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骨子里浸出来的，想不喜欢也难。虽然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大陆传统文化的断裂，但是我们毕竟生于斯、长于斯，中国文化早已浸透到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表象可能没有了，骨子里很多东西是断不了根的。以前说的那套封建迷信的东西，这些年，不是很多都回来了吗？而且，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包容性强。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而不绝，主要就是因为他不停地在纳入其他文化的精华。也许，我们现在看着过洋节闹心，焉不知过些年，那些洋节也就变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总觉得，一个自信的民族，不会草木皆兵，非要把中西文化对立起来。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现在看最纯粹的中国的大唐盛世，朝廷里一小半的官员都是当时的外族人。据说，长安城内住着十多万突厥人，在一个人口不到百万的城市里，这是多大的比例？举国上下“崇洋媚外”，过洋节，吃洋食，穿洋衣，当然，那时不叫“洋”，叫“胡”。但这丝毫无损煌煌大唐在世界上的威名，在我们心中的景仰。中国的狭隘偏激，多是被满清给折腾出来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传统，判断华夷之分，靠的是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回到台湾问题。只有以中华民族的包容性，用文化的认同，来化解两岸上空的戾气。泛绿在台湾也有半数左右的支持率，为什么？大陆人就可以忽视这一半人口的想法吗？终归是要人家心悦诚服地认同才行。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只有文化来联系，来重新续上这段了多年的血脉。但这事，真急不得。文化是无形的，是潜移默化的。砖头，原来你前面的大一统，草蛇伏灰，在这里等着呢。怎么才回来？
其它8条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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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下)
　　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下)
　　―――与金耀基教授对话
　　重塑新时期的基本价值之三
　　编者按：
　　全球化正使我们的文化身份变得暧昧起来。如果有人问：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什么？除去一些外在表征，你能用什么来证明你是中国人？
　　恐怕没有几个人能答的出。是时候来考虑我们文化认同的危机了，虽然这一话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即被提出。当传统的家庭、社会伦理随着农耕文明远去，西方文化又汹涌而至之时，知识分子该承担怎样的职责？又应该由谁来重建信仰？
　　接续上期，本报继续刊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与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对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思考与探讨。
　　是为重塑新时期的基本价值系列之三。
　　文/刘梦溪
　　1.民族文化认同和知识分子
　　中国的认同与中国文化最攸关，中国文化出现危机，中国的认同也就必然成问题。
　　刘梦溪：关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不知金先生怎么看。
　　金耀基：二十世纪，很多国家都存在文化认同问题，中国是很突出的一个。一位研究中国政治的M.I.T.学者白鲁恂(LucianPye，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政治学家)认为中国只有权威的危机，没有认同的危机。其实，认同危机是存在的。承认晚清以来文化危机存在，就不能说没有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在这里，我特别要指出，“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已把民族与文化拆为二橛。曾国藩为了保中国文化，宁可站在满清王朝一边，而“五四”的知识分子，则认为为了救中国民族，就不能不打倒中国文化。在这样的思维结构下，民族文化的认同就不能不有危机了。
　　刘梦溪：这个危机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也没有真正获得解决。我同意余英时先生的意见，不仅没解决，在某些方面还加深了。个体的文化认同是一个问题，精神的定在性，已有所涉及。群体的文化认同也不无问题。
　　金耀基：群体认同这个问题极为复杂。群体认同涉及文化、宗教、种族等等。中国是个复杂的大群体，中国的认同与中国文化最攸关，中国文化出现危机，中国的认同也就必然成问题。
　　刘梦溪：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不知爱惜，动辄全盘否定，实际上是自毁根基。近年虽有所重视，却又理路未清，便走向了商业化和俗世化。
　　在这种背景之下，群体认同不但没有得到整合，耗散、失落的反趋严重。
　　金耀基：在商业化与俗世化过程中，知识分子最失落、无奈。
　　刘梦溪：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不足。因为中国缺少学术独立的传统，所以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很少能够得到表现。西方意义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找不到用武之地。结果知识分子变成了普世化的概念，有文化的人、掌握一定知识的人、大学生，都算做知识分子了。
　　金耀基：大学生怎么可能都是知识分子？现代社会是知识社会，成千成万个行业，每个行业都需要有知识。这么说，什么人都是知识分子了。我想，不是受过大学教育、有知识的就是知识分子吧。知识分子应该是关心身处社会的时代批判者，关心群体社会、时代问题。现代化社会，高度分工，专业性强。能够从本身专业中跳出来讲时代问题、世界问题的，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要有超越性，言论才能保持客观。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知识分子这样的角色。美国越战时大批知识分子从学术专业中走出来，表达社会理性，反映社会良知。有这种功能才是知识分子。中国过去有士这个阶层，但士之所以有知识分子的性格，乃是士能够超越士的阶层来发言。中国现代新文明秩序的建构，就需要现代的“士”。
　　2.家庭伦理可否成为现代文明秩序的资源？
　　中国传统家庭中有些伦理仍值得有选择地保留，作为建构现代家庭的文化资源。
　　刘梦溪：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特别重要。如果说文明秩序政治是中心，家庭则是社会的中心。观察传统社会的政治形制、社会结构、文化特点，都需要解剖家庭这个细胞。中国新文明秩序的建立，也需要利用、消化家庭伦理的思想资源。“五四”反传统、反家庭反得最厉害。连熊十力都说过，家庭是万恶之源。今天文化与社会的重建，家庭实际上也在重建。我知道金先生对这个问题有很深入的研究，愿闻其详。
　　金耀基：家是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组成，中国儒家文化最集中的表现是在家。儒家伦理的核心可说就在家庭伦理。五伦中有三伦都是关于家的。至于国，在儒家的文化设计中，也是家的延伸，家的扩大。家的价值中最重“孝”字，胡适说，孔门哲学变成“孝”的哲学。所以五四时期，反传统、反儒家，便以“非家”、“非孝”为攻击的重点对象。
　　中国的家庭伦理是和政治伦理与社会伦理联系在一起的。君臣比拟为父子，朋友比拟为兄弟。我可称你为梦溪兄，从陌生人到熟悉，提到了伦理的层次。所以中国人的社会，是家族式的组织形式，即使在今天最先进的商业系统里，都还有这种现象。当然社会越现代化，家族式的组织形式便会逐步转化为非家族式的组织形态。香港、台湾就出现这种现象。有一点应指出，儒家文化虽重“己”，重个体之尊严与价值，但一落到家的里面，梁漱溟认为，就连个人都看不到了。胡适说，中国人不是自己，是爸爸的儿子，爷爷的孙子，就不是自己。儒家讲的修、齐、治、平，是儒家的一个文化设计，在这个设计中，从家跳到治国平天下，便出现困境，这不是“以孝作忠”可以解决得了的。这在二十世纪就更不可能了。今天，君主已没有了，谈不上忠君问题。而国与家则是二个不同的领域，家是私领域，国是公领域，因此政治伦理、家族伦理应分属两个独立领域。此外，家与国之外，还有一个社会，社会也是一个独立领域。建立现代文明秩序就须往这个方向思考。我有一篇《论中国人的“公”、“私”观念》的文章，谈这个问题比较具体。
　　刘梦溪：传统家庭的弊端、负面影响，自然是明显的。但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对社会的整合、文化的整合，有重要作用。中国文化特异性的形成根源，即主要来自家庭结构。传统文明秩序向现代文明秩序转变，家庭不可能不发生变化。只是如果人为地改变家庭秩序，势必造成对社会与文化的破坏。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习惯搞运动，家庭秩序被破坏了。特别是提倡儿子揭发父亲、妻子揭发丈夫，制造道德上的难堪，陷于不伦。正常的人格也因此被扭曲了。实际上，这是对社会文明秩序的极大破坏。
　　金耀基：不过，中国传统家庭秩序在工业化、现代化中也必然会产生变化。只要进入工业化，必然出现小家庭，出现核心式家庭结构。过去，《尔雅》里面，家族关系彼此称呼之多，世界少有，说明中国家庭的繁复性。今后的家庭结构一定会简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家庭伦理虽迭遭破坏，但有些基本价值观念，在许多方面仍得到保持，比如有的母亲节衣缩食，但可以花大钱供儿子念大学，这只有中国，家庭价值观念有力地保持的情况下，才可能这样。
　　我总觉得，中国传统家庭中有些伦理仍值得有选择的保留，作为建构现代家庭的文化资源。我在二十几年前一篇文章中指出：“愚妄的‘孝的宗教’固嫌野蛮，温柔敦厚的孝的精神则十分文明；妇女的三从四德虽不公平，但夫妇相敬如宾则岂不十分艺术？父为子纲固然有害子之独立性，但父慈子孝，相濡相润，则岂不可以减少代沟之冲突？”说到底，有文明的家，才会有文明的国。
　　3.文化的重建与社会的重建
　　传统中国，民间可以有活动空间，但并无一种自主性的意思。这与西方的“市民社会”不同。
　　刘梦溪：请您具体谈谈文化与社会的问题。
　　耀基：现在用的“社会”二字，是从日本转译过来的，过去没有“社会”一词，有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家、国、天下，但没有社会。当然，自从有人类存在以来，就有社会了。中国为甚么没有“社会”这个概念？大概“家”、“国”太突出，社会就看不到了。
　　刘梦溪：中国有“社稷”的概念。
　　金耀基：社稷不是社会，社稷指土神、谷神，为天子诸侯所祭，有国者必立社稷，故社稷是国家的意思。从今天社会学看，中国过去确没有一个“社会”的概念。
　　刘梦溪：中国虽然没有社会的概念，但以家庭、家族为网络的民间社会是存在的。传统社会的民间力量不小。许多文化活动，特别是宗教活动，以及明末的结社活动，都是在民间。如果说现在文化与社会都面临重建的问题，我想民间这一环不可或缺。
　　金耀基：是的。中国虽无“社会”这个概念，但不表示中国无社会，只要有人类聚居，就有社会。中国过去有“民间”的概念，民间似是国家之余，政治之余的意思，亦即国家政治力不及之处。传统中国，民间可以有活动空间，但并无一种自主性的意思。这与西方的“市民社会”不同。要建立中国新的政治秩序，如果社会没有力量，便不易发展民主。从这个意义讲，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意义是很大的，发展市场经济，必然出现一个市场的逻辑，市场的理性化。通过经济发展，最后导致市场与市民社会的出现，这对现代政治秩序的建立是有帮助的。台湾的“市民社会”的出现，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刘梦溪：关于大传统和小传统问题，学术界现在开始重视小传统的研究了。
　　金耀基：大传统和小传统相互渗透。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同一文化下有不同的“俗”。一个大的文化传统下边有很多小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的渗透性相当厉害。小传统有其地方性，但不可能与大传统基调不一致，小传统可以成为大传统。在此应指出，中国是多种族的国家，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一体多元”。
　　讲中国文化，不要太迷信一体化，中国文化其实有许多文化传统。传统是社会历史智慧的累积，也是社会安定秩序的支柱。
　　刘梦溪：我很怀疑一个说法，按这种说法，中国社会直至辛亥革命一直没有一个大变动，所以当务之急是中国社会应有一个大变动，于是就发动民众变动起来了。后来的群众运动就是这样来的。实际上，社会的大变动最容易使社会的机体受伤。日本的改革比较温和。所以日本的现代化取得了成功，革新的结果，既能容下传统的又能容下现代的。
　　4.关于“挑战―回应”模式
　　日本的现代化值得我们参照，但并不是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要变成，或会变成日本的文明秩序。
　　金耀基：从挑战与回应的角度看，面对现代化的挑战，可以有不同的回应。日本在现代世界经济秩序里，已变成超级国家，哈佛的傅高义(EzraVogel，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教授甚至说日本是No.1，的确，日本在寻求新文明秩序时，是一个成功地将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例子。中国对传统的批判太过分。破得太多，立得太少。今天有人结婚，用什么方式？西方的？传统的？但什么是传统的，现今的中国人根本连传统的婚礼也不清楚了。
　　刘梦溪：所以今天文化重建的任务很重。婚礼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西方婚礼在教堂举行，气氛肃穆隆重。中国人结婚，常常大闹一场。喜兴倒是喜兴，庄重就谈不上了。我有时痴想，今天新的文明秩序的建立，在有些方面可能得仿效古代制礼作乐的方法，要有人折中采择，制定出新的礼仪、仪式规范。
　　金耀基：这一类的问题多得不得了。日本也有自己的问题。几年前我在东京大学出席世界法律社会学会议，一位日本学者(棚濑孝雄教授)说，日本有“现代化”但是没有“现代”。现代化的一些基本内涵，如“工业化”、“民主化”等，日本完成了。但日本有市场经济，国家却管理得很严格；有民主制度，却为权威主义所渗透；个人的价值，也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的性格。这就显出了一个问题，即现代化是不是都应该以西方现代性为标准？若把日本和中国比，可以写很多书。日本的文化，原来是向中国取经的。一直到十九世纪，日本走了脱亚入欧的路。今天它又要重返亚洲。从文化观念讲，日本是受到儒家影响的。后来，才把西方作为乐土。日本维新改革，模仿的是欧洲。二次大战后，台湾学的是美国。
　　刘梦溪：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主要是唐宋文化，日本人自己也不讳言这一点。但明以后的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就比较小了。相反，现在的日本人很多看不起中国人，甚至不是少数，这就不仅仅是文化的原因了。
　　金耀基：现代日本在某一意义上讲，是东西文明的结合体。日本的现代化值得我们参照，但并不是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要变成，或会变成日本的文明秩序。日本的民主，是讲究共识的民主，不是西方抗辩式的民主。是日本不够民主？还是日本有另一种民主？有人认为，日本现在看起来与美国不一样，但将来还是会一样。这个说法是极有问题的。日本的民主，还在发展。的确，如您所说，日本人中很多看不起中国人。事实上，日本人百年来都想变成欧洲人，即由亚入欧。其实日本人也看不起其他亚洲人，不过，现在亚洲已升起，日本人要想如何由欧洲重返亚洲了。最近，所谓“中国威胁论”，就是由日本参与制造的舆论气候。日本人第一次感觉到中国真正开始富强，而有所疑惧。对日本，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对“挑战―回应”模式怎么评价，是一个问题。十九世纪以来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统治层与知识界有强烈的反应，即存在“挑战―回应”的历史事实。余先生讲的是中国社会历史的内动力，是中国传统内部起变生变的力量。这个历史观可以补“挑战―回应”模式之不足。我认为“挑战―回应”模式是一种历史视域，可以看到一些中国现代历史演变的线索，当然这不能穷尽中国现代化故事的全貌。一个美国历史学者保罗柯亨就主张要建立“中国本位”的现代史观。
　　5.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不能舍弃农村
　　文明，是人与人之间要有距离。距离是一种秩序。农村的重要问题不只是粮食问题，经济不是一切。
　　刘梦溪：我听到一种颇为有趣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方式实现的；而近十五年来的改革开放即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首先从农村开始；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工业结构、工业体制的改革，主要还是要靠农村的工业化。您赞同这样的说法吗？
　　金耀基：你讲得很好。孙中山基本上是一个城市革命家，他进行的是政治革命，把中国基于普遍王权的政治秩序革命了。毛泽东认为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在农村，农村不革命，就不是彻底的革命，因此他重视农村。工人革命是二十世纪之后的事情。中国是个农业社会，中国的改造，中国的现代化，都不能不认真对待农村问题。农村人口这么多，百分之十的农村人口一流动，就可以把城市淹盖住。乡镇企业是中国特殊社会条件下的发展。费孝通先生竭力鼓吹，很有远见。
　　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产生了环保上的大问题。至于中国全面的工业化，当然不能全靠乡镇企业。讲到这里，我必须要说，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问题，也是二十一世纪的最大问题。中国的人口、中国的环保，是下一个世纪不能回避的两大问题。到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估计将达十五亿。十五亿个嘴巴一张开，多少东西吃进去。控制人口的政策有必要。
　　刘梦溪：拥挤不可能产生文明。
　　金耀基：文明，是人与人之间要有距离。距离是一种秩序。泥鳅一大堆，挤在一起，看不到秩序。农村的重要问题不只是粮食问题。经济不是一切。工业化不等于现代化，但没有科技化就不可能有农业现代化。中国的农村，怎么样才能走向现代化？这是一条非常重要、非常艰巨的道路。环保问题，我也有十分深切的感受。上世纪六十年代，从日本东京到京都，哎呀，铁路两边都是工厂。最近这几年，在南中国，马路两旁工厂一个接一个。南中国出现了六十年代日本的情景。农村在急遽走向工业化。这令人兴奋。但绿色在哪里？中国生态已遭到严重的破坏。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不能不注意人与自然的秩序。
　　6.“亚洲价值”
　　中国所建立的现代性也可以有其特别面貌，当然，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会有“共相”，也会有其特殊相。
　　刘梦溪：已经在品尝苦果了。清风明月已经很少看到。我想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几年，文化界、企业界开始在讲“亚洲价值”，您觉得“亚洲价值”这个概念可以成立吗？
　　金耀基：当然可以讲亚洲价值。不幸，这个问题被炒得太热，变成非常政治化了。新加坡的李光耀与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因为讲亚洲价值，便成为西方学者媒体抨击与刺讽的对象。其实这是个很严肃的文化问题、现代性问题。西方的现代性，个人主义是根源，表现在西方家庭、西方企业、西方民主中；但亚洲价值则不同(当然，应注意亚洲也是多元文化价值的区域)，至少东亚的儒家价值是“非个人主义”的。儒学重个体性，重“己”，但“己”与“人”(即群体)却非对立，这非必是集体主义，但决不是个人主义。西方企业和东亚的不一样。过去讲管理，就是西方的，实际上是美国的。日本经济成功了，才承认有日本式管理。讲管理，要看是否有效率、有效能，没效果不行。日本管理的效果不差于美国，才被承认。过去讲民主，也就是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但现在也必须承认，民主非必只有美国式的。衡量民主，主要看是否尊重个人之尊严，是否对权力之更替有合理机制等，但不必一定是美国的二党制、三权制衡制，也不必是基于个人主义的。有一种争论，即亚洲的现代性，是不是一定是西方现代性的翻版？前面我们说过了，欧洲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性的“个案”，那么今后会不会出现不同于西方的第二个“个案”？这是目前学术界所关心思考的大问题。
　　刘梦溪：您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吗？
　　金耀基：假使你一定要我简单地回答“是”或者“否”，我的答案是“是”。现代化理论中有一种看法，即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走上现代化之后，最终所出现的现代性(或现代的文明秩序)必然趋于汇流，亦即会出现同一的现代性。这种看法，基本上是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这种持“同一的”现代性观点，不啻视西欧的现代性不止是现代性的“第一个”个案，也是一切现代性的“范典”了。我个人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我相信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别类的现代性之可能，亦即现代性是“多元的”。上面所讲的现代化理论完全没有考虑历史文化的因素，当代哲学家泰勒(C.Taylor)对此有深刻的批判，我很引为同调。不止中国的现代化的过程或道路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所建立的现代性也可以有其特别面貌。当然，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会有“共相”，但也会有其特殊相。
　　刘梦溪：您对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的深刻阐发，使您在文化―社会学领域一直站在前沿位置。请问，您今后的研究方向会有什么变化吗？
　　金耀基：中国的现代化这个问题，是我长期研究的兴趣，它不仅是学术兴趣问题，也是中国未来走向问题，也是中国现代文明秩序建构的问题。近几年，我的关注点由“现代化”转到“现代性”问题，二者有关，但却有根本性的不同。讲“现代性”，就要进入到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也即对西方现代文明秩序的批判。近几年，西方学术界，对现代性的批判，盛极一时，更有“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的种种说法。我认为对中国，对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现代化还是主要议题，至于西方是不是已进入“后现代”，还是个争论不已的题目。简单地说，对我而言，讲“现代化”，重点是中国发展的问题，讲“现代性”，重点就移到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问题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而地球已变成地球村，今日，应思考的是地球村的现代性问题了。
　　金耀基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现任社会学讲座教授，研究兴趣主要为中国现代化及传统在社会、文化转变中的角色。著有《中国的现代转向》、《现代人的梦魇》、《从传统到现代》、《海德堡语丝》、《剑桥与海德堡》、《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构》、《儒家论理与经济发展》、《大学之理念》等。
　　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文化》暨《世界汉学》杂志创办人兼主编。研究方向
　　为文化史、明清和近现代学术思想，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奠立》《传统的误读》、《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学术思想与人物》、《庄子与现代和后现代》等，主持编纂了《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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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翟羽佳　　电视剧《天下粮仓》主题歌歌词：　　煌煌天朝万千气象　　江山坐在百姓心上　　九州方圆四野苍茫　　大江南北人丁兴旺　　热天热地热太阳　　热的是一粥一饭一件衣裳　　敬天敬地敬爹娘　　敬的是富国强民好主张　　......　　热天热地热太阳　　热的是一粥一饭　　一粥一饭一件衣裳　　九州方圆四野苍茫　　大江南北人丁兴旺　　敬天敬地敬爹娘　　敬的是富国强民　　富国强民好主张　　一代兴亡天下人担当　　每当听到这个赤裸裸歌颂专制的歌曲，我老是就犯傻，那个暴虐中华民族几百年的满清真的就值得人民留恋？　　近几年，一大批歌颂满清专制的辫子文化在中央电视台热播。比如《天下粮仓》《康熙大帝》《乾隆王朝》等一系列的辫子电视剧，给后辫子时代的观众带了精神的快感。　　辫子文学通过专制制度下忠臣和奸臣之间斗争，奸臣如何善恶颠倒、阴险毒辣，如何酿造社会危机，来掩盖帝王的罪恶，衬托帝王所代表的正义和英明、极力掩盖帝王的罪恶，以此来达到维护专制秩序的目的。专制文化就是用忠奸矛盾巧妙地掩盖官民对立的根本矛盾，极大地粉饰了专制统治的罪恶。　　数千年专制，使国人养成了一种需要帝王的奴性。满清以来的杀戮，让普通的百姓，一天不“三呼万岁”就心发慌。在满清辫子被剪掉快要一个世纪的日子，一些御用知识分子又担负起呼唤辫子的日子。一些辫子剧作家，赶在专制制度行将就木之前大捞一把。　　文学是人性觉醒或堕落的产物。任何真正的文学，都是独裁制度的死对头。可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却不断反其道而行，甚至完全堕落为御用文学。满清之类的帝王文学兴起，就是帝王政治生活很好的一个折射。　　当今社会，世界民主大潮已经成为主流。可是，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幌子之下，辫子文学大肆泛滥。帝王戏的编导们通过对帝王及其忠臣的挖掘，把封建社会的主奴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辫子文化逆流犹如一种精神鸦片，不断帝蚕食中华民族心灵。对满清血腥统治的歌颂，似乎在暗示他们对一个时代的认同。　　中国历史正进入“后辫子”时代。上世纪90年代开始，“辫子戏”的空前火爆为标志，一直持续到现在，说明中国人的心灵的辫子一直漫天飞舞，绵延不绝。逾演逾烈的辫子戏，不仅严重扭曲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而且严重削弱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注重道德名节，然而，满清的空前血腥，有思想有名节的人被屠杀殆尽。在满清灭亡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奴才文化依然在败坏着我们民族的精神，严重毒害我们的青少年一代。　　每当看见我们的同胞在舞台上、各旅游景点，穿着马褂、留着猪尾,开着高叉旗装在中外游客面前扭捏作态的时候，我就感到一种深深的耻辱。我们的少年儿童从小就浸染在这样一种专制腐朽的辫子文学里，什么时候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　　认同满清，就是继续满清的罪恶。认同满清文化，就是继续满清的荼毒中华民族精神。今天的文化是昨天文化的继续。今天知识分子虽然没有了辫子，但是，脑子里的辫子依然存在并不断发扬光大。人们之所以认同满清，就是因为满清的政治还在继续。　　如果说满清的时代是前辫子时代的话，那么，今天是后辫子时代。虽然辫子没有了，可是，内心的辫子可能更长。太监文化和辫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国粹。今天北京城能够着恢复的，也只有满清的杂耍。旗袍，马褂，红灯笼，京戏，杂耍，这些满清统治者留下辫子文化，在今天依然可以焕发青春。 　　今天的文化是满清辫子文化的继续；今天的时代是后辫子时代。看看今天的东北，他们搞起了满清入关几百周年的纪年活动，总算认祖归宗了。　　文字狱、文化大革命以及专制残余文化，三位一体，谁也说不清楚，那些是满清的？！那些是传统的？！那些是当代的？！　　马克思评价满清时说：“一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最终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　　这段话对于今天的中国，也同样适用。一个世界上1/5人口的帝国，为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安于现状，把自己孤立在文明世界之外，用强国梦来欺骗人民，这样的政权，跟满清有何区别？唯一区别的是西方帝国主义太文明了，他们忘记了今天中国依然需要一次鸦片战争。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今，中国文化的依然面临着这一严峻的任务。我们必须彻底铲除鞑虏留下的辫子文化，给自由人权文化一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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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被侵占就是被侵占、被强奸就是被强奸。谁占领我们，我们就认同谁，我们就只能有满清的文明说事了
　　鸦片战争真相 ( 22:56:40)　　作者：
北琴海　　中国人习惯上把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但实际上这场战事的起因绝对不是什么“英国为了倾销鸦片”。当时世界范围内吸食鸦片基本都是合法的（例如英美都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立法限制毒品），奇怪的是，这些不禁鸦片的国家反倒没什么人吸鸦片，倒是中国这个禁烟的国家对鸦片一往情钟。　　一方面清朝有很多人是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事干，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这就像某个人均GDP不到三千美圆的穷逼国家却能在奢侈品消费领域独领风骚一样），而其它洋货要么是像钢琴一样玩不来，要么是像刀叉钟表睡衣之类不好玩。另一方面，乾隆禁烟之后，各地官员反倒可以找鸦片商收保护费了，收了黑钱还不用纳税，为了抢这块肥肉，不仅没有执行乾隆的政策，还拼着老命的引进鸦片，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　　一开始，皇帝老爷们对禁烟这事儿都不是很认真，直到道光年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清朝的鸦片军被打得找不着北，发现枪杆子不好使的道光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鸦片身上。其实道光也不想想怎么官兵抽鸦片农民就不抽的，当时的军队腐败不堪，平时也不好好训练，省下来的钱跑去吃喝玩乐，等上级领导来检查时才装模作样的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优还是输得一塌糊涂，到甲午海战时更是在装备领先的情况下被日本打败。而皇帝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对军队一直是好生供养，这就给他们提供了抽鸦片的所有条件：金钱和时间。这样的军队战斗力本来就跟农民差不多，抽了鸦片就更没得玩了，这时道光才知道着急，发了狠要禁烟。但他哪里想得到那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鸦片走私的庇护者。对这些人来说，军队没战斗力关我屁事，大清的江山关我屁事，又不是我的，是你皇帝老子一个人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就是了。　　这么一来，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最后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林则徐，和英国人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说来搞笑，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本来当地官员是想拿银子打发他回家的，谁知此人是真心办事，不吃这一套。今天我们说林则徐是民族英雄，其实当时官员们都当他是神经病，而且这种人真要放到今天的官场他还是要被当成神经病，要不了三两回合就得被和谐。林则徐到广州后不久就要求洋商们交出所有鸦片，还发了份照会：听说英美两国天气干燥，土质干硬，夷人都是把肉磨成粉食用，久而久之导致大便不通，只有中国的大黄和茶叶可解，皇上对你们有恩，你们也该配合我这个钦差的禁烟工作。我对你们这些外夷的伎俩再了解不过，所以别跟我耍什么花招，其实我们老百姓都很讨厌你们了，你们再卖鸦片，难保他们不会弄死你们……　　这个大便不通还不是最离谱的，此前还有大臣建议道光严惩吸食鸦片者，怎么个惩法呢？这个大臣说，他听说红毛们是把吸鸦片的人系在竹竿上，用大炮发射进海里……林则徐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动不动就绑架民意威胁洋人，但其实言谈之中又经常流露出对民众的不屑，在他眼里，底层民众只有两种人：洋人的走狗与洋人的潜在走狗。可惜洋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往往远胜这些政府官员，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商安德森就建议英国政府：据我观察，中国的老百姓普遍讨厌清政府，等打进去时，我们不能伤害一般群众，而且应该张贴告示，说这场战争不是针对他们的。后来英军也照作了，于是清廷又大骂洋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　　林则徐的照会一来，洋人第一反应是又他妈来要保护费了，正商量着该花多少钱摆平呢。其实当时洋人们是混得很悲惨的，清朝闭关锁国，重农轻商，本就看不起做生意的，又自封天朝上国，觉得自己天生就不用跟外夷讲什么平等，所以指定只有广州十三行才能进行洋货买卖，而且还不是洋人卖，而是由中国人中转，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内活动，换句话讲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外出”。清朝关税虽低，但那只是理论税，洋人在中国总免不了被横敲竹杠。而且那些贩卖洋货的中国人必须靠贿赂换取外贸执照，这个钱当然要算在商品价格里，导致洋货价格像中国的房市一样一路走高，本来中国人就不感兴趣，这么一来就更卖不出去了。所以说鸦片除了导致中国的白银外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把民间的财产转移向了政府。　　在此之前洋商们一直都没遇到林则徐这款的，一时摸不清对方的来意，打算先观察观察敌情，回复林则徐说要用七天时间商量商量。林则徐本来觉得自己在这些夷人面前是充满优越感的，完全应该说一不二，想不到对方还要开什么委员会搞民主决议，一下把他给惹火了。林则徐查清英商颠地是“拖延战术”的主要智囊，立刻派人前去捉拿。后来差人去执行任务时耍了个滑头，说是“召颠地入城”，但英国人还是不放心，要求林则徐承诺24小时内放颠地回来。大清可从来没什么拘留最长期限之类的说法，都是想关多久关多久，所以林则徐一听，你这不是他娘的放屁吗，马上抓了两个买办（即汉奸）到英国人那里示威。这下英国人才明白事态严重了，一时间竟不知所措。　　这时另一个主角——英国驻华商务总督义律——登场了。说来搞笑，此人作为鸦片战争引发者之一，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鸦片者，他认为鸦片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在一个明令禁止鸦片的国家内走私鸦片更是有辱英王的名誉。义律一听林则徐要动颠地，马上急了，匆匆跑到商馆去，谁知林则徐给他来了个有去无回，等义律一进去就把商馆给封闭了，撤走所有的中国人，勒令中国人不得再与洋商接触，否则以汉奸论处，还来了个断水断粮。义律一看这架势，是要把人活活逼死，马上给林则徐写了封信，大意是威胁说你再这样难保两国不会打仗。林则徐在下面加了批语：“天下万方，何处与天朝相提并论？‘两国’称谓，难道是指英国和美国说的？”其实义律与林则徐交涉数次，基本处于鸡同鸭讲，双方都以武力威胁对方，但又都不惧怕对方的武力，只不过义律是嚣张但有底气，而林则徐根本是无知者无畏，所以两个人都奇怪了，靠，他怎么就不怕我呢？其它内容基本上也是有听没懂，例如林则徐对这封信是这样回复的：先大谈因果报应学说，举了一些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接着谈中国对英商的恩情，又讲到没有茶叶洋人就会大便不通而死的问题，另外民意沸腾，举国激昂，再不交出鸦片，小心吾皇天威降临……　　但总体而言，林则徐没直接进去把洋人杀掉，已经是非常客气了。至于他不这么做的原因，其实就是想展现泱泱大国的风范，表达天朝对这些外夷宽宏大量的姿态。义律那边被断水断粮也受不了，再加上搞走私本就理亏，于是跟英商们商量能不能把鸦片全部上缴，这里他也耍了个滑头，说你们这些鸦片损失将由政府来处理。英商一听乐坏了，这等于是把鸦片送给中国人，再从英国政府那里拿钱，当然是十二万分的乐意，当然他们也知道义律是在打官腔，他本身也没那么大的能量给赔偿问题打包票，于是又集资给一个马上要回英国的商人，让他到议会去活动活动。理论上来说英商本来是一毛钱都拿不到的，在鸦片战争打响之前，英国政府的态度一直是“你们走私你们活该”，大清爱咋咋地我们才不管你们的损失，连英国军舰都回复义律说不会保护违反他国法律的走私行为，但后来随着鸦片战争打响，情势直转急下，也算这些鸦片贩子好运了。看到这里各位应该发现一点，其实英国之所以来侵略中国，跟虎门销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们的政府本来没打算跟鸦片走私扯上关系（当时英国政府也不了解英商的处境，对英商来说，鸦片贸易怎么看都不像是“走私”，因为来接头的不是政府官员，就是清朝水师）。战争的真正起因其实是以下两件事：甘结与林维禧案。
　　续上：　　英商在义律的怂恿下，把所有的鸦片全部交了出来，林则徐也终于解除了对英商的包围。但禁烟的事却还没有完。林则徐又要英商签订“甘结”，其实就是保证书一类的东西，内容是禁止“一切来人”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这甘结的有趣之处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连坐效应，他要英商不仅对自己的船负责，还要对别人的船负责，不仅对英国人负责，还要对所有国家的人都负责。其实林则徐早在对付吸食者时就采用了“五户连环保”政策，但他不知道洋人是绝对不会答应这种要求的，不然万一哪天船上有人夹带鸦片，弄不好自己小命也要玩完。林则徐觉得义律是这帮人的头头，要他代表所有洋商签字，义律告诉林则徐：我不能代表那些英商，就算英国国王也代表不了他们。林则徐一听又怒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这不是存心忽悠我吗？但他还是很有风度的教育义律：你骗我说你自己不能代表也就算了，但你说英国国王都不能代表，你这可是叛国啊，叛国大大的不好……　　又是鸡同鸭讲。义律死活不签，最后全体英商撤出虎门，到葡萄牙人的地盘澳门交易去了。但林则徐连自己地盘以外的事也要管一管，命令义律要么回来甘结，要么从此滚出中国，义律却坚决不从，提出以下几点：清朝将无辜者和走私者一起在商馆里拘禁七个星期之久；鸦片贸易受到中国官员的鼓励和保护，事实上他们所从事的贸易里，没有一项是像鸦片这样有“固定收费”的（言下之意其它产品要交的苛捐杂费更多）。义律一是担心英商人身安全再受威胁，二是希望林则徐先检讨一下大清自己的错误，但他们还没注意到一点：林则徐对付过吸鸦片的中国人，对付过提供鸦片的英国人，对付过卖鸦片的中国人，惟独没有对付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人，这就是清朝官场官官相互的微妙“潜规则”，英国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的。林则徐又搬出民意恐吓义律：沿海民人，莫不视波涛如平地，倘一触动公愤，则人人踊跃思奋，虽欲阻之而不能矣……　　甘结的事久拖不下，双方旧怨未平，新仇又起。当时几个英国水手醉酒后与中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事发后，英国水手立即花钱私了，请家属封口，但两天后还是让义律得知此事，前来调查，先给受害人家属赔偿，再分别悬赏，请目击者指出致命一击是哪个水手造成的、是英国人先挑事还是中国人先挑事。又过了两天林则徐也知道了（英国水手的钱真是白花了），二话不说，要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杀人偿命。义律哪敢把人交出来啊，那时英国人判案还得给被告个申诉的机会，而我国的衙门就是八个字：大刑伺候，从实招来，狗熊被打完都会承认自己是兔子，而且林则徐根本不在乎是谁杀了人，反正我死一个你也得死一个，随便哪个都行，这一点对尚未查清真相的义律来说更是无法接受。当时英国已经采用陪审团制度，义律提出要设立一个英式衙门，请林则徐前来观摩，林则徐一听愣了，你们这些外夷还有衙门？当下拒绝。后来义律自己把人给审了，五名水手分别监禁三个月至半年不等并处以罚金，义律还特别强调，这些人必须被关押在英国而不是中国的监狱。　　义律当时的处境是很尴尬的，水手在中国杀人，本来应该接受中国的法律审判，但当时中英之间的文明程度实在差距太大，到了不能为人接受的程度，这就好象今天中国人到哪个非洲国家打工，一不小心触犯了当地法律，结果被判用火烧死后由当地土人分而食之，中国人肯定也受不了。当然中国政府肯定不管这事儿就是了，义律却表示绝不会让大英公民接受“野蛮肉刑”，拒不交出凶手。后来义律无奈之下想了个庸招，他骗林则徐说根据《万国公法》，他是拥有“领事裁判权”的，这件事应该根据英国法律来判。谁知林则徐还真找自己的美国私人医生伯驾翻译了一下《万国公法》，虽说翻译出来的内容是一个字也看不懂，但据伯驾所说，没有“领事裁判权”这一说。而中国第二次接触《万国公法》已经是二十多年后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讲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倒也不算错，可惜“第一人”也就是这么个“没有茶叶则大便不通”的水准。　　说到这个伯驾，虽说他是林则徐的医生，却从来没有见过林则徐，因为林则徐不愿与外国人直接接触。好在他的毛病伯驾靠远程治疗也给解决了，伯驾在林则徐的病历上是这么写的：“从医学上看，这个病案没有可以值得引起兴趣的地方。事实上，这位病人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但是我想，对于这样一位着名人物，他的行为是中英这样两个大国间破裂的近因。”后来伯驾想给林则徐送三样礼物：一本地图册、一本地理书、一架地球仪，谁知林则徐要伯驾先填“请愿书”，意思是说给我送礼是你的荣幸，得先请愿，我答应了才行。伯驾一气之下便没有再送，不然不知林则徐是否能真正的“开眼看世界”了。　　义律这招算是昏到极点了，他想利用中国人对国际法的无知来解决此事，但就算“领事裁判权”真的存在，他眼中无知的中国人们又怎么可能遵守呢？更倒霉的是又遇到这个“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一听《万国公法》里没有什么领事裁判权，一下火了，甘结的事还没搞完，你丫又忽悠我，看来对你们这些野蛮外夷是客气不得了。林则徐故伎重施，又来了个遣散华工、断水断粮，逼义律交人，当然了，针对对象不仅是义律，而是所有英国商人。这种事情连续发生两回，义律是真的受不了了，内心早已动了杀机，但他还想着能和平解决此事最好。对于甘结，义律先是提出可以具结，但只能“货尽没官”，绝不能“人即正法”，林则徐却一口否决，坚持要砍人。后来林则徐也玩了个花招，说要么这样，你不具结也可以，但船要让我搜查一遍，看你还有没有鸦片。以林则徐的看法，是个人都该知道大清是怎么搞搜查的，义律应该不会笨到答应这种要求，具结只是签个字的问题，相信义律还明白个中利害关系。但义律还偏偏不明白，说这个好，欢迎来搜。林则徐这下被搞郁闷了，琢磨着义律这红毛可能还不太了解大清国的基本国情，只好亲自教育义律“大清式搜查”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效率比较低，需要花两百天才能完成搜查，到时你的货物也该发霉了；另外搜查过程中肯定会弄坏弄丢点东西，大清可不负责任。但义律觉得钱的事小，甘结可是要人命的啊，于是老话一句：欢迎来搜。　　这可把林则徐气得不行。此时一票英国人也快渴死了，双方都感觉道理说不通了，有武力解决问题的打算。义律去九龙寻找淡水，遭到当地官员“五六小时的延宕和令人发怒的拖辞推诿”，终于发出最后通牒：再不给淡水，将击沉眼前一切中国船只！而当地官员根本没拿这些不知哪个旮旯里冒出来的野蛮人当回事，中英间的第一次冲突就这么开始了。我一直觉得，如果仅仅因为义律不肯具结就将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来混淆视听的话，那称其为“淡水战争”应该也完全说得过去。后来各种小冲突又出现数次，水勇们向林钦差汇报自己的“辉煌战果”，林则徐不疑有诈，发挥了我国“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光荣传统，告诉道光我军“七战七捷”。其实你看当时的战报是相当有意思的，里面文学创作的气息非常浓，读起来很像武侠小说。清朝士兵笔下的英国人从来不会留下尸体，不是滚落悬崖就是落水无法打捞，只看到水面上漂浮着洋夷的帽子，而我们的兵器上则沾满血迹。一句话：战果丰厚，证据没有。而道光和林则徐这两个人已经被忽悠得快要高潮了。　　消息传到英国后，议会进行了辩论，双方就出兵与否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主要观点如下：中国人以优越人种、天朝上国自居，对英商横加侮辱，更屡次侵犯人权，以性命相威胁，甚至两次危及没有进行鸦片走私的无辜英商，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中国的法律仿佛是专门为贪官勒索而设置的，既无法执行又荒谬野蛮透顶，而且与中国进行贸易需要交纳比关税高得多的保护费。结论：对这样的野蛮民族，讲道理讲不通，只有先把它揍服帖了再说。271：262票，九票之差，战争打响，蒋廷黻有一句话精辟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实质：战争之前我们不给他们平等，战争之后他们不给我们平等。其实战争打响之前英国还是给过中国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派人坐船来送最后通牒，但中国守军看不懂船上挂的白旗子是什么意思，照面就打。之前中国水师曾挂着红旗子满地乱蹿，被英军误以为是来打架的，也是见面就轰。我时常觉得，两国既然已经沟通不能到这种地步了，真的没什么比打一架更好了，就算这最后通牒送到了，双方的战争也不可能因此终止啊。　　林则徐在开战之前还给英国国王写了封信。其实本来是想给美国国王和英国国王各写一封的，后来一打听发现美国连个国王都没有，而英国的国王是个女人，这下对两国更是鄙夷了。为了翻译这封信林则徐破天荒的见了几个外国水手，请他们代为翻译，水手看完信之后差点没笑喷出来：首先吹嘘大清皇帝有多牛B，统治了整个天下，恩泽四方；然后夸奖英国女王一贯恭顺，仿佛在表扬一个藩属国的酋长；接着大谈中国对英国的恩惠，无非又是没有茶叶英国人就要大便不通而死；再来教育女王因果报应学说，讲述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最后像命令下属一样让女王“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否则“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　　未完待续
　　续上：　　后来的战事就不做细表了，反正清朝一路胜利胜利再胜利，前进前进再前进，突然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就失败了，至少在道光眼里是这样。然后大家签条约，坐下来吃个饭，这事儿就算完了。至于那《南京条约》的内容，除了我们教科书上学的割香港、赔白银、开五口之外，还要求清朝赦免一切在华关押的英国人，不得对那些和英军有接触的中国人（俗称汉奸）秋后算帐（看人家这人权工作搞的），关税必须是固定的并且明确的，不准再用法律规定以外的项目敲诈勒索英商，允许英商在沿海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还有一条：双方政府来往，必须平等，清朝不能再用训孙子的口气和英国人说话。到后来又通过《五口通商章程》获得了真正的领事裁判权，说到底，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内容除了打开贸易壁垒、防止敲诈勒索之外，其实就是为了防止前文所述的一切状况再次重演，割香港和领事裁判权这两个主意正是由义律提出的，目的就是要给英国人一个能安全居住的地方。　　顺便一提，现代人讲割让香港是丧权辱国，但其实道光当时用的词叫“暂行赏借”，都被打成猪头了，他还时刻不忘天朝上国的威仪，所以我认为讲“割让”是对前清先帝莫大的侮辱。而中国鸦片战争支出的战费比英国人还高三倍，这里面有多少钱是正儿八经花在战争上的还真没人能说得清。至于鸦片贸易问题，当时中方代表问英国为什么你们本土不禁止栽种鸦片，为什么要拿鸦片来毒害中国，英国代表璞鼎查回答：　　“这（在英国禁种鸦片）是不合乎英国宪法的，这是做不到的。即使英国政府用专制的权力禁止鸦片的种植，对中国亦毫无益处。中国人不将吸烟的习惯彻底扫除，这只能使鸦片的贸易从英国手中转到别国手中去。事实上，鸦片问题应由你们自己负责，假使你们的人民是具有道德品质的，他们绝不会染此恶习；假如你们的官吏是廉洁守法的，鸦片便不会到你们国中来。所以在我们的领土以内，鸦片种植的前途，主要的责任是在中国，因为几乎全印度所产的鸦片全销于中国，假设中国人不能革除吸食鸦片的恶习，假设中国政府的力量不能禁止鸦片，那么中国人民也要设法得到鸦片，不管其法律如何。因之，若将鸦片的入口，使之合法化，使富户和官吏都可参加合作，这样便可将走私的方便大加限制，下便人民，上裕国课，岂不甚好？”　　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大臣许乃济就提出：现在的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哪怕英商不入港，中国人也会争先恐后前去接货的地步，既然禁也禁不住，还不如将鸦片合法化算了。不仅要合法化还要引进本土种植，这样还可以阻止白银外流。确实，等大清牌鸦片生产出来，再加上领先世界几十年的鸦片吸食和烟枪制造技术（这是大清国最可引以为豪的高科技，一如今日的金盾工程），那GDP是哗啦啦的涨啊。道光一听当下便有点动心，但后来许乃济又加了一句话：吸鸦片的都是社会渣滓，这些人吸死也不足为惜。这句话一下得罪了好多不该得罪的人，再加上驰禁本身就是违反各地官员利益的（不然他们怎么收保护费啊），道光又被林则徐那几“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刺中要害，后来许乃济便成了清朝道德堕落分子的总代表。　　璞鼎查又教育中方代表，英国强大的真正原因是“自由的制度和商业”，请中国也效仿。当时可不说“西方的制度不适合中国”，而是干脆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所以基本都是左耳进右耳出，而且中方代表比较为难，不敢跟道光提鸦片合法的事，于是提议：不如这样，以后我们关照你们的鸦片贸易，有我们罩着，合不合法都无所谓啦。璞鼎查不想搞中国特色，说英国政府不愿承担走私的不义之名，中方代表一商量，最后说：鸦片就算合法，难保那些人不偷税漏税，如果英国政府能先代交500万两税款，我们可以代为跟大皇帝商量商量。璞鼎查一听愣住了，你们自己缉私不力，还要英国政府帮你收税？开玩笑。璞鼎查发现这些人害怕跟道光提鸦片合法化的事，根本就说不通，干脆不再提鸦片的问题，后来鸦片贸易就继续以走私形式存在了二十年。这无疑是给历史教科书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当然，“强行打开中国的门户”这个“罪名”倒是不假，不过我觉得这没什么值得悲伤的，因为闭关锁国本就是件坏事，何况它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民意，而是皇帝老爷一个人的旨意，皇帝自己悲伤就算了，老百姓跟着瞎起什么哄？　　另外，“鸦片战争”在英国不属于必修课范畴，所以虽然中国人很拿这个当回事，动不动就血泪控诉一番，但你要去问英国人，基本上都不知道鸦片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你要　　说“第一次中英战争”对方就更惊讶了，什么，中国和英国还打过仗？……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英国人的军队到底有多厉害，很多未参战者，包括皇帝老子，还觉得双方实力其实相差无几，只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而已（因为我们一直在胜利，是最后不知怎么搞突然一下就失败了），对民间就更不能讲朝廷惨亏了，因此，虽然英国人提出要“平等”，但在很多清廷官员和普通百姓眼里，蛮夷依旧是蛮夷，这种态度便决定了之后还要有第二次鸦片战争。　　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但由于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打过架，后来广州人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表面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其实暗中怂恿乡勇，把这事儿一拖就拖了五年。这些英国人也是好耐心，当年义律才体验了五个小时的中国特色的政府办事效率就动武了，这些人居然能忍五年，但到了1847年，终于忍无可忍，挥军攻陷虎门，准备武力入城。耆英是知道英国人的厉害的，一见对方动粗就怕了，急忙允诺英国人“目前条件还不具备，两年后一定让你们入城”。英国人哪知道耆英马上就要调走了，中了对方的奸计，还真傻兮兮的等了两年，结果到1849年，英国人满心欢喜的来到广州，迎接他们的是新任总督徐广缙和巡抚叶名琛，带着十万乡勇准备和英国人决一死战呢。英国人这时候才发现中国人说话就跟放屁似的，但当时也没准备打仗，于是掉脸就走了。洋人这一走，广州举城欢腾。重大胜利啊！徐叶二人都轻而易举成了民族英雄，得道光封爵嘉奖。后来叶名琛想，这事儿既然能拖七年，再拖七十年也无妨，更总结出对付洋人的“独门秘诀”，就是压根别搭理，对方提什么要求一律拒绝就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还能得皇帝褒奖，升官发财，因此“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当然洋人也不会那么好欺负，其实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　　到1854年，英国援引《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以及《中英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也要求协商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其实英国的要求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首先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这一项，其次《虎门条约》到1855年才到修约之期，而英国人却说它是《南京条约》的粘附条约，所以时间要从《南京条约》算起。这种问题只要大清援引几条国际法就可以打得英国人哑口无言打道回府了，偏偏大清闭关锁国又狂妄自大，举国上下竟无人懂法，而英国人想利用的正是这种无知。美国发现中国人是真呆，马上也兴奋的说要修约，其实《望厦条约》要到1856年才能修约，但是美国人也说我有“最惠国待遇”，英国人能修我也要修。法国一看，我靠，还能这样玩啊！于是也要修约（《黄埔条约》）。但其实都是扯淡。　　顺便一提，美国人与法国人的约可不是打来的，而是借英国人的光“吓”出来的。当时中方代表耆英在签《南京条约》时深刻体验了英国人的厉害，将同为白人的法国人和美国人都视为同一级别的强悍国家，两国只需稍以武力恐吓之，耆英就只得老老实实的在条约上签字了。当时美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中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方，你稍微讲点礼貌都会被当作是来朝贡的，所以美国代表顾盛收到的硬指令是假如中方不肯签约，那么一定要面见皇帝，而且绝不下跪，不满足这条要求，兵戎相见。而耆英怕的正是这个，让一个美国人站着和皇帝说话，这还得了？对他来说要确保两件事，第一不能跌皇帝的面子，第二不能再打仗，至于条约什么的爱签多少都无所谓了，爽快的就把《望厦条约》给签了。到后来法国人来中国时，带了八条军舰，此时耆英已有如惊弓之鸟，法国人还没开口威胁呢，耆英就卖国了。反正一回生两回熟的，也不是头一回签，破罐子破摔了。说实话只要不是赔钱割地的条约，清朝都是很爽快的。　　未完待续：
　　续上：　　当时法国人对中国也不是特别了解，还想拉拢中国人入伙呢，提出几条要求：第一互派公使，大家就算结盟了；第二给中国进贡天文学家，算是示好；第三让中国派人去法国深造，学习造船和水战，对付谁呢？当然是对付英国人了，法国自称是“英国的老师”，只要中国肯跟着他们学，对付英国不成问题。耆英一听法国要往北京派什么公使，当下拒绝，至于天文造船水战这些东西，我们很牛逼的，不需要你们来教。法国人一听傻了，靠这是怎么回事啊，天上砸馅饼都不要？于是面露狰狞：给你三条路选，第一法国派公使进京见皇帝，第二法国给皇帝送一个天文学家，第三开放天主教，不然大家只好开打了。我怎么听都觉得还是选前两条比较好，但耆英一听就蒙了，你这三条路都是要我的命啊！前两条他甚至都不敢跟皇帝讲。思前想后，见皇帝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法国人不肯跪啊，那就只有跟皇上商量下开放天主教的事了。后来耆英对道光连哄带骗带吓，终于交涉成功，洋教冬眠多年，总算又在中国复苏了。　　这边英美法还自作聪明的发着青天白日大梦想欺负中国人不懂法，那边叶名琛又是“略书数字”，除了严禁三国公使入城以外，对三国公使的各项要求只有两种回答：要么拒绝，要么干脆不回答。当时英国人对这个叶名琛的作风是非常了解的，知道跟此人讲理绝对讲不通，而且当时广州人民又忙着起义推翻清政府，想必叶名琛也没空搭理他们，于是三国公使一路挥师北上，准备到上海一带寻找别的官员传达修约的请求。谁知这叶名琛可没闲着，这头拒绝了，那头就汇报了咸丰，寥寥数语，只说英国人要修约，请皇上放心，此事为臣自能搞定，洋夷若来，叫他们来见我就行。当时满朝上下其实连“修约”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楚，《望厦条约》里关于修约的内容早被他们忘得差不多了（本来就也没记住），可见“丧权辱国”这种说法是严重失实的，至少对清廷是如此。叶名琛因是民族英雄，又平叛有功，咸丰对其充分信任，回复说“你办事我放心”。　　这下糟了。三国公使跑到上海，会见了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吉尔杭阿头脑还算清醒，当时正剿着长毛，知道三国公使暂时不能惹，也知道叶名琛的德性，于是提议咸丰赶紧派个钦差同叶名琛一起处理此事，其实是想防止叶名琛独揽大权，刚愎自用，坏了大事。咸丰一听这话就不耐烦，把吉尔杭阿大骂一顿，吉尔杭阿没办法，只好转告三国公使：老大叫你们找叶名琛处理此事。三国公使刚从那里过来，怎么可能再回去呢，于是继续北上，到了天津，离皇帝老子也越来越近了。这回只出来两个副科级干部接待公使，一句话：修约我们管不了，老大请你们再去找叶名琛。这时三国公使终于体会到什么叫“踢皮球、打太极”了，虽是愤懑，却又无计可施，修约至此又不了了之。三国此时已达成共识：对付中国，不动点武力是不行的。　　但列强们此时都处于师出无名的状态，因为这次修约仅仅是“骗约”，所以他们都在等一个名正言顺的切入点。1856年，这回是真到《望厦条约》修约之期了，来的美国公使正是林则徐的洋医生伯驾。伯驾联络英法公使一起去修约，但英国公使认为去了也白去，何况英国的“修约”性质本来就类似用棒棒糖诱拐无知儿童，真诱拐成功了反而落下话柄，所以虽然他们很想痛揍中国一顿，但不打算利用修约问题大作文章。法国公使称没有收到政府指令，暂不行动。这回美国单独来修约，由于合乎法律，倒是理直气壮，但美国始终绕不过叶名琛这道坎，而叶名琛仍是采用先前的两条秘诀：踢皮球加拒绝。这还真是前所未闻的外交手段，不过伯驾倒是没有调兵谴将跟大清大干一场，他就像英国人当初放弃了入城一样，放弃了修约。伯驾跟当年一样敏锐，他知道中英上次因林则徐决裂，这次还得因叶名琛决裂，到时再坐收渔利也不迟。　　就在洋人们对大清的不满逐渐积累到顶峰时，亚罗号事件发生了。中学历史知识比较扎实的应该记得，我国教科书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归结为亚罗号事件与马神甫事件，对这两件事语焉不详且定性为“英法入侵中国的借口”。而香港的教科书归纳了四个原因，除了以上两件事，另外两件就是“入城问题”和“修约问题”。事实上，列强们正是由于“入城”和“修约”问题而积累了大量怨气，而亚罗号事件仅仅是怨气的爆发点而已，大陆的教科书却不能如香港一般客观，有意忽略或淡化了前两件事，下三滥赖皮狗式的“反入城斗争”在教科书里更成了什么了不起的重大胜利和反帝斗争，和一百五十年前愚蠢清廷的想法别无二致。　　亚罗号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有争议。亚罗号为在香港注册的船只，叶名琛当时认为船上有一名海盗，将一船十二名中国人全部缉拿，并且扯掉了船上的英国国旗（争议点就在这里，叶名琛坚称中方没有扯英国国旗，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亚罗号的执照已过期，法律上不能再挂英国国旗，所以扯掉了也不算是对英国的侮辱，还有观点认为船上并没有所谓海盗）。这件事本来可大可小甚至可无，但当时的英国海军上将包令和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对“入城”这口恶气已经憋了快十年了，他们想要的就是小题大作，不仅要求中方立刻释放船上的水手，还要向英方道歉。英方的要求其实相当无理，因为叶名琛缉拿的罪犯是中国人，按双方条约，领事裁判权是不起作用的，而叶名琛非但没有抓住对方的把柄据理力争，反倒把人给放了（主要是太平天国运动势如破竹，咸丰下了命令，让叶名琛尽量不要再开战端，不然估计放人也是没戏的），但是拒不道歉，总而言之，面子最要紧，其它可商量。　　叶名琛还没看出这回英国人就是来打架的，于是就为了这么一句道歉，广州又被英军蹂躏了。真开打之后英国人倒也不提道歉这码事了，一句话：让我入城。这时叶名琛虽然兵败如山倒，但他一听，什么呀，原来英国人只是想入城啊！叶名琛过去的经验使他深信一点：在入城问题上，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来，这次一定又是闹一闹就滚蛋了。这时他还认为英国人只是来吓唬他的，只要挺一挺就好了，于是汇报咸丰说打了大胜仗，还干掉了英军的总司令，咸丰则批示说：干得好，不过也别把英国人逼急了，等他们来悔罪时给个台阶下就行了。当时曾有大臣秉明实情，结果咸丰回复说这是英夷“造言耸听”，令该大臣“勿为所惑”。此后叶名琛派人去香港收集英国的情报，不过他犯了个大错：他自己对咸丰撒谎，手下又怎么可能对他说实话呢？搜集回来的情报不是英国被俄罗斯痛揍，就是英国被印度痛揍，要么就是财政紧张、入不敷出、经济危机、失业狂潮、工人罢工，总而言之一句话，英国日薄西山，即将完蛋。这下他更坚信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干脆连战备都不做，还要士兵不要开炮还击，夷人“天黑就走”。直至英军破城，叶名琛正好出去烧香，没给英国人逮到，英国人又兵力不足，暂时撤出广州，叶名琛更相信对方是来唬人的。就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叶名琛出乎意料的镇定，后世戏称其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将军”，一直到他被英国人抓走为止。　　对于本国军舰在广州的行动，英国议会认为是“滥用武力”，投票要求英军撤军，结果强硬派的首相巴麦尊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并在大选中大胜，不然英国要是真的撤军了，叶名琛可又要成民族英雄了。后来由于此人一手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对他的态度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民族英雄一下又成了千古罪人，不可不说是讽刺。其实叶名琛“六不”倒也有原因，当时内战打得正凶，军饷都发不出来，人家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与其说叶名琛是真的相信英国“开几炮就走”，还不如说他是无奈之下，大搞自我催眠呢。　　姑且把时间轴往前拉一年，回到马神甫事件上。当时根据中外条约，洋人只能在通商五口活动，其它地区依然处于洋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状态，法国神父马赖同志却闯入广西传教（教科书上说此人是无恶不作，广西是“依法处理”，于史毫无根据，纯属胡扯），结果被就地正法。按双方条约，发生此类事件，应先将人送至附近领馆，再作处理，绝不可上刑，更不能杀头了。法国这回是理直气状的要找中国讨个说法，要求的仅仅是赔款和道歉，偏偏两广总督又是叶名琛，两个字：拒绝，结果马神甫事件又成了悬案。　　美国要求修约，英国要求入城，法国要求赔偿道歉，全都卡在了叶名琛这个硬角头上，统统成了悬案，所有的不满在1856年完全爆发了。不过美国虽然很想揍中国一顿，但当时黑奴问题闹得正凶，而且第一次鸦片战争又得了甜头，你们上去打，我负责事后出来吓人就行了，于是不肯发兵。法国其实也想再沾一次英国的光，但一个国民被杀又得不到说法，再不出兵就说不过去了，只好跟着英国一起上。而俄罗斯对中国眼馋已久，此时也跳出来兴风作浪，准备坐收渔利。于是乎，一支英法联军，承载着英美法俄这四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野望，向着广州进发了。　　未完待续：
　　续上： 　　广州瞬间破城，叶名琛被捉走。咸丰收到奏折，顿时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我们一直胜利胜利再胜利，突然就破城了？于是批阅道：览奏实深诧异！　　英国跟中国打交道，累积了不少经验，其中一条就是：你就是捣翻中国的半壁江山，大皇帝也不会在乎的，必须直接捣他的家门。这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近二十年，天朝诸臣早就忘了洋人打仗到底是什么样的了，结果等号称最强的大沽炮台惨遭秒杀，咸丰还在那里莫名惊诧。怎么办，签约呗，签完约吃饭，这回清廷还觉着这四个是连体婴儿，对没参战的美国和俄罗斯也是有求必应，结果美国又白捞一个条约，俄罗斯也狐假虎威，正式进入中国，法国和英国更是没的说了。顺便一提，这回主持工作的仍旧是耆英同志，咸丰觉得此人和洋人交情应该大大的好，说不定可以讨点便宜，谁知广州破城时，英国人便从衙门公文里查清耆英当年在入城问题上那套假调解、空城计的把戏，对耆英百般奚落，耆英一气之下返回北京，留下几个既无外交经验又无交割权限的菜鸟官员，在谈判桌上基本是任人玩弄。后来咸丰一气之下，赐耆英自尽，理由“擅自返京”。　　《天津条约》相对之前的条约，主要变化是允许外国军舰进入长江，允许外国人进入内地，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进入北京设立使馆。综观两次鸦片战争所签各个条约，内容其实并无什么不平等之处，大开国门本就是与时俱进，赔款属于国际惯例，至于理论上比较出格的军舰入江、割让香港、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这四条，军舰入江只能怪清廷无能，长年内战，无力保护外侨，那就只好让人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割让香港则是因林则徐两次给所有英国商人断水断粮，说到底还是安全问题；领事裁判权盖因中国文明程度太低，法律极其野蛮，外人不能接受；至于协定关税，就只能责怪那些敲诈勒索外商的贪官了。　　当然了，方式是极其不平等的，法律上仍称其为“不平等条约”。但这样的不平等也是中国自己招来的，若是中国能早点放下身段，先摆出一点平等的姿态，本来也不会无端遭此命运，除了俄罗斯与日本确实野蛮以外，英法美大体上都是讲道理的，而中国若能早日和洋人平等互待，学习对方的先进技术，日后更不可能任俄罗斯与弹丸之地的日本宰割。薛福成这些第一批出使西方的人，目睹中西方的巨大差距，传统观念逐渐崩塌，敏锐的指出：西方人对中国人以诚相待时，中国人想的从来是怎么再多捞点小便宜，而当西方人转用武力威胁时，中国人马上就妥协退让。事实上，清朝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循环：因自己的自大和愚蠢惹怒洋人——被揍——签条约——清廷不肯执行——再次惹怒洋人，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直持续到1900年庚子之战，上国的威仪终于被揍得荡然无存。这段期间内，中国在某些方面得到了长足的提高，而唯一失去的，大概就是虚浮的皇家尊严和那不能为人民所分享的所谓“主权”了。　　现在故事还没发展到1900年，所以皇家的尊严还是暂时不能丢的。根据《天津条约》，签定之后，外国使节应进京换约了，这是所有的残酷现实里最让咸丰慌张的——外国人要进京面圣了，而且不会三跪九叩！这是对遗续千年的那点帝皇威望和“万国来朝”之类梦呓的最致命的一击，也是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咸丰恐慌到了什么程度呢？他甚至想以鸦片合法、取消一切关税、再多赔几百万两白银为筹码，阻挡洋人进京面圣，后来又想在上海换约、在海上换约，千方百计阻挠，足见皇帝心中的价值取向——一切现实的国家利益，都可以对其皇者之尊让步——只可惜战败者在谈判桌上是没有发言权的。此时咸丰亲自主持外务，但水平实在不比叶名琛高竿多少，他所能使的那点计谋，无非就是“先派乡勇与夷交战，朝廷再出面调解”之类老掉牙的帝王权术，满脑子柔远羁縻之类安抚藩属国用的老套路，殊料洋人根本就不吃咸丰的智库里所保存的任何一套方案。这种完全超越自身理解范畴的危机，再加上他那阻止洋人入京的莫名其妙的坚持，此时的咸丰可以说是大脑短路，行事作风已完全不可理喻，咸丰帝本人成了继林则徐、叶名琛之后的第三个二百五，而且他的二百五行为直接导致了“万园之园”圆明园的被焚。　　《天津条约》上虽然有咸丰亲笔签名，但清廷朝野上下，竟把该条约当成一纸空文，仅作“缓兵之计”，负责签字的桂良上奏说：“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咸丰觉得此计甚妙，只待时机一到便可执行，这样舍桂良一人，便可阻止洋人设公使驻京。可洋人又哪会理会这种丢车保帅的伎俩，这分明是想再讨一顿打。洋人坚持进京换约，咸丰又规定人数不得超过十人、不得坐轿、不得列阵仪仗、换约后立即离京。但老外们早看透清廷那点心思，这次来就是想教育教育朝廷“你们在世界上到底排老几”，得到的指示是拒绝一切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了保证这一点，必须有海军随行护航，因此对咸丰的要求一概拒绝。咸丰决计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和洋人“平等相待”，折损了威严，于是指示清廷唯一的一员悍将僧格林沁：若洋人不肯按照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可以“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并且堵塞航道，让洋人走北塘绕一个大圈进京，若洋人不从，则可“师出有名”。　　天知道这时咸丰的大脑里到底在想什么。英国人把船开到大沽口，发现航道受阻，想上岸又被民团阻挡，中方解释说：此地没有政府官员，也没有军队，只有这些自发组织的爱国民兵团。僧格林沁晓谕公使改道，当时英法坚决不从，要求清理航道，美国则答应绕道而行（因为中美条约之间根本就没有换约的协定，其实本来是不能换约的，但就像前几年修约事件一样，清廷无人懂法，没人看出这点，所以美国公使不敢得了便宜又卖乖，马上见好就收），于是美国公使又被“民团”允许登陆，接着被几个乞丐用骡车拉到北京，又遭软禁数日，而且约还没换成，皇帝没见着，后来又被拉回北塘，终于换了约。此事被西方各国视为“奇耻大辱”，这就完全属于中国自己背信弃义，皮痛找打了。而英法两国在大沽口干耗数日，连个政府官员都见不着，只有一堆“民团”，其实这种破绽百出的伎俩哪里瞒得了外国公使，而清朝政府甚至全体大清子民，长期以来却沉迷于自己的这些“小聪明”里，结果给列强们留下了一个印象：愚蠢、自作聪明、毫无荣誉感。　　后来英法决定人力清通航道，直驱北京。这帮人正干得热火朝天呢，大沽炮台却是连半个清兵或民团都没有——表面看来是如此，其实人家僧格林沁正埋伏着，准备按咸丰指示，给这些不肯改道的洋夷们“名正言顺一击”呢。后来一些英国将领承认：他们知道清军埋伏在那里，但根本没把对方放在眼里。这回他们可是大错特错，僧格林沁可说是继林则徐之后第二个正儿八经能办事的大员，在腐朽的清廷里可算是珍兽，此人调教出的军队绝不可与英法之前遭遇的腐败军们同日而语。结果大沽口之战，英法大败，捷报传回京城，朝廷里已是一片欢乐的海洋，而英法两国暴怒不已，南下调兵遣将，此举又被朝廷看作对方认输投降的信号，于是觉着自己的军事实力好象瞬间上了好几个台阶，这下事态总算是“正常发展”了。咸丰觉得这时差不多该“恩威并用、柔远羁縻”了，于是和僧格林沁玩起了红白脸的把戏，又摆起了天朝上国的谱来，宣布中英和中法《天津条约》作废，不过念在洋夷恭顺，若肯“自悔求和”，可按中美《天津条约》另立新约，换约在上海进行。　　英法当然不会“自悔求和”，第二次卷土重来时，清军手里那点烧火棍又不够看了。等到发现事态不妙时，咸丰又慌了（一个人不知是如何完成如此大起大落的心理转换而又屡教不改的），于是又耍起了小聪明，派人每天给英法发去照会，内容都差不多：你们怎么来打我们呢？这是误会一场啊！快来北京换约吧，我们等着你们呢。意思就是我们大家就当大沽口之战从来没发生过，坐下来好好谈吧。说实话，咸丰自觉这封信“暗藏巧机”，相信聪明人一定“一悟就懂”，英法却偏偏不是他这等“聪明人”，觉得这些照会简直是莫名其妙。英法还是自打自的，等到大沽炮台完全沦陷后，清朝终于改口了：别打了！我们投降……　　这次来当然就不是天津条约那么简单了，大沽口之战的帐也要好好算一算。后来英国派出巴夏礼和威妥玛谈判，本来所有条件都谈好了，结果咸丰一看：妈呀，又要进京，还要带一千卫兵！这还得了，咸丰这回是彻底犯甩了，他想起古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于是指示僧格林沁俘虏英国使团一行39人，准备以此为人质，与英法谈判。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世界震动，打，打死他丫的！联军一直挺到了北京城外。大清也震动了，这种情况是闻所未闻啊，咸丰仿佛都能感觉到自己的龙椅在震动，但死到临头了，居然还在嘴硬，后来跟英法谈判，一句话：什么都可以谈，使节进京的问题绝对不能谈！　　未完待续：
　　续上： 　　不能谈就继续打。此时法国得到情报，皇帝在圆明园休假，于是派兵前往，大溃清军，但是皇帝不在，结果扑了个空。法国人一入圆明园，虎躯一震，妈呀！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宝贝！这真的是在中国吗？法国人二话不说，马上动手洗劫，可惜人手有限，没能洗完。周边淳朴的大清子民闻讯而至，终于将圆明园洗劫一空，顺便放了把火——请注意，圆明园的第一把火是中国人放的，只不过手法太不专业，杀伤力有限，至于第二把火还得过会儿再说。仗都打成这样了，连皇帝的别墅都给打残了，咸丰只得放下自己那点可怜的坚持，终于答应了外国公使的一切要求，包括入京面圣。　　不过外国公使最后还是没能见到咸丰，因为咸丰一口气咽不下去，挂了。看来看去，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除了有叶名琛的自负以外，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咸丰皇帝也是“功不可没”。不过对咸丰来说，这种坚持也算是有道理的，因为自古以来，还没说是哪个藩属国的使节见了皇帝可以说是不用三跪九叩的，这礼数要是坏在了咸丰这一代手上，那可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千古之耻、万世骂名啊，无论如何他也要保住这点面子，以至后来咸丰郁郁而终，给人的感觉便如“殉道者”一般。而对诸列强来说，他们是无法理解咸丰这种心态的，对他们来说，两国交往，就该平等相待，清国虽然战败，之后派官员出使国外时，外国也是以礼相待，偏偏中国的皇帝把他们当成藩属国，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逼使节向皇帝下跪。这跪礼之争从乾隆时期开始算起，已持续大半个世纪，到咸丰这代总算是划上了记号。　　更令人震惊的事发生了。英法要求中方释放使团，于是巴夏礼等一行39人，不对，是19人，被放出来了。这19人的状态用三个字形容叫“半条命”，剩下20个干脆被大卸八块。这简直是莫名其妙，中方本想拿使团做谈判筹码，结果还没谈完就先行撕票了，说到这里，我已经不知该怎么解释清政府的行为了。总之，友邦莫名惊诧，英法一商量，这口恶气忍不下去，不给个迎头痛击是不行了，一定要在皇帝头上撒泡尿。后来两国产生了分歧，英国说要烧圆明园，法国说烧那有球意思，不过是个皇帝的度假村，要烧就烧皇宫。双方争执半天，最后英国说服了法国，于是大队人马杀进圆明园，这回是专业纵火队，圆明园基本所剩无几。　　这里要顺带一提的是中国对国际法的理解。咸丰死后恭亲王主持外务，反正联军打到皇城根下，说什么也得服了，不过恭亲王发现一点：洋人和过去那些藩属国很不一样，签完条约之后居然能照之执行，说撤军就撤军绝不拖延，也不多讨小便宜。而这些人又处处以所谓“国际法”攻击大清，大清自该以对方最重视的“国际法”回击。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人终于接触到了中文版的《万国公法》，这距离林则徐上次询问伯驾有关“领事裁判权”的内容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但是清廷学习了国际法后，只想以此对付洋人，从来没想过要自己遵守，这种务虚的态度使得清政府不可能有太高明的法学造诣，在谈判桌上依旧惨亏给对手，无论胜仗败仗，一旦签起条约，永远都是中国吃亏。再加上后来西太后独揽大权，签约之事总被个别人的意见所左右，虽然民间有人指出“外国这不合法那不合法”，中国完全不必退让，但腐朽的清廷却毫不理睬，而民间又不能怪罪皇上，只能怪罪外国，使中国人逐渐产生一种观点：国际法是强国用来欺负弱国的工具。这种理解一直流传至今。　　圆明园第二次被烧已经是四十年左右后的事情了，这回纵火的是八国联军。关于拳乱，中国史学界的有识之士早就要求拨乱反正，没办法，义和团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但也有人为义和团辩护，说是“外国侵略在先，义和团排外在后”，这种说法不值一哂。且不说“侵略”有一大半是中国自找，义和团所谓的“排外”行动，几乎不杀外国人，专杀中国人，毁坏洋货亦是对私人和公共财产的严重践踏，从仇视洋人发展到仇视洋纸、火柴甚至铁路、电线杆，严重阻碍国家建设和科技进步，及至后来扬言要攻击外国使馆，等真招来洋人后又不战而败，除了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不断招致灾难，于国于民无半点利处，哪有半点“排外”的样子？这样的愚昧暴民、乌合之众，居然被中国的教科书奉为民族英雄，我又时常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只能理解为：教科书的编者和义和团其实是一丘之貉。　　人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却始终将“落后”理解为拳头的力量，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才是中国挨打最根本的原因。一方面愚昧闭塞、弱小落后，一方面却又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两点结合，使的中国对外来文明、外来人士都充满排斥感，以至“全民”。反观中国的邻国日本，在国门被炮火打开之后，立即打出“文明开化”的旗号，知耻后勇，励精图治，使两国的命运在未来发生根本性的差异。到今天，中国除了经济与科学技术有所进步，愚昧闭塞、弱小落后、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几点，相对清朝而言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对现代文明规则毫无尊重接纳之意，对外国仍视其为亡我之心不死，对本国的理解也不过停留在“风水轮流转，咸鱼也翻身”的水准，事实上，从清朝的故事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大量现今现实的影子。　　对于这种停步不前，当权者要负起主要责任。几年前袁伟时曾有一篇文章《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刊登于《冰点》上，指出教科书中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庚子之乱的诸多硬伤，结果竟引起朝廷关注，导致《冰点》停刊整顿，足见当今圣意。就如咸丰可以为了个人的九五之尊放弃所有白银和领土一样，对某些人而言，当现代文明威胁到皇权之时，保持中国人的这种低智状态也是相当有必要的。　　（完）
　　《毛泽东宴请末代皇帝溥仪的趣闻》　　滚动频道首页 & 健康新闻滚动_搜狐资讯　　日06:23 老年日报　　故事得从1962年的新春佳节说起。这天，开国元首毛泽东私人宴请末代皇帝溥仪，特请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孝范四位社会名流乡友作陪。家宴设在颐年堂内。　　上午8时许，毛泽东待章士钊等人入席后，一本正经、诙谐地说：“今天请你们来，要陪一位客人。”　　章士钊环顾四座，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急切地问道：“主席，客人是谁呢？”　　毛泽东吸了一口香烟，环顾大家一眼，故意神秘地说：“这个客人嘛，非同一般，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不过也可以事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他的话为家宴抹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大家更糊涂了，都在想：“这人是谁呢？”　　正在这时，一位高个儿、50多岁的清瘦男人，面带微笑，举止大方，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步入客厅。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客人身上，既不是人们熟知的国家领导人，也不是报刊上常登载照片的著名人士。毛泽东显然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个人，却像老朋友似地迎上去握手，并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同时向章士钊等人打招呼，用他那浓重的韶山口音微笑着说：“你们不认识吧，他就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章士钊等人恍然大悟。原来这位正是前年大赦的要犯，万万没想到这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今天就坐在眼前。那年章士钊主持《苏报》还骂过他呢!　　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四位老人向溥仪作了介绍，溥仪态度极为谦虚，每介绍一位，他都站起来鞠躬致意，是那样的和善友好，根本看不出半点皇帝的“架子”。　　毛泽东对他说：“你不必客气，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常来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嘛!”　　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一切从简。虽说设的是家宴，却没有什么山珍海味、“燕窝席”、“鱼翅席”，更无往日皇宫溥仪皇帝常见的“满汉全席”和“御宴”。桌面上只有几碟湘味儿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饭加馒头，喝的是葡萄酒。　　毛泽东边吃边对溥仪说：“我们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叫做没有辣椒不吃饭，所以每个湖南人身上都有辣椒味哩。”说着，他夹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置于溥仪位前的小碟内，见他已吃进嘴里，笑着问他：“味道怎么样啊？还不错吧!”溥仪早已辣出一脸热汗，忙不迭地说：“不错，不错。”　　毛泽东风趣地说：“看来你这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味哩!”他指了指仇鳌和程潜，继续对溥仪说道：“他们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地当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是不是？”　　毛泽东妙语连珠，在座诸位无不捧腹，溥仪笑得前合后仰。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啊!　　毛泽东听说溥仪在抚顺时，已与他的“福贵人”离婚，于是关切地问：“你还没有结婚吧？”　　溥仪彬彬有礼地回答：“还没有呢!”　　毛泽东马上接话：“可以再结婚嘛!不过，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说到这里，他深切地望了溥仪一眼，说：“要找一个合适的，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要成立一个家。”　　溥仪点点头：“主席言之有理。”　　饭后，毛泽东要与溥仪等客人合影留念，大家非常高兴。毛泽东还特意拉过溥仪，让他站在自己右侧，附着他的耳朵说：“我们两人可得照一张像哟!”遂请新华社摄影记者为他俩拍了一张珍贵的合照。章士钊笑道：“这叫开国元首与末代皇帝。”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毛泽东不仅十分关心溥仪，而且对溥仪的家族其他成员也经常过问，关怀备至。日，年过6旬的载涛被安排为军委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毛泽东并亲自签发委任令，给他定为行政十三级，月工资近200元，使这个皇帝的亲人成为国家高级干部，还月发车马费50元，继而又被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载涛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不仅政治上有了地位，而且生活有了保障，能得以发挥专长。如此高官厚禄，他反而深感不安：“我和毛主席不曾见过，他怎么这样能理解人？”载涛夜不能寐，恭恭敬敬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倾诉无限感激之情的长信。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他兢兢业业，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工作中，每天骑车到马政局机关上班，往返数里，风雨无阻。中央领导得知后，通过军委总参转致载涛：“载涛顾问：我们考虑到你已年迈，每日在马政局工作有恐不支，为照顾您的健康，决定自即日起请您在家住宿，平时可不到局办公，遇有磋商事务时，当有马政局临时通知，派车来接。特此，顺祝健康，并致敬礼。”载涛再次受恩后，泪水夺眶而出，对亲人说：“这种特殊优待，除了共产党，谁能办得到!”　　日，农历正月初一下午3时。毛泽东亲自主持春节座谈会，党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及著名党外人士章士钊等人在场。会上，毛泽东对与会者说：“对宣统，你们要好好团结他。他和光绪皇帝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做过他们的老百姓。”说到这里，他加重了语气：“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毛泽东扭头对坐在右侧的章士钊继续说：“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章士钊说：“宣统的叔叔载涛的生活也有困难。”　　毛泽东接话说：“我知道他去德国留过学，当过清末的陆军大臣和军机大臣，现在是军委马政局的顾问，他的生活不好也不行。”　　春节座谈会刚刚结束，毛泽东立即从个人稿费中拨出两笔款项，请章士钊先生分别送到西城东观音寺胡同溥仪家和东城宽街西扬威胡同载涛家。溥仪感动至极，表示盛情可领，钱不能收，因为《我的前半生》刚刚出版，也将有一笔稿酬收入，生活并不困难。经章士钊一再劝收，只好留下了。溥仪激动万分，当即口占一诗曰：“欣逢春雨获新生，倾海难尽党重恩。”载涛接到毛主席赠送的修房款后，激动得泣不成声，提笔疾书，第二次给毛主席写下了发自内心的谢函。　　溥仪与毛泽东的合影照算是他的至宝了。自合照以后，无论住在单身宿舍，还是有了家庭，他总把这张照片摆在床头茶几上，像收无价珍宝似地珍藏着。“文革”时期，他担心照片被红卫兵抄走，故上缴政协机关保存，不料因机关人员调动，竟从此下落不明。为此溥仪花了很大的精力东寻西找，但最终成终生遗憾。他对亲友们说：“毛主席与我的合照虽已失掉，但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关心与爱护永远铭记在心中。”佚名
　　清朝之后修写四库全书都没有这么贬低前朝。
　　作者：@大汉盛唐 　　把忠君同爱国结合起来，进而上升到道德的高度，是奴才的一大特点。只有你把他们彻底解救出来，使他们充分体验到自由的好处时，他们大概才会清醒。　　有的人沉溺于奴才意识，是因为清醒的意识到在这样等级制森严的社会里，惟有如此才能在这个社会结构里向上爬升。而更多的沉溺于奴才思维的人却是由于自身的无知和逻辑混乱，以及被大奴才所蒙骗的双重结果。　　没有人喜欢虚伪，人人喜欢真诚；没有人喜欢欺诈，人人都喜欢诚信；没有人喜欢卑劣，人人都喜欢高尚。甚至当这一切美德都不复存在的时候，人们依然在内心深处小声表示自己的欣赏。”这就是我们对未来信心的来源。连专制者需要通过撒谎、修辞、仪式来合法化自己的统治，比如萨达姆也要把自己的投票支持率搞成90%以上，比如纳粹在集中营里屠杀的小孩也要写成“病死”而不是被杀死——说明他们内心深处也知道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如果作恶总是能让人感到心虚，我觉得人类“前途就是光明的”。　　*统治中国近三十年，“是腥风血雨的历史”。*最终成为秦始皇与斯大林两大专制主义合流的集大成者，乃是中国的宿命，更是中国灾难性的变异。*虽然与中国历史有着特别深刻紧密的联系{包括他的相貌、文章诗词、政治伎俩直至生活习惯}，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