日益激烈，科塔于是穿上表示不祥之兆的丧服对民众发表了这篇演说进行安抚，以免群众的情绪激化成为内乱）；《保民官马凯尔对民众发表的演说》（OratioMacriTR．PL．adplebem），公元前73年在权贵和民众进行的斗争中，保民官盖乌斯?李奇尼乌斯?玛凯尔用这篇演说攻击权贵的统治。完整保存下来的还有两封书信，即《格涅乌斯?庞培给元老院的信》（EpistulaCn．Pompeiadsenatum，赛尔托里乌斯在公元前75年秋天利用游击战术切断了庞培的粮食供应，所以庞培写信给元老院要求金钱、物资的支援）；《米特拉达特斯的信》（EpistulaMithridatis，公元前69年被路库路斯打败的米特拉达特斯写信给帕提亚国王阿尔撒凯斯，希望同他结盟共同抗击罗马人）。这些演说和书信是因其文字精采而被后世的修词学家选入他们的教本，得以保存下来的。此外还有为后世作家征引过的一些片段保存下来。在它们的整理工作方面，德?布罗斯（DeBrosse）、克里茨（Kritz）、狄奇（Dietsch）和茂伦布莱舍尔（Maur－enbrecher）都作出了可观的成绩。撒路斯提乌斯这部压卷之作，可能是在较早的时期便已开始准备了，说不定是和《喀提林阴谋》与《朱古达战争》交叉进行的。就篇幅而论，其写作不大可能在《朱古达战争》发表之后。可以认为前两种专题历史只是后来的《历史》的一种试笔，因为就文笔而论，《历史》的文字显然更完美，更成熟些。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撒路斯提乌斯少年时在罗马从名师学习；青年时开始从政，也像当时一般罗马青年那样，干正经事也干荒唐事；发生战争时就随军出征，吃得了各种各样的苦头，退下来又能拿起笔来写文章，这就是共和时期中上层罗马人的写照，从《高卢战记》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恺撒那样出身高贵的人，也决不是弱不禁风的贵公子，而能够进行坚苦卓绝的斗争。年轻时文静得像个女孩子似的屋大维（奥古斯都），一旦随舅祖父恺撒踏上征途，那就无论什么苦也经受得住，从而得到恺撒的赏识，认为他够得上罗马人的标准。要想养尊处优，克拉苏应当算是满有条件的了，但是他仍然渴望建功立业，挥师东征，虽然最后战死在外面，却不愧是古罗马人。恺撒对撒路斯提乌斯无疑是赏识的，撒路斯提乌斯当然也极力报效，你看他自公元前49年之后，为了恺撒的事业几乎是马不停蹄，东西南北四处奔走出现在各个关键的场合，那劳苦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奇尔奇那岛的战斗，更要冒很大的风险。可见以文笔见称的罗马史家同时又是坚苦备尝的斗士，这和帝国时代专作皇帝侍从的文学之士是大不相同的。撒路斯提乌斯从政治生活中退下来之后为什么要写历史？他在罗马史学中占什么地位，要了解这一点，就得先回顾一下撒路斯提乌斯以前罗马史学的情况。罗马建城初期文字本身还很简陋，处于刚刚形成的过程之中，当然谈不上什么史书。不过大司祭出于宗教方面的需要，逐年把同宗教有关的事项记载下来，而纪年则是以执政官的名字或其他高级官吏的名字作为标志的，这就是所谓编年大事记（Annales）。据说从公元前5世纪以来的编年大事记已毁于公元前390年高卢人的入侵。后来在格拉古兄弟时期，大司祭普布利乌斯?穆奇乌斯?司凯沃拉（PubliusMuciusScaevola）补充整理了80卷的《大编年大事记》（Annalesmaximi）（已佚）。但这些记录都是零碎的，无系统性，至多只有史料的价值，不是真正的历史。生于公元前270年左右的拉丁诗人格涅乌斯?奈维乌斯（GnaeusNaevius）和号称“罗马诗歌之父”的克温图斯?恩尼乌斯（QuintusEnnius，前239年―前169年）虽都曾用诗体的文字记述罗马的历史，但他们都是把它作为诗歌（文艺）作品来写作的。当然，其中也肯定反映了部分历史的实际。这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史诗，它们可以为历史学家提供原始的史料，但它们本身还不是历史。有人因为诗人用历史题材写作便把他们说成是罗马最早的历史学家，这显然是不妥当的。还有一些作家如克温图斯?法比乌斯（QuintusFabius，公元前254年―？）、路奇乌斯?琴奇乌斯?阿利门图斯（LuciusCinc－iusAlimentus，活动时期和法比乌斯大略相当）、奥路斯?波斯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AulusPostumiusAlbinus，公元前151年度执政官）和盖乌斯?阿奇利乌斯〔GaiusAcilius，曾为公元前155年参加雅典哲学家使团的卡尔涅阿德斯（Carneades）作过翻译〕，他们都用希腊语撰写过罗马古代的历史，但是它们的读者对象更多是被罗马征服的希腊人，是一种为罗马的统治辩护，宣扬罗马声威的政治宣传品，而且由于作者所受的都是希腊教育，所以撰史时使用的也是那种偏重于讲故事的希腊化手法，这种作品不能被承认为真正的历史作品，因而不能把它们归入罗马史学的体系之中。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加图（MarcusPorciusCato，前234年―前149年）即历史上所说的大加图或监察官加图是罗马的第一位用拉丁散文撰写罗马历史的人。他是一位正统的、保守的罗马人，对罗马文化中的希腊影响一向深恶痛绝，而宁肯保持罗马粗犷质朴的特色。在文化方面，重要的是他制订了散文的拉丁语；罗马人对希腊取得的胜利使他不能容忍罗马人继续用希腊语写作。他写了一部7卷的《罗马历史源流》（Origines），时间从意大利和罗马的早期历史一直到他当代。他的作品不是古老的编年体而是分成若干题目来叙述的，文字虽然朴拙，但是已经有了真正史书的规模，只是在取材方面，除了罗马的有关文献之外，仍然不能不借重于希腊人的作品。可惜全书已失传，只有片断保存下来。在大加图的影响下用拉丁散文撰史的他的同时代人还可以举出路奇乌斯?卡西乌斯?赫米那（LuciusCassiusHemina）和格涅乌斯?盖利乌斯（GnaeusGellius）。这两位老编年体作家也都系统地记述了从早期到他们当时的罗马历史，这些作品本身虽然没有传下来，其内容却部分地保留在后来的历史作品里。以上就是撒路斯提乌斯撰史时我们所能了解到的罗马史学情况。如果他也想写一部从古代以来的通史的话――他的老师阿泰乌斯?腓洛洛古斯已经为他提供了一份提纲――那么他所能依据的拉丁文献实在有限，而只能照抄希腊语作品里提供给他的大量“演义”。对于通晓希腊语的撒路斯提乌斯来说，这方面的材料当时不但很多，而且是很容易获得的。且不说这些材料大都没有什么依据，那些为贵族树碑立传的东西肯定是不合平民派撒路斯提乌斯的口味的。而且从他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是为撰史而撰史，而是要通过这一活动施展他另一方面的抱负，尽管他说他已经完全退出了政治活动。如何通过撰史表现自己的信念以及他对撰史的看法，他在《喀提林阴谋》的开头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的全部力量既在于精神，也在于肉体。我们使精神发号施令，肉体则俯首听命。精神是我们和诸神共有的，肉体则是我们和禽兽所共有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用精神的力量，而不是用肉体的暴力去寻求荣誉，这样我们才可以使自己尽可能长久地名垂后世（重点引者所加，下同），因为我们享受的一生是短促的。要知道，从财富和美貌得来的声名是转瞬即逝的和脆弱的。而只有崇高的德行才是光荣的和不朽的财富。”“……为国家干一番事业当然是光荣的，而以语言文字服务于国家也不是一件坏事；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人们都可以使自己成名。不仅是建功立业的人，就是记述别人的功业的人往往也受到我们的称许。就我个人而论，虽然我十分清楚，撰写历史的人和创造历史的人决不可能取得同样的荣誉，但是我仍认为撰写历史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这首先是因为他的文笔必须配得上他所记述的事情；其次是因为，倘若你对别人的缺点进行批评，大多数人就会认为这样做是出于恶意和嫉妒。此外，如果你记述了杰出人物的丰功伟绩，则人们只有在他们认为你所说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容易做到的时候，才愿意相信你，一旦超过这个限度，则他们便认为你的话即使不是荒屡的，也是凭空捏造的了。”但是要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又不致被人指为荒诞无稽，那么就以记述自己亲历的事情为好，而自己这时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来实现自己的志愿：“……在经历了许多困难和危险之后，我的心情归于平静并且我已决心从此再也不参预政治生活……我决心回到我过去向往的志愿上来，而不祥的野心曾使我偏离这一志愿；我决心撰述罗马人民的历史，把我认为值得后人追忆的那些事情挑选出来，笔之于书。而我之所以对这一工作抱有信心，是因为这时我个人已经不再有所希求，不再有所恐惧，不再有派系的偏见。”由于他本人受过希腊教育，接触过希腊的史书，对比之下，罗马人在撰史方面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像他所说：“依我看，雅典人的行迹确实是相当伟大而又光荣的，尽管如此，它们实际上也不是像传闻中描写的那样出色。但是由于雅典产生过具有非凡才能的作家（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引者），所以雅典人的功业便被认为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这样看来，成就事业的人们的功绩所以被捧得如此之高，只不过是有伟大的作家能够用颂扬的文字对事业本身加以抬高而已。但是罗马人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有利之处，因为他们中间最有才能的人们总是从事于实际的事务，他们总是要在身体力行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头脑；最优秀的公民重视行动而不喜空谈，他认为他自己的英勇行动应当受到别人的称赞，而不应由他本人来记述别人的英勇行动。”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当时已有的大量用希腊语写的有关罗马历史的著作只起一种宣传作用，根本不能同希腊本身的伟大历史作品相提并论。那里面的不少捏造和模仿的劣品，根本不能当作历史来对待。至于早期诗体拉丁语的有关神话历史传说的记述，也还太原始、太简陋、太零碎，难以列入史书之林。难怪撒路斯提乌斯会发出罗马无史书的慨叹了。几百年前的史料既然大半毁于高卢之劫，而抄录那些编造的故事又于心有所不安，撒路斯提乌斯只能从身边的历史来着墨。喀提林的阴谋是他亲眼目睹的，里面的不少当事人是他的朋友；朱古达的战争虽然早一些，但是他可以得到不少有关资料，许多亲历此事的老一辈人还有在世的，更何况他在北非担任过长官，熟知那里的风土人情，所以写起来也更觉亲切。《历史》各卷的内容也有不少是他亲历的（前78年到前66年），得心应手当不在话下。至于撒路斯提乌斯为什么先从记述喀提林的事件着手，据他自己说，“这是特别值得追忆的一个事件，因为那罪行和由此而产生的危险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性质”。他写作这篇专题的历史著作时不但可以依据他可以看到的大量文献（如元老院的命令，西塞罗已发表的演说等等），还可以向有关人员查询，比如有关克拉苏是否参加了阴谋的问题，他就直接向克拉苏本人打听过。所以说，尽管他的作品仍然存在着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说来，无论作为历史，还是作为文章，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都是备受后代重视的重要文献。作为用散文写作的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直接的源流应当说是老加图。观点不用说了，就是文字也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乃至攻击他的人竟说他抄袭监察官加图的作品。比如拉奈乌斯就说他是“古人、特别是加图的语言的一个无知的抄袭者”。但关于他在史学中的地位，罗曼却说：“……当撒路斯提乌斯不得不放弃一切政治活动的时候（即公元前45年），他决心从事撰述；这时罗马还没有一位历史学家配得上这个名称。”这实际是把他说成是罗马的第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了。另一方面，撒路斯提乌斯受希腊历史著作，特别是修昔底德著作的影响也是无可怀疑的。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关于喀提林阴谋下面我们就简略介绍一下喀提林阴谋这一事件本身。喀提林的阴谋是在共和国末期罗马表面上繁荣而内部动荡不安，即将发生巨大变革的前夕发生的。这时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代表保守力量的元老院和势力急速扩大的庞培，庞培和克拉苏，庞培和后来异军突起的恺撒，克拉苏与恺撒同元老院贵族乃至民主派，都存在着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的矛盾关系。所以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贵族出身的恺撒成了民主派，骑士等级出身的西塞罗却　持正统的保守立场。喀提林的阴谋就是这种错综复杂形势的一个爆发点。路奇乌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LuciusSergiusCatilina）公元前108年出生在一个有广泛上层联系，但是破落的贵族之家。他在不久前的内战里站在苏拉一面，是一位卖力的打手。苏拉独裁进行大屠杀大没收（公敌宣告）时，喀提林又是他的一个急先锋，这期间他当然捞到了不少的油水，但总的说来没有受到苏拉的重用。他什么时候开始从政，史无明文，但公元前68年他已经是行政长官了；公元前67年他从阿非利加长官任上返回罗马后曾因勒索罪而被控于法庭，因此在公元前66年提出竞选公元前65年度的执政官时，他的诉讼问题因尚未了结而被取消了竞选资格。由于罗马当时外放者几乎无人不贪赃枉法，因而行省长官回来后被控乃是常见的情况，对这一问题本来是可松可紧的，偏偏主持此事的执政官沃尔卡奇乌斯?图利乌斯（VolcaciusTullius）对此毫无宽假之意，就和对待另两名候选人普布利乌斯?奥特洛尼乌斯?帕伊图斯（PubliusAutroniusPaetus）和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PubliusCorneliusSulla）（独裁官苏拉的侄子）一样。后两个人也是在当选之后因发现有行贿行为而按照公元前67年的卡尔普尔尼乌斯法（LexCalpurnia）被取消了执政官职位和元老资格的。这一点只反映出派别斗争的激烈而并不说明这个“可以出售的”罗马在政治上已经有了执法严明的迹象。但使他们极为恼火的却是，就在不久之前，公元前67年度的执政官、两个保守派盖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CaiusCalpurniusPiso）和玛尔库斯?阿奇利乌斯?格拉布里欧（MarcusAciliusGlabr－io）正是通过明目张胆的行贿而“当选”的。其实这些当选的执政官几乎都是权门子弟，高级官吏的职位照例是由他们包办了的。这些人就像在《朱古达战争》里马略的演说中所描写的那样：“我个人就知道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当选为执政官之后才开始首次诵读我们祖先的历史和希腊人的军事论文……“他们的祖先把他们所能留给后人的东西全留给了他们――财富、胸像、关于他们自身的光荣的回忆；但是他们却没有给后人留下品德，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只有品德是不能像礼品那样授受的。“……他们那些人间最无耻的人用他们的罪行玷污了他们自己之后，竟还要夺取有道德的人们应得的报偿！”但这些权贵之间相互斗得也是十分凶狠的。两位落选的执政官竟想组织暴徒，让他们在通过补充选举当选的执政官路奇乌斯?奥列利乌斯?科塔（LuciusAureliusCotta）和路奇乌斯?曼利乌斯?托尔克瓦图斯（LuciusManliusTorquatus）元旦就职并同元老院成员见面（在朱比特神殿）时杀死他们，并夺取他们的棍束（执政官的权力标记）。他们的气焰极为嚣张，奥特洛尼乌斯本来就是个好惹事生非的人，负了一身债的喀提林更是干起坏事来百无禁忌，所以新任的执政官在元老院的关照下作了相应的防范。即使按照撒路斯提乌斯在《喀提林阴谋》里的说法，这一暴力行动后来延期到元老院开会的2月5日，但终归还是失败了。历史上这所谓的第一次喀提林的阴谋，其主角其实并不是喀提林，喀提林只是一个参加者，是苏拉出钱拉来的一名打手。其余的参加者我估计也都是那些破了产的贵族子弟。我甚至怀疑这甚至算不上阴谋，而是一种表示不满的武装威胁，只是想给新执政官一点颜色看看而已，因为不可能有这样明目张胆的“阴谋”。在奥特洛尼乌斯?帕伊图斯为行贿事受到审判时，他便有了利用自己的剑奴冲散法庭的打算。这时的选举没有一次不是刀光剑影，杀气腾腾的，受到政敌的武装威胁和人身伤害已经是家常便饭。这次许给喀提林的报偿是支持他竞选公元前64年度的执政官。许给另一个参加者格涅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GnaeusCalpu－rniusPiso）的报偿是使他去两西班牙（远、近西班牙）任长官。这场官司从公元前65年一直拖到第二年；对喀提林来说，竞选公元前65年度执政官的资格被取消后，竞选公元前64年度执政官的机会也随之成为泡影。当选公元前64年度执政官的是路奇乌斯?优利乌斯?恺撒（LuciusJuliusCaesar）和盖乌斯?玛尔奇乌斯?费古路斯（GaiusMarciusAFigulus）。路?优?恺撒就是盖乌斯?优利乌斯?恺撒在高卢作战时担任过他的副帅的那一位，也可称得是一位战将了。喀提林据说还是用金钱才摆脱了诉讼的困扰的。一身是债的喀提林哪里有钱去竞选执政官，去贿赂别人？从个人来说，像喀提林那样的贵族家庭出身的人只要不挥霍、不放荡，要竞选执政官的钱和其他条件是会有的，做一任执政官也是不成问题的。现在他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弄来的钱挥霍光了，就只好指望再以同执政官（proconsul）的身分外放再去搜括一笔钱。另一方面，从更高的层次来看，克拉苏为了同正在外面的庞培相抗衡，他也有必要在罗马拉拢一些闹得起来的帮手，所以看来克拉苏和苏拉都给过他经济上的支援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正在高级营造官任上的恺撒，他为了讨好民众，把自己的产业花光了之后自己还负了债，当然没有帮助喀提林的力量。竞选公元前63年度执政官的有7人，除了喀提林之外，他们是玛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盖乌斯?安托尼乌斯?叙布里达（GaiusAntoniusHybrida）、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奇乌斯?伽尔巴（PubliusSulpiciusGalba）、路奇乌斯?卡西乌斯?隆吉努斯（LuciusCassiusLonginus）、克温图斯?科尔尼奇乌斯（Quin－tusCornicius）和盖乌斯?李奇尼乌斯?撒凯尔多斯（CaiusLici－niusSacerdos）。其中以喀提林、安托尼乌斯和西塞罗三人占较大优势。喀提林门弟高贵、联系广泛、活动能力强，这一点连撒路斯提乌斯也不能不承认，再加上有后台在经济上给予支持，应当是一个热门。安托尼乌斯是死在马略的屠杀之手的那位大演说家玛尔库斯?安托尼乌斯（MarcusAntonius）的儿子，此人也有一掷千金的浪荡公子的一面，一度曾被元老院开除（公元前70年），但他和喀提林气味相投，他们正是联合在一起竞选执政官的。安托尼乌斯的父亲是元老院权贵的代表人物，所以有元老院的后台，在选举中自然也占有优势。西塞罗因其学识与口才早已声名卓著，他虽然没有门第的有利条件，但是比起善于捣乱的喀提林来，人们认为这个“新人”却更保险一些。对于不久之前的血腥的动乱，人们是记忆犹新的。可以说，正是喀提林的嚣张气焰促成了西塞罗的当选。在《喀提林阴谋》中，西塞罗是和喀提林针锋相对的重要人物，而由于我们把西塞罗的四篇著名的反喀提林演说，作为配套的参考文献一并介绍过来，所以有必要对西塞罗略作介绍以帮助读者深入理解本书。西塞罗公元前106年1月3日生于罗马东南，利里斯河（Liris）东岸的一个小市镇阿尔皮努姆（Arpinum，今天叫阿尔皮诺，Arpino）的一个骑士等级的家庭。阿尔皮努姆位于拉提乌姆界内，是沃尔斯奇人的住区。这个小城镇的居民自公元前188年以来便取得了充分的公民权。在西塞罗的青少年时代，它已经是一个自治市了。这个小城镇产生过在罗马史上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两位大人物：马略（《朱古达战争》的主要人物之一）和西塞罗。有人说马略和西塞罗还有亲属关系，这样恺撒也和西塞罗有亲属关系了，这当然是可能的，但具体情况我们已不得其详了。西塞罗的家庭是那种比较富裕而且又有教养的骑士家庭，所以他们的爱好文学的父亲在罗马的卡里奈（CarinB）购置了一所房子以便使西塞罗和比他小4岁的弟弟克温图斯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著名的演说家玛尔库斯?安托尼乌斯（公元前99年度执政官）、路奇乌斯?克拉苏（公元前95年度执政官）和占卜官克温图斯?穆奇乌斯?斯凯沃拉（QuintusMuciusScaevola，Augur，著名法学家，公元前117年度执政官）都是西塞罗的父亲的朋友，可见西塞罗在有高层次交往的家庭里从小便受到不寻常的薰陶。但是西塞罗在他的作品里很少提到他的母亲赫尔维娅，只是他的弟弟曾说过母亲持家有方。西塞罗的父亲据说死于公元前64年，即西塞罗任执政官的前一年。西塞罗在学校时便显示出过人的天才，《西塞罗传》的作者普鲁塔克告诉我们：“他们（西塞罗的同学的父亲――引者）就是为了看一看西塞罗并且了解一下他的敏悟和学习的能力而经常到学校来的。”少年的西塞罗便已经出名到如此程度。西塞罗才智过人，勤奋好学，在罗马的那个环境中又得到过希腊名师的指点，据我们所知就有伊壁鸠鲁派的哲学家斐德罗斯（Phaedrus，约前140年―前70年，西塞罗对他的学说虽并不完全同意，但对仆人还是十分尊重的）、第四学园的创立者拉里撒人腓隆（Philon，前160年？―前80年，他是公元前88年因米特拉达特斯战争的爆发而逃到罗马来的）、斯多噶派哲学家狄奥多托斯（Dio－dotus，从前85年西塞罗便从他受业，两年后他被请到西塞罗家里来）、修辞学家阿波罗尼乌斯?摩隆（ApolloniusMolon，此人前87年和前81年曾两次来罗马讲学，后来西塞罗又去罗德斯向他问学）、阿斯卡隆人安提奥库斯〔Antiochus，腓隆和斯多噶派姆涅撒尔库斯（Mnesarchus）的学生，公元前78年西塞罗因病东行时，曾在雅典听他讲课〕、修辞学家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等人。此外在青少年时期他还有机会听到诸如玛尔库斯?安托尼乌斯和路奇乌斯?克拉苏这样一些大演说家的演说，这一切都大大有助于他日后取得突出的成就。西塞罗并没有积极地投身于内战。公元前89年他只在庞培?斯特拉波（PompeiusStrabo，他是格涅乌斯?庞培的父亲，是当年的执政官）的麾下服役过一个短时期，但很快他就转到学习方面去了。据普鲁塔克的说法，他“看到事情会发展成一场内战，而内战又会演变成不折不扣的专制，于是他便转而去过一种宁静的冥思的生活，同有学问的希腊人交往并专心致志地研究学问直到苏拉控制了局势而国家似乎安顿下来。”由于这时格涅乌斯?庞培也在他父亲的麾下服役，所以西塞罗肯定会认识这个和他同龄的青年并奠立了友谊的基础。此外，从西塞罗后来的行为来看，他不参加内战并不是出于逃避乱世的清高思想，而更多是为了利用青年时期做更坚实的准备，以便将来大显身手。果然公元前80年他因为替名演员克温图斯?罗斯奇乌斯?伽路斯（QuintusRosciusGallus）辩护而声名大振。要知道，指控罗斯奇乌斯犯有弑亲罪行的是独裁官苏拉和他所宠信的被释奴隶克里索果努斯（Chrysogo－nus）。被告孤立无援，谁也不敢出来给他讲话，而年轻的西塞罗在这时却成功地为他进行了辩护，这不但表现了他的出色的语言和辩护功力，更重要的是他表现了不畏权势的高贵品质。更有意思的是，在敢于触犯掌握生杀大权独裁者的苏拉这一点上，西塞罗和庞培有其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从青年时期便表现了不起凡的气慨，不是那种卑微琐屑之辈。公元前79年他离开罗马渡海去东方的希腊，普鲁塔克说他是因为害怕苏拉，如果是这样，他本来是可以不为罗斯奇乌斯辩护的，更何况去东方也并不能解决逃避苏拉的问题。事实上恐怕还是他自己所说的为了恢复一下体力，同时在东方他能继续深造。他同特伦提娅结婚的年代史无明文，可能是在他东行之前即公元前80年或公元前79年，也可能是在他从东方返回之后即公元前77年。他的女儿图利娅生于公元前76年左右，也正是他按法定年龄正式开始从政的一年，就是说，在这一年他担任了财务官。公元前70年他在反对西西里长官盖乌斯?维尔列斯（GaiusVerres）――他曾在此人手下任职――的诉讼中以无可反驳的证据使得当时最有权威的演说家克温图斯?霍尔田西乌斯?霍尔塔路斯（QuintusHortensiusHortalus，前114―前50年）也不得不放弃为维尔列斯辩护。这一辩护行动确立了西塞罗在罗马同霍尔田西乌斯分庭抗礼的地位。公元前69年他任高级营造官，这是个花费很大的官职，恺撒曾因担任这一官职而把整个家当花光，还负了很多债。西塞罗则自称在这一任上他没有花很多钱，但普鲁塔克认为这是因为得到了感恩的西西里人的帮助。公元前66年他担任行政长官。作为一个被权贵视为异己的骑士等级出身的人，在仕途上这差不多是最高的限度了。要知道，执政官的官职是一直垄断在元老院权贵集团手里的。西塞罗在7个候选人当中是真正具备一切条件的，他唯一的不利之点，就是他没有作过元老的祖先，但单是这一点就很难使他在执政官的竞选中有出头的机会。正如G.C.里查兹（G.C.Richards）所说：“如果他（西塞罗――引者）的主要对手不是喀提林，他就很难当选为公元前63年度的执政官；因为先前的苏拉派喀提林由于公开提出取消债务（noAvaetabulae）而在元老院的眼里成了危险人物。另一方面，西塞罗作为骑士等级的代表则是安全的。”科瓦略夫也是这样看法：尽管西塞罗才华出众，极负盛誉，但限于出身，元老院集团并不是特别中意于西塞罗，而所以终于选他是两害之中取其轻的意思。元老院正是在喀提林要铤而走险的危急时刻为了本身的利益才把西塞罗推到第一线去应付的，这和北方吃紧时，马略再次当选执政官是多么相似！喀提林竞选公元前63年度执政官失败之后，接着又宣布竞选公元前62年度的执政官。他打出的是为民请命的牌子，实际上首先是使自己摆脱困境，而像他这样欲壑难填的人除了当选执政官后到行省再去搜括一番之外是没有别的出路的。这也正是他为什么死皮白赖地非要把执政官职位弄到手的原因。跟随他闹事的那一群人的上层分子，其中包括现任的行政长官朗路图斯，也都是情况和喀提林差不多的负债累累的贵族分子。他们在经济上也都已处于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想再掀起一次动乱，像苏拉专制的时期那样，乘机发一笔横财供他们继续挥霍。西塞罗懂得让喀提林当选公元前62年度的执政官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又了解喀提林和盖乌斯?安托尼乌斯的前面提到的那种关系；而且安托尼乌斯和喀提林勾结起来竞选执政官也和那些权贵一样，无非是为了一个“利”字。为了分化他们，切断自己身边的这个内线，西塞罗把应当属于他的马其顿行省主动让给了安托尼乌斯，让他至少保持中立也好。这就等于把一块肉骨头抛给狗，让他到一边去吃，不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马其顿行省是个盛产牲畜、谷物、水果、木材的国土，它的银矿在罗马世界也是有名的。让出马其顿这一点也证明，西塞罗从政有他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他决不是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人。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官，他时时对喀提林加以防范。喀提林以其门第和他的广泛的社会联系根本不把这位“新人”出身的执政官放在眼里，所以他反对西塞罗的活动几乎可以说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这一点西塞罗本人的演说可以证明。喀提林一方面忙于竞选，一方面暗中作军事准备，他的根据地是埃特鲁里亚北部的城镇费祖莱，负责那里的军事行动的是苏拉过去的一名百人团长盖乌斯?曼利乌斯，此人也是因为挥霍无度破了产之后才和喀提林勾结在一起的。西塞罗买通了一个名叫富尔维娅（Eulvia）的妓女，并通过她买通克温图斯?库里乌斯，作为自己在阴谋者当中的内线。富尔维娅是参加阴谋的克温图斯?库里乌斯（QuintusCurius）的情妇。库里乌斯气焰甚为嚣张，不懂得回避和保密，因此阴谋的内情他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富尔维娅，随之也便传到西塞罗那里去。公元前63年9月下旬或10月间，西塞罗根据他了解到的情况向元老院报告了喀提林准备夺取政权和取消一切债务的阴谋的详情。紧接着元老院在第二天召开会议讨论局势，为此而决定推迟执政官的选举。喀提林参加了这次会议，西塞罗在《为穆列纳的辩护词》（OratioM.TulliiCicero－nisproL.Murena）里对这一天喀提林的表现作了描述：“……因此在第二天，在一个拥挤的元老院（除去元老之外还有站在外面的旁听者――引者）里，我指名要喀提林谈一谈人们报告给我的那些事情，如果他想谈的话。于是他像他一贯那样毫无保留，一点也不给自己辩解，他并且提出了不利于自己的证据而以身试法。当时他竟然扬言国内有两个身体，一个身体孱弱，头脑也不灵；另一个健壮，但是没有脑袋（unumdebileinaeirmocapite，alt－erumeirmumsinecapite）。而只要他活着，如果这个身体理应得到他的支持的话，它是不会缺少这个脑袋的。拥挤的元老院虽然一致发出不满的声音，但依然没有作出与这一侮辱言词相适应的严厉决定，因为有些元老认为这根本没有什么可怕，因此没有鼓起勇气来作出决议。还有些元老是因为他们的胆子太小了。他得意洋洋地冲出了元老院，而按道理是根本不应当让他活着离开元老院的，特别是因为就是这个人，几天前在同一会场上，由于那位极为勇敢的加图说要公开审判他，他竟然对加图说，如果加图想使任何大火烧向他的财产的话，那他就不是用水而是用全面的毁灭来扑灭这场大火！”执政官的候选人在元老院的这种表现，哪里像是搞阴谋，而是公开宣传他想做的事情。因为他知道，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权贵的贪赃枉法和沉重的债务早已是无法忍受的了。不过话虽然讲得厉害，行动却没有跟上。再加上西塞罗作了相应的严密的防范，还是举行了第二年执政官的选举。在场主持的西塞罗如临大敌，他在长袍下穿了全副铠甲并且有武装的侍卫严加保护。喀提林的不顾后果的做法虽然在破产者上层赢得了一部分拥护者，但是对残酷的内战记忆犹新的一般平民毕竟是害怕喀提林再度挑起内战的。选举的结果是喀提林再度落选。当选公元前62年度执政官的当然还是以元老院权贵为背景的人物，这表明了加强同喀提林的对立的势态。至少在近期，元老院权贵对局势的控制是不成问题的。当选的执政官是路奇乌斯?李奇尼乌斯?穆列纳（LuciusLiciniusMureAna）和德奇姆斯?优尼乌斯?西拉努斯（DecimusJuniusSilanus）。穆列纳远不是一个干净人物，但他却因西塞罗的一篇家喻户晓的辩护演说（OratioproL．Murena）而成为拉丁文献里的知名人物。公元前65年穆列纳任行政长官之后，第二年外放山北高卢任行省长官。竞选这年他刚刚从任地返回，当然腰缠万贯，有足够的经费竞选；果然他在“当选”公元前62年度执政官之后，就被加图和苏尔皮奇乌斯指控有行贿行为。不过这时喀提林的问题风声正紧，西塞罗不愿树故过多，竟然违心地替他辩护，使他免遭追究。好在他的原文具在，其中颇有诡辩之处和玩弄词藻之嫌，不过这在西塞罗只能是白玉之瑕，我们不必深责了。另一位执政官西拉努斯，当时可说是声名显赫，但在历史的天平上却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的妻子塞尔维利娅（Servilia）也是当时权贵集团里的一位实力派人物。她和前夫玛尔库斯?优尼乌斯?布路图斯（MarcusJuniusBrutus）所生的同名的儿子，就是作为谋刺恺撒的集团的领袖的那个布路图斯。但是人所共知，塞尔维利娅又是恺撒的情妇，所以说布路图斯实际上是恺撒的亲生子的传闻便不是无稽之谈了。西拉努斯的三个女婿也都是知名人物：后三头之一的玛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比达（MarAcusAemiliusLepidus）、公元前48年度执政官普布利乌斯?塞尔维利乌斯?瓦提亚?伊扫里库斯（PubliusServiliusVaAtiaIsauricus）和谋杀恺撒的集团的另一个领袖人物盖乌斯?卡西乌斯（GaiusCassius）。喀提林的再次失败使他加紧采取了极端的行动，因为他总之是走投无路了。如上所述，喀提林依靠的一支主力就是曼利乌斯在埃特鲁里亚北方纠合的一支残缺不全的队伍。追随他的大都是负债累累的苏拉旧部。此外还有不甚可靠的坎佩尼亚的剑奴。洛德（E.Lord）认为站在他的一面的力量还有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CalpurniusPiso）和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PubliusSittius）。实际上皮索在公元前64年已经在西班牙遇害。克拉苏虽然通过元老院把皮索作为同行政长官的财务官派往近西班牙以抗衡未来庞培的势力，但事实证明这个皮索只有捣乱而没有治军的本领。西提乌斯在西班牙和玛乌列塔尼亚的情况又如何呢？他是公元前64年去了西班牙的，但是连最注视喀提林的阴谋动向的西塞罗也不同意西提乌斯和阴谋有牵连。正如他在《为苏拉的辩护词》（OratioproSulla）里所说的：“……西提乌斯是被他（指苏拉――引者）派到远西班牙制造麻烦的。首先，公民们，西提乌斯是在路奇乌斯?优利乌斯和盖乌斯?费古路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离开的，这是在喀提林发疯和人们对阴谋有任何怀疑之前的某些时候。这不是他第一次去，几年前他由于同样的理由到过同样的地方，而且只是由于一个原因，一个必要的原因，这就是为玛乌列塔尼亚的国王缔结一项十分危险的契约。而且在西提乌斯走后，负责管理和经营他的财产的苏拉卖掉了他的许多最精美的别墅并且清偿了他的债务；这样使别人犯罪的理由――保存他们的财产――对西提乌斯便不复存在……”因此喀提林的主要支柱还是城市里没落贵族的上层，而且只有上层那么一点点人。曼利乌斯的驳杂的队伍既缺粮又无钱，武器也不足，这种情况不容许他们拖延发动的时间，因此阴谋者决定：公元前63年10月27日曼利乌斯的队伍向罗马发动进攻。喀提林第二天在罗马城内接应，把所有的元老杀死。西塞罗从内线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便在10月21日召开元老院会议通报了全部情况。于是元老院宣布意大利处于战争状态，并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宣布授予执政官西塞罗以应付紧急局势的全权（senatusconsultumultimum）。这也就是在罗马宣布了戒严令。但是元老院授予执政官的权限应当有多大，对这一点人们还有争议。路奇乌斯?埃米利乌斯?保路斯（LuciusAemiliusPaulus）表示他要追究喀提林破坏和平的责任。喀提林则表示愿意接受监管，他甚至请求西塞罗本人对他实行监管，但是遭到拒绝，因为这样做没有法律依据。曼利乌斯在10月27日按计划动了起来，可是罗马方面直到11月6日喀提林才在元老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莱卡家中召开秘密会议；会上拟订了第二天凌晨刺杀西塞罗并占领全城的计划。盖乌斯?科尔涅利乌斯（GaiusCornelius）和路奇乌斯?瓦尔恭泰乌斯（LuciusVargunteius）自告奋勇地担起了利用早上向西塞罗致意――这是对罗马上层人物例行的礼仪――的机会去刺杀他的任务。得到消息的执政官早已作了准备，使来访者吃了闭门羹，结果阴谋者的第一个重大举动遇到了挫折。两个人的出现证实了情报的正确；面对这一危急情况，西塞罗在朱比特?斯塔托尔（JupiterStator）神殿召集了元老院的紧急会议（11月8日），发表了他那以著名的“喀提林，到底你还要把我们的耐性滥用到什么时候？”（Quousquetandemabutêrenostrapatientia，Catilina？）一句为开始的所谓《反喀提林第一演说》（PrimaOratioMarciTulliCiceronisinLuciumCatilinam）。喀提林本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想发言回答西塞罗，但是被元老们制止。西塞罗的意思是要他离开罗马，这样至少可以保持城内也就是后方的安宁。西塞罗在演说中虽然威胁说执政官可以处死他，但大家其中包括喀提林心里都明白，西塞罗还不敢这样做，因为他手里没有证据，况且元老院里有很多人同喀提林是老相识并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所以恨他是因为他想重新挑起一场摧毁一切的内战，这却是人们无法接受的。如果西塞罗当真把喀提林逮捕，立刻会有保民官出来干预，熟知法律的西塞罗当然不会出此下策。不过他的气势逼人的演说――特别是那些排句的力量――还是达到了它的目的。喀提林果然在第二天去了曼利乌斯的营地。对喀提林来说，这一行动注定了其阴谋的失败。第二天即11月9日西塞罗向罗马人民发表了他的所谓反喀提林的第二演说（SecundaOratioadQuirites）。他在演说中连用四个表示喀提林已经离开的词（Abiit，excessit，evaAsit，erupit）来表示他那按捺不住的激动心情。他向人民说明他为罗马都做了些什么。但另一方面，他也了解这时人民的情绪。权贵的腐化堕落、贪赃枉法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罗马人民对喀提林恨不起来。元老院虽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但西塞罗清楚，相当一部分的元老实际上是同情喀提林的，只是不同意喀提林的过火的做法而已。留在城里的阴谋者的首领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朗图路斯?素腊（PubliusCorneliusLentulusSura）出身名门，在阴谋者当中是资历最高的。他是公元前71年度的执政官，后因道德败坏被开除出元老院，但这时他又是现任的行政长官了。作为现任的高级官吏而参加反政府的活动，那情况当然就更加严重了。他之所以铤而走险，除了个人野心之外，经济上的窘迫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此人是个终日昏昏然只知贪图享受的家伙，共和国末期的高级官吏的职位一般就是由这类权贵门第出身的酒囊饭袋所包办的。正是和他们相比，像恺撒、西塞罗之流具有真正共和风范的人物显得特别不同凡响。正在这个时候，山北高卢的一个部族阿洛布罗吉斯人（Allob－roges）派使节到罗马来，控告罗马统治者和高利贷者对他们的压榨。阴谋者在罗马广场遇到阿洛布罗吉斯人的使节之后便同他们联系上了。过去高卢人的入侵曾是罗马人的一场恶梦，这时高卢人的问题仍是罗马人感到头痛的问题。现在高卢人的使节来了，又是控诉罗马人的暴政的，阴谋者当然要利用他们的这种反罗马的情绪。使节们刚刚听到要他们参加阴谋的建议时表示了很大的兴趣，但是在权衡了利害得失之后还是不敢冒险从事。他们通过他们的保护人法比乌斯?桑伽（AEabiusSanga）向西塞罗报告了这件事。西塞罗当即指示要阿洛布罗吉斯人将计就计继续和阴谋者周旋，以便取得确证。阿洛布罗吉斯人按照指示，从阴谋者手中取得了确证，然后在12月2日的晚上在沃尔图尔奇乌斯的陪伴下离开罗马。沃尔图尔奇乌斯还带了朗图路斯写给喀提林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喀提林把奴隶也编入自己的队伍。西塞罗这边则把两位行政长官路奇乌斯?瓦列里乌斯?佛拉库斯（LuciusVaAleriusElaccus）和盖乌斯?彭普提努斯（GaiusPomptinus）安置到使节的必经之路穆尔维乌斯桥的两侧准备截击。一旦受到阻截的使节了解到是怎么一回事时当场就投降了，看到事情已经败露的沃尔图尔奇乌斯也乖乖地束手就擒了。这时大约是12月3日的早上3点钟，因为是冬天，所以天还是黑的。被截获的信给西塞罗原封未动地送到在协和神殿召开的元老院会议的会场上去。接着从阴谋者凯提古斯家中又搜出了大批武器。阴谋分子受到审问时，他们不得不承认那封印是他们原来的，信是他们亲笔写的。这样一来，在书信当众宣读之后，他们的罪证就确凿了。担任行政长官的朗图路斯只好交卸自己的职务并且和其他的阴谋者一道分别接受一些著名元老的监管。元老院发布命令：以西塞罗的名义举行一次向诸神感恩的活动。正如西塞罗自己所说，这是非军事领袖从来没有得到过的荣誉。紧接在元老院的这次会议之后，西塞罗而聚集在广场上的民众发表了所谓《反喀提林第三演说》（TertiaOratioadQuirites）。演说有政府公报的性质。他向人民介绍了取得罪证的经过。在他拿出了真凭实据之后，才得到了人们的真正同情。第二天即12月4日，一个名叫路奇乌斯?塔尔克维尼乌斯（LuciusTarquinius）的人被带到元老院。据说此人是到喀提林那里去时被捉住的。他说他是奉克拉苏之命送信给喀提林的。但元老院立即否定了他的指控。同样地，想把恺撒牵连进来的阴谋也没有实现。元老院决定把赏金送给阿洛布罗吉斯人，已经定罪的阴谋者被宣布为叛国者。12月5日早上，重兵守卫的元老院再次在协和神殿开会以决定在押阴谋者的命运。元老院发表意见按规定是按当选执政官、行政长官……、现任执政官、行政长官……以及前任的……次序发言。后发言的可以表示同意已有的意见或另行提出自己的建议，最后由主持人交付表决。上面提到的当选执政官西拉努斯首先发言。他建议处死朗图路斯、凯提古斯、斯塔提利乌斯、伽比尼乌斯和凯帕里乌斯等人，其他4人一经拿获也一并处死。另一位当选执政官穆列纳和其他元老都同意他的意见。但是轮到当选行政长官恺撒时，他却主张把犯人分到各自治市去加以终身囚禁，但是要没收他们的财产，他的意见显然对罪犯采取了同情的态度，他要求冷静地对待引起全体人民的恐惧和憎恶的一个人的案件。他的发言理路清楚并具有说服力，乃至又有许多元老同意了他的看法。于是西塞罗发言，这就是所谓《反喀提林第四演说》（QuartaOratiohabitainsenatu）。他总结了恺撒的论据，但他个人则明确表示同意西拉努斯的意见，即使自己为此会遇到危险也在所不惜。继而提比略?尼禄――后来的提比略皇帝的生父――又提出了折中的办法，建议把囚犯关押到把喀提林打败并取得更多罪证之后再予处理。西拉努斯于是又表示同意尼禄的建议。这时西拉努斯处死犯人的意见有被否定的危险，看情况犯人至多不过是终身监禁罢了。但是轮到加图发言时，形势急转直下。他坚决主张立即处死犯人并得到了元老们的同意，而恺撒所能做的至多也不过是不使他们的财产被没收罢了。结果绝大多数元老同意了死刑的决定。就在12月5日那天晚上，以朗图路斯为首的阴谋者（凯提古斯、斯塔提利乌斯、伽比里乌斯和凯帕里乌斯）在西塞罗亲自的监督下被绞死在古老的地牢图利亚努姆（Tullianum）。西塞罗在行刑完毕离开时对在那里围观的民众只讲了一个词：Vixerunt，意思是“他们活过了”。元老院的辩论是撒路斯提乌斯书中最着力加以描述的部分，而把恺撒同加图加以对比的描述尤其为画龙点睛之笔。作者用加图的刚正反衬恺撒的仁厚，他同情谁是十分明显的。公元前62年年初――具体日期未详――喀提林终于和安托尼乌斯的队伍展开了战斗。正如撒路斯提乌斯所说，他是在前后被堵截的情况下不得不背水一战的。喀提林的队伍里的不坚定分子在听到罗马的5人被处死之后大都开了小差。但喀提林队伍的骨干在人数和武器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仍然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作者带着感情写出的战斗的十分精采片段，是拉丁文献中的不朽之作。克拉苏和喀提林阴谋的关系问题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从喀提林的阴谋所处的更大的政治背景着眼，才能了解为什么总是有人想把克拉苏拉到阴谋里面来。对于这一点，撒路斯提乌斯锐敏地察觉到了，所以在一个地方他以传闻的方式指出：“当时还有一些人相信，玛尔库斯?李奇尼乌斯?克拉苏对这一阴谋不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由于同他为敌的格涅乌斯?庞培正在统率着一支大军，所以他希望看到有谁的势力成长起来同他的对手的权力相抗衡，而这时他完全相信如果阴谋成功，他本人是很容易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位领袖人物的。”随后在另一个地方，在涉及皮索的时候，作者先是说“这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他穷而又好生事，他想推翻共和国是因为他需要钱而又品行恶劣。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喀提林和奥特洛尼乌斯，于是他们便同他一道在12月5日左右着手准备元旦那天在卡皮托利乌姆山上的朱比特神殿杀死执政官路奇乌斯?科塔和路奇乌斯?托尔克瓦图斯。当时他们设想由他们自己动手夺取棍束，并派皮索率领一支军队去两个西班牙行省。但是这次的阴谋败露了，谋杀的计划于是推迟到了2月5日……”喀提林和奥特洛尼乌斯有什么权力能派皮索去西班牙率领一支军队？对此作者紧接着作了说明，这个说明正好说到了点子上：“后来，当时只不过是一位财务官的皮索在克拉苏的支持下（重点号为引者所加）带着同行政长官的头衔和权力被派往近西班牙，因为克拉苏知道此人乃是格涅乌斯?庞培的死敌。但是元老院却十分愿意把这个行省给他，因为它想用这个办法把这个无耻之徒从政府所在地的罗马送到遥远的地方去。而且，许多贵族也认为可以在这个人身上找到一个能够同这时权力已大得可怕的庞培相抗衡的力量。”还有一件事更是直截了当地把克拉苏拖在里面：“第二天，一个名叫路奇乌斯?塔尔克维尼乌斯的人被带到元老院来；据说这个人正在逃向喀提林那里，他是被捉住之后，给带回到这里来的。……他还说玛尔库斯?克拉苏曾派他去告诉喀提林，不要因为朗图路斯、凯提古斯和其他阴谋参加者被逮捕而惊惶失措，而是要更快地到罗马来，这样他们便能使其余人们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并且他们能更容易地摆脱自己的危险。”作为当时历史的见证人，撒路斯提乌斯正确地从克拉苏同庞培两种力量对峙的背景来看待克拉苏和喀提林阴谋的关系的问题。大家知道，喀提林在罗马闹得最厉害的公元前65年到公元前62年，正是声名显赫的庞培离开罗马去东方作战的日子。罗马既需要他又害怕他，因为人们还没有忘记不久前苏拉从东方返回时的旧事。罗马的每个上层人士都惴惴不安地担心会有什么不祥的事件发生。公元前70年和庞培一道担任过执政官的克拉苏尤其如此。在对付庞培这一点上，克拉苏和元老院有其共同的利益，但就克拉苏个人来说，他和元老院也有矛盾；对民众的态度也是这样，或联合或利用或反对都以个人利益为准。克拉苏出身有名的李奇尼乌斯家族（LiciniaGens），他的父亲普布利乌斯?李奇尼乌斯?克拉苏?狄维斯（PubliusLiciniusCrassusDives）是公元前97年度的执政官，随后出任近西班牙长官，公元前93年举行过一次凯旋式，公元前89年任监察官。克拉苏的生年一般确定在公元前112年左右，但如果说他东征帕提亚人时已经超过60岁，那么他的生年就应当是在公元前115年以前了。迈耶尔（Meyer）把他的生年定在公元前114年。克拉苏的父兄都死在马略和秦纳之手，所以是天然的苏拉派。克拉苏投向苏拉时理所当然地受到苏拉的特别尊重。罗马科利努斯门一役，克拉苏在苏拉的决定性胜利中有回天之功，这一点苏拉当然不会忘记。庞培虽然也出身执政官家庭，并且他父亲本来也是反秦纳的，但他本人由于不清楚的原因在公元前86年出现于秦纳的营地，直到公元前83年他才征募了三个军团依附苏拉。克拉苏斯和庞培两人在苏拉麾下虽然都说得上是战功卓著，但论资历庞培自然是要差一些。公元前72年，在对付斯巴达克起义的战斗里，当时任行政长官的克拉苏以同执政官的头衔接过了执政官路奇乌斯?盖利乌斯?波普利科拉（LuciusGelliusPoplicola）和格涅乌斯?科尔涅利乌?朗图路斯?克洛狄亚努斯（GnaeusCorAneliusLentulusClo－dianus）对斯巴达克作战的统帅权。他补充了军团，整顿了军纪。他想把斯巴达克的队伍封锁在半岛南端的企图虽未能成功，但是奴隶队伍中间的意见分歧却大大地帮了他的忙，使他能将分裂出来的起义队伍各个击破。公元前71年春天的阿普利亚战斗实际上是奴隶起义的最后一战，走投无路的奴隶队伍6万人遭到了全军覆灭的命运。这是克拉苏为罗马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奉元老院之命在北方堵截的庞培队伍比较容易地解决了北逃的起义残部，这样就给外界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好像正是由于庞培的介入，奴隶起义才彻底被镇压下去。庞培不费什么气力便和克拉苏一道分享战胜者的荣誉，这当然使克拉苏极为恼火，一直耿耿于怀。克拉苏当然也没有忘记，公元前71年他竞选第二年的执政官时，和他一道竞选的却是不但法定年龄不足，而且连正式的“仕途”（财务官、行政长官等等）都没有经历过的庞培。用苏拉的有关年资的规定（lexannalis）来衡量，庞培本来是绝对没有竞选资格的。但是庞培的军团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庞培还宣称要取消对于tribuniciapotestas的一切限制，这当然会得到民众的热情拥护。因此元老院对此也只好听之任之了。但克拉苏在罗马是占着另一种优势的。苏拉在公敌宣告中没收的财产很多都被克拉苏以低价买下。他还买了许多能建造房屋的奴隶，对残破的房屋加以修葺重建，以致罗马大部分房产都转到他手里。他还拥有土地和银矿以及各种有专业知识的奴隶，加上他又极会经营，所以普鲁塔克说他在东征时他个人的财产估计已高达7100塔兰特。此外，他虽然极为贪婪（普鲁塔克说：“罗马人说克拉苏的许多优良的品质都被一种恶习所遮蔽，这就是贪婪；而事实看来似乎是他的品行中一种更加突出的恶习遮蔽了他的其他恶习。”），但是他很会做人。他和刚愎自用的庞培不同，他摆出一副“谦恭下士”的神气，从不拒绝任何来访的外人，经常无息借钱给人们（但到期必须立刻归还），愿意为任何人尽心辩护。他对任何人，不论对方地位多么低贱，也都在向他打招呼时还礼并且叫出对方的名字。如果一个普通罗马人被一位大人物叫着名字打招呼或是有机会和这位大人物握一下手，他总是会对这位大人物有好感并感激不尽的。难怪后来帝国时期的诗人奥维德（Ovidius）在《爱的艺术》（ArsAmatoAria）里就提到了这种想讨好民众的方法，并且明智地指出这种办法惠而不费，而克拉苏肯定是善于使用这种办法的。如果他记不住那么多的人的名字，他可以像贺拉斯（Horatius）那样，买一个可以把他遇到的每一个人的名字告诉他的奴隶。总之克拉苏在罗马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声名显赫的大人物，从元老到最底层，都同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随便拿出对他来说是九牛一毛的一点钱就可以收买和笼络一批批人。今天，面对着昔日一同在苏拉部下作战的小伙伴而今天声名如日中天的庞培，再想起苏拉过去的故事，克拉苏自然不能不在罗马有所准备，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面对实力日益强大，威望日益提高的庞培将来返回罗马的前景，克拉苏自己如何打算呢？首先自然是把元老院抓到自己手里。大家知道，罗马共和国的全名叫senatuspopulusqueRomanus，缩写为著名的S.P.Q.R.四个字母。它的意思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从理论上说，罗马人民是主体，高级官吏代表人民行使职权，而元老院只是高级官吏的咨询机构。但实际上，作为主人的人民除了表现为人民大会和罗马广场上熙来攘往的芸芸众生之外，他们并不掌握实际权力。逐年更迭的高级官吏虽有实权，却又不固定，相对稳定的只有元老院。元老院虽非行政机构，但内政外交军事方面的决策都出自元老院，行省和附属国居民有所请求也都是找元老院，元老院给人以后世政府的印象。虽然在马略和苏拉时期，元老院只表现为个人权力的工具，但在人民心目中元老院依然是权力重心之所在，谁掌握了元老院，也就掌握了政府的权力。后来在庞培和恺撒的斗争中，庞培过海东渡，元老院主要成员都随他离去，好像罗马政权的主流仍在庞培一方，但他的错误却是放弃了罗马这个重心的位置，从而给人以平安的印象。恺撒取得统治大权之后立刻就把元老院补充起来作为安定人心的一种手段。至于克拉苏，以他的经济力量要想笼络相当一部分元老是容易的，这一点具体表现在：当有人提出克拉苏同阴谋有牵连时，整个元老院都为之哗然，继而决定不但对这个问题不予讨论，而且追究指使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说克拉苏没有具体参加喀提林推翻共和国的阴谋看来是正确的，但克拉苏一直在资助着喀提林进行政治活动这一点在当时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要在一旦需要的时候（比如在对付庞培的时候）有几个得手的人，就必须在平时加以培植，克拉苏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直接诉诸民众，总要通过一些活动能量大的人物，而这种人物又必须是不大安分的。应该说，克拉苏笼络或者说物色准备为己所用的人们当中有两个人特别值得一提。一个是喀提林，另一个就是恺撒。但喀提林的资历比恺撒要高一些。两个贵族门第出身的青年有其相同之处：交游广阔，活动能量大，能吃苦耐劳，慷慨大度挥金如土等等。当然，两个人中间不同之处也是十分显著的：在文字修养，军事才能，气度格局方面恺撒则远远高于喀提林，喀提林充其量是米洛和克劳狄乌斯之流的打手，恺撒看得却比他们都远都深；喀提林凶狠，恺撒仁厚。克拉苏可以豢养喀提林作一名打手，但对恺撒的帮助――例如出资帮他竞选，在他因在高级营造官任上举办各种活动而负债之后，又帮助他清偿部分债务――则的确有慧眼识英雄的味道。后来恺撒能在克拉苏和庞培两雄之间成为一位缓冲人物，不能不说是克拉苏在待人处事方面的得意之笔。克拉苏培养自己的人，既要对付即将归来的庞培，又要对元老院内部的派系之争起牵制作用。喀提林后来发展到想杀人放火，推翻共和，这既违反克拉苏的利益，又并非克拉苏的本意，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会参预其中。如果恺撒也是喀提林那种作风，共和末期的历史可能就是另一种情况了。既然克拉苏、庞培和恺撒都提到了，我想就在喀提林的阴谋失败后不久由以上三人结成的一个私人协定补充几句话。这个私人协定在我国史书上一般译为“三头”，其实它的拉丁原文Triumviri本来只是一个三人组织的意思，任何性质的一个小组只要有三个人都可以称为Triumviri，而三人之中的任何一人则称为triumvir（单数）。如果这个组织有十个人，那就叫decemvir，而其中的任何一人便叫做decemviri.克拉苏、庞培和恺撒在公元前60年（有异论）结成政治上的协定时，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当时的执政官，而当时的执政官（相当后来的政府首脑）却是克温图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凯列尔（QuintusCaeciliusMetellusCeler）和路奇乌斯?阿佛拉尼乌斯（LuciusAeranius）。而翻开近年来出版的不少外文辞书，却又大都把triumvir译为“三执政之一”，这显然是不妥的。第一，古罗马每年只有两名执政官当选，从来没有三人执政的；第二，具体的这三个人尽管都在政治上是有潜力的人物，但都不是政府领袖。它只是一种私人之间的协定而已。至于译作“三头”，则又容易使人联想到后世的“三巨头”。其实这三个人并不是平起平坐或平分秋色的三个人。克拉苏和庞培都是苏拉时期的“红人”，是敢于当面顶撞苏拉的为数不多的人物。恺撒是马略的内侄，在苏拉当政时期本来就是受到怀疑的人物，加之在婚姻问题上又没有听从苏拉的命令，只是仗着多方的说情才免于苏拉的追究，因此在苏拉时期，他过的只是半亡命的日子。克拉苏同庞培相比，虽然战功总的说来要差一些，但资历却要高得多。公元前70年克拉苏和庞培已经是执政官，而到公元前68年恺撒才是财务官。应当说，三人协定时，恺撒只是克拉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提携起来的一个后来的从政者而已。恺撒为了拉拢庞培后来竟不惜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比他自己还大五六岁的庞培，后来元老院一看到庞培解散军队立刻就神气起来，克拉苏的话在元老院也就不那么灵了；恺撒自己为了竞选的利益乐得顺水推舟把他们撮合到一起。至于某些历史书所说的当时恺撒和庞培都想取得独裁的政权，而克拉苏只处于缓冲者的角色，这是同事实不符的。恺撒的实力这时远还没有达到觊觎独裁权力的程度，而庞培却已错过了这样的机会。　　《喀提林阴谋》是否为恺撒辩护以及撒路斯提乌斯是否为西塞罗的私敌的问题西欧学术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撒路斯提乌斯写作《喀提林阴谋》有为恺撒辩护的意图，有人甚至认为他就是为了这一目的才撰述这一专题历史著作的。问题是不是这样，让我们看一看实际情况。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撒路斯提乌斯一生在政治上和恺撒相始终的情况。恺撒出身罗马最古老的优利乌斯家族，但是到恺撒时这个家族衰落已久并且已不富裕。恺撒生于公元前101年，他的直系的父祖辈中没有十分显赫的人物，但是在他的亲属中却有罗马历史上的大人物。他的姑丈是盖乌斯?马略，他的岳父是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秦纳。不容置疑，他在青少年时代确有强大的裙带关系作他的后援。这种关系决定了他的民主派立场，同时也决定了苏拉得势后他的15坎坷命运。年轻的恺撒竟敢于违抗苏拉要他解除同科尔涅利娅的夫妻关系的命令。苏拉早就看出恺撒对他是一个潜在的对头，只是由于亲属有力的庇护，恺撒才得以过一种半亡命的日子。公元前78年苏拉去世之后，恺撒才返回罗马从事恢复民主权利的活动。但是他感到在作为从政手段之一的辩护能力方面准备不足，所以又在公元前75年到公元前73年之间到东方去进修了一个时期。年轻的恺撒的活动能力给罗马的人们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公元前68年即恺撒任财务官的一年他的妻子科尔涅利娅去世，第二年却和苏拉的外孙女庞培娅结了婚。庞培娅是克温图斯?庞培乌斯?茹福斯（QuinAtusPompeiusRuaeus）和苏拉的女儿穆奇娅所生的女儿。他这时开始和庞培接近并支持授庞培以广泛权力的伽比尼乌斯法（LexGabinia）和授权庞培在东方全权作战的玛尼利乌斯法（LexManilia）。克拉苏大约在此时也开始认识到了恺撒在政治上的作用并像前面所说的在经济上帮助他，否则以恺撒的财力是根本无法竞选公元前65年度的高级营造官的。克拉苏公元前53年在东方阵亡后形成了恺撒和庞培两大力量对峙的局面。元老院只是在这两派势力中间随机应变，调整自己的位置。恺撒取得独裁大权后，正统的共和派不惜用暗杀的办法对付他，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恢复共和是不可能了。恺撒以后的权力之争仍在恺撒派之间进行。不管共和派还有多少潜在的力量，恺撒的历史地位是已经确定了的。如果说，恺撒不顾元老院的命令毅然挥师南下夺取统治大权的事实都没有人敢议论，有谁还会旧事重提，再去谈论恺撒和喀提林阴谋的关系呢。恺撒和喀提林的关系，如前所述，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恺撒的确有欣赏和同情喀提林的一面，但由于两人格局的高下不同，恺撒也确实没有、也不屑于参加喀提林的阴谋，否则恺撒就不可能在处理阴谋者的元老院会议上侃侃陈词，不惜作出庇护阴谋者的表示了，然而论声望、资历都比恺撒要高得多的朗图路斯却陷到了里面，而且又是现任的行政长官，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恺撒和当时一般的元老院权贵有多么不同。恺撒和喀提林确有很多气味相投的地方。他们同是在克拉苏的资助下搞政治活动的人，同样负了很多的债，但是摆脱债务的手段却有区别。喀提林短视浮躁，竞选执政官不成就诉诸流氓手段，结果越搞越臭，就越是得不到执政官的职位，最后想把一切都搅乱，干脆提出取消一切债务的口号，但这样做触犯了大多数人――包括骑士、一般手工业者、城市平民等等――的利益，刚刚从血泊走过来的罗马人民已经吃够了动乱之苦。恺撒却有深谋远虑的一面，无论过去在受苏拉迫害时，竞选官职时，还是后来在高卢战场上，他都沉得住气，想得深看得远，终于通过外放搜括的“合法”途径，还清了债务。尽管如此，撒路斯提乌斯最后还是满怀着同情描述了喀提林最后的战斗。作者着墨不多，但是给读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不仅因为作者和恺撒与喀提林有气味相合的一方面，而且因为喀提林一伙不管他们怀着怎样的个人动机，他们毕竟是在同贪污腐化的贵族统治集团的殊死战斗中英勇地倒下去的。此外，在拉丁文献里还有两篇据称是西塞罗和撒路斯提乌斯相互攻讦的文字（InSallustiumCrispumOratio和InM．Tull－iumCiceronemOratio）。这是两篇很奇怪的作品，到今天涉及它们的问题人们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两篇文字都设定为元老院发表的演说，而前者乃是对后者的答复。格拉巴里―帕锡克认为两篇都是2世纪的修辞学拟作。对前者，学术界一致认为是伪托之作，因为其拙劣的文字显然不是出自西塞罗之手，而库尔菲斯（Kureess）则认为前者又是后者的不成功的仿作。对后者，学术界有人认为是伪托之作，但是把它的出现定在恺撒死后的一个时期（商茨的看法）。有人则认为是撒路斯提乌斯本人在公元前54年所作，但是匿名发表的（库尔菲斯的看法）。克温提利亚努斯也认为它是真的并且引用过它。在国内的派系之争中，西塞罗站在庞培一面，而撒路斯提乌斯属恺撒派，两人在政治上对立本属自然，但是看这篇文字本身却完全不是什么争论，它不但攻击西塞罗本人，而且牵连到他的妻子女儿，根本不可能是元老院的发言，而只能是匿名的下流的人身攻击，如果说是出自喀提林的余党之手，那倒还有点像。如果它出自撒路斯提乌斯之手，那末他为什么又撰写给西塞罗树碑立传的《喀提林阴谋》呢？如果撒路斯提乌斯同西塞罗有个人恩怨，那末他一定会在书中极力丑化西塞罗，但事实上西塞罗的形象在书中即使没有受到特别的赞扬，但至少没有受到歪曲。有两个地方似乎是对他的批评。有关买通一个妓女作内线的问题是出于斗争的需要，以西塞罗在罗马社会上的声望，在他广阔的交游中有妓女是不足为奇的。如前所述，他还因为给一个优伶辩护而大出风头呢。至于克拉苏指责西塞罗想把他牵涉到阴谋中去的问题这都只是传闻的事情。我们揣情度理，也不会相信和元老院站在一起的西塞罗会没有根据和徒劳地去陷害元老院里的实力人物。这只能是阴谋者想用克拉苏的威望来给自己打掩护。再说这篇抨击文字里，口口声声把西塞罗叫做阿尔皮努姆的“新人”（homonovusArpinas），这是只有以门第自高的贵族而不是同属骑士等级出身的撒路斯提乌斯才应当说出的话。西塞罗留给后人的作品的数量是庞大的，但是在如此众多而且公私无所不包的文献中以及别的有关文献中却再难找出可以证明西塞罗和撒路斯提乌斯存在着私怨的平行史料。否则作者在《喀提林阴谋》中也完全可以指责西塞罗的非法行为。首先，元老院没有审判权，但元老院却判处阴谋者以死刑并立即执行；其次，元老院没有给罗马公民向人民大会申诉的机会。而且，如果《喀提林阴谋》像学者们推定的那样，发表在公元前41年或前40年，那末我们知道这时正是西塞罗被杀害不久，西塞罗的作品被查禁的时候；这时如果把各种污泥浊水泼到他身上却是很趋时的，而撒路斯提乌斯却偏偏抛出使人记起西塞罗最神气时期的作品，岂不是太不识时务了吗！这不但不能说明撒路斯提乌斯和西塞罗的私仇，却反而他是正直的史家了。如果作者不是已经退出当时的派系之争，这种作品肯定是会给他找麻烦的。当然，还有人例如伽斯东?布瓦西耶（GastonBoissier）甚至从文风的不同推定两人之间的敌对情绪，这种提法虽然别出新裁，但毕竟只是一种大胆假设，而求证的方式却不免有点随心所欲了。关于朱古达战争朱古达战争虽然旷日持久，但并不算是一场大规模的、关系罗马生死存亡的战争。战争的过程也并不太曲折复杂。朱古达即使精明能干，但他终归不是罗马人的对手，而且罗马人本来也不需要这样久才解决努米地亚的问题。而撒路斯提乌斯所以选定这样一个题材，除了他熟悉作战地点这个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是为了暴露当时元老贵族寡头的腐化堕落，这是贯穿他全部著作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而且朱古达之所以敢于这样耍弄罗马贵族统治寡头，也正是因为他看清楚，当时的罗马是一个无论什么都能出卖的、最黑暗、最无耻的城市。科瓦略夫在《古代罗马史》里对朱古达战争当时罗马的形势作了扼要的介绍：“在盖乌斯?格拉古死后不久，十分猖獗的反动时期开始稍稍缓和下去了。贵族中最有远见和灵活的那一部分和骑士取得了妥协；骑士由于审判改革而取得了强有力的政治武器。用这一妥协的精神进行了取消土地改革的措施，但与此同时给了人民群众一些好处。在公元前121年受到如此强烈打击的民主运动长时期不能得到恢复。这一运动蜕变和式微了。保民官在这一时期只限于实行一些微不足道的措施：次要的民主法律或是从法律上追究最被憎恨的反动人物。“当然，这种‘小打小闹’的政策并不能结束那个贵族集团――它由于反对派的小的让步而紧紧地掌握了十年以上的政权――的统治。这个集团不大，只有几个家族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特别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家族（关于这个家族后面我还要谈到。――引者）。当时最大的活动家、元老院首席元老玛尔库斯?埃米利乌斯?司考茹斯便是属于这一家族的。他娶了梅特路斯家族的一个女儿。“统治寡头施行的是纯家族的政策，他们只容许‘自己人’当权，……格拉古兄弟以后的寡头政体所想的只是如何发财，而它的政策也完全是无原则的。族阀主义、统治集团的狭小的圈子和没有真正的监督产生了从上到下遍及于整个国家机构的可怕的贪污腐化；一切的人，从元老起到最后一个百人团长无一人不贪污受贿。“这种可怕的堕落在军队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外交是进行得极其软弱无力和孤立无援的，并且遭到了许多可耻的失败。军队中是一片分崩离析。由于农民的日趋严重的无产化，租税的征收一年比一年困难了。军队经常不足额，而新征的部分就本身的道德政治水平而论也是什么事也不顶的。纪律败坏得可怕：战士大量逃跑、投敌、从事掠夺。统帅部更要坏。军官收取敌人的贿赂并在饮宴中消磨时日。军营中有许多妓女、军官的奴仆、小商贩等等。这种情况会怎样地影响曾是无敌的罗马军队的战斗能力，这是很容易想像的！”（重点号为引者所加）这一段和《朱古达战争》中的记述对照起来看，就可以知道作者没有一句话是没有根据的。科瓦略夫就随后为什么马略能够扭转战争形势作了分析：“对于这种情况，反动派当然首先有责任……但是罗马军事制度的衰败有其更深的原因（这一点撒路斯提乌斯在《朱古达战争》中接触到了，但是没有提到理论的高度――引者）。公民的自卫军已经过时了。以财产资格和临时的召集为基础的这种军队已不再适合于时代的条件了。公民的中等阶层经济上的退化使军队失去了它的主要部分，而服役的周期性又使人们不能把军事技术提高到应有的高度。公元前2世纪的连绵不断的战争要求的是常备军而不是民兵。主要的矛盾便在这里。”科瓦略夫指出了马略的军事改革有助于提高战斗力这个方面，但是他简单地把这一战争说成是“民主运动新高涨的一个出发点”就不够全面了。在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形势中，元老院的权贵集团和广大民众是两种对立的政治力量，随后又出现了有士兵作后援的掌握指挥大权的个人，这些力量的联合与排斥呈现出极为错综复杂的局面，往往不是单纯用个什么派就概括得了的。贵族出身的恺撒可以是民主派，骑士等级出身的西塞罗却持正统的贵族观点。朱古达战争所以在罗马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篇章依我看至少有这样两点原因：首先，从国与国的关系来说，它是弱小者对强大者的一次挑战。从国内的关系来说，它是平民出身的卑贱者对权贵集团的一次挑战。其次，这一战争全面暴露了罗马共和国的腐败。马略的募兵制固然解决了战斗力的问题，但是造成了军队成分（因为他是从同按财产资格登记的民军无关的无产者和罗马同盟者与行省居民中征募的）和罗马公民之间的分离，造成了军队对个人的人身依附。而一旦掌握军队的个人成了决定大局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共和制就再也没有存在的余地了。恺撒后来的专政是撒路斯提乌斯亲眼看到了的，他并且是这一专政的受益者。他虽看到了但是不理解这一变革的深度，反而一直对恺撒作共和理想主义的说教。他的历史作品因而也止于从说教家的水平对罗马的现实进行揭露。努米底亚是非洲北部的一个国家，位于迦太基以西，玛乌列塔尼亚以东，北临地中海，南面则是一片沙漠地带。它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阿尔及利亚。由于它和西西里隔海相望，罗马人早就知道这块从西面和南面包围着迦太基的蛮荒之地，但是对它并不熟悉，因为到第二次布匿战争时，努米底亚人基本上还是个游牧民族（努米底亚的名称和古希腊语CDμEδFs即牧民这个词是有联系的），只有不多的从事原始农耕的村落，因此它不曾得到罗马人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