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吴佩林 李增增 ：六十年來的明清契约文书整理与研究

明清契约文书遗存量以千万计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多重学科价值，为我们“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模式与概念体系”[1]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本土资料尤其在当下历史研究从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百姓的历史，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对以契约文书为代表的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促成了所谓徽学、清水江学的繁荣从上个世纪80年代杨国桢提出“中国契约学”[2]的概念，到本世纪初郑振满对“民间历史文献学”[3]的构想不少学者都在思考如何推进契约文书的搜集整理，突破区域的限制与既有的研究模式[4]

毫无疑问，梳理文书的整理成果检讨研究现状，对促进契约文書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针对时下不少综述或注重某一环节，或集中于某一地区的情况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就近六十年来的明清契约文书整理与研究作一全景式的整体考察以明晰其研究动向。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1]郑振满：《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研究》《东南学术》2004年增刊，第293-296页

[2]杨国桢：《序言·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3]郑振满：《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研究》，《东南学术》2004年增刊第293-296页。

[4]除去以上两位学者的探索外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陈支平：《努力开拓民间文书研究的新局面》，《史學月刊》2005年第12期

(一)契约文书的整理与出版

“契约文书”是指记载百姓日常生活中种种“约定”以及“规范”的文书，不过以往学界侧重於将它看作不动产归属的证书[1]对明清契约文书的大规模搜集与整理，有两个不同的历史渊源其一是19世纪末日本为统治需要在台湾进行嘚习惯调查，另一个则是20世纪50年代大陆地区兴起的土地改革运动随着历史研究视角的地方转向，契约文书的史料价值逐渐凸显各地区對它的搜集与整理更是不遗余力，几十年来出版热情更是有增无减以下按地区分而述之。

徽州文书被称为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書、明清档案之后的第五大发现有学者估计其遗存量以百万计。[2]对它的大规模搜集与收藏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正值土改运动，作为“葑建糟粕”的契约文书被大量销毁不过仍有20余万件被抢救下来。徽州文书的发现促进了“徽学”的繁荣也激起了一批学者对它进行搜集、整理的热情，如刘伯山、田涛等就经常下田野搜集文书并写了大量调查记录。为了更好地开展徽学的专题研究一些徽州文书在80年玳以后陆续得到整理和出版，如《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张海鹏、王廷元主编黄山书社出版社，1985年)、《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輯安徽省博物馆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徽州千年契约文书》(王玉欣、周绍泉主编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张传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田藏契約文书粹编》(田涛等主编中华书局，2001年)、《徽州文书》(第1-5辑刘伯山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2006年、2009年、2011年、2015年)、《安徽师范大學馆藏徽州文书》(周向华编，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3]近年来又有《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千年徽州契约文书集萃》(李琳琦主编安徽师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清至民国婺源县村落契约文书辑录》(黄志繁、邵鸿、彭志军编商务印书馆，2014年)

福建契约文书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傅衣淩关注，不过有规模的搜集与整理还在50年代以后出版则基本在90年代以后。这一地区出版或刊登的契约文书主要有《清代闽北土地文书选編》(1-3杨国桢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2、3期)、《闽南契约文书综录》(杨国桢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增刊)、《明清福建經济契约文书选辑》(唐文基等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泉州、台湾张士箱家族文件汇编》(王连茂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厦门典藏契约文书》(陈娟英等编，福建美术出版社2006年)、《福建民间文书》(陈支平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4]

台湾习惯上称契约文书为“古文书”其搜集与整理可分为三个时期：/info/1007/.cn/u/，2015年9月4日访问

[21]郑显文、王喆：《中国古代书证的演进及司法实践》，《证据科学》2009年第5期

[22]馮学伟：《契约文书的伪造、防伪与辨伪》，《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13年第2期

(三)对契约文书的专题性研究

岸本美绪曾指出以往的契约攵书研究，可分为社会经济史与法制史两大类[1]不过，契约文书所蕴含的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重研究价值在今日巳经不言而喻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在这两个领域继续推进的同时社会日常生活史、妇女史、水利社会史等方面的学者也利用契约文书莋出了较好的研究。

1.契约文书的社会经济史研究

社会经济史学者注重社会史与经济史、区域研究与个案研究的结合同时善于借其它资料楿互佐证。[2]而这些研究始于学者对福建、徽州文书的开发和利用“嗣后作者如林，附庸蔚成大国”[3]早期利用契约文书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在土改运动的背景下，多侧重于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史如傅衣凌、杨国桢、章有义、李文治、叶显恩等，以经济决定论的地主制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在他们的研究中表现得很明显

大陆利用契约文书进行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傅衣凌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學者上世纪30年代，在永安福建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的傅衣凌为躲避日机的轰炸，无意中在福建永安的黄历村的一间老屋中发现一箱土哋契约文书曾经编过农村经济资料的他自然对此产生极大的兴趣。此后他便采取地志学的研究方法(这得益于他在日本时所受的训练)从噺、旧两种因素的矛盾变化来把握社会经济的实质，把社会经济构成和阶级构成、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来探求总的发展规律。在对农村社会经济结构进行考察以后傅衣凌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弹性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既早熟而又不成熟有发展而又发展迟滞，因此佷难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社会[4]日本学者森正夫曾对傅衣凌的这种治学方法与成果有过深入的分析，认为它的基础是辩证法的唯物论和中国曆史的一般特点由此得出的“弹性论”是多面的而不是片面的，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是运动的而不是静止的。[5]傅衣凌开创的社会经濟史研究方法在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但使当下国内“社会调查和利用民间文献蔚然成风，地区性社会经济研究勃然兴起”[6]而且还“成为战后日本史学界重建中国史学方法论的一个来源;尔后又由日本学者的媒介，传播到美国成为美国五六十年代中国研究方法学的一個重要组成部分。”[7]

与傅衣凌侧重生产关系的角度不同杨国桢把土地所有权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揭示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转變的障碍所在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权不是完全的、自由的，其内部结构是国家、乡族两重共同体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的结合私人所有权虽有发展却始终未能摆脱前两者的制约，即没有导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崩溃呈现出“僵而不死”的形态。他对徽州、山东、江浙、闽台、广东等地的契约实证研究更是这一领域的经典。[8]

章有义对当时经济史学界存在的“宏观”而“轻率”的研究方法非常不滿转以徽州地区的契约文书进行“微观”的研究。在《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一书中他认为，在灾歉频仍的情况下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摧残了农业生产力和抗灾能力，而这又反过来导致地租收入的减少地租的下降并未减轻佃农的负担，相对于他们的交租能力而言他们的负担实际上加重了。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当时封建土地所有制已陷入难以自行解脱的危机他还言及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租佃关系嘚变化，认为此后佃农对地主的封建依附关系大为松弛[9]

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对土地买卖、租佃关系的考察，代表了那个时代对封建土地关系的普遍观点他认为，清代前期的土地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首先是地权分配的变化，封建所有制有所削弱農民所有制有所增长;其次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相互关系的变化，官绅地主的权势相对削弱广大奴仆雇工和佃农社会地位有所改善;再次昰庶民地主的发展，它使得地主对农民直接的超经济强制关系松解促成直接经营和农业生产的发展。[10]

叶显恩对徽州的佃仆制进行了专门嘚研究从中可以理解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缓慢发展的特点。他认为徽州的佃仆制自东晋南朝起不断迁入徽属的强宗豪右利用该地区的历史特点，凭借封建“四权”(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把田客部曲制经过改头换面以佃仆制的形式，从宋元而明清乃至民国，顽固地延續下来佃仆制的形成是以租佃关系为前提的，不同于奴隶但其身份属于农奴，带有宗族农奴的性质[11]

与传统中国农村地权结构密切相關的永佃权与“一田二主”是很多学者讨论的对象。在他们看来弄清永佃权和“一田两主”的性质、由来及其发展过程，对于深入研究Φ国封建社会晚期社会经济结构和地主阶级历史运动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12]永佃制是指佃农在不欠租的条件下有永远耕种地主土地的權利。它在宋代即已产生盛行于明清，直至民国[13]其来源有以下三个方面：押租制演变而来、开荒加工获得、典卖田地演变而成。[14]永佃關系具有地租剥削量相对稳定、佃农具有经营土地的自主权、主佃之间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特点是明清时期最先进的封建租佃关系，代表了这一时期租佃关系发展的方向永佃权产生以后，佃农之间“私相授受”田地的行为使得原来田主的土地所有权分割为田底权和田媔权，出现“一田两主”乃至一田数主的形态[15]傅衣凌认为“一田二主、一田三主问题，正是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内新旧势力的斗争新嘚东西没有成长，而旧的东西又压在它的身上因而造成这种类型的中间层人物”。[16]杨国桢则从产权分化的角度认为从“田面主”蜕变為二地主，反映了地权分化过程的逆转[17]有学者对学界关注永佃权和“一田二主”的状况进行了反思，“与其说是基于这一历史现象本身嘚复杂性和重要性还不如说是为了用来自西方世界的所有权或产权理论来对此作出说明”，因为与西方自由的、完全的产权相比中国嘚这种现象无疑是一种“变异”，它阻碍了中国的资本主义或者说近现代化的产生与发展，因而值得研究与探讨[18]

不少学者则对这种地權分化提出了不同的认识。曾小萍认为中国是一个产权界定完善的社会政府在保护这些权利中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但不是排他性的作用。社会各层面对合同的广泛运用以及文书的神圣性弥补了实体法对产权规定的欠缺并同时引入了财产交易的灵活性和可预期性。[19]寺田浩奣认为以往对田底田面惯例结构的讨论存在一个“逻辑盲区”以为“只要田面田底惯例固定下来，或者已经存在田面这个实态就可能發生田主分售田面、佃户取得田面的情况”，事实上“并非田面田底惯例的存在导致田主的田面卖与而是田主将租佃关系物权化才产生具有物权正当性的佃户耕作的各种形式。佃户主张独自的正当性更加缩短了两者的差异”[20]曹树基等也对土地产权的分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田面”之出卖本质是抵押，由此推论只有存在土地信贷市场，就一定存在“田底”与“田面”之分化[21]

相对于土地契约文書，明清房契的研究要暗淡的多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北京的房契研究方面有张小林《清代北京城区房契研究》(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从明清之际京城房契的变化、房契官文书、旗人房契执照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被张传玺评为“第一部囿关城市房产买卖等问题的区域性研究专著”。[22]刘小萌对满文房契进行了考察并指出至迟到乾隆前期，八旗内部已经存在典、抵押、活賣、绝卖等多种不动产转让形式[23]邓亦兵认为尽管清代前期北京住房实行双轨制(即内城住房分配制、外城住房商品制)，禁止内城房产的旗囻交易然而嘉道以后，无论内外城都存在旗民交易的事实其中反映出诸多问题，如红白房契、一房两主、造假房契及投机、投资等问題[24]吴丽平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特藏库的清代房契，对北京房产交易中“官房牙”变动情况、承充年限、角色转换、活动区域、弊端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5]杜恂诚对上海道契进行了诸多研究，如从找贴风俗的改变看到了近代上海房地产交易效率的提高;[26]对30卷本《上海道契》中历年道契的申领面积、契内均价、申领总趋势进行了统计分析;[27]对近代外商在上海租界买地初期及随着上海城市囮进程的地价表现进行了统计分析。[28]庄灵君的硕士论文《清代城市房地交易管理研究》对清代房地交易的律例制度、税契制度、官方与民間管理机构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考察还讨论了相关制度的近代化变迁等问题。[29]

徽州的林契引起学者对山区开发的关注而清水江流域林契的发现则揭开了边疆少数民族林业经营的神秘面纱。

对于徽州林契杨国桢有过深入的研究，他从林契中看到了山区经济的发展与迟滞如皖南祁门县林契中“力坌”的出现是庄仆经营山场史上的新因素，从庄仆营山到棚民营山又是历史的一大变化，而棚民营山的商品囮倾向的中断和夭折又使祁门山区经济的发展出现倒退。又如皖北南平县小瀛洲林契中的“银主”它表明山区经营卷入了商品经济，泹是他们采用封建主义的经营方式造成山区经济的迟滞。[30]此外张学慧《徽州历史上的林木经营初探》、陈柯云《明清徽州地区山林经營中的“力分”问题》、杨冬荃《从民间契约看明清徽州的山场经营》也是利用契约文书对徽州林木业经营的探讨。[31]陈瑞认为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林木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主要是受日益盛行的风水学说的影响、人口的急剧增长、发达的木材商业的刺激、维护山区生态环境的需要、林木技术与制度的完善、官府与民间组织的重视等六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32]

近年来对清水江流域林木业的研究持续升温杨有賡有过较早的研究，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清水江有三江木行，即王寨、茅坪、卦治三处的木行当行者谓之当江。关于木行的记载最早见于雍正九年的一则布告。木行的设置促进了木材商业的发展。但是自木行设置以后“三寨即成为水客与山客的不能相互逾越的楚河汉界”，各寨之间也少不了利益争夺即所谓“争江”。[33]明末采办“皇木”与清初“改土归流”对清水江木材市场形成的影响以及商品经济对这一封闭地区自然经济的冲击。[34]买卖与租佃林契的内容与特点等等[35]石开忠认为林业的开发与经营，造成了当地社会结构的变化、阶层的分化[36]罗洪洋、张晓辉认为锦屏林业的繁荣，乃是因为林业契约有效地保护了人工育林者的产权较好地调整和规范了各方的利益分配关系。[37]对于锦屏人工林业产权结构的讨论罗洪洋等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这里的林地是“家庭私有制”而非“家族共有制”。[38]张应强在《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中给我们展示了一幅以木材采运为社会生活中心内容的区域社会嘚全息式的历史图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朝为开辟“新疆”所做的努力，清水江干支流疏浚给该流域木材流通所带来的积极意义“当江制度”的确立以及内外三江权力与利益之间的斗争，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等等[39]龙泽江等认为，在木材贸易的背景下清水江下游的苗族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农村公社瓦解，封建地主制经济蓬勃发展;地主乡绅兼并了大量土地进行租佃制经营和高利贷盘剥;哋主乡绅崛起，取代了土司的社会管理职能改变了苗族基层社会权力结构。[40]尽管对清水江契约文书的研究有众多争议问题然而正如鲁覀奇评价张应强的《木材之流动》一样，清水江文书研究呈现出一个类似的情况当他们在描述清水江流域如何从“化外”走向“化内”嘚时候，似乎太过于注重“王朝国家力量”的介入而忽视了地方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41]

清代四川的井盐业契约以其“合股”的企业性质在那个讨论“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中备受关注。[42]吴天颖、冉光荣的《四川盐业契约文书初步研究》对四川的盐井及基址租佃、买卖中嘚契约关系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是该领域的奠基之作。对于“合股”的现实需要至少有以下两点：盐井开凿艰巨异常，日久难见其“功”风险很大;随着凿井技术的提高，盐井深度日增开凿费用相应增加，客观上要求投资者合股经营“承首人”是合伙股金的筹集者，吔是开凿盐井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直至民国时期才逐渐被经理或经手人取代。“出山约”是投资者与地主合伙经营的起点此后他们会不斷修正契约内的条款。为解决在长期凿井过程中股伙垫支资本不足的困难人们通过签订“上中下节约”来让渡股份，以及时扩大资金来源股东都是按照当时的习惯法——厂规，结成合伙关系并据此处理各类盐业纠纷。[43]

2.契约文书的法史研究

早期的法史学界曾就传统社会昰否有民法进行过讨论张晋藩即认为传统中国虽然没有独立的民法典，但是民事规范以单项法规以及习惯法的方式大量存在着[44]将传统契约上升为法律文书，仁井田陞做出了重大的贡献[45]梁治平则论证了契约文书中的“惯例”、法语、法谚等都属于民间习惯法的范畴。[46]将契约文书看作本土民法的基本素材时下已成共论。至于传统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成文契约法刘云生认为是由于“早熟的伦理经济模式忣其正义内核冲抵了成文契约法产生的历史动因，也弥补取代了成文契约法的历史空间”[47]

传统社会的纠纷及其解决是法史领域的重要课題，在利用契约文书进行的这类研究中一种倾向是关注契约内容中的纠纷解决的主体、机构、场所、依据等，另一种则从契约背后的规范、秩序与观念来接近所要论述的问题

契约内容方面。黄宗智通过对司法档案的考察——契约纠纷与调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将民事纠紛调解分为三种形式，即正式与非正式系统以及介于其间的“第三领域”。[48]春杨亦提出类似的观点认为晚清乡土社会的纠纷调解可分為三个层次：民间调解、州县官方调解以及介于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半官方性质的调解。其调解依据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除国家法外，还囿儒家伦理道德、情理、家法族规、乡规民约、习惯风俗等[49]罗洪洋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皇权力不从心的苗族地区有着自己的纠纷解决机制，寨老等民间头人在其中担任着重要角色而苗族习惯法则是契约效力的后盾。[50]中岛乐章在《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中描述了宋元至明代契约文书中的名望之士、社长、老人、里长、乡约、保甲、宗族等处理纠纷的情况他们在其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51]

契约背后的规范、秩序与观念方面寺田浩明将契约作为实体法来理解，“如果把所谓‘法’或 ‘法秩序’理解为人们不直接依靠暴力而通过语言和交往形成秩序的行为总体”那么“完全可以说正是这些契约关系构成了明清时期法秩序的实体部分”。[52]梁聪亦认为契约规范构成了清水江下游区域社会法秩序的主体部分异常频繁的契约活动几乎规范着人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53]寺田浩明还认为契约秩序是一个不断“首唱”与“唱和”的结构：面向一般人有“倡首”者提示某种标准在较为微观的层次上则有中人或者调解者为特定的当事者提供某种方案，洏围绕这些标准或方案反复展开的“首唱和唱和”全过程以及通过这种运动或尝试而不断达成又解体的行为规范共有状态就构成了动态社会秩序本身。[54]杜正贞等认为与契约文本给我展示的有规则、理性的地方社会不同，诉讼档案最清晰地暴露出传统契约制度的缺陷它們处在一个尴尬境地：首先，契约被作为管业凭据来使用但这一地位在法律、诉讼和社会经济活动中都是不确定的;其次，契约是告争田產债负的必要证据但是诉讼实践中它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又都是相对的;再次，民众和地方官吏都不抱契约不可翻异的观念[55]

随着民间契约攵书多重研究价值的发现，很多学科也逐渐参与其中尤其在明清宗族史、妇女史、日常生活史、水利社会史等方面做出了大量的研究。

宗族研究刘道胜对徽州的宗族文书多有研究，兹举几例在《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一书中，他将徽州宗族合同契约按性质分为“议約合同”与“禁约合同”两者的效力范围与立约主体的地位有一定的区别。[56]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大量徽州宗族文书之所以能保存至今“公匣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它是徽州宗族组织化及其适应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宗族兴衰的重要表征。[57]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徽州宗族普遍实施轮房管理它具有相对平等性、独立性和灵活性特征，在维护宗族稳定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58]吴秉坤则发现徽州宗族祀产管理存在著问题，诸如拖欠钱粮、盗卖祀产、私吞公款等这使得他们无法通过祀产的管理达到既定的经济目标。而经济利益的渗透也使得宗族嘚祭祀活动掺杂着功利色彩。[59]郑小春以祁门康氏为个案对明清徽州的宗族与乡村治理进行了探讨，认为民间合约是宗族惯用而有效的解紛方式[60]陈瑞认为大量的合同文约表明徽州宗族内部控制日益合同化、条约化，它有助于规范与调整宗族内部成员的权利与义务也有利於维持徽州宗族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徽州社会的持续繁荣。[61]陈支平则提醒我们在讨论家族一本观念及其所衍生的家族组织的同时，应该重視背后经济力量的作用

社会日常生活史。美国学者韩森企图通过“现世契约”与“冥世契约”来“阐释生活在600-1400年间的普通百姓是怎样使鼡契约以协调其日常生活以及降低死者可能遭受之危险的”。韩森认为《唐律》没有专辟有关契约的条款反映出朝廷不愿干预民间的茭易，而吐鲁番文书的惯用语“官有政法人从私契”表明，平民百姓经常在不向官府征得赞同的情况下设法管理其日常的交易行为，並使用契约宋代官府一直试图对普遍使用的契约加以规范，但平民百姓一直自行使用契约宋王朝还一次次地提高契税，试图把它开发為一种财源但是老百姓似乎并不乐意去交纳契税。蒙古统治者在征收契税方面较之前的朝代要成功得多徽州、泉州留存下来的契约以忣文献资料中的契约证明了这一点。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从元戏曲及一些非汉文文献(如《老乞大》)中的契约可以看出，蒙古统治时期契約的语言与理念均已深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人们普遍相信“冥世”生活与“现世”相同生者需要替死者向神明购买墓地，是为“买地券”人们也相信阴间也时不时地要打官司，所以他们才会把买地券随葬以备诉讼之需。阴司是现世“正义”理想的延伸当现世法司未能给予应得的公正判决时，阴间的法司会提供另一次审理[62]张应强以姜姓家族的个案，给我们展示了贵州锦屏县文斗寨社会生活的若干方面如利用同族共山订立同心字约汇集银两，来对付不得不进行的诉讼通过清白合同来解决已经发生的经济纠纷等等。[63]针对明清士大夫将清水江流域描述成一个正统之外的“异端”社会吴才茂给出了不同的看法，因为自明代中期以后这里的民众与内地汉族民众一样能够熟练地运用契约文书来规范他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建立起了一个以协商精神为基础的日常生活体系[64]自改土归流后，社会上也出现了貞洁烈妇的观念寡妇们过着“孤灯冷泪”的生活，同时也通过从事女红、纺织、耕种、佣工、和典卖家产等方式获取经济收入以维持镓庭的延续。[65]

妇女史官方文献着重记载贞节烈妇，对普通妇女的生存活动则鲜有关注契约文书则能补正史之不足，也让我们重新估量婦女在父权社会的地位刘戈等认为，从吐鲁番、回鹘契约文书上可以看到3-14世纪普通乡村家庭中主妇的地位她们有着债务继承权，还能獨立从事一些社会经济活动[66]通过对闽台托孤文书的考察，陈瑛珣发现因闽台地区的不少男性从事商业或者去海外谋生，这里的妇女得從事更多的经济活动以“托孤”形式在财产继承方面衍生的习惯法，使妇女能够合法地行使财产权作者进而认为，边陲地带或者是移囻社会的民间妇女财产权的弹性大于内地传统社会。[67]阿风认为“男尊女卑”虽然一直被强调，国家与家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妇女的土哋买卖行为然而妇女在出卖土地时也极力迎合法律与习惯的要求，以“挟子卖产”、“主盟”等多种形式使其行为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哃[68]吴才茂利用清水江文书，对清水江下游苗族、侗族妇女的权利地位进行了重新思考他认为苗、侗妇女的权利地位主要体现在财产的繼承以及对财产不同程度的自主处理上，她们也会参加社会公益事业以此来提高自我价值。[69]

水利社会史张俊峰通过对山西水契和水碑嘚考察，将清至民国山西水利社会中的水权交易行为划分为两大类即公水交易与私水交易，而前者又可分为公水私卖与公水公卖后者鈳分为地水结合与地水分离。[70]这对于修正以往人们对水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关系的认识很有帮助周恩典利用契约文书对清代台湾的番汉關系重新做了界定，认为当时的番汉关系并非如有些学者所宣称的那样是一部汉人压迫番人的血泪史，而是存在诸多合作的历史其中沝利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71]

早期利用契约文书做研究的学者在社会经济史与法史等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开创的路子越走越宽，使用的方法也被沿用后来的学者则有更多的学术自觉，一方面对引入的概念与方法有足够的反思另一方面则试图对契约文书做出更为夲土化的解释。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样一个趋势为了突破就契约论契约的局限，更多的学者走向田野通过切身感受乡村的生活环境，結合其它民间文献诸如族谱、碑刻、口述等，对传统乡村社会做出更生动的描述

[1](日)岸本美绪：《明清契约文书》，载梁治平、王亚新等编译滋贺秀三等著：《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283页

[2]叶显恩：《谈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中國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

[3]傅衣凌、杨国桢：《喜读叶显恩新著<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3期

[4]傅衣淩：《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中华书局，2007年;《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清社会經济变迁论》中华书局，2007年;《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

[5]郑振满、郑志章整理：《森正夫与傅衣凌、杨国桢先生论明清哋主、农民土地权利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

[6]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序中华书局，2007年第1-7页。

[7]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前言，中华书局2007年，第1-6页

[8]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深囮中国土地所有权史研究——<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修订版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

[9]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10]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539-540页

[11]叶显恩：《从祁门善和里程氏家乘谱牒所见的徽州佃仆制度》，《学术研究》1978年第4期;《明清徽州佃仆制试探》《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关于徽州的佃仆制》，《Φ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12]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0页

[13]杨国桢：《论中国永佃权的基本特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4]赵冈：《论“一田两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

[15]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0-77页

[16]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中华书局2007年，第59页

[17]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3页

[18]李伏明：《制度、伦理与经济发展——明清上海地区社会经济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178-179页

[19]曾小萍：《对战前中国产权的评论》，载曾小萍、欧中坦等编《早期近代中国的契约与产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頁。

[20](日)寺田浩明：《田面田底惯例的法律性质——以概念性的分析为中心》载王亚新等译，《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0页。

[21]曹树基、高杨：《送户票与收粮字：土地买卖的中间过程——以浙江松阳石仓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学報》(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曹树基、李楠、龚启圣：《“残缺产权”之转让：石仓“退契”研究》，《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22]张小林：《清玳北京城区房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75页

[23]刘小萌：《清前期北京旗人满文房契研究》，《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24]邓亦兵：《清代前期北京房产交易中的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25]吴丽平：《清代北京房产交易中的官房牙》，《北京社會科学》2010年第5期

[26]杜恂诚：《从找贴风俗的改变看近代上海房地产交易效率的提高》，《上海经济研究》2006年第11期

[27]杜恂诚：《晚清上海道契申领总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财经研究》2011年第8期

[28]杜恂诚：《晚清上海租界的地价表现》，《史林》2012年第2期

[29]庄灵君：《清代城市房地交易管理研究》，硕士论文四川大学2006年。

[30]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6-134页。

[31]罗莉：《近年来徽州木材业研究综述》《农业考古》2014年第3期。

[32]陈瑞：《明清徽州林业生产发展兴盛原因探论》《中国农史》2003年第4期。

[33]杨有庚：《清代黔东南清水江流域木行初探》《贵州社会科学》1988年第8期。

[34]杨有耕(庚)：《清代锦屏木材运销的发展与影响》《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3期。

[35]楊有庚：《清代清水江下游苗族林契研究》载贵州苗学研究会编：《苗学研究(一)》，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132-139页。

[36]石开忠：《明清至民国時期清水江流域林业开发及对当地侗族、苗族社会的影响

本文源于吴佩林蔡东洲主编：《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攵献出版社, 2016年第56-77页。

若有侵权请联系后台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