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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客观理性地看待毛刘的二十条分歧--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是千古之谜吗？
作者：硬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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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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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客观理性地看待毛刘的二十条分歧
——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是千古之谜吗？ 　　
　日　　凤凰网发文刘少奇之子谈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简称刘文,文章摘自《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作者：王光美 刘源/等 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　　
刘文称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已成为千古之谜了！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九一页;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七二页。　　
不可知论是唯心主义的法宝，不可知论避开阶级分析方法，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 以达到进一步抹黑、攻击和污蔑毛主席。　　
刘文说什么“曾经启发刘少奇去探索，并引导着集体智慧，凝结出光辉的xxx理论。仍是这些大问题，驱使我们去追求，为新一代扫清道路，朝着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未来迅跑！”　　
“毛泽东和刘少奇相识40年，同为世所公认的大革命家、阶级斗争方面理论和实践的巨匠人师。”　　
“刘少奇还处于两难境地：其一，既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又不损害毛的威望和形象；其二，既要将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位，又不能反对阶级斗争，如果节外生枝，把经济调整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切皆空，或搞成第二个“庐山会议”，更遭殃了；其三，党内许多同志，害怕毛直接抓经济，又不能不确认毛的领导权。”　　
“经济调整的基本趋向，是按刘少奇所说的‘退’。从超阶段的一系列体制和做法退到适合现实的基础上来，从‘大干几年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幻想中退向‘新民主主义秩序’。尽管远远谈不上‘退够’，但作为回归新民主主义的成功实践，进行了全面的、可贵的尝试，为十多年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大量的现成经验。至今，我们仍在向‘初级阶段’‘退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之路上‘退够’。”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午　毛主席在九大上说：刘少奇这伙人，要翻案就翻这。他们是一批“精华”，我们是一批“糟粕”。　　
毛主席说：翻案不得人心。 毛泽东：转引自　日　《人民日报》　　
显然，刘少奇问题不弄清楚，就不会有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可能。　　
1. 刘少奇处于什么样的两难境地？　　
果真是刘少奇处于两难境地吗？　　
首先是看一看　日　，刘少奇对下放干部谈人民公社问题时怎么说的，他说：把中国5亿多农民引导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轨道上面来，这个工作是一项头等重要的、光荣的工作。有什么工作比这个工作更大，更重要呢？在中国，头等重要的工作，或者头等重要的任务，头等光荣的任务，就是把中国5亿多农民引导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轨道上面来。在全世界，至少在今天，恐怕这也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任务。因为其他国家没有这样一个5亿多农民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困难的任务在于教育农民。现在你们就可以知道，困难的任务在于教育农民。教育农民是困难的呀。教育农民干什么呢？教育农民干社会主义，干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困难的任务不是别的，要教育农民，中国农民又这样多。而我们中国如果没有农民中间的社会主义，没有农村的社会主义，那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不能巩固的。5亿多农民他不搞社会主义，我们这个国家能巩固吗？&&& 办好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这完全不是个简单的事，是一个很严重的、头等重要的任务。而农民不走上社会主义，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巩固，就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而是有多种经济成份，有个体农民，就产生资本主义。”&&&& 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刘少奇心里很清楚，不办好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农民不走上社会主义，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巩固，就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而是有多种经济成份，有个体农民，就产生资本主义。你们说两难，那么，难在哪里呢，很显然，他难在他要的是包产到户，解散集体，可是拿不到桌面上来。　　
2刘少奇敢不敢说？　　
果真是刘少奇不敢说吗？　　
那么，看看师东兵：选择突破口中怎么记述的呢！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会议正式开幕。刘少奇说：“主席身体不好，而且又处于二线，这次工作会议只是研究一些具体问题，他的一些意见已经转告各地，就不必要请他参加会议了。”于是，会议开幕时的讲话，是由刘少奇来作的。毛泽东根本没有被告知参加这次会议。　　
毛泽东恼怒了，提出要接见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并且亲自让秘书通知了有关的名单。他说：“这次社教究竟要搞什么？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四清的内容究竟有多少？四不清的性质是什么？打击面的比例要占多少？都还没有完全搞清楚，都需要认真，为什么不首先讨论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不让我谈谈我的意见呢？我有话要讲！”周恩来听了毛泽东的电话后，心头一惊，马上建议：“还是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吧，把有关的一些同志都召集过来。这样好一些，便于统一思想。”毛泽东同意了。于是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在中南海召开了会议。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发现刘少奇没有来，就问：“我们的秦始皇哪里去了，怎么不积极了？”邓小平说：他马上就到，让我们先开始。”　　
毛泽东说：“那我就首先讲话了，他不是讲了很多了吗？”接着，他就严厉批评：“这样重要的会议，许多的情况我却不了解，也没有人向找来汇报。我还是党的主席就已经遭到了这样的待遇，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很难说了。依我看，你们这两年来严重的右倾，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的准备工作就表现出来了。”　　
毛泽东扫视了与会者一眼，说：“周总理的政府报告，你们连‘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话都不敢提。是我给你们加了个‘赶上’，而且写上‘要超过’，加了一段孙中山一九零九年就说可以超过的话，这样讲了可以不登报。我说，中国的近代史你们也得看看《孙中山全集》没有包括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他们的文章。你得看《新民丛书》，你得看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特别要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骨头很少，水分很多。孙中山晚年没有知识了，是个讲演家和活动家，讲得慷慨激昂，博得很多人给他鼓掌。我听过他的讲话，也跟他谈过话。他是不准人驳的，提不得意见的。实际上他的话水很多油很少，很不民主。我说他可以作六十年前的好皇帝，没有民主，亦无知识，他的无知识达到了此种程度，他给右派解释共产主义时，划了一个大圈，里面划了一个小圈写上共产主义，外面又划了一个圈写上社会主义，最后外面又划了个圈写上民生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包括在我的三民主义里头。我们的朱总司令是最不佩服他的。”　　
这时刘少奇显得匆忙地走了进来了，向毛泽东点点头：“找来晚了会儿，有点事情被缠住了。”毛泽东对刘少奇不冷不热地说：“你现在是个忙人，我是个闲人。你来了你就先讲话，发一个号今嘛，因为你是国家主席嘛。”.　　
刘少奇急忙说：“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前两天的会议上讲得不少了。”　　
毛泽东马上顶他：“你挂帅你不讲，那我们就散会。”　　
刘少奇显得有点尴尬，只好说：“开了几天会，几个同志发了言，讲了不少问题，提出了问题，基本点是一致的：就是必须下去蹲点，领导干部必须下去参加和领导四清和五反，大家蹲点了，是件大好事！大家可以对这个问题讨论一下嘛！这是目前全党的大事。”　　
“大事？大事应该是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说：“我看这次会议还是先讨论一下，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有什么矛盾？有矛盾是属于什么性质？这些矛盾究竟应该怎么解决？”　　
毛泽东说：“云南还是‘个别’的，不够，河南吴芝圃‘左’得很吆！”　　
刘少奇马上说：“如果不叫富裕阶层，那就叫新的剥削压迫分子或者只提什么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如果他们结成一体，也可以叫集团。把这些统一叫四不清分子或者四不清干部也可以，这是我们这个历史阶段的新概念。”　　
毛泽东带有讽刺意味地说：“像你这样称呼，什么样的概念都有了。你不要提阶层，叫分子集团就更是包罗万象，样样俱全。你研究一下，分子么，分子也有团，有分子团呢！”　　
刘少奇说：“地富反坏当了权都坏，不会有什么好的，问题是贫下中农当权。只要把这个经验整理出来，对全国的社教都是有启发的。王光美的经验也是有重点的，她蹲点采取的办法是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带任何的框框下去。也就是从扎根串连中发现问题，从社员们的呼声中找到办法。事实证明，这一条还是管用的。”　　
毛泽东说：“那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打倒，我看主要是先把只有一百块至一百五十块贪污问题的干部都解放出来。这样才能做到团结绝大多数的干部，不使我们受到孤立。”.　　
刘少奇马上顶道：“那也不一定，几百块的也还是不少，一千元，一千斤粮的也相当多，首先让他们退赔，如果退赔得好，就是有一千元问题的人也可以解放出来，退赔得不好，几百元的也要严惩，而且还要他们退赔。这样就更有把握了。”　　
毛泽东瞪了他一眼：“挤牙膏挤不净，那有什么办法？留一点也可以，你就能挤那样干净？我看不见得吧？对犯了错误的干部具备宽大条件的还要宽大处理么！”　　
刘少奇再次顶他：“能挤多少就一定要挤多少，反正不能让他们四不清的人占了便宜。一个剥削群众，一个剥削国家，就是要退赔，退赔从严，要彻底，特别是恶劣的，一直抵抗的，要坚决地没收他们的财产，看他们退赔不退赔。”　　
毛泽东摇摇头：“国家也是人民的，我们自己没有东西，退赔从严，这个提法对！但是也要讲合情合理的好，不必讲彻底。你讲彻底了，底下的同志办起来就没有余地了，总是要给下去的干部一个主动权嘛。凡事都要讲究留有余地，不给自己的干部留下余地，底下的同志怎么工作？他们没有主动权了好吗？”　　
刘少奇不满意地问道：“那打击面究竟多大好？百分之几对我们有利？地富分子有些苦贪的也可摘帽子，那是很少数，地富子女情况不同，有分家的，有没有分家的，有表现好的，有表现一般的，有表现很坏的。这个我们掌握好了就不会出差错。我们不要一开始就限定框框，还是要从扎根串差开始，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少问题就解决多少问题上这样提出政策才是真正地留有余地。”　　
邓小平马上赞成道：“打击面控制在百分之几有利？开始分化四不清干部就需要掌握一个具体的数字。地富分子有一部分表现好的，也就不能戴帽子了，贫下中农和中农极少数给他们戴上帽子，对进行批判或斗争也有好处，譬如有的能戴上‘新恶霸分子’的帽子，就可以起到震慑其他四不清干部的作用。而且这样对那些出身好的社员也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农村中不但有地富反坏分子的捣乱，也有贫下中农和出身好的人的破坏，四不清干部中这样出身的人占了多数。所以，简单地用成分作为标准是不科学的，但是对犯错误的多数应分化争取。不能当干部了，不能作党员了，但是不是打击对象，还是争取对象。”　　
刘少奇说：“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将来新剥削、多吃多占的人数量也不会少了。”　　
毛泽东想了想说：“多吃多占的人也是复杂得很哪！主要是我们这些人，有汽车，房子，有暖气，有司机，但是我这个党的主席才每月只有四百三十元的工资，雇不起那么多人，又要请秘书，你说我需要不需要退赔？按照刘少奇同志的规定，大概我也是属于要退赔的这个范围了？是不是？请问，这些要退赔的到底有多少人？”　　
刘少奇顶道：“一个大队定一两个这样的分子难道不行吗？我就不相信一个大队里还没有几个坏人，定那么几个可以不可以，有些坏分子要戴帽子，一戴了什么分子的帽子就一切事情都好办了，坏人一戴帽子马上就变得老实了，就被群众专政了嘛。当然，戴帽也可以摘嘛。不管他是群众还是干部，只要是坏人的，都可以这么办！改好了再摘帽子。”　　
毛泽东问道：“你给他们叫什么分子？给群众留点出路，好么？…只要是在其他问题上有好的表现的，可以不戴贪污帽子。这样有利于争取群众的拥护，也不要弄得人心惶惶。现在好多的地方死了人，有的是被斗死的，有的是听到风声就自杀了的。过去手脚不那么干净的，一听运动来了，就胆战心惊，弄不清怎么整治他们，一死了之。有人说：‘不怕天不怕地，就怕共产党搞运动。’这些话你们听到了没有？我早就讲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重新教育人的运动，而不是见四不清就斗争，就整人。整是整，就整当权派。他们不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群众出几个贪污的，多吃多占的，算什么！”　　
刘少奇说：“群众中也有歪风邪气严重的，不整是不行的。四不清分子有相当的势力，已经成为一个大的集团。抓不住他们，他们就要造反！”　　
毛泽东说：“陈平宰肉甚均，他做宰相时贪污，周勃等人就告他贪污，说给钱多做大官，给钱少的做小官，反正问题不少。刘邦就找他谈，说人家告你贪污，你怎么解释？他说：我养的人多，我是没有钱呀！刘邦说：给你四万两黄金，你就不贪污了。《鸿门宴》这出戏现在不唱了，马连良演得激昂慷慨，贪污历来举他陈平。特别是曹操，也讲对贪污的问题要具体分析。目前正在火头上，我又给你们泼冷水呀！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说，对群众中的问题和对当权派的问题处理不能完全一样了，要有个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了。”　　
刘少奇说：“只要群命充分发动起来，群众是懂得许多的道理的。”　　
毛泽东马上顶道：“有时也不然，群众起来了有盲自性。我们也有盲目性。过去五反时代群众发动起来了，使得工厂关门减工资，失了业，这就是盲目性嘛。不能搞斗争搞到了自己的头上嘛。那时的五反斗争是谁搞的？是不是你这个皇帝？”　　
刘少奇说：“我当时就怀疑。”　　
李井泉对李雪峰说：“对敌斗争应包括严重四不清干部，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上的老资产阶级和地富，叫贪污盗窃分子或者是投机倒把分子。这几种人定为敌我矛盾总是可以的吧？四清把这些人斗争好了就成功了。”.　　
刘少奇马上表态：“完全可以，对四不清干部就是要抓住退赔，没有搞清楚的下决心搞清楚。绝对不能让他们在经济上占了便宜。就是倾家荡产，也要让他们退赔出来。这样严格地搞下去，就起到了威慑作用。那些搞贪污的，搞投机倒把的人，就再也不敢再搞了。这就叫分浮财，把他们贪污、投机倒把得的东西退给群众，群众就得到了果实。”　　
毛泽东说：“如果群众生活困难的地方和单位，或者没有搞四清的地方，可以先借些粮食和物资出来，算是借给国家的，救济贫穷的，然后再搞四清，搞出问题来，就不要还了。但是不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变成过去的土改，那样就变了味道了。还是要教育，搞社会主义的教育，提高群众和干部的觉悟。”　　
刘少奇似乎不去考虑毛泽东的意见，他问李井泉：“你说四不清的干部大体上能退赔多少？能不能退到百分之七十或者八十？只退到百分之五十大概过不了关。不抓退赔岂不是四清等于白搞了吗？那样群众怎么会有搞运动的积极性呢？”.　　
毛泽东说：“问题是你搞了运动的地方现在还有没有实物存在？如果没有物资，如果没有退赔的那个东西，你就挤不出来，怎么个退赔？有就挤，没有就不要挤。退赔无非四大件：金银、房子，地下藏的什么东西。你们搞四清的人要作充分的调查研究，不要形成僵死的框框。这样运动就要走到邪路去了。”　　
刘少奇问：“冶金部的根子是谁？”　　
毛泽东说：“我没听说冶金部的根子是谁。”　　
薄一波回答：“王鹤寿嘛！”　　
彭真说：“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目前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不清的问题，四不清的干部以当权派为主。但是也要包括社员和群众。这就是我们今天应该认清和决定的政策。这些问题搞不清楚，将来还会犯错误。”　　
毛泽东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的性质，资本主义的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因为我们搞了民主革命的，给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给社会主义也开辟了道路，你们蹲点就是开辟。但是许多问题，我们横竖搞不准，我们就要留给下一代，不要事事都是我们这些人给他们作标准。总之我们只是抓大事。”　　
刘少奇插话说：“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党内外矛盾交叉，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毛泽东顶他：“也不是完全复杂，人家在搞贪污盗窃，你还认为他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摇摇头：“你还有那么步骤我就不赞成了，你在安源搞工人运动时开始就是联系小职员嘛！你在安源时，联系肖志远，朱锦堂，还有朱少廉的两个老婆，我们联系他，一直联系他，又联络要成立工会，工人你一个不认识，我找到一个工头，也是两个老婆，后来也枪毙了。这些搞工人运动的办法，你是否又用到这次社教中来了？”　　
刘少奇说：“争取多数，孤立少数，这才会不要上当，扎根串连，是李雪峰讲的，扎在真正老贫农身上这是对的，但开始扎的不一定是好的，勇敢分子也可以利用一下，他们不怕事。有一时期居然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老实根子，工作队不一定一开始就能找出来，根子不要告诉他说是根子。到了一定的时候再组织我们自己的队伍。”　　
毛泽东火了：“什么根子不根子，横直是搞社会主义。你总是离不开你那套神神秘秘的工作方法，要搞群众运动嘛！”　　
刘少奇辩解道：“群众也是要积极分子一批一批地出来嘛，经过斗争，到那时他是老资格了，他就可以带动起群众来，你说他不是老资格？群众没有他们发动不起来嘛！”　　
毛泽东摇头：“李立三同志倒是老资格，但是到紧急关头不干了，才请我们国家主席去。你和他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都是搞少数人的秘密行动的，总是不敢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毛泽东说：“你是专搞老实人，不会办事的人。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整了几个？”　　
刘少奇说：“干部与贫下中农还是同时搞，背靠背地搞，他不知道什么，干部揭发干部，群众另外揭发，消息也会走漏。这样搞的结果，就是使我们掌握了许多问题，分清了敌我界限。”　　
毛泽东讽刺地说：“有消息灵通人士嘛！为什么我们一些人眼中的那个老贫农家是条狗！怕人听。这样的秘密活动在敌占区也不过如此，到了我们解放后的今天，我听了都感觉到寒心。按照王光美的经验，我们的四清就应该是战争年代深入到敌占区那样，工作队潜入一些家户，扎根串连，层层点火，户户揭发，有人放哨，有人监听。这样的打击面实在是太大了，太宽了。据湖北省第一批试点的报告，刚刚开始就有二千多人自杀，第二批搞开后，仅襄阳在二十五天里就死了七十四人。广东到一九六三年底，也自杀了五百零三人。我看到的还仅仅是报上来的，数字显然是大大缩小了的。这样的运动你们究竟是怎么搞的？”　　
刘少奇说：“我们主张对犯了四不清错误的人，先背靠背地揭发，看看究竟能够揭发出多少问题来，然后让他们坐在主席团台上，让贫农先参加干部‘洗澡会’，让四不清分子自己检查，不能一下子就当主席。到了确实证明他们没有问题了，再把他们逐步地实行退赔后解放出来。当然有了四不清问题的人还是要给予处理的，究竟怎样处理由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大会来决定。”　　
毛泽东讥讽地说：“你有没有读过孙中山的《民权初步》？搞点勇敢分子当主席行不行呀？！总而言之，你把根扎在那个流氓无产阶级手里行不行？你把人说得那样坏不行。军队中有个时期要洗刷流氓无产者，我就不赞成。任何运动里都会有这样的人，缺少了这样的勇敢分子，戏就唱不起来。”　　
刘少奇辩解道：“五反的经验还是少，工厂核心烂掉的干部恐怕不是少数基层，中层都有问题，要整顿整个领导核心，中层干部也要整，基层干部也要整。总之是要彻底地整，不这样下狠心，就转变不了城市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随口问道：“王鹤寿有没有转变？”　　
薄一波回答：“有进步。”　　
毛泽东脸上出现笑容：“已经有了变好的开始，我很高兴，此人跟我有些关系，学解放军，学大庆，没有他我不知道。就凭这一点，他是有成绩的。对犯错误的干部，还是要帮助，不要一棍子把人家打死。到处整干部的办法，我就怀疑，是否正确？”　　
刘少奇说：“总之，干部一脱离体力劳动，方向就错了，要让干部参加劳动。这个问题不下功夫整顿就是不行。你说他们好，他们就永远不会下去，还是要批评。”　　
会后，邓小平对刘少奇说：“主席的情绪太大，下次会议还是劝他一下，别让他再参加会议了，让他好好地休息休息。否则这次会议的精神还是定不下来。”　　
刘少奇说：“那得你去和他讲，我去讲还是会出问题的。”　　
[作者按：以上所引若干对话说明：他哪里有什么害怕？他是顽固坚持而已。运动性质是什么？整不整社员群众？干部政策如何？不正确怎么行呢？他们反右扩大化, 五反时代群众发动起来了，使得工厂关门减工资，失了业，主席不过问行吗？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初说：“我看刘少奇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所说的那些矛盾都没有牵涉问题的本质，也没说明问题的根本性质。说到底，社教中出现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忘记这点，就是欺骗了人民。我看刘少奇是在为那些走资派说话。我看他就是要把斗争的方向给搞乱，矛头向下，混战一场，最后来一个混水摸鱼。”“不能让他们胡闹！当年反右派的时候，我只是主张批判那几个代表人物就算了，刘少奇他们一插手，来了个工农兵学商齐动手，右派分子满天开花。”]　　
3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毛泽东说话，你看他们是多么敢呀！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是毛泽东七十一岁的生日。　　
从来不主张给自己祝寿的毛泽东，突然破例地对江青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自己的秘书田家英说：　　
“我的生日到了，一不摆宴，二不让人送礼，就在人民大会堂里请上几个劳动模范，请上几位中央负责人，谈一谈话，也算开一个小会，表示庆祝，你们看怎么样？”　　
这天上午，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上山下乡青年董加耕、邢燕子等人，和中央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李富春等人都兴致勃勃地赶来出席毛泽东的生日宴会。　　
毛泽东一见陈永贵，当着刘少奇等人的面就问他：“你们那里的四清运动搞得怎么样？”　　
陈永贵回答：“搞得很好，经过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都普遍地提高了。”　　
“好！”毛泽东说，“就是要提高社员们的社会主义觉悟，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仅仅是整一些什么四不清的人的问题。哪个社会没有四不清的人？我们的社教如果仅仅是解决四不清的问题那就大低劣了，我们是要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　　
毛泽东对劳模们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一个女儿嫁给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者，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可以给大家透个风，我就是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的对象！你们回去以后要把我的话讲给群众听，看看你们周围，你们的上面究竟是不是这样！”　　
他问陈永贵：“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你怎么办？”　　
毛泽东说：“有人以为，四清就是要解决什么四不清的问题，四不清的说法没有触及到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没有打到问题的要害处。”　　
第二天，即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中央工作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二十三条草案，他对毛泽东说：“你身体不大好，明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问题，你就不必来了。” [作者按：你看他们是多么敢呀！]　　
毛泽东脸色一变，说：“你不想让我说话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请我来我未必就来，你们不想让我来，我偏要来。”　　
在　十二月二十七日　的会议上，毛泽东听取了一些人的发言后，再次发表讲话：“这次社教，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不要再像有些人所讲的，是解决什么四不清矛盾，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的问题，等等。你们要善于抓住一切问题的‘纲’，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有的人认为我的话是老生常谈，不那么想听，他们以为自己的翅膀已经硬了，可以丢掉我这把刀子了，我可以让步，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不让我让步。”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再次来到了全国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会议的会场，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慌忙站了起来，将会议主席台的中央位置让给了他。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坐在了正中央，微微笑道：“我身体好了，要来参加参加你们这个会议，可以吗？看来你们不是全部反对，那我就要参加了。”.　　
这次会议上，当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就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发言完毕后，毛泽东讲话了：“我今天不仅想参加会议，而且还想讲讲话，你们欢迎吗？”这时，会场里一片掌声，他笑了：“看来我还是有点基础的，没有到了被人赶下台的地步。今天开会，我把党章和宪法都带来了，无论我作为党员还是公民，都有讲话的权利嘛。有人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什么问题，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很不清楚。什么‘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呀，什么‘党内外的矛盾交叉’呀，等等，都是放屁！”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通知》，作为纠偏文件发到各地。　　
这个文件明确地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　　
“不论在什么社队，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整社员群众。”　　
这下，事实上等于否定了刘少奇制定的《后十条》。　　
4刘少奇的面必须纱撕去　　
拥护马列毛的人们应当擦亮眼睛、明辨是非，刘少奇的面必须纱撕去!这里收集整理了毛刘分歧二十条[见附件]，从中应当可以看出是非曲直。　　
马克思指出：一部分先前积极的分子，受了暂时增加工作和工资的诱惑而变成了“政治工贼”。 马克思：《卡·马克思关于工联的发言记录》　　
列宁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　　日　　〔31日〕）指出：实践问题愈严重，犯有工贼行为的人愈负责、愈“知名”，工贼行为的危险性就愈大，驱逐这些工贼就应该愈坚决，念及这些工贼过去甚至有过“功劳”而犹豫不决也就愈不可饶恕。　　
恩格斯指出：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八九二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一八九二年七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七三页　　
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遍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路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来自截然相反的各方面的曲解，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机的深重和克服危机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的了。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84-89页
资产阶级需要的是这样的奴才，他们能得到一部分工人的信任，用可以走改良主义道路的言论给资产阶级脸上贴金，用这种言论来蒙蔽人民的眼睛，胡吹改良主义道路的美妙和可能性，使人民脱离革命。列宁：《论第三国际的任务》（一九一九年七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四六五页　　
资产阶级需要的是这样的奴才，他们能得到一部分工人的信任，用可以走改良主义道路的言论给资产阶级脸上贴金，用这种言论来蒙蔽人民的眼睛，胡吹改良主义道路的美妙和可能性，使人民脱离革命。列宁：《论第三国际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9卷第465页
反对社会主义的叛徒，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这条政治路线在一切斗争领域中都可以推行而且应当推行。这样做了，我们就能争取到工人群众。而无产阶级先锋队即集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能同工人群众一起，稳稳地把人民引向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专政，引向无产阶级民主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引向苏维埃共和国，引向社会主义制度。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一九一九年十月），《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四十三页　　
鹰有时可能比鸡飞得低，但是鸡却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列宁：《沃伊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一九○七年十一月），《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五一页　　
这里引述了马恩列的一些语录，他们称那些机会主义者是工贼, 社会主义的叛徒，资产阶级的奴才!
列宁指出：谈到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决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象游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善良天真的愿望等等。列宁：《进一步，退两步》（一九○四年二——五月），《列宁全集》第七卷第三九九页　　
列宁指出：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九○八年四月），《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十九页　　
恩格斯指出：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恩格斯：《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八九一年六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七四页　　
在市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情况：那个叫喊得最凶的和发誓发得最厉害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坏的货物推销出去的人。列宁：《工人的统一和知识分子的“派别”》（一九一四年五月），《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二九四页　　
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它的经济倾向和政治倾向的自然补充。“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从这一政策的实质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一政策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而每一个稍微“新颖的”问题、每一次稍微出人意料和没有预见到的局势变动（即使这种变动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和最短的时期内改变了发展的基本路线），都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某种形式的修正主义。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日　〔16日〕以前）
& 建国以后，他鼓吹剥削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他鼓吹巩固新民主主义, 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他支持砍掉了十万个合作社; 他鼓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也解决了。　　
&& 一九五八年，他鼓吹徐水是大哥, 我们就要向农民看齐, 农民常是带动工人，农业带动工业，乡村带动城市。这也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他鼓吹穷过渡; 他鼓吹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吃穷的饭; 他鼓吹生产队之间贫富拉平; 他鼓吹搞土高炉不要算成本，新的工厂中的劳动制度，劳动是不要钱的; 他鼓吹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消灭城乡间的差别; 他鼓吹商业也如此。把资金交给公社，但不准他们动用; 他鼓吹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他还要求作驯服工具。　　
一九六二年，他闹单干之风;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修养》再版时，不顾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斗争的背景，在论述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问题时，仍然继续坚持不谈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在引用列宁语录时，竟然把列宁五处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都删掉了，特别是在两处引文中间，单单把讲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删除了。甚至连"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好学生"也修改为"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　　
一九六四年，他不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把斗争的方向给搞乱，矛头向下，形“左”而实右。　　
一九六六年，他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矛头向下，在大学生中揪右派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可是，正像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德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这些观念无疑是有存在的理由的，然而这只能是在社会民主工党以外。如果这些先生组成社会民主小资产阶级党，那么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那时我们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视情况甚至可以结成联盟等等。但是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分子。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么我们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是已经到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这是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党简直就是受了阉割，而不再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
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制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符合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即采取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那么很遗憾，我们就没有别的路可走，而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在同国外的关系方面一向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马克思和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　　
当今，他们的光辉的理论通过各种途径私有化，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这样就使中国处于官僚资产阶级与新生资产阶级的控制之中，他们又与外国资本主义相勾接，形成卖办资产阶级，官僚、卖办和新生资产阶级统治。他们说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就是为了培育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他们说不会出现两极分化就是为了建立一个人剥削人两极分化的社会; 以和谐文艺为幌子，搞“死人”统治, 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舞台; 某些人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他们的法律去消了四大，去消了工人罢工的自由，不给工人自己组织工会捍卫自己权利的自由…；给了官僚任意处置土地、矿产、企业的权利，给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任意让职工下岗，不签订合同任意用工，不给办基本保险，任意克扣和拒发工资的自由，欠薪还要打官司，职业病亦无处认定，血汗矿、血汗工厂，贪污成风，黄赌毒泛滥，黑势力盘根错节，富人欢笑穷人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杀频频，…，有一些现象，如血汗工厂，在一些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少见，种种事实表明：实质是他们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服务，他们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以负责任的大国为名，为帝国主义服务; 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是为了修正马列主义，反对毛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机关枪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中指出：昨日还是“功臣”，今日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说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
事实说明：“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么我们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是已经到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这是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党简直就是受了阉割，而不再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　　
附件: 毛泽东和刘少奇二十的条分歧　　
1.准备战争，还是“和平民主新阶段”　　
““七大”以后，日本投降那时间，原子弹出现，有许多人被原子弹吓倒了，当时连斯大林的思想也受到震动，生怕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后来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毛主席那个时候到重庆去，完全是要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　　
中国共产党要争取和平，要暴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在人民中的威望是有假象的。他是假抗战，你如果说他不是抗战的人物，有人会不信，所以需要这样一个暴露。但是当时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相信民主可以实现，和平也可以实现。当时蒋介石还不放弃军权。但是刘少奇九月在党校作报告，然后第二年一月发表了一个正式报告，就讲这个问题。我参加了旧政协开会以后，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刘少奇也在场，毛主席说的很清楚。毛主席说：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积蓄力量，便于我们训练军队。我们一方面要训练军队，一方面要搞好生产，第三方面要加紧土改，准备战争，准备战争这个精神就把问题说定穿了嘛。毛主席还指示，可以在政协会议上签字，表面上说这个政协决定不错。但是刘少奇对党校报告讲的那些东西（今后会印出来）完全是另一种说法。”　　
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讲话的第三个问题,1967.3　　
2. 利用、限制和改造中国的私营工商业, 还是剥削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　　
“第二件大事，就是在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夜，我们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议上毛主席的报告论断我们解放全中国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了，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也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清清楚楚地提出来的，这个会是三月开的，四月我们进了北京，四月二十号大军过江。五月初刘少奇到天津，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就和资本家（就是他的亲戚和其他资本家）谈话，大谈什么今天中国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欢迎资本家来剥削，来开新工厂，这样就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甚至说什么剥削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你们听吧，这象话吗？有人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注意他呢？那么一个负责同志出去讲演，我们到处派人跟着也不象话嘛，但是毛主席也听到一点。毛主席很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另一个就是提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其中的一条是利用、限制和改造中国的私营工商业。你们看，对私营工商业是利用、限制和改造，毫无发展之意。更早一点提出的顶多是“劳资两利”嘛。就是说资本家剥削得来的利润，只能是一部分改善工人生活，一部份给资本家，此外我们还有税收。这完全是针对刘少奇的。”　　
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讲话的第三个问题,1967.3　　
一九四九年春，刘少奇说: "有人来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来剥削，我们就失业了，失业还不如有业。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才受痛苦，而是资本主义不发展才受痛苦，…刘少奇对天津工作的指示（　　日　　）
到无产阶级不需要资产阶级也能活下去的时候，就可搞社会主义。[　　日　　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扩大会议上讲话]　
资本主义等到将来发展到生产过剩，再限制，让它过渡到社会主义去。[　　5月10日　　刘少奇在唐山市干部会议上讲话]　　
现在必须有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在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剥削是救人，剝削有功[对安子文等人的谈话（　　日　　）]　　
3. 搞合作化, 还是巩固新民主主义　　
“第三件大事就是搞合作化。我们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有些地方因为是老区，很快就搞合作社，这是好事。刘少奇不赞成农村搞合作社。他说，现在需要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说，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两个革命阶段应该衔接，因为我们在民主革命中，已经准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譬如，我们进了城就没收了外国的企业，或者把他接收过来，或者把它封存了。没收了奸汉的企业，接收了官僚资本，在全国来说，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这么多工业企业掌握在国家手里，又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了。”　　
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讲话的第三个问题,1967.3　　
刘少奇: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对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文件的批语,　　一九五一年七月三日　　　　　　
刘少奇:一九五一年七月，我错误地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文件。一九五五年邓子恢同志砍掉了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是在我主持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讲过的，没有遭到反驳，事实上就批准了他的计划，他就在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大加发挥，砍掉二十万个（原文如此）合作社。　　　　
4. 主要矛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 还是生产力落后　　
&&& “第四件大事，“八大”是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的组织报告。这两个报告，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受了赫鲁晓夫反对个个迷信的影响。当时我国三大改造成功以后，刘少奇错误地认为，生产关系进步了，生产力落后了，这完全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我们的生产力要发展，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改革生产关系，所以私营工商业要变成公私合营，手工业要合作化，农业要合作化，三大改造要大大解放生产力，怎么能说生产力落后呢？他把这个作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忘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矛盾，忘掉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　　
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讲话的第三个问题,1967.3　　
刘少奇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日):什么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听说有很多同志在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国内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矛盾？国外的主要矛盾大家都清楚了，不要讲了。现在就是我们国家内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想问题应该这样提法；到现在的时候，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在我们国内是不是敌我矛盾是主要矛盾？现在恐怕不能这样讲了。现在国内敌人已经基本上被消灭，地主阶级早已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基本上消灭了？反革命也算是基本上消灭了，还剩下一点残余，剩下一点尾巴，所以不能说现在在我们国内敌我矛盾还是主要的。也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对于这些少数反革命分子要提高警惕，他还可以作乱的，还可以进行破坏活动。地主阶级的残余也还在农村里面，也有些人还是要作破坏活动的，资产阶级中也有一小部分人还是不服气的。对这些人要提高警惕性，丧失警惕性，麻痹警惕性是不对的，不看到这一点，是不对的。但是他们已经基本上消灭了。我们说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或者说基本上解决了，那就是说敌我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那就是说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敌我矛盾。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那是主要矛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以后，主要矛盾就转了，把帝国主义赶走了，地主阶级经过土地改革也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也消灭了，主要矛盾就变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公私合营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也解决了。党的八次大会讲了这个问题，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主要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说：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看矛盾，基本的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问的矛盾，上层建筑（政治、法律、宗教、哲学这些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它是要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要符合于经济基础，如果不符合就发生矛盾。　　
工人阶级跟资产阶级就是说跟民族资产阶级嘛，是一个对抗性的两个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是对抗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不对抗，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由第一类矛盾转变为第二类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采取争取、团结、帮助、教育这样的方针，势必走向对抗。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说：我说现在世界上基本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马列主义也有几家，马列主义一家，修正主义也算一家，挂了马克思主义的牌子，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例如英国的工党，也在说什么社会主义。另外教条主义也是一家。三家。　　
教条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陆定一同志的文章讲了这个问题。一种是肯定一切，一种是否定一切。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　　
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5. 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　　
刘少奇在苏州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日　) “你们调农民来炼钢铁，一个省都有几百万，一个基地也有好几万，他们来了就集中在一起，没有工资，也不带家属，搭个棚子睡在炉子旁边，干得很带劲。我看，倒是这种工人进步些，他们头脑里的共产主义思想还多些，我想，能不能反过来，把他们当作正式工人呢？是不是由此就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的劳动制度来呢？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以后新建的工厂，就和现在炼铁一样，由公社里调人出来。现在搭个棚？一声号召，就可以动员几万人、几十万人上山开矿炼铁，条件那末坏，生活那末艰苦，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干起来了。我们开个纺织厂，把房子宿舍都盖好了，要公社调几千、几万个小姑娘来作工，吃饭不要钱，基本菜不要钱，和在农村的公社里一样，生活不降低，还能学技术，你说他们肯不肯来？我就不相信她们不肯来。”　　
“你们想过没有？农民吃饭不要钱，乡干部怎么办？常熟白茆乡的乡党委书记一月拿五十三块钱，在干部食堂吃饭，他的老婆是社员，在社员食堂吃饭，这就不太合情理，我说夫妻俩个还是要在一块吃饭嘛。农民吃饭不要钱，拿供给制，乡干部势必要跟农民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地委干部，省一级的干部一直到中央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我看我们不改就站不稳，五亿多农民就会起来革我们的命。我们与其让大家革我们，不如我们先自觉地来革。　　
现在我们就要向农民看齐。标兵在什么地方？是干部？是工人？还是农民？恐怕标兵还在农民那个地方。”　　
　日　　刘少奇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说：“很奇怪，在中国，农民常是带动工人，农业带动工业，乡村带动城市。这也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毛泽东责问: “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村。鞍钢八级工资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些同志读马克思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到实际当中遇到实际问题他的马克思主义就要打折扣。这是一股风，这是要向几十万干部进行教育的问题。干部中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觉得好像快要上天了。于是你们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因素的资本主义的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以第三十六条为例，尽量用不明显的文字，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斯大林说不能剥夺农民，理由如下。（一）他的劳动力如同种子一样，是属于集体农庄和公社。这和鞍钢工人不同，他们是为全民生产。集体农庄和公社，不但有种子，还有肥料、产品。产品所有权在农民，不给他东西，不等价作买卖，他是不给你的。是轻率地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呢？斯大林死啃着大机器，看起来好像要啥拿啥。实际上心疼得很。修武县第一书记，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一条是怕灾荒，减产了，发不了工资，国家不包，又不能补贴，二条是丰产了，怕国家拿去。这个同志是想事的，不冒失，不像徐水一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因此这一段时间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形式，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列宁的五条，我们都作了，并且建立了人民公社。以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一九五六年的错误的根源是没有看到农民问题。现在又是不懂得农民问题，农民的冲天干劲一来，又容易把农民当工人看，以为农民比工人还高，这是从右到“左”的转化。”　　
6. 过渡要不要划线？ “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 还是穷过渡　　
&&&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有些同志不赞成在两种所有制中间划一条线，似乎公社全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如果不讲此，则社会主义建设还有什么用。　　
&&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就损伤积极性，线内也有共产主义，也有集体和全民所有制（鞍钢与公社）。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都不赞成，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即使经过郑州和武昌二次会议毛泽东的说服教育，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　, 在武昌会议上刘少奇等还要坚持穷过渡。刘少奇说什么：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此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　　
[毛泽东责问: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郑州会议有五个标准。山西有意见。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这与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两个报告（前者是宪法报告，后者是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两个标志：一是消灭阶级，一是工业比重已占百分之七十。但苏联过了二十年，赫鲁晓夫又来个十二年，即经过三十二年才能过渡，到那时候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才能合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照他们的办。我们讲五个标准。…苏联生活水平总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十年三三制，一年调拨三分之一，那就是三分之一的全民所有制．当然另有三分之一的积累，总还有农民自己消费的，所以也近乎全民所有制了，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刘少奇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刘少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此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照你的讲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机械化、电气化不容易。）（柯庆施，集体所有制是否促进生产？都包下来是否有利？）（×××：按三分之一调拨的三三制，恐怕要十年，三几年是做不到的。）毛泽东责问:按照××、××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　　
7. 实行粮食供给制，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 还是吃穷的饭， 　　
　日　　刘少奇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说：“实行粮食供给制，是因为粮食多了，可以随便吃。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了。"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　, 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责问: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　　
8. 坚持价值法则, 还是要生产队之间贫富拉平　　
刘少奇在苏州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日　) 说：“现在我们就要向农民看齐。标兵在什么地方？是干部？是工人？还是农民？恐怕标兵还在农民那个地方。农民作标兵，各县各地都要按当地农民的标准，有些地方搞得好的就多拿些，搞得差的少拿些。不但在省与省之间，各县之间，各公社之间都可能有些差别，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差的太多了也不好，富裕的地方要拉平，差的地方要提高，能保持合理的差别就好。"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修武县第一书记，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一条是怕灾荒，减产了，发不了工资，国家不包，又不能补贴，二条是丰产了，怕国家拿去。这个同志是想事的，不冒失，不像徐水一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因此这一段时间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形式，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中的小生产者，我们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国所有。不要说剥夺小生产者，只要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就会使台湾高兴。我们五四年犯过错娱，征购太多，要搞九百三十亿斤粮食．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食。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减下来了，决定搞八百三十亿斤粮食。　　
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划作用，不起调节生产作用，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建设时期作（为）经济核算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共产）主义。　　
9. 社会主义商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还是搞土高炉不要算成本，新的工厂中的劳动制度，劳动是不要钱的　　
刘少奇在南通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日　) "搞土高炉能出铁就好。这是出的师傅钱，不要算成本，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术我们学会了本领，一年就能出几万个炼铁的人。一万人开矿，一万人运输，一万人炼铁，有三万人真了不起，这办法好，每个县都要出人支援炼钢炼铁。"　　
刘少奇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日　) "这回我出来到处跑了一下，经过河北、河南，到江苏。在江苏乡下跑了一下，城市里看了一下，沿途也看了一些东西。总起来说，大约这样，农业生产的信心是十足的，各个地方对于明年的农业生产、今年的农业生产，信心是十足的。对于今年的农业生产，有些地方还不大满意，对于明年的农业生产，我问了大家，都是有信心，而且信心十足。　　
整个工业生产，特别是钢铁，还没有过关，还要苦战几年，才能过关。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种时候，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紧要的关头，也可以说是一种带决定性的关头，或者可以说是决战的关头。正如解放战争也有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三个战役就决定胜负了，以后过长江以及到西南、云南那些地方都不费多大力了，是经过决战的。　　
现在各个方面正在为着生产钢铁来战斗。我沿途也看了很多炼铁炉。在炉子旁边集中了几千人、几万人，各方面集中起来的：有工厂里面来的、有学校里面来的、有机关里面来的、有街道里面来的、有农村里面来的，各方面来的人。从前各方面来的人凑在一起，总是搞不好，别扭很多。包括我们的解放军，这个军队和那个军队合在一起，是要闹点别扭的，是不是？我们这次在炼铁炉旁边看到别扭很少，他们能够合作，情绪甚高，团结。我看那个地方相当苦，没有房子住，住在棚子里面，吃、睡各方面条件都不是那么很好的。也有点我们从前打游击、过草地那么个味道来。是不是？我们过草地的时候，不大间别扭，你看奇怪吗？大家没有心思阔别扭了，去搞别的事去了。我看这样的精神很好。有了这样的精神，我们的钢铁就会搞出来的。现在困难很多，化了很多力量炼那么一点铁，按照成本算起来，成本也是很高的，化不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把人锻炼了，将来可以炼钢炼铁，将来我们就有成百万，成千万的钢铁技术人材。这个时候化点钱学习，很有必要，不算浪费。现在建成一个小炉子，炼几个月扳掉了，这不是白炼的。再扳掉，再盖大的，再扳掉，再盖很大的。这算什么浪费呢？不算浪费。从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国家精神很好。　　
我在沿路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刚才讲的炼铁，看到成千成万的人去炼铁。江苏省有三百多万人炼铁。成几百万人去炼铁，有的开炉，有的炼铁，有的搞运输，有的砸石头，这些事情。我看到这种情形，因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些人都是从农村调去的，大多数是从农村调去的，城市也去了一些，工厂、学校的也去了一些，劳动是不要钱的，并且还带饭去。在农业社记工分，或者叫包饭吃，基本工资加奖励这么一种工资制度。一个地方集中几万人，一个省几百万人，一个专区十几万人。江苏省有多少工人？(江渭清：产业工人有×万。)产业工人有×万，但是炼铁的有三百万，那个大呢？是三百万大，还是那×万产业工人大。人那个多？因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讲：我们炼铁炼钢以来就开始创造了一种新的工厂中的劳动制度，看到这么一种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抓住这种新的现象，来研究一下，讨论一下，是一种新的劳动制度的萌芽，开始创造，这是群众创造的，公社里面，农村里面创造的。那么，现在几百万去从事炼铁炼钢，还是有临时性，他也不准备在那里搞多少年，不换不回家，他没有那个准备的。但是，那个炼钢炼铁，住在山上恐怕也不会是一年两年。我也曾经问过，你们炼铁准备炼几年，是不是炼一个月就不炼？还是炼一年就不炼？怎么样啊？他说，那是要长期炼下去，将来开大钢铁厂，那么赖是个大工厂嘛！就是要长期搞的嘛，不是临时搞的嘛。现在有临时性，将来会要变成长期性。如果变成长期性，他们的吃饭、工资这些东西要加以改进的，稍许加以改进就行了。也是跟着农民走，根据农民那种吃饭不要钱，基本工资加奖励工资，就可以了。　　
既然三百万炼铁工人可以这样做，别的工人就不可以这样做？你还要办别的工厂。比如江苏，你还要开纺纱厂，还要开什么机械厂，开什么发电厂，开什么其他的厂，三百万人他可以上山去炼铁，搭起棚子他可以做，情绪很高，我在那里看到的也不扯皮，不打架，也不扯待遇，也不扯什么劳动保险，什么工资太少，伙食太差，这一切都不扯。那么，是不是开纺纱厂也可以这样。也可以从农村里，比如我这里要两千工人，请你们那两个县调两千工人到我们这个纺纱厂来工作，有没有人来呢？来了就扯皮打架？就闹事？我看不会的。那么机械厂是不是也可以来呢？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开始萌芽了一种新的劳动工资制度，需要我们加以研究，而且以后加以贯彻执行。那么对于老厂我们现在暂时不变更，照老办法。老厂、老人暂时维持现状，暂时维持原来制度的现状，而新厂、新人就实行新的劳动工资制度。这种劳动工资制度根据何来？根据是从三百万炼钢炼铁工人那里来，加以改进。因为事实上已经有了，大批有了。产业工人只有×万，炼钢炼铁的有三百万，不是大批？除非我们看不见，看不见新的东西。当然，那个三百万现在还刚刚开始这么做，还有临时性，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变长期一点：把它加以改进就是啰。那么，以后新办工厂，新办机械厂也好，纺纱厂也好，……劳动局、工会、工厂的厂长，在座的是不是有？如果有，就请你们考虑这个问题。　　
　日　　刘少奇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说：工厂是八小时工作制，但工人们自己工作不是八小时，甚至是工作十小时、十二小时，礼拜天不休息，也不要工钱。　　
目前有××万人在为钢铁而奋战：开矿、运输、建炉子、炼铁。他们不要钱，自带粮食。大部分是农民，一部分是市民，没有八小时工作制，没有星期天，没有地方睡，搭个棚子。这是什么？这是共产主义精神。　　
&&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商品同商业，这个问题都是避开这一方面的，好像不如此，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城乡有断流，我们五零年也有过，现在运输不好，有半断流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 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解放后，不利用供给制的长处，改行工资制，一九五三年不改也不行，因为解放区工作人员占多数，因为工人阶级也是工资制，因为新增加的人多，他们是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的，要他们改供给制，不容易，那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有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闹级别，闹待遇。这些也让步，就不对了。经过整风，这股风降下来了。这种不平等的干群关系一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这个关系完全不必要。去年到今年给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过去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空气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不然，群众为什么不睡觉，不休息，而工作二十小时？因为共产党跟他们在一起。红安县的干部过去是老爷式的，挨群众骂，五六年下半年一改，有大进步，群众欢迎。　　
&& 另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　　
&& 在劳动调配中，要注意实行和巩固生产责任制。劳动力的调配，各生产部门（农业、工业、运输）的比例，是当前的重大问题。劳动分配要合理，组织要适宜。　　
&& 劳动，每天睡眠休息不得少于十二小时，学习二小时，最大限度的劳动时间，不得多于十小时。　　
&& 关于分配；要使农村人民公社每人每年平均有150－－200元的消费水平，并且增加调拨的比例。个人、公社、国家“三三制”的规定是好的，能得人心。要生产者吃饱、穿好一点。　　
&& 吃饭问题，一定要注意食品中的合热量和养分，足够起码的条件，要同营养学家商量，定出适当比例。第一，小米、小麦，粳米。吃小米可以什么也不加，缺点是不太好吃。粮食是热量，没有起码的必要数量不行．不可疏忽大意。……　　
10. 指标要切实研究, 还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消灭城乡间的差别　　
　日　　刘少奇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说：运动中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只要向群众说清楚就可以了。个别地方，有的杀了猪、鸡，怕归公社，经过解释也就纠正了。　　
&我们想，开始从粮食起各取所需，其次是衣服，然后再及其他。过几年，糖每年生产七百万吨或一千万吨，那时糖也可以各取所需了。明年预计养七亿头猪，每人平均一头多，那就可以各取所需了。　　
粮食明年计划达到每人平均1,500一2,000斤。如果达到8,000斤，就超过了美国。美国每人平均1，900斤。这样就吃不完了，猪也吃不完了。在这个基础上，粮食和猪都可以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了。　　
棉花和油料也可以实行各取所需。现在正在讨论明年城市是否可以实行供给制的问题。粮食供给制今年年底在乡村实行，明年年底可以在城市实行。　　
粮食和肉都够吃了，并且实行了机械化和电气化以后，就可以大大缩短八小时工作制，实行六小时工作制，甚至四小时工作制。　　
我们想，实行六小时工作时，所有的工人都要去学习。除了六小时工作以外，剩下的时间不能都用去跳舞和进电影院吆，要学习。　　
我们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在农村盖几千个大工厂，每个县办两三个，使农民入工厂，消灭城乡间的差别。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　, 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说: 指标要切实研究一下。搞得要扎实些。电力的报告写得很好。是谁写的，李葆华，刘澜涛？刘澜涛不在。在座的没有电力一切事情搞不成。中委都要看一看。还可以发给十八个重点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让他们都看一看，使他们有全局观点。有的文章修改后甚至可以在报上发表，让人民知道，这没有什么秘密，我说要压缩空气，不是减少空气，物质不灭。空气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成为液体和固体状态。没有过关的问题，再搞清楚一些，说明什么时候可以过关。什么时候可以过去？明年三月四月五月，说出个理由和根据（比如，冶金设备的两头设备－－采矿和轧钢设备还没有过关）。机械配套，为什么配不起来？究竟什么时候配得齐？有什么根据？与二把手商量一下。又如洋炉子土铁的技术，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解决？又如电力不足怎么办？现在找到一条出路，就是自造、自建、自备电厂，工厂、矿山、机关、学校、部队都自搞电力，水、火、风、气（沼气）都利用起来，这是东北搞出来的名堂，各地是否采取同样的办法？解决多少？　　
钢的指标，究竟定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那是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钢二千七百万吨，我赞成，三千万吨，我也赞成，更多也好，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没有根据？　　
你说我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会为我辩护的，会说我不是机会主义。要他说了才算数，还说我是大冒进。不是大跃进我不服，一千八百万吨，我觉得还是根据不足，好些关未过。你们作文章，要说明什么时候过什么关，选矿之关，釆矿之关，破碎之关，冶炼之关，运输之关，质量之关。有的明年一月二月或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才能过关。现在有的地方已无隔宿之粮（煤、铁、矿石），有些厂子因运输困难，目前搞得送不上饭，这是以钢为例，其他部门也都如此。有些关究竟何时能过，如果没有把握，还得下压，一千五百万吨也可以。有把握，即一千八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二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五百万吨，三千万吨，我都赞成。问题在于有无把握，　　
×××说他的家乡年初一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打了灯笼，实际上人在家里休息。干部看到遍地灯光，认为没有休息。湖北省有一个县，要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让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这样的事。我看不少。一要有清醒的头脑，一要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脸上无光，讲实话没人听。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要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走上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　　
11. 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第二章讲商品，第三章讲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意见，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讲清楚这些问题很有必要。也有些问题，如把商品限制在生活资料方面，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就值得研究。生产资料在我国还有一部分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的工资要保留一个时期。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不是买卖。商业赚得太多了。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共产主义要有步骤。　　
总之，我国商品不发达，进入社会主义，一要破除老爷态度、三风五气，一要保留工资差别。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经济学家很“左”，怕叫人抓到了小辫子。　　
　日　　刘少奇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说：商业也如此。把资金交给公社，但不准他们动用。　　
12.全民所有制就是要产品调拨, 徐水县是独立王国，不能算是建成社会主义, 还是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　　
　日　，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千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　日　《人民日报》）
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　日　至11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
第一，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业发展布局"的"规划仍有些毛病"，于是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精辟地说明了生产计划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这里公社社员要求实物加货币的工资制以后，也同样用孟子上述的话，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加工资的比例，以便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
第二，少奇同志指示徐水县委按照《礼记》上面的话，修订规划，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报导说：少奇同志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账，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野，则财恒足矣！"让县委根据上述细帐，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
第三，少奇同志指示县委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解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学和县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指示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式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好呢！
第四，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第五，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　日　《人民日报》）
由于少奇同志做了许许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　9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　日　《人民日报》）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七日　毛泽东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大集体，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两者混同起来不利。现在不少干部模糊，如果说不是就是“右倾”。　　
有两种所有制，即全民与集体，但有一种起决定作用，即能调拨，不能服从全国的调拨，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调拨，就不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商品”了。不完成“两化”产品不可能丰富，不可能直接交换，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　　
全民所有制就是要产品调拨。　　
县联社与一县一社，各县有差别，一县一社容易出秦始皇，联社不容易出秦始皇，秦始皇不好当，徐水县是独立王国，许多事情没有和省委、地委商量，省委、地委对它没办法。　　
&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大的方针政策要有个商量，领导机关要清醒。　　
13.毛主席反对包产到户的历史史实　　
毛泽东传是这样记述的：这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负责人正在筹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制定调整农业、工业、商业等方面政策的文件，为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作准备。一件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一段时间以来，为了克服农村面临的困难，在安徽等地曾经实行过“责任田”、“包产到户”等做法，对恢复农业生产有明显成效。在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①（①邓子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日　　。）会后，他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政治学院等单位作报告，系统地发表了包产到户的意见。　　　　
六月底，田家英结束了湖南调查，回到北京。他在调查中间，遇到一个突出而又出乎他意料的情况，就是一些地方的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因而他逐渐萌生了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渡过暂时困难的想法。五月初他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曾反映过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毛泽东反应冷漠，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田家英回到北京时，毛泽东还在外地，他立即向刘少奇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刘少奇就接过去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他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刘少奇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他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司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　　　　
毛泽东　　七月六日清晨　　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等到田家英讲完了，毛泽东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把田家英问住了。　　　　
毛泽东接着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再没有说什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①（①《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1—93页。）　　　　
直接向毛泽东当面陈述意见的，还有陈云。陈云　　六月二十四日　　回到北京后，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或者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　　七月六日　　，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②（②陈云给毛泽东的信，手稿，　　日　　。）　　　　
当天下午，毛泽东约见了他。陈云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③（③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日　　。）　　　　
在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前几天，　　七月二日　　，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还谈到据陶铸、柯庆施讲，毛泽东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对此，彭真提出：“讲困难缺点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邓小平说：“我倾向这样。”　　　　
这次书记处会议还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还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①（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　　日　　。）　　　　
过了几天，　　七月七日　　，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也谈到了包产到户问题。他说：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②（②《邓小平文选》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22—327页。）　　　　
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深深地感受到了包产到户主张所形成的强烈冲击。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的。这些意见，同他在外地所听到的以及他自己所想的竟是那样的不同。　　　　
对于包产到户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曾一度采取试试看的态度。据薄一波说：“曾希圣同志于三月十五、十六日向毛主席汇报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曾立即打电话告诉省委：‘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广州会议尚未结束，毛主席又通过柯庆施同志转告曾希圣同志说：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　　三月二十日　　，曾希圣同志又给毛主席并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庆施同志写信，如实分析了实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坏处，认为好处明显，大于坏处。毛主席未表态。一九六一年七月，曾又赶到蚌埠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勉强说了一句：‘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14页。）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央确定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包产到户采取了否定态度。到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间，毛泽东看到一些省份夏收情况比预料的好得多，而党内高层却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他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七月八日　　，毛泽东在他的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