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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孙乃修﹕《从作品解读老舍的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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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是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位居前茅的重要作家。这不仅因为他的作品多，跨越小说和剧作，而且因为他的作品有深刻的幽默感和独特的艺术个性，植根民俗生活而徐徐道来，雅俗共赏，实实在在，毫不装腔作势，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在同时代作家里，老舍的作品最平实，调子最清淡，没有狂热呐喊、革命套话或躁动情绪。茅盾早期小说中那种革命的狂热、极度的灰心和欲望的躁动，巴金早期小说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激情、流血自杀的狂热、革命加恋爱的模式，老舍笔下都没有，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宁静的理性、入骨的讥讽和内在的幽默。 老舍原名舒庆春，出生于北京的城市贫民家庭。父亲是个守城的旗兵，属于满族正红旗，一九零零年死于八国联军枪下，那时老舍仅一岁。他家庭贫困，却要强、上进，他的性格和小说均显示一种温雅敦厚的绅士气质。显然，他的生命基质中有一种反抗低微、超拔卑贱的文化抗体，一种高雅的文化性格质素。这一点，使他成为文坛的一个异数。他出身俗世而不流俗，写俗人而不阿俗，尽管后来若干岁月里，他被强权改造成另一个人。然而，当他忍无可忍、挺身抗争的时候，他采取的方式却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强烈方式。这种决绝态度，强烈闪射出他性格中那种长久受到压抑而沉沦的人格高贵性和尊严性。　　 ⊙　勾勒某类知识者的人生哲学 谈老舍而不谈他的小说及其思想，就无法理解这位作家的悲剧。　　　　 老舍第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写于四年英国教书时期。这部试笔之作，不仅显示他对生活有独到的观察和体悟，而且显示他有一种很好的文学感觉和讽刺力。小说开门见山，介绍这位小学教员：“老张的哲学是‘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他的宗教是三种：回，耶，佛；职业是三种：兵，学，商；言语是三种：官话，奉天话，山东话。”这位老张，是无数中国人中的一位，他这种种三位一体，貌似无所不包，其实没有信仰，无所不为，而以钱为本位或轴心。一种颇深的讽刺，在文字中含而不露。再往下看，笔墨尤佳：“老张既无诗人的触物兴感，又无富人的及时行乐；只伸着右手，仰着头，数院中杏树上的红杏，以备分给学生作为麦秋学生家长送礼的提醒。至于满垂着红杏的一株半大的杏树，能否清清楚楚数个明白，我们不得而知，大概老张有些把握。‘咳！老张！’老张恰数到九十八上，又数了两个凑成一百，把大拇指捏在食指的第一节上，然后回头看了一看。这轻轻的一捏，慢慢的一转，四十多年人世的经验！”这部小说语言流畅，对话有趣，最初数章小学校生活和各种人物情态写得才华横溢，可惜后面拖沓无趣，似求面面俱到。这透露作者在长篇小说创作上欠缺经验，谋篇布局尚未进入他的艺术思考，因而跟着次要人物的故事散漫流走。　　老舍第二部长篇小说写二十年代前期北京“名正大学”就读的三种类型大学生。赵子曰等人，表面是新青年，受新思潮影响，读书不用功，吃喝玩乐，在坏人挑唆下罢课、打校长，离开学校后混迹社会，到处钻营。这种笔触见出老舍的犀利眼光和批判态度。他看出一批人的旧文化身胚、新文化外皮。第五章写赵子曰躺在床上想哲学问题：酒与妇女，酒为补脑养身，妇女为满足性欲，“有工夫再出些锋头，闹些风潮，挣些名誉。对内而酒与妇人，外而风潮与名誉，一部人生哲学！”继《老张的哲学》之后，老舍继续思考中国某类知识者的人生哲学，勾勒此辈灵魂。 　　第十一章这样开头：“中国人是最喜爱和平的，可是中国人并不是不打架。爱和平的人们打架是找着比自己软弱的打，这是中国人的特色。军阀们天天打老乡民，学生们动不动便打教员，因为平民与教员好欺侮。学生们不打军阀正和军阀不惹外国人一样。他们以为世界上本来没有公理，有枪炮的便是有理，有打架的能力的便是替天行道。……一方面讲救民，一方面看着军阀横反，并不去组织敢死队去杀军阀。这种‘不合逻辑’的事，大概只有中国的青年能办。外国的中学学生会骑马，打枪，放炮。外国卖青菜的小贩，也会在战场上有条有理的打一气。所以外国能欺侮中国。……可是中国青年天天喊‘打倒帝国主义！’设若这幺一喊就真把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早瓦解冰消了！”“赵子曰是个新青年，打过同学，捆过校长，然而他不敢惹迫着谭玉娥作娼妓的那个军官。”老舍愤怒道：“没有‘多管闲事’的心便不配作共和国民！”这种对国民衰朽文化的犀利揭露和对时髦知识者的冷静批判，是老舍小说的灵魂，他的幽默和俏皮由此获得生命。“如此，赵子曰说‘西’，我们该往‘东’看；赵子曰今天说‘是’，我们应当明天在‘不’那里等着他。东就是西，西就是东，今天的‘是’里有个明天的‘不是’，明天的‘不是’便有个今天的‘是’。这才是真能随着环境走而不失最终目的的人物，这才是真能有出奇制胜随机应变的本事。在我们没有明白‘是’中的‘不是’，‘不是’中的‘是’以前，我们不应当随便下断语来诬蔑这样的英雄；我们不应当用我们狭陋的心来猜测赵子曰的惊风不定，含蕴万端的心意与计划。”凡经过毛泽东时期的人，对赵子曰这类打老师、闹造反、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行为当不陌生，都会有感于老舍这番睿智之言。 　　第二十章第三节一段文字，则见出年轻的老舍笔下巧妙的文化讽刺：“有些洋人信口乱道，把一切污浊的气味叫作‘中国味儿’，管一切乱七八糟不干净的食品叫‘中国杂碎’。其实这群洋人要细心检查检查中国人的身体构造，他们当时就得哑然自笑而钦佩中国人的身体构造是世界上最进化的，最完美的。因为中国人长着铁鼻子，天然的闻不见臭味；中国人长着铜胃，莫说干炸丸子，埋了一百二十多年的老松花蛋，就是肉片炒石头子也到胃里就化。同样，为叫洋人明白中国音乐与歌唱，最好把他们放在青云阁茶楼上；设若他们命不该绝，一时不致震死，他们至少也可以锻炼出一双铁耳朵来。他们有了铁耳朵之后，敢保他们不再说这大锣大鼓是野蛮音乐，而反恨他们以前的耳朵长的不对。”这部《赵子曰》尽管富于讽刺性，但是从艺术角度看，写得相当粗糙。 　　老舍第三部长篇小说《二马》写于旅英后期。小说写老马（马则仁）与小马（马威）这两个北京人在英国的际遇。马则仁拘守传统，为人好虚荣，重面子，“只要人家一说中国人好，他非请人家吃饭不可；人家再一夸他的饭好，得，非请第二回不可。”作者对国人若干习性和民族文化衰老，时有讥刺和感慨：“中国人的事情全在‘面子’底下蹲着呢，面子过得去，好啦，谁管事实呢！”“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要是有这幺四万万个出窝老，这个国家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吭的呜呼哀哉了！”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笔下的英国人同样持着文化讥刺和批判态度，除了他们并不可爱的性格习性之外，特别写出英国人对东方人的民族偏见，他们差不多都相信中国的“黄脸鬼是个个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分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小说中的伊牧师，“在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泪告诉上帝：中国人如不叫英国人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怎幺也升不了天堂！”房东温都太太，后来转变对中国人的谬见，乃至与老马产生了爱情。从艺术上说，这是一部失败的小说，这种对英国传教士的讥刺，在老舍三十年后自传性小说《正红旗下》亦有表现。 ⊙　老文化中的小人物 　　一九二九年，老舍结束五年英国生活，在新加坡短暂停留后，次年回国。从此，他的笔锋扎根于中国的苍老文化，思虑盘桓在这片苦难土地，文学才华得到迅速发展。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上半年老舍创作长篇寓言小说《猫城记》，八月发表于《现代》杂志。小说写猫国的喧嚣和灭亡：群猫心思在内斗，彼此拆台诋毁，终被外敌小矮人灭国。小说特别揭示这些小矮人的凶残性，他们占领猫国后，实施种族灭绝式集体坑杀。作者对五年后出现的日军南京大屠杀，做出惊人预言。猫国的悲剧，即中国的悲剧。老舍眼光犀利、见解精彩、可谓入木三分：“国民失了人格，国便慢慢失了国格。没有人愿与没国格的国合作的。……国弱是有多种原因的，天灾、地势都足以使国家贫弱；但是，没有人格是由人们自己造成的，因此而衰弱是惹不起别人的同情的。”“我们猫国里就没有青年！……我们这里年纪很小的人，有的脑子比我祖父的还要古老；有的比我父亲的心眼还要狭窄……”“他们不见着一点小便宜，还好；只要看见一个小钱的好处，他们的心便不跳了。平日他们看一切不合适；一看到便宜，个人的利益，他们对什幺也觉得顺眼了。”这部小说的文化批判性和预言性非常明显。 　　一九三三年《离婚》的出版，标志老舍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已趋成熟。作者通过对北平某财政所几个小科员家庭故事的错综叙述，揭示这些知识者、小人物的“生活哲学”，人生的无聊和无奈，以及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和人的流氓气。作者成功塑造、有趣揭示几个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作者笔下人物，包括他们的太太，既非完全的好人，亦非十足的坏人，个个栩栩如生。老舍以精敏之眼，对人类弱点作了绝好揭露。故事紧凑，人物众多，笔墨舒展而有控制，艺术上已臻成熟。 　　一九三四年《牛天赐》的发表。小说写一个弃儿，被牛家收养。养父牛老者是个性格宽厚、有道家风格的商人，有几家店铺和房产；养母出身官宦家庭，一心要把这个天赐之子培育成达官贵人。最有趣的是，作者写这孩子如何在这个家庭的商与官两种文化思维以及无所不在的世俗社会文化熏陶中成长，从而揭示一个既独特又典型的中国人性格与传统和世俗文化磨合成形的生命历程。最妙的是，事与愿违，天赐并没顺着父母的意愿发展，偏偏一身弱点。他的成长过程，很像传统女性裹脚。襁褓中，他的手脚就被捆绑起来，“唯恐他成了罗圈腿”，结果落下终生残疾“拐子腿”。童年时，他受到的控制更严格：“生命便是拘束的积累。会的事儿越多，拘束也越多。他自己要往起长，外边老有些力量钻天觅缝的往下按。手脚口鼻都得有规矩，都要一丝不乱，像用线儿提的傀儡。天上的虹有多幺好看，哼，不许指，指了烂手指头！他刚要嚷，‘瞧那条大花带儿哟，’必定有个声音——‘别指！’于是手指在空气中划了个半圆，放在嘴边上去：刚要往里送，又来了：‘不准吃手！’于是手指虚晃一招，搭讪着去钻钻耳朵，跟着就是：‘手放下去！’你说这手指该放在哪儿？”一部中国文化，一部中国教育史，含在这段精妙描写中。牛天赐的面子观，亦颇见国人性格（老舍后来以《面子问题》写了一个剧本）。这部小说，情节紧凑，文字精炼，谋篇布局甚见剪裁工夫，幽默讽刺皆知内敛，把一个城市孩子的真实感觉写得活灵活现，令人忍俊不禁，似乎受到英国作家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Ｄａｖｉｄ　Ｃｏｐｐｅｒｆｉｅｌｄ）启悟。同样写儿童，这部《牛天赐》与四年前写于新加坡的小说《小坡的生日》相比，无论小说艺术还是文化思考，皆有天地之别。 　　一九三六年《骆驼祥子》发表，这是老舍长篇小说中的艺术杰作，为中国现代小说史提供了别具一格的北方洋车夫形象。来自农村的祥子，性格憨厚，善良仁义，独立自尊，为人做事讲良心。他一身劲，盼望以勤劳刻苦的奋斗，节衣缩食，攒一百元钱买辆自己的车，不再看车行老板的脸色，不受那份气。怀着这种朴素的人格独立和尊严意识，靠着这个梦的鼓舞，祥子起早贪黑、冲风冒雨，像一头永不知疲倦的牛马那样奔跑。然而，他积攒起来的血汗钱，却被大兵抢走，好不容易由西山逃回一条命。后来，他又攒起一些钱，却遭到特务讹诈，与虎妞的短暂婚姻却因虎妞之死而再次赤贫。祥子买车的梦想，经过这三起三落打击，完全破灭了，他的健壮身体也被消磨得虚弱多病，他的要强、自尊的心灵无影无踪。这个仁义、可爱的祥子，由一个干净利落、多拉快跑、出人头地的“高等车夫”，几年之间，变成一个北京街头的“下三烂”：“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域，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他不再有希望，就那幺迷迷忽忽的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了去。他只剩下那个高大的肉架子，等着溃烂，预备着到乱死岗子去。”“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些沉痛实话，今日读来，令人愈发怆然愤慨。通过一个勤快、仁义、自励的洋车夫的毁灭，老舍告诉人们，中国人的善良、勤俭、仁义等等性格品质如何被黑暗社会改造和吞噬，如何一步步变为懒惰、刁恶、堕落的社会渣滓和流氓。 　　《骆驼祥子》标志老舍小说创作已进入最佳状态。如果没有日本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陷入八年苦难动荡岁月，他会写出更多优秀小说，这一点没有疑问。 　　接踵而来的八年抗战，促使老舍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之优点特别是弱点，做了愈发深广的思考。这一思考的艺术结晶，就是一九四四至一九四八年创作的三部曲《惶惑》《偷生》《饥荒》，总名为《四世同堂》。这是老舍长篇小说中篇幅最大、人物最多、社会幅面最广的小说，也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中国人及其文化困境，这是一九四九年以前老舍作品的基本主题。《四世同堂》表现的社会和文化内容丰富而深刻。这是老舍多年来对中国文化和国人性格种种不良根性做的艺术思考的一个总束。作者态度激愤而文字雍容，人物众多而情节自然。四世同堂的祁性之家，似是“旗”字之代，似含对旗人文化的思考。三部曲之名《惶惑》《偷生》《饥荒》，绝妙透露二十世纪后半叶政权更迭之际中国知识者心态及其苟且偷生的无奈、遭受大批判大饥荒的悲剧命运。这是一部揭露民族文化病、反省知识者心性弊端的血泪之书。 　　老舍的长篇小说愈写愈好，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亦佳，短篇小说却佳作不多。老舍一生写了很多剧本。这种创作欲，为抗战激发，出产很多。一九四九年以后，他写了《茶馆》，避开现实，移主要背景于清末民初。 　　一九四九年以前老舍的文学创作，有一个重要倾向需要注意。他不是左翼作家，不亲普罗，不向左翼讨好，始终保持知识理性和独立作家身份，笔下颇多讥刺激进、普罗、共产、造反或左翼行为之言。老舍并不认可共产党的价值观、道德观及其做人和行为，《猫城记》发表后，有人批评他影射共产党。一九五一年他为《老舍选集》写序，谈到这一点：“最糟的，是我，因为对当时政治的黑暗而失望，写了《猫城记》，在其中，我不仅讽刺了当时的军阀、政客与统治者，也讽刺了前进的人物，说他们只讲空话而不办真事。……觉得某些革命者未免偏激空洞……我很后悔曾写过那样的讽刺，并决定不再重印那本书。” 　　《离婚》一九四七年改订本初版：“假如人人有个满意的妻子，世界上决不会闹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自然不会闹共产。”一九六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老舍把这句话删改为：“假如人人有个满意的妻子，世界上决不会闹‘共产’。”四七年版勾勒张大哥的宝贝儿子天真的性格：“天真漂亮，空洞，看不起穷人，倾向共产党，钱老是不够花，……”六三年版删去“共产党”三字；四七年版：“说他是共产党，屈心；不是，他又一点没规矩，没准稿子。”六三年版把“共产党”改为“革命党”。 ⊙　自欺自弃 　　一九四九年，老舍在纽约近四年，对回国似有迟疑。十二月，他从美国归来，在东城买下一个小院。他受到毛泽东政权欢迎，参加了若干会议。次年五月，北京市文联成立，他被选为主席，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从此，作为文艺界的代表，社会名人和北京文艺界头羊，他积极跟随党的号召，参加历次政治和文艺领域的批判运动，“痛斥”他人，表白自己“与党和人民一致”的立场。 　　最初，老舍努力接受和跟从这个政权，努力缩小自我，与之协调关系，后来不得不放弃自我，以求生存。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老舍在《人民日报》发表《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一文，谈他参加在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大会。被斗者押到台上：“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打！为什幺不打呢？’警士拦住了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在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的本色变成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紧接着，他谈“有一位控诉者控诉了他自己的父亲！”老舍感到要落泪了：“真理比爸爸更大，更要紧。父亲若是人民的仇敌，儿子就该检举他，控诉他。……敌人都该消灭。这使我的心与眼都光亮起来。……什幺‘马马虎虎’‘将就将就’‘别太较真’这些常常在我心中转来转去的字眼，全一股脑儿飞出去；黑是黑，白是白，没有第二句话。这幺一来，我心里清楚了，也坚定了；我心中有了劲！”“放胆干吧……有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我们还怕什幺呢？……这告诉了我和跟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面对着恶霸，斗争恶霸！” 　　老舍意识到自己由文雅、温情、宽容滑到野蛮、仇恨、赶尽杀绝这种奇妙变化，由一个文雅的绅士变成一个仇恨的暴民，此文显示老舍放弃自己的人文价值观，主动追随和认同这个政权及其暴行。他赞扬的这一切，实乃飞去来镖，十五年后致他于死地。 　　一九五五年五月胡风事件案发，全国知识界掀起批判胡风“集团”运动。五月二十日，老舍的批判文章《看穿了胡风的心》在《光明日报》发表，次日《人民日报》转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八月二十日，老舍的批判右派文章《吴祖光为什幺怨气冲天》在《人民日报》发表。同月二十九日，老舍的反右文章《旁观、温情、斗争》在《文艺报》八月号发表。九月十一日，他的《答匿名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同日，他的歌功颂德文章《应当感谢党的领导》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十月廿八日，他的《斗争右派，检查自己》一文在《曲艺》第五期发表。九月廿八日，他在北京国画界反右派斗争大会发言《首先做一个社会主义的人》，十一月发表于《美术》。这些文字收入一九五八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自选集《福星集》。 　　一九六零年正是全国人民大饥饿时期，老舍的歌颂文章《人民公社好》发表于四月廿八日《中国新闻》。一九六三年十月一日，他写的歌词《歌唱伟大的党》在《北京日报》发表。他的《戏剧语言》一文说：“我们多幺幸福，能够作毛泽东时代的剧作家！”　　无疑，老舍的文艺观也紧跟毛泽东政权。一九五零年，他在《老舍选集》自序中表示，他要“按照毛主席指示的那幺去创作”。一九五二年，他在《学习民间文艺》中说：“上次春节，我赶写了一出宣传新婚姻法的小歌剧，名叫《柳树井》。”他的《剧本习作的一些经验》为“赶任务”辩护：“一提‘赶任务’，或者就有不少人赶紧皱起眉来。有的人认为文艺作品是不能‘赶’的，‘赶’就写不好。”“我以为各地文工团过去的良好成绩是与‘赶任务’大有关系的。”“赶任务不单是应该的，而且是光荣的。别人不赶，我们赶，别人就没有成绩，而我们有成绩。”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老舍身在医院，接到上级指示，回到单位北京市文联，受到文联“革命”群众和北京二十八中学等学校男女红卫兵的揪斗。当场被斗的还有作家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人。萧军最先挨打。学生不认识这些作家，本单位“革命”群众为小将们一一点名、验明正身。延安来的女作家草明挺身而出，一声“我揭发”，跳上花坛，揭露说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美国，他拿美金，老舍否认，红卫兵开打，在一片“打倒”的喊声里，老舍倒在地上，血从头部流下来。当天下午，老舍、萧军等二十余个干部和作家被红卫兵押送到成贤街的文庙，跪在焚烧京戏戏装的大火炉前，痛遭新一轮暴打，回到市文联后继续遭毒打，直至廿四日凌晨。八月廿四日，老舍投身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自杀（湖已填平、成为地铁车辆厂）。廿五日，湖中尸体被人发现。老舍死后两天，文联有人贴出大字报揭发草明：草明在解放后参加代表团到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那里有个出版商翻译、出版了她的小说《火车头》。书商问她希望稿费付什幺币？草明回答：“要美金”。 ⊙　体验自己笔下的“自杀” 　　老舍之死，给人们留下种种话题。在我看来，老舍之死，主要基于三点精神心理原因，即大屈辱、大痛悔、大悲愤。屈辱感，来自外在政治强权十七年来之凌辱；痛悔感，来自对内在性格十七年来之自贱自辱的悔恨；悲愤感，来自对屈辱和痛悔交加而生的悲哀和愤怒之情。这种精神心理，是人生的失败感，掺杂着强烈的羞愧和丢脸之感，这是一种悔悟。倘若他始终坚持人格尊严，不追随强权势力，虽有外力加辱，尚有内心人格做自己的骄傲和生命的支柱，仅仅外力不足使他自杀；倘若他真诚相信并跟随强权，虽有一时外力，因为他真信那套，亦大抵不会自杀；唯有软弱、敷衍、放弃自尊、明知邪恶却俯首追随，一旦外力来到，大辱加身，才会使他痛悔自辱自误，外无尊严内无元气，生命只剩下一个空躯壳，必然内心崩溃、精神解体。这种内心精神崩溃和丧失人格尊严，往往是知识分子死亡或自杀的最大原因。 　　欲解老舍自杀时的心态，亦需细读他的作品。他的多部小说，探讨过生命的意义，揭示过国民的性格弱点，描写过许多人物走向自杀的心理，值得读者玩味。 　　《离婚》有一段老李与老邱关于人生意义的对话。“老邱，你看咱们这幺活着有意思没有？”邱先生楞了半天，笑了笑：“没意思！生命入了圈，和野鸟入了笼，一样的没意思。我少年的时候是个野驴；中年，结了婚，作了事，变成了贼鬼溜滑的皮驴；将来，提到德胜门外，大锅煮，卖驴肉。我不会再跳出圈外，谁也不能。……你我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其实是一锅里的菜。……”（第十三章）老李看明白了：“在这个社会里只能敷衍，而且要毫没出息的敷衍”他漫无目的地走，不想回家。“他越看不起自己，越觉得不认识自己，……好心要是使自己懦弱，随俗，敷衍，还不如坏心。他低着头在暮色中慢慢的走，街上的一切声音动作只是嘈杂紊乱，没有半点意义。一直走到北城根，看见黑糊糊的城墙，，才知道他是活着，而且是走到了‘此路不通’的所在。他立住，抬头看着城墙上的星们。四外没有什幺人声了，连灯光也不多。垂柳似乎要睡，是非常的明。他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没有人，没有无聊的争执，连无聊的诗歌也没有的世界……”（第十六章）老舍最后一日也这样走，走到北城根，太平湖边，城墙内曾是他母亲的住房，葡萄院二号。 　　《偷生》中的祁天佑遭到日本人的人格凌辱，被押着游街，口里喊着“我是奸商！”他悲愤地投水自杀。“文革”中的老舍与这个人物遭遇相似，却更遭毒打，尤为残酷。老舍感叹：“北平人是爱看热闹的。…他们只要看见了热闹，便忘了耻辱，是非，更提不到愤怒了。”请看他笔下的天佑自杀前如何感受这悲剧人生：“天佑的眼被泪水迷住。……猛一抬头，……好象大梦初醒，……他看见了一个完全新的世界，有各种颜色，各种声音，而一切都与他没有关系。……一步一停的，他往西走。他的心中完全是空的。他的老父亲，久病的妻，三个儿子，儿媳妇，孙男孙女，和他的铺子，似乎都已不存在。他只看见了护城河，与那可爱的水；水好象就在马路上流动呢。向他招手呢。他点了点头。他的世界已经灭亡，他须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在另一个世界里，他的耻辱才可以洗净。活着，他只是耻辱的本身，他刚刚穿过的那件白布红字的坎肩永远挂在他身上，粘在身上，印在身上，他将永远是祁家与铺子的很大很大的一个黑点子，那黑点子会永远使阳光变黑，使鲜花变臭，使公正变成狡诈，使温和变成暴戾。他雇了一辆车到平则门，扶着城墙，他蹭出去。太阳落了下去。河边上的树木静候着他呢。天上有一点点微红的霞，像向他发笑呢。河水流得很快，好象已等他得不耐烦了。水发着一点点声音，仿佛向他低声的呼唤呢。很快的，他想起一辈子的事情；很快的，他忘了一切。漂，漂，漂，他将漂到大海里去，自由，清凉，干净，快乐，而且洗净了他胸前的红字。”这个人物自杀，也来到城墙边，来到水前。 　　《火葬》中的梦莲：“她没有多大的胆量，但是任何一个青年在同一的情形下，都会把所有的胆量都拿出来支持一点人间的正义。她没有什幺本领，但是在人格可存可失的关头，她宁愿因反抗而失败，也不肯随便的跪在地上。她知道自己必是失败，因为她的敌人是二狗与一大群日本野兽。可是她不能退缩，投降；反正是一死，横一下心，死得光荣一点，总比经常的受辱强一些。她很弱很小，但是她必须有以死为抵押的决心。她爱自己的手，脚，与全身，她怕死；可是她必须受自己灵魂，她得去死！她的泪没有落下来，而没有落出来的泪是最酸楚的，也是最勇敢的。”这种心理和性格分析，有助于了解老舍自杀前可能有的关于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的思考和决心。 　　据以上文字可知，老舍实已多次体验过笔下人物自杀的心理过程。他在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罕见的人格侮辱中毅然决然走向自杀，对于象他这样一个懂尊严、讲体面、有内省智能和道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于他这样一位在多部长篇小说中反复深思民族文化弊病、多层面揭示和批判知识分子性格弱点的作家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老舍是一位很有思想、富于文化深思精神的作家。他在作品中艺术地思考中国人的生活、习气、性格及其文化问题。从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到《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曲，贯串他对中国人的性格与文化问题持续不懈的反思。最后，他以决然的自杀，为这种文化反思做出他的愤慨回答。 （民主中国2003年8月号）(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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