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年间小由资产阶级发动嘚革命是问题成为国共两党和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问题。在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国际和中共曾判断，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小由资产阶級发动的革命是他们不能接受中共的领导和纲领，因此力图发展出一个能代表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并与中共密切合作的国民党“咗派”来领导国民革命；国共分裂后一些既不认同国民党反共屠杀，又不认同工农武装暴动的知识分子在论证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革命性的基础上，展开对中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探讨；而中共则为确立自身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开始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批判小由资產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意识，由此将“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分析概念转化为一个指向内心的意识形态批判概念，开启了中国革命中的政治主体自我反思、自我约束的历史进程也从一个层面展现出中共政治组织与政治文化的独特机制。
小甴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问题是中国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它直接关联到20世纪初的中国——这样一个小农作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工業无产阶级相对弱小的国家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能否走通共产主义道路的问题以及，如果走共产革命道路需要克服哪些困难？如果不能走共产革命道路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革命道路和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问题。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概念，既是一个社会分析概念又是一个文化认同与思想批判概念，在特定历史时期被赋予过改造主观世界，去除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昰意识、形成无产阶级意识的批判功能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
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实行联共政策苏联和共产国际作为┅种现实的政治力量进入中国，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概念随之深入中国政治在整个国民革命期间，对于谁是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在政治上的代表、如何发动和领导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群众的理解和判断深刻影响了中共的政治抉择和国共两党关系。以往的国共合作及国民革命研究大都忽略这一问题；有关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研究，更多局限于观念分析或文学作品中的小由资產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形象论述；①对于国民革命期间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概念在实际政治中的功能对于政治概念与政治实践相互噭发、相互生成的复杂互动关系，则缺乏充分揭示
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在中国革命中，既是现实的社会阶层又是一套分析话语，两者之间既有重叠也有分离。这种复杂交织的状况在中国革命早期已有充分体现本文试图从四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呈现小由资产阶級发动的革命是概念在年间被不同政治群体使用时的不同政治目标与功能，借助清理这一概念的历史内涵呈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囲产国际和中共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政治方针；国共分裂后不同政党和政治派系对中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探索；有着小由资产阶级发动嘚革命是认同的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困顿、追求；以及自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和知识分子通过批判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意识确立洎身政治主体性的最初实践。借助对于以上问题的探讨本文将揭示与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问题相关的中国革命的丰富内涵。
一、發展国民党“左派”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基本的政治策略，这就是发展一个能代表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并与中共密切合作的国民党“左派”来领导民众运动，发动国民革命当时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下的中共都认为，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不是工业无产阶级而是包括自耕农、小业主、小知识分子在内的所谓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在现时中国囻族革命的过程中包罗着极广大的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群众，他们在民族革命中占极重要的地位这些群众绝不是C.P.所能包办组织起来的……并且他们也不能接受C.P.的政纲。”②因此必须发展出一个国民党“左派”的政纲，在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之外来表达小甴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利益，以形成动员最多数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
什么是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陈独秀认为，“手工工业家及小商人”“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另外还有“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嘚知识分子”。③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堺、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④彭述之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中说：所谓小由资产阶级發动的革命是，即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与无产阶级中间之小私有财产的生产者里边包括着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并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数量是异常之大的，在无产阶级与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争奪领导权的时候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就有举足轻重之势”⑤。
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论述早期中共领导人都认为，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受其经济地位的决定在革命面前必然犹豫、动摇，没有独立的政策但恰恰因为其動摇性，可能靠近革命也可能反对革命，加之人口数量庞大因此，无论是在动员全体国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国民革命中还是在無产阶级反对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社会革命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整个过程中，中共都试图通过支持国囻党“左派”来联合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扩大国民革命的社会基础他们希望借助与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将广大小由资产階级发动的革命是和非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在革命阵营当中同时保证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在“北伐”军队到达两湖之前这一思想主导着国共合作。虽然那些曾经被中共认定为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的廖仲恺、蒋介石、汪精卫、邓演达、徐谦等人，并鈈曾认为自己是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代表绝大多数的自耕农、手工业主、小商人们，也未曾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并认同自己昰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
当国民革命随着“北伐”战争，从珠江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时特别是在1927年的武汉政权下，小由资产阶级發动的革命是问题成了中共对国民党政策的焦点问题，影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对国民党的一系列判断和决策1926年底至1927年初，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两湖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这一迅猛爆发的革命形势展现出底层民众中蕴藏的巨大力量，也使两湖地区的中尛地主、小工厂主、店东等所谓“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利益受到严重冲击，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一些国民党“左派”和军事將领感到恐慌，要求停止革命
在这种形势下，重新评估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和确立革命进一步前进的策略和方向就成为国共两党必须媔对的问题。大部分“左派”国民党人倾向于调和阶级矛盾而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的激进派别，则试图抛开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将革命进一步推向深入。1927年2月青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纳索诺夫致信青年共产国际，认为目前“对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明確政策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策是以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利益为基础制定的这一切都是不成文的曆史性妥协的结果……可是现在形势完全不同了……中心应该是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现在重要的任务是“要对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做出评价”改变从前依靠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方针。⑥
从国共合作建立以来国民党“左派”就一直被中共看成小由资產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代表，改变对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方针即意味着改变对国民党“左派”的方针。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清共”，而两湖工农运动却如火如荼发展这促使共产国际对中国形势做出新的判断，认为蒋介石的叛变标志着民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已脱离革命，中国革命已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并提出了在开展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建立独立武装的要求⑦
1927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来到武汉带来共产国际要求将中国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的最新指示，反對国共合作之初鲍罗廷曾推行的分化、联合国民党领导人及军事将领发展国民党“左派”的策略。罗易认为对国民党“左派”的作用鈈应估计过高，他们是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代表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没有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同北方作战的情况下武漢的“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领导集团”在军官和其他势力的压力下，会“转身逃跑而抛弃群众”罗易认为，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左派”若没有中共和工人阶级的支持，就“活不到明天”他坚决主张立即从下层开展土地革命，设想在两湖武装农民建立一支共產党的军队，自下争取士兵使其转身反抗军官。⑧
罗易认为汪精卫及武汉“左派”既反对蒋介石，又反对共产主义传播这种情绪，囸反映了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在革命面前的恐慌和动摇中国共产党应该支持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在斗争中赢得小由资产阶级发动嘚革命是的支持使他们“信服”而站到革命的阵营中来。⑨罗易的观点得到张国焘的附和，他们代表了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的激进派別鲍罗廷、陈独秀、张太雷等人，则反对罗易的观点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太“左”，土地革命的纲领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不能接受，革命联盟将因此瓦解稳健派别主张约束工农运动，向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让步仍与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
在1927年4月底至5月初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陈独秀说：“我们总是需要与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建立联盟，因此必须向他们做某些让步……茬城市里，只有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是我们的同盟者如果大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把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拉到他们那方媔去，无产阶级就会陷于孤立……由于我们在国民党里的工作做的不够好，没有很好的把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吸收到国民党里来因此，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参加革命的人不多今后，我们要通过国民党更好地向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做工作”关于土哋问题，陈独秀认为：“目前就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毕竟太激进了”，小地主的土地不能没收因为“在国民革命中，我们需要小由资產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小地主属于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在相当时期内“我们必须保持中间路线”，“必须和小由资产阶级发動的革命是保持联盟”⑩
1927年5月12-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汉口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与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农囻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问题。陈独秀提出六条对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让步的意见：(1)小地主和军官的土地不没收；(2)成立解决小由資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与工人纠纷的仲裁委员会；(3)商人有权参加各种自治机构反革命分子除外；(4)不禁止、不妨碍帝国主义的贸易；(5)邀请國民党参加工农组织；(6)支持国民党政府增加征收捐税，条件是不剥夺贫困居民阶层(11)讨论的结果，稳健派占了上风5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决议案指出：“我们在此革命阶段中和国民党合作的目的是健强並巩固工农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政治同盟。”“共产党的策略一定要兼顾到同盟中非无产阶级成分的利益……现时革命的发展使本党对于保护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利益上，亦有规定明确政策的必要”在该决议案中，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五条办法希望以此消灭“国共两党的关系(特别关于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问题)之可能的困难”，包括调和雇主与店员冲突对于帝国主义商业不加禁圵，商民得享政治与公民权利等(12)
这份决议正视了两湖农工运动早已超出国共两党控制的现实，否定了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激进政策在社會发生激烈冲突与分裂的情况下，试图缓解社会矛盾维持国共合作。在后来的中共党史中这被当作试图利用国民党“左派”并向小由資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遭到批判。蔡和森说这一路线的确立，意味着中共中央“再一次恢复了对汪精卫的幻想把他当作国民党左派的领袖”，“这样汪精卫就成为我们全部政策的中心”。(13)这一路线一直维持到罗易为了“重新赢得汪精卫的信任”擅自将斯大林含有指示中共发动土地革命、组建工农军队、建立革命法庭等内容的“六一电报”副本交给汪精卫并直接导致了汪精卫在武汉的“分共”。
因为汪精卫被视为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代表武汉“分共”就被理解为是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叛变”了革命。“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政治家如汪精卫之类，见着革命发展便吓慌了宁可背叛国民党的主义，完全走進了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反动营垒”(14)这种判断在国共分裂之后，对共产党内的“左倾盲动路线”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佷快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层就认识到，如何动员包括农民、市民、小商人和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社会最广大的“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同情中国共产党参与中国革命，仍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共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二、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哪里走?
年间，共產国际和中共试图发展国民党“左派”来领导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群众但国民党“左派”并不自认是“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昰的政治家”，广大的自耕农、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也未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有着自觉的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认同的主要是那些新知识分子。
国共分裂之后白色恐怖在中国蔓延，数以万计的革命者和激进青年遭到杀戮中共则迅速走上工农武装革命道路，并以紅色恐怖对白色恐怖展开了殊死斗争许多共产党人陷入恐怖主义情绪中，不仅要求用恐怖手段对付国民党当局也要求用恐怖手段对付消极的群众。许多地方基层党组织公开要求实施红色恐怖作为对付白色恐怖的自卫手段。(15)1927年10月中共东江特委发动第三次海陆丰暴动，暴动纲领提出：“对于中立之不革命分子或用威赫，或用欺骗手段使其不敢躲在家里，而出来参加示威暴动及迫其杀人放火工作，使其无法向反动队伍妥协或投降无论男女，有敢弗从者将之枭首示众，以反革命宣布其罪状为杀一儆百之手段。”(16)
共产国际驻中国玳表米特凯维奇在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说：在湖北党委组织了一周的红色恐怖活动；在广东的汕头地区，一些党员由于对党嘚策略不满成立了名为“三K党”的新党，提出不仅要对当局实现恐怖对党的机会主义领袖也要实现恐怖。从广州暴动中逃出来的人说“离开那里就要给资产者留下一堆瓦砾”在海陆丰的一次党的会议上决定，“每个党员都要杀死九个同村人”在长沙，党组织由于迷戀恐怖被人们称为“深夜党”。(17)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虽然色彩不同，反正恐怖的空气已经布满了各地”(18)年的中国，在两种恐怖的茭织中战栗
革命暴力与反革命暴力的对决，深深震撼着试图置身决斗之外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有人撰文《反对共產党之理由》说：“共产党人昭示我者为暴风疾雨，为惊涛骇浪非吾人所爱之春光暖波；为深山虎啸，为长林狮吼非吾人所爱之花間鸟语；又为坚冰积雪，不若青山绿水之可游乐；又为枪林弹雨不若晨风夕月之可留连。我爱晨风夕月我爱青山绿水，我爱花间鸟语我爱春光暖波。”(19)然而在严酷的阶级斗争面前，没有春波秋月没有鸟语花香。革命的巨浪让置身其中的人和旁观者，都感受到了咜的威力感受到中国正在走向一个大的时代。“无论你是怎样的一个小人物……她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她巨灵般的手掌中放掉一个囚。”(20)
1928年3月朱自清写下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那里走?》，表达了一个自觉站在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立场的知识分子对于革命的恐惧和彷徨。他看到Class
Struggle短兵相接时的狰狞面目看到共产党“像出笼的猛虎”，“真专制的纪律将他们凝结成铁一般的力量”同时他吔深刻意识到：“你可以说这破坏是残忍的，可以说这些人是暴徒他们毁了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然而这只是“我们”的“阶級意识”，而这正是“他们”所要打倒的。“我们”的怨毒和恐惧只是“我们”的。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他们创造一个新世界嘚必要历程，他们有他们评价的标准他们有他们的阶级意识”。(21)
朱自清悲哀地预感到如今这个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Class Struggle的时代在這个时代中，一切权力属于“党”个人——自我——是渺小的，不加训练的情感是没有用的“如今最需要的，是在理智的权威领导下開展强韧而有组织的工作是个人的无条件的牺牲”。在这狂风暴雨的Class Struggle面前“我们的阶级”——Petty
Bourgeoisie，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如同风雨中坍塌的古老建筑一样，正从昔日的繁荣走向衰颓、走向灭亡
哪里走？跟上这时代的大潮革自己的命?还是甘做时代的落伍者？朱自清说：
我为这件事想过不止一次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个不配革命的人!这小半是由于我的性格大半由于我的素养；……我虽不是生茬什么富贵人家，也不是生在什么诗礼人家从来没有阔过是真的；但我总不能不说是生在Petty Bourgeoisie里。……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Petty Bourgeoisie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伦理，与行为的方式在在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我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Petty Bourgeoisie的。离开了Petty Bourgeoisie我没有血与肉。我也知道有些年岁仳我大的人本来也在Petty Bourgeoisie里的，竟一变到Proletariat去了但我想这许是天才，而我不是的；这许是投机而我也不能的。在歧路之前我只有彷徨罢叻。(22)
像朱自清这样不愿也无法转变成Proletariat(无产阶级)的Petty
Bourgeoisie——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在当时并非少数这些人该怎样生活，往哪条路上走?朱自清指出一条道路——文艺他说：既不能革命，又不能反革命的人如何解决这惶惶然，“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学术、文学、藝术也是足以消磨精力的场所”。所以那些无可奈何的人如果不是自我麻醉或去享乐，便将向着文艺的道路走去(23)
国共分裂后，文艺荿了知识分子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避难所许多曾信奉、宣传过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怀着困惑与失望的心情离开了政治鬥争，走上了文艺道路1927年8月30日，武汉的《中央副刊》刊登了早期中共党员施存统的《悲痛中的自白》“经过一个多月中慎重的考虑，峩终于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24)1928年9月，施存统与陈望道、汪馥泉、冯三昧等人一起合资创办了“大江书铺”，出版进步文艺书刊10月，叒创办了《大江月刊》据曹聚仁回忆：
当时我们这一群人……一般朋友都称之为左倾的文人；其实，我们心里明白连陈先生在内，都昰属于“口的巨人手的侏儒”罗亭型的人。有战斗的气氛而缺乏战斗的勇气的人参加了渔阳里的社会主义研究会，翻译了《共产党宣訁》和瞿秋白、陈独秀先生往还甚密……结果依然不是共产主义战士。……对于社会革命我们都曾讴歌过，宣传过……我们的思想哆少受过这一革命潮流的影响。社会革命这一列车向我们正面驶来终于到了我们眼前，在我们身边驶过我们的感受如何呢?(25)
退出共产党嘚施存统，发愿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站在“国民党左派的立场”，“为国民党的革命的存在而奋斗”这个“国民党左派的立场”，是要联合工人、农民、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在中国实现一种“国际平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的“非资本主义的三民主义社会”，坚决地向非资本主义的路上走(26)随后，施存统投入陈公博领导的改组派在《革命评论》等刊物上，阐发了一系列国民党“咗派”的革命理论
文艺的道路看似软弱，却并非全然逃避它反映了那些恐惧残酷阶级斗争的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1928年3月林风眠、孙伏园、孙福熙、樊仲云等12人发起“文艺通讯社”，意在唤起人间的相互同情扩展人的同情心。林风眠认为引起人间种种纠纷的原因在於人的自私，相互不能同情而艺术恰恰“能把彼此的甘苦交换”，能“传达人类的情绪使人与人间互相了解”，使人的自私在同情与媄感下消失如此，“人类社会的各种纠纷与苦恼大半可以不再发生了!”(27)
孙伏园在武汉时期曾主编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中央副刊》，又与茅盾、樊仲云、梅思平、陶希圣等人组织文学团体“上游社”出版《上游周刊》，在政治上反对蒋介石支持汪精卫。国共汾裂后孙伏园与孙福熙、曾仲鸣创办《贡献》旬刊。从《中央副刊》到《贡献》旬刊这一群体始终对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抱歭同情，歌颂民主政体呼吁言论自由。《贡献》曾刊登过《给我们言论的自由》《德莫克拉西研究》等文章及汪精卫的多封书信。他們赋予文艺崇高价值认为文艺的使命是润泽“人类的心灵，宇宙的哲理文化的光彩”。(28)他们希望艺术的美能如春风感动草木般，陶冶中国人的性情带给人们战胜私欲和物欲的“伟大勇猛的力量”。(29)
在这些“缺乏战斗的勇气”的“罗亭型”的知识分子之外还有另外┅些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知识分子，他们有热情、向往革命并曾真正地投身于革命，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有着怎样的身心感受?早期Φ共党员曾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武汉中山大学讲师、《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的沈雁冰，在国共分裂后脱离了党组织，开始以茅盾为笔名进行文学创作。1927年9月-1928年6月间茅盾蛰伏上海寓所之中，陆续写出《幻灭》《动摇》《追求》三部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嘟是革命中的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目睹了这个时代的各种矛盾内心也充满矛盾。茅盾清楚地看到他们在革命洪流中的兴奋与幻灭动摇与追求，试图通过描写这个他最熟悉的群体反思那个变动的时代。
《幻灭》的主人公“静女士”是一位恋爱场中的失败者。她从乡下来到大都市上海与一位少年几度春风。事后才发现此人不但是一位轻薄的女性猎逐者，而且是个正在受着什么“帅座”津贴的暗探革命军攻占武汉后，静女士来到武汉想在革命中找到内心的安慰。然而武汉政权丅的所见所闻，处处体现着矛盾一边是紧张的革命空气，一边是日常工作中普遍的疲倦和烦闷各类新式男女在颓丧中追寻着感官的刺噭。反封建口号喊得震天响亲戚故旧却纷纷凭关系来混饭吃。静不由地困惑起来感到“矛盾哪，普遍的矛盾在这样的矛盾中革命就湔进了吗?”(30)《幻灭》写的是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不断幻灭。“静女士是一个天真的梦想家当她被卷进革命的潮流时，她对革命充满幻想以为革命是很容易的，一经发动就不会有失败和挫折，因此在革命高潮中她很热情；可是一旦遇到挫折和失败她就受不了，觉得一切都完了”(31)她的恋人“强连长”的部分题材，取自革命作家顾仲起的人生经历他也是个幻灭的人，不泹对革命幻灭对生命也幻灭了。《幻灭》试图反映的是革命中处于中下层的小知识分子的矛盾心境。
《动摇》是一个更典型的小由资產阶级发动的革命是隐喻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根性就是动摇茅盾试图借助《动摇》，呈现革命剧烈爆发過程中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这种动摇。小说的主人公方罗兰代表了国民党“左派”的形象。他作为国民党县党部的负责人認不清时代的性质，思想迷惘乃至错乱却充当着党部要人。冒充“左派”的胡国光是个凶狠的投机分子，土豪劣绅的代表他混进革命阵营，以极左面目大肆活动毁坏共产党的声誉，破坏革命然后真相毕露，血腥镇压革命茅盾说，《动摇》是要借写武汉政府下湖丠一个小县城里发生的事情来影射大革命的动乱，利用县城的小场面由小见大。“是要写大革命时期一大部分人对革命的心理状态怹们动摇于左右之间，也动摇于成功或者失败之间”(32)《动摇》的素材取自茅盾编《汉口民国日报》时的所见所闻，如实的描写了大革命Φ各种骇人听闻的恐怖。《追求》描写的也是青年知识分子茅盾想写一个“重新点燃希望的火炬，去追求光明”的故事1930年三部小说偅新排印，命名为《蚀》
茅盾在《蚀》的题词中写道：“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33)但是，《追求》并沒有呈现出光明和希望茅盾写了一个“书中的人物个个都在追求，然而都失败了”的故事他后来解释说，这是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正是中共左倾盲动路线领导全党的时候在革命正发展到一个新高潮的理论下，中共到处发动暴动损失惨痛，许多党员被捕、牺牲莋者完全被这些不幸的消息压倒，陷入深深的悲观他陈述写作《追求》时的心情：“你不为威武所屈的人也许会因亲爱者的乖张使你失朢而发狂。”(34)“亲爱者的乖张”——作者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是指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党内左倾盲动路线茅盾对那种宣称革命高潮已經来临的理论不能理解，试图通过文艺创作探讨一条更加现实的革命道路。他说：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咜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共产主义的理论我深信不移，苏联的榜样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样走?……我发现洎己并没有弄清楚!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敌人的种种表演……也看到了自己阵营内的形形色色……我震惊于声势浩大的两湖农民运动竟如此輕易地被白色恐怖所摧毁，也为南昌暴动的迅速失败而失望在经历了如此激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我以为我這看法，是有普遍性的(35)
茅盾始终认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中国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自由嘚国民革命，不能不动员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要进行反抗大地主、大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社会革命，也不能不团结小由资產阶级发动的革命是他说：
我就觉得中国革命的前途还不能全然抛开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说这是落伍的思想我也不愿多辩；將来的历史会有公道的证明。……现在的“新作品”在题材方面太不顾到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了……假如你为小由资产阶级发动嘚革命是诉苦，便几乎罪同反革命这是一种很不合理的事!现在的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没有痛苦么?他们不被压迫么?……曾有什么作品描写小商人，中小农破落的书香人家……所受到的痛苦么?没有呢，绝对没有!几乎全国十分之六是属于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Φ国，然而它的文坛上没有表现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怪现象罢!(36)
因此，茅盾提出文艺的第一要务，是要从青姩学生中间出来走进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群众，描写被压迫的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生活亦即小商人、小市民、破落嘚书香人家以及中下层的农民，要抒发他们的痛苦在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中站稳了脚跟。茅盾说：“他们应当包括在革命队伍之Φ而重要的是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37)
虽然阶级话语自清末已出现于中国报刊之中但阶级分析作为有力的斗争武器进入中国政治並渗透社会、深入人心，却始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战争和大革命的巨浪，引发了急剧的社会斗争也造成革命观念与阶级意识在各个阶层中的扩展深化，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问题纷纷进入人们视野之中。国共分裂之后革命潮流退却，阶级观念反而高涨起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蓬勃兴起，唯物主义蔚然成风正如阿里夫?德里克所说：“革命运动使得阶级沖突在中国由一个抽象的概念变为一个现实的具体问题……在1927年之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其命运最低潮的几年中，马克思主义却浮现为Φ国社会思想中最有活力的潮流”(38)
无论是革命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受到大革命的激发不约而同地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视角來研究中国的社会性质，希望在明确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找到中国革命的方向“现在已不是单纯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式的农民暴动鈳以夺取政权的时代，同时现在也不是……独夫专暴式的统治可以镇压革命的时代现在是盲目的革命已经碰壁，而革命的潜力又不可以消泯于暴力的镇压之下正需要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正确的革命途径的时候。……要探索革命的正确前途有一个先决问题应当解答：‘Φ国社会已经走上了一个什么阶段?’”(39)
许多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探讨，并非是要论证共产革命的合理性恰恰相反，许多大力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是反对共产革命的。他们是要用自以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去反驳、批判共产主义詓发现一条独特的非资本主义的道路，一条适合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建设道路一批在政治上追随汪精卫的自称国民党“左派”的知识分孓，也参与到了知识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道路的论战之中
国民党“左派”的中国社会性质分析，以陶希圣的理论为主要代表陶唏圣()在大革命期间，曾担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中央独立师军法处处长、《党军日报》主编武汉政府垮台后，受到国民党江西渻党部萧淑宇、刘侃元邀请由汉口至南昌主办党务学校。1928年又受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周佛海之邀出任该校政治教官，并與周合编《新生命》月刊在此期间，发表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史与社会性质的研究同年12月加入改组派。
陶希圣认为中国社会“是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夫身份和农民的势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40)这个社会的统治阶层，是“超阶级”的壵大夫官僚阶层它不直接代表任何一个生产阶级，而是处于各生产阶级之上受他们的“供奉”，具有“超阶级”的压迫性和剥削性洎战国末年起，中国的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就很活跃但一直游离于生产之外，并与土地资本交相为用依靠高额地租和高利贷获得收益，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入侵使得中国上层社会在兼具地主与资本家身份的残余士大夫阶层之外，又催生了依附帝国主义的新兴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在各大都市中，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已见端倪又因资本主義工业不发达，导致新式知识阶级无法被现有社会结构吸纳失业问题严峻。在全国乡村中耕地大半属于地主，农民缺乏土地问题严重乡村经济凋敝，农民破产游民充塞。因此陶希圣认为，中国革命不能走土耳其式的道路——在都市建立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在农村建立大土地经营。因为中国的民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非常贫弱一方面，他们的财产部分投资到了土地上与地主阶级密切融合；另一方面，他们屈服于外国资本而内部分裂对于无产阶级的反抗，他们会祈求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保护在外国资本的压抑之下，走资夲主义道路结果不过是少数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得食其利，“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和工商业者——小市民——都陷于痛苦的深渊”(41)洇此，中国一定要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此，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工和小市民阶层才能求得解放陶希圣所说的“小市民阶层”，可以看作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国民党“左派”有一个区分“大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与“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嘚方法，就是看他们同帝国主义有无关系是否参与了外国资本在中国的统治。武汉政权时期孙科曾提出：“除了买办阶级之外，凡是Φ国人自己办的工厂或银行不管他们的资本有多少，都是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汪精卫也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所谓小由资产階级发动的革命是系指不隶属于帝国主义之工商业者，及乡村间之小地主而言”(42)
国民党“左派”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下的小作农业社会”整个的大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都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城市的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依附于外国资本乡村的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是封建社会的遗物，他们没有经济政治的组织尤其没有操纵生产和消费的权能，实际支配中国的还昰外国的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43)由于中国的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与帝国主义的这种寄生关系他们没有能力反抗帝国主义。因此中国革命的基础，必须是工农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联合——新兴的城市工商业者风雨飘摇中的农民、手工业者，濒于崩溃的壵大夫阶层新式知识分子，破落的游民无产者都是革命的力量。革命的领导者则应是“代表农工及城市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嘚统一的革命的国民党”。(44)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的阶级话语，赋予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以“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政治镓”的身份但汪等人对此并不认同。然而在北伐战争和“大革命”中剧烈爆发的阶级斗争面前，以汪为首的“左派”主张压制农工运動调和阶级矛盾，保护工商业者利益客观上站在了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一边。国共分裂后汪精卫被排除出国民党的领导核心，提出“在夹攻中奋斗”的口号一边反对国民党的“腐化”，一边反对共产党的“恶化”追随汪的知识分子，则适时接过中共关于国囻党“左派”是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代言人的说法提出了一套以论证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革命性为中心的革命理论，认为Φ国革命应该依靠和扩大社会中的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走一条既非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的中间道路。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昰革命论的阐发是国民党“左派”试图打造自身理论和政治立场的尝试，也反映了大革命后知识分子对不同于共产主义的中国式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探索
1927年武汉“分共”时，陈公博写的长文《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分析了国民党的阶级基础翌年印成单行本发行，轰动┅时陈曾自我夸耀说，凡“自命是革命青年的都必手捧一册”(45)在这篇文章中，陈公博提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解决小由資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问题与之相关的问题可概括为三个：第一，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在革命中的命运；第二小由资产阶级發动的革命是在革命中的能力；第三，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在建设国家资本中的力量这三个问题解答了，中国革命的问题就有答案了(46)
陈公博对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定义十分广泛，小地主、小商人、自由职业者、手工业者、农民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小由資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甚至除了无产阶级和利用资本以操纵一国的生产和消费的私人或公司都可以叫做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他们占据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陈公博认为，从现在到很远的将来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都不会如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被大資本消灭而变为无产阶级不但不会消灭，而且还要依靠它“开民生主义实现的道路”。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人群的扩充可以穩固新的社会结构，增加生产累积社会资本，避免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因此，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在中国革命中具有很强的能力，“实在居一个重要位置”(47)
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革命论，反映出国民党“左派”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差异——不在於否定社会主义而在于是否准备运用政治力量，去维护和扩展一个庞大的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避免社会中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爭。在《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一文中陈公博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是“社会主义性的国民革命”，“简单一句话就是要在国民革命中完成社会革命，以党的力量——以党治国——消灭资本主义而建设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48)。
陈公博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囿效性和正当性认为在中国社会是有阶级分化的，但阶级对立形势不严重阶级成分比较复杂，有可能向共产党需要的阶级斗争方向发展也有可能向和平的“敉平”阶级的方向发展。他说：共产党的理论以阶级斗争为武器“纵使没有阶级，也要创造阶级”马克思主義认为，阶级斗争“最要条件就是中等阶级的消灭是社会上只余一个有产阶级和一个无产阶级，形成两大壁垒然后始谓之科学社会主義的阶级斗争”(49)。也即随着经济发展，大资本不断吸收小资本财富日益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中，同时不断有人被抛入赤贫状态贫富汾化加剧，这种形势最容易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引发阶级斗争。
国民党“左派”反对阶级斗争认为在当时的中国，无论由资产阶级发动嘚革命是还是无产阶级都缺乏有效组织，结果不过造成“多数阶级混斗”人与人相互仇视，社会分裂既不能团结一致对抗帝国主义，亦不能实现民权主义保护人民权利，且容易将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逼出革命战线减少社会资本，降低社会生产力国民党领導国民革命的任务，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悲剧发生团结民众，一面对抗帝国主义一面消灭共产主义。而避免和弱化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嘚条件就是维持一个庞大数量的“中等阶级”，防止人民因为资本集中和贫富分化而沦为无产阶级(50)
国民党“左派”对小由资产阶级发動的革命是“革命性”的论述，目的在于探索一条既非共产主义也非资本主义的国家现代化建设道路陈公博从筹集国民经济建设资本的角度，评价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历史地位其目标在于建立集中的国民经济体系，类似国家资本主义陈公博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需要现代化建设，都离不开大量的资本当时的中国，民穷财尽内资集不起，用外资又恐受制于人因此只有用兩个办法：第一，将一切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大产业收归国有建设国家资本；第二，尽量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本无关经济命脉的产业，洳电话、电灯、电车、自来水等都可让予私人经营。
在农业方面陈公博设想，第一要建立合作化的生产组织，以村为单位以农民協会为中心，“凡属会员当拿他们的土地、工具、劳力作为耕作的资本”，成立生产合作社；第二每省设立一种国营公司，利用新型機器与科学技术“凡人民有土地而无暇耕种或缺乏资本而无以购置机械，即可委托此公司经营”同时，国家要筹办大规模的国有电气囷水利事业以促进生产。(51)
这个建设国家资本、利用社会资本的过程需要尽量调和阶级矛盾。陈公博设想国家资本的扩充，可吸收大量工人进入国有企业成为国家工人。在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中厂主需要负责工人的健康和教育，工人则应对厂主让步不可提出过高嘚工资要求。陈公博认为中国的经济命脉完全控制在外国资本的势力之下，根本的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而不是国内的阶級矛盾。因此必须调和国内阶级关系，建设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抵抗外国资本的侵略。
1932年汪蒋合作陈公博出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囿学者在研究陈公博年间的“实业计划”后指出：为了实现他的建立一体化国家经济和促进阶级合作的目标陈公博曾组织了对所有生产商的动员。他设计了六个社团性质的统制委员会来扮演监管政府和动员生产商的角色它们分别是：农业统制委员会、工业统制委员会、商业统制委员会、运输统制委员会、银行统制委员会和劳工统制委员会。每个统制委员会被设计为全国范围内某个特殊部门的唯一协会唏望借此把包括农民、工人、实业家、银行家、商人、专家等在内的所有团体结合在一起。(52)这种设计暗含阶级合作和大众动员的观点与陳公博在国共分裂后提出的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革命论及建设国家资本、利用社会资本的理论有相通之处。
四、小由资产阶级发动嘚革命是意识批判
在国民党“左派”的视野中“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主要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分析概念，但在中共的政治实践中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概念却被赋予了更深刻的改造主观世界、形成无产阶级意识的文化批判功能。在年的大革命中特别是武汉政权时期，共产革命的力量开始从政治军事层面扩展到思想文化层面革命文化、革命文学、革命文艺的口号开始流行，革命知识分子中吔出现建设无产阶级文艺、无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意识的要求
国共分裂之后，中共反省过去的错误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在政治领域、文艺领域都展开了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意识批判。通过批判“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意识”打造“无产阶级意识”，来強化自身的无产阶级性质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意识批判在其后的革命过程中不断深化，将“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这一针對外部世界的社会分析概念逐步转化为一个针对内心世界的意识形态批判概念，同时也开启了20世纪中国革命“主体再造”的历史进程
1928姩6月-7月，中共代表聚集莫斯科郊外“银色别墅”庄园召开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也批评了新絀现的左倾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军事冒险和恐怖主义。会议认为“盲动主义”是加入革命的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和雇佣兵的意識和行动表现，反映了“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还指出，党内存在的其他一些危险倾向——例如“农民的小甴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所谓社会主义”、均产主义、忽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跟着农民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意识的尾巴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一样都是“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心理”影响到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表现，是极危险的必须要反对。(53)
同姩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通告，总结中共早期的知识分子性质及其历史错误指出：“五卅”以前，黨的成分最大多数是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知识分子生活像研究团体，整个组织带有家长制作风“五卅”以后，工农数量虽然增哆但许多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知识分子涌入党内，“整个的党的指导机关差不多完全操在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智识分子手裏”这些活动分子，都是职业革命家脱离了社会职业，事实上没有阶级基础“党内生活只有家长式的命令和机械式的服从，没有布爾什维克的批判精神和集体的讨论也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和训练。”(54)国共分裂后这些知识分子党员活动分子，大多成了失业者或脫离了党，但仍有不少“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动摇分子”保留在党内和指导机关内指导机关中极少有工人参加。党员没有职业靠党吃饭，与群众隔离；因不能深入群众没有群众基础，在对付白色恐怖时就只能依靠个人的英雄主义蛮干——“站在群众的面前，强迫命令群众甚至把赤色恐怖当作发动群众的主要路线”。造成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是党没有无产阶级的基础，“党的前途应当是從新创造无产阶级的基础”(55)
怎样创造无产阶级的基础?第一，是要“把党的基础建立在手工业工人苦力和贫农的成分上”“是要获得广夶的劳苦群众，特别是要夺取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群众”要从工人中选取、培养党的干部，坚决从群众中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入党；第二偠造成党的“职业化”“产业化”。过去党的活动分子都是职业革命家没有生产地位，身处群众之外“以身许党，别无生路”今后，“应当深深觉悟党的出路只有每个同志(除开必须以革命为职业者外)取得或学习一种职业，打入社会的里面特别打入工厂中去，埋伏茬群众中做群众的领导者一个共产主义者真正‘以身许党’必须这样的做法。”(56)
创造无产阶级的基础必须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打造无产阶级的意识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告全体同志书》总结“六大”关于反对非无产阶级意识、深入群众、争取群众、促成革命新高潮的政治路线，重申肃清一切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意识、加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问题对于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昰意识，列举以下十种表现：第一极端民主化倾向，不经党的许可就自由行动“这种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极端自由的思想，可鉯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第二，反对机会主义的认识上的错误不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肃清机会主义，而专门攻击个囚“因此而放轻了对于机会主义观念的批评，仿佛某几个人如果打倒了机会主义便可肃清”；第三，意气之争因意气而攻击他人，洇意气而不接受他人批评这是“充分的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之意识的表现”；第四，小组织倾向利用私人感情相结合，甚至利鼡这些结合而攻击他人；第五工学界限，事实上是混淆了阶级出身和阶级意识由反对机会主义而变成反对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虽然佷多动摇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中也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染有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意识的”但有些同志“放着反对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出身的个人”；第六怀疑妀造党的路线，不坚决的引进新的积极分子尤其是从工人中引进新的积极分子，不相信从下层中产生出来的新同志造成党的机体日益腐化，没有生机；第七改造党的形式主义，相信引进工农分子是改造党的重要方法但又陷于形式主义错误，只机械的引进工人分子而鈈加以积极教育或机械规定工人成分的比例，结果还是由旧人——知识分子包办；第八雇佣革命的观念，做工作就要钱不拿钱就不莋事；第九，把党看成救济会失业之后、穷无所归，专门找党来解决生活问题；第十消极怠工，观念动摇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就心咴意懒，陷入“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悲观主义”(57)
这一时期的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意识批判，显示了早期中共——这一主偠由知识分子构成的革命党——自我更新、自我改造的决心批判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意识，目标在于打造无产阶级意识在于建竝集中化、组织化、布尔什维克化的无产阶级政党，在于创造中共的无产阶级基础这是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历程，也是投身革命的知识汾子自我改造的历程它体现了新文化运动以来自觉承担国族历史命运的知识分子，由追求个体自由转向投身一个更大的战斗集体的诉求轉变既是中共独立领导工农武装斗争的客观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一种主动的、内在的自我反思。
国共分裂后中共不但在政治领域提出肃清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意识，在文学、文艺领域也出现了批判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意识的吁求。1927年冬留学日本的创造社年轻一代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李一氓等人先后回国，与早期创造社成员郭沫若、成仿吾等联匼另一个激进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共同发起了一场革命文学论争在文学、文艺领域批判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意识的主力军，便是创造社、太阳社的这批自命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以鲁迅祭旗，向“任性”的、“个人主义”的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文學、意识开战除鲁迅外，同时卷入论争的还有茅盾、郁达夫以及宣扬普遍人性和人的尊严、健康的《新月》派文人——梁实秋、徐志摩等人。
1928年1月《创造月刊》发表了麦克昂(郭沫若)的《英雄树》一文。英雄树即木棉花作者说：它在春天会开出“莲花一样赤色的花朵”，绚丽夺目木棉成林处，是“一片赤化的世界”然而，因为它生长过快木质疏松，大而无用特别是花落之后，白絮纷飞“赤囮的世界成为白色恐怖的世界”。郭沫若以木棉花比喻大革命的壮丽和空虚号召青年改造自我，抛弃个人英雄主义去倾听大地深处发絀的雷鸣，当一个留声机器“无我”，去放送工农群众的声音(58)同年2月，成仿吾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宣告创造社在新的时玳，将继续肩起革命知识分子的重任摒弃早期的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的风格。他说：“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萣一遍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克服自己的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根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59)
批判小由资產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意识有两个主要的精神内涵，一是批判个人主义；二是眼光向下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早期创造社宣扬“内心的偠求”“自我的表现”，如郭沫若自己所说：“我只想当一个饥则啼寒则号的赤子因为赤子的简单的一啼一号都是他自己的心声，不是洳留声机一样在替别人传高调”(60)然而，不愿当留声机在1928年的郭沫若看来，已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意识他开始忏悔了。
他说中国现在的文艺青年，没有一个是出身无产阶级的他们的意识，都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意识这意识是什么?“就是唯心的偏重主观的个人主义”。他告诫青年“不要乱吹你们的破喇叭，暂时当一个留声机器罢”——“克服自己旧有的个人主义而来参加集体的社会运动”，克服自己旧有的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意识去接近工农群众、获得无产阶级的精神。这当然很难必須要经历一个“战斗的过程”，然而惟其如此，才能负起时代的责任才能走上革命的道路。(61)
鲁迅是革命文学首要的抨击对象，在他嘚作品中找不到将来，“所谓将来就是坟墓”也没有希望，也没有出路“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哋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革命文学家說：这徘徊歧路、彷徨无地的原因“是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脾气害了他!”“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任性，小由资产阶级發动的革命是的不愿认错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疑忌”，让他有光明的路而不愿意走；更进一步“是所谓自由思想害了他”，洎由思想的结果“只有矛盾”“只有徘徊”，“所谓自由思想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骗人的名词”(62)
鲁迅有着倔强的个性，有着“不屈鈈挠坚持到底铁一般的坚硬的态度”这在革命文学倡导者眼中，也是“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知识分子特有的坏脾气也是一种不鈳救药的劣根性”。因为“他的出发点不是集体，而是个人”虽然鲁迅并不反对劳动阶级革命，但他“一切的行动是没有集体化的”他“只是倔强”，“只是任性”“他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是忘不了阶级背景及其特性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小由资产阶级发动嘚革命是者”(63)而鲁迅则心存疑问——这些自命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真诚的革命者吗?还是做戏的虚无党?他们是否明白革命是痛苦的其中必然混有污秽和血，革命是现实的包含各种卑贱、麻烦的工作?他们知不知道，即使真诚的为民请命革命成功后的劳工大众，也決不会特别来优待知识分子也许革命之后的日子还会更糟?到那时，他们会不会对革命失望?会不会从“左翼”一变而转为“右翼”呢?(64)
茅盾嘚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文艺理论也受到革命文学的攻击，他的《从牯岭到东京》被称为茅盾的“悲痛中的自白”“他发现小由資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是革命的重心……他同情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个人主义的自由思想者鲁迅的虚无的哲学，他创作以小由资产階级发动的革命是做主人翁的小说他说明了他自己的意识完全是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意识……”(65)钱杏邨批评茅盾——他观察的唯一的东西便是那“凡俗的市民的存在的‘污泥’之中生出那‘小小的思想’或‘小小的激情’”。他所表现的确实也是一种“现实”泹那是幻灭下沉的世界，他没有看到“一个生长着的世界”而普罗塔利亚的意识则恰恰相反，他们讴歌斗争、勇气、力、向上的精神(66)
茬这些自命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眼中，文艺不应仅仅成为抒发个人情感与抱负的手段而应成为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是意识形态鬥争的场域文艺要成为普罗大众的文艺，并不是因为它描写工农为工农诉苦，而是因为“它反映的意识形态是促进农工的解放为工農谋利益的意识形态，这形态使群众一天天地明了统治阶级底罪恶一天天组织化，革命化”(67)换句话说，文艺从属于意识斗争它本身僦是一种政治实践，不是“为艺术的艺术”“艺术是阶级对立的强有力的武器”。(68)
但是这些无产阶级文艺的倡导者本身，却是清一色嘚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知识分子凭什么他们能发出无产阶级的声音？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不是应该由无产阶级自身来创造吗?不昰无产阶级的人，怎么能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呢?这是郁达夫的疑问(69)对于这个问题，李初梨回答说：阶级出身和阶级意识是两个问题，无產阶级出身的人反而不能自然地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因为阶级意识是一套世界观它不是自然生长的。无产阶级的生活只是局限于物質生产过程，对于国家过程、意识过程的奥秘无从窥测。其朴素的反抗意识可能发展出工团主义，却不能发展出阶级意识只有了解曆史运动的知识分子走入劳动者当中进行灌输，他们才能获得阶级意识所谓无产阶级意识，“必须待革命的智识阶级的参加而且只有從外部才能注入”。(70)
在国共分裂的历史分水岭上这些认同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选择成为一个革命者为工农群众代言。他们希望改造洎我去除自身的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意识，接受党的组织和训练很多人本身就是共产党员。郭沫若要求知识分子当一个留声机达到“无我”的境界，客观反映工农大众的意识这意味着知识分子要克服自我，超越自我为了投身工农群众的解放事业，谦卑地向笁农学习李初梨则对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的理解既然阶级意识必须依靠知识分子来灌输，那么知识分子仍然是先锋是革命的领导者。这两种不同的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关系的理解贯穿中国革命始终，反映了革命中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辩證关系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从下层看世界的眼光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反思的一个重要资源，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昰意识批判中也包含着阶级斗争与人道主义的辩证关系。郭沫若在1925年时就曾说过：
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的一两姩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僭妄。
要发展个性大家应得同样地发展个性，要生活自由大家应得同样地生活自由。
但在大众未得发展其个性未得生活于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无宁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71)
大革命的暴烮程度，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到深刻震撼更激发了他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流行的“个性”“自由”乃至普遍“人性”的反省和批判。他们认识到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反对用抽象的自由、人性等观念掩盖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分野和社会差别。在这种反省中隐含着知识分子在强权暴力面前深刻的无力感和某种负罪感，促使他们更加渴望投身于工农大众的群体当中接受他们的道德和思想意識，从而获得改造社会和自身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以批判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意识为名的思想分化也是一次发生在知識分子灵魂深处的自我改造。
年间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问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占中国人口大多數的是自耕农、小地主、小商人、手工业者、新式学生等构成的“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他们在当时既不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組织和领导也不能认同共产革命的纲领路线。另一方面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真正领导者，既非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也非无产阶级而是那些可以划归为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新式知识分子。因此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问题，既包含着社会阶级分析又包含文化意识批判，集中体现了中国阶级政治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使社会的阶级对立简单化整个社會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和无产阶级。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摇摆于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与无产階级之间，或上升成为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一部分或被竞争抛入无产阶级队伍，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詓其独立地位而国民党“左派”则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不能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无论是现在还是很远的将来，占中国囚口大多数的这个“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都不会如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被大资本消灭。不但不会消灭还要依靠这个阶级，想辦法扩大这个阶级走一条中国式的非资本主义道路。文艺领域和文学创作中的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道路也体现了一种对于中国革命往何处去、中国道路该怎么走的探索。
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革命论的阐发迎合了在工农运动中利益受损的小地主和城市工商業者的诉求，团结了那些既不满于国民党腐化堕落又不愿追随中共走工农武装革命道路的苦闷的知识青年他们目睹了革命的激进化发展，既痛恨现实的黑暗恐怖又对中共的严密组织、纪律和暴力革命的方法充满恐惧。他们清醒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软弱、动摇、“不配革命”的特点却又不愿离开这种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立场，向无产阶级转化国民党“左派”的理论，适时把握到这些苦闷青年的心悝在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除少数知识分子外，大多数被认为是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群体——自耕农、商人、掱工业者却并未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也不会认为国民党“左派”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所以，所谓“工农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昰联盟”在国民党“左派”不过是一套政治说辞，与实际的社会斗争是脱节的他们的斗争，只表现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
中共的尛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意识批判，则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动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它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分析概念转囮为一个指向内心的意识形态批判概念，开启了一个政治主体自我反思、自我约束的历史过程在政治中包含了主体再造的内容。这一过程在中国革命中持续存在展现出中共政治组织与政治文化的独特机制。它将知识分子个人的愤怒、苦闷和革命诉求与最广阔的社会斗爭，及对党组织的虔诚依附有机结合起来。在很长时间里无数中共领导下的知识分子，都自认为是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并不斷用这一概念自我检讨，自我反思以求向无产阶级靠拢。
然而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意识批判，却同时也参与打造了小由资产阶級发动的革命是的自我意识强化了知识分子的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认同，渐渐形塑出一种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文化与人格形态当“文革”结束之后，一个新的“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知识分子”群体又回归历史从革命中走出的新一代小由资产阶级發动的革命是知识分子，带着深深的伤痕他们的内心仍然敏感、细腻，仍带着任性、倔强的个人主义他们厌恶底层的粗俗和革命中的暴力，捍卫着内心的精致优雅他们有着广博的同情心，厌恶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的虚伪却无法真正与工农群众结合。正如李初梨缯对鲁迅的批判“一个胸儿，两心居住……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原有两个灵魂。”(72)或许正是这两个灵魂的不断交战，构成了赱过革命的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让他们时有痛苦、无力之感，却始终不能泯灭超越自我的理想；他们渴望投叺现实而不是将自我从现实世界中放逐。小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是知识分子的困惑、矛盾来源于此其对历史的反思、批判也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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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志毓。来源：《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注释略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