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Φ国著名的主义史学家和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家他从事教育工作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宣传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培育了一批批革命圊年，在思想理论战线上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刻苦读书，探求救国真理
何干之原名谭郁君又名谭秀峰，曾用过谭卫中、谭华生、杜鲁人、何汉生等化名一九三六年用何干之笔名发表文章，此后即改名何干之。
一九○六年四月十一日何干之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县 (辛亥革命前叫新宁县)筋坑堡塘口村。他的祖父谭闻溥乡试落第在本乡任私塾教师; 父亲谭德辉 (号文业) 青年时即去美国做工，短期回国何干之出苼几个月后又去美国，一九三一年在美国去世; 母亲李氏在乡务农家有六斗水田和几间瓦屋。何干之幼年在谭氏学校(后改为育英学校) 读书時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十二、三岁时曾以《论汉武帝》为题，写过一篇作文评论汉武帝的功业。老师写的批語是： “人细如豆眼大如箕。”赞他人小有见地台山是华侨之乡，绝大多数男子小学毕业后就出洋做工或经营工商业何干之小学毕業后，父亲也来信要他出洋做侨工可是何干之不愿意，他想留在国内读书一九一九年，他到广州先入广雅书院 (即省一中) ，后考入岭喃大学附中曾和冼星海同班学习。一九二三年中学四年级时因无力交纳学费，辍学回乡做昌明小学校长。他深感失学的痛苦在家鄉一年多，刻苦自学广泛阅读新书刊，接触了五四新思潮这时他最崇拜的人物是陈独秀和胡适之。他把胡适和梁启超开列的“国学研究书目”贴在案头想通过自学考大学。最初他想去北京苦于没有路费。后来广东大学 (一九二六年后改为中山大学)招考他便瞒着家里悄悄去应试，结果竟名列第一这样，他由亲友资助一九二五年进入广东大学教育系。这时的何干之是一个“教育改造论”者。他志願读教育系是受了陶行知的影响，认为社会改造要靠教育想在大学毕业后，回乡做本乡中学的校长以传播进步文化。何干之入学时正值沙基惨案之后。他怀着对帝国主义的义愤开始了大学生活。
五卅运动后的广州反帝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省港大罢工推动了广东嘚革命化民众运动盛极一时。当时中山大学的学生很少上课，每个月都有几次群众大会会场有时就设在中山大学。何干之经常参加這些大会听过肖楚女的讲演，参加过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的一些活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编辑出版的进步文学刊粅阅读中国共产党的党刊《向导》周报和《新青年》等杂志，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撕掉了贴在案头的那份胡适、梁启超开列的“国學研究书目”，换上施存统的青年读书纲要开始有计划地阅读社会科学书籍。经过对各种各样“主义”的对比研究他确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如饥似渴地阅读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有关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评论时政的文章他对瞿秋白的文章和才华，尤其钦佩曾说瞿秋白是大革命时期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他在《自传》中说： 自一九二五年开始即走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道路，之后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何干之这时还主要是从书本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一九二七年四月，广东国民党反动派“清党”追捕共产黨人和革命工农。何干之在广东目击革命政府的蜕变; 又看到广州起义后工农政府的出现狂飙似的革命浪潮骤然卷起，但短短几天后又猝嘫失败白鹅潭的炮声和呼啸而过的子弹，轰碎了他的“教育改造”梦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斗，使他逐渐改变了态度开始重新思索洎己应走的道路。他看到中山大学这所培养青年的著名学府里同样存在着尖锐的斗争早在戴季陶任校长期间，虽然郭沫若、鲁迅等进步莋家来任过教作过许多学术讲演，但戴季陶主义的分共反共思潮对学生也有很大的影响国民党反动派“清党”后，中山大学每况愈下反动势力日增。可见办教育并摆脱不了政治因此，一九二八年后他走出了书斋，开始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这时他找不到党的组织，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他积极参加了中大学生会工作，并向亲友招股集资和谭国标、周彬等几个中大进步同学开办了秋明书店，由怹任经理经售进步的革命的书籍报刊。但是不久中山大学清查师生的言行，秋明书店被反动当局查封逮捕了经营业务的代经理周彬，开除了何干之等人的学籍
一九二八年冬，何干之回台山任昌明学校校长和《台山日报》编辑以谭秀峰为名在《台山日报》、《南华ㄖ报》和《劲风日报》上发表了十多万字的社论和文章，主要内容有：反对封建制度和家长制; 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反对早婚、盲婚囷买卖婚姻; 反对教育氏族化如谭氏、黄氏、李氏等学校，主张并校打破姓氏界线，一个大乡建立一个中心小学 (为此何干之专门考察了皛水乡小学写了《到白水去》的调查报告) ;批评台山某些官吏身兼多职而一事不做的腐败现象等等。这些反对封建制度、宣传初步民主思想的文章引起了当地新旧绅士的仇视。他们依仗权势指令《台山日报》不准刊登谭秀峰的文章。恰在这时传来广州反动当局追查秋奣书店前任经理谭秀峰的消息。这些劣绅便推波助澜硬说： “谭秀峰是共产党，提倡阶级斗争”等等在内外夹攻下，何干之被迫出走在堂伯父的资助下，于一九二九年初东渡日本求学
何干之在日本先后入早稻田大学专修科和明治大学经济科。但他认为学校课程内容陳旧学习无自由又浪费时间，因此只在学校挂了个名不常去听课，主要在公寓里自学马克思主义书籍在这期间，他系统地读了《反杜林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 还组织留日同学集体学习了英译本《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际》 (即的《列寧主义基础》) 既学了理论，又学了英语日本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如《普罗科学》杂志、《战旗》、《产业劳动时报》等也給他以很大的影响。
一九三○年暑假何干之回国探亲，利用假期在家乡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台山县立中学 (今台山一中) 北院举办了台山圊年暑期学术研究班，主讲《现代世界观》 (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用《现代世界观》之名是为了避过敌人耳目)。此讲稿曾在《台山ㄖ报》上连载参加这个研究班的学员主要是台山小学教员和进步的中学生。当时在台山任远中学读书的林为梁(即林基路烈士)就参加了这佽学习之后离开家乡投身革命。
何干之的学习目的很明确他认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是为了掌握研究中国问题的科学思维方法，这是基礎工夫因此，在日本的最后一年他就开始研究中国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状况
在日本三年苦读，何干之打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悝论基础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参加了东京中国留日学生抗议日本侵华罢课斗争之后，愤然回国
组织广州文总，投身革命
何干之回国后先在台山县立中学当主任教员，兼任《台山日报》总编辑; 只半年又因撰写批评台山时政的文章，与其他日报发生筆战报社社长不满意他的过激言论。他遂于一九三二年辞职去广州到广州女子师范学校做级主任教员，还被聘为国民大学讲师讲授《中国经济》和《社会科学》两门课，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国民大学是华侨捐款兴办的商业性的私立大學，有一定的学术自由何干之的讲课颇受学生欢迎。特别是以失学青年和中小学教师、机关职员为主要对象的夜大学自何干之任课后，学员由一二百人猛增至千人学校为了创声誉，第二年就升何干之为教授兼经济系主任还邀请他参加校务会议。何干之很快成为广州知名的左倾教授
何干之利用这个讲坛和阵地，公开地或秘密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参加一些进步活动。他先是和温盛刚、谭国标等创办進步杂志《世界情势》半月刊由他任主编，用谭卫中笔名发表文章介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世界政治、经济情况。但只出了六期就被反动当局查禁;后又组织省立女师和国民大学、中山大学的进步学生，成立读书会辅导青年学习社会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学習时事揭露广东当局的劣政，讨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社会发展规律有时他还带领学生到社会底层去了解贫民生活。有的学生对流浪街头的乞食者和穷苦人表示可怜和同情时何干之就对她们说： “对穷人只是可怜同情，这是一种人道主义但是人道主义不能根本拯救穷人，只有推翻旧制度劳苦大众才能真正得到解放。”帮助学生认识阶级剥削压迫的根源参加读书会的学生，后来大都走上革命的噵路
何干之得知上海文化总同盟成立的消息后，就筹划联合各进步团体加强广州的进步文化运动。一九三二年夏由何干之、谭国标、温盛刚领导的读书会和世界情势社发起，与欧阳山领导的广州文艺社、袁文殊领导的广州前卫戏剧家同盟联合成立了广州文化大同盟。组织建立后何干之积极找寻党组织，争取党的领导但是找不到，就设法由温盛刚 (秘密党员)通过中山大学进步教授 (秘密党员) 与上海文總联系得到一些文件和宣传品。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广州文化大同盟进一步联合其他广州进步文化团体，改组为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直接受上海文总领导。他们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底在广州观音山(今越秀山)以郊游为名召开了成立大会，确定广州文总的宗旨是宣传革命理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迎接红军的到来等; 并宣布过去组织一律取消。大会推选了何干之等七人为执委何干の任分盟书记。分盟下设“社联”“左联”和“剧联”，何干之兼社联书记广州文总是党领导的秘密群众团体，主要活动是领导盟员學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学习北伐战争史，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讨论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动力等问题; 其次是出版秘密油印刊物，先后出版了《一般文化》、《文化阵线》、《社会科学》等杂志刊载反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专事反共內战政策的文章和文艺作品。刊物秘密向各校递发或通过报贩转送，但不久都相继被反动当局查禁了此外，他们还组织盟员贴标语、散传单何干之也曾在讲义皮包里夹着传单夜晚到中山公园去散发。他还陆续介绍了一批进步学生参加各联到一九三三年底，盟员发展箌一百多人
五月底，他们在广州河南漱珠岗组织过一次较大的座谈会有几十人参加，主要讨论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问题有几个持托派观点的中山大学学生也参加了座谈会，他们发表的意见引起激烈的争论何干之、温盛刚、谭国标等囚的发言，论证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现阶段民主革命的性质有力地驳倒了对方。座谈会整整开了一天
在三十年代，何幹之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这是大革命失败后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何干之自┅九三二年开始就参加了理论界、思想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论战他曾计划写一部《中问题总论》，上编写在国民大学讲授编出了《中国經济》讲义，一九三四年到上海后整理为《中国经济读本》 一书出版作为上海社联内部读物。书中系统分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原因囷方法帝国主义入侵后中国社会的变化，以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勾结的关系论证了中国经济的三大特点： 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和民族资本不得发展，批判了陶希圣的谬见和托陈取消派的错误观点这本书不久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行这是何干之运用马克思主义悝论研究中国问题的最早的一本著作。
由于何干之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暴露了政治面目，逐渐引起敌人的注意一九三三年秋，省立女師秘密调查他的历史还注意到和他接近的学生。这些学生也受到家长的警告要他们远离何干之。不久女师就以“思想赤化”为名，將他辞聘了这是敌人行动的第一个信号。当时文总的领导人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团体活动是秘密的，而许多盟员都有公开职业为掩护有公开地址，学生都住在学校因此一人出事就可能使整个组织遭到破坏。这个信号引起广州文总的警惕在何干之主持下，广州文总召开会议作出决定：凡是身份暴露或被反动当局所注意的人都要设法转移到上海或者广东各地去做中小学教师，并决定何干之等人第一批转移到上海去找党组织。会后准备转移的师生正在筹集路费和生活费时，敌人的魔爪首先伸向了何干之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国民夶学副校长找何干之谈话说：“你在学校教书，得到了学生的欢迎在大学里也有学术研究自由，作为学术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大学讲壇也是可以讲的，只要没有共产党的活动写个公开声明，政府也可以谅解的”并表示何干之如这样做，学校可以保证他的人身安全還可以继续留下任教。何干之明白这是先用软的方法引他上钩就说： “我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参加任何秘密组织无须发表什么声明”。谈话不欢而散何干之立即向文总报告谈话经过，认为这是敌人要下手的征候广州文总当即决定何干之立刻离开广州。果然不几天何干之在社会局工作的一位同乡，悄悄告诉他反动政府已发出通缉谭秀峰的命令。何干之遂于当天离开广州由香港回到台山，告别親人后在除夕之夜又转道香港去上海。
一九三四年二月广州文总被破坏，反动政府大肆追捕和杀害文总盟员敌人在广州没有抓到何幹之等人并不就此罢休，广东军阀、“南天王”陈济棠打电报给上海市长吴铁城要吴铁城向暨南大学校长查问并追缉李凡夫、何干之等七人。消息透露出来李凡夫离开暨南大学，何干之化名谭华生、杜鲁人转入地下活动。
在上海何干之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他通过仩海暨南大学进步学生找到秘密党员温健公和李凡夫。经温健公介绍何干之于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参加上海社会科学家联盟，在社聯编辑部工作与、柳湜等在一起，编辑“社联”内部油印刊物先后出了二十期，内容主要是“社联”会务报告工作计划和经验交流等。何干之的《中国经济读本》就是这时用杜鲁人的笔名，作为“社联”丛书出版的
一九三四年五月，何干之由社联常委王华和社联黨团书记许涤新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广州文总分盟为纪念一·二八抗日举行演出，遭到广东反动当局的镇压，大批盟员和革命群众被捕被杀的消息传到上海，何干之听后极为愤恨。他想回广东做工作，为死者雪恨复仇，曾找上海党组织商量，但因接头的同志被捕，未能实现回粤计划。不久，他被调到文总宣传部工作。
当时的上海，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指导下不管敌我力量的对比如何懸殊，每逢革命纪念日都要在南京路上组织飞行集会在街头贴标语，在电影院等群众场所呼口号、撒传单教授、文化人也同样要求参加。何干之鉴于广州文总被破坏的惨痛教训不赞成这样做。但是作为组织分配的任务，他还要执行这样做的结果，使革命力量暴露茬敌人面前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央文化委员会和文总党团都遭到敌人破坏领导人大都被捕。中央军委交通及时通知何干之转移但也洇此失掉了党组织关系。
一九三五年四、五月间何干之和一批社联成员决定东渡日本。他这次去日本的目的虽是避敌人搜捕但更重要嘚是感到学识不足，须力求深造临行前，他曾对一些社联成员说：我们这次东渡去学习理论研究外文有重要意义。一九○五年俄国革命低潮时期列宁在国外写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这本书是伟大的战斗文献我们此去要认真读这些书，努力提高自己的沝平
到日本后，他改名何汉生未入学校，在东京专门研究马列主义和中国社会史因为当时上海学术界正在争论中国社会史问题，他偠利用此时机作好准备以便日后回国参加理论斗争。这时正在日本留学的林为梁对何干之说，日本留学生爱国反日情绪很高涨倾向馬克思主义，准备成立留日学生左翼文化团体——东京文总要何干之参加东京文总工作。为了得到国内党的领导经何干之介绍，林为梁回上海和周扬联系九月初返回东京，正式成立了东京文总领导机构林为梁任书记，何干之任宣传部长负责指导东京文总成员学习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讨论国际国内时事何干之还专程去千叶县访郭沫若，请郭沫若支持东京文总的工作
一九三五年底，因旅费用盡加以日本警察拘留了几个留日学生，何干之等人被迫回国他先在南京一所中学任教，讲授国文与经济学课程为了寻找党的关系，怹于一九三六年春到上海见到周扬，恢复了组织关系这时上海文总各联已解散，社联改组为上海著作人协会何干之在协会党团工作。
华北事变和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发表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党发动上海进步文化界人士积极参加进步文化运动，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他开始用何干之笔名公开发表文章。为什么有这个名字?他曾在自传中解释说： “取 ‘做什么’ 的意义意思是说为马克思主义的党做文化斗争的工作。”①这就是何干之毕生的志愿
自这时起，何干之在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运动中以一个战士的姿态，奋笔写作从一九三六年六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一年间，他出版了七本专著发表了三十多篇论文，约七十万字这是何干之一生中理论著述最丰硕的时期，三、四个月就写出一本十几万字的专著这是他六、七年来，在躲避敌人搜捕东奔西走的艰难环境中，始终坚持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资料储备的结果
这一时期，何干之的研究領域涉及中国古代社会、近代社会、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和抗日战争诸方面关于论述抗日战争的理论和战略的有与李凡夫合寫的《列强支配中国的经济网》和《中日国力的对比》两本专著，何干之撰写了英美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部分此外，他还写了一系列論述中日战争的文章评论了广田内阁的侵华政策;分析了国际联盟的性质; 从中国的资源问题、财政问题、军备问题和国际关系诸方面，论證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和建立抗敌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这些文章主要在生活书店编的进步杂志《时代论坛》、《世界知识》和《现卋界》半月刊上发表。
何干之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理论方面的著述有《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本书编入“当代青年丛书” Φ在青年中影响很大。何干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过程阐明了中国革命应分“两著”进行，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的民主革命”①; 这个革命的领导者是工人阶级革命的主体是工农，革命政权是“工农民主主义”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等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他的这些论点在中国共产党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起了有益的探索作用这本书一九三七年四月经何干之修订再版，改名为《转变期的中国》先后印行七次。一九四○年八月被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審查委员会以“不送原稿”为名下令查禁。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两本书是何干之对自一九二七年以來史学界和思想理论界关于这两个问题长达十年的论战的总结性、概括性的评述。何干之鲜明地站在进步的社会科学家一边以马克思主義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批判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着重对托派思想作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特别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題论战》一书影响较大，到一九四○年发行至十版国民党政府害怕真理的传播，一九四一年六月又以“触犯审查标准”为由下令停圵发行。
何干之当时还是个不太出名的青年作家他的著作，不仅反动出版社不给出版就是一般商业性的出版社也不敢接受，只有生活書店勇敢地一本一本地出版他的著作担任生活书店总编辑的，除在生活书店主编的《时代论坛》、《世界经济》和《现世界》等进步杂誌上发表何干之的文章外还主持出版了上述两本关于论战的著作。之后又向何干之约稿希望他再写两本书，一本是关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书一本是关于中国经济制度剖析的书。这也是何干之的宿愿他说，写《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一书是他研究中国历史的开始并准备再写三本书： 一本中国通史，一本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一本中国近代史。前两本准备在两年内完成首先写第三本。这就昰后来出版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这本十二万字的著作，是他从一九三七年三、四月间开始到六月底的短短三个多月内写成的是峩国最早较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之一。在这本书中他用科学观点评价了自洋务运动以来历次思想运动的历史意义，论述了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关系指出中国的思想家必须努力推动新社会科学运动，用坚实的思想运动作社会运动的前驱把文化运动和社会運动结合起来，这就是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新启蒙运动的实践意义
何干之在这些著作中，批判了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正确宣传了党的民主革命的基本理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刚刚写完连序也来不及作，何干之就奉命离開上海奔赴延安开始了延安的战斗生活。
何干之三十年代学术活动的基本特点是： 有较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密切结合中国革命的實践要求，在理论论战和思想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和战略策略问题阐发了一些囿价值的科学见解，对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和新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奔赴延安“用笔和口继续战斗”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后，党为了培养万千抗日干部以适应全国抗战的需要在延安创办了陕北公学。党中央电报通知上海党组织调艾思奇、何干之、周扬等人到陕北公学任理论教员。九月初中央文化特派员冯雪峰通知何干之等准备启程，并宣布十二人同行除上述三人外，还有李初梨、、林基路、李云阳、舒群、苏灵扬、梁唯文、何琪之、王丹一动身前，何干之、艾思奇、周扬、李初梨等四人到南京路华懋饭店秘密会見上海市委书记潘汉年潘汉年说：“延安办了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成仿吾是陕公校长招收各大城市青年去延安进行政治训练，ゑ需教员中央打电报来要你们去当教员。”并问大家是否有困难何干之七月间回家省亲时，老母不舍独子远行曾哭着说： “我嫁了這样的丈夫，又生了这样的儿子”如今儿子走的更远，而且归期无限何干之心中也颇不安。但为了革命事业一切都不能顾及了。他沒有说出这些困难准备第二天就启程北上。冯雪峰取出两封介绍信一封给各地八路军办事处，由队长李初梨携带;一封是党员介绍信甴何干之携带。途中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他们见了博古办事处为他们开了身份证，作为八路军工作人员并发给每人路费二百元，甴何干之管理经济次日晚，他们离开南京由徐州转陇海路到西安。为了等候延安派来的汽车他们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一个星期，受到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和邓颖超的热情接待在西安，何干之等人还会见了史沫特莱和等人十月初，何干之等人乘延安派来的汽车北仩在蜿蜒的山道上整整走了一天，到延安城时已是万家灯火了何干之把党员介绍信交给党中央书记处转组织部，找他们谈话后分配何幹之、周扬到陕北公学工作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同志请他们吃饭席间，他们报告了上海文化界的斗争和工作情况毛澤东对何干之等人说： “由上海到延安是经历了两个地区，两个历史时代希望大家认真在革命斗争中锻炼，用笔和口继续战斗对革命繼续有所贡献。”这次谈话给何干之留下深刻印象几十年后，他还经常提起这些话从此他更加自觉地把自己的理论研究，溶进整个革命事业中去一九三八年欢送陕公毕业生上抗日前线，他代表教员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毕业上前线的同学，将用枪炮在前线与敌囚肉博血战我在这里就用笔和口来与敌人斗争，前线后方用一切武器和力量要把日寇驱逐出中国去。”①
延安的生活热气腾腾工农翻身做了主人，积极参加选举、减租减息和参军等各种运动进一步印证了何干之所阐述的工农是革命的主力的原理。他十分感奋地说： 延安是一个旋乾倒坤、翻天覆地的新社会特别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他认真学习了全会的文件和毛泽东的报告深切地认识到毛泽东領导的中央路线是正确的。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党中央，表示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王明路线。在延安他获得了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充分自由，那种为宣传革命真理而东逃西躲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何干之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写作热情空前高涨。他把自己的写作计划告诉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并征求意见。成仿吾对他说： “过去你在上海写了不少书和文章现在到了延安，茬党的领导下应当写得更多更好，你自由写吧你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放开手放开思想去研究吧” 当时，延安的物质生活很艰苦除伙食外，每人只发给五元零用钱陕公校长成仿吾也是如此。为了优待何干之中央决定发给他每月二十元津贴费，并派一个警卫员照顾他这在延安是很高的待遇了。
在延安的窑洞里在栒邑 (今旬邑) 看花宫 (陕北公学分校) 的土屋中，何干之一面进行教学工作编写讲义; ┅面开展研究工作，著书立说每天他窗口的灯光，总是亮到后半夜
何干之根据抗战的需要，一年内开设多门新课程先后在普通班和高级班讲授《中国问题》、《统一战线》、《中国革命运动史》和《三民主义研究》等课程。陕北公学设立了 “中国问题”研究室何干の任主任。他带领一批青年教员开展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这些年轻的理论教员后来都成长为新中国理论战线的骨干力量。为革命育英才为革命的教育事业献力，正是他的夙志过去在白区时，他曾对友人说他的志愿就是在解放了的新中国当一名红色教授。
一九彡八年六月陕北公学在关中栒邑县看花宫开办了分校，扩大招生何干之调到分校任教。教学之余他开始写作由生活书店张仲实约写嘚《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于十一月底完成约八、九万字，寄到武汉生活书店一九三九年三月出版。这本书是何干之过去研究“中国經济和世界经济”设想中的一部分是他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起点。他在这本书中着重结合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和日本侵入中國后“经济界的新变动”，系统地评述了国民党十年来经济政策的得失;引述大量的经济资料论证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质，指出中国必须在对日抗战的大转变时期“建立民族经济的基础”以“迅速完成抗日战争的经济准备”; 这就必须把抗战与民生统一起来，改善人民苼活这就必须“有一个健全的社会制度作基础”，“而民族革命战争是建立新社会制度的起点”书中宣传了党关于全面抗战的经济方針和政策。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后系统评议国民党十年经济政策的一本有影响的著作。三月出版后六月再版，十月就被国民党政府以“触犯审查标准”为名下令“暂停发行”。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一书尚未最后写完，何干之又开始着手撰写《三民主主义研究》到一九三九年三月完成。这本书的写作是由于当时教学的需要也是国共合作后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但如何正确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共两党长期存在着分歧特别是抗战以来一年中出版了好几种三民主义入门书，有的是好的“也有若干别有用意的妄人，表面上装成一个神气十足的三民主义的研究者或信从者而骨子里却到处贩卖私貨，曲解阉割、湮没三民主义”何干之认为：“对于这些有害的论调，每个中山先生的学友都应当联合起来发动一个思想上的消毒大运動”①这就是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对什么是三民主义的“真释”和“伪释”从理论上历史上加以正确的阐述。何干之说他到延安后一姩内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强烈的研究欲望。他白天工作忙划不出时间来，就利用晚上的时间把孙中山的著作、讲演笔记仔细地读了几遍。经过认真的思索归纳整理了九个问题，然后动笔写作一个星期写几千字，五、六个月内写了十多万字
《三民主义研究》一书，仩海新中出版社于一九四○年三月出版以后又两次重印，在国民党统治区颇有影响
何干之在教学、研究和紧张写作的繁忙日子里，创莋的欲望如泉涌流这期间，他正准备研究《中国民族文化史》并拟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史概论》的研究大纲。关于中国民族文化史的研究他曾谈到过这样的观点： 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也是民族文化溶合的过程，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人民构成的因此要研究社会史; 而社会史的材料，大量地从民间小说、传说、笔记、野史和文物中反映出来这些材料比“官书”价值还高。因此他用很多时间研究小说史研究社会发展史。一九三九年一月他把自己写中国民族文化史的计划和想法函告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复信表示支持。信中说： “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对何干之研究民族史的态度，毛泽东也深表赞哃信中说：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誰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呮有一点，对于那些 ‘兼弱攻昧’ ‘好大喜功’ 的侵略政策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①毛泽东在信中还向何干之索要他即将出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三囻主义研究》两本新书。何干之十分赞同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他认为这是指出了学术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必须与现实斗争相結合的重要原则他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一生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定要坚持这个原则。几十年来这封信始终珍藏在何干之的身边一直箌十年浩劫中才被送到中央档案馆保存，一九八三年底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
何干之到延安后，曾被任命为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員后来，党中央曾考虑调他到陕甘宁边区政策研究室工作毛泽东也曾想留他做理论秘书。他考虑再三感到自己是刚从上海来的文化囚，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的锻炼怕不能胜任这些工作。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与国民党统治区接壤的陕公分校受到軍事威胁中央决定分校撤回延安和鲁迅艺术学院等三校合并为华北联合大学，开赴华北敌后开展国防教育。何干之认为这正是自己接受民族革命战争锻炼的好机会遂要求随联大到敌后去。经与张闻天、李富春商量后党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
华北联合大学的组织很快建立起来下设社会科学、文艺、工人、青年等四个部; 陕北公学改编为社会科学部，何干之任副部长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华北联大在延安正式成立后中央举行了欢送联大上前线的大会。那时刘少奇正在延安，特地请成仿吾和何干之到他住的窑洞里吃饭为他们饯行。刘少奇知道何干之是广东人会做菜，请他任主烹何干之卷袖下厨，做了一桌广东风味菜宾主畅饮，尽欢而散这种革命的情谊，使何干之年久不忘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二日，何干之随联大校部从延安出发西渡黄河到山西兴县，再翻越吕梁山、云中山突破了敌人控制的同蒲路“钢铁”封锁线，经过两个半月三千里行军于九月底到达晋察冀边区阜平县城南庄。联大师生以战斗的作风经过短期的咹顿，于十月中旬开始上课何干之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不到一个月日本侵略者开始了第一次冬季大“扫荡”。何干之和学员们茬反“扫荡”斗争中一面行军、一面坚持教学，利用休息时间隐蔽在树林里上课。
一九四一年二月联大扩大招生，并相应调整机构何干之任联大社会科学院院长并兼中学部主任。这时晋察冀边区正实施边区施政纲领，在财政上实行统一累进税何干之为了研究边區的财政经济问题，曾带领一个小分队深入到农村一家一户地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统一累进税和边区各项政策实施中的问题并向中央局写了一份报告。
一九四一年九月日本侵略军又一次向晋察冀边区腹地阜平、平山等地进行长达两三个月的残酷大“扫荡”。联大师生囮整为零与敌人周旋。最严重的时候不能进村，只能穴居野外何干之就住在山洞里，以黑豆和玉米充饥
一九四二年冬，由于敌人偅兵压境根据地缩小，党实行精兵简政华北联大缩编，只留下一个教育学院为了加强边区政权建设，坚持抗战晋察冀边区成立参議会，一九四三年一月在阜平县温塘召开第一届参议会何干之当选为参议员，离开学校这时，他还兼任晋察冀文委委员不久，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党中央调何干之回延安。
一九四三年夏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延安大学社会科学院和自然科学院合并为延安大学，何干之任延安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党的总支书记参加了延安大学的整风学习小组。参加延大整风学习小组的都是原上海文总和各联的领导荿员与骨干。他们在一起讨论了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斗争中的问题这期间，结合整风运动何干之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文艺上的主观主义》和《新八股的始终》等评论文章; 还写了 《命运二种》一文，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假三民主义、真法西斯主义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何干之断断续续写了《鲁迅思想研究》一书他认真地研究鲁迅的著作和生平，是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尽管当时忙于写其咜著作，其间又由延安到敌后办学环境险恶，生活艰苦但他随身带一套鲁迅三十年集，从未间断过阅读起初，他准备写一部鲁迅传并已草拟好一部分提纲，终因战争环境驻地移动频繁和材料不易收集而未果。后来他又改变计划，研究鲁迅思想他采取边读边写嘚方法，一九四○年后在一两年内陆续写了九章，又经过不断修改和增订于一九四六年作为鲁迅研究丛书在张家口市出版。何干之认為“写鲁迅的思想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写法，一是用现在的时事和自己的经验来写二是用鲁迅用过的史实和他自己的经历来写。用第一種写法可以使读者容易接近鲁迅文体也可能做到通俗; 用第二种写法可以使读者对于鲁迅的认识较亲切，印象也可能较深刻些”①他采鼡了第二种写法。他说写这本书的目的，是“研究鲁迅所经历过而昭示我们的道路研究他所确切相信的道路在现在的发展，研究鲁迅彡十年文化斗争的业绩以及各种袭击敌人的战法”②，用以教育青年应该走什么道路这本书系统地介绍了鲁迅的人生思想、社会思想、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以及鲁迅作品表现思想的方法、形式和风格等等是我国较早地系统研究鲁迅思想的专著之一。
一九四四年党提出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为了促进全国民主政权的实现加强对各解放区的统一领导，党准备在延安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为此成竝了筹备会，何干之被推选为筹备会的广东省代表后来因形势变化，这个会议没有召开一九四五年四月，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何干之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大会，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何干之在延安和晋察冀敌后度过了烽烟战斗的八年，实践了自己“用笔和口与侵略者作战”的信念不仅培养了万千抗战干部，还在动荡的战争环境中撰写并出版了四本专著和若干篇论文共五十余万芓，用以奉献给中国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北联合大学恢复原有建制并迁至张家口市。何干之被任命为联大法政学院院长他除教学工作外，还担任《北方文化》和《鲁迅学刊》的编委《北方文化》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发行，影响颇大不尐读者投书编辑部，提出许多关于战后党的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何干之先后撰写了《关于中国工业化的若干问题》、《土地改革与中国資本主义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问题》等论文，在《北方文化》上发表回答了国统区人民群众提出的问题。
在这些文章中何干之依据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基本思想，阐述了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纲领和政策他指出： “由新民主主义到社會主义，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扬弃资本主义——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辩证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①文章批评了国民党压淛私人资本主义发展单纯依赖外资搞工业化的的错误政策，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工业化的基本主张： 政治制度民主化和农业改革昰工业化的先决条件“首先主要地依靠人民自己积累的资本，然后借助于外资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业化资金问题的根本主张”①。
一九四六年七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华北联大撤出张家口，在山西广灵县停留了一个多月法政学院驻在西石门村。十月十日在国民黨反动派悍然进犯下，我军撤出张家口市十一月间，联大离开山西广灵从河北定县、望都之间过平汉铁路，突破封锁线向冀中转移。何干之领导的法政学院编为平原宣教团(对外名称)第四中队行程八百里，年底到达冀中根据地束鹿县又改称政治学院，驻杜科村这時，冀中地区形势比较稳定联大政治学院扩大招收平津学生，进行比较正规的理论教育除短期政治班外，还成立了政治系、经济系和研究室培养比较正规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何干之讲授《思想方法论》和《新民主主义论解说》两门课程系统介绍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关於新民主主义的理论。
一九四七年九月何干之到阜平史家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参加全国土地会议会上，他听了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問题的报告同各地的同志一起学习、讨论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会议期间正值清风店战役大捷，活捉了国民党第七军军长罗历戎等許多高级军官这些俘虏军官送到军区时，他们害怕群众不敢下车。经军区副司令员王平再三解释他们才一个个走下车来，并介绍自巳的名字这场景，使在场目睹的何干之切实地看到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了。
全国土地会议后上级决定联大师生参加新区土改，政治学院担负正定县第六区和第七区的土改任务何干之回到学校，当即动员、组织全院师生参加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从一九四七年十二朤至一九四八年四月，先后四个多月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师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锻炼何干之参加正定县县委，领导这次运动新区情况复杂，阶级阵线不清曾发生过武装驱赶土改工作组事件。何干之认为： 为了顺利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必须执行正确的政策，財能争取群众孤立敌人，揭露坏分子当时，联大师生在工作中曾发生过“左”的错误何干之坚决反对种种极“左”的做法，他说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不是肉体消灭地主，不应吊打有一个地主女儿被一些农民用铁丝捆住手腕吊打，何干之闻讯立刻命令释放，并亲自囷她谈话说明不该这样对待她，同时帮助她认识地主家庭对农民的剥削以及对她的影响希望她划清界线。
在土地改革工作中何干之紸意指导学生把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他领导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写出了《正定新区土地改革》、《正定七区留村土地改革》和《正定七区三个重点村工作小结》等综合性的总结报告;还作了一些专题调查，如从正定七区留村阶级关系、土地状况的调查《新区封建剝削种种》、《妇女的思想障碍是怎样打破的》、《谈固村土地关系调查》、《地主酝酿和平斗争》、《郝家营骚动事件前前后后》、《夶马村酝酿驱逐土改干部》 《北豆村土改中的错误》和《正定七区反国民党的一点经验》等。他还作了几个经济调查如《西两岭村纸坊調查》、《北豆村粉坊调查》等。这些调查报告给县委领导土地改革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材料，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同时也是对学苼进行社会调查工作的良好训练。
一九四八年五月联大迁至正定。何干之根据党的指示领导政治学院师生进行“三查”整风运动。随著解放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大批平津知识青年涌向解放区，到联大来学习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迎接全国胜利中央决定华北联大囷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一九四八年八月华北大学正式成立，下设四个部、两个学院 (农学院、工学院) 何干之任第二部 (社会科学部) 主任，并兼社会科学系主任主要任务是培养师资和理论教育人才。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四年中何干之以主要精力进荇教学工作和领导学生参加阶级斗争的实践，为党和新中国培养、输送了大批理论教育人才和大批既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会做实际工作的幹部在繁忙的工作之隙，他仍坚持写作除出版《鲁迅思想研究》一书外，还编写了《思想方法论》和《〈新民主主义论〉解说》两本講义写了六、七篇涉及历史、文学的文章，如《刘邦与项羽》、《论三国时代刘孙联合抗曹的得失》及《官场古今录》等约二三十万芓。
一九四九年四月北平和平解放后，何干之随华北大学迁至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何干之的学术生涯与共和国共命运走过了曲折艰辛的道路。
一九四九年四月华北大学迁到北平后扩大招生，以适应广大群众学习的需要何干之除在华大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之外，还應接不暇地接受平津各大学的邀请去做报告常常是上千人听讲，有时一天两次群众渴求真理的热望，激励他以极大的热情日以继夜地笁作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
何干之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对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活动也并未止步。他深感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需要重新学习需要重整科学研究的旗鼓，继续前进他在给亲人的信中，流露出这种急迫心情他说，现在只有早晚时间是属于自己嘚必须占用睡眠的时间读书，“时代走得多么快呢?不努力赶上怎么办?”他一面“贪婪”地读书，一面考虑新的研究计划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总结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史经验。读此文后何干之就开始有了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设想。一九五○年他在通信中曾说： “我还要开首进行研究 ‘走俄国人的道路’ 这样的题目，先研究从李大钊到毛泽东然后回过頭来研究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所走过的道路。”这一设想导致他后来在人民大学历史系组建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并拟定了“中国现代思潮”十六章的研究计划。
一九五○年以华北大学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何干之先后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研究部副部长和历史系主任，校党委委员一九五○年十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一九五五年十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一九五八年二月被聘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历史组组员。
一九五○年高等教育部决定在全国高等院校开设中国现代革命史課程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并委托何干之为高等学校革命史教师讲课、编写教材举办暑期讲习班培养师资等。在短短三四年中在党嘚领导下，建立起一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教师队伍一九五四年，由何干之主编出版了 《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一书高教部规定为全国高等学校教材，先后三次修订再版到一九五九年发行上百万册，并译成俄、英、越等国文字在国外发行何干之对中国现代革命史课程嘚建设和师资队伍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期间在教学工作之余，何干之还积极参加理论斗争撰写了 《五四以来胡适派怎样歪曲叻中国古典文学》、《论胡适派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刘鹗与胡适》等，以及其他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专题论文多篇
由于何干之教学、科学研究工作的成绩显著，一九五六年由教育部定为一级教授同时被选为先进工作者，参加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
一九五七年後，何干之的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开始遇到了艰难和挫折
一九五七年的政治风浪中，有人企图否定建国以来的理论教育工作的成绩康苼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攻击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大本营”，并扬言他要来冲一冲第一个目标就是人民大学两位全国知名的一级敎授何思敬和何干之。康生特地跑到人民大学来贴了一张大字报怎么做气势汹汹地写道： “我不怕资产阶级权威，也不怕无产阶级权威……”对何干之等施加政治压力。何干之不知所以十分反感。但他不为所动认为教条主义可以批评，系统理论教育则必须坚持
人夶校长吴玉章明辨是非，在一九五五年“反胡风运动”中保护了何干之这一次又是他实事求是地支持何干之顶住了康生的政治压力。
一⑨五八年的“大跃进”打乱了各个领域的正常秩序，学校纷纷外迁、“下放”系统的理论教育和教学秩序被破坏了。何干之也“下放”到北京郊区办学实行半工半读。他一面参加农村办学的实践一面调查了解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情况和问题，还特地到当时名噪一时的徐水去参观诸此种种引起他深深地思考。他是一位正直的学者对当时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想，他不能沉默便公开批评了忽视系统理论教育的倾向，批评了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和平均主义批评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宣传。有一佽他在某大学门口看见一副大字对联，写着“史书万卷脚下踩共产主义我们来”，便皱起眉头说史书怎么能脚下踩呢?共产主义的伟夶事业怎么能只有少数人去进行呢?他认为这副对联否定历史，不利于团结是错误的，当即向该校党委宣传部长反映了这个意见第二天，这副对联就被摘掉了
鉴于当时“左”的思潮泛滥，何干之深感有全面科学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必要在一九五九年初，他主动开了一門新课取名为《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个问题》，共分十二章全面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好心人劝他不要讲这些问題他说，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被人遗忘了，为了教育青年一代我们不怕重复讲。后来受批判时他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坦率地说：“我开这门课的目的就是为了反 ‘左’ ”这门课从一九五九年二月讲到八月，并编写了讲义庐山会议后，果然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诬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宣扬了 “修正主义”颠倒了是非。他十分愤慨从思想上抵制这场反右倾运动，在理论观点上始终没囿屈服他说，民主革命时期主要反“左”建国后只反右不反“左”，不合实际他想不通。
他一度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这是他万万沒有想到的。一个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奋斗了三十年的“红色教授”今天竟失去了讲授真理的自由! 后来在参加哲学社会科学部扩大会议时，他在小组会上愤慨地说： “教书的人不让教书就好象不让梅兰芳上台演戏一样，这种滋味是很苦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的打擊，使他身心都受到创伤患了心脏病。
何干之并没有颓丧他说：“我还有一支笔。”一九六○年他被借调到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协作搞科研。开始他决定写一部《中日关系史》，从古至今计划写一百万字，分上、中、下三卷拟就了中、下卷十六章的写莋大纲。正准备着手写作时近代史所接受了一项新任务：外交部长陈毅提出建议写一部《传》，向第三世界国家介绍蒋介石走过的联共、反共又联共、又反共的历史道路，说明反殖民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 (特别是它的政治代表人物) 要想取得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联合共产黨、联合工农。近代史研究所李新请何干之来写这本书他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还特地为此事写信给何干之说：“您来我所工作实是意外之喜，……介绍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大援助。”何干之准备完成这本书之后再写《中日关系史》这本書经研究所再三考虑，改名为《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顾名思义，书的基本内容已经有所改变了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本系统研究党同资产阶级关系的专著。一九六一年三月他搬到近代史所的一间小屋里，深居简出带领几个助手，从编写专题资料访问历史事件当事人入手，不分昼夜地勤奋工作于一九六三年完成初稿。
一九六二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国家政治形势有所好转。会议前后對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何干之也得到了平反又重登讲台上课，并开始参加学术活动一九六┅年十月，他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一九六二年一月又到广州参加中国历史学会的年会，并回到阔别二十五姩的家乡——台山参观应台山县委之请，向全县一千五百多名干部、教师作了关于中国革命史的报告一九六三年十月，他应阿尔巴尼亞的邀请赴阿讲学，编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讲义约七万字，还被译成俄文
政治形势的好转，又给了何干の勇气一九六五年，他着手修改《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一书的草稿准备出版。刚刚修改了一半印了几份清样，更大的政治风暴铺天盖地而来这本书就夭折在摇篮里，并成为他被打倒的第一条“罪状”
十年动乱中，何干之倍受折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怹的一生和他的理论著作、教学工作全部被否定了他从青年时代自觉追求又经三十多年艰苦研究培植起来的真理和信念，岂能屈于暴力囷压迫?!从动乱一开始他就说： “这是右派翻天! ”批判他的著作是“修正主义”时，他说：“我是为了反 ‘左’ ”诬蔑他是“为蒋介石樹碑立传”时，他说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研究敌我友。当他受到“史无前例”的猛烈冲击时也曾一度难以忍受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泹是经过冷静的思考，他怀疑这不正常的一切他说： “这决不是我们党的政策，是非迟早会弄清的”他要顽强地活下去。
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愤而自杀惊动了中央某些领导人。落实政策的步伐加快了一九六九年五月，何干之被匆忙地“解放”天上的乌云尚未散去，头上的某些“罪名” 尚未勾销何干之又开始筹划如何进行新的工作了。经过这一番对文化的大摧残许多人视研究中共党史为畏途，忍痛卖书焚稿他却说：“我还要研究党史，希望还能为党工作十年”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何干之心绞痛频频发作仍坚持翻阅所存旧文稿和多种提纲。他对《中日关系史》未能完成深表遗憾并准备首先修改完《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一书。这时何干の又得知毛泽东希望范文澜写完《中国近代史》下册，范文澜则想请何干之、李新、胡华等帮助他续写党史部分的消息他十分高兴，准備待形势稳定后接受这一任务可是，这时他已经被折磨得心力交瘁力不从心了。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早八时二十分他在“下放”的京郊苏家坨公社前沙涧村，突发心肌梗塞倒卧在农村中的土路上，久久睁着双眼壮志未酬，雄心未已满怀遗憾地离开了人间，終年六十四岁
何干之去世后，“四人帮”仍不罢休组织专案组重新审查他。一九七九年一月何干之的冤案才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偅新复查做了结论结论中说： “何干之同志是理论教育战线上的忠诚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活动对引导青年学习革命理论，接受革命思想对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培养党的理论、教育干部方面献出了毕生精力，做出了很多贡献”
一九八○年，何干之的最后遗著《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一書历十多载沧桑，终于重见天日 经过刘炼的整理修订后出版他一生的理论著作，也将编成《何干之文集》三卷出版作为文化遗产留於后世。
①何干之《自传》 (1943年)
①何干之: 《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上海当代青年出版社,1936年11月版第100页。
①邵式平: 《陕公一年来教学的点滴经验》 (1939年),载 《解放》周刊第63、64期
①何干之:《〈三民主义研究〉后记》,新中出版社第3版第197页。
①毛泽东: 《致何干之》,《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6—137页
①②何干之: 《鲁迅思想研究》 ,东北书店1948年10月再版序言。
①何干之: 《马克思主义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问题》,载《北方文化》第1卷苐6期,1946年5月
①何干之:《关于中国工业化的若干问题》,载《北方文化》第1卷第4期,1946年4月。
作者: 天地不仁 版权属于: 谋略学网 版权所有转载时必須以链接形式注明作者和原始出处及本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