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元代诗文
第八章　元代诗文
　　第一节　元代诗文概说　　与整个元代文学同步，元代诗文也可以延祐年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余阙说：“文之敝至宋亡而极矣。故我朝以质承之，涂彩以为素，雕琢以为朴。当是时，士大夫之习尚，论学则尊道德而卑文艺，论文则崇本实而去浮华。盖久而至于至大、延祐之间，文运方盛，士大夫始稍稍切磨为辞章。”（《柳待制文集序》，柳贯《柳待制文集》卷首）欧阳玄也说：“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诗丕变而近于古。”（《圭斋集》卷8《罗舜美诗序》）
　　元代前期的诗文作家大多有一官半职，不少人是社会地位很高、政治上位居要职的高官显宦，如刘秉忠、许衡、吴澄、王恽、姚燧、元明善、程钜夫等。显赫的政治地位和优裕的物质生活，限制了他们的创作视野。至于由金、宋入元的文士，如刘因、方回、赵孟頫、戴表元等，由于面对新王朝的政治压力，在表达怀念故国和战后民生凋敝的感慨时，也不敢过分露骨。忽必烈认为：“士不治经究心孔孟，而为赋诗，何关修身，何益为国？”“由是海内之士稍知从事实学”（姚燧《牧庵集》卷15《董文忠公神道碑》）。最高统治者对诗文创作加以贬抑，不能不影响了作家的创造性。所以，前期诗文大率延续金、宋习气，少有创新，欧阳玄说：“皇元混一之初，金、宋旧儒，布列馆阁。然其文气，高者倔强，下者委靡，时见旧习。”（《雍虞公文序》，虞集《道园学古录》卷首）金、元之际的诗风，如清人顾嗣立所说：“元诗承宋、金之季，西北倡自元遗山，而郝陵川（郝经）、刘静修（刘因）之徒继之，至中统（）、至元（）而大盛，然粗豪之习，时所不免。”（《寒厅诗话》）于是，前期南北诗人同时标举“宗唐得古”的旗帜，复古诗风逐渐兴起并形成潮流。从此以后，宗唐得古成为有元一代的诗坛风气。虞集说：“我朝混一以来，朔南暨声教，士大夫歌咏，必求正声，凡所制作，皆足以鸣国家气化之盛。”（《中原音韵序》，周德清《中原音韵》卷首）文章作家则或宗唐、或宗宋，提出了理学和古文合一的观点，促进了文章创作的发展。
　　元代延祐年间以后，诗文渐趋兴盛。苏天爵说：“延祐以来，则有蜀郡虞公、浚仪马公，以雅正之音鸣于时，士皆转相慕效，而文章之习，今独为盛矣。”（《国朝文类》卷首《国朝文类序》）戴良说：“自天历（）以来……一时作者，率皆涵淳茹和以鸣太平之鸿休，其摛辞则拟诸汉唐，说理则本诸宋儒，而学问则优游于周之未衰。学者咸宗尚之，并称之曰‘虞（集）、揭（徯斯）、柳（贯）、黄（溍）’，而本朝之盛极矣。”（《九灵山房集补编》下《夷白斋稿序》）这时南北诗风融合已成自然之势，欧阳玄说：“我元延祐以来，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诗丕变而近于古。”（《圭斋文集》卷8《罗舜美诗序》）明人胡应麟评此期诗风特征说：“皆雄浑流丽，步骤中程。然格调音响，人人如一，大概多模往局，少创新规。视宋人藻绘有馀，古淡不足。”（《诗薮》外编卷6）但是，盛之极致而衰象亦露，当时虞集已批评道：“延祐科举之兴，表表应时而出者，岂乏其人？然亦循习成弊，至于骤废骤复者，则亦有以致之者然与？于是执笔者肤浅则无所取于理，蹇涩则无所昌其辞，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陈腐，强自高者惟旁窃于异端，斯文斯道，所以可为长太息者，尝在于此也。”（《道园学古录》卷33《庐陵刘桂隐存稿序》）。其后杨维桢也说：“盛极则亦衰之始。自天历来，文章渐趋委靡，不失于搜猎破碎，则沦于剽盗灭裂，能卓然自信，不流于俗者几希矣。”（《东维子集》卷6《王希赐文集再序》）至元末，由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诗文创作的现实性大大增强，文坛上又响起慷慨激昂之音。
　　元代诗文总的情况是思想内容比较贫乏，作品题材比较狭窄，最多的是题画咏花、应酬赠答、碑传题跋之类，作家所表现的感情也大多比较肤浅质直。但元代诗文往往流溢着一种苦闷、抑郁的情绪，感慨仕途的险恶，痛心社会的黑暗，抒发失意的牢骚，向往隐逸的生活，这就给元代诗文染上了一层浓厚的时代色彩。明李东阳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顾元不可为法，所谓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耳。”（《怀麓堂诗话》）元诗开明诗宗唐之风，在文学发展史上有重要的意义。明王世贞提出有元一代无文，清李慈铭认为：“予谓元诗优于南宋，元文则远过于南宋；而明诗又胜于元，明文则远不及元。”（《越缦堂读书记·集部·别集类·雁门集》）元文超过南宋是事实，超过明代则未免过誉。　　第二节　前期诗文作家
　　元朝统一全国（1279年）以后，北方与南方的诗风不尽相同。北方诗歌源于金末赵秉文、元好问，学习苏轼，虞集说：“国初中州习赵礼部、元裕之之遗风，宗尚眉山之体。”（《傅若金诗集序》，《傅与砺诗文集》卷首）元好问以北人慷慨悲歌之风欲救南宋之失，所以屏除江西、四灵、江湖诸派，提倡遒健宏敞的风格，张扬“金人疏越跌宕之音”（欧阳玄《圭斋集》卷8《萧同可诗序》）。但元人的诗歌理想则在盛唐王、孟一派。南方诗歌承袭宋季浮靡之风而有所变化，以《国风》、《雅》、《颂》为本，要求恢复盛唐之音，诗歌风格趋向清婉深秀。戴表元说：“故欲诗格雅正，非复古不可。”（《剡源集》卷9《洪潜甫诗序》）当然，前期作家都身处金元、宋元易代丧乱之际，所以情感、感受仍大致相近，诗文作品多表现怀念故国、感叹乱世、哀伤身世、向往田园等内容，不乏一股生气，在整体上也表现出弃宋溯唐的审美取向。
　　前期北方诗文的代表作家是为王恽、姚燧、刘因。
　　王恽（），字仲谋，号秋涧，卫州汲县（今属河南）人。历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著有《秋涧先生集》。王恽尚有金源遗风，论诗提倡宗唐，尤其推崇平淡温醇的王、孟诗风。有的诗作流露对贫苦人民的同情，如《輓漕篇》、《农里叹》等；有的诗作则寄寓政治感慨，如《禹庙》等。他的写景诗如《过沙沟店》、《白峰岭》，也清新可读。如《过沙沟店》：
　　高柳长途送客吟，暗惊时序变鸣禽。清风破暑连三日，好雨宜时抵万金。远岭抱村围野色，行云随马弄轻阴。摇鞭喜入淝城界，桑柘阴浓麦浪深。（《秋涧集》卷17）
　　描写细腻生动，景物鲜明而情致清淡。王恽的词作成就较高，清人况周颐称其“清浑超逸，近两宋风格”（《蕙风词话》卷3）。如《平湖乐》：
　　秋风湖上水增波，水底云阴过。憔悴湘纍莫轻和，且高歌。　　凌波幽梦谁惊破？佳人望断，碧云暮合，道别后意如何？
　　王恽的文章学韩愈、欧阳修，尤受元好问影响（《秋涧集》卷14《遗山先生口诲》），主张“以自得有用为主，浮艳陈烂是去，方能造乎中和醇正之域”（《秋涧集》卷43《遗安郭先生文集引》）。如《烈妇胡氏传》（《秋涧集》卷49）描写一柔弱妇女，为救夫而抽刀杀虎，“知有夫，不知於菟也”，形象动人。
　　姚燧（）著有《牧庵集》，是元前期盛世之音的代表，以散文见称，吴澄《送卢廉使还朝为翰林学士序》说：“众推能文辞有风致者，曰姚曰卢。”（卢即卢挚，诗文集已散佚。）清人黄宗羲甚至说他的文章“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明文授读序》，黄百家《明文授读》卷首），称颂备至。他的文章多为碑、铭、诏、诰等应用文，很少抒情写景之作，但文风质朴平实，结构谨严，叙事简要，层次分明，文笔常有变化，气势流畅，格调高古，颇为耐读。代表作有《送雷嗣辉序》，阐说士大夫怀才未必见用；《序江汉先生事实》，描写元兵屠杀百姓的残酷；《归来堂记》，发泄对官场黑暗的不满；《序牡丹》，叙写各地牡丹情状，文字生动活泼；《书米元晖画山水》，则简当古朴。《元史》卷174本传称姚燧：“为文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舂容盛大，有西汉风，宋末弊习，为之一变”。
　　刘因（）字梦吉，初名駰，字梦骥，保定容城（今河北徐水）人。家贫教授生徒，题所居室为“静修”。至元十九年（1282）应召入朝，为承德郎、右赞善大夫，后借口母病，辞官归家，忽必烈称为“不召之臣”。著有《静修先生文集》。刘因论诗提倡风骨，标榜沉郁悲壮和清刚劲健之气。他的诗歌多流露追忆和依恋金朝的感情和对宋室灭亡的感慨，如《翟节妇诗》、《陈氏庄》、《金太子允恭墨竹》、《登武遂北城》、《塞翁行》、《武汉野老歌》、《渡白沟》、《感事》、《白马篇》、《书事》等。由于生活在蒙古统治的北方，他对宋、金时事多有与众不同的卓见。如《白沟》：
　　宝符藏山自可攻，儿孙谁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丰沛空歌海内风。赵普元无四方志，澶渊堪笑百年功。白沟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静修先生文集》卷10）
　　诗中指出北宋开国以后一贯的对外妥协政策，种下靖康南渡的祸根，精辟深刻，能言人所未能言。一些描写民生疾苦的诗歌，如《豳风图》、《送人官浙西》、《杂诗五首》、《有客》、《里社图》、《对菊》等，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刘因的七律、七古多学元好问，五古颇似陶渊明；七绝、五绝则有“诚斋体”的风味，往往富于理趣，别开生面。如：
　　马蹄踏水乱明霞，醉袖迎风受落花。怪见溪童出门望，鹊声先我到山家。（《静修先生文集》卷12《山家》）
　　邻翁走相报，隔窗呼我起：数日不见山，今朝翠如洗。（同上卷11《村居杂诗》五首其一）
　　景物优美，格调清新活泼，情境自然朴素。刘因的词作“寓骚雅于冲夷，足秾郁于平淡”（况周颐《蕙风词话》卷3），亦有特色。如《木兰花》：
　　未开常探花开未，又恐开时风雨至。花开风雨不相妨，说甚不来花下醉？　　百年托作午年计，今日不知明年事。春风欲劝座中人，一片落红当眼坠。
　　刘因的文章也有佳作，如《孝子田君墓表》揭露蒙古兵南侵金朝时残酷洗杀保州居民的罪行；《辋川图记》指责王维的失节行为，而自鸣清高；《退斋记》赞成儒者之“退”，反对老氏之“退”，借题发挥隐指当世“以术欺世而以术自免”的行为；《上宰相书》痛切陈情，极力辞官；《唯喏说》、《唯喏后说》主张做唯唯喏喏的人，暗寓无可奈何的苦衷。这些文章大多情真意切，清朗可读。
　　前期南方诗文的代表作家是戴表元、邓牧和赵孟頫。
　　戴表元（），字帅初，一字曾伯，号剡源，庆元奉化（今属浙江）人。宋咸淳七年（1271）进士，元大德八年（1304）六十一岁时，被荐为信州教授。再调婺州，因病辞归。著有《剡源集》。论诗主张宗唐得古（《剡源戴先生文集》卷9《洪潜甫诗序》），诗风“清深雅洁”，“类多伤时闵乱、悲忧感愤之辞”（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卷8小传）。如《剡民饥》、《采藤行》、《行妇怨》、《南山下行》等，咏叹民生疾苦；《感旧歌者》、《己卯岁初葺剡居》、《读书有感》等，寓有故国之思。清顾嗣立《元诗选》评道：“剡源诗律雅秀，力变宋季余习。”他着力写古诗，但律诗也卓有成就。五律大多潇洒闲适，清新自然，如《苕溪》：
　　六月苕溪路，人看似若耶。渔罾挂棕树，酒舫出荷花。碧水千塍共，青山一道斜。人间无限事，不厌是桑麻。（《剡源戴先生文集》卷29）
　　景物如画，色彩鲜明，节奏流畅，格调轻快。
　　戴表元以振起宋末萎靡文风为己任，其文清深洁雅，以记、序、题、跋等杂著为多，如《通谢张可与参政书》、《二歌者传》、《敷山记》等。送序最能代表其文风，如约作于大德（）年间《送张叔夏西游序》：
　　玉田张叔夏与余初相逢钱塘西湖上，翩翩然飘阿锡之衣，乘纤离之马，于是风神散朗，自以为承平故家贵游少年不翅也。垂及强壮，丧其行资，则既牢落偃蹇。尝以艺北游，不遇，失意。亟亟南归，愈不遇。犹家钱塘十年。久之，又去，东游山阴、四明、天台间，若少遇者。既又弃之西归。
　　于是余周流授徒，适与相值，问叔夏何以去来道途若是不惮烦耶？叔夏曰：“不然。吾之来，本投所贤，贤者贫；依所知，知者死；虽少有遇而无以宁吾居，吾不得已违之，吾岂乐为此哉？”语竟，意色不能无沮然。少焉饮酣气张，取平生所自为乐府词，自歌之，噫呜宛抑，流丽清畅，不惟高情旷度，不可亵企，而一时听之，亦能令人忘去穷达得丧所在。……嗟乎！士固复有家世才华如叔夏而穷甚于此者乎？（《剡源戴先生文集》卷13）
　　张叔夏即著名词人张炎（？）。文章描写世态炎凉，感慨易代之际文人士大夫的流离失所，深致感切，行文流转自如，极见风采。此外，如《寒光亭记》、《清峙轩记》、《秋山记》、《观鱼赋》等，亦皆清新可读。清人卢文弨称赞戴表元的文章“和易而不流，谨严而不局，质直而不俚，华腴而不淫”（《抱经堂文集》卷14《剡源集跋》）。
　　邓牧（），字牧心，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亡，隐居于余杭大涤山洞霄宫，终身不仕、不娶，自称“三教外人”，又号九鉴山人，世称“文行先生”。他主张“文章当出胸臆，自成一家”，反对“记问优赡，必欲中古人绳墨乃已”（《伯牙琴·谢皋父传》）。他的《伯牙琴》中《君道》、《吏道》两篇，统观历史，推究根本，见解透辟，语词激切。如云：
　　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故凡为饮食之侈、衣服之备、宫室之美者，非尧舜也，秦也；为分而严，为位而尊者，非尧舜也，亦秦也。后世为君者，歌颂功德，动称尧舜，而所以自为，乃不过如秦，何哉？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宋宗室秦王赵德芳后裔。至元二十四年（1287）举荐入朝，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谥文敏。著有《松雪斋集》。他的诗风也多受唐诗影响，戴表元评道：“古诗沉涵鲍、谢，自余诸作，犹傲睨高适、李翱云。”（《松雪斋诗文集序》，《松雪斋集》卷首）他身为宋宗室后裔，诗歌颇多怀念故国之作，如《和姚子静秋怀》、《钱塘怀古》等，流露出国破家亡的悲痛。《岳鄂王墓》一诗流传最广，脍炙人口：
　　鄂王墓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松雪斋集》卷4）
　　“南渡”两句，深含感慨，尤为沉痛。晚年对做官有所悔恨，每于诗中言及，如《自警》：“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惟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松雪斋集》卷5）赵孟頫是当时著名的书、画大家，题画诗也多有佳作，如《题所画梅竹赠石民瞻》：
　　故人赠我江南句，飞尽梅花我未归。欲寄相思无别语，一枝寒玉澹春晖。（《松雪斋集》卷5）
　　写得亲切动人，显出志趣的高洁。赵孟頫的散文兼重文道，碑铭讲求辞严义密，记序则追求流畅清新。　　第三节　后期诗文作家
　　元仁宗延祐（）年间以后，南北诗风逐渐融汇，崇尚唐诗，形成雅正之音。欧阳玄说：“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诗丕变而近于古。”（《圭斋文集》卷8《罗舜美诗序》）文章风气也趋于雅正，苏天爵说：“我国家平定中国，士踵金、宋余习，文辞率粗豪衰苶。……延祐以来，则有蜀郡虞公、浚仪马公，以雅正之音鸣于时，士皆转相效慕，而文章之习，今独为盛焉。”（《滋溪文稿》卷29《书吴子高诗稿后》）
　　虞集是一时的文坛领袖，领导南北作家驰骋竞进。清人称：“有元一代，作者云兴，大德、延祐以还，尤为极盛，而词坛宿老，要必以集为大宗。”（《四库全书总目》卷167《道园学古录》提要）
　　虞集（），字伯生，号邵庵、道园，祖籍仁寿（今属四川），侨居江西临川。官至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奎章阁侍书学士。著有《道园学古录》。他论诗主张“情性之正”（《道园学古录》卷35《送李伯宗序》），提倡宗唐宗古。他的诗作大都清和淡远，一派承平气象，风格严谨，声律圆熟。如名作《送袁伯长扈从上京》：
　　日色苍凉映赭袍，时巡毋乃圣躬劳。天连阁道晨留辇，星散周庐夜属櫜。白马锦鞯来窈窕，紫驼银瓮出蒲萄。从官车骑多如雨，只有扬雄赋最高。（《道园学古录》卷3）
　　诗中以“天连”形容阁道，高险并见，以“星散”状喻周庐，形象逼真，清人视为炼字范例。他有些诗也表现强烈的民族意识，如《挽文山丞相》：
　　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安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何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道园遗稿》卷3）
　　对宁死不屈的南宋忠臣文天祥充满哀悼之情，言词流畅宛转，结语尤极沉痛。
　　虞集的文章多为应酬文字，颂扬权贵，倡导理学，在延祐、至顺间极负盛名。欧阳玄说：“皇元混一之初，金宋旧儒布列馆阁，然其文气，高者崛强，下者委靡，时见旧习。”而虞集的文章则表现出“治世之音”，“一时宗庙朝廷之典册，公卿大夫之碑板，咸出其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山林之人，逢掖之士，得其赠言，如获拱璧。公之临文，随事酬酢，造次天成，初无一毫尚人之心，亦无拘拘然步趋古人之意。机用自熟，境趣自生，左右逢原，各识其职。”（《雍虞公文序》，《道园学古录》卷首）如《尚志斋说》以孟子“尚志”为旨，开篇即设喻，说：
　　亦尝观于射乎？正鹄者，射者之所志也。于是良尔弓，直尔矢，养尔气，畜尔力，正尔身，守尔法，而临之。挽必圆，视必审，发必决，求中乎正鹄而已矣。正鹄之不立，则无专一之趣乡，则虽有善器强力，茫茫然将安所施哉？况乎弛焉以嬉，嫚焉以发，初无定的，亦不期于必中者，其君子绝之，不与为偶，以其无志也。善为学者，苟知此说，其亦可以少警矣乎？夫学者之欲至于圣贤，犹射者之求中夫正鹄也。不以圣贤为准的而学者，是不立正鹄而射者也。（《道园学古录》卷9）
　　全文遣词造句，雍容典雅，中正和平，纯然“治世之音”。此外，如《陈炤小传》写宋代进士陈炤固守常州，以身殉城（《道园学古录》卷44）；《答刘桂隐书》称赏刘氏不出仕，如“霜降水涸而松柏后凋，沙砾汰除而黄金独耀”（《道园学古录》卷39）；《松友记》赞扬宋云举“屹乎独立不为势利之所移”的道德风貌（《道园学古录》卷8）；都较有特色。
　　当时与虞集齐名的诗人，有杨载（）字仲弘，范梈（）字德机，揭徯斯（）字曼硕，号称“四大家”。虞集曾说：仲弘诗如“百战健儿”，德机诗如“唐临晋帖”，曼硕诗如“美女簪花”（一作“三日新妇”），而他自己的诗则如“汉廷老吏”（一作“汉法令师”）（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4）。明胡应麟说：“‘百战健儿’，悍而苍也；‘三日新妇’，鲜而美也；‘唐临晋帖’，近而肖也；‘汉法令师’，刻而深也。”（《诗薮》外编卷6）揭徯斯对这个品评颇有异议，但虞集说：“此非集言，乃天下公论也。”可见这一提法在当时颇有影响。这些比喻虽然未必恰当，但却表现了他们的不同风格。范、揭二人的写作技巧不如虞、杨，且受到江西诗派影响，有的作品不免模仿和生硬。但范、揭诗作内容题材广泛，多触及社会上某些不合理现象，又非虞、杨所能及。清翁方纲以为“四大家”之称，不过“授虞以重其名耳”，杨、范、揭三人实在不能同虞集匹敌（《石洲诗话》卷5），这有一定道理。
　　欧阳玄（），字原功，号圭斋，本是欧阳修的同族，迁居潭州浏阳（今属湖南）。延祐二年（1315）进士，历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著有《圭斋集》。他论文主张取法欧阳修的“温柔敦厚”和苏轼的“明辩疏隽”，并独师心源（《圭斋文集》卷8《刘桂隐先生文集序》）。他的文章多为盛世之文，以应用文字为多，宋濂说：“凡宗庙朝廷雄文大册，颁示万方制诰，多出公手。……羽仪斯文，黼黻治具，公之功为最多。”（《欧阳公文集序》，《圭斋文集》卷首）如碑铭墓志之类，写得十分平实，力去浮夸，不肯涉及虚夸妄诞之言（孔齐《至正直记》）。他的短文小品艺术性较高，如《逊斋记》、《奇峰说》、《琅溪说》、《芳林记》、《弈序》等，大都清新简练，富有情趣。如《读书堂记》：
　　庐陵永和萧尚宾，为医十有一世，能根柢儒业，非但缘饰表襮而已也。六世祖子信，能属文，善胡忠简公。公予田赠金，辞；荐以官，又辞。问所欲，则曰：“富贵非所愿，但得世世子孙读书立身，以广活人之功，则亦足矣。”忠简笑曰：“君所谓薄于利而厚于徳者乎？”书“读书堂”三大字以遗之，使以勗其后人焉。至其大父震甫，号竹轩，又绎其说曰：“医道由儒书而出，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舍儒而言医，世俗之医耳。”尚宾之父徳祥，乃拓室之东偏，作读书堂，揭忠简公之扁，以志其先训焉。
　　尚宾游京师，具颠末，谒余为之记。夫儒者读书以正心术为务，医者读书尤以正心术为急。心术正则学术亦正；心术偏则学术亦偏。正则人受其赐，偏则人与已皆为所累矣。近世儒家子孙往往擢科第，人以为有阴徳行。斯阴徳自心术始，故为萧氏愿之。（《圭斋文集》卷6）
　　揭徯斯序其集，称：“其为文丰蔚而不繁，精密而不晦者，有典有则，可讽可诵”（《欧阳先生集序》，《圭斋文集》卷首）。
　　元代徙居中原的各族人，学习汉文化，此时也涌现出不少运用汉文写作的作家，如贯云石、马祖常、萨都剌、逎贤、丁鹤年、高彦敬等，其中以马、萨二人最享盛名。
　　马祖常（），字伯庸，西域雍古族人，占籍光州（今河南潢川）。元代名臣马润之子。延祐二年（1315））进士，官至御史中丞，谥文贞。著有《石田文集》。他的诗学汉魏盛唐（陈旅《石田集序》，《石田集》卷首），风格“圆密清丽”（《元史》卷143本传），对馆阁诗人群体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后生争效慕之，文章为之一变”（清顾嗣立《元诗选·马祖常小传》）。他擅长抒写各地区、各民族的风土人情以及社会状况，如《河湟书事》、《丁卯上京四绝》、《河西歌效长吉体》、《缫丝行》、《踏水车行》、《室妇叹》、《马户》、《宿迁县》等。这些诗或展示边塞风光，民情习俗，逼真如画；或关心民生疾苦，抨击大官僚、大商人荒淫无耻的生活，爱憎鲜明。马祖常尤以七绝见长，名篇如《河湟书事》：
　　阴山铁骑角弓长，闲日原头射白狼。青海无波春雁下，草生碛里见牛羊。
　　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
　　马祖常“工于文章，宏赡而精核，务去陈言，专以先秦两汉为法，而自成一家之言”（《元史》卷143本传），文风简洁新奇，朴质无华，代表作有《记河外事》、《小石山记》、《息氓传》等。元明善批评他：“子之修辞，几于古矣，然于质实则过之，于藻丽则乏矣。”（马祖常《石田文集》卷9《杨玄翁文台序》引）马祖常亦心许之。
　　萨都剌是元代最有成就和影响的诗人之一。萨都剌（约1280-约1346），字天锡，号直斋，西域答失蛮人。“答失蛮”指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也指伊斯兰教教士。因父祖出镇云代，便留居雁门（今山西代县）。泰定四年（1327）进士，历官江南行省御史台掾史、河南江北道廉访司经历、南台侍御史等职。晚年曾寓居杭州。著有《雁门集》。萨都剌的诗风清丽俊逸，亦时有豪放之作。有些诗作涉及元代社会黑暗现实，同情贫苦人民的苦难，谴责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如《过居庸关》、《鬻女谣》、《早发黄河即事》、《大同驿》、《黄河月夜》、《织女图》、《纪事》等。元末明初人称这些诗“直言时事不讳”，甚至称之为“诗史”。有些诗表达诗人为民请命，励精图治的政治思想，如《寄朱县尹》、《送广信司狱》、《旧剑》、《尘镜》等。他的山水诗颇见功力，尤其是描写塞外风光的诗篇，粗犷有致，或婉丽，或洒脱，韵味较浓。如作于元统元年（1333）的《上京即事》（《雁门集》卷3）：
　　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瓮赐诸王。（其七）
　　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酣。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其八）
　　紫塞风高弓力强，王孙走马猎沙场。呼鹰腰箭归来晚，马上倒悬双白狼。（其九）
　　萨都剌的宫词和艳情乐府，在元代诗歌中也别具一格。虞集称其“最长于情，流丽清婉，作者皆爱之” （《傅若金诗集序》，《傅与砺诗文集》卷首）。明初瞿佑也说：“萨天锡以《宫词》得名，其诗清新绮丽，自成一家，大率相类。”（《归田诗话》卷中）萨都剌诗善学李商隐，但有时不免“失之弱”（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2）。萨都剌的词作虽不多，但颇有影响，尤以《念奴娇·登石头城》、《满江红·金陵怀古》最著名。兹举后一首：
　　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　　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螀泣。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花草粹编》卷17）
　　此词立意新颖，情景交融，化诗入词，笔墨疏朗，在众多吟咏金陵的诗词中别具一格。后人曾推崇萨都剌为“有元一代词人之冠”，并非溢美之词。
　　身处元末乱世的作家，可以张翥、王冕为代表。
　　张翥（），字仲举，号蜕庵，晋宁襄陵（今属山西）人。曾任国子助教、国子祭酒、翰林学士承旨等职。著有《蜕庵诗集》、《蜕庵词》。诗歌工近体，尤以律诗最为出色，内容多忧时伤乱，可视为元王朝的挽歌，如《漷农叹》、《人雁吟》、《寄浙省参政周玉坡》、《忆维扬》、《忆姑苏》、《登六和塔》、《醉中感怀》等。“百年等是豪华尽，怕听兴亡懒问憎”、“白头一觉湖山梦，谁料繁华有劫灰”等诗句，悲凉凄怆，感慨万千。张翥的词作，有的模仿辛词，为后人推崇，如《沁园春·广陵九日，与刘士斡成元璋泛舟邗沟》、《洞仙歌·辛巳岁燕城初度》、《鹊桥仙·丙子岁予年五十，酒边戏作》等。但总体词风仍偏于婉约，代表作有《绮罗香·雨中舟次洹上》：
　　燕子梁深，秋千院冷，半湿垂杨烟缕。怯试春衫，长恨踏青期阻。梅子后馀润留寒，藕花外嫩凉消暑。渐惊他秋老梧桐，萧萧金井断蛩暮。　　薰篝须待被暖，催雪新词未稳，重寻笙谱。水阁云窗，总是惯曾听处。曾信有客里关河，又怎禁夜深风雨。一声声滴在疏篷，做成情味苦。（《蜕岩词》卷上）
　　写游子别离思乡之苦，触景生情，肝肠寸断。
　　王冕（），字元章，绍兴诸暨（今属浙江）人。出身农家，贫而好学。应进士试不第，绝意仕进。后隐居鉴湖，自号煮石山农。为人愤世嫉俗，狂放不羁，“人咸以为狂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晚年自言：“不会奔趋，不能诌佞，不会诡诈，不能干仕禄，终日忍饥过，画梅作诗，读书写字，遣兴而已！”著有《竹斋诗集》。王冕“天才纵逸，其诗多排奡遒往之气，不可拘以常格。然高视阔步，落落独行，无杨维桢等诡俊纤仄之习，在元明之间要为作者”（《四库全书总目》卷169《竹斋集》提要）。王冕诗风朴直豪放，但刻意模仿李白、杜甫，时或生硬粗糙。他创作了一批描画百姓困苦情状和战乱动荡年代的诗歌，以写实见长。如《伤亭户》写盐民之家在课税催逼下全家丧亡的悲剧；《悲苦行》写“前年鬻大女，去年卖小儿”的惨景；《江南民》写人民在差役、兵灾之下辗转呻吟；《痛哭行》写“京都大官饮酒肉，村落饥民无粒粟”；《冀州道中》刻画北方农村的贫困萧条等等。有的诗作揭露官僚富豪荒淫无耻的面目，笔锋犀利，如《对景吟》写“五陵年少郎，卖田去买青楼娼”；《吴姬曲》写“王孙公子金无限，为君一笑成飞埃”；《苦寒作》讥刺官僚好比“豺狼夹道狐兔骄”等。而他最富于个人特色的诗篇，则表达了轻视功名利禄，不甘随俗浮沉，追求清雅高洁的情怀，尤以咏梅诗著称于世。如：
　　平生固守冰霜操，不与繁花一样情。岁晏溪头春意足，是谁看得最分明？（《竹斋诗续集·素梅》）
　　我家洗砚池边树，朵朵花开澹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竹斋诗续集·墨梅》）
　　荒苔丛篠路萦回，绕涧新栽百树梅。花落不随流水去，鹤归常带白云来。买山自得居山趣，处世浑无济世才。昨夜月明天似洗，啸歌行上读书台。（《竹斋集》卷上《九里山中》）
　　元末散文不很景气，王祎《宣城贡公文集序》说：“今天子元统以来，致治为尤盛，而文学之士至于今，则遂以日继沦谢而几于寥寥矣。”（《玩斋集》卷首）他认为只有贡师泰的文章，“气充而能畅，辞严而有体，讲道学则精而不凿，陈政理则辨而不夸，诚足以成一家之言而继前人之绪矣。”贡师泰（），字泰甫，号玩斋，宣城（今属安徽）人。曾任绍兴路推官、监察御史、福建廉访使等职。著有《玩斋集》。其文平实精警，但已远逊于虞集、欧阳玄了。　　第四节　杨维桢
　　元末文坛的泰斗是杨维桢，宋濂《杨铁崖墓铭》说：“吴越诸生多归之，殆犹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余年”（《明文海》卷429）。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别署铁笛道人，晚号东维子，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泰定四年（1327）进士，官至江西等处儒学提举。元末兵乱，避地富春山，后徙居钱塘，又迁苏州、松江等地。入明，不愿出仕。著有《铁崖先生古乐府》、《复古诗集》、《东维子文集》。
　　杨维桢论诗主张写个人性情，反对元初以来在宗唐风气中出现的模拟弊端，说：“诗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则人各有诗也，得于师者，其得为吾自家之诗哉？”（《东维子文集》卷7《李仲虞诗序》）他的诗论在当时独树一帜，开明代公安派、竟陵派诗论的先声。
　　杨维桢的诗歌尤以古乐府见称于时，张雨称：“上法汉魏，而出入于少陵、二李（按，指李白、李贺）之间，故其所作古乐府辞，隐然有旷世金石声，人之望而畏者。又时出龙鬼蛇神，以眩荡一世之耳目，斯亦奇矣”（《铁崖先生古乐府序》，杨维桢《铁崖古乐府》卷首）。他的古乐府，题目多新创，题材或翻新故事，或描写世故，爱用古韵，诗风瑰奇绮丽，时称“铁体”（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或“铁崖体”（《明史》卷285本传），并因此形成“铁崖派”（《东维子文集》卷10《一沤集序》）。代表作有《庐山瀑布谣》、《皇娲补天谣》、《古愤》、《盐商行》、《贫妇谣》、《城门曲》、《食糠谣》、《鸿门会》、《五湖游》等。这些古乐府诗根柢于博学，驰骋于才情，表现出奇艳诡谲、雄健纵横的风格。如《五湖游》：
　　鸱夷湖上水仙舟，舟中仙人十二楼。桃花春水连天浮，七十二黛吹落天外如青沤。道人谪世三千秋，手把一枝青玉虬。东扶海日红桑樛，海风约住吴王洲。吴王洲前校水战，水犀十万如浮沤。水声一夜入台沼，麋鹿已无台上游。歌吴歈，舞吴剑（一作“吴钩”），招鸱夷兮狎阳侯。楼船不须到蓬丘，西施郑旦坐两头。道人卧舟吹铁笛，仰看青天天倒流。商老人，橘几奕；东方生，桃几偷；精卫塞海成瓯窭，海荡邙山漂髑髅，胡为不饮成春愁！（《铁崖古乐府》卷3）
　　诗中仙境与人世杂陈，战争与游乐更迭，时空随意转换，想象跳跃奇幻，人称“真天仙之悟民”。
　　“铁崖体”诗的出现是为了力矫时弊，清人说：“元之季年，多效温庭筠体，柔媚旖旎，全类小词。维桢以横绝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矫之。根柢于青莲、昌谷，纵横排奡，自辟町畦，其高者或突过古人，其下者亦多堕入魔趣。故文采照应一时，而弹射者亦复四起。”（《四库全书总目》卷168《铁崖古乐府》提要）此论较为公允。元后期诗家如揭徯斯、萨都剌等人已走向绮丽之途，迨至元末，效法晚唐诗体的风气日盛，但因才力薄弱，故又无法追踪李商隐、温庭筠，反而堕入萎靡。杨维桢正为此而欲振起日益卑靡的诗风，特创“铁崖体”，但也时或过于追求新异，陷入怪诞、晦涩。“铁崖体”影响深远，杨维桢自云：“吾铁门称能诗者，南北凡百余人”（《可传集序》），如张宪（约后）、郭翼（）、张昱（约）等皆属“铁崖派”诗人；明初的“吴中四士”（高启、张羽、杨基、徐贲），也都是从“铁崖体”脱胎而出的。
　　杨维桢的竹枝词、宫词和香奁诗也很著名。清人翁方纲说：“廉夫自负五言小乐府在七言绝句之上。然七言竹枝诸篇，当与小乐府俱为绝唱。刘梦得（即刘禹锡）以后，罕有伦比。而竹枝尤妙。”（《石洲诗话》）佳作有《西湖竹枝词》、《海乡竹枝歌》等。如《西湖竹枝词》（《铁崖古乐府》卷10）：
　　劝郎莫上南高峰，劝侬莫上北高峰。南高峰云北高雨，云雨相催愁杀侬。
　　湖口楼船湖日阴，湖中断桥湖水深。楼船无柁是郎意，断桥有柱是侬心。
　　石新妇下水连空，飞来峰前山万重。妾死甘为石新妇，望郎忽似飞来峰。
　　构思新巧，语言清新优美，饶有民歌韵味。杨维桢的宫词和香奁诗，则表现了他“耽好声色”的放荡性格（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3）。
　　杨维桢的文章学先秦两汉，与诗风不同，讲究文从字顺，风格朴雅精炼，宋濂说他“大肆其力于文辞，非先秦两汉弗之学。久于俱化，见诸论撰，如睹商敦周彝，云靁成文，而寒芒横逸，夺人目睛”（《杨铁崖墓铭》，《明文海》卷429）。因此，杨维桢成为明代前后七子的前驅。但他的文风与诗风略近，大抵近邪而非正，以致明初王彝作《文妖》讥诮说：“观其文，以淫词谲语，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王之道。顾乃柔媚倾衍，黛绿朱白，奄然以自媚。”如《竹夫人传》：
　　夫人竹氏，名茹，字珍珑，自号抱节君。其先为孤竹君之子，曰智，谏武王伐纣，不听。遂不食周粟，饿于首阳山。且死，召其族告曰：“吾不食死，百世后当有不食饮者，为吾女氏，以捄世之浊热。然未尝如锁子妇之隳其节也。”越若干世，为宋之元祐年，果生夫人。
　　夫人生而瘠如篾器，成将作匠之罗织。巧慧其中，玲珑空洞无他肠。又善滑稽圆转，虽与人狎，其情邈然如木偶氏。诮夫人者无螽斯分，而善之者则无内荒长舌之祸也。尝见聘赵氏子，充家奴畜之。豫章黄太史庭坚闻其人，作诗雪之，以为憩臂体膝，辱夫人，而况又奴之乎？夫人亦犯而不校。
　　夫人自以家世素清节，终耻屈身于人，铅华丝枲弗之御，虽荆钗棘簪之微，一皆弃斥。而王后嫔妃，下至公卿百执事，无不器重之。召亦无不往，然所在抱节，终身未尝少污其洁。先是得长生久视术于羿娥氏，用能辟谷导引，以应鼻祖氏之言。其踪迹诡秘，当炎而出，方秋即遁去，囊括其身，自比维有瓮人。或谓尸解，不知其终。
　　史氏曰：庄周称：“姑射山有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夫人岂其流亚欤？惟其辟谷不食饮，故老不死，人疑为女仙。后人有见于葛陂者，与壶丈人同蜕去云。（《东维子文集》卷28）
　　杨维桢一生玩世不恭，作此文盖以寓其志，文辞坦夷平实，但自有一股抑郁不平之气，贯穿其中。这种文风，正与宋濂、刘基作于元末之文相近，形成一种时代风气。