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萧红到九丹 女作家自传体小说写法的变迁
[摘要]女性自传体小说历经近百年的流转，从早期的“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小说”，演变为如今的“把感情经历实录出来装订成册，称之为小说”。其中文学性的流失，也是文学逐渐式微的一种映射。6月18日下午，中国内地女作家九丹在北京西班牙驻华使馆外竖了一把写满控诉字眼的大型太阳伞，控诉西班牙现任驻华大使马努埃尔对其当街殴打一事。事件由来于女作家九丹与大使马努埃尔的恋情纠纷。去年4月，马努埃尔突然提出结束与九丹的恋情，并断绝与她的联系。在感情受挫后，九丹写了一本名为《大使先生》的情爱自传来控诉这段感情。书中公开她与这位已婚大使的不伦之恋，并大爆男方特殊性癖好。这番举动惹怒了马努埃尔，因此对女方当街殴打。于是就有了九丹18日下午到大使馆公开控诉马努埃尔大使的一幕。她希望得到大使先生的公开道歉。这起狗血的纠纷源自九丹的一部自传体小说。事实上，由于女性的细腻和对生活的敏感，中国女作家通过自传体小说展露情感、记录历史是有着漫长的传统的。从早已位列现代文学经典作家之林的萧红、张爱玲，到21世纪凭“身体写作”红极一时的卫慧、棉棉，以及这次狗血纠纷的女主角九丹。从中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女作家自传体小说发展脉络。第一代女作家：写一本有分量的小说，恰好把自己嵌进去张爱玲民国女作家堪称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女性，其中张爱玲、萧红、苏青、韩素音这几位知名民国女作家，人生遭际丰富、文采风流，其关于自身爱情的自传小说更是名噪一时。这代女作家普遍都饱读诗书，有良好的艺术修养和文学功底，即使写的都是身边的寻常小事，故事也逃不过与几个男人的爱恨纠葛，然而其文学性之高，是后世的女作家难以企及的。《小团圆》是张爱玲最为神秘的作品，从1970年代开始创作至去世前一直未能完成，在之前手稿也从未曝光，仅有好友宋淇、台湾皇冠文化集团社长平鑫涛等少数人看过手稿。《小团圆》可以看作是张爱玲本人自传性的小说，她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蓝本，用文学的手法叙述了其传奇一生。张爱玲曾抱怨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中写他们之间的事“夹缠不清”，在《小团圆》中读者可以看到另一个版本的张胡之恋。有关这本小说的自传性质有多强，从友人的评价即可得知。张爱玲遗物守护者宋以朗曾透露过这样一件事：1967年，张爱玲寄《小团圆》初稿来，当时父亲宋淇写了六页纸的复信，认为这作品不能公开，其中一点理由就是读者看了，不会注意其文学价值，只会认为作者是在写自己的经历，并可能引起非议。宋淇是张爱玲挚友，张爱玲去世后将遗产全部赠与宋淇。这样的一位亲密朋友力劝她不要公开发售《小团圆》，其自传性之强可想而知。以致要在张爱玲去世十几年后，后人才得以见到本书的全貌。萧红逃婚、私奔，被迫与不爱的人同居，又两度怀着前一个男人的孩子，跟另一男人相好。萧红的人生经历太有戏剧性，在年仅31岁的一生中，至少先后跟五个男人有过情感纠葛。这类经历在当时无疑是离经叛道的，这也成了萧红自传里的素材。这些在电影《萧红》和《黄金时代》里都有表现。萧红篇幅最长的一部作品《呼兰河传》，是她在香港期间根据自己的童年回忆撰写而成。它在艺术形式上是比较独特的：虽然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书七章虽可各自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讲述了作者小时候的童年故事。作家以她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诗的散文风格、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 造就了她 “回忆式”的巅峰之作。而对萧红感情记录最清晰的一部作品当属《商市街》。在电影《黄金时代》中，记录了萧红写作此书的过程。这部作品的每一个章节几乎都记录了萧红、萧军相处过程中的一个瞬间，串联起来就是他们生活的全貌：“雪天、他去追求职业、饿、搬家、他的上唇挂霜了、十元钞票”。难能可贵的是，她把这些生活琐事写得颇有美感，几十年过去，可能人们对他们当时的生活并不感兴趣，可为了阅读优美的文字，也会去读这些作品。这也是民国女作家自传性小说能够流传至今的主要原因。苏青在90年代后期，国内掀起过一段不小的“苏青热”，她的小说《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连版再版，陆续还有许多记叙她生平的文章。从这些书名中即可看出，这是典型的自传体小说，也是女性作家最擅长的从家庭琐事出发的叙述方法。这时人们才发现苏青和张爱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样的受过高等教育，同样的出身显赫，同样的因爱伤痕累累，就连离世方式都相同——花落人亡无人知。苏青死时69岁，她以自己失败的婚恋换取到文学事业的成功的一生，从她嫁给第一任丈夫起，她注定是与男人、职业纠缠不清的一生。韩素音韩素音的小说《瑰宝》是一部典型的自传体小说，甚至可以说，它介于自传和小说之间。书中，韩素音以本名出现。故事背景放置在1940年代末的中国香港。在这里，刚从英国完成学业、归途中因战乱滞留香港的年轻的女医生韩素音，在邂逅英国记者马克・艾略特后，两人开始了一场一年一个月零几天的爱情故事。这段叙述就是韩素音本人的经历。著名作家格非如此评价这本书：“与其说韩素音为我们复活了一段记忆，还不如说记忆在讲述它自身。作者在复杂的现实与文化境遇中来回穿越……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瑰宝》乍一看是一部爱情小说，但却又远远超乎一般的爱情小说之上。由于同样是自传体小说，有同样是东方女人与欧洲男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因此本书常被人们与杜拉斯的《情人》相提并论。第二代女作家：背负时代的重负，写自己的同时也在写历史第二代女作家出生于新中国建立前后，于7、80年代崭露头角。这一代女作家自传体小说的发展，主要可见于张洁、张辛欣和王安忆等人的代表作中。作为关注女性生存发展和理想爱情的开先河者，她们的创作一方面容纳着宏观的历史和时代视角，另一方面表现着鲜明的女性成长关怀，她们多用丰富细腻的叙事话语，在现实与虚构的平衡中解构着爱情和婚姻的二重世界。张洁作家张洁曾在童年时期留下了被父亲抛弃的心理阴影，经历了文革的浩劫，张洁依旧以第一人称执着地呼唤着《爱是不能忘记的》中“柏拉图式”的爱情，此书采用第三人称代替了母亲的自我告白，是张洁叙写含蓄之“爱”的典型体现。经历过早期理想之“爱”的无情打击，失恋后更产生了对“爱”的绝望，长篇小说《无字》应运而生。与其说张洁在书中书写“爱”，不如说正是书写她漫长的人生情感记忆。王安忆王安忆的自传式小说多站在“写作者的历史”角度，她在“三恋”中对于主人公不同阶段的爱情心路展现，反映出她以女性的眼光和思想去感受“纪实”和论证“虚构”。王安忆与丈夫李章携手走过近三十年的风雨，她的创作凸显着对于婚姻极大重视，并且将最终的情感和幸福归于家庭。在编选其母茹志鹃的非虚构性自传体长篇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之时，王安忆采用实地寻访、资料采集等方式还原母亲茹志鹃的真实生活，同时特邀施大畏先生为小说作插图，以强调小说的非纪实性。在历史真实与虚构的小说审美艺术中，传承母亲的“未竟之路”。张辛欣女作家张辛欣的一生有着务农、当兵、干部、旅居国外的复杂背景，“文革”的动乱和与丈夫分离的婚姻危机都在她的作品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她的作品熔铸了大量的个人化、独特的鲜活经历，如在第一人称的视角下完成的自传小说《我》，将中国大历史线索与个人遭际融于一身，在一代人的青春成长中承载着其亲身经历的厚重历史变迁，经历复杂人生起伏的她在书中用坦诚的态度直面真实的自我和灵魂的存在处境，以“我”的命名表达对个体存在的关注。第三代女作家：以我为主，由“公”转“私” 第三代自传体女性作家以迟子建、虹影、徐坤为代表。他们大多出生于“文革”前后，童年经历大都与饥饿、各种运动相关。这种经历对她们进入创作成熟期之后的作品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这一代女作家开始，女性自传体小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的作品不再有历史的重负，而更关注自身的感受。如果说之前的同类作品更像小说，那么这一代以及之后的这类作品，则更像是自传。迟子建迟子建的丈夫黄世君因车祸英年早逝。迟子建遭遇人生重创，但她没有在痛苦和追忆中沉沦，而是把深厚的感情注入笔端，开始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对爱人的哀思渗透进了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迟子建本人就是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原型。她们都拥有过深爱的丈夫，而他们也都因车祸而死。她们都经历过莫大的生死离别之苦。她们也都在莫大的艰难中让自己的生命起死回生。这个小说里是一条线索连着三个故事，也即三个死亡事件。第一个故事其实就是迟子建的故事，女主角丈夫的意外死亡是线索的开头。他是个神奇的魔术师。当她站在魔术师的尸体前对他说：“你能把自己变活吗？”女主角哭了，迟子建也哭了。在生死离别之中，通过写作来体验重生，体验凤凰涅槃的感觉。诗评家谢冕这样宣读迟子建的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授奖词：“向后退，退到最底层的人群中去，退向背负悲剧的边缘者；向内转，转向人物最忧伤最脆弱的内心，甚至命运的背后。然后从那儿出发倾诉并控诉，这大概是迟子建近年来写作的一种新的精神高度。”虹影与迟子建相比，虹影小说的自传性色彩更浓。代表作《饥饿的女儿》直接用自己的头像当作封面，直白地告诉大家，这是我的故事，只属于我的私人故事。虹影笔下的小女孩六六，也就是虹影自己，是出生于大饥荒年代的私生女，成长于长江边的贫民区，18岁离家出走，选择流浪与写诗。六六在少女时期爱上高中历史老师，并和他发生了关系，那一天，她“瘦削的脸颊，毫无血色的嘴唇，泛出淡淡的红润，头发在风中飘飞，正在由枯黄变青黄，指甲鲜亮晶莹”。当得知内向懦弱的老师连一声告别也没有就选择了自杀，六六独自走到江边，把日记中与他有关的记述，一页页撕掉，看着江水吞没，卷走；后来，六六又独自一人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流产。私生女的社会身份以及扭曲的家庭关系都对虹影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这明确的表现在了她的自传体作品上。虹影在访谈中说：“无论后来我到哪里，全国跑全球跑，我依然是长江的女儿，我始终感觉自己站在河流边上，永远是那个在江边奔跑的五岁的小女孩，希望有一个人来救我，把命运彻底的改变，我发现来救我的人，只能是我自己。”应该说，虹影用自己的笔救赎了那个《饥饿的女儿》中虚弱、绝望、自卑的私生女六六，也便是救赎了她自己。徐坤结合了自己多年的亲身经历，《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是徐坤的杜鹃啼血之作。在《春天的22个夜晚》中，徐坤伤感地诉说了一对青年知识分子的爱情最终被现实生活磨灭的过程。“我们的爱情哪里去了？"，徐坤问自己。小说里面，毛榛的丈夫陈米松在自己的著作即将问世的那一天不辞而别，只留下厚厚的一封长信，仔细交待了水电费的付法、几个邻居的电话，告诉她新电源已安好，晚上别忘了反锁防盗门……没有什么原因，就是不愿意过了，然后走了，留下呆呆的毛榛，不知如何是好。 评论家李敬泽认为，陈米松的行为反映了现代性的焦虑。小说在写到陈米松留下信不辞而别，毛榛急急地写下回信传真给他，希望他回家时，徐坤眼睛都快哭瞎了。那几封信不是编出来的，就是她自己的。当徐坤把信中的文字一个一个敲入电脑时，心都要碎了。经历了人生的一次伤痛，徐坤在小说中还原了真实的自我。以前那个文风辛辣、调侃、幽默的"女王朔"，如今变得低回婉转、成熟沉静。她说：以后的小说我会写得更好看，更温婉、更贴近女性的情感。我希望通过个体化的情感故事，去探索人内心里最本质的东西，这才是人最真实的所在。 第四代作家：实录式写作——除了名字，与日记区别不大进入新世纪，文坛上多了两个专有名词：美女作家、身体写作。前一个词貌似褒奖，实则暗含赏玩之意；后一个词则是彻头彻尾的轻蔑了。这一方面体现了文学评论家对新一代女性作家水平和文本质量的质疑，另一方面也说明一个问题——这个时期的女性自传体小说写作，愈加靠近“下三路”了。赵波“崔健、姜文、高晓松、张朝阳”，看似毫无渊源的各领域大佬们，却在同一个女人身上有了共同的交集。能让这些大佬们均拜之于石榴裙下的“狠角色”是一个叫赵波的女人，而且这位狠角色还有另外的本领——写书，她将她与这些男人们的过往毫不避讳地流露于文字，当然很多殁去了姓名，似是让读者们在阅读后大肆对号入座地幻想。赵波说“剧情会变，对手在变，台词会变，不变的是你总是主角。”她把自我作文作品和生活的主角，在书中描写以自我为主角，当然，并非独角戏，而是个人游刃有余地在现实中生活。小说《路上的露》和随笔《快乐的单身猪》都被认为是赵波情爱宣言，她在里面并不点名道姓，可却好似又有所映射般的暧昧。这样的“现代性新女性”是“勇敢的”吧。那篇著名的《我和张朝阳风花雪月的事》，人物，时间交代清晰，标题主谓宾完整。题目便清晰明了，十分符合现实社会“标题党”作风，加之与成功CEO的故事，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似乎已经是一个不再追求赋比兴的年代，抒情还要做很多铺垫过渡才看起来理所当然。现代人追寻的是简而要知的大白话，就算是情感隐私，就算是曾经讳不可言的事情，都要打开天窗亮一下，要的是“直抒胸臆，毫不隐藏”。西方那个182cm的泰勒斯威夫特不也将每一任分手后的男友写入歌词里，任凭世人感受么。当然敢为人先，敢抒亲身情爱之事就伴随着更多争议。这位作家赵波多少还有些王朔“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勇气。棉棉住一幢30万的房子，和李娜、吴士宏、张浅潜并列为中国当代四大叛逆女性，和艾丹一起被王朔封为“王朔后”。这是一个外表冷漠、内心飞扬的女性，棉棉是被称为用身体或者用行为写作的作家。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糖》叙述了青春期的迷茫的少男少女们的故事。《糖》中的主人公“红”这一问题女孩的形象正是棉棉生活中真实形象的完善与补充。评论家吴晨骏说：“棉棉在花花世界像一朵雪莲花兀自盛开。”她把自己对青春，对爱的所有感受都寄托在了她的作品中。“如果说《糖》是一份礼物，那就是献给那些热爱思考却又失魂落魄的都市青年，一份疼痛的但又充满希望的爱的礼物”。卫慧《上海宝贝》，曾经官方定性为描写女性自慰、同性恋和吸毒，并裁定为“腐朽堕落和受西方文化毒害”的典型的书，出自一位名门高校女作家——卫慧之手。这样一个复旦大学中文系科班出身的“新新人类”，有着非常与众不同不同的创作风格，她远远偏离了普多大众对女性作家的印象——含蓄委婉，走着属于自己内心的道路。说她真实，的确毫无保留，尤其是书中对于性爱的描写，真实表现女性在性、情面前的蠢蠢欲动和难以克制，以及一些列的生理反应，描写出了非常美好、欢愉的状态。说她前卫，文章大大冲击着这个社会原本的道德观，突破着道德底线，挑战人类的接受程度。现当代文学中，对性爱描写比较直白的郁达夫先生算一个，《迟桂花》中曾写道“闻了，似乎要起性欲冲动的样子”，但郁先生终归是男人，看起来似乎会“脸皮厚”一些，且当时所处社会西方思想对文人的影响深重。在当今“性、爱”并未完全开放到毫无保留的社会，这样大胆描写的行为也让这位女作家十分有争议感。结语：女性自传体小说历经近百年的流转，从早期的“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小说”，演变为如今的“把感情经历实录出来装订成册，称之为小说”。其中文学性的流失，也是文学逐渐式微的一种映射。从一类作品管窥文学的落寞，大体如此。（朱孟垚 晓羚 高苗卿 李岩 肖瑶 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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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一代才女萧红的生活是怎么建立又是怎样毁灭的
　　有人说，在萧红身上好像有一个“魔咒”：每隔30年，她都要再“红”一次。恐怕这不只是所谓的猎奇心理在作祟。在文坛上有复杂爱情经历、悲惨人生的女作家，并不只是萧红一个。
　　但是萧红之所以一再被“重新发现”，除了她传奇的人生经历，更在于她将遭受的身体、心灵、精神痛苦，写进她的作品，并且表现出非凡的艺术成就。
　　在萧红身上，我们可以如此清晰地看到，一个热爱文学且拥有写作天分、追求自由的女人，恰好遭遇一个乱世，她的自我和生活，会怎么建立，又会怎样毁灭。一个独立的女性，在处理自我与他人，与时代的关系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幽深细微的人性复杂度和时代痕迹，无疑才是最值得用心投入的永恒话题。
　　“我叫萧红，原名张迺莹。日（农历端午节）出生在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日病逝于香港红十字会设于圣士提梵女校的临时医院。享年31岁。”当汤唯扮演的萧红，在电影《黄金时代》一开场，就以萧瑟的口气，说出自己简短的一生，包括自己的死期、享年时，让人内心不禁一惊。
　　自1930年离家出走北平到1942年命陨香港，在12年间，萧红曾辗转迁徙青岛、上海、东京、北京、武汉等十几个城市，短暂人生，颠沛流离。她的反叛性格、文学天才，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成为酿制成她传奇但却悲苦命运的共同力量。王安忆说，萧红就像北方的树，“它们在那里长得很艰难，而这种生长的能量甚至可以毁灭自己。”
　　“去年在北平，正是吃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就是这首诗打动了萧军，让他觉得这个原本在他看来其貌不扬的女子，“突然变成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从而开始两人轰轰烈烈也痛苦缠绕的伴侣人生。19岁与官二代汪恩甲订婚；20岁逃婚；21岁与汪恩甲再同居，被父亲宣布开除族籍；22岁因欠旅馆食宿费被扣为人质，之后陷入不同男人的情爱纠葛之中。她跋涉文坛9年，年仅31岁离世，留下《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生死场》《牛车上》《旷野的呼喊》等名篇，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鲁迅、茅盾、胡风等人都给予她高度评价。
　　有评论者认为《黄金时代》中对萧红文学才华和作品的表现太少，而对其爱情纠葛的部分表现太多。这固然是一个遗憾，但是电影毕竟有重点讲故事的功能。
　　其实，仔细分析会发现，电影里表现萧红的爱情纠葛故事，其实也是有文学的粘连。作为对情感极其敏感的女性，复杂受挫的婚恋生活，导致萧红精神的抑郁，进而影响到她的身体状况，这些都直接影响到萧红的写作状态。被文坛多次浓墨重彩提及的文坛“二萧”，抛开传闻中两人复杂的私人情感纠葛，两人的微妙的关系也可以是对深入了解两人文学、复杂人性的钥匙。
　　著名女作家王安忆说，其实萧红的作品中，写爱情的很少，我们可以看到（萧红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有才能的人，一个有能量的人，她把她的热情转换为别的更巨大的东西。有八卦的人多了，但为什么她的故事留下来了，而不是另外一些人？历史选择了她们，是有道理的。”
　　聆听、观看萧红人生故事，如果仅仅停留在观看八卦、唏嘘几声“才女薄命”打发掉，那就太肤浅了。萧红的文学创作成就是辉煌的；然而她的命运却是悲惨的，人生是暗淡的。这两者之间的反差，也常使得不少人感叹：为什么文艺女神对萧红如此厚爱，而命运之神却对她这么苛刻呢？这是必然的，还是属于偶然？也让人们思考：一个一心追求自由和才华发挥的独立女性，幸福是否可能且何以可能？
　　文本细读
　　走进作品聆听萧红本真心灵之声
　　《黄金时代》电影的热映，让萧红成为文化圈的热门话题，也让不少书商趁机再版萧红的经典作品。其实这也是我们读者可以趁机再次细读萧红文学的良机。电影终归是虚构的艺术，传记电影也难免有失真之处。
　　阅读作品，才是直接面对这位被称为“文学洛神”的一代才女最本真的心灵之声。
　　虽然萧红很少直接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但她的早期作品中因关注底层，表现东北沦陷区人民的死生挣扎，劳苦大众的悲悯情怀，以及她与左翼作家群的紧密关系（她的爱人、朋友、导师，都属于这一阵营），所以在建国之后的文学史写作中，萧红毫无疑义地被纳入左翼作家的进步阵营并受到肯定。
　　上世纪八十年代，对普通读者而言，对萧红的印象，只剩下文学史上那个进步的左翼青年女作家，东北作家群中的普通一员，对萧红独特文学特色的发掘并不够。
　　上世纪80年代，此前备受冷遇的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出口转内销”成为热门作家。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萧红的文学世界“遗忘”，“萧红的长篇《生死场》写东北农村，极具真实感，艺术成就比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高”，是他这本文学史留给萧红的仅有的评语。
　　《呼兰河传》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 一朵谎花，就开一朵谎花，愿意结一根黄瓜，就结一根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根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与其说《呼兰河传》是一部长篇小说，不如说它是一部散文诗。著名作家茅盾在评价这部小说时肯定了它在文体上的特点：“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这是在经过多年的漂泊后，萧红在远离家乡千里之外的香港，重新回忆童年的生活，提笔写下《呼兰河传》。这部作品也是萧红后期的代表作。在萧红的笔下，呼兰河城充满着旧时的无知和愚昧，制造着人间的苦难和悲凉，四处透露出被遗弃的绝望。萧红以淡然悲凉的语气叙述了故乡的种种景况：人们卑微而顽强地历经生老病死，恰如大自然本身的规律。她采用第一人称的回忆式视角，用诗一样的语言，为北方人的生存唱了一曲悲哀而苍凉的挽歌，为孤寂的心灵寻找归宿。在这部作品中，萧红充分发挥她的文学特长，让才华自然流淌，其营造出的阔大、亮烈、倔强、率真的为人为文风格，也让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彻底记住。
　　《生死场》
　　“城外一条长长的大道，被榆树打成荫片。走在大道中，像是走进一个荡动遮天的大伞。”如此别致、灵动的文字，，来自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继续读，月英曾是打鱼村最美丽温和的女人，“生就的一对多情的眼睛，每个人接触她的眼光，好比落到绵绒中那样愉快和温暖。”后来瘫痪，起初丈夫也为她请神，也烧香，不见效后，便骂，便打，后来打骂都省了，把她靠在一堆砖头上，被子也夺了，让她一日日淹在自己生了蛆虫的排泄物里等死。
　　中的女人全以血肉之躯出现，她们的血肉之躯被侮辱、被践踏、被撕裂、被损毁……在这部作品中，萧红彰显出她的明确的女性主义立场，鲜明地体现出作家对男权文化的尖锐的批判。而萧红对人类的愚昧、女人的悲惨和北方民俗的表现，对人性、生存这些古老的问题，进行了透彻而深邃的诠释，极具开创性和颠覆性。1935年在上海出版后，震惊文坛。这是这部作品中展现出来的才华，让萧红赢得了鲁迅的重视。鲁迅看过萧红的小说《生死场》后，大为赞赏，亲自作序：“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小城三月》《红玻璃的故事》
　　《小城三月》是1941年萧红在重病之中完成的。主要是写女性的心理郁结和身体之病。主角是温柔娴静的青年女性，翠姨，爱上了有知识的表哥，在礼教的束缚中她只能把单相思埋在心中，结婚后抑郁生疾，带着永久的遗憾离开了人间。在香港病危时期，由萧红口述，骆宾基笔录的《红玻璃的故事》虽然简短却寓意深远，主人公王大妈看见外孙女小达儿从美丽的万花筒中获得快乐，顿悟到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有过这样美丽的幻觉，而现实中从自己到女儿到外孙女，却一样承受相同的悲剧命运，王大妈没有得到人生幸福就猝然死去了。这篇小说，也再次表明，萧红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刻洞察。
　　《商市街》《回忆鲁迅先生》
　　《商市街》是萧红的散文集，创作完成于日，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二集第十二册，1936年8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署名悄吟。该散文集收入萧红的散文《欧罗巴旅馆》《雪天》《他去追求职业》《家庭教师》《来客》《当铺》《广告员的梦想》《家庭教师是强盗》《十三天》《拍卖家具》、《最后的一个星期》等41篇，后附郎华（萧军）《读后记》1篇。萧红将鲁迅尊为师长，情谊甚笃。在鲁迅先生逝世后的两三年间，她陆续写了三篇纪念散文“1938年写了《鲁迅先生记》（一）和《鲁迅先生记》（二），1939年10月又写了长文《回忆鲁迅先生》。《记）（一）是忆写每迅生活片断中的点滴印象；《记》（二）是写鲁迅逝世后对一群庸人的反应所持的态度，充满了孤愤、郁闷之情。而（回忆鲁迅先生》，则是多方面记述先生的生活爱好、待人、性格等。尊爱之情犹如温暖、深沉之泉从记忆中涌出，萧红对鲁迅的回忆，得到包括鲁迅后人在内的众多文学读者的积极肯定和喜爱。
　　时光深处
　　除了萧红张爱玲其他女作家的世界也精彩
　　活跃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左右的才华女作家，除了在文坛一直处于冷落边缘但总能被多次“发现”的萧红，因海外研究者的发现而大红大紫几十年至今的张爱玲之外，还有一些传奇的女作家，她们的文学世界也值得被“发现”，值得去走近。丁玲：才情相仿 道路不同
　　丁玲和萧红是20世纪30年代都比较有名的两位女性作家。萧红和丁玲性格不同，小说的题材、审美倾向，以及政治态度，都存在着差异，然而，追求人格独立和自身的解放是她们共同的内心情结。她们个性化的创作，都强调呈现了女性的生存状态，表达了她们对个体生命的关怀。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中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莎菲的大胆性心理剖白，震惊文坛，萧红的《生死场》中日寇践踏下由漠然生死到奋起反抗的农民群像，而闻名上海滩。
　　两位创作起点风格截然不同的女作家，因战争相遇于1938年的西安并结下友谊。1938年1月，因战火暂避湖北的萧红，被直接参与抗日圣战的呼声所动，受邀至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以支持抗战。丁玲是1937年10月自延安抵山西临汾的。二人在临汾相见结识，年龄相差不多，成为朋友。一九四二年，在萧红逝世之后，丁玲写了一篇题为《风雨中忆萧红》的回忆文章。她这样描写自己眼中的萧红，“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觉得很特别”，她还提到，“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原故吧。但我们却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有什么孤僻的性格。”对于萧红的过早去世，丁玲也十分惋惜。庐隐：悲情人生的女作家少有提及
　　庐隐是当时与冰心齐名的“五·四”女作家。有评论家将她与冰心、林徽因并称为“福州三大才女”。她的名字也跟她的命运暗合：“庐”的真面目已被“隐”去。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她鲜少被人提及。
　　庐隐出生于 1898年，福建闽侯人。她出生时，恰逢外祖母去世。母亲视她为“不祥的小生物”，情感的屏幕上蒙了层阴影。父亲突然病故。寡母带着庐隐兄妹五个来到北京，寄居在舅父的屋檐下。家庭的歧视、冷落严重地伤害了庐隐幼小的心灵。庐隐聪明、勤奋，在师范学校时大量阅读古今小说，林纾译的三百多种小说，她都看了一遍，被同学称为“小说迷”。在她后来的生活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论深深地影响了她。1923年母亲去世，1925年丈夫郭梦良去世，接连的不幸使得庐隐更加的伤感。她的文字愈发地忧郁、悲伤。后来虽然遇到爱情的阳光，但她却在1934年，这位创作出4部中长篇小说和60多篇短篇小说的高产女作家，因难产失去生命，年仅 36 岁。1919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升格为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开始招收中国公办教育史上第一届女大学生。庐隐为了赚钱交纳学费，不得不再次南下安庆担任教职。半年后她带着200元薪水回到北京，已经错过招考期限。在母校教师的通融下，她以旁听生的资格回校就读，一学期后转为正式生。1923年10月、12月，上海《小说月报》分两期刊登庐隐的中篇小说《海滨故人》，庐隐一炮而红。1931年，庐隐写下长篇小说《象牙戒指》。
　　与丁玲的早期创作《莎菲女士的日记》采用日记体一样，庐隐的作品也是大量地采用日记体的形式来直接抒情。
　　本版采写华西都市报记者张杰
本文来源：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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