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911年中国爆发的民主革命）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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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中国爆发的民主革命
[xīn hài gé mìng]
（1911年中国爆发的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专制帝制、建立政体的全国性革命。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日（农历八月十九）夜爆发，至1912年元旦就职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事件。广义上辛亥革命指自十九世纪末（一般从1894年成立开始，但也有学者认为从1905年成立算起）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清朝统治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1911年夏天，湘、鄂、粤、川等省爆发，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9月25日，荣县独立，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把推向高潮。10月10日晚，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的第一枪。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攻占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后，成立，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武昌起义胜利后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宣布独立[1-4]
。日，清朝发布退位诏书。至此，2132年的帝制历史告终结。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结束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5-7]
关于辛亥革命，我们的历史课本中有详尽的描述，大量的影视作品也有涉及，成龙主演的电影《辛亥革命》很多观众都非常熟悉，所以大家对整个辛亥革命的过程、影响都耳熟能详。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点点细节，这些细节并没有被写进历史书，但其实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当中，许多人的命运以及一些细节，才真正地代表那个时代中国的样子。
辛亥革命名称
较早见诸记载的“辛亥革命”一词，出自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此书出版于1912年6月，收录了日至日间的各报章事关革命的报道。同年，以“辛亥革命”为书名的，还有署名草莽余生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张绍曾为该书作序，指出草莽余生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间奔走南北议和，阅历广泛，“特就昔日所历之境，所与之役，与夫见闻……抄集成册。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其起止时间换算成公历为日至日，所述辛亥革命时限与《》基本相合。上述两书所载事实，都发生于农历辛亥年，称之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8-9]
但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一词使用并不广泛，称呼辛亥年至清帝退位这段史事的词汇，名目繁多。民初的报章，如《》、《》以及政府公报中，“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而“辛亥革命”极为罕见。即便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时所用名词也没有一定之规。就任临时期间，以孙中山名义发布的公文中，有“武汉首义”、“民国缔造”、“民国光复”、“革命”等说法。1917年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追述革命历程，称“一次革命，起于武昌，为推翻满清之。二次革命，则在南京，为袁世凯暗杀而起。”不见直书“辛亥革命”，而“”之说至今仍然沿用[8-9]
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开始升温且影响日广。1919年8月，在《》中连载《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就其内涵有过精炼的阐述。1921年10月以《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为题，发表演讲，诠释了辛亥革命内涵。初始，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专门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8-9]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在有关纪念中，“辛亥革命”字样出现得特别频繁。1927年双十前夕，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第一条就是“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词汇，以迄于今[9]
辛亥革命背景
辛亥革命清朝衰落
主词条：，，，，
1898年原辅仁文社领导人谢缵泰所绘时局图
以清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也就是时代[10]
。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11]
辛酉政变后，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清廷政局逐渐稳定下来，慈禧太后的统治地位也日趋巩固[12]
。1895年中日战争后，英、俄、美、日、法、德等国争先恐后地夺取侵华权益，迅速形成了瓜分中国的局势[13]
辛亥革命革命党反清运动
主词条：，，
伦敦蒙难时康德黎交给警探辨认孙中山的照片
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15-16]
1896年，在失败后，孙中山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同年9月23日，清廷从海底电缆侦查到孙中山从美国纽约坐船到英国，当时孙中山是钦犯。一星期后他在英国利物浦登陆。10月11日，孙中山被公馆抓住[17]
。12日到14日，孙中山设法与老师（James Cantline）取得联系，但全都失败了。他扔出去的小纸条由于地理原因没有抛到街上，反而被人发现。清使馆决定以“遣送疯子”之名通过水运把孙送回中国。但是17日，租船之事在公馆仆人间传开，基督徒的女管家太太知道后于心不忍，便送信至康家。康德黎知道后，连夜寻找参赞马格里并且报案，但是马格里不在，警察也不管此事。次日，再次去警察局报
最早的英文版《伦敦蒙难记》
案，并无所获。康、孟前往外交部告知此事，另外告知《》。而康德黎担心公使馆可能连夜把孙弄走，专门监视公使馆动静。19日，外交部已经开始行动——康、孟对此事并不知道，直到20日。外交部录口供，申请开庭，监视水运。22日外交部转守为攻。马格里称需要公使放人才好，他夹在中间确实难做。但龚拒不放人。当时勒令中国使馆释出孙中山，否则将驻英大使龚照瑗及一众外交人员驱逐出境。《地球报》揭发这一消息，舆论力量介入——至此，有研究称英庭因为舆论压力才放孙中山之说也不成立。10月23日，孙中山终于被放。康德黎资助了孙中山50英镑，出版了《》[19]
。“伦敦蒙难”成为当时震惊世界的政治迫害案，是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转折点，使得他从默默无闻变成了世界级的政治流亡人士。自此之后，在反对清政府的革命阵营中，再也没有一个人的威望能超过孙中山[20]
1896年，清政府与沙俄签署了以日本为假想敌的《中俄密约》，这使日本政府感到极大恐慌，为了对付中俄同盟，日本感到亟需扶持中国内部的反清势力，先是对维新派极尽快笼络之能事，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本政府转而动起利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的念头，而孙中山也是从这段时间开始，把活动基地设在了日本[21]
清末革命团体分布图
兴中会成立初期，革命党人中非常缺乏富有文采的人，他们所宣传的材料，仅仅有《》、《嘉定屠城纪》[23-25]
，以及选录明朝的《》内的《原君》、《原臣》[26]
。与康有为、梁启超保皇改良派的宣传相比相形见绌。但是仍然留给了年轻人深刻的印象，影响很大，乃至流传到了南方新军与北洋军[27]
。1900年以后东京留学生逐渐受自由平等学说的熏陶，接受革命排满学说的人也逐渐增多[28]
。革命出版物开始兴起，在1
1905年，同盟会成员在东京
903年上海《苏报》案发前后，革命党人的书报进入全盛时期[26]
20世纪初，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首先出现排满字样，有的刊物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28]
。1903年，东京留学界思想愈益活跃，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公开倡言革命。组织革命团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03年11月，黄兴建立华兴会[31]
。以后，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团体[22]
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 陈天华等70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作为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小团体的成员陆续加入。
孙中山手书“十六字纲领”
8月中旬，孙中山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同月20日，中国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33-34]
。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于1905年在东京召开后，一批日本人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例如毕生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宫崎滔天；又如长崎的富翁梅屋庄吉等。日本离中国很近，又是一个岛国，那里成为革命党躲避镇压、联络同志、建立组织、筹措资金、培养力量的好去处，并从当地引来众多帮助中国革命的人[21]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号召。《民报》创办后，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辩论结果，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35-36]
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中国同盟会的精华遭到重大损失，但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参加并领导了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37]
1907年初，孙中山因接受日本政府和商人赠款，留给总部的办报经费又相当之少，终于激起了中国同盟会内部的反抗，章太炎、陶成章、张继等人要求孙中山辞去中国同盟会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总理。宋教仁是支持章太炎等人主张的。后因黄兴、刘揆一极力劝阻，为大局计，宋教仁才改变态度。然而，革命阵营的分裂局面已经出现，让宋教仁忧心忡忡。该年2月28日，当他闻知孙中山与黄兴因国旗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时（孙坚持用青天白日旗，黄认为该旗与日本旗相似，万不可用。孙不让步，黄提出辞职）[38]
。2月，广州新军举事失败之后，悲观失望情绪笼罩整个革命阵营，革命党人信心大减、斗志衰弱，而中国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却对革命矢志不渝。坚持不懈。为了挽救革命，该年5月，趁孙中山来日本之际，宋教仁与谭人凤等人请求孙中山改革会务，扩大民主，减少决策失误。可是孙中山却对宋曾经支持章太炎耿耿于怀，态度十分横蛮，而且极不负责任。他冷冷地对宋教仁说：“同盟会已经取消，有力者尽可另树一帜。[39]
宋教仁等人对孙中山彻底失望，为了让革命不至于半途而废，宋教仁、谭人凤等人于该年6月，在东京研究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部，调整革命策略、重整革命队伍，以期早日革命成功。会上，宋教仁以政治家的胆识，彻底否定了孙中山在两广沿海地区零敲碎打的自杀式会党策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部在上海成立后，宋教仁作为中部总部的灵魂人物，领导革命党人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革命重心，加强与各革命团体的联系与联合，并制订了1913年在两湖及江淅同时起事的战略部署[40]
1911年3月，武汉新军各标营均已经建立起文学社的组织。共进会主要集中于新军八镇第16协第32标发展会员。武昌起义时已经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约占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革命组织，新军士兵是发动革命的潜在力量，文学社和共进会一直以新军士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
革命党在武昌起义之前的起义　　
辛亥革命立宪运动
1906年，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与家人在东京
虽然早在期间及之前，、、、、等人就先后提出过立宪[41-42]
，但立宪真正为中国官僚、士绅等广泛关注还是在20世纪初[43]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原领袖、后来的首领便曾发表《立宪法议》一文，鼓吹[44]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中国因爆发义和团事件，导致八国联军入侵，朝廷内部顽固保守势力也受到严重打击[45]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结束后，国内舆论是一致认为，“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46]
要求清政府推行宪政。立宪人士积极奔走，立宪发展为一种全国性思潮[47]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认为以其国力不足以独霸中国。为了给自己争取时间，同时遏制其他列强在华吞食过多利益，日本改变了对待清政府与革命党的态度，不再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取消了对孙中山长达十几年的政治庇护，查封了同盟会会刊《民报》[21]
为了消弭革命，拉拢资产阶级，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7月，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48]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9月1日，清廷正式颁布“预备仿行宪政”谕旨（全文[49]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9、10月，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允许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选举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等部分权力。上层资产阶级从中看到了希望，纷纷成立各种立宪团体，从事君主立宪活动，准备参预政权[50-51]
西方人画笔下的摄政王载沣与小皇帝溥仪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53]
，使得时人对君主立宪信心大增[54]
。但《宪法大纲》虽以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颁布的宪法为蓝本，但它删去了日本宪法中对天皇权力限制的条款[55]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冬天，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45]
。光绪之弟、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监国，为摄政王。预备立宪进入第二阶段。载沣监国摄政后，两次重申继续进行预备立宪与立宪作为国策的不可动摇性[56]
。取得了国际方面的认同[57-58]
。1909年（宣统元年）10月4日，除新疆外[59]
，各省先后宣告成立咨议局[60]
但是摄政王载沣在另一方面采取集权措施，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国家大权的政策，大肆提升载涛、载询等满族亲贵的官职，居政府首席的庆亲王奕劻则老耄而好
1911年清朝“皇族内阁”成员
。在载沣担任摄政王一年之后，一度对他执政前景相当乐观的西方媒体就改变了判断[62]
。同时满洲亲贵和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加深。1910年（宣统二年），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连续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63]
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发布内阁官制，成立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的内阁。13名国务大臣之中，汉族仅4人，满族9人，而皇族竟有5人，故人称“皇族内阁”（成员名单[64]
。“皇族内阁”的成立，引起立宪派的强烈不满[66]
。但他们还没有绝望，又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名义上书力争，说：“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公例，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67]
。但得到回答是：“黜陟百司，系皇上大权，议员不得妄加干涉。[68]
”立宪派纷纷感到失望，一部分人开始转向革命阵营[69-70]
辛亥革命过程
辛亥革命保路运动
兴建铁路作为一种官方政策是在新政之前就确立的[71]
，对近代中国的铁路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自甲午战争结束到1911年，清王朝共建铁路4936公里，占近代中国所修铁路将近40%，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新政时期建设而成。但主要依靠外资资助修筑的就长达4029公里，约占总长度的81%[72]
。但是作为回报，帝国政府不得不把铁路的管理权、用人权、稽核权、购料权拱手让给外国的借款公司，这就导致了中国利权的严重流失。即便如此，李鸿章在世时还是不无遗憾地说道：“目下经费难筹，必借洋款。[73]
日，满清政府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规定“无论华人、洋人”均可向“督抚衙门递呈请办铁路”，而且包括“干路或枝路”，华人投资50万两以上实有成效者，朝廷还要“专折请旨给予优奖”[74]
。各省绅商随之掀起规模巨大的收回路权运动，这种行动在朝野上下产生了更大的共鸣。粤汉铁路于1900年承包给美国永兴公司建造，湖南、湖北和广东三省绅士以美国商人违反合同为由，要求收回粤汉铁路筑路权，转而自己修筑，此举得到张之洞的鼎力支持，湖南士绅王先谦从中周旋，终于在1905年8月以赔款675万美元为代价，赎回原先由美国公司发行的股票，废除了与美商签订的建设粤汉铁路的合同。在这个成功案例的鼓舞下，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吉林、云南等省收回路权的工作也先后付诸实施，要求赎回沪宁铁路、苏甬杭铁路、广九铁路承办权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并实际收回了一批筑路权，铁路商办运动进入高潮时期[75]
。在此后4年间，全国在15个省创设了18个大型铁路公司，其中17个是商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76]
清末商办铁路虽然资本匮乏，但是在国人爱国主义的热情鼓舞之下，均设置了严格的受款规定，坚决拒绝外资、不招洋股、不借洋债，故而必须进行大量的民间融资。铁路建设费用极大，一时间又筹不到足够资金，于是政府不得不出面协助，一时“租股、派股”盛极全国各地[75]
。湖北咨议局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后来又进一步提出拒款方案十项，其中包括对各房主以其两月房租收入购买股票，开设铁路彩票，不用外国技师以节省经费。并进而决定由各府县分担股额，各县从五万元到十万元不等。此外要求湖北全省教育会成员每人每月以薪俸的十分之一购股，由此合计可达四百二十余万元。他们进而估计，湖北各地的商会、军人会、及其他团体，均深受舆论刺激，分担股份不成问题，估计可达二千数百万元[77]
。但当时一些社会舆论也认识到，用一刀切的方法抵制外资对办铁路无益，“反以致国民经济之压迫，不若借外债，资以开利源，而助国民经济之发达，巩固国家财政之基础之为优。[78]
”盛宣怀[79]
、梁启超[80-81]
也持此种看法。商办铁路公司一方面是被资金短绌问题所困扰，另一方面又存在经营不善、贪污挪用、亏损严重的问题。铁路建设领域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蔚然成风，商办铁路公司的铁路建设就成了无全盘规划的“圈地运动”[82-83]
推动铁路国有化、时任任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
面对铁路国有化的世界趋势[85]
，在商办铁路公司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清政府试图将实行铁路国有化作为一种经济政策确定下来。1908年中央政府借规划全国铁路之名，下令切实勘查各省商办铁路的工程款项，已经流露出把筑路权收归国有的意图。20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内，不单是政府层，国内大舆论也开始呈现出实行铁路国有的趋势[86]
。曾经引领国人成功收回路权的张之洞此时也在修正自己的铁路建设融资理念。1909年6月，张之洞代表帝国政府与英、法、德三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合同草约，总计借款为550万英镑，利息5厘，以建造陷入困境中的粤汉与川汉铁路。在当时，这一草约的签定并没有引起政府所担心的过于猛烈的反对声浪。民间舆论也有进一步向政府倾斜的迹象。随着津浦铁路、沪杭甬铁路、湖广铁路的借款基本洽谈完成，拒款运动已发生明显转向，在这种隋况下，报章开始公开讨论铁路外债的可行性问题[87]
。1911年初，盛宣怀在度支部尚书载泽的支持下接任邮传部尚书一职后，更加快了国有政策的正式出台。
1911年的成都街头抗议铁路国有化的人群
日，清政府正式发布“铁路国有”上谕（全文[88]
）。5月13日，长沙市面就出现保路揭帖，次日长沙发生万人游行请愿，18日，第一次衙门请愿爆发；在川汉线已动工的湖北，盛宣怀为强夺股权，下令停工，引发宜昌商人、民众聚集抗争，清廷调集军队弹压，双方发生冲突，死伤20多人，这是保路运动的第一次流血事件。6月16日，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在成都召集川汉股东临时大会，提出“文明保路”，聚集股东达2400名，次日，闻讯而来的各界学生、市民使与会人数达到4000以上[89]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
日，四川民间各团体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张贴文告，四处讲演，甚至上京请愿。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8月24日，群众开展罢市罢课，9月1日，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的号召下，开展抗粮抗捐活动。9月7日，保路同志会代表率数万人陈请阻止川汉铁路钦差大臣端方进入四川，“赵督未允代表，众即言辞激烈，赵督当场喝令狙击”。手无缚鸡之力的蒲殿俊、罗纶等九人当场被捕，这便是死伤众多、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1]
1911年6月中旬，四川保路运动升级，清政府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抽调包括湖北新军在内的多省力量前往四川弹压暴动风潮[90]
。这一事件对湖北影响很大，前往四川的湖北新军部队是革命党人占多数的新军三十二标，但是他们拒绝到四川，准备在进军荆州和宜昌的路上杀掉大臣端方。被居正阻止[91]
日，成都附近农民在中国同盟会和会党组织哥老会的领导下组成保路同志军起义，围攻省城，与清兵交战，附近州县群众纷纷响应，几天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荣县独立，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变，成都被围后，非常惊恐，忙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并调渝汉铁路督办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一部分入川。9月中旬，端方抽调了1/3湖北新军军力取道宜昌，进入四川，武昌登时空虚。
日，湖北共进会、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领导人孙武、刘复基、刘公、蒋翊武、王宪章、居正等人在雄楚楼十号刘公寓所集会，以为湖北新军主力调走后，武昌空虚，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
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
势。鉴于对形势的共识，刘复基建议如果此刻发动起义，共进会、文学社的名义都应该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使用武昌革命党人的名义进行合作，“事成则卿，不成则烹”，同心协力，争取胜利[92]
。9月23日，湖北境内最有影响的两个革命组织共进会、文学社宣布合并，大家决定日后不再分彼此，一律统称“武昌革命党人”。第二天召开干部会议，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起义时间定为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93]
。9月24日，召集各部队代表一百多人举行会议。详细讨论军事行动后临时政府的框架及人选，确定各参战部队行动方案和联络方式[92]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
日晚，蒋翊武被捕，后跳出巡警署围墙逃跑[94]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不幸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孙武和其他人脱逃，但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湖广总督瑞澄闻听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93]
。彭楚潘、刘复基、杨洪胜三人就义。三烈士的牺牲，让武汉革命党的情绪已经是箭在弦上[95]
。但是，从后来的处理看，湖广总督瑞澂并不想扩大事态。10月10日，瑞澂即向中央政府报告事件经过，并邀功请赏[96]
。瑞瀓甚至采纳了很多拥护政府的新军军官的建议，准备销毁缴获的花名册，对军队中的革命党人不予深究[97]
。瑞瀓的处理办法与10月19日的上谕（全文[98]
）精神是一致的[99]
日早，到新军工程营，对工程营的革命党说彭、杨、刘就义了，谎称革命党名册被搜走，武昌城门关闭，瑞澂将按照名单抓捕革命党[100]
。此时军中传言“清政府正在按有无长辫捉拿革命党人”，因为遭难的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皆曾剪去长辫。当天，另一位革命党人同样已经剪辫的30标排长张廷辅被捕，更加证实了传言的真实性。有人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革命党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101]
。而在当时政府公署的往还电文中，充斥着“人心浮动”的说法。在各种真假消息的刺激之下，京师已经是“人心惶惶，米价飞涨”，人们纷纷到银行挤兑套现，以致“市面买卖非现银不可”[102]
发动武昌起义第一战的新军工程营正目熊秉坤
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104]
。革命党人决定10日夜里第一次集合点名，在营房发动军变。当时，他们仅有20颗子弹，所需武器要靠夺取楚望台军械库[105]
。傍晚，营中革命士兵焦急等候城外炮队发炮，以便起事，然始终未闻炮声信号。而清方军官加紧戒备，对士兵控制甚严，气氛极度紧张。熊秉坤称“将至日暮”，熊秉坤正在营房楼上一排宿舍向本棚副目陶启元等革命同志布置“待举动”，忽然听得二排宿舍有骚动声响。二排正目、共进会支队长等与清方营官、队官、司务长、排长在二楼发生正面冲突，其中共进会员响应金兆龙“动手”召唤，向排长陶启胜开枪，又向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及营主阮荣发开枪，打响“首义枪声”[106]
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军械库，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29 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
武昌起义第一枪
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之炮8标则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起初，起义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光处发炮轰击。湖广总督瑞瀓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复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2]
10月10日深夜，正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名陆军大学）学习的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六弟（同盟会员），与同寝室的等同学立即将军校学生组织行动起来，第一时间炸毁了保定附近的漕河铁桥，成功阻止了清军南下镇压革命运动，为革命党人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2]
湖北军政府大楼
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谘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和推举都督人选。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馀人外，还邀请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囯溶以及议员，还有旧军官吴兆麟参加。会议请汤化龙主持。吴兆麟提议由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的人选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了以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一说为总参议）[94]
。革命党军驱逐瑞瀓出城后，即率队包围黎元洪住处，强迫黎元
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
洪“主持大计”[109]
。把他簇拥到楚望台上，全体起义官兵举枪对黎元洪致敬，有炮兵高喊：“请统领下令作战！”湖北咨议局早已准备好了安民布告，并且替黎元洪签上了“黎”字[94]
。虽然此时黎元洪处于软禁状态，但他的威望稳定了武昌的军心，获得了一致拥戴[110]
。当公推黎元洪任都督消息到军中，土兵都鼓掌欢呼[108]
。下午，当第一份《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张贴于武汉街头时，“到处挤满了观众，不识字的人请识字的人念给他们听。武昌街头巷尾，可谓万头攒动，群情兴奋，许多人流下热泪，感到扬眉吐气” [111]
。以鄂军都督黎元洪名义发出了一系列电文[112]
的迅速发布，加快了各省的响应进度、加剧了清统治集团分化。以都督黎元洪名义《照会各国领事》，迅速送达驻汉口各国领事馆后，使各国了解湖北革命党人的对外政策。各领事馆于10月18日宣布“严守中立”，从而避免了各国对武昌起义的武力干涉。
辛亥革命南北相持
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113]
。清政府发出“剿办”武汉“革党”上谕（全文[114]
，陆军大臣率湖北周边的清军及北洋新军陆续压向武汉[116]
日，武昌起义后第四天，清廷下诏起复[117]
。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派袁世凯的亲信持诏前往洹上劝驾。当晚， 洹上经过一场激辩之后，袁世凯决定奉诏出山[118]
。15日，致函奕劻复命[119]
。16日，拜折谢恩， 并致函内阁，提出了八项要求。然后南下督师。袁在拜折复
辛亥革命的重要领导人黄兴
出之初，自认为尚有控制局势的能力[121-122]
。袁世凯曾多次公开表白自己对解决辛亥危机的方案是实行君主立宪[123-124]
。许给革命党方面的条件也是实行君主立宪，责任内阁。由他本人出任内阁总理[125]
。未南下之前，袁世凯就招到彰德，筹谋“招抚”革命党[126]
，并派亲信随刘承恩到武昌进行议和试探，条件就是君主立宪。奉了袁世凯之命的蔡廷干极力陈说共和政体的政府不适合中国国情[127]
日起，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展开了10余天的“汉口争夺战”。在汉口争夺战中，起义军虽取得“三战三胜”的刘家庙大捷。然而，由于前线指挥官的渎职,加上围攻汉口的清军兵力日趋加强，终使汉口于11月1日陷于清政府军。正当汉口危急之际，黄兴于10月28日抵达武昌。11月3日，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并立即部署汉阳战事。然而，由于起义军“官长不用命”、“军队无教育”、“缺乏机关枪和野炮”等原因，27日，汉阳失陷，黄兴即于当日离汉赴沪。自此起，湖北革命党人转入御守武昌阶段[128]
最后一位内阁总理、迫使清帝退位的袁世凯
日，袁世凯自安阳抵达湖北萧家港，正式出山。同日，奕劻内阁辞职。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军队仍然归其指挥。袁世凯回电须开会选举，否则一纸命令不算。11月8日，资政院开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30]
。11月3日，清政府颁布《》[131]
。11月9日，袁世凯派赴武昌的“招安使”刘承恩、蔡廷干到达武昌，数日后带回了黄兴代表起义的革命党人以中国拿破仑、华盛顿相期许的信函[132]
。黎元洪[133]
、汪兆铭[134]
都有过类似推举袁世凯为新成立的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的表达[135]
日，在同盟会会员策划和支持下，新军第九镇统制，于南京城外六十里之秣陵关宣布起义。徐绍桢与上海都督陈其美及苏浙起义军将领商定组建联军会攻南京，徐绍桢任总司令。同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布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89]
。11月11日，攻南京联军司令部在镇江成立[136]
四川大汉军第二任正副都督尹昌衡、罗纶
、22日，广安、重庆先后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和蜀军军政府，川东南57州县宣布响应武昌起义[89]
。22日，孙中山发表声明，只要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自即行辞职，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得到这个保证后，便加紧了逼宫的进程[139]
。袁世凯以利害游说和买通和，并以金钱贿赂身边受宠的太监，威吓隆裕太后称大势已去，如果革命军杀到北京，则皇室生命难保，而若同意让位，则可有优待条件[140]
日至12月1日，在总司令徐绍桢的统一指挥下，联军相继攻占、、、天保城等据点。后黄兴赶来加入指挥[136]
。11月27日，成都无血开城，“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旧八旗驻防城挂牌，同一天，远在资州的端方被起义的第八镇军官刘怡凤等，击杀于资中大东街禹王宫[89]
。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指挥所部擒获赵尔丰，并在坝召开公审大会公审赵尔丰，当众尽斥其罪，并令部下将赵尔丰当场杀于皇城“明远楼”[141]
。赵尔丰的首级被挂在长杆上在成都城内游街示众[142]
日，联军一举攻占南京城（）。至此，长江以南全部为革命军据有[136]
，各省代表从武汉移驻南京[143]
。同日，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的斡旋，武汉革命军与清军达成停战协议[137]
。12月6日，醇亲王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退归府邸[144]
。12月12日，14省代表共39人，由武汉、上海齐集南京，决议于12月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无洪副之。黄兴坚辞不就，遂又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不及半月，正副帅位忽又倒置，时人讥为儿戏。而黄兴、黎元洪皆不能来南京赴任[145]
。12月16日，袁世凯调来接替禁卫军总统，解除禁卫军第一协协统职，调禁卫军炮队支援围剿山西革命军，分散禁卫军力量，又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城外，派另编拱卫军，驻扎城里。北京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146]
。12月21日，黎无洪接受大元帅名义，并委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黄兴再辞[145]
1911年12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的各省代表
日，孙中山经香港归国，胡汉民、廖仲恺等乘兵舰到港迎接。胡汉民劝孙中山留广东，整训军队，举兵北伐。然后“实力廓清强敌，乃真成南北统一之局”。孙中山坚持前往沪、宁，主持内外大计，说：“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又说：“今之大患即在无政府”[145]
。12月25日，孙中山到上海，受到热烈欢迎。报纸纷传孙携有巨款回国，记者问他：“你这次带多少钱来？”孙中山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145]
”同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148]
图册图片来源：[149]
辛亥革命南北议和
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
日，南北议和谈判开始，当时关内18省都发生过武装起义，其中湖北、湖南、陕西、江西、云南、江苏（含上海）、贵州、浙江、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共宣布独立，只有直隶、河南、甘肃、山西、山东五省在袁世凯控制下之外，其中山西、山东、甘肃境内宁夏地区都曾宣布独立，后被袁军控制。12月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计有候选资格者3人；孙中山、黎元洪、黄兴。17省代表依次投票，孙文得16票，黄兴得1票，选举结果揭晓时，“众呼中华共和万岁三声，是时音乐大作，在场军学各界互相祝贺，喜悦之情，达于极点”。在上海的孙中山得知消息，立即复电南京，表示接受，他说：“光复中华，皆我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誓词
军民之力，文孑身归国，毫发无功，竟承选举，何以克当？惟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宏济艰难，凡我国民，具有责任。诸公不计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务，文敢不黾勉从国民之后，当克日赴宁就职，先此敬复。[145]
”同日，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达成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协议。
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孙中山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45]
。1月2日，清将领、、、、、、、、、等十五人电内阁，誓死反对共和，请饬各亲贵大臣将在外国银行所存款项提回，接济军用[150]
。同日，京东发生。
日，等驻外各使节电请清帝退位[151]
。1月10日，清军王怀庆镇压滦州起义。1月12日王公会议，主依优待条件交出政权，、、及恭亲王反对，并与、、等决组与南方对抗[152]
。1月16日，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袁世凯对隆裕太后讲了中法国皇室遭遇的屠杀，提出了退位的问题[153]
。当天，袁世凯在下朝的路上，在遭到京津同盟会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卫队长等十人，袁幸免于难[154]
。1月20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了清帝退位优待条件。1月22日，隆裕召开御前会议，载泽、溥伟等宗社党成员仍竭力反对共和，他们建议隆裕用宫中金银作犒赏向乱党开战。隆裕并未同意[140]
。同日，英国公使会同法、俄、日公使声明赞成清室退位。美国不愿干涉内政，不曾参加。1月26日，在袁世凯授意下，率北洋将领共47人联名致电、、和各王公大臣，提出民军已答应对清朝皇室、王族及满蒙回藏各族的优待条件，陈情“即此停战两月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要求“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日，段祺瑞率北洋将领46人联名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当天，宗社党强硬派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此后，亲贵们或请假，或出走，来上朝者寥寥。当时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140]
。到2月2日为止，各方请求清帝退位的联名增加到50人。
辛亥革命结果
辛亥革命清帝退位
宣告退位时的皇帝溥仪和摄政王载沣
日，清廷举行御前会议，会上决定退位，以取得革命党人的优待条件。2月3日，隆裕授予袁世凯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条件。要求共和的第二电，专致“近支王公、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声言“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2月10日，南京参议院通过《》和起草的《》。优待条件第一部分即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全文[155]
日，隆裕太后携六岁皇帝在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颁发逊位诏书。直至这天早晨，仍有人想阻止退位上谕发布。隆裕对内阁全体说：“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于是将逊位诏书盖印发出[140]
辛亥革命袁世凯上台
主词条：，，
日，孙中山提出辞呈，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任临时大总统，议决临时政府仍设在南京，并电袁前来受职；未受任前，政务仍由孙中山继续执行。袁世凯以为由，坚持迁都北京[156]
。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解任。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4月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该院迁往北京。3月8日临时参议院又通过《》，试图通过对大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156]
。外国列强的支持武昌起义之后，在中国有重大利益的外国列强保持了观望态度，并试图从北京政权或武昌政权中寻找到最能符合各方利益的一派来支持。直到此时，各强国才开始陆续承认中华民国[156]
。8月，牵头组成了当时中国人数最众、规模最大的政党[157]
第一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
1913年2月，中国首次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进行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预备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弑身亡，袁世凯被认为是背后策动暗杀者[156]
。宋教仁之死激起了极大的轰动效应，他的被刺使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建设计划几乎破灭，国民党也一时分裂和没落[159-160]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武力讨伐袁世凯，但被袁击败。日，袁世凯经国会选举，正式当选中华民国总统。袁就职之后，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断绝了一些革命党人分省独立的企图。同时袁积极与列国交涉，保全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156]
。但是袁世凯1915年废共和称帝，遭到反对，引发，旋即宣布取消帝制。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的时期。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孙中山则在广州多次组织（即“三次革命”），中国出现南北分治局面[156]
辛亥革命影响
辛亥革命废除帝制
辛亥革命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开始的。”辛亥革命的领袖们，则认识到要救国必须革命，要想救亡图存，只能是推翻封建皇权[161]
。　　随着封建帝制的废除，依附于封建帝制的种种丑恶制度也被次第扫除，例如世袭制度、太监制度、包衣制度等等。民族平等、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呼声在中华大地回荡。空前的民主气象，竞办实业的浪潮，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局面。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帝制时，均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161]
。　　民主共和意识的积聚，大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空前高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速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扫除了最初的政治障碍[161]
辛亥革命思想解放
辛亥革命冲破了封建思想的牢笼。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不但从行动上坚决地打倒皇帝，并从舆论上对君权神授观念和皇权思想进行鞭挞和批判，极大地促进了人民的思想解放，为探索救国兴邦的道路打开了新的思想境界[161]
其次，辛亥革命传播了民主思想。早在兴中会成立前后，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仁人就重视学习和传播民主思想和自然科学，特别是进化论、天赋人权学说、共和政体和自然科学。他们通过宣传天赋人权的学说，使人民能理直气壮地争取民权；通过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使人们了解“自由、平等”的涵义；通过介绍西方政党制度，倡导发挥新型政党的作用。这些有关民主和科学的学说，成了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传统封建文化和进行暴力革命、推翻帝制的思想武器，提高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做了思想准备[161]
辛亥革命除旧布新
辛亥革命促进了社会习俗的除旧布新。辛亥革命的实际政治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政治体制的革故鼎新带来了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面貌为之一新。正是这些新的变化，打开了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闸门[161]
。　　辛亥革命不仅召唤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到来，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通道。陈独秀和知识界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辛亥革命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把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推向了崭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初，随着一批觉悟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不断传播开来，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条件[161]
更为重要的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都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和启蒙，然后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161]
辛亥革命经济发展
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162]
。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163]
辛亥革命启蒙革命
武汉地区的军事遭到挫折，但武昌起义造成的革命形势是反动力量无法扭转的。武昌起义后，短短一个多月，全国有14个省先后宣告“光复”和独立，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最后终于推倒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尽管以后还出现过几次短命的复辟丑剧，武昌起义终究导致了中国2000多年来封建王朝统治的结束，它的历史意义是不能抹煞的。[164]
辛亥革命国际影响
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
辛亥革命首义纪念碑
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162]
辛亥革命引领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以孙中山的后继者自励，从来都尊崇孙中山为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的发展，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孙中山及一切革命者们憧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变为现实[161]
辛亥革命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大，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碑
辛亥革命虽然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果也未直接促进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官僚，大多在辛亥革命大风浪中，随机转投向了革命而获得了地位和利益，反而更加巩固了他们的地位。
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构建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大多数人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未给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根本利益。[165]
辛亥革命男女平权
中国近代以来随着，新式女子教育产生发展，辛亥前后在社会上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的新知识女性。她们关心国事，振兴女学，创办报刊，组建女性团体，办实业，投身反清革命，争取，使女界呈现一派活跃气象。因此，妇女的觉醒成为当时中国最亮丽的风景。
的开路先锋，除耳熟能详的、外，还有湖南的、、、，福建的，浙江的和姐妹、，广东的、、（后改名张默君）、，江西的，江苏的等人。不过，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权运动只限于一部分先觉知识妇女，未能唤醒广大劳动妇女一道投入到斗争中去，纵然有思想和热血，不免力量单薄，敌不过的歧视。但它仍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如果说，戊戌变法是一次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的话，那么同样也要肯定辛亥革命时期妇女斗争的巨大启蒙作用。辛亥时期，在男女平等，的呼声中，在先进妇女惊世骇俗的言行中，的根基有相当大的触动，、、因之发生了根本变化。[166]
辛亥革命评价
民国初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辛亥革命多有论述和解读。日，孙中山在北京发表演说，指出“中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确认了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质。辛亥之前国民意识模糊性，清朝百姓对外声称自己是大清子民，都说“我们大清怎么怎么样”，当然明朝的百姓则自称“大明如何如何”，百姓自觉地把自己隶属于某一个朝代。而辛亥革命后，国民意识里有了“中国人”的概念，从这个层面上说，辛亥革命意义重大在民国前几年，知识分子们和革命的参与者尚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不已，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人民网）[167]
不过，由于共和民主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真正的实施，因而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孙中山在1921年给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168]
，孙中山在遗嘱内也嘱咐曰“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继续努力，以求贯彻”[169]
。1919年，尚未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肯定了革命党和咨议局在辛亥革命中的同等重要作用[170]
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则对于辛亥革命有了较高的评价。国民党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所领导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有极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随着北伐的胜利，中国国民党逐渐取得中央政权。此时，除延续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定位外，国民党在宣传中还做了不同程度的发挥。1927年《上海民众国庆纪念大会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两层重大的意义，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权革命的确立……于种族革命之外，复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两层意义的同时，对于民族革命的成功略有保留，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当是指“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压迫依然如故”，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质之中加入了反帝内涵，这是对辛亥革命性质的一种引申。1940年在《辛亥革命与抗战建国》中，进一步对辛亥革命反帝的意义加以阐发，赞扬辛亥革命是“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运动的拓荒创举”（中国政协新闻网）[171]
辛亥革命成功的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1930年双十纪念日中，对此做了一个比较简洁的说明，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挂上了一个民国的空招牌，并没有建设民国的实际，由推翻满清一点而论，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论，究不能不谓为失败。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满清，不只在获得中华民国的虚名，而在造成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明确了实现三民主义为辛亥革命的最终目标。从此意义上看，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可以自圆其说了（中国政协新闻网）[171]
20年代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辛亥革命也有切合时代特点的解读。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告民众书中说，“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看见辛亥革命成功的原因，是在于中国国民党有强大的民众基础，而且有军队，所以在十三年决心改组国民党”，认为辛亥革命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广泛发动群众（中国政协新闻网）[171]
抗战之际，面对共同的敌人，建立最广泛的抗敌统一战线成爱国国人关切的问题。日，周恩来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指出 “辛亥革命前，孙先生联合了当时革命团体，如，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了同盟会，并联络会党，联合当时咨议局立宪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统一战线之最初形式”。对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联合，促成革命成功，给予充分肯定。1945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功做了进一步解说。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是从反帝反封建角度来探讨的，这和中国国民党从是否实现三民主义任务的角度探讨，是不相同的。毛泽东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关于辛亥革命性质、地位和成功的论断，后逐渐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观点（中国政协新闻网）[171]
辛亥革命纪念
辛亥革命纪念日
每年10月10日）[172]
辛亥革命纪念馆
辛亥革命纪念邮票
日中国发行《》纪念邮票一套3枚[176]
日中国发行《J68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一套2枚、小型张一枚[177]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邮票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邮票小型张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2-1）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2-2）
辛亥革命纪念币
孙中山开国纪念币[178]
解读词条背后的知识
．大成网[引用日期]
．新浪历史[引用日期]
高士振．1911动荡中国 辛亥起义重大事件：台海出版社，2011.10.：199-2.3页
李夫生，薛其林．敢为人先 辛亥长沙精神：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09.：106-107页
《孙中山遗嘱——国事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 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凤凰网历史
《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一章　鸦片战争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四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政局的变化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九章　中日战争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
李凡．孙中山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51
冯自由.兴中会组织史[A].革命逸史[C].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
1981《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兴中会宣言》
关于孙中山是如何被捕，一个版本是孙中山去教堂做礼拜时路过使馆，遇到三个中国人，被一左一右强行夹入使馆，即被绑架，这是孙中山和国民政府官修史书的说法；另一个版本是孙中山化名姓陈“自投清国使馆”宣传反满造反理论，结果被发现，这是根据驻英公使与北京总署的密电得出的。
．搜狐新闻[引用日期]
Sun Yat-sen（孙逸仙）．Kidnapped in London（《伦敦蒙难记》）．London（伦敦）：Briest M press（布里斯特尔出版社），1896
李刚．辛亥往事：新世界出版社，2011：208
．新华新闻[引用日期]
．新浪文化·读书[引用日期]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我们那时候，大家对於种族革命，似很热烈。上海有章太炎等在那里鼓吹，苏州虽然不敢明目张胆，然而一派自命新派的文人，亦常常以排满为革命先驱。清初文字之狱，最为酷烈，此刻则许多禁书，都在上海出版了，什么《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书，读之使人心痛，使人发指”。
朱恃三在1903年的日记中记载：“冬日初三日。今日下午，无聊甚，与袁君至东门郑宅，借回新书十余种，皆革命杂志也。如《新广东》、《浙江潮》各两册，又《扬州十日记》一册，《嘉定屠城记》一册”，他看完后“终夜未寝，恨豫酋南下，杀戮汉人如此之酷，反清革命，心不能忘”。
江炳灵《座谈辛亥首义》：当时革命刊物很多，但为免麻烦，多由口头宣传。宣传 内容，有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太平天国檄文中 的 “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之 句， 也时常引用。
李刚 ．辛亥往事 ：新世界出版社 ，2011 ：115-116 ．
冯玉祥《冯玉祥回忆录》：“有一天工兵营排长孙谏声到房里来，我正在看曾文正公家书，他就很不高兴地说：‘你还想当忠臣孝子吗？’我说：‘当忠臣孝子难道不好不成？’他说：‘当孝子，我不反对；当忠臣我可不赞成！’又说，‘等一会儿，我拿两本书给你看看，你就知道我的话不错了。’他把两本书拿来，一本是《嘉定屠城记》，一本是《扬州十日记》。记得他给我这两本书的时候，神色上很有些不寻常，他向四周巡视了一会儿，才从腰里掏出书来。送给了我以后，很郑重地和我说：‘没人的时候，你再拿出来看，千万不要叫别人看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关于满清种族上的怨仇，以前我虽然知道一些，但仅仅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满清入关的时候，虐杀汉人的种种事实，我是丝毫都不知道的。等我看完这两本血泪写成的书，我出了一身冷汗。闭起眼来，看见靼子们残酷狰狞的面目，听见数百万鸡犬不如的汉人的惨号，不由我咬牙切齿，誓志要报仇雪恨，恢复种族的自由。”　
曾永玲，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满”宣传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4年 第2期
．中国在线[引用日期]
李凡 ．孙中山传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122-124 ．
．中国网[引用日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引用日期]
《民报》日《刊词》
李凡 ．孙中山传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125-134 ．
李凡 ．孙中山传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138-140 ．
．腾讯新闻[引用日期]
何玉畴;1905年中国人民的抵制美货运动及资产阶级在运动中的表现[J];历史教学;1960年01期
《宋教仁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 第529-530页
《天变—辛亥革命纪实》(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 第230页)
《宋教仁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 第161页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89—190页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
《中国未立宪以前当以法律遍教国民论》，《东方杂志》第2年第11号，第221页
．人民日报[引用日期]
吕思勉《中国通史》第五十三章 清朝的覆亡
《大公报》日
柳亚子《江苏》第6期《中国立宪问题》.1903年11月：“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走以呼吁于海内外曰：立宪！立宪！！立宪！！！”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派载泽等分赴东西洋考察政治谕》,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页
主要内容是：（1）“大权统一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这是清廷立宪的原则；（2）由于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先从改革官制入手，同时兴办各项有关事宜，作为预备立宪的基础；（3）待数年后预备立宪粗具规模，再定立宪实行期限。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附年谱年表》卷下，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58页
《论立宪与外交之关系》，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576、577页
李刚．辛亥往事：新世界出版社，．
筹备事宜清单共计92项。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61—67页
《北京日报》日
《大清法规大全·宪政部》4
日上谕、日上谕
Mr. Rockhill to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4, 1908,T Mr. 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4, 1908,RDS, , Roll No. 171.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Mr. Rockhill, January 21, 1909,Ibid.
新疆在给朝廷的奏议中提出本省条件实在有限，无法展开选举，要求延期缓办。
《时报》日
．新华网[引用日期]
《泰晤士报》：年轻而无经验的满洲贵族以权谋私，狭隘冲动，摄政王缺乏坚定的性格和政治才能，隆裕太后则忙于享受新地位带来的尊容与享受。这个古老帝国的命运已经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中。
《宣统政纪》卷45
“皇族内阁”成员：总理大臣奕劻（宗室），协理大臣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满），农工商大臣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59-565页
《文史参考》辛亥专刊（10月上）《一九一一 压倒清王朝的十根稻草》：“虽然这些皇族阁员大都是响当当的政治改革派，并非全是顽固保守、庸碌无能之辈，比如，总理大臣奕劻虽是个贪官，却是公认的改革者，公开主张三权分立；载泽、溥伦、善耆、绍昌是最热心的宪政实践者，也是满族权贵当中最有学识的成员，政治倾向相当开明，甚至暗中与梁启超等“逆党”往来不绝。这个内阁算不上是一个“反动”内阁。但是，与畸形的内阁人事搭配相比，阁员们身上的优点已变得无足轻重、毫无意义。人们普遍认为，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他们死也不会放权，其公然蔑视皇室不入阁这一源于英-国宪制的惯例，等于坐实了革命派对它的严厉指控：满清王朝分明就是骑在汉族头上的“鞑虏”，是一个反华排汉的异族压迫政权，若要去除此压迫，舍革命而无二途。”
《咨议局联合会第二次呈请代奏皇族不宜总理内阁折》，《时报》宣统三年六月初三日
《宣统政纪》卷36
徐佛苏《梁任公先生轶事》
崔瑞德《剑桥晚清史》：“清政府所持的拒不妥协的态度正在把各地的立宪派团结起来。他们虽不能领导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马上准备革命。”
日，清政府发布了一道上谕，内称：“此事（按：修建铁路）为自强要策，必应通筹天下全局。……但冀有益于国，无损于民，定一至当不易之策，即可毅然兴办，毋庸筑室道谋。”
李占才主编：《中国铁路史（）》，第154页，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第95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926～927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李刚 ．辛亥往事 ：新世界出版社 ，2011 ：241 ．
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第57～5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经济研究所藏日文档案》，《铁资》上，第1204页
《利权收回论》，《商务官报》，1908年第24期
后任邮传部尚书、力主“铁路国有”的盛宣怀，这时也主张收回铁路利权，改为商办，但在他给庆亲王奕劻的建言书中，认为不能一概排除外国资本，他分析说：“铁路一事，应全部划归商办，可由中国铁路公司与外国借款公司订立合同，中国政府掌握准驳大权，……国家欲保自主权，惟有将各国修筑铁路的申请先交总公司核议，并与之谈判，其有益于中国权利者，不妨借款，只于对方有利却妨害中国权利者，即可拒之。”
梁启超：《外资输入问题》，《饮冰室文集》16，第95页，中华书局，1932年版：“必能抵制而后能利用。抵制经也，利用权也，债权与事权之所属，必厘而二之。如是则可以用外资。”
梁启超：《外债平议》，《饮冰室文集》22，第41页：“一味拒款既不衷于学理，又乖于史实，徒为识者所笑。”
以粤汉铁路为例，计划全长1190公里，从1905年收回路权至1911年六年间，仅实际修成广州至黎洞106公里，长沙至株洲150.68公里，期间股东之间纠纷层出不穷。清王朝覆亡之后此计划又陷入无限期的停顿，全线直到1936年才建成通车。
日，四川省咨议局在《整理川汉铁路公司案》中也指出：“川汉铁路于今开办，已及六年，而工尚未开者，其中原因，诚至极复杂……公司现有之股份收入，惟恃每年循例征收之租税，今暂无论租股之弊害，但仅恃此款……万难以底于成。”“又其开支每多浮滥，即以昨年之报部清折而论，各局所开销至于五十余万金，寸路未修”。由此看来，当时商办铁路公司面临着资本短缺和如何有效集中管理两个重大问题。
．腾讯文化[引用日期]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铁路国有化”是一种世界性的发展趋势。大多数国家都采用国有方式，如德国、墨西哥、比利时、荷兰、意大利、日本等国。 作为后发展国家，日本是其中成功转型的代表。日本在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铁路私有化的高潮，至1905年，私有铁路开业线路达到3147.51英里，而官办铁路仅占一半，为1531.58英里。但是，私有铁路公司带有投机性质的缺点逐渐暴露出来之后，一遇到经济振荡，商办铁路公司的股票就立即下跌，甚至纷纷倒闭，直接影响交通运输业功能的发挥。日俄战争之后，为了统一管理全国铁路，以达到军事、经济上统筹的目的，日本明治政府发放了4.8亿日元的公债，将17条主要的私营铁路干线以及朝鲜半岛的京釜铁路收归国有。到1906年3月，正式颁布了《铁道国有法》，这对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金融和市场基础的确立起了很大的作用。
名士孙宝暄在日记中对铁路国有持明确的肯定态度，他认为关于国家命脉的事业必须控制在国家手中。曾极力支持铁路商办的杨度此时也开始对商办铁路政策进行反省，他认为粤汉商办后，三省各自为政，不仅没有修成铁路，反而陷入更多的纠葛。这样下去耽误的不仅是铁路建设本身，更是错失发展机遇，他公开向邮传部上书，表达自己作为普通国民的意见。
就在张之洞与三国银行草签借款条约的同一时间，奉天提学使卢靖在一篇关于公债的意见书中，带着焦虑的情绪批评了拒债论，他称“今犹不输入外资，非束手待毙之道乎……而谓赤手空拳，能转贫弱为富强，不自取灭亡者，异日抉吾眼拔吾舌也”。
内容：“国家必得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从前规划未善……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巨，参追无着，湘鄂则设局多年，徒资坐耗。……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1911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线各案，一律取消。”
．网易新闻[引用日期]
李刚．辛亥往事：新世界出版社，．
《居正文集》第35页
．中国网[引用日期]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引用日期]
李刚．辛亥往事：新世界出版社，4．
居正《辛亥札记》：彭楚藩、刘尧澂、杨洪胜三同志先后被捕，清督瑞澂、督练所总办铁忠、将军双寿等，当即提讯。首问楚藩曰：汝本宪兵，非革命党，吾命汝侦察革命党耳。楚藩叱之，即索笔书供词曰：“余乃大汉黄帝子孙，立志复仇，誓不与鞑虏共戴天，余非革命党，谁为革命党者？尔焉能命我哉？”又云：“鞑虏入关之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下剃发令，兴文字狱，建驻防军，残民以逞，最近亲贵用事，卖官鬻爵，失地丧权，犹持“宁赠友邦，勿与家奴”之卑劣手段，断送我大汉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我黄帝子孙，不忍见我民族之沦亡，同伸革命救国之大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尔等若非冥顽不灵，亦当从而反正，共享民主共和之幸福，予当在革命军前，为尔等请命，否则噬脐无及，唯尔等图之。予既从事革命，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请速予死。”瑞澂等相顾失色。复讯同谋者何人？彭君曰：“革命为余个人天职，不知有同谋也。”以次问刘尧澂。尧澂湖南人，素激越，不待下问，即骂不绝口，瑞澂等只有恨恨。复问杨洪胜，洪胜虽未读书，而沃闻民族民权大义，豪侠轻死，任何拷讯，坚不吐同志一人。瑞澂等讯毕，怒掷笔于地曰：杀杀杀。于是彭、刘、杨三烈士，乃从容就义于督署门外矣。三烈士皆人豪，彭楚藩乃刘静庵弟子，亦服膺程朱陆王之学，为人敦厚豁达，非仅以侠著者。在军中应付一切，颇能应变，其才具开拓，而性严毅，能容物，人虽惮之，而莫不怀之也。刘尧澂坚苦，有远识，能去偏私，持大体，有建树才，其死也，人皆惜之，同志尤深痛焉。
《瑞瀓报告破获汉口俄租界革命党组织电(日)》
(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217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内容：“如搜获逆党名册，立即销毁，毋得稍事牵连，致滋扰累。”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上谕》，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5册，第2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喻血轮《绮情楼杂记》辛亥起义遗事：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人皆知为工程营熊秉坤放第一枪，然促成工程营起义，实为党人梅宝玑。梅为湖北黄梅人，清末任共进会鄂东支部部长，秘密吸收党人，共图革命。八月十七日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机关爆炸，梅曾在场，面部且受微伤，当晚渡江至武昌，匿阅马厂谘议局秘书长石山俨家。次日武昌大朝街机关破，彭杨刘三烈士就义，梅知事急，亟欲通知各方党人起事。乃于十九日晨，至工程营门前，坐一烤红薯摊贩处，伺工程营兵士出，以秘密信号探索同志，历数次，始获一人，因告以武汉机关被抄及彭杨刘死难各情，其人闻之，大为惊骇，亟问名册是否搜去？梅因欲激动党人，诡称名册已在宝善里搜去（其实当时名册并未搜去），并谓：“武昌城关已闭，瑞澂将按名索捕，营中各同志，如不速自为计，势成瓮中捉鳖。”其人闻语，沉吟久之，曰：“吾将通知营中同志，迅速起事。”是晚，工程营遂首先发难，造成光辉历史。故工程营举义，实梅宝玑报告消息有以促成之。后梅曾膺非常国会议员，抗战期间，在赣以贫病死！
黄岭峻《关于1911年武昌起义的政治传播学分析——谣言与革命》，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御史史履晋奏折》，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5册，第4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和讯网[引用日期]
熊秉坤《熊秉坤讲述打响辛亥首义第一枪的故事》 《世纪行》2001年08期
李刚 ．辛亥往事 ：新世界出版社 ，2011 ：2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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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页
《黎元洪致萨镇冰书》：“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避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
徐海《黎元洪传》：“将黎元洪软禁起来后，革命党人立刻用他的名义发布公报，以图安民。这一招果然收到奇效，此前弥漫在整个武汉的恐慌情绪，一下子消失殆尽。市民、新军、就连革命军此前也是处于一种迷茫、彷徨的状态，一下子找到了方向，看见了曙光。接着就有更多的人投入到革命队伍中，就连之前逃走、隐匿起来的新军官兵都献身革命之中。由此可见，素有威望的黎元洪在武汉的影响力之大，确有些让革命党人始料未及。”
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页
包括《布告全国电》、《布告海内人士电》、《檄各督抚电》、《电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宣布满清罪状檄》、《致满清政府电》等
．中国政府网
内容：“著军谘府陆军部迅速派陆军两镇,陆续开拔,赴鄂剿办。一由海军部加派兵轮,饬萨镇冰督率前进。并饬程允和率长江水师即日赴援。陆军大臣荫昌著督兵迅速前往,所有湖北各军及赴 援军队,均归节制调遣。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1页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1-182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
王锡彤：《抑斋自述》，郑永福、吕美颐点注，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袁世凯：《复张提法镇芳》.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版，第页
袁世凯：《复上庆邸》，《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第页
．新浪读书[引用日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收藏：《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从彰德进京建议设督办军务处统一策划镇压革命电文》
《复冯国璋函稿》，载《袁世凯未刊信稿》下，第1576页
袁世凯：《恳恩收回封爵成命折》，《内阁官报》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十日，第158号
袁世凯：《各督抚电》，《临时公报》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齐东野语》，《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27、29页
《刘承恩致袁世凯书》，《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第69页
骆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792-7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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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历史[引用日期]
陈锋：《中国宪法史研究纲要》，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8页
黄兴：《致袁世凯书》，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1-82页
黎元洪对刘承恩、蔡廷干说：我为袁计较，如果他反戈北征……以袁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见郭孝成：《议和始末》，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91页
王锡彤：《抑斋自述》，第226页
（天津）《大公报》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六日第2张，第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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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家园[引用日期]
郑琦 -论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辞职的必然性《绍兴师专学报》1992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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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武《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七辑之《烜赫一时的风云人物尹昌衡》
杀赵尔丰的经过（1961年9月政协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
郭沫若《反正前后》：“赵尔丰假使不病，或许他早已设法逃跑了？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他在经营西藏上，大约很受了一番辛苦，年纪才五十上下，头发都已经白了。”
刘小宁;平民总统孙中山——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散记[J];文史精华;2011年07期
朱宗震《真假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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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贤庆《民国军阀派系谈》03章 直系军阀(冯国璋)
．武汉理工大学[引用日期]
臧运祜;论各省代表会与中华民国的创建[J];民国档案;2002年01期
．深圳新闻网[引用日期]
《段祺瑞领衔通电主张君宪、反对共和考辨》,《安徽史学》1992年第1期
陈立媛．《北洋政府二十九位总理实录》：台海出版社，2013
关威《宗社党述略》(《历史教学》1990年第4期)
傅仪《我的前半生》
贾忠匀 《北京暗杀团利袁纪实》1996年第3期《文史天地》
内容：一，大清皇帝尊号不废，民国政府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 二，民国每年拨四百万元供皇帝支出。 三，皇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 四，清王室的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并由民国派兵保护。 五，德宗崇陵所有产用经费由民国支出。 六，宫内执事之人，继续留用，唯不得招阉人。 七，皇室私有财产，由民国派兵保护。 八，禁军编入民国陆军。 除上述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八条外，还有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条，及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条。
．环球网[引用日期]
《宋教仁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 第5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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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我之历史》第一册序言：“清季言革命者首推同盟会，会旨虽有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诸义，而会员大率以驱除鞑虏为惟一目的，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若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若宋渔父先生其最著者也。”
吴相湘《宋教仁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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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月报》总第十六期（北京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译自俄文《布尔什维克》杂志一九五○年第十九期《孙中山底一个未公布过的文件》《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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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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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奇艺（iQIYI.COM），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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