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时代_起点中文网_小说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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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清楚地记得，初次听人谈起勃列日涅夫和见到他的照片的情形。1964年9月我上小学一年级。当时我们都生活在对赫鲁晓夫所许诺的共产主义的期盼之中。我们的女班主任毕业于摩尔达维亚师范学校，她根据国民教育科的要求，做了更为确切的说明：
“你们要知道，共产主义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就到来，别以为某个清晨广播里会宣布说，共产主义已经从今天开始。共产主义可是一步一步地实现的。”
然而谁都不怀疑共产主义将迅即到来——直至苏共中央十月全会让赫鲁晓夫退职为止。正是那个时候，我才见识了勃列日涅夫——他的照片引人注目地刊登在所有报纸的头条版面。照片刊登的是两张——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但我记得，大人们议论的只是勃列日涅夫。他们都明白，正是他会成为国家领导人。于是我便喜欢上了他。
我也同样清楚地记得他去世的日子。日，我在旷日持久的出差之后，从南方飞返寒冷的莫斯科。在家里取出背包中的物品时我打开收音机，当即明白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所有的广播和电视频道都在播放哀伤的古典音乐。人们纷纷猜测：是不是他？对勃列日涅夫的好感业已荡然无存了。举国上下全都腻烦了他……
18载的勃列日涅夫年代——这正是我的青少年时期，日渐长大成人和对人生倍感关注的岁月。撰写本书之时，我仿佛再次重温了全部这段时光。
诚然，也常常令人伤感。正值撰写他的传记之际，一些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并非无足轻重并曾向我讲述了许多事情的人们，接二连三地相继辞世。我也安葬了自己的继父，我非常爱他，并在本书中有所提及，别的不说，单是在增进对勃列日涅夫政权机制的理解这一点上，我也应当对他深怀感激。
不过更加令人感到痛惜的是，那真是一个坐失良机、徒劳无功的年代！勃列日涅夫接手一个渴求复兴、期望进步的国度，而遗留下的国情却是灰心失望，腐败堕落到公然弄虚作假，越来越落后于发达国家。不过我这是过早地提及了后话……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开始执掌国家大权之时，谁也不曾料到他会领导苏联长达18年之久，直至他寿终正寝。
　　秘密谋划以何种借口将赫鲁晓夫请来莫斯科，才能让他什么也猜测不到？
大家一再斟酌，应该如何与赫鲁晓夫进行谈话，谁人以何种顺序依次发言，具体都讲些什么。
决议中列出四个人的姓名——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这表明了究竟谁是掌控事件之人。
背着国家领导人本人决定其命运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于日举行。在莫斯科工作的国家领导人全体出席，没从各地召来各民族共和国中的主席团委员。
也没有赫鲁晓夫本人——他与自己在政府中的第一副手米高扬正在皮聪达休养。赫鲁晓夫挑选了那些比自己年轻的人组建领导班子，但在私交方面他感到最为称心如意的人还是米高扬。这不仅仅因为他俩是同龄人，而且斯大林在世时的多年工作关系也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在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缺席的情况下，主席团会议由勃列日涅夫主持。赫鲁晓夫离开莫斯科期间，勃列日涅夫统管党的各项事务。他率领官方代表团前往柏林向东德人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15周年，刚刚回国。
据目击者称，开会时勃列日涅夫异常激动。而且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齐集的大厅内，令人感到一种神经紧张、提心吊胆的气氛。这次会议可谓非同寻常：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决定撤销赫鲁晓夫党的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
就这一危险话题所进行的无休无止的秘密谈判，业已持续数月之久。但10月12日他们开会则十分正式。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马林像往常一样，用小卡片记录大家发言的要点。也许，正是马林的到场最能表明赫鲁晓夫气数已尽。马林主持公共事务部10年，公认是赫鲁晓夫特别信任的助手。“就像斯大林在世时的波斯克列贝舍夫 一样。”马林常常自豪地自我评价。
主席团会议上都讨论了些什么呢？
以何种借口将赫鲁晓夫请来莫斯科，才能让他什么也猜测不到并接受针对他的措施？这是第一。第二，大家一再斟酌，应该如何与赫鲁晓夫进行谈话，谁人以何种顺序依次发言，具体都讲些什么？
讲话的主要是勃列日涅夫和党的领导层中其他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中央委员会书记波德戈尔内、基里连科和谢列平。当时谢列平尚不是中央主席团委员，但他在权力等级中的排位之高、策划推翻赫鲁晓夫一事过程中的作用之大，都足以令人们格外专注地聆听他的发言。
几乎立即便作出了决定：应当让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发言，这会成为一个重要信号——基辅对赫鲁晓夫持批判态度。须知正是乌克兰党组织被视为赫鲁晓夫主要的依靠力量。基辅领导人之中，许多都是他亲自任命的。而且谢列斯特也被目为赫鲁晓夫的人。他连外貌都让人想到赫鲁晓夫——身材矮小敦实，脸面粗糙肥胖，头颅整个谢顶……
将赫鲁晓夫召至莫斯科的借口是：在涉及他的改组农业的报告方面积累了许多问题。
立马便产生了一个问题：由谁往皮聪达打电话呢？这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考验，与赫鲁晓夫谈话颇为令人胆寒。他对主席团委员们从不客气，可以随便地张口骂娘。
勃列日涅夫出访柏林期间，主持党务的一直是波德戈尔内，这是一个性格坚毅、爱好虚荣的人。他断然拒绝了这一差事，因为他刚刚向赫鲁晓夫详细汇报过日常工作，后者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何头天他闭口不提所发生的问题？千万别让其产生什么怀疑……
于是大家决定，由勃列日涅夫来打电话。还能有谁呢？正是他在履行老大哥的职责。晚上9点左右，使用城际高频通信线路接通了皮聪达的国家别墅，赫鲁晓夫拿起了听筒。
据谢列斯特称，当时勃列日涅夫惴惴不安，他脸色发白，嘴唇青紫，说话的声音颤抖。赫鲁晓夫听罢他的话，不满地说道：
“你们那里出了什么事？离了我，你们一天都过不下去吗？好吧，我考虑一下。米高扬在这里，我要同他商量商量。过一会儿再给我来电话。”
这一时刻，中央主席团委员们是在神经紧张中度过的。赫鲁晓夫十年之间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所有的对手和竞争者。他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一小时之后，勃列日涅夫重新给赫鲁晓夫去电话。
赫鲁晓夫怒气冲冲地说：
“好吧，明天上午11点，我同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飞回莫斯科。”
主席团委员们结束讨论，就议事日程预先拟好决议：
1. 鉴于有关预定于本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上讨论的问题和新的五年计划制订工作方面所出现的原则性疑点，苏共中央接到了种种质询，兹确认在赫鲁晓夫同志参与下，于最近期间举行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对这些问题加以讨论，已刻不容缓至为必要。
委托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和波德戈尔内等同志与赫鲁晓夫同志进行电话联系，向其传达这一决定，以便于日举行中央主席团会议。
2. 由于各地对已下发至各级党组织的赫鲁晓夫同志日《关于转向集约化道路的农业领导工作》的报告提出了许多疑点，而且其中一些方针含混不清，特从各党组织收回上述报告。
3. 考虑到所出现问题的性质的重要意义和即将对其所进行的讨论，现认为宜将苏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苏共检查委员会委员召集至莫斯科，以便就苏共中央主席团所讨论问题的结果向全会提出报告。
关于召开苏共中央全会的时间问题，应于赫鲁晓夫同志在场的情况下作出决定。
对于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报告，人们的态度一向毕恭毕敬，现在却被宣布为“含混不清”。其实主席团委员们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三个月之前的7月11日，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阐述了自己的一个新想法：彻底改组对农业的管理——对每一种产品单独建立专门的管理机关。一个总局管粮食，另一个总局管肉类，第三个则管毛皮。
与斯大林一样，赫鲁晓夫认为经济问题可以用组织和干部的手段进行解决：有了问题，那就建立一个解决它的机关。
但是另一件事却难倒了主席团委员们。赫鲁晓夫已经撤销了农村的区委会，将乡镇中党的机关降为发挥次要作用的管理生产的党委。在新的农业领导系统中，根本没有党的机关的地位。专职的党委书记对此会做何反应呢？
中央主席团收回赫鲁晓夫的报告，是向地方上党的机关表明，赫鲁晓夫已不复为主宰一切之人。
关于召集中央委员们前来莫斯科一事，自然不曾向赫鲁晓夫谈及，否则他会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1957年夏“老革命派”——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企图将赫鲁晓夫撤职之时，他即曾下令召集中央委员开会。这些人飞抵莫斯科后，赫鲁晓夫又派人让他们了解事情原委，讲明力量分布情形和应当支持何人。赫鲁晓夫平日常常得意地讲述他赢得这场争斗的经过。如今别人也利用了他的经验……
决议中列出四个人的姓名——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这表明了究竟谁是掌控事件之人。勃列日涅夫名列第一，自然是他担当了主角。
这一决议截断了主席团委员们的退路。现在他们之中谁也无法在赫鲁晓夫面前反悔并声称他们背着他在主席团会上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他们必须一干到底。
为什么要扳倒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精力异常充沛。他是个无从预料、难以驾驭和不可思议的滑头；又是个活泼好动、性情直爽之人。他常常搞出一些缺乏理智、不合情理的新花样。
在他10年执政生涯临近终结之前，经济状况即已恶化。他已失去反对官僚主义者和达官显宦的“人民庇护者”的光环。另一方面，他又得罪了党的机关、军队、克格勃，惹得他们反对自己。他将中央委员们像小孩子一般随意申斥、呼来喝去。
多年过后，我有机会详细询问该事件的一些参与者。最主要的几个问题是：为何他们要反对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是一个精力异常充沛的人。他是个无从预料、难以驾驭和不可思议的滑头，与此同时，却又是个活泼好动、性情直爽之人。在人们的记忆里，赫鲁晓夫一直是一个恣意妄为的捣乱分子，有时显得荒诞不经，有时俨如十足的古董，因而并未得到历史应有的评价。他曾坦言：
“我当过工人，那时候没有社会主义，倒有土豆。如今社会主义已经建成，土豆却没有了。”赫鲁晓夫曾下令食堂免费供应面包。他一心想让国家摆脱贫困，但总是寄望于一些乌托邦式的想法，冀图一举解决各种问题。
日，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就苏共纲领草案发表讲话。他阐释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社会即将到来的具体设想：
“这就意味着让所有的儿童都进入寄宿学校，让所有的孩子从出生到受完教育都由国家加以保证，让所有的老人从某一年龄开始在各方面都得到保障……我想，再干上一两个年计划，我们就能够做到所有的人都有饭吃，谁想吃多少都行。我们将会有面包和肉——再来两个五年计划（这是最大限度）就请随便吃吧。不过一个人只能吃那么一些，多了也吃不下。连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些食堂，在那里你可以随便交点钱，就想吃什么吃什么。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却无法做到这点呢？……”
赫鲁晓夫常常搞出一些缺乏理智、不合情理的新花样，而且在他十年执政生涯临近终结之前，经济状况即已恶化。
由于严重干旱，1963年庄稼歉收。许多城市不得不实行购物卡制度。首次从国外采购粮食——940万吨谷物，约为当年收获量的10%。商店里已见不到面粉、饼干、甜饼、肉类的踪影，买牛奶排起了长队。
1961年的货币改革和物价上涨毁坏了赫鲁晓夫的声誉。他已失去反对官僚主义者和达官显宦的“人民庇护者”的光环。另一方面，他又居然得罪党的机关（打破习以为常的管理体系）、军队（裁减军官队伍）、克格勃（对肃反工作人员表现出十足的不敬，拒绝赋予他们特权），惹得他们反对自己。
最高权力集团之所以不喜欢赫鲁晓夫，有着一些个人方面的原因。高官显宦们渴望安宁与舒适，而赫鲁晓夫却持续不断地推行干部制度的彻底改革。他将中央委员们像小孩子一般随意申斥、呼来喝去。对待中央主席团的同事，遣词用语上也毫不客气：傻瓜、无赖、懒蛋、死苍蝇、可怜虫、臭狗屎……
比如，在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便大肆斥责自己的助手们。赫鲁晓夫在谈到农业领域的劳动报酬时，猛力抨击他在政府中的副手波利扬斯基：
“波利扬斯基同志，我不同意您的意见。这一分歧会形成某种路线。您大胆地揽上了一个任务，为您并不懂得的问题进行辩解。这也正是您的斗胆之处。不过这既不能使我、也不能使其他人受到鼓舞。我很难指靠您解决这些问题。您只是随口说了一大堆不负责任的话。”
“是您问我，我才回答的：为国家提供的粮食，集体农庄的产品比国营农场的便宜。”波利扬斯基进行反驳。
被激怒的赫鲁晓夫扭头对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谢列平说：
“谢列平同志，您去开一张介绍信，顺手塞给这位主席团委员。我动身之前，就在中央统计局开了介绍信。”
然后重又对波利扬斯基说：“您歪曲事实。您说得不对。”
“请不要说塞给，”波利扬斯基气恼地顶撞道，“我也是有身份的人。究竟该怎样和您谈话呢？如果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气氛马上就会紧张起来。也许，您对我的态度就是这样？”
“显然就是这样，我不否认。我怀着极大的不信任，我不可能信任您。这也可能是主观看法，让主席团去判定吧。请坐到我的位置上来，我坐到您那里。”
“不必激动，”波利扬斯基坚定不移，他可不是胆小鬼，“财政部也好，国家计委也好，都用数字表明，集体农庄的产品更便宜。”
赫鲁晓夫面向全体主席团委员说道：“同志们，我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波利扬斯基不够客观。我们俩曾经十分尖锐地谈论过养老金的问题。结果是您对还是我对？”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带着准备完美的提议来开会呢？”波利扬斯基抗辩，“除中央委员会各位书记之外，还有五位主席团委员都签署认可了这一提议。为什么您总是认为那仅仅是波利扬斯基一个同志提出来的呢？”
“因为那是您起草的。”
“您仅仅根据这一事实便形成这种印象是不足为凭的。”波利扬斯基不客气地回答。
“岂止一个事实。”赫鲁晓夫语带威胁地说道，“也许，这是年龄的问题，我衰老了，爱激动，容易起反应。看来，在我没死之前，还会做出反应，我对自己无可奈何。似乎不关我什么事了，我已年届七旬，好吧，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不过我还是共产党员，只要我还活着，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为党的事业斗争……”
稍后，赫鲁晓夫又补上一句：
“看来，该是我退休的时候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性子急躁。”
随即他又突然猛烈抨击自己的另一名副手柯西金：
“柯西金不在这里，但这里散发着柯西金的气息。条条线索都通向柯西金，他有许多陈旧的观点……”
按赫鲁晓夫意图，1961年10月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要求不断更新党的领导机关。区委每次选举必须更新一半人员，州委更新1/3，苏共中央委员会则更新1/4。这就是官员们忌恨赫鲁晓夫、拥护勃列日涅夫的原因，后者允许他们稳居自身的职位15年之久。赫鲁晓夫身边的人都不赞成他的自由主义行动：批判斯大林，庇护索尔仁尼琴和特瓦尔多夫斯基，试图寻求与西方的共同语言，裁减军队和削减军工生产。
日赫鲁晓夫寿辰当天，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来到他位于列宁山上的府第，向他表示祝贺。斯大林在世时，政治局委员都住在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则建议大家迁入紧邻莫斯科大学巍峨大厦的崭新宅邸。
接受庆贺的寿星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心情舒畅。来宾饮用过一杯白兰地，短暂交谈一番，便匆匆离去，托词是不可让赫鲁晓夫“累着了”。虽然赫鲁晓夫明明乐意继续热闹热闹，勃列日涅夫却不断催促大家起身，波德戈尔内也随声附和。
让赫鲁晓夫退职的准备工作业已开始。谢列斯特后来撰文说，有些主席团委员表现得极度神经紧张，甚至惶恐得发抖：万一赫鲁晓夫猜到了什么可怎么办？
谁发挥首要作用谁是这次密谋的推动者？一种说法，居于领导地位的是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另一种说法，是“共青团之鹰”谢列平和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
多年以后，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发表谈话称，发挥关键作用的应是勃列日涅夫。
历史学家早就试图查明，谁是这次密谋的推动者，尽管许多人连“政治密谋”这个字眼都不喜欢。
　　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居于领导地位的是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另一种说法，则应是谢列平和他的朋友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当公开议论往事已经成为可能的时候，无论勃列日涅夫还是波德戈尔内，都已经无法说出自己的意见了。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则曾发表谈话称，发挥关键作用的应是勃列日涅夫，虽然按照他们的说法，他的表现前后不一，甚而有些胆怯。某些历史学家觉得，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的说法并不可信。这些人认为，先前的共青团员更为坚定和顽强，正是他们组织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活动，因为他们对于在最高权力集团中形成空缺极为关心。他们急于充当主角……
究竟反赫鲁晓夫倾向是如何形成的，他的战友们如何下定决心商谈，这次政治密谋如何在组织上发展成熟，这些方面的真相如今我们已经无从得悉。
但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表明，积极反对赫鲁晓夫的有两个集团。
第一个集团是主席团委员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这些人都受够了赫鲁晓夫的恶气。他让他们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他们早就感到厌烦。
第二个集团则是那些团结在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周围的共青团出身的人。没有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反对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基本上不能成功。而唯谢列平马首是瞻的乃是整整一代经过共青团历练的党内年轻干部。
然而在最高权力集团中，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都不可能找人谈话：无论就年龄或职级而言，他们都不可能出面。谢米恰斯内当时仅仅是一名中央候补委员。与各共和国、各州的领导人进行谈话的，基本上是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
军事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中将第一个获准接触勃列日涅夫个人档案材料，他注意到，自1964年中期起勃列日涅夫停止作日记或笔记，而此事他已进行20年之久。他照旧记录赫鲁晓夫的指示，却不记载与何人会面以及谈了些什么。
勃列日涅夫明白，他正在参与一场名副其实的政治阴谋，所以不想留下蛛丝马迹。赫鲁晓夫退职之后，他又恢复了关于一天中所作所为的简短笔记……
当时的全苏中央工会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回忆说，勃列日涅夫曾请求他支持让赫鲁晓夫退休的提议。随后中央委员会书记杰米契夫也让格里申去见他，说许多同志都准备提出解除赫鲁晓夫所担任的各种职务的问题。格里申回答说，勃列日涅夫已经同他谈过话了。杰米契夫很满意：“我很高兴我们站到了一起。”
杰米契夫也将叶戈雷切夫请到自己的办公室，此人已接替他出任首都市委第一书记职务。杰米契夫将其领到窗户旁边——离开电话机远一点的地方，然后说道：
“你知道，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是不对的。”
中央主席团委员、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主席沃罗诺夫也说过，正是勃列日涅夫“招募”了他。勃列日涅夫邀请他去扎维多沃打猎，返回时还让他乘坐其“海鸥”轿车。这辆宽敞的政府用车中的第三个人，则是负责联络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德罗波夫。
在车上，勃列日涅夫摇起隔离乘客和司机的玻璃，讲述了准备追究赫鲁晓夫责任的想法。据沃罗诺夫说，勃列日涅夫拿着一份党的高层领导人名单，姓名上打着记号，标明同谁已经谈妥，同谁还需要进行商谈。
层层渗透波德戈尔内并不那么信得过勃列日涅夫。这次政治密谋参与者中的任何一个人，在最后关头都有可能向赫鲁晓夫和盘托出，从而毁掉其余的人。
当年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谢列斯特讲述过推翻赫鲁晓夫的准备情况。
1964年7月，他正在克里米亚第5号国家别墅“洽伊尔”中疗养。卫队预告说，勃列日涅夫要来看望他。谢列斯特感到奇怪：他与勃列日涅夫的关系并不亲密。他所期待的是波德戈尔内，此人也正在附近的“穆霍拉特卡”别墅疗养，他们两人关系友好。波德戈尔内调职莫斯科之前为乌克兰的领导人，正是他提拔了谢列斯特。他担任苏共中央书记之后，依然对谢列斯特常加照护。
勃列日涅夫来了。他们在长椅上落座。谢列斯特的小孙子跑了过来，他和爷爷一样，名叫彼得。
“你叫什么名字呀？”勃列日涅夫亲切地问他。
小男孩回答之后，转而好奇地问：
“那你叫什么？”
“我叫廖尼亚叔叔。”
别佳沉默了一会儿，又说：
“噢，我知道了。你是电影放映室的廖尼亚叔叔。”
勃列日涅夫略显尴尬，但事情很快便弄明白了：勃列日涅夫长得很像那个与他同名的电影放映员，此人常来国家别墅为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一家放电影。自此之后，勃列日涅夫与谢列斯特交谈时必定会请求说：“彼特罗，别忘了向孙子转达放映室廖尼亚叔叔的问候。”
勃列日涅夫和谢列斯特洗过澡，在凉亭里坐下。勃列日涅夫开始询问乌克兰的情况。他好像顺便似地提了一个问题：
“赫鲁晓夫对你的态度如何？”
“我觉得，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对待我很温和，一如大领导人对待年轻人那样，”谢列斯特措词严谨地回答道。“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斥责人，他也不曾耍粗暴态度。”
“这是当面，背地里说的可能就是另一套了。他说话总是这样。”勃列日涅夫嘟囔着说。
谢列斯特不知所措，心想，勃列日涅夫了解赫鲁晓夫对他的真正态度。为了以防万一，便说道：“赫鲁晓夫处在这样高的地位，他没有必要当面讲一套，背后讲一套。而且总的说来，他的责任和负担都很重，即便讲了什么不客气的话，我们也应当加以谅解。不过他生性不是个记仇的人，相反，倒是心地善良，乐于助人。”
“你对他了解太少了，”勃列日涅夫不满地回应，“你局限于外地，什么也看不着、感觉不到。”
谢列斯特恼了：“谁应该做什么事情，他就做什么事情。”
“确实是这样，不过看待所发生的事情时，目光应当开阔一些。党内、国内所发生的一切，都源于你们中央主席团委员。我们发现，你们全都附和赫鲁晓夫，带头向他鼓掌。可我们很难同赫鲁晓夫一道工作。我这次来就是想和你坦率地谈谈这方面的事。彼特罗，谁都不应当知道我俩的这次谈话哦。”
午饭时间到了，勃列日涅夫并不推辞喝上两杯。放松下来之后，他朗诵起诗来，还数次含蓄地对谢列斯特的妻子说：“彼特罗不明白我的话。”
午餐延续了很长时间。他们出门来到外面时，天已经黑了。酒后的谈话变得较为坦率。
“彼特罗，你应该帮助我们，支持我们！”勃列日涅夫说。
谢列斯特并不急于做出最终答复：“我不明白，究竟需要在什么事情上支持谁？你解释一下吧。”
“赫鲁晓夫极不尊重我们，常说粗话，给我们起绰号、扣帽子，遇事擅自作出决定。不久前还宣布，我们的领导层已经老迈，必须年轻化。他打算把我们大家统统赶走。”勃列日涅夫回答。
勃列日涅夫所言不虚。谢列斯特即曾亲自听到赫鲁晓夫讲过：“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老头子成堆……”
“你多少岁了？”勃列日涅夫问。
“满55了。”
“这么说，按照赫鲁晓夫的看法，你也是老头子了。”
“赫鲁晓夫为干部年轻化操心，这很好，是应当一代代传承。”谢列斯特继续做戏。
“你把我的话理解错了，”勃列日涅夫说，“必须明白，实际上他是想赶走富有经验的干部，好让自己决定一切事情……”他皱了皱眉头又补充说道：“很遗憾，你不肯理解我。对我们的谈话可得严守秘密。”
谢列斯特憋不住说：“如果您信不过我，那就没有必要到我这儿来，至于保密之类的话，请您再也不要向我提起了。”
勃列日涅夫突然意识到了不妥：“彼特罗，你要正确理解我的话。提起这一切我很难过，但我们没有别的出路。赫鲁晓夫一直欺侮我们，没有活路了。”他顿时热泪盈眶，“没有你，没有乌克兰共产党这样大的组织，我们就不可能采取什么行动。”
“你们大家应该开个会，坦诚地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谈谈他的缺点。”谢列斯特劝告说，“我觉得，他是会理解的。”
“你这样说是因为你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勃列日涅夫打断了他的话，“如果我们试图这样去做，他准会将我们统统赶走。”
他们回到别墅里，又喝了点酒，吃了点东西。
勃列日涅夫拥抱了谢列斯特，热烈亲吻一番，意味深长地说：“彼特罗，我对你抱有很大的希望。”
勃列日涅夫离去了，谢列斯特则几乎直至天明都在堤岸上来回踱步，反复斟酌他该怎么办，究竟站在哪一方。他自己也有点害怕难以预料的赫鲁晓夫，同样对不断折腾的第一书记感到厌倦。
赫鲁晓夫高高兴兴地来到基辅，在共和国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大骂当地领导人：“乌克兰认输了，形势引起了不安……工作干得不好……我已经批评了乌克兰领导人，但在用餐时间你提出批评，他们满不在乎，而现在你当众批评的时候，我才看见他们畏缩了……最近数年一到夏天，大大小小的领导人全都唯恐错过在黑海泡澡的最佳季节。好在如今你们得到了克里米亚，因而有了地方可去。同志们，谁同我一道在乌克兰工作过，他就知道，我在乌克兰干了整整13年，在这13年中我仅仅休过一次假……”
谢列斯特和乌克兰的其他领导人当着他们下属的面，只有被迫不冷不热地笑着对赫鲁晓夫鼓掌。
早晨谢列斯特往穆霍拉特卡给波德戈尔内打电话，告诉他说头一天勃列日涅夫来过。波德戈尔内很感兴趣：“你这会儿在干什么？”
“在重温昨天的谈话。”
“如果可以，到我这儿来吧，咱们一块儿重温。”
谢列斯特向波德戈尔内详尽地转述了与勃列日涅夫的谈话。波德戈尔内仔细听他讲完后说道：“所有这些我全都知道。”
原来，勃列日涅夫已经去过波德戈尔内那里，并且转述了那次谈话的主要内容。
谢列斯特感到奇怪：“那你干吗还要让我重说一遍？”
波德戈尔内坦白地承认：“我不知道勃列日涅夫是否把一切全都告诉我了。”
波德戈尔内并不那么信得过勃列日涅夫。这次政治密谋参与者中的任何一个人，在最后关头都有可能向赫鲁晓夫和盘托出，从而毁掉其余的人。
谢列斯特打探，为何去找他的是勃列日涅夫，而非波德戈尔内。
“就应该这样，”波德戈尔内神秘地回答说，“过些时候你就知道了。”
谢列斯特自己也能猜得到。勃列日涅夫信不过波德戈尔内，不想从其口中知道谢列斯特站在谁一边，而是要亲自加以证实。
波德戈尔内说，情况很严重。
“我明白，”谢列斯特点了点头，“勃列日涅夫在和我谈话时甚至哭了。”
“真的？”波德戈尔内讥嘲地重问了一遍。
“的的确确。”谢列斯特肯定地说。
“你不要太相信这一招，”波德戈尔内指出，“记住一句谚语：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他们从二楼的阳台上看见了勃列日涅夫。
“不过你别表现出知道他已经来过我这里的样子。”波德戈尔内提醒谢列斯特。
勃列日涅夫重又提起与赫鲁晓夫很难共事的话题，历数其种种错误。将农业变成了他垄断的领地；在国民经济中进行无休无止的改组；把党的组织分割为城市和农村两部分；蔑视意识形态问题，声称那都是闲扯，需要做的应当是具体的工作……
谢列斯特再次表示大家应该开个会，向赫鲁晓夫讲出自己的意见。
“我可告诉你，”勃列日涅夫忍不住了，“谁若是第一个提到这事，谁就会被赶出领导班子。”
谢列斯特意味深长地瞧了瞧勃列日涅夫，随后又望了望波德戈尔内。波德戈尔内加入了这场演出。
“咱们就别再玩捉迷藏了。我知道你和勃列日涅夫的谈话。彼特罗，你要正确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应当出席中央全会，没有乌克兰和乌克兰所选出的中央委员的意见，这个问题不可能解决。尽人皆知，乌克兰党举足轻重，也是赫鲁晓夫的主要靠山。因此你应当着手开诚布公但又小心谨慎地同你那里所有进入苏共中央委员会班子的同志谈谈，这些人在乌克兰不少——一共36个。或许，也应该同信得过的积极分子进行谈话。”
“为了正义的事业，谈谈是可以的，”谢列斯特回答说，“尽管这很冒险。不过有三个人我不能信任，就是谢宁、科尔涅伊丘克和伊瓦先科。他们准会以私人方式立即把一切都转告赫鲁晓夫。”
奥莉加·伊瓦先科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分管国防工业部门），对赫鲁晓夫极富好感。
谢宁自1953年起即担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赫鲁晓夫和谢宁小时候在工厂里的同一个班上学，从那时起就很要好。
科尔涅伊丘克是著名的戏剧家、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和院士，并未担任官职，但从斯大林时代以来一直是苏共中央委员。
8月12日，谢列斯特用电话向赫鲁晓夫汇报共和国的工作。
8月14日，勃列日涅夫来电话，要他详细转述与赫鲁晓夫的谈话。
8月21日，波德戈尔内飞抵基辅。现在已经是谢列斯特开始不安了，事情具有了旷日持久的性质，但如果拖延下去，可能会变得很危险。
“必须更加坚决地采取行动，否则我们可能被出卖。”波德戈尔内说。
“谁能完成这个任务呢？”谢列斯特问。
“我回到莫斯科后，要大力敦促廖尼亚。他胆怯了。”波德戈尔内回答说。
9月中旬，勃列日涅夫率领代表团前往保加利亚，在基辅停留了数小时。谢列斯特在机场迎接代表团，将勃列日涅夫单独领进中央委员会大厦，开始劝导他：
“事情牵连的人太多了，拖延不决会引发许多祸患的。”
勃列日涅夫信心十足地回答道：“你不必担心。我们正在采取各种措施，但如何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还不知道。还要进行商量。”
9月26日，星期六，苏共中央主席团扩大会议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举行，由赫鲁晓夫主持。会议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七年计划。出席会议的许多人都知道有人准备搞掉赫鲁晓夫。
“不过，无论实施所构想之事的日期抑或具体方式，暂时谁都不确切了解，”谢列斯特回忆说，“甚至组织者们自己也仍然处于一种心情沮丧、缺乏信心和模棱两可的状态。”
因此出席会议的人依然对赫鲁晓夫表示十足的忠诚和崇敬。会后少部分国家领导人会聚在中央主席团房间内。赫鲁晓夫问：“嗯，同志们，你们对所采取的措施和我的讲话有何意见？”
主席团委员们开始争先恐后地说，各方面都好极了。赫鲁晓夫吩咐中央委员会书记们筹备中央全会例会，说他即将去休假。
数日之后波德戈尔内从境外归来时，由于天气恶劣的原因在基辅“迫降”。他与谢列斯特彻夜长谈，谢列斯特详细讲述了他已经同中央委员会中的哪些人谈过话。与许多人都当即取得相互理解，但有一个人张皇失措，谈话无果而终。
波德戈尔内警告说：“你要小心些。”
他们依然畏惧赫鲁晓夫。
“只要他一句话，”谢列斯特回忆道，“我们许多人便会遭到‘无害化处理’，被孤立起来，甚至被干掉，因为现在所进行的政治密谋就其实质和方式而言都是反对政府首脑，这种事情的结局如何尽人皆知……”
波德戈尔内将莫斯科的事情进展情况告诉了谢列斯特，有些主席团委员动摇不定。不得不恐吓某些人，使他们至少保持沉默……
　　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力劝谢列斯特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科罗琴科谈谈，此人曾多年与赫鲁晓夫共事，30年代任莫斯科州委书记。大镇压时期即将被逮捕，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面前为之辩解，救了他一命。
谢列斯特冒险摊牌。科罗琴科想了想后做出决断：
“我很早就认识赫鲁晓夫了。他是个优秀组织者，忠诚的共产党员，但在目前这个职位上他显然太刚愎自用了——认为自己就是领袖。他做了许多政治方面的错事。看来，让他从这个职位上退下来，对他，对党都要好一些，而且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应当分开。年届70很难管理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何况尼基塔已是一副老年人的脾气。”
“杰米扬·谢尔盖耶维奇，我该如何向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转达呢？”谢列斯特问。
“你就说，我和你们站在一起，而且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就这个问题在任何场合发言。”
又有一个赫鲁晓夫的忠实战士，本来在很多方面都应该感谢赫鲁晓夫，却轻易地便叛卖了他。
猎物警觉不过阴谋分子们也并非事事顺利。波德戈尔内告诉谢列斯特，赫鲁晓夫临动身休假之前，他俩进行了一场不愉快的谈话。
赫鲁晓夫将波德戈尔内请进办公室，直截了当地问道：
“波德戈尔内同志，这是真的吗？有一伙人想要搞掉我，而您与这个团伙有关。”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这是哪来的消息呀？”波德戈尔内佯装不胜惊讶。而他自己心里却在琢磨：这可能是谁透露给他的呢？首先想到了勃列日涅夫。这家伙一度吓坏了。
不过赫鲁晓夫说，阴谋之事是克格勃工作人员加柳科夫透露给他儿子谢尔盖的。此人是伊格纳托夫当年的卫队长。伊格纳托夫被免去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调任无权无势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对赫鲁晓夫怀有怨气，确实积极参与了这场政治密谋的准备工作。他跑遍全国，说服老朋友们反对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甚至还向波德戈尔内出示了克格勃工作人员交付谢尔盖的那封信件，并且询问道：“您了解有关此事的什么情况吗？”
波德戈尔内眼皮也不眨地说他一无所知，建议责成国家安全委员会查明全部事实。他确信，谢米恰斯内能摆脱困境。但赫鲁晓夫决定不找克格勃，而是私下请米高扬召见伊格纳托夫，与之谈谈。
密谋者们通过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得以向伊格纳托夫提醒大家所面临的威胁，吩咐他与米高扬谈话时否认一切……而为人谨慎的米高扬在完成第一书记的嘱托时，似乎也并未表现出平日的利落。他保持对赫鲁晓夫的忠诚，但也不想与其对手们闹别扭。
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扎米亚京告诉我，被撤职前不久，赫鲁晓夫突然出现在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的午宴上，并出乎人意料地发表了直言不讳的讲话。
主持宴会的领导人是波德戈尔内，因为名义上赫鲁晓夫尚在休假。尽管如此，他还是　　　　　　　　　　　　　　　　　　　　　　来了，进入大厅时一边走一边说了一句绝非吉祥之兆的话：
“怎么，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吗？”
位置当然很快就找到了。赫鲁晓夫向波德戈尔内打了个手势：“继续进行吧。”
然而在宴会末尾，礼节性讲话已经发表过后，赫鲁晓夫却说：
“真是有意思。我刚刚休假回来，而大家都要我相信，我健康欠佳，需要去进行治疗。医生们说，这些人也说。那好吧，我去。可等我回来的时候，这整个‘中央堵塞’还得我来打通。”这时他指了指中央主席团委员们：“他们以为，没有我，他们一切都能解决……”
看来，赫鲁晓夫终归感觉到了些什么，他天生具有极强的敏感性，否则就不会在一场场的政治搏斗中硕果仅存。
很可能，正是这点才足以解释他突然给朱可夫打电话一事。1957年10月，赫鲁晓夫巧妙地解除了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务——这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不愿意让一位大名鼎鼎、果敢坚毅、骄矜自大的元帅待在自己身边。七年来他们从未交谈过。朱可夫被勒令退休，常年处于克格勃的监视之下。
可是突然之间赫鲁晓夫给朱可夫打来电话，息事宁人地说：
“你受诬陷了。我们应当见见面。”
赫鲁晓夫的助手记载：已计划在皮聪达休假之后与元帅会面。当乌云渐浓之时，赫鲁晓夫感到他正在失去支持，便决定依靠这位民族英雄。从现象看来，他想让朱可夫元帅重返政坛，确切地说，是想吁请其助自己一臂之力。假如朱可夫在1964年仍是国防部长，赫鲁晓夫的对手们就不可能指望得到军队的协助。
赫鲁晓夫放话要解散主席团，只会让他的对手们团结起来。过于自信使赫鲁晓夫尚未来得及收拾掉对手之前，人家已经抢先一步迫使他退职了……
9月29日，波德戈尔内往切尔卡瑟给谢列斯特打电话，让他火速飞赴克里米亚迎接前去疗养的赫鲁晓夫，还要求事后详细转告谈话的内容，并让他在赫鲁晓夫身边安插一个可靠之人，留心其情绪变化。
10月1日，谢列斯特在辛菲罗波尔迎接到赫鲁晓夫。后者半开玩笑地问道：
“您为什么在这里呢？我这是在休息，而你应当工作呀。”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迎接您正是我的职责，您可是踏上了我们共和国的地面啊。也许，您这里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赫鲁晓夫让他和自己同乘一辆汽车，随后又邀请他共进午餐。
谢列斯特觉得，赫鲁晓夫似乎有话要说。
他大骂意识形态战线的工作人员，称中央委员会书记苏斯洛夫为“套中人”，称勃列日涅夫为饶舌者。他埋怨波德戈尔内说，本来将其当作优秀的高素质干部调到莫斯科，却一直没有什么特别的作为。
“我们的主席团是一帮老头子，”赫鲁晓夫继续说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爱说不爱做。眼看我已经年逾古稀，不再像往日那般意气风发、精力充沛，应当考虑合适的接班人问题了。必须将年纪轻、素质好、40至45岁的人推上领导岗位。我们可不是长生不老之人，再过两三年，我们许多人都得退休了。”
这并非赫鲁晓夫与谢列斯特的第一次坦率交谈。此次事件之前数月，1964年3月间，赫鲁晓夫让谢列斯特随同自己出访匈牙利。几乎每天傍晚他们都在专供苏联领导人使用的官邸散步。赫鲁晓夫屡次非议党的领导层中的同事，尤其是勃列日涅夫和主要思想家苏斯洛夫。
谢列斯特只是倾听，一言不发。据他观察，赫鲁晓夫处于十分激动的状态。他身后寸步不离地紧跟着克格勃九局（最高权力机关卫队）的一名工作人员。有一瞬间这名保卫人员太靠近赫鲁晓夫了，他便勃然大怒：
“您想干什么？您干吗要偷听和跟踪我？干你自己的事情去！”
谢列斯特试图说服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他可是在执勤啊。”
赫鲁晓夫仍然怒不可遏地回答说：“如果他在执勤，那就让他执行自己的勤务好了，而不要偷听。我可了解他们。”
赫鲁晓夫感到，危险来自克格勃，而他所怀疑的并不是那些人。他认为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及其前任谢列平都是忠诚于他的人。他亲手将这些年轻人提拔到高位，但关于他们的心思和计划，他却全然想错了……
此日赫鲁晓夫动身进山——猎取欧洲盘羊。赫鲁晓夫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枪手。但10月3日，他觉得克里米亚天气恶化了，他要转移到皮聪达去。更重要的是，米高扬也在那里休养。
赫鲁晓夫离开之后，谢列斯特用高频电话与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通话。勃列日涅夫意味深长地向谢列斯特转达了波利扬斯基和乌斯季诺夫的问候，后者不久前刚刚就任政府副总理兼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主席。这就意味着他们也“入伙”了。
勃列日涅夫告知，他试图让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共襄此举，但那一位吓坏了，避而不谈。
谢列斯特与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数次交谈。马利诺夫斯基称，军队不会参与解决国内政治问题，亦即不会保卫赫鲁晓夫。10月10日则保证说，他将与大家一道反对赫鲁晓夫。
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得以高升甚至保全性命，全都多亏了赫鲁晓夫。1942年，斯大林得到马利诺夫斯基方面军出了岔子的情报，打算将这位将军交付肃反工作人员。但赫鲁晓夫立即为其担保，照管了马利诺夫斯基整整一年，终于救了这位未来部长一命。
元帅又是如何报答恩人的呢？已经是赫鲁晓夫退休之后，11月7日的节日招待会席间，马利诺夫斯基高声为反对美国祝酒。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朝他走过来，祝贺他的反帝祝酒干得好。周恩来看看领导人更替之后莫斯科的情况如何。
马利诺夫斯基可能喝得有点多了，对周恩来说道：
“让我们为苏中友谊干上一杯。我们已经将自己的傻瓜尼基塔赶下了台，请你们对***也如法炮制。这样，我们的形势必定一片大好。”
怫然而怒的周恩来退出了招待会，爆发了一场风波。不过马利诺夫斯基这句话首先很好地说明了他自己的为人。赫鲁晓夫无望获得他所救助之人的最起码的感激之情……
最后的三天
10日，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命令军事反间谍机关管理局，首先是莫斯科军区特别处的人员：部队的调动情况即便无关紧要的都必须立即向他报告。
撤换赫鲁晓夫的三天期间，克格勃的某些部队的人员，首先是第九局训练有素的军官们，一律奉命处于全面战斗准备的战时状态……
谢列斯特往皮聪达给赫鲁晓夫打电话后得出结论：赫鲁晓夫毫无察觉，心情很好。谢列斯特与第一书记的助手——舒伊斯基和舍甫琴科（他主管农业，是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聊了聊，确信他们也没有不安的征兆。
谢列斯特给勃列日涅夫去电话，他感觉勃列日涅夫讲话时有点缺乏信心。于是他与波德戈尔内通话，波德戈尔内安慰他说：“一切进展正常，并没有退却。”
撤换赫鲁晓夫的准备工作进入决定性阶段。
10月12日的早上，谢列斯特飞往莫斯科。他不作任何解释地指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索博利，要其将中央检查委员会和候补委员、在乌克兰工作的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召集到基辅，找个借口不许他们离开。在其他各共和国、各州里，也都采取了同样的准备措施。
波利扬斯基给哈萨克斯坦部长会议主席库纳耶夫去电话，提醒他说：
“预料有重要事变。如果认为需要，我们可以邀请你出席主席团会议。如果不来，你会知道结果的，等着电话吧。”
如若赫鲁晓夫坚决不肯让步，他们打算利用库纳耶夫。
日，赫鲁晓夫飞返莫斯科参加主席团会议。在政府机场伏努科沃二场，迎接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的只有一个人——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
问题不仅仅在于谢米恰斯内必须撤换掉赫鲁晓夫的卫队，而且要严加监视，不能让容易冲动的赫鲁晓夫采取什么突如其来的行动。并非任何人都能下定决心在那个时刻单独直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总归还是全国第一号人物，人们都畏惧他。
根据另外一些说法，勃列日涅夫的神经一度经受不住，他放声大哭，吓得反复念叨：“尼基塔会杀死我们大家的。”
而眼下的谢米恰斯内却不怕赫鲁晓夫。别的不说，单是谢米恰斯内的坚毅、果敢和威严便无人能及。
布鲁斯尼岑中将当年是克格勃政府通信局副局长。他回忆说，那次事变发生的前一天，谢米恰斯内曾召见过他，当时赫鲁晓夫还在皮聪达休养。
谢米恰斯内语气威严地说，他需要了解，什么人、为什么给赫鲁晓夫去电话。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布鲁斯尼岑坚定地回答说，“这种事不单是我，即便是您也无权了解。”
谢米恰斯内当即拨通勃列日涅夫的电话：“列昂尼德·伊里奇，政府通信局局长说，这种事不能做。”
听罢勃列日涅夫的回话，谢米恰斯内向这位政府通信局副局长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什么事可以做呢？”
“具体需要做什么？”布鲁斯尼岑想弄清楚。
“需要知道，都是谁给赫鲁晓夫打电话。”
“这个可以。专用交换机里就应该有这方面的信息。”
“好，每小时您向我报告一次，都是谁给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去电话。”
通往皮聪达国家别墅的政府专用国际高频通信线路经过第比利斯。它业已被切断，借口是设备损坏。于是，与赫鲁晓夫的电话联系便须通过莫斯科的专用交换机，这样就能立即向克格勃主席报告赫鲁晓夫所有的电话交谈内容。
赫鲁晓夫走下旋梯后问谢米恰斯内：
“其余的人都在哪里？”
“在克里姆林宫。”
“他们吃过午饭了吗？”
“好像还没有，都在等你。”
赫鲁晓夫从机场迅即前往克里姆林宫，进入自己的办公室。下午三点，主席团会议开始。赫鲁晓夫进门打招呼问道：
“喂，出了什么事情？”
他坐在主席的座椅，又问了一遍：
“谁来发言呀？问题的实质何在？”
与赫鲁晓夫自皮聪达同机返回的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以及主席团候补委员——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马祖罗夫、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也应召参加10月13日的会议。
他们之中，站在赫鲁晓夫一方的只有米高扬（连那也是有条件的），其余的人全都猛烈抨击赫鲁晓夫。他平生还从来不曾听到过诸如此类的指责。
率先发言的是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全然不曾料到，中央主席团会议会发生这样的转折。勃列日涅夫声称，主席团里并不存在集体领导，而是充满了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他对同志极不尊重，结果经常做出一些考虑不周的决定。将州委分割为工业州委和农业州委是个错误，人民对此并不支持。
赫鲁晓夫反驳说：
勃列日涅夫在这里所说的一切让我感到难过，我可能并没有察觉。但是这方面的事情，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曾向我提起过。如果真是那样，便说明我也只不过是一个凡人。此外，你们大家在各方面都一直支持我，总是说一切都做得很正确。我也把你们看作志同道合的人，而不是反对派。至于这里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州委的划分，也并不是我一个人做出的决定。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主席团会议以及随后的中央全会上我们大家共同讨论过的。我忠于党和人民。我和大家一样，为什么从前谁也没有对我说过这些缺点呢？难道这诚实吗？至于对待某些同志态度粗鲁的问题，我现在表示歉意。你们都知道，我对党是忠诚的。
赫鲁晓夫还在表示愿意“尽自己的最大力量”搞好工作。正如事前所商定的那样，谢列斯特发言。在他讲话期间，赫鲁晓夫不时插话。有好几次谢列斯特对他的回答都相当尖刻，往日的毕恭毕敬已荡然无存，最后还很不礼貌地打断第一书记的话：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听您讲过多少回了，您也听我们讲一回吧。”
　　党的高层领导成员都依次发了言，进行对话时嗓门都提得很高。主席团委员们要求赫鲁晓夫自愿退休，他却加以抗拒。要想避免中央全会上引发争论，他的退休申请便必不可少。如果赫鲁晓夫坚持自己有理，从理论上说来他仍然有权在全会上发言。
自然，这样做什么也改变不了。中央委员们只要看出哪一方占优势，便会投票赞成将其免职。不过，也可能有赫鲁晓夫的两三个老朋友站出来为他辩护。现在的要点在于，一定要避免在全会上发生辩论，做到一致赞成赫鲁晓夫退休，从而表明这是全党的意志。
中央主席团会议晚上很晚了才结束，决定第二天继续再开。
赫鲁晓夫动身返回列宁山（麻雀山）家中。他仍然是第一书记和政府首脑，但实际上已经被截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操办此事的是谢米恰斯内。赫鲁晓夫无论与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卡洛维发利疗养地治病的妻子，还是与基辅的女儿尤莉亚，均无法通电话。
谢米恰斯内也撤换了第一书记的个人卫队。克格勃第九局局长切卡洛夫上校毫不犹豫地服从谢米恰斯内。
赫鲁晓夫受不了同事们的压力。他年事太高，而且很累，痛苦不堪地过了一个通宵之后，10月14日早上他出现在主席团会议时已经彻底垮掉了。
波利扬斯基首先发言，他简直是冲着赫鲁晓夫发火。随后讲话的是柯西金、米高扬、波德戈尔内。只有米高扬提议为赫鲁晓夫保留适当的职务，在普通工作中利用其经验。结果米高扬为这一建议遭到责难。
勃列日涅夫再次发言。会后他将此次讲话的全文交给自己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
“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勃列日涅夫说，“是了解我对您的态度的。当年在您处境困难的时刻，我曾经诚实、勇敢和满怀信心地为您、为列宁主义路线而斗争。其实那时我正患心肌梗塞，但即使重病在身，我仍然获得了为您而进行斗争的力量。今天我却不能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我想按照党的要求说出自己的意见……如果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不沾染上诸如爱好发号施令、自欺**、坚信个人一贯正确等坏毛病，如果您稍稍具备一点谦逊精神，您也不会容许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您让广播、电影、电视为自己个人服务。您喜欢向所有的人、就所有的问题发布指示，然而众所周知，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一切错误的基础正在于此……”
在勃列日涅夫所发表的所有的讲话中，这一篇也许是最好的，尽管那是他亲自写的，并非笔杆子们代劳。这篇讲话好就好在通情达理。然而，勃列日涅夫自己在占据了赫鲁晓夫的办公室之后，又是多么迅速地忘记了他指责前任的那些话啊！
询问中中央委员会的各位书记——伊利切夫（分管意识形态）、鲁达科夫（分管工业）、季托夫（分管党的干部）、杰米契夫（分管国民经济）、安德罗波夫（分管社会主义国家事务）和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什维尔尼克，他们是否同意关于召开中央全会并建议全会解除赫鲁晓夫各项职务的提议。大家都表示同意。
这之后让赫鲁晓夫发言。他情绪沮丧。
“我为主席团如此成熟感到高兴，”赫鲁晓夫说道，“此刻所做的一切，是我们党的一次胜利。我这就退出，不准备同你们斗争——我的思想体系和基本原则与你们完全相同。我明白，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政治性演讲——天鹅绝唱。我不准备在全会上发言，但想向全会提出一个请求。”
他遭到了拒绝。赫鲁晓夫顿时眼泪汪汪：
“你们写一份关于我离职、退休的申请吧，我签字。在这个问题上我信赖你们。请告诉我，我应该住在哪里。如有必要，我可以离开莫斯科。”
有人高声说道：“何必这样做呢？没有必要。”
“如果你们工作搞得很好，”赫鲁晓夫说，“我只会感到高兴，我会留心报纸上的报道的。为了我们曾经一道工作，为了你们的批评，谢谢了。”
格里申和伊利切夫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草拟了申请：
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同志们！
鉴于年已老迈并考虑到自身的健康状况，谨请苏共中央满足我关于解除我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
由于上述原因，我已无法履行所赋予我的职责。
我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承诺，愿将自己的余生和余力贡献给造福于党和苏联人民、造福于建设共产主义的工作。
赫鲁晓夫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当即通过了中央主席团决议：
应予确认，由于赫鲁晓夫同志所犯错误和破坏集体领导的列宁主义原则的不正确行为，中央主席团内最近一个时期形成了极不正常的局面，阻碍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履行领导党和国家的极为重要的职责。
赫鲁晓夫同志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巨大的权力，在许多情况下开始摆脱苏共中央的监督，不复考虑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委员们的意见，未经应有的集体讨论便决定极其重要的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对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们表现出缺乏耐心和粗鲁的态度，蔑视他们的意见，在实际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确定的路线的过程中犯下一系列的重大错误。
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在业已养成作为工作人员的不良个人品质、年事已高和健康恶化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同志不可能纠正他所犯的错误和与党的要求不相称的工作方法。
同时也考虑到赫鲁晓夫同志所递交的申请，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如下：
1.出于年事已高和健康恶化的原因，兹满足赫鲁晓夫同志关于解除他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
2.确认今后将中央委员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集中于一人是不适宜的。
3.认为有必要于日召开苏共中央全会。
委托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致全会开幕词。
委托米·阿·苏斯洛夫同志代表中央主席团和中央书记处作报告。
决定全会上仅限于两个讲话，不进行辩论，尤其不能让赫鲁晓夫发言。再过若干时候召开另一次全会，届时将讨论所积累的组织问题。
大家提议勃列日涅夫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一职的候选人，建议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他是赫鲁晓夫政府中两名第一副主席之一。
会议期间，心事重重的谢列平向谢列斯特出示所截获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伊瓦先科的一张便条。便条上说：
“主席团开会，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同意需要讲明缺点，但不应当采取极端手段。法西斯主义在美国活动频繁，这样做，倒颇符合其利益。勃列日涅夫爱好虚荣，热衷权力。谢列斯特出言放肆，他们串通一气。可以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撤职。俄罗斯和乌克兰需要一个领路人。大家都心向着他……”
便条也给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看了。主席团委员们警觉起来。会不会突然出现赫鲁晓夫的另外一个同盟者呢？他们决定补充采取预防措施，亦即在中央全会上不让任何一个反对赫鲁晓夫离职的人发表意见。谢列斯特走出会议大厅，给自己的第二书记索博利挂电话，吩咐对伊瓦先科进行监视。
主席团会议之后，将前来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们分组集中，传达关于赫鲁晓夫退休之事，让他们对全会作好准备。
谢列斯特讲述过他完成自己那部分任务的情形。下午4点，在乌克兰驻苏联部长会议常设代表处，召集所有从基辅乘飞机前来参加中央全会的人。谢列斯特向他们通报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谢宁要求澄清：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是自己递交的申请，还是强迫他这样做的？”
谢列斯特不得不解释清楚。后来他自己承认，他讲得不够令人信服。
伊瓦先科想要知道：为什么不给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留一项职务？解除赫鲁晓夫职务会对国际关系造成什么影响？
谢列斯特回答说，赫鲁晓夫申请之后会去度过他理应享有的休息时光。至于兄弟共产党的反应，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党的总路线依然不变。
对赫鲁晓夫保持忠诚的伊瓦先科和谢宁很快便被打发退休。谢宁的家庭发生了悲剧，基辅的人们议论纷纷。他的儿子米哈伊尔是建筑师，似乎与杰出的电影导演谢尔盖·约瑟福维奇·帕拉贾诺夫关系非同寻常。这位导演以其背离传统的艺术方针闻名于世，结果遭人下毒，还想将他投入监狱。米哈伊尔被克格勃传讯，回家后写下绝命书，躺进浴缸，割开了自己的静脉。这桩自杀案成为逮捕帕拉贾诺夫的借口，他受到审讯，并被判处五年监禁……
赫鲁晓夫给女儿拉达家里打电话说：
“今天要举行全会，解除我的职务。你要预先告诉阿廖沙。”拉达嫁给了《消息报》主编阿列克谢·阿朱别伊。
10月14日上午，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乘飞机抵达莫斯科。此刻谁也不会在意他。
福努科沃机场上依旧挂着赫鲁晓夫的肖像，国家领导人迎接古巴贵宾。事前接到邀请的赫鲁晓夫女婿阿朱别伊也来到机场，他仍然是中央委员兼《消息报》主编。然而昨天还在讨好阿朱别伊的官员们，一个个都佯装没有发现他的模样。他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只有米高扬与他握了握手。
当天，《消息报》的晚刊破天荒第一次没有出版，次日清晨，该报与其他各报一样，刊登了有关中央全会的消息和国家新领导人的肖像。头一天夜间，各报编辑部的值班人员特别仔细地查阅报纸的各个栏目，逐一删去赫鲁晓夫的名字。
中央全会于下午六时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举行。厅里的座位并未加以指定，但大家都知道谁应当坐在哪里。
主席团中勃列日涅夫首先落座，事情很清楚：他将成为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低着头坐在主席团里。
勃列日涅夫宣布全会开幕。他说，10月12日中央主席团委员就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谈到主席团内的不正常状况，于是决定在赫鲁晓夫在场的情况下讨论这些问题。
“所有的发言人，”勃列日涅夫说，“全都意见一致：中央主席团的工作缺少健康的环境，环境已经变得不正常，之所以如此，首先应归咎于赫鲁晓夫同志，他走上了破坏集体领导党和国家生活的列宁主义原则、突出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的道路。中央主席团全体一致得出结论：由于赫鲁晓夫同志在领导我国国民经济的工作中仓促决定各种方针、采取考虑不周的唯意志论行动，结果产生巨大的混乱，造成严重的失误，却以无休无止的变革和改组进行掩盖。中央主席团认为现有的状况不能容忍，一致肯定必须毫不延迟地召开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将这一问题交由全会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
勃列日涅夫的这一番讲话并不包含在逐席散发的全会速记记录之内。如果采信经过校正的速记记录，则是勃列日涅夫几乎当即便让中央委员会书记苏斯洛夫讲话，宣读事先拟好的对赫鲁晓夫一事的谴责性结论。
为什么委托苏斯洛夫作报告呢？波德戈尔内拒绝出头，勃列日涅夫也不急于登上讲坛。苏斯洛夫作为党的官方思想家便成为合适的人选，尽管他是最后才被吸收参与这次密谋的。
当初与他谈起打倒赫鲁晓夫之事时，尽管他不可能感觉不到赫鲁晓夫对他的蔑视态度，却仍然采取了谨慎的观望立场。苏斯洛夫就秉性而言是个书呆子，他在党的历史上寻找先例，却无法找到，他忧心忡忡地思量：
“这会不会引发党的分裂甚或一场内战呢？”
然而，在估计力量对比状况之后，他很快认清了形势。
“在将赫鲁晓夫革职的过程中，苏斯洛夫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当时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对我说，“人家根本就不相信他。”
苏斯洛夫和叶戈雷切夫曾一道赴巴黎参加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的葬礼，多列士于日逝世。叶戈雷切夫被要求在出访期间仔细摸摸苏斯洛夫的底细：他如何对待将赫鲁晓夫革职之事？
　　巴黎的苏联大使馆大楼前面有一个小花园。他们俩一道出门散步。叶戈雷切夫利用这一机会（没有外人耳目），试探着与苏斯洛夫聊了起来：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最近赫鲁晓夫声称，应当解散科学院。这算什么呢，是中央主席团的意见吗？可是，也未免太缺乏理智了！赫鲁晓夫这样说了，大家却默不作声。就是说，可以得出结论：大家的意见都是这样？”
此时飘起了蒙蒙细雨。“叶戈雷切夫同志，下雨了，我们回去吧。”苏斯洛夫提出。
谨小慎微的苏斯洛夫即便两个人面对面，也不敢冒险谈论难以捉摸的话题。
迫使赫鲁晓夫退休的十月全会结束之后，苏斯洛夫望着满座中央委员的大厅问道：“叶戈雷切夫同志在吗？”他的视力不好。
叶戈雷切夫应声回答：“我在这儿哪！”
苏斯洛夫满意地向他点了点头：“您还记得我们在巴黎的谈话吗？”
看得出来，已经对中央委员们做好了工作：当苏斯洛夫在全会上讲话时，在需要的地方他们都高喊“说得对！”就在前不久，他们也是这样对赫鲁晓夫随声附和的。
苏斯洛夫谈到赫鲁晓夫的自大狂、他的恣意妄为和对同事们的傲慢态度，声称第一书记的出行常有装潢门面的性质：
“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出行无不引来大量的综合报道，在所有的机关报刊上发表，广播和电视也纷纷转播。在这些综合报道中，连赫鲁晓夫的每一个喷嚏、每一个姿态都统统加以记录。无疑，这些综合报道已经让我们所有的人大倒胃口……”
过不了多长时间，苏斯洛夫便着手监管报纸和电视，要它们尽可能冠冕堂皇地阐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历史性访问。”
苏斯洛夫历数赫鲁晓夫的严重错误，特别是农业方面的错误，将经常不断的改组和变革、解决国际问题时的“仓促和轻率”归罪于他。苏斯洛夫宣读报告用了将近两个小时，结尾时狡诈地说：“赫鲁晓夫同志承认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请求允许他不在全会上发言”。
中央委员们谁也没有要求发言，一致同意解除赫鲁晓夫的各种高级职务。有人还提议将其清除出中央委员会，但这需要秘密表决。对此该用什么办法来应付呢？只消来一次众口一词的表决，即可让组织者称心如意，而他也就会销声匿迹了。不过，在党的例行代表大会之前赫鲁晓夫仍是中央委员，于是他动身回家。
同时还通过决议，“确认今后将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集中于一人是不适宜的。”
苏斯洛夫所宣读的报告，历史学家们认为尚属“温和”。因为还有一个由波利扬斯基准备的内容尖刻的文本。此人近年来所吃的赫鲁晓夫的苦头比谁都多，郁结了满腔的怨愤。他曾指望作主要发言，但老同志们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波利扬斯基年轻倨傲，干吗要强化他的地位？
他那篇长达70页的报告定稿只印了四份。一份他返还中央委员会总务处，请求作为十月全会的附录材料。其余三份交由中央委员会总务处第一科（为主席团会议准备材料）处理，文件都是在那里按规定程序销毁。
勃列日涅夫亲自确定赫鲁晓夫的退休生活水平。他手书的一张不太通顺的便条保存了下来：
1.退休金5000（按新兑换率500卢布）。
2.克里姆林宫食堂。
3.第4总局门诊部。
4.别墅——在彼得罗沃达利涅耶（伊斯特拉）。
5.市内住宅收回。
关于汽车，他告诉助手：“不是新的。”给赫鲁晓夫分配了一处小别墅，要求他不要进城。
赫鲁晓夫以家中人口众多为由，要求为他保留100卢布的病人营养食堂补助金（部长待遇），然而却只给了他保留了70卢布——中级官员待遇。
赫鲁晓夫于1964年退休后在彼得罗沃达利涅耶镇的这所别墅里住了七年。
多年之后，《莫斯科晚报》发表对赫鲁晓夫私人女厨师的专访。她清楚地记得赫鲁晓夫被撤职的那个日子：
“日，在赫鲁晓夫卫队工作的我的丈夫像往常一样，一早就去上班，可是马上又回来了：‘出事了！我刚到，我们大家就被塞进一辆大轿车，挨家挨户地送了回来！’我大吃一惊，赶快去官邸！我一到，开门的却是一个陌生人，他说：‘您的主人被撤职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亲切地对我说：‘你回去安心工作吧，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和你没有关系……’可怎么工作呢？尼娜·彼得罗夫娜又不在，她在卡罗维发利休养……”
赫鲁晓夫回到列宁山上的官邸。女儿拉达、儿子谢尔盖正等着他。主宰邻近官邸的米高扬的儿子谢尔戈也来了。赫鲁晓夫下了汽车，一言不发，径直去了楼上自己的房间。同时抵达的米高扬用教训的口吻对年轻人们说：“赫鲁晓夫忘记了，即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争权夺利这类事情。”
全国各地纷纷清除赫鲁晓夫的肖像。他已被从历史上抹掉，仿佛从未存在过这样一位苏维埃国家领导人。
赫鲁晓夫失去职务之后，主持中央全会的勃列日涅夫提出了选举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问题。
据速记记录记载，大厅里当即传来一阵喊声：“我们建议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我们党的第一书记！”
大家纷纷鼓掌。
波德戈尔内换到了主席座位上，以便主持表决：
“已经有人提议勃列日涅夫同志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没有其他的提议了吗？没有。让我们进行表决。谁赞成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我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请中央委员们举手。”提议被一致通过。
大厅里再次响起掌声。只有中央委员会委员才有表决权，但是波德戈尔内决定显示全党领导层完全是同心同德。
“同志们，让我们与中央候补委员和检查委员会委员们一道表决，”他提议说。“谁赞成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请举手。请放下。谁反对？谁弃权？一致通过勃列日涅夫当选。”
再次鼓掌。全体起立。
勃列日涅夫不仅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而且当选俄罗斯联邦中央政治局主席（一年之后，赫鲁晓夫所组建的政治局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被撤销）。
勃列日涅夫回到主席的座位。他讲了几句在这种场合应该讲的话，速记记录中加以润饰，使其臻于完美：
同志们，我感谢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检查委员会委员，感谢你们大家，谢谢你们所给予我的高度信任。我明白今天所赋予我的工作的整个分量和责任，我将努力供献出全部力量、经验和知识，力求（当然是在你们的支持之下）不致辜负你们所给予我的高度信任和荣誉。
于是他再次听到了掌声，自此之后，这样的掌声即将开始伴随着他每一次在公众场合的出头露面。
新领袖为什么是他
现有的候选人员中，勃列日涅夫有着丰富的经历：前线战士，几个州的州委第一书记，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的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中央委员会书记，从事过宇航、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工作……
就个人素质而言，勃列日涅夫也比其他人更适合领袖的角色。最能博得人们好感的，既不是时常阴沉着脸的柯西金，不是生着两片薄嘴唇、一张宗教裁判所法官面孔的苏斯洛夫，也不是略嫌粗鲁的波德戈尔内，而是仪表堂堂，举止得体的勃列日涅夫。
改革年代，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提出了一个问题：1964年10月，除去勃列日涅夫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候选人吗？
在当时的领导层中，可以找到更为年轻富有文化教养和生气勃勃的政治家，但现实的情况却是，选举仅仅局限于中央主席团成员。其余的人所拥有的党内级别较低，不会被视为候选人。
1964年10月名列主席团的人有（赫鲁晓夫除外）：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基里连科、科兹洛夫、柯西金、米高扬、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什维尔尼克。
科兹洛夫身患重病，无法工作；米高扬和什维尔尼克不被视作候选人是由于年事已高；什维尔尼克甚至比赫鲁晓夫年纪更大；而波利扬斯基又太年轻；基里连科从未得到足以担当一流角色的评价。
那么当时是谁可能被推举为第一书记呢？
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柯西金？
波德戈尔内那时候与勃列日涅夫旗鼓相当：两人都是拥有广泛权力的中央委员会书记，第一书记不在时他们轮流主持主席团和书记处的会议。
格里申和谢列斯特后来证实，在决定谁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时，勃列日涅夫曾提议波德戈尔内为候选人，但后者拒绝了：
“不，廖尼亚，你承担起这个工作吧。”
如若这个场面确实出现过，那也只具有礼仪性质。勃列日涅夫表现了党员的谦虚精神，他明知波德戈尔内本人会加以拒绝。波德戈尔内背后有全国最大的党组织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层。他显然热衷于权力，期盼充当主要角色。但他在中央工作的经验略为欠缺，1964年之时仍然被视作外省的、乌克兰的党务工作干部，所以显然不及早已在首都身居要职的勃列日涅夫。
有别于波德戈尔内的是，苏斯洛夫在全国党的机关中大名鼎鼎，当时人们对他已经怀着敬意，甚至有些畏惧。但他从战后时期开始一直在意识形态系统工作，而人们不会选择“思想家”当第一书记。通常以为，头号人物需要拥有领导过工业或农业的经验。
柯西金当然具备这样的经验。但另外一点对他却有妨碍——他一生中仅仅干过几个月党务工作，那是在1938年，这位年轻厂长调任列宁格勒州委工业交通局局长。同样是1938年，柯西金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市执委会主席，第二年调往莫斯科任纺织工业人民委员，从那时起他便在政府中工作。在外省和各共和国，人们难得见到他。
构成中央委员会多数的各州州委第一书记们认为，党的领袖应当是像他们那样的职业党务工作干部。许多人都对柯西金抱有好感，但他们充其量愿意看见他坐上政府首脑
当然，假若这些候选人中有谁能获得主席团多数委员的支持，所有这些公认的理由都可以置诸脑后。然而这样团结一致的群体在主席团中并不存在。
现有的全体人员中，唯独勃列日涅夫最有可能担当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一角。他有着丰富的经历：前线战士，几个州的州委第一书记，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的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中央委员会书记，从事过宇航、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工作……
就个人素质而言，勃列日涅夫也比其他人更适合领袖的角色。最能博得人们好感的，既不是时常阴沉着脸的柯西金，不是生着两片薄嘴唇、一张宗教裁判所法官面孔的苏斯洛夫，也不是略嫌粗鲁的波德戈尔内，而是漂漂亮亮、面带笑容、亲切友善的勃列日涅夫。他仪表堂堂，善于作秀，举止得体，懂得应当如何与特定的人说话，能立即成为一大群人的中心，给人以极为良好的印象。
因而1964年10月大家都满心欢喜地投了勃列日涅夫的赞成票。
对于他的当选，国人也表示赞许。苏联人收到报纸后，都不无欢欣地仔细端详那张依然年轻而且招人喜欢的脸。而旧日的党的领导者，则尽是一伙很难赢得好感的人，鲜有例外。
十月全会次日，召开了各民族共和国第一书记和各边疆区委、州委第一书记会议。责成他们在各地召集积极分子，宣讲莫斯科干部变动的原因。
10月14日后，大众传媒主要工具的领导人已经遭到撤换，他们被列入“赫鲁晓夫新闻集团”。
在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向全体人员介绍了新首长梅夏采夫。
《真理报》总编辑帕维尔·萨秋科夫也被撤换。赫鲁晓夫被废黜次日，《消息报》的新总编辑斯捷潘科夫到任，以取代被撤职的阿朱别伊。
在莫斯科，一批新人获得了上级任命的职位。这都是勃列日涅夫熟悉、与他一道工作过、他信得过的人。他的干部政策的首要原则就是如此。
勃列日涅夫很难说是比赫鲁晓夫更有才干、更为杰出的政治家。但是，赫鲁晓夫只能以百无一用的角色度过余生，并且受到肃反人员的步步跟踪。而勃列日涅夫直至寿终正寝始终是一国之主。假如苏联卫生部第四总局的医生们掌握长生不老的秘密，那么，勃列日涅夫完全可能时至今日仍在统治我们。
　　家世勃列日涅夫于日（旧历12月6日）出生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的卡面斯科耶镇。
20世纪初，镇上的居民约有25000人。大部分成年人都在南俄冶金公司第聂伯罗斯克工厂做工，这个工厂是俄罗斯南方最大的企业。勃列日涅夫的父亲伊利亚也在工厂干活，先当杂工，后来做轧钢工助手。勃列日涅夫全家都与这个工厂有关。
伊利亚出身于库尔斯克州斯特雷勒茨基县的勃列日涅夫村。他进城后结婚成家，和妻子纳塔利亚曾育有一女，但是夭折了。1906年列昂尼德降生，1909年又生了女儿维拉，最后出生的是二儿子雅科夫，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祖父。全家人住在从工厂的工长家租来的一间房里。
一家之长伊利亚于1935年去世，活了不到60岁。母亲纳塔利娅比丈夫小8岁。她一直活到儿子成为一国之主的时候，于1966年迁来莫斯科，默默无闻、朴实无华地生活在儿子家里，直至1975年逝世。
勃列日涅夫年仅9岁便进入卡缅斯科耶男子古典中学，革命后该校被改造为第一劳动学校。他上学的时间并不长，15岁即进工厂当锅炉工，后来又做钳工。
“工厂的日常生活，工人的思想和期望，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都以决定性的方式塑造了我的世界观。当时所养成的品性保持了整整一生。”——这是随笔《怀念工厂的汽笛声》中的几句话，该文已成为以勃列日涅夫名义写成的自传名著。
勃列日涅夫怀着敬佩之情回忆父亲，他的父亲沉着冷静，要求十分严格，但从不惩罚孩子。他很看重父亲的通情达理和为人正派。他曾经讲过，内战年间犹太族轧钢工切尔尼亚克来找父亲。这人有四个孩子，而一伙时不时侵扰的匪徒正朝镇上袭来，这家人害怕遭到屠杀。
“要是有什么情况，你就把孩子们送到我这儿来吧。”老勃列日涅夫说。
四个犹太男孩躲藏在他家里。勃列日涅夫的一些性格特点和生活信念，就是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民族偏见。他与出身于不同共和国的人友好相处，不会根据种族特征对人们区别对待。
那家工厂倒闭之后，工人小镇的居民开始四处流散。在镇里已经无以谋生。
勃列日涅夫全家搬回父亲的故乡库尔斯克州。1923年勃列日涅夫考入库尔斯克土地规划和土壤改良中等技术学校。在这个学校，他被吸收加入共青团。课外还在榨油厂打工，卸载木材和粮食。
中专里所学的都是严肃的科目——大地测量学、地质学、土壤学、农业统计学。勃列日涅夫顺利地逐年升级。但他对学习却并无太大兴趣，所受的教育十分有限。
“他极少出于愉悦和内心的需要进行阅读，”他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回忆说，“仅仅局限于阅读报纸和《星火》、《鳄鱼》、《知识就是力量》之类的通俗杂志。要想说服勃列日涅夫去读一本有趣的富有现实意义的书或什么文艺作品，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在我与他共同工作的21年中，我没有一次看见他主动拿起过一卷《列宁文集》阅读其中某篇文章，更不必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了……”
即便是臧否人物极为谨慎的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他的知识称不上高深。他不喜欢谈论涉及思想政治的理论性话题，这并非偶然。他在世的最后数年中几乎什么也不读……
我记得，有一次在莫斯科近郊的疗养院休养时，我向他介绍一本讲述达·芬奇生平的书，甚至把书都带来了，他答应要看。然而两星期过后他却退还给我，说：‘这本书我没有看。而且总的说来，我已经不习惯看书了。’”
1927年中等技术学校毕业之后，年轻的勃列日涅夫在库尔斯克省格赖沃龙县做了不长时间的土地规划员，这时他接到前往乌拉尔的任命，先是去米哈伊洛夫工厂，随后又到比谢尔季区。
1928年在奔赴遥远的边疆地区之前，勃列日涅夫与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杰尼索娃结婚。垂暮之年她已是孓然一身时，才向作家瓦西里耶娃和卡尔波夫讲述了自己的罗曼史。
杰尼索娃比勃列日涅夫小一岁，于日出生在别尔哥罗德。她的父亲杰尼索夫在铁路上当火车司机。母亲安娜则抚育五个孩子——四个姐妹、一个兄弟。维多利亚九年级毕业后考入库尔斯克医疗中专。她与勃列日涅夫是在宿舍的舞会上结识的。维多利亚上一年级，勃列日涅夫上三年级。勃列日涅夫邀请她的女友，但那个姑娘拒绝了，维多利亚则表示同意。女友拒绝未来的国家元首，是因为他不会跳舞，维多利亚教会了他……三年后他们结婚，相依相伴度过整整一生。
关注民族问题的人从维多利亚的外貌发现闪米特人的特征，因而认为她是犹太人，甚至有人向她问起过此事。她总是回答，她不是犹太人。她解释说，取名维多利亚是因为，她家附近住着许多波兰人，这个名字在他们之中很流行。勃列日涅夫亲切地把妻子叫作“维佳”。
维多利亚获得了助产士证书，但实际上并未做过工作，而是照顾丈夫、操持家务，后来则照管孩子。他们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租了一个房间，安下了家。他们的女儿加琳娜就在这里出生，稍后则是儿子尤里出世。他们买了一匹马，可以坐雪橇出行。勃列日涅夫爱上了打猎，这成为他终生的主要娱乐活动。
成年时期他总是一再说：
“应当吃野生动物肉，其中富含微量元素。”
维多利亚为丈夫营造了一个可靠而惬意的后方。家中舒适宜人，她做得一手出色的饭菜，后来还教会给勃列日涅夫分配来的厨师们把饭菜做得合乎他的口味。
维多利亚也很关心丈夫的衣着，亲自替他挑选西装和领带。在一众官员装束完全相同的单调乏味的环境中，勃列日涅夫看上去十分雅致。他喜欢鲜明的色调，有时候不系领带，穿着非正式的短外套和高领绒线衣，便出现在人们面前。
根据种种传言判断，勃列日涅夫在女人面前颇获成功，不过在外边寻欢作乐并没有拆散家庭。他对妻子已经习惯，家庭事务常与她商量。他关心她就像她关心他一样。
维多利亚对政治不感兴趣，从不替丈夫出主意，只是忙于收拾房屋和打理家务。她成为国家第一夫人之后，也没有什么改变，照样献身于丈夫、家庭、孩子、孙子和需要帮助的众多亲戚。为此，勃列日涅夫很感激妻子。她的官方义务不多，偶尔才需要与丈夫一道出席国宴。在每年一度的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招待会上，维多利亚都是女主人。应邀参加这个招待会的只有妇女——女大使和最大的苏联妇女官员，也有文化活动家。还举行舞会，由于没有男人，妇女们就彼此配对……
1929年，勃列日涅夫被选入比谢尔季区（乌拉尔州斯维尔德洛夫专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分工主管土地局，后来又被任命为比谢尔季区执委会副主席。
当时正是全面合作化时期，富裕、成功、能干的农户被称为富农，剥夺其土地、全部财产，并强制迁出故里，贵重物品、金钱和粮食被强行夺走。斯大林依靠出口那些没收来的粮食，为发展重工业提供资金。勃列日涅夫的主要任务是，将那些从富农手中夺得的土地分配给贫农。这段岁月让他后来自信地声称：他了解农业和农村问题。
“在划分耕地和草场的过程中，”以他的名义写成的《故乡情》中谈到，“我们一贯贯彻阶级原则，力求将富农限定、压缩在最坏的地块，帮助贫农。”
日在苏共比谢尔季区委会议上，勃列日涅夫“作为积极参与社会工作的专家职员”被接受为联共（布）候补党员。他必须经过两年的候补期。在同一次会议上，勃列日涅夫被派往祖耶夫卡村苏维埃主持党内学习，开展总结检查运动，建立保险种子储备。
40余年之后根据斯维尔德洛夫州委第一书记叶利钦的指示，州委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找出那次会议的记录，寄给了勃列日涅夫。
10月28日，勃列日涅夫在区委会议上报告了土地规划的过程。以区委副书记为首的州委委员们对他的工作予以赞扬。
12月初，勃列日涅夫在区党委全会上发言：
“最好的土地我们都分给了居民中贫农和中农中最优秀的那部分人。我们应当向穷人提供一切可能的东西，使这些土地能够播种。应当特别注意将贷款发给已经组织起来的贫农群体。我认为，这一工作缺少计划是集体化工作的一个缺点。首长们的离去，并没有让农村中合作化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12月4日区委会议批准勃列日涅夫去休例假。休假后他将获得新的任命。
日在乌拉尔州斯维尔德洛夫区党委会上，批准勃列日涅夫任斯维尔德洛夫区土地管理局土地规划处处长。2月20日他调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但他生性并不适合干这份令他感到乏味的工作。
勃列日涅夫明白，他所受的教育尚不足以在职务上步步高升。
1930年9月，他和一个朋友去莫斯科投考加里宁农业机械制造学院。两人均被录取。维多利亚将女儿留给母亲，来到首都的丈夫身边。然而拖家带口在莫斯科生活，既无住处也无以为生。勃列日涅夫放弃了学院，于1931年全家人回到卡缅斯科耶父母身边。勃列日涅夫受雇于捷尔任斯基工厂当钳工，并考入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的阿尔谢尼切夫冶金学院夜校部“这个学院并不怎么样，”这是后来勃列日涅夫多年的助手戈利科夫的说法。
此外，勃列日涅夫所选择的是夜校部，而且并不像干社会工作那样努力学习。1931年（25岁时）他被吸收入联共（布）。勃列日涅夫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最符合他性格和先天秉赋的道路：党小组长、工会委员会主席、学院党委书记。
他还在上学，而日这位年轻、积极的共产党员已被任命为卡缅斯克冶金工人预科夜校的校长，这所学校逐步被改造为中等技术学校。
1976年正值全国准备庆祝总书记70寿辰之际，《共青团生活》杂志一名记者出差至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他在那里好不容易找到一本工人预科学校的《人事命令册》，到处都是勃列日涅夫工整的笔迹。用乌克兰语写成的中技校长勃列日涅夫的命令传递了一种时代气息：
日：“查第5班女学生О·Е·赫连，本系已被没收生产资料和土地并禠夺选举权的富农之女，应视为异己分子，着即开除其学籍。”
日：“第9班学生米哈伊尔·阿列克谢系富农之子，在进入工人预科时隐瞒其社会出身，着即开除其学籍。”
1935年，印数颇大的捷尔任斯基工厂厂报《捷尔任斯基厂旗帜》发表一篇短文《他的名字叫布尔什维克》，写的正是勃列日涅夫：
“我无法想象，这个人哪来如此多的精力和工作本领。上一个月之前担任冶金工人预科学校校长，负担巨大而沉重。他还在我们学院上学。他也是优秀的党小组长……但他却比全年级所有的人都更为出色地作了毕业设计答辩！……因为他是以坚固的金属锻造出来的。”
学院毕业，勃列日涅夫获得了专业资格——热动力工程师。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捷尔任斯基工厂条件下高炉煤气的静电清除法》。
日，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宣称，我国不需要普遍施行中等教育；上学8年即已是足够，下一步可以让青年们掌握一门职业技能。这是他由于缺少文化而产生的种种奇思怪想之一。其实世界已进入科技革命时代，国家经济急需高文化素养的干部。
然而勃列日涅夫却支持赫鲁晓夫：
“我认为，这个问题应当从政治观点出发加以解决，赫鲁晓夫同志关于让人们投身劳动这一问题的想法，在本计划中具有特别的价值。我想以自己家人为例证实这一点，以我自己、我的弟弟和妹妹的例子表明这一点。我的父亲曾期望我们受到高等教育。他本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在车间里干了45年活。临到他退休的时候，我们已经成年，便告诉他，他退休之后我们会帮助他的。对此，他回答我们说：如果你们能受到高等教育，那就是对我的最大报偿。我们兄弟姐妹三人都不脱产地受过高等教育。我中学毕业后就已经有了工龄。有五年没有上任何学校，因为是在父亲身边从事农业劳动。后来到了莫斯科，再后来又离开了莫斯科进了工厂。”
“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可以受到教育。”赫鲁晓夫满意地插话。
“这之后我从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勃列日涅夫说道。
“这样的人屈指可数。”米高扬说，他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不同，认为不应当阻碍青年获得高等教育。
“指头可不够数。”赫鲁晓夫打岔说。
“后来又去上学，”勃列日涅夫继续讲述，“随后进工厂干了五年钳工，再后来从学院毕业。弟弟也是一开始在工厂干活，然后才从学院毕业，现在担任车间主任。妹妹同样是学院毕业，如今在实验室从事化学工作。”
勃列日涅夫在捷尔任斯基工厂动力车间当班长的时间不长，因为日即应征参加工农红军。当时他已经29岁了。
勃列日涅夫被分配到外贝加尔军区。他本应以普通士兵身份服役，但设法让人家送他到赤塔坦克学校（当时名叫外贝加尔装甲学院）当学员。也许是他已经受过工程教育这点起了作用。在哪个生产迅猛发展和开发装甲技术的年代，部队对每一个具有技术素养的应征入伍者都很欢迎。坦克学校毕业后，勃列日涅夫被任命为远东军区第14机械化军坦克连政治指导员。上司注意到了这个学员的政治工作天赋。外贝加尔军区报纸《在战斗岗位上》日刊登了勃列日涅夫的照片，并附有简短的报道：
“坦克学校的全体毕业生都是优秀的射手，业务高度熟练、政治符合要求的工农红军战士……他们都是谁呢？
这位是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共产党员，工人的儿子，本人也是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科的工人，学习优异，一开始便成了为战斗和政治素养的优秀指标而斗争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以自身的榜样带动其他同志。作为实习生和排长，他做到了让该排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第二次射击任务。参军一年间获得过五次表扬和奖金。在他的领导下，营房宿舍和列宁角都搞得极为出色。”
40年之后的1978年春天，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说服勃列日涅夫，以国防委员会主席身份做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全国性的巡视。
当高贵的客人们来到外贝加尔军区部队司令部所在地赤塔时，那里为勃列日涅夫准备了一份礼物。他被接到1930年代他服役的那个团里。他参观战斗荣誉陈列馆后，在光荣簿上题词：
亲爱的士兵和军官们！
这个地方对我而言难忘而珍贵。我年期间在这里的坦克连开始服役。
　　谢谢你们保持了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保卫祖国的战士们的传统。但愿你们无愧于那些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神圣地进行战斗并捍卫了苏维埃祖国边界的人。祝你们出色地履行军人的职责。
勃列日涅夫对待自己的过去颇动感情，十分喜欢陈列馆内的展品。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区政治部主任利济切夫不久便调往莫斯科就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部长……
勃列日涅夫在军区仅仅服役一年。1936年10月，连指导员勃列日涅夫退入预备役。11月，这位复员指导员被任命为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冶金中等技术学校校长。但他在这个职位上待的时间并不长，这个有着工人经历、经过部队锻炼的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为着更远大前程。1937年5月，他被批准为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苏维埃执委会副主席，主管建设和城市经济。
在故乡的市执委会他也仅只工作了一年。1938年5月他被调往州中心。
勃列日涅夫被任命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苏维埃商业局局长。勃列日涅夫从未做过商业工作，但他对人热情周到，富有同情心，周围的人对此评价颇高。于是他沿着功名利禄的阶梯快速上升。在局长的位子上尚未坐满一年，他便再次得到提拔。
日，勃列日涅夫当选为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州委主管宣传的书记。这已经是真正的高级职务了。按照中央委员会规定的职务等级制度，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属于二类（一类为基辅和哈尔科夫），机关编制超过150人。但勃列日涅夫从来不喜欢意识形态工作。他太不爱读书了，以致连最必不可少的那套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也未能掌握，而且他很不乐意埋头阅读文件。
多年之后，这位总书记回忆起自己在那个意识形态岗位的工作时，曾鄙夷地对小圈子里的人说：“我厌恶这种破玩意儿，不喜欢无休无止地讲空话，结果好不容易才脱了身……”
在勃列日涅夫讲这话时，他旁边就坐着苏共中央宣传部长、未来的院士雅科夫列夫。勃列日涅夫转过头朝着那个人说道：“那算什么事儿呀。”他以教训的口吻补上一句，嘲讽地微微一笑。
上文提到的科罗琴科已经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了。但一向偏袒他的赫鲁晓夫很快又让科罗琴科当上共和国政府首脑，至于这个州的领导者，赫鲁晓夫则提拔另一个自己人——扎季翁琴科，此人早在莫斯科鲍曼区时便在赫鲁晓夫身边工作。
在动作麻利、活泼好动的扎季翁琴科的关怀下，勃列日涅夫经历了党务领导工作的磨练。他很幸运，意识形态书记他并没有做多久。格鲁舍沃伊支持勃列日涅夫，他们曾在冶金学院一起上学。格鲁舍沃伊开始党务生涯更早，很快便成为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39年1月，他当选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二书记，取代了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任命的科尔尼耶茨。
格鲁舍沃伊让勃列日涅夫跟着自己走。
1940年，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州委内增设了主管国防工业的书记一职，原因是许多企业都转产军品。第一书记不了解当地干部，便听取格鲁舍沃伊的意见。格鲁舍沃伊建议将此事托付于勃列日涅夫。来州里了解干部情况的赫鲁晓夫也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