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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潮州祭鳄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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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潮州祭鳄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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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寒微，有才难展，贫病交加，久受压抑，这就是中唐诗人张籍的一生。正是这个原因，他接近人民，同情人民，写下了许多人民性很强的作品，一直为后世所称道。
贾岛曾写过一首相关信息式的小诗，叫《延康吟》：“寄居延寿里，为与延康邻。不爱延康里，爱此里中人。人非十年故，人非九族亲，人有不朽语，得之烟山春。”这位“里中人”是谁，竟使贾岛如此倾心拜倒呢？他不是别人，正是诗人张籍。
张籍字文昌，生于唐代宗大历初年（约７７０年前后）。祖籍吴郡（今苏州），幼迁居和州（今安徽和县）乌江。他的诗文为韩、白二人所推重。韩愈称道他“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病中赠张十八》）；白居易更赞誉他“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读张籍古乐府》）。而这位成绩卓著的诗人的遭遇却很不幸，真可谓贫病交迫，坎坷一世。
张籍出身寒门，故其上世已无可考。大约因自幼家境不好，他年纪很小时就远离故乡。他的《远别离》诗说：“念君少年别亲戚，千里万里独为客”，其实正是他的自况。这一别家门，直到二十多岁才得回乡。起初他曾在鹊山漳水一带（今河南省西南部）求学，跟后来与他齐名的诗人王建同学十年。同学期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王建《送张...
出身寒微，有才难展，贫病交加，久受压抑，这就是中唐诗人张籍的一生。正是这个原因，他接近人民，同情人民，写下了许多人民性很强的作品，一直为后世所称道。
贾岛曾写过一首相关信息式的小诗，叫《延康吟》：“寄居延寿里，为与延康邻。不爱延康里，爱此里中人。人非十年故，人非九族亲，人有不朽语，得之烟山春。”这位“里中人”是谁，竟使贾岛如此倾心拜倒呢？他不是别人，正是诗人张籍。
张籍字文昌，生于唐代宗大历初年（约７７０年前后）。祖籍吴郡（今苏州），幼迁居和州（今安徽和县）乌江。他的诗文为韩、白二人所推重。韩愈称道他“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病中赠张十八》）；白居易更赞誉他“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读张籍古乐府》）。而这位成绩卓著的诗人的遭遇却很不幸，真可谓贫病交迫，坎坷一世。
张籍出身寒门，故其上世已无可考。大约因自幼家境不好，他年纪很小时就远离故乡。他的《远别离》诗说：“念君少年别亲戚，千里万里独为客”，其实正是他的自况。这一别家门，直到二十多岁才得回乡。起初他曾在鹊山漳水一带（今河南省西南部）求学，跟后来与他齐名的诗人王建同学十年。同学期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王建《送张籍归江东》说：“昔岁同讲道，青襟在师旁。出处两相因，如彼衣与裳。”张籍《逢王建有赠》说：“使君座下朝听《易》，处士庭中夜会诗；新作句成相借问，闲求义尽共寻思。”可以想见两人之间的情谊。
学业结束后，青年张籍就开始了浪迹天涯的羁旅生活，游历的目的是“年少才高求自展”。从他的记游诗看，足迹曾到过今北方的晋、冀、豫、陕等地。别王建后先去咸阳，后折回，最北曾到达蓟北（今河北北部）。大约在这儿动了归思，又重经王建处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王建的《送张籍归江东》诗即写于此时，诗中描写了张籍这次失意南归的情况：“行成归此去，离我适咸阳。失意未还家，马蹄尽四方。访余咏新文，不倦道路长……归乡非得意，但贵情义彰。”少小离乡，一旦返归，应当是高兴的，但十年苦学，四处奔波，而夙愿未遂，连一个立身之地都未找到，岂不让家人失望？他在《南归》诗中表达了这种沉重的心情：“骨肉望我欢，乡里望我荣；岂知东与西，憔悴竟无成！”正因为如此，归家不久，他又再次出外浪游。约由江浙经虔州（今江西赣州），而后直到岭南、蛮中（今广西柳州附近）。长期客游的生涯是难耐的，他甚至发出过“几时断得城南路，勿使居人有行役”（《远别离》）的慨叹。这次南游，结果仍是“憔悴竟无成”，约在贞元十二年（７９６）秋前，他又一次失望地返回和州。
这时张籍虽然只有二十五、六岁，但长期奔走异乡的丰富阅历，不断追求而又不断碰壁的坎坷遭遇，使他备尝人间冷暖，饱经世上风霜。就他个人生活来说，这是他十分不幸的时期，而对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来说，却又是一个十分珍贵的时期。正是这段艰苦的经历，才使他得以和底层人民有了广泛的接触，体察到生活的各个细部，透视到社会的种种弊端：而这些，正是参天的艺术之树所赖以生长的深厚土壤。张籍的一些人民性最强的作品，大多产生或孕育于这一时期。他以独特的艺术笔触，为我们绘下了中唐时代，包括农夫野老、征人怨女等各种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的历史画卷：农民辛勤耕作，“水淹手足尽为疮，山虻遶衣飞扑扑”（《江村行》），到头来，却落得“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野老歌》）；苛捐杂税，造成了“贫儿多租输不足，夫死未葬儿在狱”（《山头鹿》）的惨景；繁重的徭役，又使无数丁夫累死城下，使百姓呼出“家家养男当门户，今日作君城下土”（《筑城词》）的控诉；藩镇兵乱更给人民、尤其是妇女带来难忍的痛苦：“妇人出门随乱兵，夫死眼前不敢哭”（《永嘉行》）。应当说，这些闪耀着现实主义光彩的诗作，之所以能出自张籍之手，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这段艰苦经历的磨炼。
张籍在仆仆风尘中失意返乡，但他的诗名已随着远游的足迹逐渐远播了。贞元十二年，孟郊及第东归，路过汴州（今开封）时，就向当时在汴州任节度推官的韩愈盛赞张籍的诗文，随后又到和州看望了张籍。第二年冬，张籍又一次北上到了汴州。韩愈听说后，立即派车把张籍接到家中。接谈之后，激赏不已，便留张籍在他的城西馆读书应考。次年秋，汴州举进士，韩愈为考官，张籍应试得了第一，接着又去长安参加贞元十五年（７９９）的进士考试，又一举及第。
韩愈与张籍素昧平生，萍水相逢，竟如此推诚相助，这在他人看来，简直是“恩同再造”，虽结草衔环，报之犹恐不及，而张籍却一连给住在城内忙于公务的韩愈写了两封信，直率地批评韩愈有三个缺点：一、“多尚驳杂无实之说”，即好读荒诞小说；二、“商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胜者”，即好以口舌屈人，逞一时之胜；三、好“为博塞之戏与之竞财”，喜欢搞赌博游戏，荒度时日。张籍认为，自扬雄之后近千年，无人言“圣人之道”，致使佛道异说“相沿而炽”；认为象韩愈这样的人，有责任也有能力担当起恢复“圣人之道”的责任，而“欲举圣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即应当以身作则，正己而后正人，不允许姑息上述各种缺点。这种直率而尖锐的批评，并没有使韩愈生气，他回信表示同意。后来也果然写了一系列排击佛老，振兴儒家学说的论著。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张籍为人的严肃不苟与朴直真率。
科举接连及第，张籍似乎面临“时来运转”之机，殊不知等着他的仍然是“命乖运蹇”。他及第归乡后不久，即居母丧。直到永贞元年（８０５），才调补太常寺太祝。这是个“名秩后千品”的卑官，职责是“掌出纳神主，祭祀则跪读祝文”。就是这么个九品官，却让他做了十年，不予升迁。白居易为他鸣不平道：“谏垣几见迁遗补，宪府频闻转殿监；独有咏诗张太祝，十年不改旧官衔”（《重到城》）。张籍本无家财，又兼多病，这样长期地职卑俸薄，使他一家生活极度贫困。姚合描写他的生活是“野客开山借，邻僧与米炊……多见愁连晓，稀闻债尽时”（《赠张籍太祝》）。他自己的一些诗句，象“屋湿唯添漏……少食信儿娇”（《酬韩祭酒雨中见寄》），“长安多病无生计，药铺医人乱索钱”（《赠任懒》）以及“家贫常畏客”（《晚秋闲居》）等，说明他已穷得吃不上饭，买不起药，还老担心来了客人招待不起。更为严重的是，因无钱延医，竟使他久病的双目面临失明的危险。因此，他一度曾因不能视事而罢官闲居。在他初患眼疾时，韩愈曾代他写信向浙东观察使李逊求助。信中说：“使籍诚不以蓄妻子、忧饥寒乱心，有钱财以济医药，其盲未甚，庶几其复见天地日月，因得不废，则自今迄死之年，皆阁下之赐！”其凄苦之状，读之真可催人泪下！一个正直有才华的诗人竟遭此际遇，无怪孟郊要代他发牢骚说：“西明寺后穷瞎张太祝，纵尔有眼谁尔珍？天子咫尺不得见，不如闭眼且养真！”（《寄张籍》）
其实，这一时期使张籍最感痛心的还不是贫病的折磨，而是平生抱负之难以施展。他虽进入仕途，却被放在无聊的祭台上跪读了十年的祝文：他终于觉悟到当初寄以莫大希望的“理想境地”，只不过是一片虚幻！他在《古钗叹》中把自己比作一支埋没井底的古钗，好容易盼到被打捞起来，以为这下大可一用了，却又由于“欲为首饰不称时”，被塞入匣中封了起来：“虽离井底入匣中，不用还与弃时同”，这就是他对自己命运的哀叹！
但他并没有绝望，他继续从事那些“上可裤教化”，“下可理情性”（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的诗歌创作，希望它们能“时得闻至尊”（同上），从而达到裨补时政的目的。长期的创作实践使他的诗歌艺术愈趋成熟。姚合赞他的诗是：“妙绝江南曲，凄凉怨女词，古风无手敌，新语是人知”（《赠张籍太祝》）；他的文章也渐与韩愈齐名而被人合称为“韩张”。更使诗人感到慰藉的是，当时最杰出的一些文学之士，韩愈、白居易、元稹、王建、孟郊、贾岛、刘禹锡等，都和他有着亲密的往还，与“五侯三相家”（白居易《酬张十八访宿见赠》）对他的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元和十五年（８２０），张籍约五十岁时，才改官秘书省校书郎。次年，经韩愈举荐，授国子博士。复次年，又迁任水部员外郎。十年沉滞，忽然三年三迁，朋友们当然为他高兴。白居易写诗贺道：“今日闻君除水部，喜于身得省郎时”（《喜张十八博士除水部员外郎》），觉得比他自己初次得官时还要高兴。屡遭挫折的诗人至此境遇才稍有改善，住宅也由平民区的街西迁到上朝方便的靖安坊，与韩愈为邻。
长庆四年（８２４），张籍又改官主客郎中。这年冬天，与他关系至密的韩愈去世了。弥留之际，张籍一直守候在旁。韩愈死前曾想写遗书托付后事，并要张籍共同署名，虽因病重未果，但已足见韩愈对张籍信赖之深了。这位良师益友的逝去，无疑对暮年的张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过了两年，即唐文宗大和二年（８２８），张籍又授任国子司业。大约到大和四年（８３０）或稍后，这位穷苦一世的诗人便与世长辞了，年约六十岁。
张籍晚年职务上虽连连迁升，但他在《祭退之》诗中仍说“籍贫无赠赀”，《书怀》中说：“老大登朝如梦里，贫穷作活似村中”，说明到死也未能摆脱贫穷的困境。张籍一生穷苦，久遭压抑，究其原因，主要是他那些尖锐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遭到当权者的忌恨，他的猖介自守、刚直不阿的性格也不讨权贵们欢喜。而他自己，宁守贫贱也不屑以钻营攀附的手段来攫取富贵。据说他的名作《节妇吟》，就是以比喻手法拒绝藩镇李师古之请的。所以姚合说他“甘贫辞聘币，依选受官资”（《赠张籍太祝》）。他自己在诗中说：“况我愚朴姿，强登名利场”（《赠姚愆》），和白居易所说：“昔我为近臣，君常稀到门；今我官职冷，唯君来往频”（《酬张十八访宿见赠》），都说明了他的这种不愿趋炎附势、争名逐利的可贵品质。
张籍晚年思想上确实较前消沉。作品中送迎赠答的应酬诗，寄情山水的闲适诗，表示羡慕退隐生活的抒怀诗，都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在对待佛道的态度上，由过去的力排佛道到晚年的“年长道情多”（《春日抒怀即事》），“别从仙客求方法，时到僧家问苦空”（《书怀》），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封建社会一些正直的读书人往往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自己立身的原则。数十年的官场浮沉使他痛感此生已无实现“兼济天下”之志的可能了，便退而求其次，以“独善其身”来保持晚节：应该说寄情山水、访僧求道，至少是一种不愿同流合污的消极反抗的表现。
但张籍晚年仍不忘对文学事业的追求。他尽心培养后进，努力扶植文学新人。据范摅《云溪友议》记载，朱庆余应考前曾拿自己的作品求张籍推荐。张籍就认真地读了他的诗，加以吟改，最后选了些佳作“置于怀抱而推赞之”。于是“清列以张公重名，无不缮录讽咏”，朱庆余“遂登科第”。其他青年诗人如项斯、姚合等也曾受过张籍的奖掖。
张籍的著作行世的有《张司业集》，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出版了《张籍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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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三下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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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先生,一生中曾三次下岭南:一次是10岁时跟随贬官长兄韩会迁来岭南韶州;一次是当监察御史时,上书触怒唐德宗,被贬任岭南连州阳山县令;最后一次是当刑部侍郎时,谏迎佛骨,触怒唐宪宗,被贬任岭南潮州刺史。
　　韩愈的人生道路坎坷不平。母亲在他2个月时病逝,三岁时父亲韩仲卿(武昌县令)又不幸去世。失去双亲的韩愈由兄长韩会抚养。韩愈读书学习非常刻苦,年岁稍长,参加科举,进士及第。几经宦海浮沉,他当了监察御史、刑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
　　唐大历十二年(777年),长兄韩会因“元载私党案”而受牵连,由起居舍人被贬为韶州刺史。韶州离京都长安五千里。年仅10岁的韩愈随同兄嫂全家一路艰辛跋涉,经过西京古道,来到了韶州(今广东韶关市)。779年,韩会因病逝于韶州任上。韩会临终前,拉着12岁的韩愈之手,情深意长地嘱咐道:“愈弟,你聪明好学,喜读孔孟之书,日记千言。往后要坚持下去,继承韩氏家风,为先人争光……”韩会边说,边让夫人把他珍藏家传的大诗人李白赠韩家《去思碑》拓片交给韩愈。并一再嘱咐道,这是父亲留给我们兄弟的遗产,哥哥送给你当作礼物,长大后要学父亲那样成材立业,为民办好事。”韩会将家传李白《去思碑》传给弟弟韩愈,对韩愈后来奋发有为,文名显赫,政绩卓著,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唐贞元十九年(803年),关中地区因旱失收,百姓苦不堪言。监察御史韩愈上书《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请朝廷减免徭役赋税,触怒了唐德宗,被贬任连州阳山县令。韩愈与被贬任临武县令的好友张曙结伴南下,抵临武后,张曙与韩愈话别。韩愈经过南天门秦汉古道到达连州,再由连州乘船沿湟水去阳山。路经同冠峡时,韩愈作了一首《次同冠峡》诗:“今日是何朝,天晴物色饶。落英千尺堕,游丝百丈飘。泄乳交岩脉,悬流揭浪标。无心思岭北,猿鸟莫相撩。”804年2月,韩愈终于来到了阳山任所。在阳山,韩愈勤政为民,传播中原文化,教民以诗书礼仪,易愚昧而文明,改狩猎而农耕,促进了阳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在阳山干了一年零两个月,但阳山人民深深地怀念他,把阳山改名为韩邑,牧民山改名贤令山,城河改名为韩水。其时韩愈多次游览连州,为州官王弘中所建的燕喜亭写下千古名篇《燕喜亭记》,赞颂连州“吾州之山水名天下。”
　　韩愈第三次下岭南是因唐元和十四年(819年),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上书唐宪宗,反对朝廷推助佛教在中原传播,要求他不要迎接和奉养佛骨,但幻想能成佛成仙的唐宪宗怒火大发,狂吼:“韩愈狂妄!”并下旨将韩愈处死。好在宰相裴度等人为韩愈求情,才免除韩愈死罪,改判他前往“落后蛮荒的瘴疠之地”潮州任刺史。山高水长,云山阻隔。韩愈以51岁之身,第二次走在西京古道上。虽说自己保住了性命,但12岁的小女儿却死在驿道旁。当韩愈到达蓝田县时,他的侄孙韩湘,赶来要陪同他一块去潮州。韩愈凄楚地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休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经过韶州始兴时,韩愈回忆起40年前儿时曾到韶州的往事,吟出《过始兴江口感怀》诗:忆作儿童随伯氏,南来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还相逐,旧事无人可共论。韩愈到潮州后,并未牢骚满腹和颓丧,而是在这“南蛮之地”泰然处之,尽职尽责,治理水灾,除掉了韩江上的鳄鱼灾害,还开启了潮州好学崇文之风,建立了一批学堂,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给潮州后人以深远的影响。韩愈在潮州只工作了7个多月,但潮州人铭记他的功绩,把潮州鳄溪改名为“韩江”,笔架山也改称为韩山。
　　韩愈在连州阳山和潮州做官的时间加起来不足两年,这两地的山水都跟着他改了姓。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恐怕没有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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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州视窗－连州市综合门户，引领连州网上新生活 邮箱：韩愈的山水景物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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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山水景物诗
韩愈的山水景物诗
继李杜之后，韩愈以其奇崛雄阔、险怪艰深的诗风在中唐诗坛上独树一帜。作为一个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大诗人，诗歌的许多题材在韩愈的创作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山水景物诗是诗歌中的一个重要类别，是讨论任何一位诗歌大家都不能忽视的，讨论韩愈的山水景物诗不但可以使我们从一个角度考察韩诗的独特艺术风貌，还可以使我们看到山水景物诗的创作在中唐时期的变异情况。
韩愈山水景物诗单纯写景的很少，这些诗中往往都有深厚的思想内涵，它们或表现诗人耿直磊拓的性格，或表现诗人博大雄浑的人格力量，或表现作者对人情物态的看法，或表现韩愈对身外之景的独特关照。曲折尽意，情中见景，赋予景物强烈的主观色彩。将心理感觉化入景物，并借以表现忧时伤乱的深意，在杜甫的山水景物诗中就已经表现得很好了。韩愈继承了杜甫诗这一特点并把他发挥到极至。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杜甫笔下的山水景物总有时代的影子。韩愈则把做诗和作文的目的区分开来，认为“文书自传道”、而“余事做诗人”，把诗歌作为“舒忧娱悲”的工具。
韩愈一生经历坎坷，他十八岁即赴长安应科举，对仕途不胜向往，却六年不中；中年的韩愈一步一步地进入了统治阶级的上层，正当他怀着强烈的政治热情，想为唐帝国的复兴一展身手的时候，又接连遭到贬斥。晚年的他虽然声名远播，享受着他一生汲汲于的高官厚禄，但终于摆脱不了暮色的苍凉。
韩愈的个性非常复杂，但有几点是对他诗歌创作影响尤为深刻的：第一是与生俱来的一种雄强豪放的气质，并喜欢争强好胜。第二是充分的自信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第三是具有渊博的学识，经史百家会通于胸。这种个性很自然地使他的诗歌从传统的诗歌创作方法中特立出来，而力求运用语言、音韵、构思等艺术手段来表现诗人独特的性情面目。
人们读韩愈的诗总是会对一些生造出来的力量遒劲的词语印象非常深刻。如“山狂谷恨”、“天跳地踔”、“神焦鬼烂”（《陆浑山火》）、“浩态狂香”（《芍药》）等，这些词除了带给人们很新奇的视觉感受之外，还引起人们逆乎常规的联想，所描写的物象立刻有了活生生的形象，与众不同起来。韩愈的山水景物诗中我们可以排出一系列张扬的、富有个性的景物：像灯笼的芍药、像盘龙的叶子（《芍药》）；像剪纸的李花（《李花二首》）；用“毒”来形容雾，用“炎”来形容风（《县斋有怀》）；在《过襄城》一诗中作者写道：“郾城辞罢过襄城，颖水嵩山刮眼明。已去蔡州三百里，家山不用远来迎。”说山山水水使诗人心清目明，竟然用了一个“刮”字，笔锋之凌厉狠重可见一斑。韩愈对字、词的锤炼深深的影响了中晚唐的其他诗人，与盛唐诗浑然天成、以意为主不同，中晚唐诗人对字词的运用都是绞尽脑汁、一丝不苟的。韩愈《答孟郊》诗中有云：“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韩愈诗中许多字词确实用地巧夺天工。《独钓四首》之三中有一句：“风约半池萍”，这“约”字极为传神，既说明了风把池中的浮萍吹散了这一客观现象，又把风的灵动、浮萍的聚散依依、水波的温柔流转写的非常动人。
韩愈有一首咏雪的诗，可得自然高妙之趣。“入镜鸾窥沼，行天马度桥。遍阶怜可掬，满树戏成摇。江浪迎涛日，风毛纵猎朝。弄闲时细转，争急忽惊飘。城险疑悬布，砧寒未捣绡。”以往人们咏雪往往用鹅毛、柳絮、飞花来作比喻。用的多了便成为陈词滥调，没有丝毫新意。后来欧阳修就因此提倡“禁体诗”，咏雪的时候不准用诸如月、梨、梅、练、絮、白、舞、鹅等字。韩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春雪》这首使用的全是白描，用的全是新的词语和新的意象：白茫茫一片雪里，水天一色，马就像在云中行走。满台阶的雪双手捧出，楚楚动人；雪下得就像滚动的江浪，悠闲的时候随风而转，急切的时候就象受到了惊动翩翩乱舞。韩愈还把雪比作“风毛”，比作寒冷的砧石上铺着的一层没有捣过的薄白纱。韩愈用这些精湛的诗歌作品实践了他“词必己出”、“务去陈言”的文学主张。
压险韵、打破诗句的平仄规律也是韩愈做诗的常用手法。著名的《谒衡岳庙》用的是诗家忌讳的三平调，且平韵到底，显示了韩愈“横空盘硬语”的高超本领。诗一开头便从大处着笔，“喷云泄雾藏半腹，虽有绝顶谁能穷”写出了衡山磅礴的气势。中间写衡岳诸峰，突兀高耸，令人惊心动魄。求神卜问一段，庄中带谐，韩愈光明磊落、不愿屈眉折腰的个性也在此显露无遗。《病中赠张十八》用非常窄的江韵，《汴泗交流》诗中七次换韵，都体现了韩愈在这方面下的功夫。王夫之曾对韩愈这种手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以险韵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饾辏之巧，巧诚巧矣，而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适可为酒令而已。”把这些都看作类似酒令的雕琢之巧，似乎太过了一些，其实这正表现了韩愈敢于独辟蹊径，努力追求卓异与他人的表现手法，何况韩愈确有不少因难见巧、意与韵都配合得很好的诗篇。
韩愈山水景物诗往往不以细致含蓄见长，而以构思巧妙、想象奇特、气势雄壮取胜。《岣嵝山》一诗写山上的神禹碑，“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拏虎螭”两句把碑刻之奇之美写得活灵活现。但据说韩愈根本没有见到过这个碑，可见他想象力之丰富。“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咏雪赠张籍》）用来形容雪，随着车轮看去，宛如一条白色带子在翻动；跟着马蹄望去，又宛如一个又一个银杯儿散落在地。这种咏雪的方式比之“千树万树梨花开”更要显得轻俏活泼。《游青龙寺》不但写了深秋时节，寺中有柿树万株，霜叶红实连绵一片，就像云和树都烧着了一样，还诗笔一转写到太阳把柿子晒裂，柿子的汁液流进了在树下席地而坐的道士碗中，道士喝了之后，满面红光，一下子年轻了许多。另一首诗《风折花枝》写风过后落花满地，这常常会引起人们的惜春之感，作者却反其意而用之，他认为落花满地是因为春风的多情，有意折断花枝送给行人的。韩愈还有一组景物诗《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纯用五绝，都是描写宅院中的亭台楼阁、水池竹林等小景致。其中一首《镜潭》，是描写潭水的，却把它写成照妖镜；《梯桥》不过就是一座小桥而已，作者却说：“自无飞仙骨，欲度何由敢！”过座小桥还要有仙人般的轻骨，这是非韩愈莫能道也。
韩愈不满传统山水景物诗用单纯写实的方法去描摹，总是加以夸张与变形，无论是气魄宏大的名山大川，还是寻常可见的花花草草，都被韩愈描写得雄健多姿。《南山诗》是韩愈写景状物的名作。在这首诗里，诗人连下五十一个或字，十四个叠字，且全是比喻，生动地写尽了群山的不同状态，将大赋铺排夸张、雕刻形容的表现手段发挥到极至。作者把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动物植物、星云花月、波涛平原、帝王朝臣都用来形容山的形状，甚至把山形比作绘画、书法、八卦、锅碗瓢盆。而且全是动态的比喻，有动作有神态有喜怒哀乐，有的庄重有的戏谑，有的形象明确有的含义模糊。几十个比喻一气呵成，把南山写得“光怪陆离”、“雄奇纵恣”。
在其他许多诗中照样能看出韩诗这一特点。如他描写洞庭湖：“轩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巍峨拔嵩华，腾踔较健壮。声音一何宏，轰輵车万辆”（《岳阳楼别窦司直》）在诗人眼里，洞庭湖汹涌澎湃的波涛，使宇宙变得狭隘，它磅礴的气势盖过了巍峨的嵩山、华山，它宏大的声响，仿佛成千上万辆奔涌向前的车辆。程学恂《韩诗臆说》中就说：“宇宙间既有此境，不可无此诗也。”“金乌海底初飞来，朱辉散射青霞开。迷魂乱眼看不得，照耀万树繁如堆。”（《李花赠张十一署》）太阳从海底飞起，霞光万道，与万树李花交相辉映，普通寻常的李花被韩愈如此一形容，几乎可以和日月齐辉了。
夸张更是韩愈写诗之能事：
“落英千尺坠，游丝百丈飘。”《次同冠峡》
“悬流轰轰射水府，一泄百里翻云涛。漂船摆石万瓦裂，咫尺性命轻鸿毛。”《贞女峡》
“谁人与脱青罗帔，看吐高花万万层”《楸树二首》其一
诗人常常把景物的特点形容到极至，让人高山仰止，瞠目结舌。韩愈做诗不但是想以他的诗歌实践来扭转大历诗坛轻靡柔弱的诗风，更希望能够取法李杜，超越李杜，登上诗歌创作领域的新的高峰。在这种追求的指导下，韩愈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将所表现的对象拉长、放大、扭曲、变形，努力在诗歌中创造出“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的境界。
韩愈在《上兵部李侍郎书》中有云：“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织之为珠玑华宝，变之为雷霆风雨。”韩愈的许多诗即是如此。《南山诗》、《谒横岳庙》、《咏雪》、《贞女峡》、《石鼓歌》等奇崛险怪的山水景物诗能够非常突出地体现韩诗与众不同的特点。由于它怪怪奇奇、无施不可，在诗歌创作方法上的种种变态，使得这类诗歌尤为受到人们的关注。但韩集另有一类风格与之迥异的山水景物诗，他们以细致幽雅的笔调描写单纯自然的景物，是景中见情、淡中有味的好诗。
韩愈在一年四季中尤为喜欢生机盎然的春天，他以春为题材的诗有很多，比如《东都遇春》、《感春五首》、《早春》、《晚春》、《春雪》等等。《春雪》一诗：“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初春时节，百花还来不及盛开，白雪却嫌春色太晚，漫天飞舞就像飞花一样。《晚春》：“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写春快要过去，百花竞相开放以抓住这最后的时机。最妙的是引入杨花榆荚，说它们由于才思不够、气质不佳，只能作为百花的点缀，漫天乱飞了。还有那首脍炙人口的《早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这首诗就很有唐人的风致了，能够突出人们对春天刚来之时心灵的微妙感受。而且语言流畅自然、清隽秀雅，显得丰润多姿而又生机勃勃。
这些小诗轻俏活泼，构思又富有奇情异彩，后来江西诗派吕本中、杨万里等人讲究以“活法”作诗，与韩愈的创作也是颇有联系的。作诗应该以自然为标准，不要受到古人和各种典故的束缚，师法自然才能够随物赋形、化腐朽为神奇。韩愈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他描写各种景物才能够左右逢源，道人所未道，写出了奇趣来。
韩愈创作理论中不但有“务去陈言”的一面，还格外强调“文从字顺”。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文从字顺”的语言也可以是前人没有说过的，关键是怎样运用。《落叶一首送陈羽》：“落叶不更息，断蓬无复归。飘摇终自异，邂逅暂相依。悄悄深夜语，悠悠寒月辉。”没有任何斧凿的痕迹，五律写的颇象古诗，恰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青青水中蒲》也是被人认为是“语浅意深，可谓练藻绘入平淡。”之作。另一首七律《答张十一》，程学恂认为这是一首“真得杜意”诗。在韩愈诗集中七律非常少，而且绝大部分作于元和九年以后。“山净江空水见沙，哀猿啼处两三家。筼筜竞长纤纤笋,踯躅闲开艳艳花。”山青水净的江南秋景，争相竞长的细竹和随风摇曳的小花，使整个画面显得清俊宜人。贺贻孙《诗筏》评韩愈这类文从字顺的诗为：“信笔挥洒，矩矱天然”“真情流溢，非矜持造作所可到也”确实不错。
后人往往以“颠倒崛奇”、“力大思雄”、“以丑为美”、“艰奥”等词来形容韩愈的诗，并常常拈出《南山诗》、《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山石》等诗来作为佐证，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一个印象：韩愈的山水景物诗徒以险怪见长，笔意瓷肆纵横，气格雄强豪放。且多用古体，有大量的散文式的议论和辞赋式的铺叙。当然，这是韩愈山水景物诗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他同样有一批风格缜密、工稳自然、又透着清新灵动之气的小诗。如果我们评价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以自然真醇、平淡旷远来作为总括，一般不会失之太远，但讨论韩愈的山水景物诗就不应该受既定观念的局限，这样才能使韩愈的山水景物诗以一个整体凸显出来，以便我们更全面地考察它的艺术风貌。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韩愈这两类景物诗风格差异太为明显，这足以可见韩愈的诗确实是作出来的，是为作诗而作诗，这与陶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耳”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创作理念。但韩愈确实是个才华横溢的大诗人，他既有“横空盘硬语”、可以“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的惊人之作，又有清新流利、矩矱天然的小诗，更重要的是他还能把这两者相结合，创作出一类淡中设色、朴出生姿，虽炼字酌句却又不留痕迹的好诗。正如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所说的：“其实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专以险怪见长，恐昌黎亦不自知，后人平心读之自见，若徒以险怪求昌黎，转失之矣。”
《山石》正是这样一首把两者都结合得很好的诗。全诗随着韩愈的游踪顺次叙写，主要描写了黄昏到寺、山中夜宿、平明独出三个时间段的景致。每一景都是一个境界，且以境界的变换表现时间的推移。黄昏，写曲折的山路，写低飞的蝙蝠，处处有苍凉和迟暮之感。“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景致从外入内，举火来看这寺中的佛画，显得幽深又有神秘感。“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写出了夜色的寒冷和静寂。第二天早晨独自下山的时候却是“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眼前的风光立刻欢快明丽起来，诗人开阔的胸襟和怡然自得的心情也在此表露。《山泾草堂诗话》中说道：“通体写景处，句多浓丽；即事写怀，以淡语出之。浓淡相间，纯任自然，似不经意，而实经意之作也。”韩愈在诗中又十分讲究色彩搭配和景物的和谐，黄昏虽然暮色浓重，但绿色的芭蕉和白色的栀子花艳丽夺目；夜晚，寺中的古画是浓墨重彩，但山中的夜景却是清凉冷淡；第二天早晨，有烂漫的红花绿水，又有凝重苍翠的松柏。整首诗景物、境界、诗人的情怀层见叠出，显示出诗人深厚的笔力。诗中还运用了许多双声叠韵字，浑成中见精细，自然中见工巧。
韩愈的山水景物诗的写作与他强烈的个性特征、丰富的才学和坚定的创作理想是紧密相连的。他笔下的山水景物跟随诗人的心情，跟随诗人对景物的独特理解而具有不同的特色。这一类山水景物与我们在中唐以前（或者说在杜甫以前）所见到的山水景物诗有着很大的差别与变化。《杜诗祥注》中曾引屠隆的话评价杜甫的山水景物诗说：“虽沉雄博大，多所包括，而独少摩诘冲然幽适、泠然独往”之趣。我想这样的说法同样适合形容韩愈的山水景物诗。中国传统的山水景物诗兴起于东晋，成熟于盛唐，自有它发展的一套脉络与体系，早期山水景物诗由于有用静照的方式表现玄远的自然之道的玄言诗的催化，它在独立之初就确立了以清朗澄澈、明净空灵为最高境界的审美理解。山水景物诗发展到盛唐，这一审美理想在孟浩然、王维、李白等人诗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而考察韩愈的山水景物诗显然不能从传统山水景物诗的特性来着眼，在山水景物中寻求精神与外物的融合，以达到空明玄远的境界并不是韩愈的追求。韩愈由于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无法摆脱的内心挣扎以及对功成名就的耿耿于怀，使他的诗歌与中国传统山水田园诗的审美理想迥然不同。
韩愈有一组《感春》诗，其中一首诗一开始就营造了一个有诗有酒的意境：辛夷花开了，自己坐在花前，有幽雅的琴声，有杯中美酒。如此的诗情画意，作者却丝毫没有雍容自适的情怀，当时正值讨伐叛逆之际，他想一展身手却又不能。内心的焦灼苦闷使他怨恨这种作歌赋诗的平庸生活。
陶渊明的《饮酒》我们都很熟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耳，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中以即事即景的叙写，充分表达了诗人在大自然中领略到的无穷乐趣和安贫乐道的心境。韩愈也有一首《把酒》：“扰扰驰名者，谁能一日闲？我来无伴侣，把酒对南山。”很想营造一种类似陶诗的意境，但韩愈毕竟是韩愈，他这种努力是徒劳的。真正热爱平静朴素的生活、拥有恬淡旷远的襟怀的诗人，他的心中会有一种真诚的宁静；整天说别人忙忙碌碌、汲汲于功名的人，说明他还是摆脱不了世俗的纷扰、功名的诱惑。孤傲高洁的品格、真纯自然的胸襟是不需要标榜的。可见有着“志欲干霸王”的理想与豪情的韩愈，到了晚年，心情仍然不能平静。
韩愈是他诗歌理论的有力的实践者。他的诗中有诸多的文体试验和风格试验之作。这种变化一旦与人们的既定文学思维背离太远，就会使人难以接受，所以他的大部分诗都能让后人挑出毛病来。韩愈一生都在寻找一种超越，他在山水景物诗中追求的美既非儒家的温柔敦厚、可靠人工修饰的美，又非道家那种纯乎天然、冲淡虚静的美，而是要在神奇笔力的建构之下，形成一个雄伟瑰丽的世界，“此曲只因天上有”，让人觉得是巧夺天工、非人力可为的。但这似乎是一个致于极至的理想，韩愈没有做到最完美，但他这种开创之功却对后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单调的表现手法和审美趣味必然会使诗歌走向衰弱，韩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中国传统诗歌的创作引入了新的天地。
&《诗词世界》2017.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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