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女诗人群《谷雨》主题作品集锦（总第四期）
浏览：<span id="hitcount67
文字编辑：杨美毅
同题策划：琪轩
参与者名单29人（按邮箱收稿为序）
杨美毅、张翠云、青红、张牧宇、岸芷汀兰、闫美霞（莲之心）、张晓英、邹旭红、掬水月明、韩雪、白狐、王琼、妮子、 张雁秋、踏雪寻梅、向景霞、秀枝、孙立燕、月光雪、文欢、青春午茶、关瑞芹、十月香樟、李潮蕴、姝燕、于小芙、兰兮、董小语 琪轩
《一粒谷对一滴雨的告白》作者/杨美毅我是五百年前的渴翻山越岭赶往这个春天，只为在三千春雨中，饮下一瓢里的你这一滴一夜之间，我的胚身在你温好的浸润中，悄悄开片开出，绝世的冰裂纹我用纵横交错的疼认领从未遇见却失散多年的欢悦认领直抵内心的绽放继而，破土而出只这一滴，就够了，就足以让我用殇情，改写墒情足以让我用一次完整的开裂抵顶千次万次的开花结果谷雨之后节气一个接着一个却，再无春天《布谷鸟》作者／张翠云斜阳暮！晚凉化作一枚杨花&听几声“布谷布谷”，然后&一盏松萝里静卧&雕刻青葱不再的容颜&乡愁在吻边啼血&结成痂。心，去祭海&去种棉，去看牡丹&去夜郎的月色下&看若雪梨花&其实，我更想吃一次香椿&品一种潜隐经年的味道&“清明断雪，谷雨断霜”&暮色春寒的北方之北&不用明喻与夸张&松软的泥土，早早张罗&又一年的农事，促驾&催耕，披蓑……&残阳落尽。听说&第一颗升起的星叫&黄－昏－晓&而我的布谷鸟早已&合上曼妙的歌喉&穿越中年疼痛&在某一个少年的清晨&宣讲，春雨春渡春潮《谷雨》&作者/青红谷雨，内涵丰盈有雨，无雨，常常是暮春时人们关注的中心它就是预言，人们对它有双重的依赖种瓜点豆后面的幸福万物茁壮成长后面的渴求需要一场大雨衔接春夏需要谷雨衔接一年又一年的企盼谷雨暗藏万种生机相对于中东部的倾情大雨西部迎来的就是眼泪在薄田、穷山、恶水里拼命求食父亲们也说风调雨顺虔诚祈祷多收三五斗灾害不断一声声叹息，身后被吸干的土地精疲力竭一只手、一张纸、一句谎言一阵小小的风吹草动就能把丰收的欢喜抹去绝望地算来算去手头再一次空空如野苍天还是苍天，谷雨还是谷雨父亲还是父亲土地更加贫瘠父亲们屈从，含泪去了清明那边孩子啊孩子一个又一个谷雨《谷雨》文/张牧宇怀里的桃花开了杏子，李子和苹果花也开了同时开的还有樱花和玉兰布谷鸟穿过原野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叫醒满地的蒲公英和紫地丁谷雨一来，大地已经有了女人的情性肆意挥霍盛放的烂漫之后等待人们在胸怀上开犁耕种是的，没有什么值得她害羞的她已准备好丰饶的身体孕育一生的果实《谷&雨》文/岸芷汀兰天空飘着稻谷的清香喂饱一张张饥渴的嘴布谷的一声鸣翠弹醒早春的第一枝新绿故乡的春天展开温润的怀抱在雨后泥泞的乡间小路上绽开一朵朵清新的蹄花儿谷雨，种一枚诗的种子作者/闫美霞（莲之心）也许是太大意忘记关上夜的门一抹黑仍在白天继续是不是夜长出太多的梦才让生命的天空忽暗忽明寻觅，沦为一种挥霍生命已所剩无几一阵雷声，惊醒沉睡的大地万物去又来兮倘若生命也可以就不会又绕不过的悲喜人们开始忙碌着，扶犁、耕种我吞下所有的阴暗潮湿拾一枚诗的种子植入大地用风雨润色用重生为题时间缝隙，结出一朵灵魂点亮黑夜，照亮自己《谷雨》&作者/张晓英风比之前软下来。复活的鸟鸣把想念带进四月的后花园。北方放任一场雨，润物于无声草芽、荠荠菜、婆婆丁和杏花都在一夜之间，占据春天最突出的部分。邻家小妹辫子长了河岸上柳树伸出新枝。背阴坡的薄冰终于化开，像一种释怀此刻，我除去感恩，言语不必太多声音的世界留给谷雨。那些爱过的人间仿佛要我再爱一遍。向阳坡上张家点豆、李家种瓜我年近八旬的母亲在润湿的菜园里种下一垄葱、两垄蒜。这日子的味道落满四月的晨昏。我突然想起某年某月某一天，我写下的那首诗——关于春天《谷雨》作者/邹旭红等一个节气等来了杏花的粉红，敷满了一个日子的腮边。一只虫儿醒的迟了氺汪汪的眼睛，左顾右盼老院子的那头，到这时就蠢蠢欲动的耕牛，已成为多年回忆。地头，先窜出来的蒲公英吐纳着原始的味道泥土备好心绪那个雨水的旧友频来叫谷子，豆子的在窝窝里蓄谋，也用原始的方式抽出青嫩嫩的小手《谷雨》（组诗）作者/掬水月明谷风情顺着风的声音听来谷雨山坡上一千只羊隔开清明季节的切分布谷鸟在空中恋爱歌唱?却驻?巢在幽林自然风敲开花蕾四月，你回来接夏铁爬犁走过?田垄野火燃尽，谷雨好种大田蒲公英与花蝴蝶好像有话说约定日子借风光阳光雨光感谢上苍感谢祖先的恩泽走过的土地开出灿烂花朵一寸土地的思想深重万里山河有人算计盗走的部分，泪人似的每一个谷雨补种幸福那些善?良勤劳与艰苦剩下的风雨给你?我的黑土地我的孩子《谷雨》作者/韩雪春风十里，桃花渐落泥土在酝酿中又一次返青河水荡开一层层水纹任春风摆渡白云更白蓝天更蓝谷雨无雨襁褓里的种子闭口不言它渴望露水呢喃阳光有别于冬天以慈悲的心意俯瞰大地种田人眉头紧锁，他和种子一样一场骤雨之后心事才会长出芽来《谷雨》作者/白狐在四月，在谷雨时节谁的眼里下起犀利的雨滴在这个简朴的夜晚雨滴追赶着雨滴杏花藏起美丽任凭&草长，任凭莺飞河流山川沉默不语满怀希望的人们将种子植入春天的腹地《谷雨》作者/王琼这一天，我卸去妆容俯向大地&以春雨的指引叩问一个节气的青葱鸟鸣比花朵繁盛新芽或者爱情一切柔软的，懂得感恩的比如泥土，它温暖的黑在这一天都回到低处熠熠生辉不息之水，生谷，生花，生万物繁茂生犁锄擦亮的诗歌大地从心窝里捧出种子飨风，飨雨，飨农人洒在老茧上的汗滴春风洗涤怀抱故乡在心头苏醒精致的终归易碎卿，我不要琴声或者蜜语我只要与春光同路与子同归《谷雨》作者/妮子日子在字斟句酌后下了一场雨花开的预言在这场雨里不径而走田野、种子、羊群各自怀揣着方言手舞足蹈与其说是交谈，不如说是在自说自话农民记载着谷雨的来龙去脉把所有禾苗的生长，史诗般结绳纪事在黑土地上万物应答和着徐徐的风，像雅，像颂而我像个稗子，悄无声息的生长但我藏着的心事，却藏不住了不知何时，生长成整齐的庄稼穿过河流、山脉、村庄，跃然在你的纸上栩栩如生《“雨生百谷”，我的歌声跌宕在山乡》作者/&张雁秋（芷晴秋子）一万年前的光阴故事从一丝雨的润华串成珠玑开始布谷春天，布谷春天的生机从声音的缭绕中升腾升腾，这个万源的大同滋生出开怀的犁歌向阳的萌发怎能忘却一杯香茗迎谷雨谷雨与牡丹洗淘的传奇只是轻轻，一季涂抹播种移苗垒出祖先世代沿袭的耕火这一滴，欢愉破冰拱出的拳头芽孢澎湃，蓝月亮所有的辛勤透过田梗展示了流淌的曲线你的目光就是我奔跑的方向水鸟，芦笛，摇动的芦苇蒹葭苍苍，伊人何处寻何处不是奔跑的声音插过泥土，田间地头我依然为那指青山泼一墨青黛点播生命的芬芳谷雨，更迭的年轮一代又一代的生命在繁衍捉住暮春，下一个季节鸟语花香对你说满山的关爱《谷雨》作者∕踏雪寻梅杏花微雨，燕子的巢孕育着黄嘴角的希翼。苦丁等急了谁的誓言，脸变成绿。一犁划开怎样一个江湖，斗笠蓑衣者不是倚天长剑的大侠，是紧跟着蹄花绘制麦田怪圈的设计师！躲过太阳的露珠儿暗恋着小草，种子蒙着盖头嫁给了春泥。喜鹊也红了脸偷偷地相思，布谷鸟带来了贺礼。青蛙演奏的乐章永恒的单一，春的舞台到了繁花争艳季节。谷的语言，期待谷雨！《谷雨》作者／向景霞母亲的滑膜炎让她走起路来看着总比别人矮半截习惯了小打小闹的日子每一个节气，母亲都倒背如流&&&&它们就像季节的碎片被母亲一一缝补并不富足的日子倒也过得风生水起谷雨如期而至。田野里没有高低之分母亲的红头巾被岁月越染越旧但依然像一面旗帜坚守着：在该开花时绝不结果谷雨，站好春天的最后一班岗顺势而为。我从温顺变成一匹烈马在故乡的厩里，整装待发《谷雨》作者∕秀枝这一天的雨，无需春风的歌声指引踮着脚尖悄悄入场，悄悄濡湿和渗透持续轻抚土地先前尘沙扑面的疼痛唏嘘这一年的雨，曾在我兄弟姐妹的额头写下忧伤几遭干涸的河水，龟裂的良田致使故乡的秋天兀自憔悴谷雨！谷雨！雨生百谷今天，你一举擦拭干净我诗歌上的积尘那响在记忆里流年的足音，该枯萎的枯萎你兑现了对百谷全部的诺言告诉我和亲人：可以返青拔节，可以播种育苗可以发芽，乘着丰沛的雨水演绎生命的盛大坚韧，以及臻于想象的富饶和明亮……布谷鸟清脆的叫声传来了，不断地催促一定要在润湿的泥土中埋下一枚春天的种子《谷雨，一阙动听的乐章》作者∕孙立燕跨越黑夜，黎明好似一页宣纸上面涂满斑驳的犁痕冬天的字幅，还晾在窗前仔细看，有被夜雨濡湿的印迹北方，我的故乡哦春天的凝眸，已化作满地青黛杏花、桃花含笑，在风的怀抱里呢喃多情的云霞，在天空上羞红了脸燕尾剪过倔强的柳枝头布谷鸟的歌喉，唱响了春季里最后的音符我又看到了，母亲的瓦罐儿里发了芽的菜籽。父亲捧在手上经过甄选的种子此刻，希望的帆即将起航嘀嗒、嘀嗒，谷雨的弦音唤醒种子，唤醒云雀也唤醒大地上播种的潮流和着流泉的旋律那盆迎春花，朝着我浓浓烈烈地绽放了在这个多情的时节《我提前写下谷雨》文/月光雪我提前写下谷雨就像父兄提前磨好农具布谷鸟在手指的方向提前喊醒了种子的胎动一场雨在笔端问墨抽出透明微凉的乳芽希望的口型一登场敬礼的风，四月满堂我举起敬爱的手势敬爱“谷雨断霜”的剑敬爱每滴雨瞳孔的俯视敬爱齐腰深的人生过往直到把自己敬爱成一粒谷物回到娘和故土身体的深处以娘的口吻，以布谷的语调一遍遍的喊：布谷——生命布谷——女儿《谷雨，对一粒种子的揣想》作者∕文欢四月，谷雨时分一粒种子的召唤让流浪的人更加忧心忡忡种子不能流徙不能错过四月和谷雨一粒种子的未来要在春天的厚土里实现茁壮或是枯萎需要安静地等待为了看到它日后的样子我是否应该停止流浪不再梦想与远方的奇遇像种子一样坚定就扎根在此时谷雨中正踩在脚下的土地里《谷雨――诗与酒的旁观者.作者∕青春午茶北方窸窸窣窣，整个春天没破译一朵鹅黄提一壶“杜氏庄园”试图夜夜浇灌诗心风筝被敛上天空，查阅人间调顺风雨东风鹊，布谷啼在风中辨认山河颜色没有一朵花出场证明春天席地把酒倒叙春月葡萄酒，夜光杯，搅动山河我做诗与酒的旁观者传说诗可解唐宋酒我敬白兄，举过夜色风打湿四月与一支笔立约《谷雨》作者∕关瑞芹我从人间四月的芳菲中拽出一句俗话&谷雨种大田春风已把蹲在树上打盹的鸟吵醒&燕舞莺歌你把虚掩的门打开&人欢马叫假如我有一亩田我留半亩种花&借用你的雨水种红杏&种紫李&种黄桃&种海棠种鸟鸣&种月亮&种鱼&还一定要种诗还要把它们养护好&贴满阳光牵风呼雨&在荷塘边嫩柳下听琴吟诗&在带露珠的花瓣上放牧爱要把它们看管好防制地痞到我的鱼塘下网防止拈花人摘我花田的花看好我的红杏紫李黄桃作个会吟诗的花匠还要种好那半亩大田种东北的大豆高梁&种香瓜&烤玉米&烤紫薯&种东北豆角种糯米&包东北的波罗叶让南方文友品尝东北的美食谷雨时节好种田&伴春风耕绿《谷雨》作者/十月香樟肉身矮下去，灵魂才会长高取谷雨作证，让沧桑高于欲望泊在深处的春光，王者般坐拥一个澄澈透明天下?清晨的每一声鸟鸣如一件祥和的法器摩挲着头顶傍晚的每一盏灯火都会有幸福临照?大地转动不歇，最大的秩序就是在万物生长的行程上不会让一个人的余生充满悬念一切都会落地生根发新芽，开出新花《谷雨，布谷鸟会看见》作者∕李潮蕴大地上全是谷子的形状那是属于谷子的，天下布谷鸟看见农人又一次谦逊地弯下腰牡丹与谷雨的千古爱情没完没了布谷鸟还看见谷子的晚礼服将铺满森林蚂蚁将提着自己的稻穗行走天涯万物和大地即将开始一场各自为政的狂欢那时，将有更多的青草加入更多的蛙虫加入我也加入甚至，还有月光多么宏大的盛典布谷鸟看见万物除了与它同唱“布谷”，再无歌可唱也无空叹息《等待谷雨》作者∕姝燕等待一只鸟儿的布施等待一场雨淘洗的季节云卷云舒的四月天是布谷叫醒画眉的人间风动，雨动，心隐隐地动桃花的眼神夭夭这让天空矮下一寸杏花羞涩的粉腮探出村庄的篱笆让土地，田野蠢蠢欲动我在谷雨润泽的田垄上寻找爷爷曾经播种踩下的脚印还有牵着耕牛犁地的吆喝声而这一切景物，在时空的交替中都已深陷大地的更深处《谷雨中的父亲》作者∕于小芙谷雨是父亲的时节扛锄走向田野走向还荒芜调蔽的早春父亲眼里别无他物只有厚重的土地他们一问一答手中锄是他们的话题迎着朝露去伴着蛙鸣回土地是父亲的情人母亲偶尔的愠怒孩子们给他的重负只能让他们更亲密父亲从来不会担心他相信庄稼总会长出来的孩子总会慢慢长大的忽一日父亲无力经营大片的土地扛着他的锄头离开村庄无论到哪里他总要找出一小块泥土在谷雨这样的时节种下朴实的希望父亲从来不会老去《谷雨沿着时光走近》作者∕兰兮清明的泪雨未收谷雨又沿着时光走近听嫩柳疏风燕尾剪出大片花团锦簇看地气升腾氤氲暮春敏感的神经瞧——小松鼠叛逃领地蹦蹦跳跳加入百鸟的奏鸣曲花喜鹊徜徉新翻泥土铁铧犁穿出古老的传奇这个时候最需要来场透雨洗亮广袤的大地种一个希望在田里《谷雨》作者/董小语这个季节，我无心艳遇一场桃花。这个季节雨一定要姓谷，才算得上一场好雨。这个季节除了布谷，请允许我不关心其他的鸟鸣请允许我，爱上的诗句全都姓农，农民的农他们怀揣着谚语，扶着铧犁出发撒下的诗行，皆有正宗的基因。他们是大地上苦吟过的诗人。曾用呛血的声带大声吟诵，好雨知时节啊，好雨怎么还不来大旱之年，他们依然用希望的原野，为大地命名且用泪水交换雨水，为大地解渴现在是时候了，将他们的渴放在一场好雨里，洗一洗《远方的谷雨》作者/&琪轩杨树导演《半城烟雨》被你的一滴眼泪，道破玄机杜鹃牵着早起的雾牵着，赋闲一个冬天的牛巨蟒吞下青花，不慎咬破瓷碗高粱、包谷，黄豆和汗珠撒落一地母亲微笑着，纺棉、推磨喂哺成群的鸽子给坡地缝制螺纹外衣你说：春天不该有假期不该让种子犯忌不该让一块生铁，没有用武之地我凤冠霞帔，携带鼓乐去说服一场雨，医治四月的黄褐斑雷鸣电闪，一针见血而血，是你身体里淌出的绿
扫描二维码以在移动设备观看
网友:{AddUser}
注册 &|&登录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北京市 . 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纪念作家梁斌
我的图书馆
纪念作家梁斌
&&&&&&&&&&&&&& 纪念作家梁斌
&&&&&&&&&&&&&&&&&&&&&&&&&&&&&&&&&&&来源：文艺报 日07:10
&&&&&&&&&&&&&& &&&&&&&&&&& 梁斌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京举行
&&&&&&&&&&&&&&&&&&&&&&&&& 他的作品中屹立着民族的魂魄和风采
&&&&&&&&&&&&&&&&&&&&&&&&& 日16:08 来源：中国作家网&&&
&&&&&&&&&&&&&&&&&&&&&&&&&&&&&&&&&&& 梁斌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
&&&&&&&&&&&&&&&&&&&&&&&&&&&&&&&&& 梁斌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现场
&&&&&&&&&&&&&&&&&&&&&&&&&&&&&&&&&&& 出席座谈会的嘉宾(一)
&&&&&&&&&&&&&&&&&&&&&&&&&&&&&&&&&& 出席座谈会的嘉宾(二)
&&&&&&&&&&&&&&&&&&&&&&&&&&&&&&&&&&& 出席座谈会的嘉宾(三)
&&&&&&&&&&&&&&&&&&&&&&&&&&&&&&&&&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会议并讲话
&&&&&&&&&&&&&&&&&&&&&&&&&&&&&&&&&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主持会议
　　1957年，梁斌长篇小说《红旗谱》的出现仿若平地一声惊雷，震撼了当时的文坛和读者。这部被茅盾先生誉为“里程碑式的作品”，迄今已发行500余万册、译成7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并被改编成电影、话剧、评剧和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他写下的《播火记》《烽烟图》《翻身记事》等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梁斌留给人们的财富远不止于此，他的剧本和书画作品，他以战士自比为真理而战的人生经历，他对文学事业的热忱和奉献精神，都深深地启迪着后来的人们。
　　4月18日是梁斌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梁斌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主持会议。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湖北、辽宁等地的专家、学者以及梁斌的亲属故友参加了会议。座谈会由中国作协主办，中国现代文学馆、天津市作协、天津市文联、梁斌研究会承办。
　　梁斌一生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造诣精深的文学大师、风格独具的书法家和国画家。他出生于河北省蠡县梁家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期就受到革命文学的熏陶。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梁斌阅读了大量的进步文艺作品，16岁就发表了处女作。此后，他以笔为枪，在战斗间隙勤奋创作，先后发表30余篇作品。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创作出长篇小说《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和《翻身记事》《一个小说家的自述》等，这些作品历经岁月磨洗，至今依然能够激起千万读者的共鸣。
　　“满天星斗日，一华落地来”，铁凝追忆了梁斌慷慨豪迈、百折不挠的一生，高度评价了他的文学创作成就及其为文学事业作出的贡献。她说，梁斌是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一名高擎着真善美的火炬的文学战士，他把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事业，他留下的《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等精品力作，奠定了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他的名字和作品已经镌刻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记忆之中。《红旗谱》让人们看到，文学的“经典化”和“大众化”可以并行不悖乃至水乳交融；而经典文学作品和新媒介也可以共生共荣，相互扩展和提升。当然，让人感受最深的还是这部作品中屹立着的我们民族的魂魄、民族的风采。
　　文如其人，伟大的作品总是和作家伟大的人格相互映照。铁凝谈到，梁斌是一位视写作如生命的作家。他对文学怀着虔诚、敬畏之心，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人民、文学与民族、文学与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关系问题。“人民”和“生活”始终是他的生命和创作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他一生淡泊名利，有燕赵侠士的慷慨豪爽之风。在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期间，他热心培养、扶掖文学新人，为文学人才的成长和文学队伍的壮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今天我们纪念和缅怀梁斌先生，就是要从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中汲取力量，更加深刻地体认我们肩负的沉甸甸的责任，为谱写“中国梦”的新篇章，为开创中国文学的美好未来而携手奋斗。
　　梁斌曾说：“我是60年一贯制，做一名战士为真理而战，为真善美而战……并用我的作品参与解放全人类，为共产主义运动战斗终生。”80余载春花秋实，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对此作出了鲜明的诠释。梁斌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郑法清谈到，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翻身记事》，全景式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艺术地再现了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力量，以他笔下人物的命运，展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艰难历程，揭示了中国农民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得到翻身解放，共产党也只有动员起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投入到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中，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的梦想这一真理。
　　天津市作协主席赵玫、天津市文联主席陈洪、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程良胜认为，梁斌奋不顾身投身革命，躬身践行深入生活，笔耕不辍记录时代，淡泊名利谦逊待人的人格魅力，彰显出他的平凡与卓越。朱老忠等人物形象开启了中国农民形象的新篇章，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今天再读他的作品，读者依然可以获得对当代中国的深刻体认，并从中汲取不断前行的动力。
　　评论家雷达、白烨、孟繁华等谈到，梁斌的作品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阅、时间的考验，影响了几代读者，这正体现了经典文学作品的魅力。我们应该关注他的作品的文学意义、价值意义，以及对当前文学、文化及社会现实的启示性意义。
　　梁斌之子散襄军代表家属致答谢辞，并讲述了父亲的坚定信仰、执著追求和文学理想。他回忆起父亲对手稿的珍视，几近哽咽。不管是下放劳动、遭遇地震，还是面对西班牙收藏者的高价求购，梁斌像收藏宝贝一样珍藏着他的手稿，直到将它们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如今，这些一人多高的手稿在展厅里安然静默，讲述着一位人民作家对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的真挚情感。
　　纪念座谈会上，梁斌研究会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了最新出版的梁斌作品。座谈会后还举行了“纪念梁斌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者认为，梁斌的《红旗谱》三部曲具有史诗品格，值得研究者深入阅读、思考。人们应当从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地域文化等多个向度重新解读《红旗谱》三部曲，为新世纪中国社会转型、文化重构和审美书写提供精神资源和文化思考。
&&&&&&&&&&&&&&&&&&&&&&&&&&&&& 梁斌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郑法清在会上发言
&&&&&&&&&&&&&&&&&&&&&&&&& 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陈洪在会上发言
&&&&&&&&&&&&&&&&&&&&&&&&&&&&&& &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赵玫在会上发言
&&&&&&&&&&&&&&&&&&&&&&&&&&&&&&&&&&& 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关仁山
&&&&&&&&&&&&&&&&&&&&&&&&&&&&& 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程良胜在会上发言
&&&&&&&&&&&&&&&&&&&&&&&&&&&&&&&&&& 评论家雷达在会上发言
&&&&&&&&&&&&&&&&&&&&&&&&&&&&&&&&&&&&& 评论家白烨在会上发言
&&&&&&&&&&&&&&&&&&&&&&&&&&&&&&&&&& &评论家孟繁华在会上发言
&&&&&&&&&&&&&&&&&&&&&&&&&&&&&&& 梁斌之子散襄军代表家属致答谢辞
&&&&&&&&&&&&&&&梁斌研究会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了最新出版的梁斌作品(文：李晓晨图：王纪国)
&&&&&&&&&&&&&&& 郑法清：生命随艺术而延伸
&&&&&&&&&&&&&&&&&&&&&&&&&&&&&&&&& ——纪念梁斌诞辰100周年&
　　日，梁斌诞生于河北省蠡县梁家庄，至今整整百年。
　　梁家庄地处冀中平原，村子很小，梁斌生时，总共不过300户人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村落，却出现梁斌、黄胄两个当代世界文化名人，而且是同宗同辈，这着实有几分不易。但仔细一想，也不奇怪。蠡县原属博陵古郡，历代崇文尚武，只清末民初，就有书画艺术家蒋式芬、陈嘉楷远近闻名，特别蒋氏的出生地郑村，离梁庄不过几里地，这对天资聪颖的梁家子弟的励志，自然不无影响。
　　记忆中有这样一个故事：1954年，梁斌写完长篇小说《红旗谱》的初稿，曾亲到天津，征询老友孙犁的意见。孙犁邀请作家方纪、王林作陪，在周家食堂宴请梁斌。席间，方纪说了如下几句话：“怎么样老梁？王勃16岁写出《滕王阁序》，肖洛霍夫22岁写出《静静的顿河》第一部，我们也是十几岁搞文学呀！”
　　梁听后，呷了一口茶，慢条斯理地说：“走着瞧吧……”颇有一点“出水再看两腿泥”的味道。
　　梁斌没有夸口。3年以后，小说《红旗谱》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付梓出版。此书一经问世，便轰动文坛。工人读，农民读，战士读，学校师生读，机关干部和企业职员也争相传阅。一时间形成城乡谈论《红旗谱》，众人评说朱老忠的火热局面，以致一版再版，一印再印，只中国青年出版社一家就重印30余次，发行数百万册，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还相继以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形式出版发行《红旗谱》或有关《红旗谱》的图书。
　　出书不到一年，报刊评论就频繁出现。山南海北的理论家们，不约而同地赞扬《红旗谱》的创作成功。《文艺报》《文汇报》、河北省文联还相继组织各种不同类型有关《红旗谱》的座谈会。大家一致认为：《红旗谱》描绘了壮阔的农民革命的历史画卷；写出了中国革命英雄的谱系和中华民族的脊梁；塑造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现代农民的典型形象；体现了小说创作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牧和黄昭彦称道朱老忠“是我们10年来文学创作中第一颗光芒最明亮的新星，第一只羽毛最丰满的燕子”。我国现代文学泰斗茅盾先生赞叹“梁斌有浑厚之气而笔势健举”，“《红旗谱》是里程碑式的作品”。郭沫若先生在兴奋之余口占一联：“红旗高举乾坤赤，生面别开宇宙新”，并请其夫人、书法家于立群手书，雕刻于端砚之上，赠送作家梁斌。据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至1966年，专家学者们发表于各种报刊的专题评论不下百篇。
　　深受读者喜爱的小说必将引起文学艺术界的广泛关注。《红旗谱》很快就出现了俄文、英文、日文、法文、朝鲜文、西班牙文、越南文等多种译本，并陆续改编成电影、话剧、评书和连环画，近几年又改编为电视连续剧。
　　10年“文革”期间，“四人帮”企图否定《红旗谱》，有的报纸于1970年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梁斌及其《红旗谱》的文章，将深受读者欢迎和理论家褒扬的《红旗谱》诬蔑为歌颂错误路线的“黑谱”，将农民英雄的典型朱老忠说成“资产阶级世侩”……然而那一版一版又一版唠来叨去的文章，根本无济于事。“文革”一经结束，有良知的专家学者们毅然相继执笔，拨乱反正，为《红旗谱》正名，并以更加开阔的眼界和更新的观念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评价，对当年“四人帮”强加给《红旗谱》的妄言之论逐一加以批驳，充分肯定了《红旗谱》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有的专家还从版本学的角度对《红旗谱》作出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其时，在20世纪中期出版关于《红旗谱》的文学评论集《革命英雄的谱系》和专著《谈〈红旗谱〉的故事与人物》的基础上，又相继出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梁斌研究专集》和《梁斌作品评论集》。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国外各种文艺思想的进入，有些人意欲摆脱传统，抛弃经典，对过去文学史早有定评的作品，提出不同看法，试图予以否定。《红旗谱》也不可避免地承受了这样的考验。有人因为《红旗谱》写了阶级斗争，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对其进行贬抑，但很快就受到有见识的文艺理论家有力的反驳。专家指出“从过于强调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主张一切文艺作品都要为政治服务，到全然否定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种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做法，只能说明理论上从一个片面走向另一个片面。”因而“决不能因为《红旗谱》曾起过有力的政治作用，就加以贬低，关键要看它是否艺术品……”(张炯：《论〈红旗谱〉的历史意义》)
　　新世纪开始，人们对历史进行了百年回顾，中国青年出版社梳理筛选编辑出版百年百种优秀图书，《红旗谱》榜上有名。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梁斌文集》的基础上，又编辑出版了一套新编《梁斌文集》。同时，理论界进而对梁斌的著作再次进行了全面审视和研究，专家学者们研究中表现的科学态度和内容的丰富多彩，均使人耳目一新。很多人从叙事学和接受美学的角度研究和探讨《红旗谱》旺盛的生命力的来源。有的人从文化的角度去探讨《红旗谱》的魅力所在。由于作家晚年从事大量书画创作，且特色鲜明，于是有人从文学作品与书画作品的比较中去探讨并解读梁斌的精神境界和艺术追求。在研究《红旗谱》等作品的基础上，不少人又开始了对作家生平与经历的研究，出版了《梁斌评传》《梁斌传》《解读梁斌》等专著和回忆梁斌一生经历的诸多文章。总观这一时期有关梁斌及其《红旗谱》的文章，又约百篇。是时又有《梁斌新论》《梁斌文学艺术论》等著作出版。
　　随着时间的推移，梁斌及其作品的研究价值，更加广泛地为专家学者所认识。1994年，天津文艺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组织成立了梁斌研究会，举办了多次梁斌文学艺术论坛及梁斌文学艺术展。展览由天津而北京，由北京而河北，由河北而襄阳，受到各地读者的热烈欢迎，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参观者不只是中老年读者，有许多青年人面对有关梁斌经历的图片，驻足良久，甚或手抄其文……
　　经过50余年的风风雨雨，《红旗谱》作为一部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著位置的作品，不但没有失去分毫的光彩，反而越擦越亮了。它以自己健美的姿容，彰显着红色经典的顽强生命力。
　　梁斌没有辜负文坛朋友们的期望。他终于写出一部在中国文学史上站得住、留得下的长篇巨著。他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人生价值总要在人类事业中体现。作家的生命必然随艺术而延伸。正如有的文学理论家所说，一个作家写出一个为读者永记的典型人物，那就不虚度此生了。就作家梁斌而言，朱老忠活着，《红旗谱》就会活着；《红旗谱》活着，作家就会伴随此书而得到永生。梁斌一生为文学艺术做出的努力，做出的探求，及其在努力探求中取得的辉煌业绩，必将被人民永远记在心里。
　　在纪念梁斌百年诞辰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应当是认真思考一下：当年，一部小说《红旗谱》的出版，何以引发那样强烈的社会反响？一个农民形象朱老忠何以走进几代人的心中？时过50多年，梁斌及其小说又何以仍然为文学史家、理论家热切关注？
　　围绕这些问题，理论家们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已经做过许多深入而广泛的探讨，发表了许多颇具见地的意见。结论虽然不同，我们却可以从这些不同中找出根本上相同的一点，那就是梁斌在小说创作的实践中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为人民而写作，努力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艺术，真正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作家。不同的作家有着不同的追求。作为一个作家，写什么，怎么写，自然有其选择的自由与权力。但是，不同的选择下所写出的作品却也有高下文野之分。
　　梁斌出生在辛亥革命之后，“五四”运动之前。他的半生是在神州大地风云变幻中度过的。他深知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疾苦，他经历过国家民族遭受外敌侵略的苦难。他从13岁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进行的伟大革命。他手中的笔和战争年代他手中的枪一样，是战斗的武器。这样的笔，不可能去写为艺术而艺术的东西，更不会去写只求消遣和娱乐的东西。他所关注的必然是人民的命运和为摆脱悲惨命运而奋起抗争的人。他所崇尚的必然是中华民族历代推崇的不畏强暴，前赴后继，舍身忘我的斗争精神。因此，他初上文坛的试笔之作《鹞与麻雀》就流露出团结抗争的思想。他在北京“左联”时期所写的散文和杂文更显出追求真理的骨气和锋芒。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身为新世纪剧社社长兼编导，创作、导演了《爸爸做错了》《血洒卢沟桥》等批判投降主义，歌颂抗日英雄的戏剧。新中国建立之后，当亿万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满怀对革命英雄的敬意，回顾民主革命漫长历史的时候，他又倾注平生的心血，写出几乎概括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全过程的史诗般作品《红旗谱》系列，把一个诚朴仁厚，慷慨侠义，铁骨铮铮的朱老忠推到读者面前。其深受欢迎，广为轰动，应属必然。
　　文学关注了时代，时代才可能关注文学。作品贴近了人民，人民才能对作品张开双臂。《红旗谱》受到读者和评论家们的广泛关注与好评，说到底就是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步的结果。
　　文艺作品的生命力取决于生活气息的浓淡。纸扎的花朵，再艳丽也不过是碎纸的组合，是不可能散发出芳香的。《红旗谱》中所写朱老忠、严志和、运涛、春兰等人物之所以还活在读者的心里，是因为他们有血有肉有性格，是因为他们栩栩如生。
　　梁斌说过，写小说只是“观察”生活不行，必须投入时代的洪流，置身生活之中，深刻“体验”才行。诚哉，斯言！
　　《红旗谱》所写人物，一个个有生有气，呼之欲出，想其原因是作者对生活中人深刻体察的结果。翻阅一下《一个小说家的自述》，看一看《红旗谱》所写，便不难明白，小说《红旗谱》所写重大事件，多为梁斌所亲历。故乡农民的反割头税斗争，他参与过串联发动；二师学潮驱逐反动校长，他曾登高演讲，伸张正义；“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曾和同学们一起张贴标语，参加飞行集会，反对日寇暴行；“七七”事变之后，他毅然回乡，拿起武器，参与组织了蠡县第一支抗日武装游击队；八年抗战期间，他带领新世纪剧社转战冀中，鼓舞军民斗志，六上太行山，三下白洋淀，多次冒着枪林弹雨冲过敌人封锁线……至于《红旗谱》中所描写冀中地区的风土人情，地域文化，他自幼就生活在那里，更是耳熟能详，了如指掌。了解冀中生活的读者都知道，《红旗谱》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可以找到作家据以创作的生活原型；每一个生活细节，每一个重大情节都是作家对生活的提炼与概括，绝不是凭空臆造，就连朱老忠所说的“出水再看两腿泥”也是蠡县人用以表现不服输的常用语。《红旗谱》《播火记》中那些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或故事，在生活中都可以找到依据。大概就是因为《红旗谱》的艺术真实确实是建立在生活真实之上，才使整个作品充分显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才有了恒久的生命力。
　　艺术修养是驾驭题材的能力所在。古今中外凡属写出传世之作的大作家，实际上都是饱学之士。梁斌一生读过多少书，我们没有仔细的考据。但是，仅从现有的文字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样一个脉络：梁斌自幼出生在一片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土地上，这里不只出现过很有社会影响的现代军人，也有过很有名望的画家书法家。他所生活的小村及其临近的小镇，有剧团，也常有这样那样的演出活动，特别是河北梆子、老调梆子演员还不乏名人。春冬两闲时节，还有许多说书艺人来乡表演。这使梁斌自幼就经常听书、看戏，接受了艺术的熏陶。他喜欢《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上高级小学之后，在一些共产党人的指引之下，阅读了大量进步文学书籍，特别是“五四”以后的文学作品。鲁迅、郭沫若，冰心乃至蒋光慈的小说、诗歌、散文都曾使他深受感动。考入保定第二师范以后，他不但读了《毁灭》《夏伯阳》《铁流》《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许多外国文学名著，而且读了很多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特别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使其在深受启发的同时确定了从事革命文学的方向。他在北京“左联”时期，经常坐在北京图书馆读书、看报、翻阅杂志。白天读书，晚上写作，成为青年梁斌的日常生活。期间阅读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普希金等所写大量文学作品。“七七”事变以后，他毅然回乡，投入血与火的抗日战争，也未忘记读书。特别是在1942年日寇“五一”大扫荡之后，冀中环境极为残酷的情况下，他在战斗之余仍然不忘研读文学经典。他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敌人封锁线，奔向太行山区，身上还背着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直到他提笔创作《红旗谱》之前，他还在重新阅读《水浒》《金瓶梅》《西游记》及《战争与和平》等文学名著，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
　　梁斌还有一个其他作家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他青年时期曾上山东省立剧院学习戏剧演出，从戏剧理论中学到很多观察体验模拟现实生活中各类人物言谈话语、举止动作的本事。这使他在小说创作中为人物描写增添了许多引人入胜的细节。
　　一切有影响的作品，都是作家呕心沥血的生命之作。唐代诗人所谓“吟成一句话，捻断数根须”的感叹，清代小说家所谓“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记述，就是对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的写照。梁斌创作《红旗谱》的动意，始于1935年，而小说《红旗谱》的付梓出版却已到1957年年底，其间经历了20多个春秋。《红旗谱》中的人物是随着生活的演进一个一个构思形成的。他的小说不是拿起笔来就写，而是先列出人物表，再绘制人物活动的村镇地图，并且要对使用什么语言，突出什么特色，写出什么风格做到深思熟虑，而后提笔。一经提笔便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创作之中。《红旗谱》30万字的初稿写出之后，孙犁在赞扬小说人物、语言和所写生活的基础上，对叙事方式提出修改建议。从善如流的梁斌，断然决定废弃原稿，另起炉灶，重新构思，从原稿中抽出10章，由倒叙改为直叙，铺平了写，一口气重写50万字。然后又反复修改，精练压缩，才成为读者看到的《红旗谱》，以致小说发稿之日，就成了梁斌身患重病之时。其中辛苦，不言而喻。然而，小说出版之后，他还在进行推敲。《红旗谱》每次修订，都付出作家大量心血。这已经不只是十年磨一剑了。
　　《红旗谱》声震文坛，纸贵洛阳，绝不是偶然的事情，它与作家半生心血的倾注有直接的关系。
　　真理其实都是通俗而朴素的。梁斌的成功，并没有什么神秘的诀窍。他只不过是严格按照文学创作的规律办事，于创作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创作之中又坚持全神贯注，呕心沥血，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正是因为准备很充分，工作很刻苦并且坚持矢志不移、永不懈怠的艺术追求，使他踏上了当代文坛的至高点。
　　十几年前，作家梁斌已经驾鹤西行了。然而，他那憨厚中透露刚毅的面容，他那豪放爽朗的笑声，他那稳健而果断的举止，仍然历历如在我们眼前。他一直活在读者、评论家和各界朋友们的心中。人们不会忘记《红旗谱》，也不会忘记他的文学精神。
　　《红旗谱》还会一代一代传下去，因为中国人民历来喜欢朱老忠以仁厚为基础的侠义性格。中华民族永远会崇尚朱老忠坚毅不拔，慷慨仗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伟大精神。
　　当梁老离开我们的时候，我曾经送上一纸挽联。上联是：人如松柏；下联是：文同日月。那不是出于礼貌的颂语，那是发自我内心的声音。我坚定地相信，梁斌和他的《红旗谱》将在这个世界上永存。
&&&&&&&&&&&&&&& 陈建功：其人已逝其道弥著&
　　我很遗憾自己和梁斌只有一面之缘。虽然《红旗谱》和《播火记》是我少年时代就沉迷的名著，然而直到先生病重时，我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到天津探病，始得与先生有一面之幸。记得当年一走进病房，就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全无沉疴之态。观病房四壁之上，书画新作，生机勃勃。未及收拾的画案上，纤端积润尤在，砚池幽幽送香。我当即说：“梁斌同志，一登君子堂，顿觉心寥廓啊！”先生说：“哪里哪里，我已是井底之蛙，随便消遣而已！”寥寥数语，敏捷风趣，使我几乎忘记询问他的病情。万万没有想到，几个月以后，梁斌先生竟凌云而去。此后我又到了天津，出席天津文艺界的朋友们为先生举行的追思会纪念会。拜谒先生故居时，见到了散襄军。襄军告诉我，先生辞世的前一天，依然精神矍铄，意气扬扬，他铺纸挥毫，画下了四幅写意花卉，又写下雄浑劲健的书法绝唱：“满天星斗日，一华落地来”。襄军由衷地感慨道，直到父亲去世后，他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理解了当一个人把自己的一生都融入一个不朽的事业时，他的生命将会获得何等的力量，他的心灵将拥有何等的自信！古人说，“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正因为梁斌有了这种自信，他虽然远离了我们，却又永远在我们中间。我们越读梁斌，越感受到他那峻洁的人格、雄浑的底蕴、高远的理想、深邃的思考，越觉得其人已逝其道弥著的魅力。
　　梁斌是蜚声国内外的人民作家，他一生追求进步，追求光明，是中国革命文艺工作者和优秀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作为一位左翼知识分子，先生1930年就投身“进步文艺界”。他一直坚持文学创作，笔耕不辍并取得了卓越的文学成就，留下了《红旗谱》《播火记》等一大批驰名中外的、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精品佳作。梁斌不仅以不朽的文学作品奠定了崇高的文学地位，而且以高超的画作进入当代杰出画家的行列。对于梁斌遗留的丰厚的精神遗产，天津人民不会忘记，全国人民不会忘记。
　　先生逝世以来，缅怀、纪念、研究先生的活动一直没断，比如天津就成立了“梁斌文学研究会”，设立了“梁斌文学奖”。日，我到天津蓟县参加了梁斌纪念园的落成典礼和梁斌文学奖“新苗奖”颁奖典礼，看见梁斌的书画绝笔已经被镌刻于墓碑之上。散襄军又一次动情地回忆起父亲临终前的一幕。我理解他的激动——因为就在墓碑前，站着第三届梁斌文学奖“新苗奖”的获奖者们。散襄军从这些年轻的面庞上，一定感受到了熠熠星光。看到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正沿着梁斌等老一辈作家开创的正确道路阔步前行，看到一代文学新人已卓然成材，怎能不怀念梁斌的育人之功？
　　梁斌文学奖自创立之始就带着对“满天星斗日”的殷切期待。梁斌生前，在自己勤奋笔耕的同时，曾经倾注极大的热情关心、培养和扶掖文学新人，为文学人才的成长和文学队伍的壮大，尽献了一位老作家炽热的爱心与神圣的职责。在他的关心支持下，设立了梁斌文学奖。他从自己的稿费收入中挤出经费，鼓励获奖的青少年，还以重病之身，不顾家人的反对和医生的劝阻，亲自出席了第一届文学奖的颁奖活动。他对祖国文学事业的未来充满憧憬，对青少年的发展成长充满了期待。梁斌文学奖为我国的文学事业播下了青春的火种，梁斌的文学精神，将薪火相传。
　　梁斌文学研究会多年来积极推动梁斌研究向纵深发展。2009年，我出席了天津市梁斌研究会和天津市文联、作协、中国现代文学馆、《文艺报》、南开大学联合主办的“梁斌文学艺术论坛”。这是第一次以梁斌文学艺术创作为主题的论坛，应该说是梁斌研究的深化与拓展。论坛以弘扬梁斌精神，推动梁斌研究，深入开掘梁斌文学艺术的现实意义为宗旨，就梁斌文学艺术的现实意义，梁斌研究的继承与创新，多学科、多角度开掘梁斌研究的新领域等话题展开研讨，与会各位专家学者发表了鞭辟入里的高论，论坛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使梁斌研究攀上更高的境界。
&&&&&&&&&&&&&&&&&&&& 我们的父亲梁斌
&&&&&&&&&&&&&&&&&&&&&&&&&&&&&&&&& &散襄霞 散襄军 梁燕生 梁津生
　　日是我们的父亲梁斌100周年诞辰，我们兄妹站在父亲母亲的像前，回忆起他们的人生哺育和师心教诲，倾泪而下。看着父亲母亲微笑的照片，又似感他们没有远行，就在我们身边。那时我们都还幼小，父亲定下家约，每人每天要写三篇大字、画一张画，每个星期读一本书，星期日下午要检查。每每星期日下午检查作业时，父亲不仅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大字和绘画讲评一番，还总是娓娓道来地告诉我们怎样读书，怎样去体会书中的道理。父亲母亲不仅赋予了我们的血肉之躯，还从小培养铸就了我们的理想信念和人生的航标。
　　父亲从小投身革命，11岁考入蠡县县立高小，13岁加入少共，15岁加入反帝大同盟，16岁参加震惊中外的保定二师学潮，并公开发表文学作品。19岁加入北平“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作家。20岁考入山东省立剧院表演系，创办话剧团。23岁投身抗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持枪组织救国会，组建抗日自卫军。24岁深入敌后，出任新世纪剧社社长、冀中游击十一大队政委。27岁担任冀中抗战文化联合会文艺部长和冀中文化干部学校副校长。
　　在冀中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在日寇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中，父亲三上太行山，五下白洋淀，七过枪林弹雨的封锁线，屡经命悬一线的险境。解放战争时期，父亲随军南下，参加和领导了新区的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为建立和巩固新区政权作出了贡献。
　　解放后，父亲毅然辞去新武汉日报社的行政领导职务，专业从事文学创作。许多战友劝阻他说，中国革命刚刚胜利，人们都在分享革命成果，你怎么竟要辞职呢？父亲说，从1927年参加革命至今，多少革命的仁人志士、战友、同学都为了人民的事业牺牲了，我能够活下来已经是有幸了。能够做官的人很多，我要用我的笔把那些在党的领导下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的英勇事迹写下来，留给青年一代，让他们永远不要忘记！
　　父亲的想法是如此的纯粹，又是如此的义无反顾，他说，如果写不出这部书，“我就无颜见江东父老”。从1953年起，他呕心沥血，历经四载，于1956年底完成了长篇小说《红旗谱》的创作。《红旗谱》一经问世，震动中国文坛，这是一部展现党领导的农民革命的历史画卷和壮丽史诗。茅盾先生称《红旗谱》是里程碑式的作品。郭沫若先生为《红旗谱》题辞：“红旗高举乾坤赤，别开生面宇宙新”，并为《红旗谱》再版题写书名。此时的父亲静静地躺在医院的病房中，默默地流着眼泪。他可以欣然地告慰先烈和战友们的英灵了。从上世纪30年代起，父亲就铭誓：自入团以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一棵荆棘，二师“七六”惨案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二棵荆棘，高蠡暴动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三棵荆棘，自此以后，我下定决心，怀着一生的辛酸向敌人战斗。从20世纪30年代的短篇小说《夜之交流》，20世纪40年代的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父亲》、中篇小说《父亲》，到20世纪50年代《红旗谱》系列长篇的创作——1957年11月《红旗谱》出版，1963年《播火记》出版，直至1983年《烽烟图》历经“文革”磨难出版，从酝酿到三部曲系列长篇全部出版，大约跨越了50年，可以说《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三部曲是父亲的生命之作，也是他一生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熔铸着革命追求和文学追求的心血结晶。
　　父亲生在农村，长在农民家里，从小喜欢看书，也喜欢思考。他幼年就跟着父亲下地务农，以自身的经历深切地体验到，中国农民在饱受三座大山剥削压迫的同时，还深受兵患之苦和苛捐杂税的盘剥，所以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比工人阶级更深重。
　　他在自己的创作谈里，深有所思地谈到，很多人都认为农民狭隘、自私、愚昧，但是在我看来却并非如此。特别是燕赵农民，他们一家有困难，大家来相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中国自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抗美援朝时期，在敌人的机枪下，在敌人的镇压下，无数革命志士和八路军、解放军将士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农民。所以他说：广大农民兄弟为推翻封建统治，跟着党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他们不怕流血牺牲，置自己的身家性命于不顾，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献身。这些牺牲的烈士绝大多数都是农民，面对历史和现实，我们还能说农民狭隘、自私、愚昧、短见吗？因此他要把中国农民这种本质上的伟大品格记录下来，赋予他所塑造的农民典型身上，让历史和人民永远记住他们。《红旗谱》系列长篇把中国农民跟着党翻身求解放的历史过程真实地记录下来，又以生动的文学形式表现出来，是因为父亲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和深刻理解，才会有其跨越50年的生命之作《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诸多系列长篇的问世。
　　对于农民中的女性，父亲从自己的农村和农民生活实践中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农村妇女除了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还受中国封建夫权的摧残和蹂躏。在中国农民翻身求解放的过程中，中国农村妇女的解放实际上是中国农村解放的重要一环。因此，父亲在《红旗谱》中塑造了奶奶、贵他娘、春兰、严萍、芝儿等一系列农村妇女形象。著名评论家雷达在一次谈话中讲到：“我没有想到的是，那时候梁斌同志会塑造这么多女性形象。”&&
　　父亲从1927年投身革命，参加过学潮，搞过兵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一手持枪，一手秉笔，始终战斗在第一线。一位评论家说，纵观梁斌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历史，就是两件事：革命和创作。要深入的分析就会看到梁斌革命追求和文学追求的实践基础来源于农村和农民。父亲在纪念梁斌文学创作60周年大会上，满怀深情的讲到：我永远忘不了农民父老在几十年的战斗生活中对我的影响和教育。不能忘记8年民族解放战争中，广大农民父老不怕牺牲他们的身家性命，献出他们的一切；不能忘记吃了他们多少小米；不能忘记坐了他们多少渔船；不能忘记睡了他们多少热炕头；更不能忘记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将士。没有他们对我的教育，肯定没有我这个梁斌。
　　父亲在写《红旗谱》系列长篇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思考，中国农村、农民什么时候没有苛捐杂税了，中国农村、农民就彻底解放了。他少小时就参加了家乡的反割头税运动，并在《红旗谱》中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反割头税一章。1957年《红旗谱》问世，出版社建议把这章内容删掉，父亲不同意。后来拍电影《红旗谱》也涉及到这个问题。“文革”中造反派给他出题目，一个是《红旗谱》歌颂李立三、王明路线，一个是反割头税挑动农民抗税，让他老老实实写检查，他坚决不写。“文革”之后，《红旗谱》再版，出版社还是建议把这章内容删掉，他说如果删掉我就不再版《红旗谱》了。拍摄电视连续剧《红旗谱》时，也想把这段情节删掉，想到父亲一生的坚持自有他的道理，我没同意。后来得到倡导和主持拍《红旗谱》电视连续剧的贺捷生将军的支持，保留了下来。当时的人们都认为父亲说的是天方夜谭，认为他是理想主义者。这也难怪，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靠收税来维持统治的。令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2006年中国政府取消农业税，2009年又取消了农村的一切税费。《红旗谱》预见到了这一光明的未来。因为父亲对农村、农民有着深切的了解，同时，他对党也有着深切的了解。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没不追求自身的利益，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我们党奋斗的目标。他对党的宗旨和对农民的期盼了解得太深切了，他将两者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信念——中国亿万人民所期盼的，一定是党为之奋斗的。因此说，父亲作为一个文化大家，他对历史和国情的深刻了解，使得他具有这种文化的感知性和预见性。《红旗谱》的创作成功，是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结合的产物。
　　父亲不放过任何一个读书和写作的机会。父亲5岁开始认字，旁听村学。8岁上村学期间阅读了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古文观止》《诗经》《千家诗》等。父亲12岁考入蠡县高小，这是一所进步思想活跃的学校。在这里父亲结识了早期的共产党人：国文教员刘宪曾、英语教员宋渤舟、绘画教员张化鲁。在他们的引导下，父亲开始接受革命思想，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他先后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郭沫若的《前茅》《恢复》《棠棣之花》，鲁迅的《坟》《阿Q正传》，冰心的《繁星》《春水》，蒋光慈的《冲出重围的月亮》，俄罗斯文学《毁灭》《铁流》《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屠场》《处女地》等大量进步书籍和《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立志要做一个有作为的文学家。父亲曾满怀深情地说：“母校是我一生革命征程的起点，一生文学事业的摇篮，对这里的一草一木，我都有着充分的感情。”
　　1930年秋，父亲考入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二师”是师范专科，是培养先生的地方。当时，保定“二师”已经引进西方教学体系，学生从入学起就学英语、日语、数理化，还学素描速写。保定“二师”又号称“红二师”，党团组织活跃，是保定特署党团组织的所在地。他在那里读了很多革命书籍，参加二师学潮、飞行集会，经常到工厂、农村去演讲，晚上出去贴传单，参加革命活动，宣传抗日，抵制日货等。“二师”学潮失败后，国民党通缉他，罪名是“共产主义犯”。他回到家乡，但是心底里仍然充满革命的激情，后又只身来到北平。他的老师丁浩川是北平“左联”负责人，丁浩川、路一介绍他参加了北平“左联”。他白天在图书馆看书，晚上和“左联”的战友们聚集在一起，讨论国事、写文章，先后在京津两地发表了短篇小说、杂文、散文和日本文艺理论译文几十篇文章，以文学为武器继续战斗，直到有一天他们被国民党逮捕。北京市庆祝建党90周年展览中，有一块展牌是介绍父亲梁斌的，北京党史办的同志介绍说，20世纪30年代初，丁浩川和梁斌在北平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是北平地下党和北平人民的营救，才有了建国后东北大学第一任校长丁浩川，才有了著名文学家梁斌和文学巨著《红旗谱》。
　　父亲在北平“左联”的活动受到当局的监视，他又考入山东戏剧学院专业学习京剧。当时学校设京剧和话剧课程，京剧是主科，话剧是副科，但他喜欢话剧，当时他在学校组建了一个话剧团，而且在《济南日报》副刊上开了一个专栏，倡导话剧。
　　父亲一生中，无论环境如何艰苦，始终是书不离手，在高小、在保定“二师”、在“北平左联”、在山东戏剧学院，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他一手持枪、一手秉笔，读书不停，创作不断，使得他后来到新世纪剧社工作时能够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专长。据刘光人的回忆，当时整个剧社只有一个党员就是梁斌，整个剧社只有一个人懂戏剧就是梁斌。父亲在剧社又当导演又当编剧，既教简谱又教戏剧理论，还教表演，自己还参加演出。抗战时，他编写剧本《父亲做错了》，演了1000多场，还写了冀中第一部抗战歌剧《抗日人家》。在新世纪剧社时期，父亲任社长，兼冀中游击大队政委。冀中召开文代会，他当选冀中抗战文艺联合会的文艺部长，负责整个冀中抗战群众的文化组织工作。当时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指示，剧社不能单纯的演戏，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让群众投身抗战，形成冀中抗战文化的热潮。于是他开始组织冀中抗战文化干部学校，组织几百名干部参加学习，然后又派回到各村去。当年在冀中抗战过程中，村村有剧社，形成了整个冀中的抗战文化奇观。
　　父亲自幼喜欢书法绘画，在县立高小时就榜上有名，参加革命后没有操习的环境和条件。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父亲大量临习古代书画碑帖，每天在文学创作之余，深入研习书法和国画，形成了自己独具的风格。1979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周扬同志率领中国第一个作家代表团出访日本，在代表团中有周扬、欧阳山、姚雪垠、梁斌、杨沫、冯牧等著名作家。在访问过程中，见到日本画圣东山魁夷。周扬同志介绍说，梁斌也是画家。在日本讲谈社，有日本书法家表演中国书法的悬肘悬腕功底，轮到中国作家表演，父亲就将纸卷起托在手中，表演书法上的悬肘、悬腕、悬纸，令在场的日本友人大为赞叹。
　　在绘画中，父亲临习古人，师承传统已经轻车熟路。“文革”前，家里专门有一间房子作为他的画室，里面放了他的3000千多张画作。“文革”后，他把这些临习作品摒弃掉了。他常去公园画荷花等花草的写生，他不仅要师法传统，而且师法自然，绘画风格为之一变。70岁的时候，他开创了红色文人画。父亲丰厚的文化积淀，使得他的创作绝不单纯是一个作家的行为。他从年轻时代开始就想写一部讴歌中国农民的作品，他从短篇、中篇、剧本、诗歌、散文等文学形式中不断探索，最后发现只有长篇小说才具备史诗般的容量。于是他决定从长篇上着手挖掘。他在创作谈中讲到，他整个小说的创作，特别是长篇的创作，非常艰辛。他每次完成一个阶段的创作，都像得了一场大病，整个创作过程是在不断的和主人公对话，只有创作到达了自然的境界，才找到了一种感觉，如平原走马，一泻千里。但是他又觉得有许多积郁在心的创作激情没有抒发出来，因此在后来的绘画创作中，许多在文学创作中没有表现出来的感觉以及没有宣泄出来的激情都在书画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他的绘画绝不是简单的消遣，他经常在晚上8点开始画画，一直画到半夜三四点钟。他画的文人画，是他师法传统，师法自然，更是师法心源的写照，绘画的内容多是他的人生经历和艺术思考，如他兼任的游击大队政委时参加战斗，就将这次战斗作为主体创作了《陈庄战斗》。绘画是他另一种创作形式和创作语言，他用绘画去表达自己在文化上的理念。
　　“文革”结束后，大家都回避谈“红色作家”“革命作家”，而父亲一点都不回避这个问题。他说，我是作家，但我首先是战士！作家要为真理而战，为真善美而战！所以父亲去世后，我们为他选定的墓志铭就是这句话。
　　上世纪80年代，一位西班牙的收藏家出价10万美金要买《红旗谱》手稿，以当时的汇率，差不多相当于105万元人民币，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可是父亲平淡地表示“不卖”。父亲说：我的创作是为人民的，我的手稿也属于人民。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之初，父亲每天早晨起来就整理自己的手稿，摞起的手稿的高度将近房顶。他将自己7部书的手稿全都捐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父亲一向珍爱自己的手稿。在冀中“五一”反扫荡时，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命令新世纪剧社化整为零，一部分跟着主力部队走，一部分打游击，另一部分到京津参加地下工作。父亲把手稿交给地下交通员，告诉他，“这是我所有的命根子，抗战胜利了，你还得把它还给我。”交通员就把这些东西坚壁起来，后来真的一件不少地还给了他，可惜后来父亲在南下的时候都弄丢了。
　　“文革”中，父亲被造反派抓走时，俯身在母亲耳边说，什么都可以不要，保护好我的手稿和孩子们。母亲带着我们挖开楼梯下的地板，用油布包好手稿，把它像珍藏宝贝一样深埋地下。“文革”后父亲终于解放了，回到家中时，见到4个孩子健康，自己亲如生命的手稿被保护得完好无缺，禁不住感动得失声大哭、泪流满面。
　　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际，夜已深了，此时的父亲仍在书房看书，当我们跑到书房时，强烈的地震使大地抖动，我们大喊：地震了，快跑！父亲却说：我的手稿！直到找到手稿，用白色的包袱皮包好，他才抱着手稿走下楼。父亲将手稿视同自己的生命和孩子，却义无返顾地把7部书、18000多页手稿全部奉献给人民！
　　父亲临去世前，家乡人去看望他，他问家乡怎么样，村支部书记说家乡富裕起来了，只是学校还是土坯房。他问建一所小学需要多少钱，支部书记说大致需要30万元，他听了告诉他过几天再来。几天后，支部书记和校长来了，他给了他们50万元现金，还嘱咐说不要告诉家乡的孩子们是我捐的，就告诉孩子们是县委县政府为他们捐建的。父亲去世8年后，我们去家乡采访，那位支部书记当时已经80多岁了，他说：“小学校长被南方聘走了。我也80多岁了，这个秘密一定得告诉你们，这个学校是梁斌同志捐建的。”回忆起那时候父亲总是从家里拿书画出去，每当母亲问起时，他总是说你不要管，我要做我自己的事情。学校建好了，他病重没能回去看，只是题写了“梁庄小学教学楼”。父亲的境界和想法不能简单地从我是一个革命战士、是一个领导干部、是一个作家这样的层面去理解，应该说，他形成了一个文化理念，他所创作的人物和他做的事，形成了自己的人格。
　　父亲对待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红旗谱》出书后，我们家门庭若市，父亲总是非常热情地招待来访的客人，有时家里阿姨不得不拿着一把大铁锨炒菜。父亲还定了一个规矩：来家里的直系亲属要给300块钱。那时候的300块钱可以盖4间房。至于蠡县的乡亲们，凡是来家的，也要给200块钱，所以家里总是车水马龙。他想的都是人民对他的哺育，抗日战争时期，老乡们一直掩护他们。我们家门口的一位孤老户老朱头儿，父亲经常问他够吃不，让阿姨给他送去粮票，阿姨埋怨他也不管自己家够吃不够吃，每次都让给2斤粮票和10块钱，所以“文革”时红卫兵来抄家，老朱头儿就先给我们通风报信。还有送煤的来了，父亲也让阿姨请送煤师傅进来坐坐，送煤师傅怕身上的煤灰把沙发弄脏了，父亲说沙发就是给你们坐的，你们不坐谁坐呀？还吩咐阿姨倒上好茶。每天早晨父亲从菜店路过，总要问卖菜师傅有没有困难，要不要我们帮忙解决或者反映一下问题，所以到了“文革”家中最艰难的时候，送煤的师傅来了，那时煤球100斤1块4，一家只给送200斤，我们客气说不要，钱不够了。师傅说没钱没关系，我给垫上，哐地就倒了400斤煤。造反派过来问为什么给黑五类送煤，师傅说：“我乐意送，我根红苗正，我不怕。梁老对我们那么好，我们就得给他家送煤。”父亲给予人民群众深厚的爱，人民群众又回馈给他。“文革”中，家里经受住了100多次抄家，经受了艰苦和磨难，但也从人民群众身上感受到了人世间的真善美。
&&&&&&&&&&&&&&& 傅铎：梁斌与新世纪剧社&
　　我和梁斌是同乡、同学、同事。我们都是蠡县人，同在蠡县高小读书，是同窗学友。抗日战争开始后，我们又同在新世纪剧社工作，同演一台戏，同吃一锅饭，同睡一条炕。朝夕相处5年之久，他在业务上、政治上对我帮助很大，既是良师又是益友。1942年冀中“五一”大扫荡，地区一度变质，上级根据冀中形势，决定新世纪剧社与军区火线剧社合并，梁斌即调离剧社，由区党委另行分配工作。此后，我们虽然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但在长期艰苦环境中结成的战斗友谊，使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可谓是“放下拐杖作揖，老交情了”。值此梁斌诞辰100周年盛庆之际，我就他在新世纪剧社的5年间，在业务上、思想上和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上的建树，做一个概括的追述。
　　提起梁斌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当代著名作家。他的《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等几部不朽的文学巨著，享誉中外。至于梁斌还是位多才多艺的编剧、导演、戏剧教员、文艺单位杰出的组织领导者，就鲜为人知了。
　　梁斌是1938年4月开始任新世纪剧社社长的。新世纪剧社成立于1938年初，开始隶属蠡县政府领导，6月调冀中区党委。第一任社长张春霖。张春霖不懂业务，剧社成员大部分是青年学生、小学教员，凭着一股抗战热情，自愿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剧社组成之后，找来一批反映抗战内容的剧本，可是有了剧本没有导演，怎么办呢？只好自力更生。我和郭克过去学演过一年多文明戏，就分担导演工作。过了几天，齐祖耀来了。其实他也不是行家里手，只不过是演过几天戏。就这样把戏排演出来了。由于抗战形势的需要，很快就下乡到各村巡回演出，还很受群众欢迎，可是当我们演出告一段落后，准备再继续排演新剧目，迎接新的演出任务，大家都产生了渴望提高的要求。非常羡慕军区火线剧社和四分区国防剧社，他们有王林、田园几位专业人才，能编能导。我们无此条件，一无编剧，二无导演，空有提高的愿望，没有提高的条件。恰恰在这时，梁斌为奔走抗日从外地回来，县委派他到新世纪剧社来担任社长。梁斌是抗战前的地下党员，又是山东剧院的专科学生，受过专门训练，能编能导能演，是难得的人才。他到剧社之后，马上写出两个剧本：一个叫《爸爸做错了》，一个叫《血洒卢沟桥》，并亲自担任导演。梁斌导演比我们自然高明多了，对台词、走地位，边排边讲，还做示范，是个专业的样子。两个戏在“五一”节和“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大会演出之后，颇得好评。不论在表演上、化装上、舞台布景上，确有明显提高。剧社每个人都有新的收益从而受到鼓舞。对我在过去演文明戏时养成的一套夸张的表演方法，也有所纠正。特别是《爸爸做错了》一剧，情节动人，教育深刻，成为剧社的保留剧目，久演不衰。梁斌又编剧又导演，还上戏剧课，讲戏剧概论、表演术、化装术、舞台装置。不久，又组织政治学习，他和刘纪讲《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简史》，大家都增长了知识，学的蛮有兴趣。梁斌来剧社不到半年，新世纪剧社在艺术上、政治上都有显著提高，升腾着新的气象、新的面貌。梁斌先后又创作了《抗日人家》《五谷丰登》《千里堤》等剧本。导演《哑巴吃黄连》《夏伯阳》《运粮船》《暴发》等许多剧目。他还热心提倡“话剧地方化”。认为在抗日根据地演出，对象是广大农民群众，八路军也是武装起来的农民，演出范围就是冀中平原。为使观众喜闻乐见，在舞台语言上、形象塑造上、题材选择上要有冀中特色，适合冀中人民的欣赏口味。经过几年的艺术实践，新世纪剧社创作和演出的剧目，确实富有群众性和浓厚的冀中乡土气息，深受群众欢迎。
　　1940年夏，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对梁斌说：“你们不能只是唱唱歌，演演戏，你们要像一只老母鸡，孵出一窝小鸡。”黄敬的比喻很形象，就是说新世纪剧社不仅是个专业的宣传队，还是个普及文化的工作队，把辅导群众文艺活动列入自己的工作方针。当时冀中地区的县、区、村都建立了基层文建会，大村庄开始建立村剧团，学校都有歌咏队，群众文艺活动很活跃。为进一步推动基层文艺工作的发展，培养一批文艺骨干，成为当务之急。为落实黄敬的指示，梁斌和社部几位领导刘纪、刘光人等经过研究，决定趁热打铁，马上开办一期文艺训练班。当时剧社刚从联大学习回来，在戏剧、音乐方面都有现成的教材，现趸现卖，有开办训练班的资本，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当时剧社驻在冀西，马上由梁斌带领一个招生小组，过平汉路回冀中招生，很快在无极、深泽、定县、安平、安国、博野招收了100多名青年学生、小学教员和村剧团领导骨干，带回冀西受训。在战争环境中，开办100多人的训练班，学习3个月并非轻而易举的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吃、穿、住、行都要想到做到。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身为一社之长的梁斌，这100多人的教学工作、生活管理工作的担子，压在肩上，分量不轻啊！学员从冀中带过冀西，要通过平汉铁路封锁线，都是一群没有战斗经验、刚刚走出家门的青年男女，其中还有部分十二三岁的儿童。铁路沿线碉堡成群，两侧有壕沟路障，敌人虎视眈眈，过路安全成了大事，弄不好要死人的。还有，训练班在路西山区开办，吃粮要从冀中运来，靠冀中民夫一袋一袋身背肩扛，夜间偷偷运过铁路封锁线。为吃粮问题，梁斌跑到冀中行署找徐达本主任批示。粮食虽有定量，实际难以保证。顿顿是小米菜粥、稀面条，学员普遍吃不饱。还有事先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山区农村卫生条件极差，小猪小狗在屋里喂养，粪便满院，苍蝇蚊子成群飞舞。在学习期间不少学员病倒了，拉痢疾、打摆子(疟疾)。剧社是个小单位，缺医少药，只好送军区后方医院治疗。离后方医院七八十里路，专门从剧社抽调几名演员负责筹划担架和毛驴，重病号坐担架，轻病号骑毛驴，护送住院。整个学习期间，病号不断，多时达数十人，其中一名小鬼学员由于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不幸死于医院。梁斌是训练班校长，眼看着病号越来越多，又有人死亡，心情自然十分焦急不安。病号的压力尚未缓解，新的困难又接踵而来。
　　山区气候比平原冷得早，进入9月份单衣难以御寒，学员都没带棉衣，早晚冻得嘴唇发紫，浑身发抖，难题又摆在梁斌面前。为学员的棉衣，他曾去行署徐达本主任那里求援，结果徐达本主任以短期训练班不发棉衣拒而不批。没办法，训练班只好提前返回冀中。在返回途中通过平汉路封锁线又是一关。吉凶祸福难以预测。没想到行至铁路附近，正好在百团大战之机，冀中支前的运粮大车队正向路西运粮，主力部队把铁路沿线的碉堡全部团团围住，步枪、机枪、手榴弹响成一团，威胁敌人不准下炮楼。火光闪闪，杀声阵阵，铁路上车水马龙，人欢马叫，像闹市一般，熙熙攘攘。我们正好借光大踏步地越过平汉路，没遇到任何危险。回到冀中平原，抓紧时间将学员在教学中排演的《模范公民》《参加八路军》《好儿女》《拴不住》几个戏，组织几场汇报演出。在举行结业典礼后，根据哪来哪去的原则，将学员分配回县，这批学员回去以后，都成了群众文艺活动中的骨干，推动了基层文艺的发展。
　　鉴于第一期文艺训练班的成果，学员们回去以后，能演戏，能教歌，能导演，还能讲述一些表演和识谱等方面的知识，此时冀中各地区的村剧团已迅速发展到1700多个，急需加强业务指导。1941年夏，青纱帐即将升起的时刻，在冀中平原又开办第二期文艺训练班。这期规模更大，学员达300多人，训练对象是县、区在职文艺干部、小学教员、村剧团骨干，由冀中文建会主任史立清兼任校长，梁斌为副校长，实际上还是梁斌主持全盘教学、行政和生活管理工作，教职员工还是新世纪剧社负责，在平原办这样大规模的训练班，学期3个月，也够操心费力的。游击环境流动性很大，打着游击教学，时时要提防敌人突然袭击。结果，还没到结业的时候，日寇对冀中进行了秋季大扫荡，实力大、来势凶，训练班只好暂时停课，投入反扫荡。我们在七分区二十二团一营的掩护下，由该团政治处主任赵绍昌指挥，开始打游击。几百人的队伍目标不小，敌人多路出击，奔袭合击。上有飞机侦察，下有步骑炮兵追逐，幸有青纱帐掩护，时东时西，时南时北，与敌人周旋，疲于奔命，有时休息打尖没等把饭做熟，敌人又追赶上来，只好每人在锅里挖上一碗半生不熟的小米干饭，边跑边吃。敌人后来发现我们这股队伍不像战斗部队，更加抓住不放，穷追不舍。还扬言要消灭“扛苇帘子的这股人”。什么是“扛苇帘子”的呢？夏季苍蝇蚊子多，训练班每班发了一领苇帘子，吊在门口隔挡蚊蝇，反扫荡开始，每班把苇帘子卷起来，扛在肩上打游击，几十领苇帘子扛在肩上，开始敌人没有搞清是什么武器。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敌人搞清楚了，这些人背的东西，既非机枪，更非小炮，而是几十领苇帘子，认定是没有战斗力的机关团体，所以尾随追击，不给丝毫喘息机会。有时我们出村，敌人进村，相距咫尺，形势极为严峻。赵绍昌主任为摆脱被动局面，甩掉敌人，向梁斌提出，要训练班化整为零，脱离部队，依靠青纱帐，就地分散。在这个千钧一发的瞬间，梁斌指挥大队人马以班为单位，仓促钻进路旁青纱帐里，感谢天公作美，下起滂沱大雨，才躲过敌人追击，转危为安。敌人扫荡过去了，训练班无一伤亡，老梁才松了一口气。
　　两期训练班费了不少心血，担了不少风险，培养了400余名文艺骨干，400余名文艺种子，撒在冀中平原，造成桃李满天下的局面，虽然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冀中平原上的群众文艺运动，随即开出艳丽的花朵，村剧团蓬勃发展，演出水平日渐提高。
　　梁斌还是冀中文建会文艺部长，是冀中群众文艺运动的领导人，为活跃和发展基层文艺工作，千方百计不遗余力。他又和社部几位领导同志商妥，科学安排新世纪剧社全年工作。夏秋季节冀中平原有青纱帐掩护，敌人很少对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剧社可以集中起来排戏，以演出为主。冬春季节青纱帐已倒，平原赤地千里，无天然屏障，敌人经常出击扫荡，不宜集中活动，正好化整为零，分散下乡对村剧团进行具体业务辅导。1940年和1941年两个冬季，剧社两次分成若干小组，深入县、区、村播种文艺，选重点村剧团排戏、教歌、办中型训练班，此种活动方式，对提高村剧团业务水平，增强村剧团活动的积极性很有效果，立竿见影。在我们的辅导下，村剧团的演出活动非常活跃，村村歌声不断，锣鼓喧天，演抗战戏，唱抗战歌，紧密配合根据地扩兵、征粮、支前、春耕、减租减息等中心任务，对推动救亡工作，对根据地的建设，发挥着积极作用。
　　在梁斌倡导下，新世纪剧社创办了《歌与剧》《诗与画》两个文艺刊物。两个刊物面对农村，以普及为目的，登载适合村剧团排演的剧本、歌曲和通俗易懂的街头诗抗战漫画。刊物出版后，很受群众欢迎。因为是油印，受纸张所限，每期只印500份，供不应求，一抢而空。《歌与剧》《诗与画》两个刊物不仅为基层送去珍贵的文化食粮，有戏演了，有歌唱了，大大推动基层文艺运动的发展，各地村剧团更加活跃起来。要坚持两个刊物按期出版，必须发动大家动手创作供给作品，在艺术实践的锻炼中又培养出一批剧作者、词作者、诗歌作者、歌曲作者，可谓一举两得。我本人就是由此起步的。受梁斌戏剧和小说作品中那种鲜明的民族风格、朴素的群众语言、浓郁的地方特色的影响，我写的《地头上》《回头牛》《游击小组》几个剧本都发表在《歌与剧》上，梁斌是我写作的领路人。
　　梁斌很重视政治思想建设，他到剧社不久，就开始抓建党工作，积极发展党员。1938年秋，剧社驻在任丘县出岸村一个大庙里，梁斌和我们同住在大庙的西厢房。一天，梁斌坐在草铺上和我谈心、谈工作、谈思想，我当时很敏感，意识到梁斌是在做培养新党员的工作。不久，剧社到大清河北执行演出任务，遇到敌人五路围攻，炮声隆隆，不绝于耳。当夜剧社全体同志乘几艘小船，穿过白洋淀撤回任丘，这时梁斌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带着两匹骡子，沿河堤返回。我又敏感这是工作上的考验。自然愉快地领受任务。炮声越来越近，深夜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用柳条抽着骡子屁股，一路小跑，尽管汗水湿透棉衣，朔风嗖嗖，寒噤入骨，整整跑了一夜。但一想到是党在考验，所以心里十分愉快。1939年秋，我正式被吸收入党，入党是一生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心里高兴得难以言表，入党之后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上更加积极，学习上刻苦努力，生活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一跃成为剧社的骨干。一年前新世纪剧社只有梁斌一个党员，一年之后，剧社有了党小组，成立了党支部，党的力量大大加强。梁斌很注意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小组的核心作用，党员的模范作用。坚持每周党、政、班组例会制度，表扬好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定期评选模范社员活动。由于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新世纪剧社政治空气浓厚，是个团结的集体、战斗的集体，同志间如兄如弟，像革命大家庭一样。
　　梁斌平易近人，宽容大度，心胸坦荡，身先士卒，作风民主，具有长者风范。同志们看他既是领导又是兄长，无不敬佩。
　　新世纪剧社成立于1938年初，结束在1942年后，在战火纷飞的5年里，出入于枪林弹雨，转战在日寇界线之间。既是一个演出队，又是一个工作队。足迹走遍冀中平原，受到冀中人民的厚爱和欢迎。新世纪剧社文艺方向是正确的，创作和演出是丰收的，普及群众文艺是积极的，而且是有贡献的。这些成绩的取得，除党的正确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之外，和梁斌的呕心沥血，领导有方，勤奋工作是分不开的，也是大家不能忘怀的。
&&&&&&&晓珂：《红旗谱》的版本体系、文本改写和手稿样态
　　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为代表的“红色经典”在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所展现出的频繁的文本修改潮流，既是作家完善自有文本艺术体系的审美需要，也是特定时代政治意识对文学进行强力规范的结果。单就《红旗谱》而论，其版本体系较为复杂，每个版本都有不同程度的修改，几乎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版本学谱系。它不但有初版本、再版本、三版本、四版本，还有外文版。再加上各种普及版，其版本形态就愈发变得复杂了。而在手稿版里，既有作家的亲笔手稿，又有他人的代笔手稿。对于两类手稿的识别、校勘及研究，也都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学术课题。这些版本及手稿都因受不同时期政治气候的影响，其对人物性格和命运发展的表现、对小说内容和主题的表达，都表现出了不小的差异性。查阅近十几年来的版本研究成果，学界对《红旗谱》版本谱系的研究，依然存在着争议。而对其手稿的研究囿于史料的限制，几乎是一个空白。因此，要对《红旗谱》进行全面、深入研究，搞清楚它的版本体系，特别其手稿与几个版本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郭文静、田英宣、张立、刘运涛、张金池、宋安娜等都曾对《红旗谱》的版本问题进行过梳理和研究，但他们对不同版本，特别是初版本的认定常有分歧。比如：《梁斌著作年表》(收入《梁斌作品评论集》)和《〈红旗谱〉新旧版本比较》的作者都是郭文静，一个写于前期，一个写于后期，其对《红旗谱》4个版本的认定就前后矛盾；刘运涛、张立等人对初版本时间的确认与田英宣、郭文静的认定也不一样，前者认为是1958年，后者认定为1957年。这都是源于史料困乏所致，确有再次澄清的必要，以助益《红旗谱》的接受、研究与传播。在已发表的论文中，龙瑶的《〈红旗谱〉版本研究》(硕士论文)可称为一篇集大成的、对其版本进行学理化研究的学术论文。这篇论文不但对其版本体系进行详细地梳理，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深入、客观的评介，而且还对其版本的修改情况、修改原因、修改效果进行了学理化的研究。当然，他的有关版本体系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之上。
　　笔者参考田英宣的《〈红旗谱〉的几种版本》和龙瑶的《〈红旗谱〉版本研究》，再查阅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资料，可以再次确定，并澄清如下事实：
　　《红旗谱》的初版本时间为1957年11月。中国现代文学馆作家文库藏有初版本2册，其版本情况如下：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1957年11月北京第一版，1957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韩恕设计封面，印数52000册(含精装本15500册)，定价1元3角。据此，我们可以初步确定初版本的时间为1957年11月。再查阅梁斌的著作《一个小说家的自述》，在该书第571页有这样一段话：“1957年，新历年底，《红旗谱》出书，萧也牧带着书来看我，说我没白住了医院……《红旗谱》出版，对于治病来说，是很大的助力”。这也可说明该书初版本时间就为1957年，而不是如上述几位学者所说的1958年。那么，为什么会形成初版时间为1958年1月和1957年11月这样的分歧呢？这还需从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1月的版本说起。这是因为，中青社曾经在1958年1月出版过《红旗谱》，也标注：“1958年1月北京第1版，195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印数52000册(含精装本15500册)。”学界对初版本时间的认定出现分歧，其错判的根源就在此，即错把“1958年1月北京第1版”当作初版时间了。今天，我们可以对这一现象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1958年出版的《红旗谱》的确也是初版本，不过，它是1957年初版本的复印本。只是由于出版者在标注版本信息时，没有清楚地写明初版本信息，从而引发误判现象。
　　它有4个流行的版本，分别为1957年本、1959年本、1966年本、1978年本。除了上述初版本之外，其他3个版本分别是：195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红旗谱》第二版，且为精装本，内容有所修改和增删，增加了《漫谈“红旗谱”的创作》和《附录：“红旗谱”方言土语注解》两部分内容；1966年，中青社出版第三版。关于该版时间认定情况可参考田英宣的《〈红旗谱〉的几种版本》一文；1978年4月，中青社出版第四版，郭沫若作封面题字，黄胄作封面画。第四版版权页写有“1957年12月北京第1版，1978年4月北京第18次印刷”，虽然标注了初版时间，但这个时间是有误的，应该是1957年11月，而非12月。其实，关于《红旗谱》的版本体系，其第4版书末附有梁斌写的“后记”，其中有几句话如是说：“……我根据读者意见作了两次修改，到一九六六年，共有三个版本，三个版本各有不同。但限于水平，修改得还是不够好……我是这样想：艺术是无止境的。我这本书在第三个版本上又做了一些修改，也可能还是不够好……《红旗谱》第四个版本又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期待亲爱的读者朋友对它展开热烈的讨论，继续提出意见，我当作再次修改……”这些文字也有助于我们理清《红旗谱》的版本体系。
　　除了国内的这4大版本外，《红旗谱》还有多个外文版。根据田英宣的统计，目前见到的外文版主要有：日、俄、越南引进翻译的3种，中国外文出版社组织出版翻译的英、法、西班牙3种，还有朝鲜、哈萨克两种少数民族语译本。中国现代文学馆藏有英文版、俄文版。英文版初版、二版、三版时间分别为1961年、1964年和1980年，译者为戴乃迭，黄润华作插图，共计479页。俄文版初版时间为1960年，译者为H。巴哈诺夫、H。扬诺夫斯基，由(前苏联)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共计449页。这些外文本、少数民族语本和上述4大版本相比，到底有何区别？它们在国外及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到底如何？这都是一个有待开掘，并作深入研究的学术课题。
　　中青社在2000年和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05年，都曾经再次出版过《红旗谱》。他们所依据的版本皆为1957年11月初版本。其中，中青社所依据的版本为1958年1月第1版，1962年8月北京第12次印刷本，并参考其他版次的本子。其实，1958年本也就是1957年初版本。而在所有的版本中，1957年初版本为最佳善本。这样，中青社和人文社再次出版《红旗谱》，也就为红色经典的研究、流传与普及提供了最佳文本。
　　在《红旗谱》的4个版本中，1959年本和1966年本在初版本基础上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而修改最大的当属1978年本。总体上看，《红旗谱》的修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关于朱老忠回家乡时间的修改，包括岁数、年月等；关于“脯红鸟”事件的修改；关于朱老忠回乡后思想变化过程的修改，主要是强化了党性不断觉醒的过程；关于朱老忠临终前遗愿的变化；朱老忠对张嘉庆中弹后的反应；关于严志和形象的再塑造；关于小魏的改动；关于配合党的路线、方针问题；关于批判盲动思想问题(参见龙瑶《〈红旗谱〉版本研究》)。这些修改有些是很有必要的，比如，修改朱老忠回乡时间及岁数，是出于合乎事理逻辑的需要，对小魏家庭情况及最终遭遇的修改也是合乎人性规律的。但是，有些修改是不成功的，特别是那些配合政治需要而任意拔高人物形象的修改，都是值得商榷的。
　　这是一部具有史诗性艺术价值，同时又紧跟政治形势的文学作品。自从面世以来，就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极力赞誉之声与极端批判之音。赞誉者称之为“英雄的史诗”、“气壮山河的革命史诗”、“红色经典”，贬之者称之为“反动小说”、“反革命的辩护词和自供状”、“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文革”时期对该著的批判，着眼点显然不在艺术体系，而在动辄就上纲上线的极端政治思维。比如《向反动小说〈红旗谱〉〈播火记〉开火》(《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日)。新世纪以来，类似“文革”时期的极左批判之声依然存在，对“十七年”文学的认知依然打印着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但是，其批判的着眼点已经由外转向内了，比如王彬彬的《〈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十七年文学”艺术分析之一》(《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
　　因为有其先天性的缺陷，所以必然引来批评，比如王彬彬的批判；因为仅仅配合党和国家的政治形势，所以，政治意识波动的潮汐必然在对于《红旗谱》的评价上有所反映，比如《评为王明反动路线招魂的〈红旗谱〉〈播火记〉》(冀红文)；因为有其不可取代的文学价值及文学史意义，所以必然引来赞誉和捍卫其经典地位，比如王之望、闫立飞的《“酷评”难撼经典大树》(《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1期)。但是，笔者觉得，无论否定还是肯定，都应当从学理上给予分析与评判，切不可意气用事，只凭一时之快。
　　王彬彬对《红旗谱》的某些历史细节、生活场景论证方面，从艺术角度对文本体系的分析方面(比如，对人性、人情的分析)，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是，他的分析和判断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的、近于全盘否定式的思维模式。他的批判有点类似“鸡蛋里挑骨头”，其酷评显然不具有学术建设性。另外，因为包括梁斌在内的这代作家尚不具备——事实上，他们也没有机会、没有条件深入思考文本的艺术问题——在政治与审美之间建构自足艺术体系的足够能力，或者说他们尚不能在艺术手法和审美理念方面寻找到更加切合自有经验表达的艺术形式，所以，其作品也就必然存在着一些经受不住艺术规律检验的章节，但是，我们不能不正视这样一种基本的历史事实，即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地位的整体性提高及思想意识的逐渐觉醒，第一次在国家政治层面上得到显现；其在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及翻身解放的历史意义，第一次在主流文学体系中得到集中体现。作家表现这种巨大的历史变迁及一位农民阶层的精英逐步成长为英雄的过程，尝试以史诗艺术框架书写乡土中国弃旧变新的过程，特别是记录处于最底层的农民阶级由沉默、觉醒、反抗再成为国家主人翁的演变过程，其地位及价值都是不该被轻易否定的。
　　王之望和闫立飞从“黑白不分”、“断章取义”、“真假莫变”、“思维错乱”等方面，对王彬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与批判，代表的自然是持稳健而又传统观点的学术一派，其立场和观点自然是维护《红旗谱》的经典地位和价值，对其所展开的阐释与维护也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合法性。但是，在认定、诠释其经典地位及价值时，也不能一味对其缺陷避而不谈。艺术永无止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任何企图随便贴上一枚标签，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完成经典认定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文本是一篇或一部作品的存在形式，是一个包含着特定审美意蕴、具有开放性语言结构的符号系统。很明显，它首先是一种语言结构，但它又往往不是作为一种确定意义的语言载体而存在的，而表现为更为多元的开放性，也即罗兰·巴特所言：“文本是一种延宕，其范围就是能指部分”，“文本是一个复数”，“文本只能在一种运动中，一个生成过程中被感知”(《文本与作品》)。文本可以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穿行，与其他文本交融于一体，展开对话，既可以生成意义，达成理解，也可能相互排斥，相互消解。也就是说，它的存在是独立自主的，既有着完整而丰富的表意体系，也表现出了突出的互文性。
　　以此而论，《红旗谱》也是一个自主而开放的文本，它依然等待后人去评定，去改写。作家本人通过屡次修改不能超越前文本，这就给后来者提供了对之进行再次创作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