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州老人：川军个个都不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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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大渝网志愿者采访老兵重走川军出川抗战路系列(29)滕县保卫战十分惨烈，川军用几千将士的鲜血和生命，为徐州会战的整体胜利及台儿庄大捷打下了雄厚的基础，筑起了一道热血喷涌的长城。滕州百姓对川军的英勇顽强十分敬佩，对川军为保卫他们的家乡所作出的重大牺牲充满无限感激。当年一个十四岁的活泼少年，如今已是步履艰难的九旬老人，谈起当年的川军依然充满敬意和尊重，“喔，你们是四川的，为保卫滕州，你们川军死了好多人哟”，94岁的康曾申一听说腾讯·大渝网组织了记者和志愿者，重走川军抗战路，就高高的竖起大拇指，一个劲地夸奖川军，“川军了不起，我们滕州的所有老百姓都知道川军打仗厉害，非常英勇，个个都不怕死”。图注：志愿者与抗战老兵康曾申交谈川军的吃穿待遇都不好6月16日下午，我们在滕州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时俊海的带领下来到康老家中时，他正坐在椅子上看书，见我们进来，还不知道我们的来历就先送过来一脸灿烂的微笑。单看这笑容，你会忽略他的年龄，但是，当他非常吃力地站起来，双手撑着拐棍缓缓移动时，你就会为他这么大的年纪还保有这种淳朴憨厚的笑容而特别感动。见他艰难起身，我们急忙上前搀扶，一步一步移到客厅，轻轻扶到椅子边坐下，才慢慢开始聊天。滕州保卫战时，康老还在读村小。他说，那时，战火弥漫，他和村里的很多人一起都躲到十里外的山里去了。晚上，就有很多乡亲出来搬理川军将士的尸体。“听他们回来的大人说，搬了好多好多尸体哟，老百姓听了都十分难过，这都是为保卫我们滕州牺牲的呀”，老人谈起这些往事，皱纹密布的眼眶都有些许湿润。“我们平时看见这些川军战士穿的、吃的都不好，我们这里的老百姓本来就很同情他们，这下还死这么多人，大家就更难过了。”在康老记忆中，川军待遇不好，吃的、穿的都没有别的其他部队好。图注：康曾申与画像日本人占领滕州后烧杀抢掠后来，滕州沦陷了，日本鬼子占领滕州后的前三天，日军指挥官竟然准许士兵胡作非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人谈起这事时，语气愤怒，干涩的眼中充满仇恨。“后来，我们躲藏的地方也被日寇占领，我们就只好回到村子，每次到县城去，走到县城城门口时，还得给站岗的日本鬼子鞠躬，才放你进去，不鞠躬就要挨打，还要强迫你跪在路边。”老人越说越气，我们就让他歇一会再讲。这时，我们在一旁画像的志愿者把画好的素描画像送给老人，老人双手接过一看，脸上一下又露出先前那种灿烂的微笑，然后转头向我们点头、摆手、送笑。图注：抗战老兵康曾申图注：志愿者为老兵康曾申素描画像望着那孩童般的笑容，我们又被再次感动，就是这么一张速成的画像，老人就有如此的欣喜和感激，那九十多年的风霜、坎坷、困难、艰辛似乎在那一瞬间全都在苍老的心海中沉淀，不留一点杂质，那么清纯，那么平静。顿时，我们对“返老孩童”一词便有了更深的理解。 将老人重新扶回卧室，我们注意到，床头挂着一幅锦旗，上书：抗日英雄、民族脊梁。方知，老人也是抗战老兵，问他的英勇事迹，老人淡淡一笑：“我是1944年才参军，驻守大别山，日本鬼子进不来，我们也打不出去，没有什么功劳”。面对这样的抗战老兵，我们的心中怎能不感佩翻涌？文/程闯 图片统筹/李开磊 图/杨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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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8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抗战中川军一天伤亡1800人遭友军嘲笑：最糟的杂牌军|川军|122师_凤凰历史
抗战中川军一天伤亡1800人遭友军嘲笑：最糟的杂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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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平定县东回村首战中，北路川军一天伤亡1800多人。此后的晋东会战里，凭着一腔热血，拿着四川造枪支一个劲儿往前冲的川军，难敌日军的飞机、大炮，伤亡惨重，却大受委屈——友军嘲笑道：“川军是最糟的杂牌军。”
核心提示：山西平定县东回村首战中，北路川军一天伤亡1800多人。此后的晋东会战里，凭着一腔热血，拿着四川造枪支一个劲儿往前冲的川军，难敌日军的飞机、大炮，伤亡惨重，却大受委屈&&友军嘲笑道：&川军是最糟的杂牌军。&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日14版，作者：佚名，原题为：《&烂部队&转战山东增援李宗仁》王铭章，日出生于四川新都县泰兴场。参加川军后，因作战勇敢，他由排长逐级晋升为师长。1935年，王铭章任国民革命军第41军122师师长，授陆军少将，不久晋升为中将。 袍哥将军率草鞋兵开赴山西王铭章以其禀性正直、骁勇善战而享誉军旅。王铭章及手下很多士兵参加了袍哥，特别讲义气，敢作敢为。因此，他的身后总是跟着一群忠勇的袍哥壮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王铭章等川军爱国将领纷纷请缨抗战。八一三事变后，川军各部编为第二路预备军，下辖两个纵队，出川抗战。王铭章所在的41军与45军、47军编为第一纵队（后改称22集团军。47军抵达山西长治后改隶14集团军），徒步千里经川陕公路开赴抗日前线。王铭章离家之时立下遗嘱，如果他战死沙场，就将他历年俸薪积蓄，连同抚恤金在内，酌情留下部分养家和子女教育所需，其余的全部拿出来开办学校。全家人闻言当场大哭。 10月上旬，22集团军到达宝鸡，因晋北忻口与晋东娘子关受日军猛攻，战况紧急，行营奉转蒋介石命令，要22集团军立即由宝鸡乘火车直开潼关渡河，驰援晋东，归第二战区阎锡山指挥。当他们进入山西时，士兵们仍然是单衣、草鞋，粮食又接济不上，每人只背了一杆步枪和两个手榴弹，要在敌人的飞机大炮下浴血苦战，困难之多，不难想象&&山西平定县东回村首战中，北路川军一天伤亡1800多人。此后的晋东会战里，凭着一腔热血，拿着四川造枪支一个劲儿往前冲的川军，难敌日军的飞机、大炮，伤亡惨重，却大受委屈&&友军嘲笑道：&川军是最糟的杂牌军。& 从日军手上光复平遥县城太原保卫战打响后，有守城将军之称的傅作义没能守住太原，11月9日，太原沦陷。差不多同时，日军还通过榆次直插太原以南150公里的平遥。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落入敌手。 这时，川军受命移至洪洞县城休整。没过几天，川军接到命令，要求迅速占领洪洞西南方向100多公里的韩信岭，并派部队在平遥一带阻敌南下。122师驻地最靠近平遥城，意欲收复平遥，得到41军军部同意。王铭章派出的侦察部队掌握到，驻扎在平遥县城的日军骑兵，实际上是警戒性质的太原城外围哨兵部队。这些骑兵，一般都不外出，只是偶尔分成两个小队行动，一队守在城里，一队在周边出没。王铭章得报后，一面派部队换上老百姓衣服，在城外村庄埋伏，一面设法联络地方政府，组织力量到附近去拆卸铁路，破坏平遥日军逃跑之路。 11月中旬的一天，平遥城内日军小股部队出城找粮，122师游击部队在老百姓的配合下予以伏击。日军逃回城后，负责人中村少佐听说中国军队只有一个骑兵连，随即改派一个小队长带一队骑兵赶来追杀。这股100多日军遭到王铭章一个步兵团的伏击，伤亡惨重。中村方知形势不妙，打算据城墙固守待援，结果电话打不出去了。紧接着，川军源源不断开到平遥城周围。日军只好弃城，从北门逃走，又遭到川军伏击。这一仗，川军最终消灭了日军400多名骑兵，有200多名骑兵逃走。平遥是整个山西战场从日军手上光复的第一座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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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川军抗战人数为何居全国之首？
[摘要]根据档案记载，抗战八年四川出兵总计约340万人，正面战场抗日军队每五六人中就有一个四川人。郑光路说：“抗战时期城乡青年多是勇于报国参军服役的，四川热血青年请缨出征的事例不胜枚举。” 《告成都市壮丁同胞》征兵传单 摄影/张士博抗战八年，四川出兵总计约340万人，川军将士转战7万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13个省市，参加了中国战场抗日的28个大型会战、战役，守卫全部前线战场五分之一的国土，伤亡失踪64.6万余人，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位居全国之首。这340万人之中，绝大多数为征召的“壮丁”。1937年，一份特殊的传单《告成都市壮丁同胞》张贴于成都的大街小巷。东大街上，一家钟表铺老板的大少爷突然失踪了。72年后，他才“回家”。独子失踪东大街出了名的“费头子”不见了1937年的一天，成都东大街一位老板的大少爷失踪了。老板叫陈子馀。那时的东大街是成都的商业中心，店铺林立，繁华热闹。陈子馀在下东大街开了一家钟表铺。四十多平方的铺子，不但卖瑞士钟表，还卖电器材料（灯泡电线等）。雇了两个伙计，一位叫杨世民，一位叫饶锡民。陈子馀在东顺城南街53号买了座四合院。堂屋的方桌上铺着缎子，摆着盆景。柜子里，随意丢着银元和金银首饰。陈子馀坐在太师椅上，又说道：“费头子喃？”陈建康是东大街上出了名的“费头子”。“和几个娃娃搞一些恶作剧，在学校里打架。”陈子馀曾向后人回忆。那一年，陈建康27岁，未婚，“就是喜欢在外面耍”。父子俩似乎不太像。陈子馀最早是四川兵工厂（国营南光机器厂前身）的钳工，善修理钟表。娶妻吴氏，生下陈建康。吴氏得病去世，陈子馀在创业钟表铺之余还痛学医术，通过考试，后来竟成了附近有名的中医。“每逢庙会，他被请去坐诊，义务给市民看病。还常常在家里给别人开药方。”陈子馀的后人陈戒权回忆。陈子馀只有一个姐姐。他再娶李氏，又生了个儿子，就把儿子送给了姐姐。“所以，陈建康当时可以说是陈子馀的独子。”陈戒权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而这个独子，竟在1937年的这一天失踪了。征兵传单极具鼓动性，没查到是谁写的陈子馀怀疑，“费头子”应征当兵去了，因为“当时征兵布告贴满大街小巷”。“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地方部队为补充兵源就近招兵；上前线一打仗，兵力迅速损耗，开始大规模招兵，尤其川军。”成都市档案馆调研员姬勇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见过很多四川的征兵布告，数一份警察局发的传单最特别。这是一份由四川省会警察局1937年印发的传单，名为“告成都市壮丁同胞”。在姬勇看来，其大白话、排比、假设、推理等多种风格，令人过目难忘。比如第一段中，“假如，我们看见一个老人家和一些可怜的妇女小孩，正在被一群强盗打抢的时候，我们强壮的男子，究竟站在旁边看吗？”，“这是假设”。比如第二段中，“要是杀到我们的身上才动手的时候，那就‘后悔迟’了！那就‘后悔迟’了！”，“这是推理加排比”。还有最后一段：“壮丁同胞呀！人生必有死，就看生得有乐趣不？就是看死得有价值不？我们上前去吧！我们上前去吧！”尤令姬勇动容的是，文末还有括号里的一句：“请识字的同胞念于不认字的同胞一听。”姬勇说，当时很多人不识字，官方指定的布告栏旁还站有宣讲生，宣讲生将布告念出来并作解释；宣讲生类似于现在的志愿者，受聘于警察局。“当年的警察局比现在的警察局职能范围大得多，比如还管路灯、税收、食品卫生、社团、报纸、公共厕所等等。”姬勇说，这份传单正是在几万卷四川省会警察局的卷宗里被发现的；原存档文件显示四川省会警察局共向各分局派发5000份。成都商报记者在成都市档案馆，见到了这些存档文件。一份盖有四川省会警察局总务科公章的信笺上，用毛笔写着“将所编传单在所辖区茶社或散发或张贴”等字；另一份文件显示，警察局还要求各保甲分头向住户壮丁分发、讲演传单。姬勇说，1988年他和同事发现了这份传单。“此后再没发现可以与它媲美的征兵传单，极具有鼓动性。我当年就很好奇是谁写的，反复查没查到。”铁血川人不少人自愿入伍，奔赴延安现已无法确定，陈子馀是否看到了这份传单。不过他怀疑“费头子”去当兵是有原因的。陈建康失踪前曾向他提起，想报名当兵，他没有同意。“他心里很着急。”陈戒权说，陈子馀派人在成都到处找陈建康，最终找到他的几名同学家里，“这几名同学都已报名参军，家里人是知道的。”陈子馀于是更肯定“费头子”是偷偷当兵去了。“这对他打击很大。”陈戒权说。从1938年11月至1944年11月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成都被日机轰炸了至少21次。一次“跑警报”时，陈戒权亲眼看到，陈子馀将钟表铺的名贵钟表背在身上跑。又一次，钟表铺的伙计杨世民将铺子里的贵重物件一卷而去。钟表铺由此倒闭。几年里，征兵的布告越来越多，伙计饶锡民也去当了“壮丁”。据四川省档案馆（局）编的《抗战时期的四川》一书：抗战八年，四川壮丁配额3193807人，实征壮丁数为2609748人，数量全国第一且占全国20%以上。另据《抗战期间各省理念实征壮丁人数统计表》，四川实征壮丁数从1937年的103837人开始，逐年增加，到1944年竟达到391112人，1945年还有283086人。作家郑光路在《被遗忘的历史——四川大抗战》一书中分析，1938年9月武汉广州沦陷，中国抗战转入最艰苦的持久阶段；沦陷地区越来越多，可征兵的区域越来越小，大后方四川的征兵任务越来越重。1939年国民政府将军政部兵役司扩充为兵役署，署长为四川隆昌县人程泽润；地方兵役三级机构，开始更大规模征兵。据郑光路研究，四川各县市的兵役，由县军事科负责，协助乡镇保长、甲长负责具体完成征兵任务；依各地人口分摊各县，采取抽签等征兵办法；政府制定《出征军人家属优抚条例》，“为实行这些措施，所需经费最多的时候几乎与全省预算相当，说明各界民众到地方政府，优待征属可以说是竭尽全力。”郑光路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抗战时期城乡青年多是勇于报国参军服役的，‘西充八百壮士’、安县‘死字旗’等四川热血青年请缨出征的事例不胜枚举。”另据《抗战时期的四川》书中记载，1941年双流县自愿入伍人数达千余人，双流、华阳还有不少人奔赴延安。据西南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冉绵惠研究，现代战争愈需文化素质高的官兵掌握现代武器装备，加上扩大兵源的需要，1943年国民政府发动知识青年志愿从军运动；成都地区首批从军的知识青年就达8000人；至1945年1月四川计有5万余名大中学生和公教人员志愿报名从军，这一数字在全国（共约登记15万人）也是第一。根据档案记载，抗战八年四川出兵总计约340万人，正面战场抗日军队每五六人中就有一个四川人；川军将士转战7万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13个省市，参加了中国战场抗日的28个大型会战、战役，守卫全部前线战场五分之一的国土，伤亡失踪64.6万余人，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位居全国之首。陈戒权手拿牺牲的哥哥陈建康烈士阵亡。摄影/张士博阵亡通知“爸，你牵挂的费头子找到了”这340万人之中有多少成都人，姬勇说未见统计。2005年，成都市档案馆公开了580多份成都籍抗日官兵的“阵亡通知书”。至2009年3月，有37份无人认领。其中一份显示：陈建康，30岁，母吴氏；47军178师533团1营2连下士班长，日山西陵川附城镇五虎山，弹中头部抗日阵亡；通讯地址，成都下东大街陈子馀钟表铺。这年的4月2日，陈戒权来到成都市档案馆，拿起陈建康的《阵亡通知书》，“手都是抖的”。据媒体公开报道，陈建康所属的川军第47军（军长李家钰）178师（师长李宗昉）的抗日战绩振聋发聩。出川后，178师徒步千里至宝鸡，坐火车经西安、郑州、新乡到博爱县时已是隆冬，才改换冬装。又徒步行军经晋城、高平、长子到上党。1938年日寇西犯东阳关，川军178师御敌，誓言“与东阳关共存亡，血战到底，决不后退”。敌人用飞机大炮轰炸，178师以仅有的四挺机枪英勇还击。鏖战三昼夜，数次击退敌人的进攻，手榴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子弹打光了，就在皇后岭与日寇展开激烈的白刃战，苦战三昼夜，消灭日寇500多人，营长周策勋等千余人阵亡。日至20日，178师在高平、陵川、晋城与日寇激战8次，毙伤敌1000余人。又在博爱、焦作等地，与日寇作战6次，毙敌200余人。4月20日，日寇两万余人分6路进犯晋东南，另股日寇3000余人由博爱北犯晋城，李家钰亲率将士整日搏斗，卒挽危局。4月25日，178师协同友军攻克陵川县城。4月26日，178师进攻晋城，毙伤日寇1000余人。陈建康于4月24日在攻克陵川的五虎山战役中头部中弹阵亡。令姬勇吃惊的是，成都市档案馆保存的这些阵亡通知书中，有三个成都人与陈建康属同一团（两人与陈建康同一营同一连）且在同一天、同一地点阵亡。他们是：吴少成，18岁，47军178师533团1营2连二等兵，日山西陵川附城镇五虎山对日作战，因头部被子弹击穿阵亡，原家住成都新东门马道街8号；赖华云，28岁，47军178师533团1营2连一等兵，日山西陵川附城镇五虎山对日作战，因弹穿腹部阵亡，原家住成都东门外水井街40号，父赖鼎力；张绍武，22岁，47军178师533团2营6连一等兵，日山西陵川县马鞍山对日作战，因弹穿胸部阵亡，原家住成都庆云南街8号，女儿4岁，儿子2岁。吴少成、赖华云、张绍武的阵亡通知书，至今无人认领。陈戒权是陈子馀的三儿子，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陈建康牺牲那年，陈子馀钟表铺在成都下东大街已不存在，陈子馀此后专注于中医，多年来对“费头子”念念不忘。领回陈建康的阵亡通知书原件，陈戒权将它拿到陈子馀的墓碑前，“爸，你牵挂的费头子找到了。”（文/牛亚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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